1.尽享生前身后荣的孝端文皇后
哲哲（1599～1649），清太宗皇太极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父为蒙古科尔沁贝勒莽古思。公元1636年被册封为皇后，谥号“孝端文皇后”。哲哲是后金改国号为清的第一个皇后。她恪守妇道，善良温顺，在清初继承皇位的斗争中她支持了庄妃，为福临的继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哲哲后来和顺治帝一起进关，被尊为皇太后而善终。
〇大清国的首位皇后
清入关以前，后宫之制尚不中规中矩。史书曾毫不隐讳地说，太祖草创之初，后宫没有位号，只遵循当时女真的国俗一律称作福晋，这是对当时后宫典制不完备情形的真实写照。
“福晋”为满语，含夫人之意。当时根据后妃们出身地位的不同，分为大福晋和小福晋。大福晋又称嫡福晋、正福晋，相当于后来的皇后品级，努尔哈赤后期称大妃；小福晋中有侧福晋和庶福晋的差别，侧与正对应，庶与嫡对应，地位均逊于大福晋。其中侧福晋地位稍高，相当于后来的妃品级，所以又称作侧妃。而庶福晋地位卑微，又称庶妃，相当于后来的答应、常在。从清初档案中可以看出庶妃中也是有等级差别的，像嘉穆瑚觉罗氏等一时受宠为太祖生下子女者，其地位一定高于阿济根、德因泽之流，因为后者连与汗同桌吃饭的资格都没有。清初后妃的来源不是如清入关后那样，经层层筛选秀女而来，其途径要么是遣使求聘双方自愿结亲，要么就是被当作战利品掠入后宫。终努尔哈赤一世，其后妃均未举行过册封典礼，孟古姐姐的孝慈武（高）皇后名号是其母以子贵在皇太极称帝后追封的。余者的名号也都是后世加封的，如元妃、继妃等。
天聪年间，称汗的皇太极仍遵照前朝的传统，只是有了中宫大福晋、东宫侧福晋、西宫侧福晋之分。到了其建国大清，改年号祟德，称宽温仁圣皇帝时，才开始正式举行册封后妃之礼。其中，国主大福晋相当于皇后品级，东、西宫大福晋相当于皇贵妃品级，次东、西宫侧福晋相当于贵妃品级，赐居台上五宫。同时因当时政治上的需要，五宫后妃地位最尊者全部是蒙古族女子，蒙古女子母仪天下自此始。史书评价说五宫并建，位号已明，后妃们的等级从此渐渐区分开来。但清代后妃制度的真正完备则是在清入关以后的康熙时期，这在后面会有详细叙述。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皇太极的中宫大福晋哲哲是名副其实的大清国首位皇后。
哲哲是皇太极的结发妻子。这门婚事，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定的。本来，科尔沁蒙古和努尔哈赤的关系并不好。后来，为了和明朝斗争，双方联系在了一起，关系越来越好。努尔哈赤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科尔沁蒙古王公当福晋，科尔沁蒙古王公又把自己的女儿送给皇太极做后妃。通过这种政治联姻，巩固、加强了满蒙联盟。
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四月，哲哲出嫁那天，努尔哈赤命皇太极亲自出迎。皇太极一直迎到辉发扈尔奇山城，大宴亲朋，举行了婚礼。哲哲美丽动人，端庄大方，性情温柔，待人和善，婚后与皇太极生活得十分甜蜜。当时皇太极常年东征西战，很少在家，哲哲虽感寂寞，却能体谅，给皇太极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安慰。
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八月，努尔哈赤去世，经过激烈的争夺，皇太极于当年九月继承了汗位，哲哲被封为中宫大福晋。此后，哲哲的母亲科尔沁大妃便常来盛京城看望女儿。每次这位岳母来，皇太极都要亲自迎送，并赏赐给许多金银珠宝、绫罗绸缎。
后金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四月十一日，盛京皇宫大政殿里举行隆重的登基典礼，皇太极从这一天起改称皇帝，国号改为清。皇太极登基之后，自然要加封后宫了。盛京的后宫，包括清宁宫、关雎宫、永福宫、麟趾宫和衍庆宫，均为后妃居住之处。皇太极有后妃15人，哲哲被封为清宁宫皇后；她的大侄女海兰珠被封为宸妃，居于关雎宫；小侄女布木布泰是海兰珠的妹妹，封为庄妃，居于永福宫；其他两宫来自蒙古阿霸垓部，一个为麟趾宫贵妃，一个为衍庆宫淑妃。
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这次隆重的册封后妃大典，开始于盛京皇宫的崇政殿。册封伊始，群臣毕集。皇帝升座降旨，册封礼正式启动。礼官们抬着金册金印及仪仗来到清宁宫前，哲哲率所有后妃接旨，赞礼官宣读满汉蒙三体文字的册文，诸如奉天承运宽温仁圣皇帝制曰，天地受命，一代帝王一定匹配贤后，蒙天佑得遇福晋，特赐尔金册金印，位出诸福晋之上，命为清宁宫国主大福晋等等。然后，将象征至高权力与地位的金册金印授予哲哲，哲哲跪受。此时皇帝所赐的金座椅等仪仗已摆设妥当，哲哲入座以示成为正式的一国之母。册封礼毕，礼官回祟政殿复旨。然后，册封其他四宫妃子的仪式开始，礼毕。已成为皇后的哲哲率所有后妃及固伦公主、和硕福晋（亲王之妻）、多罗福晋（郡王之妻）等出清宁宫，至崇政殿向皇帝叩头谢恩。最后，时年37岁的哲哲端坐在清宁宫前专为她搭起的黄幄内，接受后宫妃嫔以及公主、诸福晋命妇的朝贺。诸亲王、郡王、蒙古固伦额驸及汉官大臣则上表章以示庆贺，大清国的首位皇后诞生了。
〇以长者风范主持后宫
孝端文皇后既然处于中宫正位，当然应当主持后宫的事务。据史书记载，孝端文皇后仁淑端庄，能识大体，顾全大局。当时皇太极极力提高皇权，建立一整套仿照明朝宫廷礼仪的制度，孝端文皇后能够积极帮助他做好后宫内部的事务。孝端文皇后能在后宫当中很好地推行自己的想法，这不仅仅是因为她是地位最尊的中宫皇后，当时后妃大多来自孝端文皇后母族博尔济吉特氏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孝端文是庄妃等人的姑姑，当然受到她们的尊重和拥护。孝端文皇后在后宫虽然一言九鼎，但是她能够识大体、顾大局，从来不干预政事，当时约束母族的制度并不完备，这一点十分重要。皇太极有时同孝端文皇后论及赏罚的事情，孝端文总是洗耳恭听，遇事笑而不论，皇太极问她有什么意见没有，她总是说：“妾是妇人，不敢谈论国家大事！”皇太极逼着她说，她也只是笑笑，不回答。孝端文因此颇能得到皇太极的尊重。孝端文皇后贵为皇后，但是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并不想过分特殊，她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孝端文皇后治理后宫，讲求公平和谐，能够诚心待人，宽厚仁慈，皇太极虽然后妃人数很多，但是没有听说过哪位后妃因为争宠而闹出问题，后院安静，皇太极自然后顾无忧，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家大事之中。
爱屋及乌，皇太极对孝端文皇后的宠爱和尊重，当然也不会亏待她的母族。天聪年间（皇太极第一个年号，1627～1636年），皇后的母亲科尔沁大妃屡次来朝，皇太极都是亲自前去迎接，赏赉非常丰厚。崇德二年（皇太极第二个年号，1636～1643年），科尔沁大妃来朝，皇太极亲自迎接，盛宴款待，不久，皇太极又追封（死后加封爵位、官职称追封）皇后的父亲莽古思为和硕福亲王，并在他墓前立碑；封皇后母亲大妃为和硕福晋，命大学士范文程等人行册封礼。皇后一门，荣耀无比。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崩于哲哲所居的清宁宫，45岁的哲哲成了未亡人。顺治帝福临即位后，尊封哲哲为皇太后。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哲哲薨逝于北京紫禁城内的寝宫中，享年51岁。其丧礼按国丧规格操办，并于翌年与皇太极合葬在盛京昭陵。此后，哲哲即以“孝端正敬仁懿哲顺慈僖庄敏辅天协圣文皇后”的谥号升祔太庙，受到后世子孙的供奉与祭祀。
孝端文皇后哲哲一生无子，育有三女，即清太宗皇太极的皇二女、皇三女和皇八女。因为哲哲的国母身份，其3个女儿均被封为固伦公主。“固伦”在满语中是国家的意思，身份最为高贵。哲哲的长女玛喀塔于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10岁下嫁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16岁丧夫。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再嫁给额哲之弟阿布奈，生有两子，一名布尔尼，一名罗卜藏。康熙二年（公元1652年）薨，时年39岁，封号为固伦温庄长公主。哲哲次女生于天聪二年（公元1627年），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下嫁奇他特，后封多罗郡王。1998～2000年在沈阳故宫上演的“皇家礼仪大游行之皇格格下嫁”即是以她为创作原型。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76年）薨，时年59岁，封号为固伦端静长公主。哲哲的小女儿生于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下嫁土谢图亲王巴达礼长子巴雅思护朗。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82年）薨，时年也是59岁，封号为固伦端贞长公主。从时间上看，哲哲生前都看到了女儿的归宿，所嫁之人都是当时蒙古地位最高的亲王、郡王，相信她是首肯的。
