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二代”是如何垮掉的？--中国高干备忘录
周北方乃是首都钢铁公司前任“第一把手”周冠五的二儿子。周冠五在北京、在全国冶金系统是个鼎鼎大名的人物，曾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候补委员。自从1993年邓小平去首钢巡视了一次以后，他又似乎是一个有着硬邦邦背景的人物了。亦即老百姓所说的“通天”人物了。其实那也算不得什么非同小可的巡视，不过就是走走，看看，说了些话而已，却被某些人存心、某些人无意地传播得神秘兮兮的，沸沸扬扬的，在当年的中国，仿佛成了一件莫测高深的大事。
巡视的结果，据说是使我们的一位副总理，不得不被动之极地亲率十来位部长，也在邓小平巡视后去首钢“现场办公”，对周冠五直言相问：“那么你对中央还有些什么特殊要求？只管开口提吧！”--我的首钢的朋友们是这么告诉我的。于是周冠五既不但“通天”，而且似乎就要改姓了似的。周北方那时已是首钢的什么对外贸易公司的总经理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总揽首钢对外贸易的完全的实权，也是首钢的一大块最重要的权力。能够直接“领导”他的那唯一的人，正是他的父亲周冠五。恰如大邱庄的禹作敏才有资格“领导”自己的也当什么总经理的儿子一样。
周北方当年也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即世人统称为“北大荒知青”中的一个。我不太清楚他在北大荒究竟待了几年，我认识他是在知青返城以后，具体说来，是在1989年。
那一年，北京当年的北大荒知青们发起了一次“北大荒知青十年回顾展”。我是组委会成员之一，周北方也是。搞“回顾展”，当然需要资金。资金要靠向社会各方面拉赞助。我至今并不清楚当年究竟拉了多少赞助。我在这方面毫无能力。我只参与形式和内容的审定与策划，绝大部分解说词是我写的，而北方的贡献则大概在拉赞助方面。当然也非是他个人赞助，他当时已是首钢某公司的副总经理了，已经可以个人做主批一笔赞助款项了。
北大荒知青们因为当年精神上担负着“屯垦戍边”的使命，而且按军队建制组编，故彼此视为“战友”。不管当年认识的不认识的，间隔着团或间隔着师的，都特别看重当年的一份“战友情”--便是那种常被世人羡慕也常遭世人冷嘲热讽的“知青情结”。
当年，组委会中不止一人对我说过类似的话：“北方很够意思。一听要搞‘回顾展’，二话没讲，爽爽快快地就答应了。而且表示，只要有用得着他的方面，只要他不十分为难的事，绝不推诿。”故在我还没见到他之前，已受着“战友”们的影响，对他颇怀好感了。“回顾展”结束以后，我终于在组委会的一次答谢活动中见到了他。高高的个子，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他似乎是个不善言谈的男人，而我在那种场合也往往话不多，我们之间没单独交谈什么。
答谢自然少不了吃饭。饭桌上，有人一再悄悄建议我郑重其事地说几句。我想，我说什么呢？非要说，无非就是再重复别人已说过多次的对赞助者衷心表示感激的话，也的确是心里想说的话。经济是基础，没钱办不成“回顾展”。
我正打算说，不料北方却先于我站了起来，擎着杯对我开口道：“晓声，刚才咱们已全体干了几杯了，这一杯我单敬你--你以前的几篇反映咱们北大荒知青生活和返城经历的小说我几乎都看过。但我也老老实实承认，近年来很少看小说了。忙，顾不上看了。我对你有个希望，我想也能代表在座的大家，以及不在座的我们更多的战友，这希望就是--再为咱们北大荒知青多写几部好作品！别光写咱们当年被发配那一段生活，再写写咱们今天龙腾云虎生风、大有作为、前途不可限量的一批！这一批是咱们北大荒知青的骄傲！”于是众人鼓掌。于是他一饮而尽。
我只能舍命陪君子，也一饮而尽。那是他在答谢活动中说得最多的一段话。落座后不久，他因公务缠身先走了。
而我打算对他说的感激的话，因为那一杯酒的迷晕作用，在他走前竟没对他说成。
我当时觉得他对我说的话还是很中肯的，非是虚心与周旋之语，现在也这么认为。这倒不因他对我似乎另眼相看，而因他的坦率。比如他说“近年来很少看小说了。忙，顾不上看了”，若换一个说起话来预先在心里掂量再三的“战友”，当着我这个以写小说为职业的人，定会省略了不说。
于是我对他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不久他设宴回谢我们一干人等。由于他是主人，由于是在首钢地盘内的一家宾馆，他的话比上一次多了，酒也喝得主动了。初识那种拘谨荡然无存，渐渐在言谈举止方面，他有意无意地显出了一个“前途不可限量”者的无比自信和踌躇满志，但绝没有到得意忘形的地步。也许别的“战友”们并未看出来，只不过因为我是写小说的，对人的观察太细致、太敏感罢了，却没有破坏我对他的好印象。
我一向认为，若一个人有某种自信的资本，踌躇满志是理所当然的。那时我只视他是我的一个幸运地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转机的“战友”，并不将他和他的父亲连在一起看待。周冠五是怎样的