关于孝端文皇后哲哲，史书上没有什么特殊的记载，但其以皇后之尊，主后宫之事并无过失。特别是其与孝庄文皇后为姑侄关系，在拥立福临即位之时，她肯定是要同庄妃站在一起的。因此，仅凭这一点哲哲就不失为一代贤后。但由于当时后宫之中宸妃海兰珠备受恩宠，孝庄文皇后又才能过人，她的这两个侄女太过抢眼了，所以，作为姑姑的哲哲被显得黯淡无光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2.未得妻贵却得母荣的孝惠章皇后
孝惠皇后，姓博尔济吉特氏，是科尔沁多罗贝勒绰尔济的女儿。崇德六年（公元1614年）十月初三日生，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六月正式册立为皇后，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玄烨即位以皇尊为皇太后，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十二月初六日去世，享年77岁。翌年四月，葬入孝东陵，谥为：孝惠仁宪端懿慈淑恭安纯德顺天翼圣章皇后。
〇嫁给了一个不该嫁的“丈夫”
顺治十年，亲政刚刚两年的福临就以皇后吴克善之女博尔济吉特氏于自己“志意不协”、“无能之人”、“为多尔衮所立，非己之意”等理由，将她废黜，降为静妃，改居侧宫。静妃来自孝庄太后的母族漠南蒙古科尔沁部，这一举动对于孝庄太后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自从皇太极以来，清朝皇室同科尔沁的联姻被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这项政策在确保科尔沁蒙古对清朝的效忠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清朝建国、入关等历次战役当中，都有科尔沁部的大力支持，清朝才能无后顾之忧。如今，清朝刚刚入关，未满十年，南明政权反抗斗争仍在持续进行，如果此时因为宫闱之事引起科尔沁部的不满，耽误剿灭南明余部的大业，会得不偿失的。于是，孝庄太后在同意顺治废后的同时，就已经胸有成竹，她要再为顺治立一位蒙古皇后。这不仅仅是为自己的母族考虑，更是为巩固满蒙一体的需要。
就在顺治废后的一个月以后，孝庄太后召见顺治皇帝，讨论册立皇后的问题。太后提出，皇后已经废去一个多月，宫中不可无主，皇上应当再行册封皇后。顺治说：“宫中嫔妃不少，可是我看都不适合为一国之母。”孝庄说：“那就下诏另行选后吧。”于是朝中传下上谕，明令“应于满洲官民，蒙古贝勒以下，大臣以上女子中选立皇后”。
一场全国范围的选美大赛在各地展开，然后合格的美女被送到了京城，结果在孝庄太后的示意下，蒙古科尔沁贝勒绰尔济的两个女儿被选入宫。按照辈分，绰尔济是孝庄的亲侄子，两位妃子是孝庄的侄孙女，那就是说，顺治和她们是叔侄女关系，这可能在辈分上有些不合适，但是满洲人并不讲究这些。一个月后，姐姐被封为皇后，即孝惠章皇后，妹妹被封为淑惠妃，她也是顺治众多妃子当中最长寿者。
孝惠章被封为皇后，是在孝庄太后的操纵下进行的。孝庄太后既要维护蒙古王公在宫中特殊的权力和地位，又要维护大清国的尊严和命脉，就选择了这位蒙古族姑娘。但是，顺治对于太后有强烈的逆反心理，对于太后中意的人事他都会条件反射的反对。这样，孝惠章皇后难免就成为顺治母子不和的牺牲品。在太后的压力下，顺治放弃选他中意的皇后人选，孝惠章虽然被推上了国母的崇高地位，可是等待她的将是一生的寡居，成为封建制度祭坛上的又一个牺牲品。
孝惠章被封为皇后，同静妃册后时候一样，也不是顺治的本意，顺治当时最喜欢的人物不是这些满洲和蒙古族姑娘，而是汉族姑娘孔四贞，定南王孔有德的女儿。早在两年以前，定南王孔有德镇守广西，与支持南明的李定国起义军大战，李定国围攻广西省城，城陷以后孔有德自杀身亡，家眷一百多人被杀，唯有女儿孔四贞（也称思贞、似贞、士贞）突围而出，奔京师哭诉其父死难事。孔四贞仪容秀美、善于骑射，深得孝庄太后的喜爱，孝庄将她留在宫中，赐给白银万两，将她同郡主一样对待，以此来安抚在前线的孔有德旧部。当时顺治正为选后的事情而郁郁寡欢，与孔四贞却是一见钟情，非常喜欢，于是向孝庄太后要求纳她为妃。孝庄鉴于孔四贞自言已经许配给偏将孙延龄，强娶恐怕会引起孔有德旧部兵变，同时也会影响蒙古同清朝的联姻关系，遂没有答应此事。她见顺治整日为此耿耿于怀，也就没有让孔四贞立即与孙延龄成婚，而是将她养在宫中，封为和硕格格（即公主），掌其父定南王之事。清廷旧制，宫内不养汉女，可是孔四贞在宫中一直住了九年，直到顺治死后的第二年，才与孙延龄完婚，移居东华门外，可见，顺治同孔四贞的关系非同一般。
新近晋封的孝惠章皇后姊妹做梦也没有料到，她们入宫受封，仅仅是一对摆在后妃位置上的偶像，顺治对她们根本就不屑一顾。孝惠章皇后姊妹入宫多年，却没有一个子女，这就是证明。顺治对待孔四贞眷顾殷殷，对新皇后却是横看斜看都不顺眼，最后竟然以皇后“虽秉心淳朴，顾又乏长才（特长及才华）”的简单理由，索性就不理睬皇后。这真是应了那句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废后奢侈虚荣、嫉妒成性，顺治讨厌她还可以理解，而孝惠章皇后品性淳朴，性情温和，顺治却嫌她没有才华，索性不理她。试问世间哪有完美之人，顺治的百般挑剔，只可以认为是对他母亲孝庄太后的不满，这里孝惠章皇后并没有过错，孝惠章皇后的悲惨命运正是顺治母子不和的牺牲品。
孝惠章皇后性情温和，简单朴素，她能够吸取前任皇后的教训，在顺治面前小心谨慎，顺治虽然不是很喜欢她，但是却没有合适的理由劝动太后允许将她废黜，所以孝惠章皇后的中宫地位得以暂时无忧。顺治十一年，也就是孝惠章皇后进宫前后，顺治遇上了董鄂氏，这是一个让他爱得发狂的女人。董鄂氏是顺治的幼弟襄亲王的福晋，顺治见到她以后，不顾一切伦理道德的约束，以皇帝之尊，逼死了自己的幼弟，把董鄂氏接到宫中。董鄂氏进宫还不到一个月，就被晋封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孝惠章皇后。董鄂妃晋升的速度，创下清代300年后妃晋升速度之首，足见顺治帝对她的宠爱。顺治还不以此为满足，他还在多种场合向臣下说，董鄂妃是最佳的皇后人选，这实际上是试探孝庄太后对于废后并且立董妃为后的意见。孝庄太后立即对于这种苗头加以压制，她绝对不允许一个非蒙古族的女子成为六宫之主。顺治见到孝庄太后的反应是如此强烈，就暂时打消了废后的念头。
在董鄂妃受宠的日子里，孝惠章皇后不过是徒有虚名的中宫皇后，在感情上得不到一点滋润，好在孝惠章皇后性情温和，能够容忍常人难以忍受的屈辱。可是顺治并没有因为孝惠章皇后的一再退让对她有好脸色看，他认为皇后倾心于太后，故对她日益不满。顺治十五年，孝庄太后生病，太后诏令董鄂妃前去服侍，董鄂妃以刚刚生产的羸弱之躯，服侍太后于病榻前。而此时皇后在宫中，对于太后的病情竟然不闻不问。顺治十分生气，他遂以皇后礼节不周为由，向皇后兴师问罪。下令停止中宫进笺表，谕令大臣议处，欲再次废黜皇后。不过此事随着董鄂妃儿子的迅速夭折和颇识大体的董鄂妃的劝阻而罢议。顺治终究没有废黜这位他并不喜欢的皇后。
顺治十七年八月，顺治帝最宠爱的妃子董鄂妃病逝，顺治为此伤心欲绝，次年正月初八就出痘身亡了。顺治死后，发布了一道“罪己诏”，列举了自己一生的十四条罪状，从不敬祖宗、不孝母后、内宠越制（主要是宠董鄂妃）、疏懒政事、重用阉人、崇汉抑满等为政之罪，到生活糜烂、自恃聪明、厚己薄人等个人生活及品质上的过失，把自己一生所作所为，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这篇“罪己诏”可以说是顺治对自己一生为政为人的深刻反省，也为后继者敲响了警钟。
〇得到了一个孝顺的“儿子”
顺治死后，皇子玄烨继承皇位。孝惠章尊为皇太后，居慈仁宫。康熙对待孝惠章太后非常的好，康熙亲生母亲孝康章皇后在康熙二年就去世了，康熙就把孝惠章太后当做母亲一样对待。康熙奉太皇太后（孝庄）拜谒孝陵（顺治陵寝），幸盛京，谒福陵（努尔哈赤陵寝）、昭陵（皇太极陵寝），出古北口避暑，到五台山拜佛，皆奉孝惠章太后同行。康熙二十二年，康熙奉太皇太后出塞，太后未侍行，康熙在途中射到了一头鹿，就命人砍掉鹿尾，用盐浸起来，并且亲自选择，命人送给在京城的太后。康熙二十六年，太皇太后生病了，太后朝夕侍奉在她身边。等到太皇太后死去，太后哭得死去活来。等到其他的后妃来的时候，太后哭得更加厉害，几乎倒到地上。孝惠章的一切，可以说是孝庄给予的，这位清初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不仅给了她孙女一生的荣耀，同时也给了她一生的痛苦。孝惠章伤心欲绝，与其说是哭太皇太后的死，不如说是哭自己的命运悲惨。康熙当然能够理解这位庶母的心，他命诸王大臣奏请太后节哀回宫，一再请求，孝惠章才答应。二十八年，康熙为奉养太后建造了宁寿新宫。
孝惠章太后同康熙帝的关系非常的好。史家向以文字简约为务，然而《清史稿》却用了九百余字的篇幅，不厌其烦地举出太后同皇上的关系是如何的好，足见母子感情之深。康熙祭陵、南巡、狩猎、去热河行宫，经常带太后随行，即使是在战争前线，仍不忘在宫中的太后。太后六十、七十大寿，康熙更是把它操办得规模空前。康熙五十六年，孝惠章太后已经七十七岁的高龄了，康熙也六十四岁了。十二月，太后感觉身体不适，正好康熙当时也有病，头晕目眩、脚底发肿，听说太后生病了，急忙赶到太后病榻前，跪下，捧太后手曰：“母后，臣在此！”太后看到皇上，抓住皇上的手，已经不能说话。皇上为了照顾太后，就在苍震门内搭起帐篷。不久，太后病逝，年七十七。皇上悲痛不已。康熙五十七年三月，葬孝陵之东，曰孝东陵。
3.福缘广聚的崇庆太后
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生于康熙三十年（公元1697年），满族镶黄族人四品典仪官凌柱之女。13岁时入侍雍和宫邸，为雍王胤禛之侧福晋。
〇疑点颇多的身世
如果是普通平民百姓，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对家庭来说可能算是一回事，但对民族、对国家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然而，乾隆皇帝却不同，乾隆的出生地同他的生母是谁密切关联。大家为什么关心乾隆的生母是谁呢？因为乾隆的母亲“出身名门”或“出身微贱”，会直接影响到乾隆及其接班人嘉庆的皇位、事业；如果乾隆的母亲是汉族人，则又关涉到更为复杂的政治问题和民族问题。乾隆的生母，正史记载为“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女”；野史传说则有多种说法，如热河宫女李金桂、内务府包衣女子、傻大姐、村姑、海宁陈氏，等等。
成书于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的萧爽的《永宪录》卷二记载：雍正元年十二月丁卯（二十二日）午刻，上御太和殿。遣使册立中宫那拉氏为皇后。诏告天下，恩赦有差。封年氏为贵妃，李氏为齐妃，钱氏为熹妃，宋氏为裕嫔，耿氏为懋嫔。
萧爽在这本书中还提出：“齐妃或云即今之崇庆皇太后。待考。”就是说，在当时就有人对乾隆的生母是谁提出了怀疑。
清朝政府有个规定，皇帝家族生儿育女，每3个月要上报一次，写明出生时间和生母。每隔10年，根据出生和死亡记录的底稿，添写一次皇室族谱，就是《玉牒》。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玉牒》和生卒记录底稿上，都清楚地写着世宗宪皇帝（雍正）第四子高宗纯皇帝（乾隆），于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由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凌柱之女诞生于雍和宫。
但是，这位钮祜禄氏究竟是何许人也？
《清高宗实录》说乾隆皇帝的生母钮祜禄氏是“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之女”。近人唐邦治先生据《玉牒》撰写了《清皇室四谱》，其中进一步说：“钮祜禄氏，弘毅公额亦都曾孙女，四品典仪追封一等承恩公凌柱女。”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十二月，刚即位的雍正皇帝册封钮祜禄氏为熹妃的册文中也说：“咨尔格格钮祜禄氏，毓质名门，扬休令问。”这样，人们很容易得出乾隆生母钮祜禄氏出身名门的印象。如果单从姓氏着眼，钮祜禄氏既然为清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曾孙女，而额亦都后人又被公认为是满洲八大世家之一，说乾隆生母钮祜禄氏“毓质名门”似乎也没有错。礼亲王昭琏在他所撰的《啸亭杂录》中对“八大家”作了如下的解释：
“满洲氏族以瓜尔佳氏直义公（费英东）之后，钮祜禄氏宏毅公（额亦都）之后，穆禄氏武勋王（扬古利）之后，纳兰氏金台吉之后，董鄂氏温顺公（何和里）之后，辉发氏阿兰泰之后，乌喇氏卜占泰之后，伊尔根觉罗氏某之后，马佳氏文襄公（图海）之后，为八大家云。凡尚主选婚，以及赏赐功臣奴仆，皆以八族为最云。”
诚如昭梿所言，瓜尔佳氏、钮祜禄氏、纳兰氏（即纳拉氏）等满洲“八大家”由于历史的原因，确实与清皇族爱新觉罗氏有着特殊密切的关系。仅以清帝后妃而论，康熙皇帝的孝昭仁皇后姓钮祜禄氏，她的妹妹钮祜禄氏也嫁给了康熙，谥温僖贵妃，雍正皇帝的熹妃，即乾隆生母姓钮祜禄氏；乾隆妃嫔中有钮祜禄氏两位；嘉庆皇帝的孝和睿皇后姓钮祜禄氏，另有恭顺皇贵妃亦姓钮祜禄氏；道光皇帝元后孝穆成皇后姓钮祜禄氏，继后孝全成皇后、成贵妃、祥妃皆姓钮祜禄氏；咸丰皇帝元后、即人们熟悉的慈安皇太后姓钮祜禄氏……有人做过统计，以人数而论，清帝皇妃中，姓钮祜禄氏者位居第二。
高阳先生在论证乾隆真正生母时，说官书所载的钮祜禄氏必“出身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钮祜禄”，所据者，就是“钮祜禄氏”被公认为“八大家”之一；孟森教授从《清史稿》“外戚表”中查出乾隆生母钮祜禄氏“祖额亦腾”，则认为“腾”即“都”之异译，钮祜禄氏系弘毅公额亦都曾孙女——这即是说，他们都是依据清朝官书，并且都是从姓氏上着眼，认为姓钮祜禄氏者必为出身满洲名门的大家闺秀。
其实，这是望文生义所犯的错误。
张采田先生则比较严谨，他在《清列朝后妃传稿》中是这样叙述乾隆生母钮祜禄氏家系的：“父凌柱，原任四品典仪、内大臣，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封一等承恩公。父吴禄。祖额亦腾，萨穆哈图子，额亦都从弟。”
这段平实的记录很重要，它告诉人们：
第一，额亦腾并非大名鼎鼎的清开国元勋额亦都，而是额亦都的“从弟”，即叔伯兄弟。
严格地说，乾隆生母钮祜禄氏是额亦腾、而非额亦都的曾孙女。
第二，乾隆生母钮祜禄氏的祖父吴禄系一白丁。
第三，乾隆生母钮祜禄氏的父亲凌柱是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乾隆皇帝刚即位尊生母为皇太后，推恩及于外祖父凌柱，才封“一等承恩公”的。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大致推出乾隆生母虽姓钮祜禄氏，但不能说她“毓质名门”。八旗社会中列入“八大家”的钮祜禄氏其实是弘毅公额亦都一支的后人。额亦都有子16人。其中栉风沐雨，佐命开基而闻于当世者，唯图尔格、车尔格、伊尔登、超哈尔、遏必隆5人而已。这五支之后，则名臣迭出，指不胜屈。至于额亦腾及其后人，则直至乾隆生母崇庆皇太后，无一人名于当世。乾隆生母钮祜禄氏之父凌柱的四品典仪、内大臣官衔可能也是钮祜禄氏封熹妃后才被恩赏的。正所谓“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戚”，更何况弘毅公额亦都的从弟额亦腾的后人呢。
清制，皇子、皇孙的婚配要由皇帝亲自指定，而指婚的范围则限在八旗世家中选定的“秀女”。顺治年间规定，每隔3年举行一次选阅秀女，届时由户部行文京中满洲、蒙汉军八旗共二十四都统，同时行文外省驻防八旗及外任旗员，将应阅女子层层上报。到选看秀女之日，由秀女所在各旗官员及秀女的亲属送到大内神武门，按照排定的序列，听候内监传入宫门，由户部及八旗官员共同阅视，凡记名者，准备再行选阅，未记名者，本家就可以自行聘嫁了。在候选的秀女中，皇帝要遴选相貌和人品俱佳、特别是出身名门的秀女，“指与某皇子或指与某皇孙”为福晋，同时还要指配侧福晋2～4名，出身自然要等而下之了。皇子、皇孙分府成婚后，府中还需侍女干些粗活，这类侍女有的也从八旗秀女中挑选、赏给，入府后谈不到给予什么名号。她们一般出身于八旗寒素之家，如外任八旗下级官吏，以至另户军士，闲散壮丁。在皇帝指婚时，最重视的当然是皇子的嫡福晋，因为皇子若承继帝位，嫡福晋自然册立为皇后；其次则重视侧福晋，如嫡福晋册立为皇后之后，不幸崩逝，侧福晋循资历而进，必继封为皇后。至于赏给皇子的执贱役的女子，则并不过多地考虑出身。乾隆的生母钮祜禄氏就是康熙皇帝未曾计较其出身，才将她赏给胤禛做丫环的。
《清皇室四谱》载乾隆生母钮祜禄氏“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四十三年，年十三赐侍世宗（雍正）藩邸”，就是钮祜禄氏13岁时由康熙赐给雍正作使女的冠冕堂皇的说法。这时雍正的爵号还是贝勒，所居府邸，即今之雍和宫，那时还只称为“贝勒府”或“四爷府”。“贝勒府”中早已有出身名门的乌喇纳拉氏为嫡福晋，两位侧福晋年氏之父为湖北巡抚年遐龄、李氏之父为知府李文烨。到了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冬，钮祜禄氏偶尔得到了一次真正“入侍”已晋升为雍亲王的胤禛的机会，第二年便生了弘历，即后来的乾隆皇帝。但钮祜禄氏在雍亲王府中的地位并未得到显著的改善，仍然习惯地被人们称为“格格”。“格格”是满洲语，《清文鉴》释为“姐姐”。“姐姐”这个略表敬意又含糊不清的名称加在为主人生了儿子的丫头身上再合适不过了。此后钮祜禄氏被王府中人呼为“格格”又持续了10余年之久，直到雍正元年十二月被封为熹妃为止。
乾隆生母钮祜禄氏为何初入侍雍正时未有嫡福晋、侧福晋名号？为何生育雍亲王第四子弘历后仍以“格格”名之？这些清官书不便解释的事实自然会令人动疑，所以高阳先生才推断说，钮祜禄氏既出身于满洲八大贵族，又于康熙五十年诞高宗，则不应不封福晋。但高阳进一步推断钮祜禄氏并非乾隆生母则有欠稳妥。这里有一个清代官方史书有意加以讳饰的原因，即乾隆生母钮祜禄氏虽有一高贵的姓氏，而其母家却早已渐渐衰微了。晚清人王闿运说乾隆生母原居承德城中，“家贫无奴婢”，13岁入京师，恰逢挑选秀女，遂同姐妹们入秀女10人之列，以“容体端颀中选”，分在雍亲王府邸。及雍亲王夏被时疾，王妃多不往，乾隆生母“奉妃命，旦夕服侍维谨，连五六旬，疾大愈，遂得留侍，生高宗”。这个说法虽有破绽，但称自己自幼家贫，13岁挑为秀女，分发到贝勒府邸作贱役，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留下侍奉雍亲王而生乾隆皇帝，应该是最接近乾隆生母家世的真相。然而，他的说法至今尚未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其实，清代有的随笔、笔记很能道出许多历史疑案，况且王闿运作为一著名学者应当不会信口开河。
〇生下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孩子
钮祜禄氏比胤禛小十二岁，她进入雍王府时，胤禛早已有妻有妾。他的嫡妻乌喇那拉氏，是内大臣费扬古之女，费扬古为正白旗人，本人因屡立战功被封一等公，家族更是显赫，令顺治帝一门心思想当和尚的孝献皇后董鄂氏就出自此间。所以这位乌喇那拉氏，连秀女都不必参选，就直接被“拴”给了康熙的皇子胤禛为嫡福晋。胤禛在迎娶了这位背景雄厚的妻子之后，康熙又将选秀中的佼佼者李氏、年氏指给他为侧福晋。
从这三名正式妻妾的生育情形来看，胤禛与乌喇那拉氏更像是合作伙伴，男女之情大部分都给予了李氏和年氏。这其中年氏之父为巡抚年遐龄，兄长年羹尧更在胤禛争夺皇位继承权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情欲与内助之功相得益彰，因此胤禛继承帝位的当年，便将年氏封为贵妃。相比之下，李氏的家族没有那么兴旺，李氏也只在雍正年间封了个齐妃。
这两名侧室都分别生下了三子一女——只是很不幸，李氏的三子中，弘盼、弘昀均夭折，弘时虽然成人却又在雍正年间死得不明不白。而年氏更可怜，三个儿子福宜、福惠、福沛连同没有留下名字的女儿，都死于襁褓之中。虽然得宠，但是作为母亲受这样的打击，还不如不得宠不生儿女的好。
雍王府里有这样高贵的妻和擅宠的妾，钮祜禄氏也就不太可能受胤禛的重视，不过她似乎也很淡然，雍王府里的另一位“格格”耿氏也和她一样，对于争宠不是那么上心。因此她们都只是在年氏李氏频频诞育儿女的间隙，各生了一个儿子而已。钮祜禄氏生的儿子名弘历，耿氏生的儿子名弘昼。
然而人生在世，一时的灿烂又怎么能算得了数！更有道是“好儿不需多”，钮祜禄氏和耿氏，她们在雍正后妃莺莺燕燕的争宠风波中，似乎一直置身事外，可老天却让她们成了笑到最后的人。
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深夜（辛卯年丁酉月庚午日丙子时），十八岁的钮祜禄氏在雍亲王府邸生下了她此生唯一的孩子弘历，也就是未来的乾隆皇帝。至于钮祜禄氏在生育前后，是不是有什么换儿内幕呢？乾隆是陈世倌或李金桂的儿子吗？
翻查清皇室的《宗人府则例》，答案是“岂有此理”。
首先，由于宗室子女直接关系到皇族血统，从顺治年间就有规定：亲王以下至辅国公以上皇族，无论正妻婢妾，一旦怀上身孕就要上报，生下了孩子，就要由宗人府派专人于降生三天内亲往查看，随后在该年正月初十以内，由长史、司礼长、典卫等官员联合签名，接生婆和在场人等都画押，具册交府编册；而镇国将军以下的闲散宗室、普通宗人，则分别由族长或首领亲往查勘。
这些宗室子女的出生证明，比如今独生子女们从医院里拿到的出生证明要严格得多，上面不但要有生父生母的家世详情，还要记录当时的生育环境，而所有见证此事查勘此事的宗室大臣族长首领，还得统统签字画押，保证绝无虚言，否则甘受严惩云云。
那么，是不是只要亲爹是宗室，孩子的妈是谁都没关系？——非也，宗室若私自与民人结亲者，照违律治罪，私生儿女要“交旗安置”，只能过普通旗人的生活，不能享受宗室觉罗应有的待遇。
王府宫廷，和寻常百姓土财主家的后院是完全两码事，换个孩子谈何容易！这样的传说竟能成立，也可算是奇事一件。
想一想，当时的胤禛正当盛年，儿子虽然夭折率高，但弘历出生时还有八岁的三哥弘时，他何必把别人的儿子弄来养？（后来我们当然知道乾隆自幼聪明而得康熙偏爱，可是刚落草的娃娃，谁又知他是愚是痴，换来干嘛。）更别说那么多宗室得在出生证上签名画押，难道哥几个都嫌命长，提着脑袋帮雍亲王撒这弥天大谎！何况钮祜禄氏并不得宠，雍王爷就算能花了牛大的功夫搞定所有见证人，也没理由帮钮祜禄氏抱儿子啊！——嫡福晋那拉氏的儿子弘晖那时刚刚夭折，要抱也得优先考虑她呀！
至于有些人说，乾隆常穿汉服，那就更不可能成为他并非雍正之子的佐证了。清入关之后，剃发易服，弄得血流成河，可是虽然不许汉人着汉装，清朝皇帝自己却往往都有穿着汉服冠帽的画像，连雍正帝本人都不例外——难道说，康熙的四阿哥、佟佳氏皇后的养子雍正帝，也是打宫外抱回来的？
总之，钮祜禄氏是乾隆的生母，应该没有疑问。
钮祜禄氏生下弘历之后，再也没有生过其他的孩子，然而她自己恐怕也不会预料到，这个孩子将给她带来怎样辉煌的未来。
〇孙子改变了儿子的命运
弘历从小长得气宇不凡，“隆准颀身”，一副福相，而且天资聪颖，六岁即能诵《爱莲说》，成了胤禛最得意的儿子。此后，雍亲王胤禛精心安排了一场祖孙会，请康熙前往自己的园林游玩，就在其中的牡丹台，将弘历隆重推出。
果然，康熙对聪明过人谈吐不凡的弘历极为喜欢，也非常看重，大喜之下说：“此子福过于予。”皇帝亲许了这个娃娃福分将要超过他的“现任”皇帝爷爷？那这该是怎样的一种承诺。
接下来，康熙又召见了钮祜禄氏。这更是非常罕有的事情，因为钮祜禄氏只不过是诸多皇子姬妾中的一个而已。
钮祜禄氏忐忑不安地拜见了自己几乎是从未谋面的公爹，正不知是怎么回事，却听康熙赞道：“你是个有福分的人啊。”这可真让钮祜禄氏受宠若惊。
更超出预想的是，接下来康熙就下令胤禛，将弘历的生辰八字送入宫中详解。
当八字算出结果之后，康熙更令人将弘历接入颐和园，安排住入澹宁堂，不久又带回皇宫，并郑重交代自己的贵妃佟佳氏亲自照看。
康熙子女多，孙子更多，有很多皇孙他自己甚至都认不明白。而在弘历之前，他只有一名皇孙得到了养育在紫禁城的待遇——废太子胤礽长子弘晳。
而弘历的出现更后来居上，很快就使得弘晳黯然失色。康熙不论是去避暑，还是去狩猎，都要把弘历带在身边，并且会让弘历的居所都紧挨着自己的居所。对于弘历的教育他更是重视，让他在宫中读书，从学于庶吉士福敏，学骑射于贝勒允禧，学枪械于庄亲王允禄。弘历也确实不负重望，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诗词理学都过目成诵，骑射功夫也都远在其他皇孙之上。
据说，康熙初次带弘历参加木兰秋狩的时候，亲自用火枪打倒了一头大熊，然后再让弘历走近去添射，意思是要让弘历从此享有孩提间“初围即获熊”的名声。谁知弘历刚刚射完回身上马，不甘就此毙命的大熊就大吼着站了起来，想要在临死之时拖个垫背的。康熙连连发枪，大熊才算是真正归西。康熙对孙子的好运惊叹不已，更对他临危不惧神色自若的表现叹为观止。他对随行的皇贵妃佟佳氏说：“这孩子真是有福之人，假如那熊早一刻立起，他一定就小命不保了。真是上天也护佑他。”
据称，从此康熙“灼然有太王贻孙之鉴，而燕翼之志益定”。也就是说，康熙因为看重弘历，而下定了传位胤禛的决心。
〇母因子而贵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清圣祖康熙在畅春园病倒了，命胤禛代行天子之职祀天，当月甲午，六十九岁的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去世。胤禛即位，为雍正帝。
雍正元年八月甲子日，雍正皇帝召见诸王大臣九卿，当众宣布自己已经定下了储君，并且将这道定储的诏书密封入锦匣，藏于养心殿正大光明匾额之后。
在办妥这件事之后，雍正才开始册封后妃。
同年十二月丁卯，册后妃的诏命下达，除了嫡妻那拉氏为皇后、重臣年羹尧之妹年氏为贵妃之外，其他“潜邸”时期的“格格”们，都只不过是封的贵人或嫔，只有钮祜禄氏，得到了仅次于年贵妃的封号：熹妃。
钮祜禄氏为什么能够后来居上，得到比侧福晋李氏还高的名分？其实早在册封之前，这个原因就已经广为人知了：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十一月十三日，雍正在选派儿子代自己前往康熙的景陵致祭时，竟把二十岁并且已做了父亲的弘时抛在一边，而选择了年仅十二岁的弘历。朝臣和宗室们都是些老狐狸，对这个风向标所代表的含义自然非常明白。答案是不言自明的：那位藏名匾额之后的储君正是弘历。
母凭子贵，也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雍正年间的朝政和皇族宗室间的斗争，绝对是风起云涌。这也毫无疑问地要影响到后宫中的妃嫔们。
所有的人都知道，年贵妃的哥哥年羹尧在雍正争位的过程中，由于手握重权，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之一，雍正即位后，他仍然手掌重兵，是权倾朝野的人物。年贵妃也因此在后宫得到了专宠。
雍正二年三月，年羹尧被封为一等公，达到了他功名的顶点。然而这样“圣眷隆重”的时候却仅仅只有几个月，雍正便开始对年羹尧频频申斥，并且还在给其他亲信大臣的密谕上告诫道：“（年羹尧与隆科多）必至不能保全，尔等皆当疏远之。”
关于年羹尧和隆科多为什么如此迅速地走向末日，多数认为是他们掌握了雍正即位前夕的太多内幕，但也有认为是他们恃功自傲大作威福，更有说年羹尧掌兵日久，有称帝之心。比如说他竟然让雍正皇帝的女婿扎萨克郡王向自己下跪、进京陛见时也要总督巡抚们跪接，皇帝尚且要时时表现一下“君则敬”，他的架势倒比皇帝还威猛。
不管怎么说，总之，朝廷之中风雨欲来，后宫之中也暗潮汹涌。年贵妃儿女频频夭折，又被这些消息所打击，很快就在雍正三年病倒了。
雍正对多年夫妻且曾经诞下四个孩子的年氏倒算是伉俪情深，为了安慰年氏，也为了“冲喜”，他下令晋封年贵妃为“皇贵妃”，并且暂缓了对年羹尧的处理。
然而冰雪聪明的年贵妃知道，再深的夫妻之情，也不可能真正救得了娘家的悲惨命运。
雍正三年十一月，曾经宠冠后宫的年贵妃在儿女尽天和对家族将要覆灭的双重绝望中病逝。
雍正顾念旧情，为年氏上谥曰“敦肃皇贵妃”。
不久，已被连贬一十八级、发往杭州看守城门的年羹尧终于还是被雍正赐死。就连探花翰林钱名世，都只因拍了年羹尧的马屁，也被雍正发回原籍，称“名教罪人”。
这个时候，离年贵妃辞世仅有一个月的时间。
雍正勤政，每天处理的政务超过四十件，批阅奏章通宵达旦，他没有声色之好，简直像个工作狂。在登基之前他已经有过八子四女，可是登基之后整整十年间后宫却只出生了两名婴儿。
同时，雍正也是出了名的刻薄人，从处理年羹尧一事就足以令人胆寒——年羹尧有罪，可也曾有功，将他贬为庶民也好或者直接赐死也好，何苦要在已经起了杀机之后还硬要先把他发去当个守门卒子？这样的羞辱实在是比死还尖刻。
在打击政敌方面，雍正不但尖刻，而且六亲不认。雍正初，他将曾与自己争位的同胞弟弟允囚禁景陵；雍正四年正月初五，正当大家都在过新年的时候，他却来了个“新年新气象”，颁布上谕，将自己当年争位的另一劲敌和硕廉亲王允禩及其同党允禟逐出宗室，允禩的嫡福晋则被强令离婚。这还没有完，雍正接着还给这两位亲弟弟起了新名字“阿其那”“塞思黑”，骂为猪拘。不久，允禩允禟便死于圈禁。
这种做法引起了不少皇族宗室的不满，而这其中便包括雍正自己的儿子弘时。
弘时在储君之事上已经对父亲十分失望，在廉亲王事件上他更是明确地表达了对叔父的同情和对父亲的不满。
儿子同情自己的政敌，这使得雍正火冒三丈。他痛斥弘时不像自己的儿子，倒像是允禩的儿子，撤去他的黄带子，赶出紫禁城，交给履亲王允祹管教（此时的允祹因为一点小事开罪了雍正，从郡王直降到了镇国公，直到乾隆即位才升到亲王）。
雍正五年丁未八月初六日申时，二十四岁的弘时在被雍正断绝父子亲情一年后，带着“年少放纵，行事不谨”的罪名死去。——而实际上，弘历也对父亲处理叔伯们的做法深为不满，只是他跟随康熙有日，因此少年老成，从来不曾表露过哪怕一个表情的不满。直等到他即位为乾隆帝之后，便立刻为早死的三哥弘时和叔伯们平反复职了。
随着弘时的死，弘时生母齐妃李氏也由当年雍王府中地位仅次于那拉氏的女人，沦为后宫中可有可无的人物。
时间再往后推移到雍正九年九月己丑日，雍正的元配嫡妻皇后乌喇那拉氏也一病归天。
不论是争宠还是富贵，没有了性命又有什么用。那拉氏、年氏，都消失成了一块牌位。雍正再怎样宠爱过她们又怎么样，他总不能让牌位来管理后宫，自己抱着牌位进寝宫！
钮祜禄氏成为雍正后宫的真正女主人，这时的她已经晋封为“熹贵妃”了。
〇对儿子影响至深
在给予乾隆皇帝一生以深刻影响的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之中，乾隆生母钮祜禄氏是不可忽视的一位。以往的研究者由于未能走出清代官方史书所设下的迷阵，因而往往把她视为无足轻重的人物。其实，要深入了解乾隆，要澄清康雍乾之际某些重大疑案，都离不开钮祜禄氏这个出身寒微而福命最好的女人。
乾隆皇帝体格健壮，寿元高厚，在中国古代帝王群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其母的遗传因素。乾隆的父亲雍正体弱多病，年58而终。乾隆同父异母兄弟9人，年幼夭折的5人，其中雍正嫡福晋乌喇纳拉氏所出者1；侧福晋年氏所出者3（年氏所生3子全夭折），侧福晋李氏所出者1：其他兄弟中“格格”耿氏所出，皇五弟弘昼活到60岁，寿数最高；唯独“格格”钮祜禄氏所生独子乾隆寿高80又9，这与钮祜禄氏不能说没有关系。
有学者已经锐敏地揭示出乾隆体健、高寿与其生母之间的联系，庄练先生在《中国历史上最具特色的皇帝》一书中说：“满清皇帝起家于关外的游猎部族，习俗尚武，虽富贵不忘其世代相传的骑射之风，所以在咸丰以前的各朝皇帝，不但他们自己都能驰骋鞍马，也以此教导他们的儿子。木兰秋弥，乃是满清皇帝经常举行的狩猎活动，皇帝和皇子们一起在山岭原野之间骑马驰突，射猎虎豹熊鹿之类的野兽，虽多危险，却也是极好的武术训练。乾隆在这种生活环境中长大成人，当然能够得到很多的训练机会，从而成为一名善于骑马征战的武士，雄伟壮健。但清朝的皇帝皇子们虽多身体强健，却决无一人能如乾隆之寿至90，而且垂老不衰，这就与各人的先天禀赋有关了。皇子们的先天禀赋，得自其母后母妃的遗传。出身富贵之家的妃嫔，不可能有强健的身体，而唯独乾隆例外，因为乾隆之生母并非一般出生于富贵之家的妃嫔，乾隆得天独厚之处，就在这里。”
这一段关于皇子们身体素质得自于其母后或母妃的遗传的论述大体是能成立的。名门闺秀多是弱不禁风的女子，而皇帝给皇子指婚时偏偏要从门弟着眼，忽略了其身体条件。雍正皇帝的嫡福晋和两位侧福晋都称得上富贵之家的仕女，而所生子女多夭折；乾隆皇帝为皇子时，雍正指八旗大姓富察氏为嫡福晋，富察氏37岁病逝，她生的两个儿子先她而夭折，另外一名侧福晋高佳氏出身内务府世家，也是中年而亡，且终生都没有生育，再一名侧福晋乌拉那拉氏母家也是八旗官员，她生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寿命不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乾隆生母钮祜禄氏出身寒微，以王府粗使丫头而上升为熹妃，幼时家境的贫苦却造就了钮祜禄氏强健的体魄，去世的前一年还在乾隆奉侍下登泰山，游幸避暑山庄，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正月以86岁高龄辞世。人的寿命长短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特别是在科学不昌明的古代，皇子也概莫能外。但一般说来，后妃身体素质好的，所生皇子多高寿；而后妃的身体素质如何，又与出身门第高下有一定联系，富贵之家鲜有健硕之女，而出身寒微者倒有可能体格坚韧。康熙皇帝相看过乾隆生母钮祜禄氏后连连说：“有福之人。”传世的《慈宁燕喜图》有乾隆为其母祝寿的画面，钮祜禄氏方面大耳，看上去完全是一副雍容华贵的老太太模样，但长得并不美。由此推测，乾隆生母身材高大、面目端正。乾隆皇帝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声如洪钟，这些显性的遗传特征大多得自子他的出身寒微的生母钮祜禄氏。其实从一些自然生理上来解释许多事情，反而更通人情。
现在似乎没有史料可以证明乾隆的性格受到了其生母的哪些遗传影响，但钮祜禄氏在雍邸中的微贱地位显然给乾隆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钮祜禄氏13岁时入雍邸为侍女，7年后生下乾隆，而又过了十余年，才被刚即位的雍正册封为熹妃，其名位仍在皇后乌喇纳拉氏、贵妃年氏和齐妃李氏之后。这时，乾隆已十二三岁了，自己生母在雍亲王府中的“格格”身份、由此而连带的自己为侍女所出的卑下处境，不能不给这个天生傲骨的少年以深深的刺激。有人曾取笑乾隆是个“立嫡迷”，却不真正了解乾隆内心的苦衷。乾隆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深深体味出，尽管是金枝玉叶，若生母卑贱，在王子群中仍要备受白眼和欺凌；他无论如何不想使密定的皇太子重复自己走过的一段苦难经历，因而一再坚持立元后嫡子为太子，直至彻底绝望才罢手。
在乾隆皇帝中年以后病态般的聚敛无厌心态中，似乎也隐隐看到其生母影响的影子。诚然，乾隆生在帝王之家，但他并不完全等同于富贵人家的纨绔子弟。他确实挥金如土，铺张浪费，以最大限度地显示富有四海的太平天子气象；但他更注重敛财，在他内心深处有一种囊括天下财宝于一身的强烈欲望。人们可以举出许多种理由对此作出解释，不过幼年时期的乾隆因生母贫贱而留下的种种不可磨灭的印象，致使他对拥有财富无止境的追求，是不应被忽略的一个因素。总之，乾隆的铺张粉饰也好，对财富的狂热追求也好，其中难免让人感到有一种暴发户的味道在里面。
而乾隆对自己的这位贫贱的母亲也有着浓厚的报恩心理，在这方面它可真是儒家孝子的典范。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崩逝，当即开示遗诏，以宝亲王、皇四子弘历即位。弘历于当天降谕尊“母妃”钮祜禄氏为皇太后，随后上皇太后尊号“崇庆”，在命礼部准备上皇太后尊号的典仪时，乾隆特别说皇太后“诞毓朕躬，恩深鞠育”。钮祜禄氏以诞育皇帝而被尊为皇太后，按宫中制度，乾隆称其母为“圣母皇太后”，有时亦称“圣母”。
〇乾隆皇帝侍母至孝
乾隆知道母亲熬个皇太后太不容易。在太后60大寿时，打算尽量铺张，以承母欢。他改清漪园（今颐和园）之瓮山为“万寿山”，在园内修“大报恩延寿寺”（今排云殿）、佛香阁。在皇太后60大寿之前，乾隆还命将大内的慈宁宫重加修葺，增加了前殿的重檐，新修了花园和佛堂，以供太后在城里居住时生活更舒适。皇太后的寿辰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往年到了这时节，京师多风雪，寒侵肌骨，但乾隆十六年自十一月初至二十五日竟无一丝风，无一丝雨，晴和暄暖，如春三月光景。十九日这天，皇上已奉太后畅游万寿山，二十四日皇太后銮舆自郊园进城，至西直门外高梁桥停跸，皇太后御大安辇进城，卤簿前导，乾隆亲骑于辇前恭引，云集北京的文武千官，以至大臣命妇、京师士女，簪缨冠帔，跪伏在大街两旁。为了烘托喜庆气氛，万寿山至西直门路旁由内务府备办各种景点，高梁桥至大内西华门，则由在京王公大臣和各省督抚分段布置，目击者对其盛况有如下精彩描述：
“十余里中，各有分地，张设灯彩，结撰楼阁。天街本广阔，两旁遂不见市尘。锦绣山河，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锦为屋，九华之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不可名状。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倔童妙伎，歌扇舞衫，后部未歇，前部已迎，左顾方惊，右盼复眩，游者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也。其景物之工，亦有巧于点缀而不甚费者。或以色绢为山岳形，锡箔为波涛纹，甚至有一蟠桃大数间屋，此皆粗略不足道。浙省出湖镜，则为广榭，中以大圆镜嵌藻井之上，四旁则小镜数万，鳞砌成墙，人一入其中，即一身化千百亿身，如左慈之无处不在，真天下奇观也。”
这一切，对王公大臣、各省督抚来说不过是为讨皇上的好以固宠，而乾隆则不过为博圣母一笑。乾隆以为母亲看了一定高兴，结果大出所料，崇庆皇太后却嫌搞得过于铺张奢华了，“甫入宫即命撤去”。这些自然可以说是乾隆好大喜功，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其孝顺之心。以后再为太后举办寿典时，乾隆便不再那么铺张了。这也反映出钮祜禄氏出身微卑，半生劳作，进而养成了不好奢华的品质。
崇庆皇太后身体康强，性又好动，乾隆每次巡幸都奉母同行。太后去世前乾隆曾四次南巡，太后每次必往，太后信佛，曾三游五台，三幸泰山，又曾至嵩山拈香，至于塞外的避暑山庄，自乾隆六年皇帝首举木兰秋狞大典，即奉太后同行，此后每次大多同行。太后出身贫寒，迷信因果，巡幸途中多行善事，施舍老弱。据说一次乾隆奉太后南巡，御舟行至山东境，济宁知州颜希深因事外出，而地方受灾急需赈恤，颜母何氏即令发官仓救济百姓，山东巡抚却以颜母违制上章弹劾。皇太后得悉此事，则以颜母有仁爱之心，不让皇帝给予处分，还召见何氏于御舟之上，赐以匾额，褒奖备至。正赶上济南知府出缺，颜希深被提升为济南知府，没过几年，又擢拔为河南巡抚。崇庆皇太后虽然深知皇上孝敬自己，确也行事谨慎，恪守祖上所传下来母后不得干政的家法。
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正月，崇庆皇太后钮祜禄氏去世。九月，乾隆发布上谕，决定明年秋间东巡祖陵。上谕还明示途中不围猎，不游玩，不摆筵宴，仅仅祭陵而已。东巡时果真如上谕所言，队伍虽然仍很壮观，但却鸦雀无声，默默赶路。途中虽有迎驾官员，也仅仅“赐茶”。由于一路未搞活动，二十几日便达永陵。68岁的乾隆一到陵园，还未达碑亭，便下舆恸哭失声。步人启运，至宝城前行礼，已哭得弓腰曲背，难能站立了。皇帝一哭，随行臣、文武百官也都得随着大哭，哭声遂震动山野。
而乾隆前两次东巡谒陵，不仅未哭，而且还得意洋洋，壮志满怀。然而后两次东巡谒陵，他却大失常态，有了哭陵的哀状。由此可见乾隆对其母的孝顺。
4.因宽厚而失权的慈安太后
钮祜禄氏（1838～1881），清文宗奕（俗称咸丰帝）皇后。父穆阳阿，官广西右江道。公元1852年册立为皇后，穆宗即位后尊为“慈安”皇太后。谥号“孝贞显皇后”。她宽厚仁爱，善良忠厚，却因此而大权旁落，虽和慈禧共同两度垂帘听政，但形同虚设，只有智斩慈禧心腹太监安德海，算是果断而大快人心。
〇清朝最节俭的皇后
钮祜禄氏是满洲镶黄旗人，出身高贵。在奕即位之前，她就在宫中侍奉皇储。但那时她只是侧室，嫡福晋是富泰之女萨克达氏。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萨克达氏病逝。道光三十年，奕即位，是为文宗，也称咸丰皇帝，晋封钮祜禄氏为孝慈皇贵妃。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钮祜禄氏被立为皇后，从此开始“母仪天下”。
钮祜禄氏在有清代所有皇后中，算得上是最勤俭、最有道德的。有时赶上她过生日，朝内外的大臣官员们为了巴结皇帝和皇后，便纷纷前来献送厚礼，钮祜禄氏一概拒绝，绝不通融。在对待人们送礼一事上，她曾这样告诫当时尚为兰贵人的叶赫那拉氏说：“我们这些人若多接受一份礼物，老百姓们就会多一份饥寒。所以，我们应该戒除这些陋习！”她平时穿的都是布衣服，帷帐、罩幕与雨披等也一律不用绣品，尤其不愿用进口的洋纺织物，说那些东西好看不中用。宫中穿用的绣鞋鞋面上的花，她都督令宫女们绣上去，而且每年必定要亲手绣一双鞋面，以此作为表率，倡导人人都干些力所能及的活。
钮祜禄皇后平时的一举一动，严格遵守封建礼法，绝没有疏漏越轨之举。夏天天气再热，她也不露出身体来，洗澡时也从不用宫女、太监们伺候，不换上礼服就不去见皇帝，坐着时腰板挺直，走动时都是慢步徐行，从不快步疾走。对待下人，她也比较和善，从不疾言厉色。她的所作所为，使她简直成了咸丰帝眼中的女圣人。一次，咸丰帝为了游乐，下令花巨款整饰圆明园等居处。为劝阻皇上的做法，一向温顺的钮祜禄氏竟拔下头上的簪子，披头散发地对咸丰帝进谏。为此，咸丰对她更为敬重。
按照清朝宫中的规矩，妃嫔以下所有女子穿的服装，都必须是窄袖长袍，不许穿裙子，头上的髻要统一梳成横长式，站时要挺直腰板。等到被册立为妃时，穿着、梳头、行动才能稍微自由一些。叶赫那拉氏初选入宫（公元1852年）刚被封为贵人时，由于不熟悉清宫里的礼制，偶尔梳过宫外满洲妇女们常梳的飞云髻，恰巧慈安皇后看到了。为此她传谕，申斥其要谨遵宫中法度。大概从这时起，兰贵人就对皇后有了不满。钮枯禄皇后却对她并无成见，在掌握妃嫔侍寝皇帝的事情上给她行了不少方便。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兵进天津，直逼通州，欲进犯北京。咸丰帝带着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和皇子载淳一行，仓皇逃到热河行宫（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咸丰帝平日沉溺于声色，纵欲过度，致使体弱多病。钮祜禄氏本性懦弱，根本无力劝止。到热河后，咸丰照样偷空出外游乐，身体越来越坏。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帝开始大量咯血，身体急剧恶化，于当月十七日在寝宫烟波致爽殿病逝，这一年，钮枯禄皇后才24岁，叶赫那拉氏也不过26岁。
咸丰帝去世后，年仅六岁的皇子载淳即皇帝位，尊封钮祜禄氏为皇太后，上徽号为“慈安”；由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是小皇帝的生母，所以也一并尊封为皇太后，上徽号为“慈禧”。小皇帝称慈安太后为“母后皇太后”，称慈禧太后为“圣母皇太后”。两宫太后居住的宫院，慈安太后居上首，坐东；慈禧太后居下首，坐西。后来她们共同垂帘听政，同样是慈安太后坐皇帝座上首（东面），慈禧从下首（西面），因此慈安太后又称东太后，慈禧太后则称西太后。
〇参与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前，朝廷主要有三股政治势力，第一股是顾命八大臣，即赞襄政务大臣，主要是在承德避暑山庄；第二股政治势力，是以恭亲王奕为首，包括他的几个兄弟和一些朝臣的奕集团，这股政治势力重点在北京；第三股政治势力是两宫太后和尚未成年的同治皇帝，持有“御赏”和“同道堂”印章的辛酉政变主要是这三股政治势力的较量和斗争。顾命大臣受到了咸丰皇帝的遗诏，可以说是正统派。于是帝后势力和恭亲王奕集团他们这个帝胤势力结合起来，共同对付顾命大臣势力。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咸丰在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去世。咸丰死之前做了三件事，第一，指定他独生子同治做皇太子，以后继承皇位。第二，就是任命了八个赞襄政务，就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他弟弟大学士肃顺，额驸、御前大臣景寿，还有四个军机大臣，就是穆荫、匡源、杜翰和焦佑瀛。还有第三，赐两枚印章，就是“御赏”和“同道堂”，“御赏”章让慈安掌握，“同道堂”的章归同治掌握，同治年幼归慈禧掌握。皇帝发布诏谕的时候，必须盖上这两枚章才能生效，这样就起到一个互相牵制作用。这三条很重要，特别是第三条，因为他给了两宫皇后最后决策的权力。咸丰在颁布遗诏的当天就去世了。第二天清廷颁诏，尊咸丰皇后和同治帝生母为太后，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即两宫太后。慈安叫“皇母皇太后”，慈禧叫“圣母皇太后”，慈安因为原来是皇后而被尊为皇母皇太后的。
那时恭亲王奕正留守北京同英法侵略军谈判，并且和议已成。恭亲王奕在处理善后事宜的能力上受到了满族官员和外国侵略者的赞同，在取得一定的支持的情况下，恭亲王奕开始了他的政治运筹。首先他要求到承德奔丧，八大臣不同意，奕后来又申请，说我的亲哥哥故去了，坚持要去，八大臣后来就同意了。八月初一，奕赶到了承德避暑山庄，在咸丰灵前痛哭哀悼，祭奠之后，就要求见两宫太后，八大臣不同意，说叔嫂见面有所不便，奕提出来，请八大臣一块见，两宫太后也急于见奕，于是对辅政大臣说：你们说不便，那你们陪着奕一块见我们。八大臣一想，人家家里头的事情，我们掺和进去有什么意思？于是就退步了，奕可以单独见到两宫太后。见了之后，两宫太后和奕秘密谈了两个多小时，就在这两个小时之间，恭亲王奕不仅说服了两宫太后推翻八大臣的辅政，还把这次宫廷政变的计划、步骤做了系统的安排。
《我的前半生》中溥仪说，他听说奕是化妆成了喇嘛见了两宫太后，总之是经过很多曲折，不容易见的。这一次见面就把“辛酉政变”的计划定下来了，这时候奕是三十岁，慈禧二十七岁，慈安二十五岁，奕见了两宫太后之后没有走，在承德停留了六天，这六天奕在政治上很成熟，也很有心计，对顾命八大臣，毕恭毕敬，表现非常谦和，心情很悲痛，要跟他们一起渡过国家大丧的难关，麻痹了八大臣，六天以后，赶回了北京。
八月初五，恭亲王奕就任命醇郡王奕，就是七弟任正黄旗汉军都统，在北京掌握了军队的实权。第二天，御史董元醇就上奏章，要两宫太后亲自理政，等皇帝长大之后再归政，另简派一个到两个亲王辅政。这是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做议政王辅政的一个前奏，八月十一日，承德行宫接到这个来自北京的奏折，两宫太后、同治帝和八大臣进行讨论。这时奕已回到北京，两宫太后要求批准董元醇的奏折实行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制度。八大臣以咸丰遗诏加以反对，双方争吵很厉害，肃顺“声震殿堂”，同治吓得直哭，而且尿了裤子，双方不欢而散。八大臣特别是载垣、端华准备用不理朝政来相要挟。
几天后，八大臣做出妥协，表示事情等到回京以后再说，意思是等回了北京，皇帝发了丧之后，他们掌握了实权怎么做都可以。到了八月十八日，就宣布咸丰的灵驾九月二十三起驾，二十九到北京。八大臣这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咸丰七月十七号病逝，九月二十三日回京，中间近两个月时间，就给奕他们做政变提供了一个准备的时间，九月初四，两宫太后召见八大臣，解除了郑亲王端华的北京步军统领的兵权，把北京的防务重任交给了自己的妹夫奕，为回京政变做好了准备。
九月二十三，咸丰的灵驾从承德起运，这时，慈禧和慈安两宫太后，提出陪同同治皇帝先期回到北京，以便在北京做好迎接灵柩的准备，这实际上隐藏了回京准备政变的企图，毫无防范心理的八大臣竟然轻易地同意了。这样两宫太后和同治九月二十三起驾之后，陪灵柩一天后，就从小道迅速赶回北京。咸丰灵驾起驾以后，赶上天下雨，道路泥泞，到北京的时间就推期，直到十月初三，咸丰的灵柩才运到北京，在这期间，两宫太后天天召见恭亲王，政变步骤渐具成形。
政变的谕旨事先拟好了，那两枚章“御赏”和“同道堂”的章就在两宫太后手里，先盖上御赏章，又盖上同道堂章，谕旨生效了。八大臣虽然可以拟定谕旨，但是如果不盖章不能生效，相对来说，两宫太后掌握着实权。九月三十日，宣布免去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大学士肃顺、御前大臣景寿，还有那四个军机大臣的职务。同时命令奕把肃顺等大臣全部逮捕。
第二天，清廷宣布恭亲王奕是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十月初六，谕旨赐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自尽，端华的亲弟弟肃顺处斩，景寿革职，那四个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革职，其中穆荫还发往军前效力，1861年十一月初一，慈禧在养心殿垂帘听政，左边站的就是恭亲王奕，右面站的是醇郡王奕，“辛酉政变”以两宫皇太后和奕的胜利，顾命八大臣的失败而结束。这场政变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体制——垂帘听政，这对晚清政局影响深远。
众所周知，慈安太后一向宽厚仁慈，怎么会参与违背咸丰皇帝的遗诏呢？难道慈安太后也像慈禧太后那样有如此大的政治野心吗？其实不是。慈安太后参与这次宫廷政变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首先，肃顺等人在朝廷当中树敌太多，引起大臣们的一致反对。肃顺先是把久任军机处的大学士祈藻赶出军机处，又在处置的问题上，要求咸丰帝将他正法，用科场案和钞票舞弊案屡次大起刑狱，引得满朝大臣人人自危，肃顺也为自己树立了一批政敌。其次，肃顺重用汉人，对满族人极端厌恶。据野史记载，肃顺视满族人为猪狗，傲然倨上；而对待汉族人必称先生，以礼貌的态度对待之，这一点对当时慈安太后做出处理肃顺的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最后，慈安太后在这两强争执中必然要选择支持一方，慈禧等的积极拉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慈禧和她同处后宫，彼此声息相同，关系还算紧密，所以在关键的时刻，慈安倒到慈禧一方。而此时的肃顺等人，对于慈禧等人的阴谋活动竟然毫无察觉，也反映了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确实没有慈禧等人高明。不管怎么说，慈安的这一决定终于促成了慈禧这一个乱世独裁者的诞生，这对晚清中国的政局走向影响深远。辛酉政变以后，慈安和慈禧开始了垂帘听政的历史时期。
〇与慈禧共同垂帘听政
辛酉政变以后，慈安和慈禧开始了垂帘听政时期。太后临朝听政，为什么要垂帘呢？这是因为太后临朝听政当然要和群臣相见，可是古代男女有别，内外有别。皇后居住在中宫，主要治理皇宫内部的事务，除非逢节日，内外官员们才有机会向皇后进献贺信，但是不能当面见皇后。皇太后逢寿辰，百官们虽然也要向皇太后进贺信，可是还是站在台阶下行礼，仍然见不到皇太后。宫中礼仪如节日都如此严格，更不要说平时了。这样太后就不能和臣下交流，可是太后又必须处理政事。所以就有了一个变通的方式，就是在大臣和皇太后之间隔上一条帘子，既坚持了男女内外的差别原则，又可以隔着帘子发号施令。太后临朝听政，古代就有，汉高祖皇后就听政，不过汉书上并没有垂帘的记载，到宋朝的时候，太后垂帘听政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所以说，垂帘听政，古已有之，并不是清代的创举。
慈安和慈禧共同垂帘听政维持了二十多年，直到1881年慈安太后死去，不过中间曾经有两年的暂停期。从1861年到1865年，可以说是慈禧和慈安两人平等垂帘听政时期。慈安和慈禧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之初，就任用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当时朝廷正面对着来自太平天国的武力威胁，他们能够齐心协力，以稳固大清朝的江山社稷。当时，慈安以嗣主为西太后所生，遇到事情就主动推让；慈禧也因为在咸丰的时候，自己的地位低于慈安，当时仅仅是个贵妃，而慈安当时是皇后，当中还隔着皇贵妃这一级，所以在慈安面前并不敢过于放肆。另外，当时恭亲王奕权倾朝野，名为议政王，实则操纵着内外大权，恭亲王又能够在两宫之间进行调节，所以同治初年，两宫的关系相对融洽。众所周知，慈安一向生性软弱，能力平庸。据薛福成说，东宫见大臣往往讷讷无语，每次有奏章都是西太后来裁决。而西太后性格敏捷，勇于任事，东宫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让给西太后来裁决，自己无所事事。这样，慈安和慈禧两人各得其乐，倒也相处融洽。然而，慈禧是具有极度强烈权利欲望的人，她不容许自己的权力被别人分割，她要做的就是乾刚独断，为此，斗争终究不可避免。
从1865年到1873年，可以看做是慈安慈禧两太后垂帘听政的第二个阶段。随着太平天国起义的平息，清朝的内患逐渐消除，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逐渐表面化。1865年，慈禧突然免除了恭亲王的议政王称号，严厉地打击了恭亲王的势力，同时设法消除了恭亲王的兵权，这样，慈禧、慈安、恭亲王三角权力均衡的局面就被打破，慈安开始处于和慈禧相对立的地位。众所周知，慈安生性软弱，能力平庸，在激烈的宫廷斗争中，显然不是慈禧太后的竞争对手。这一阶段发生了两件大事，从而影响了两宫太后的关系。第一件是慈安按照祖制杀死了安得海，这使得慈禧太后产生了恨意。接着是同治十一年的立后之争，慈禧因为自己选定的人没有被选为皇后而含恨在心。不过两宫的矛盾并没有表面化，名义上两宫太后能够和衷共济，主持国家大事。到同治十一年同治皇帝大婚以后，慈安和慈禧共同归政给同治皇帝。慈安得以在后宫继续过着她的平静生活。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同治皇帝在亲政后没两年就死了，慈安不得不再一次垂帘听政，而这一次垂帘，想不到竟然是她的死期。
1875年，年纪轻轻的同治帝病死，在继承人的问题上，日益专权跋扈的慈禧太后挑选了年仅八岁的载湉为皇帝，是为光绪皇帝。在挑选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慈安并没有发言权，全部都是慈禧一手所为，这当然为慈安太后所不满。但是光绪皇帝入宫以后，因为慈安性情和悦，不像慈禧那样严厉，故对慈安越来越亲近，而和慈禧的关系反倒很是疏远。这使得慈禧深为不悦，唯恐慈安与光绪皇帝过于亲近，唆使光绪过来反对自己，那样将来慈禧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随着光绪年龄的渐长，慈禧和慈安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1881年4月8日，年仅45岁的慈安皇太后在后宫中突然死亡。
〇智除安德海
清代帝后喜欢园居，从康熙中叶开始，在北京西北郊先后兴建了畅春园、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人们称之为“三山五园”。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将三山五园焚毁。邻近紫禁城的西苑（也称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也因年久失修，不免残破。每当慈安、慈禧和同治、奕等到西苑游玩时，慈禧往往以言试探说：“此处该修了。”奕应声道：“喳！”绝无二话。慈安则说：“空乏无钱奈何？”此事也不得不作罢。慈禧则面露愠色。
慈禧生平爱看戏，内监安德海替太后造了一座戏园，招集梨园子弟，日夕演戏。因此安太监愈得太后欢心。安太监于两宫垂帘时，曾有参赞秘谋的功绩，至此权力越大，除两宫太后外，没一个敢违忤他，就是同治皇帝，也要让他三分。宫中称他小安子，都奉他如太后一般。慈禧有时高兴，连咸丰帝遗下的龙衣，也赏与小安子。
安德海得志猖狂，把慈安、皇帝与恭亲王都不放在眼里。一天，恭亲王为江南的军务进宫去见慈禧。走到西宫门口，只见安德海在前面走。安德海明明瞧见恭亲王，也不上前去招呼，竟大模大样地走在前面。恭亲王心中不觉大怒，但他在宫门外却被太监们挡住了，说太后有事。恭亲王没奈何，只得忍着气在宫门外候着。谁知安德海原是故意不叫太监们通报，有意捉弄。直候到天色快晚，还不见传见。从此恭亲王恨不得杀安德海而后快。
机会终于来了。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安德海悄悄地出京，替慈禧太后织办龙衣。照清宫的成法，太监不许出京城一步，如查出便立刻就地正法。如今安德海恃宠出京，非但不知小心，反而沿途招摇，借着慈禧太后的威势，自称钦差大臣。安德海乘船只顺运河南下，龙旗招展，宛如天子出巡一般，沿途搜刮民财，激起民愤，一路上骚扰地方，逼勒官府。他坐着大号太平船两只，船上插着无数日形三足鸟旗、龙凤旗帜，携带许多美貌的童男童女。又沿途传唤歌妓到船上玩乐。上百纤夫在河岸拉船，两岸观看的人站得密密麻麻。七月二十一日，是安太监的生日，这一日船到了德州地界。
山东巡抚丁宝祯听到这个消息，下公文给东昌、济宁各府县跟踪追拿，一面写了一本密奏，八百里文书送进京去。那天，恭亲王正在军机处，接到奏章，起了杀安德海的心意。他禀报慈安太后及皇帝，把杀安德海的谕旨拟就，连丁宝祯的奏折，一齐上呈慈安太后观看。慈安太后看了大骇道：“这奴才如此妄为，还当了得！国法家法要紧，一切由王爷处置。”说毕立刻在谕旨上用了印，恭亲王拿着就走。同治恰也恨安德海入骨，于是下旨立斩。丁宝祯便将安德海就地正法。
这件事情，慈禧开始竟未曾得知，直至案情已了，方传到慈禧耳中。慈禧不禁花容变色，几乎要坠下泪来，大怒道：“东太后瞒得我好，我向来道她办事和平，不料她亦如此狠心，我与她决不干休。”于是慈禧因安德海之死而迁怒慈安，对东太后有了隔阂。
〇暴死成谜
1881年4月8日，年仅四十五岁、比慈禧还小两岁的慈安太后突然暴毙宫中，清廷的垂帘听政由两宫并列一下子变成了慈禧一人独裁。对慈安太后突然死亡，在当时与以后都有种种怀疑与猜测，成为两百多年清宫史上的又一桩疑案，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清朝官方的“正常病死说”。在朱寿朋的《光绪朝东华录》中载有慈安的遗诏，说她在“（1881年农历三月）初九日偶染微疴，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思渐散，遂至弥留”。但是这种“因病致死”是那样的快速而又突然，连当时的当事者也大为怀疑。据《清稗类钞》载，在慈安初感身体不适时，御医薛神速辰为她诊脉，认为“微疾不需服药”，没想到当晚就听说“东后上宾，已传吉祥板（棺木）”，大为诧异，还以外间误传。后来噩耗证实，他大戚曰：“天地间竟有此事，吾尚可在此？”是不信慈安是因病致死。另一位当事人左宗棠，当时任军机大臣，突然听说慈安得病身亡，顿足大声说：“昨早对时，上边（指慈安）清朗周密，何尝似有病者？即去暴疾，亦何至若是之速耶？”
第二种说法是因慈禧与慈安交恶，慈安被迫自杀说。据《清稗类钞》另一种记载，慈安与慈禧共同垂帘听政，慈禧权欲极重，慈安却倦怠少闻处事，并不与之争权，因此倒也相安无事。但到了1881年初，慈禧患血崩剧疾，不能视事，慈安有一段时间独视朝政，致使慈禧大为不悦，“诬以贿卖嘱托，干预朝政，语颇激”，以致慈安气愤异常，又木讷不能与之辩，恼恨之下，“吞鼻烟壶自尽”。
第三种说法是慈禧进药毒死说。据《慈禧外纪》载：当年咸丰临终时，曾秘密留下了一个遗诏给慈安，要她监督慈禧，若慈禧“安分守己则已，否则汝可出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但老实的慈安将此事告诉慈禧。阴险毒辣的慈禧听了，表面对慈安感泣不已，实际上已起杀机，遂借向慈安进献饵之机，暗下毒药，加以谋杀。另文廷士《闻尘偶记》却认为慈禧是因与人私通怀孕，事为慈安察觉，准备废掉慈禧太后称号，慈禧闻之，先下手为强，设计毒死了慈安。
对于慈禧毒死慈安太后一说，广为流传，下毒的原因则起码有两说：
一说见于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垂帘听政的两太后一天闲谈起咸丰末年旧事，慈安对慈禧说：“我有一件事，一直想跟你说。请你看一件东西。”慈安从小箱子里取出一张咸丰留下的遗诏给慈禧看。内容是咸丰对慈禧其人很不放心，如慈安果然发觉慈禧有什么不安分守法的事，可以在众大臣面前宣读此诏，除掉慈禧。慈安笑道：“我们两姐妹相处久了，处得很好，何必留下它呢？”当场把遗诏烧了。慈禧脸都红了，谢过慈安，怏怏而去。光绪七年三月十一日，慈安在庭院中看金鱼休闲，慈禧那边来了一位太监，送来一盒点心说：“这种点心，西太后觉得好吃，不肯独用，送一点给东太后尝尝。”慈安高高兴兴地当场尝了一块。于是，当天慈安忽然得病，很快就死了。
一说见于《清宫琐闻》摘自葛帔道人的《云海楼随笔》。光绪当皇帝后，虽说是东西两太后同训朝政，实际上慈安不大管事，在宫中吃斋念经，一切都是慈禧说了算。于是，慈禧得以为所欲为。当时有名伶杨月楼，被召进宫演戏。慈禧看上了他，经常召他进宫，甚至留他在宫中过夜。一天，慈安有事找慈禧，慈禧不在，只见杨月楼睡在慈禧床上。慈安大惊而退。慈禧知道后，大惧，马上让杨月楼吃下一碗杏酪后出宫。杨回家后就死了。慈安并不打算追究此事，但慈禧一直忐忑不安。一次，朝廷讨论表彰某大臣家人节烈的时候，慈安借这个机会好言好语地规劝慈禧。慈禧不安，心里更不是滋味。过了几天，慈禧让宫婢给慈安送去点心，慈安吃过后便暴殂，连太医都来不及叫。作者说，这是当年在宫里一位宫监告诉他的。王无生《述庵秘录》所记与此说相同，但有小异，同慈禧来往的名伶姓金。慈安发现他们二人睡在一起，痛责之，于是引起慈禧的杀机。此外还说，当时慈禧正产后血崩得重病，靠四枝吉林人参救活。所说比《清宫琐闻》的慈禧更不堪。
对于上述说法的可信程度，很早就有人提出了怀疑。有人认为慈安病状在翁文茶公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根本就没有从外边进来的食盒，《崇陵传信录》作于汉人排满革命最为激烈的时候，排满思想深入人心，对清代皇室的诋毁所以也就深入人心，广为流传。金梁在《清帝外纪》清后帝传中，也对慈安焚烧咸丰手赐遗诏及西太后进盒杀慈安一事，提出质疑，手赐遗诏，既然被焚，敕语何从而知？食盒外进，有谁确实看见？
不过还应该看到，上述说法尽管不尽可靠，但是它能够如此广泛流传，又是不无原因。
首先，慈安之死确实有可疑之处，这仅见于前面引述的官方诏书，就是当时人的私家著述，也有不少疑点。翁同龢是当时的重臣，他的日记当中就有不少疑点。张之洞也对于慈安太后的死感觉蹊跷，他在三月十一日给李鸿藻的信中就说“此事实出非常，奈何之？”并说：“翰林院向系派人轮班值守，至今不见知会，亦不闻派有何人。”对此，张之洞大为不解，并且向李鸿藻请教，是静待好，还是直接去？可见当时人们对待慈安之死疑虑重重的心态。
至于张之洞大为不解的慈安之殓葬为何不肯通知翰林院，事过多年以后荣禄才泄漏了其中的秘密。慈安死时，荣禄为内务府大臣，亲自参与慈安太后尸体的收敛，慈禧太后当时说：“尔等详细视殓，勿令人疑辞。”经慈禧这么一说，荣禄反而吓得一跳，不敢再看一眼，赶紧收拾一下就退下去了。荣禄作为内务府大臣尚且如此，慈禧怎么会让那些好遇事生风的翰林前去殓奠呢？因此，有人说这是慈禧借荣禄作为一个见证，欺骗天下人的视听，欲盖弥彰。这个说法看来也有可能。
从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慈禧跟慈安确实有矛盾，这种矛盾的发展，又确实有愈演愈烈的态势。过去一些著述都把慈安描述成能力平庸，品德高尚，毫无权力欲望，在垂帘听政当中只起到陪衬作用的样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论能力，特别是在语言表达能力方面，慈安确实不如慈禧，因此接见廷臣的时候往往就是慈禧一人侃侃而谈，慈安在一旁不轻易发言。直到临死前一年，因为慈禧抱病，她才一个人召见廷臣，然而由当时的记录看，慈安所问的内容都是无关主旨的废话，没有直接切入主题，执政能力低下，一眼便知。而慈禧则是另外一种景象，两个人的思想见识显然不在同一个水平上。但是，是否由此得出结论，慈安能力较低，便甘心把清朝的统治大权全部交给慈禧呢？另一方面，慈禧能否因为慈安能力低，便满足于两宫并尊，共同维持垂帘听政的局面呢？答案是否定的。
慈安早在咸丰皇帝的时候就是皇后，比慈禧的贵妃高出两个等级。这在礼法制度的封建社会里，本身就成了慈安巨大的政治资本。慈安和慈禧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这礼仪之争。在垂帘听政的前期，因为内忧外患，慈安和慈禧能够和衷共济，再加上有恭亲王在其中调解，两宫太后能够相处融洽。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慈禧的势力愈来愈大，平衡的天平开始向慈禧方向倾斜。慈禧以善于玩弄权术著称，她的手腕当然是平庸的慈安太后所难以匹及的。对于慈禧如此跋扈的行为，慈安也试图反抗，而反抗的结果是两宫关系的逐渐恶化。在几个问题上，慈安的行为引起了慈禧的不满。第一是杀死了慈禧的太监安得海。
西太后闻听安德海被杀，痛心不已，但是大臣们都是按照祖制办事，西太后对此也无可奈何。于是她就把自己的满腔愤恨归结到东太后和恭亲王身上，对东太后的仇恨就迅速滋长，两宫之间的隔膜日渐加深。
第二就是同治十一年的立后之争。当时慈安选中了阿鲁特氏，而慈禧选中了凤秀的女儿，两宫争持不下，最终让同治自己去选择。同治选择了阿鲁特氏作为自己的皇后，而凤秀之女被封为慧妃，这激起了慈禧的不满。阿鲁特氏当上皇后以后，对慈禧太后也不是很孝敬，这更增加了慈禧的不满情绪，她把这一切都归结到慈安的身上，两宫的矛盾日渐激化。
第三是同治病逝以后，慈禧一手扶植起光绪皇帝，这非慈安本意，但是光绪进宫以后，反而同慈安日渐亲近，同自己日渐疏远，这当然不能为慈禧所容忍。她唯恐光绪长大以后，投向慈安以其对付自己，所以必除之而后快。在这样的矛盾下，慈禧发动某种宫廷政变，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另外，从慈安死后慈禧的举动反常来看，也不无可疑之处。慈禧自从光绪六年二月患病以来，始终未能痊愈，因此，在慈安噩耗传来以后，人们还以为是传错了消息，误将西宫说成了东宫，而慈禧本人当时也为慈安戴孝。博得群臣的好感，但是到光绪十二年三月，慈禧率光绪向东陵进香时，当礼部向慈禧递上礼仪单，要慈禧向慈安陵寝烧香进酒的时候，慈禧却十分愤怒，把礼仪单扔在地上，喝令另行拟议。另一方面，慈禧对于慈安之死，一面表示哀悼，另一方面却大肆减杀仪仗，使得丧礼与慈安的太后地位极不相当。总之，我们从当时参与宫廷秘闻的要人对慈安之死的怀疑和慈安的矛盾斗争以及慈安死后慈禧的异常举动来看，慈安暴卒引起的种种传说，可以说是“事出有因”，慈禧难以逃脱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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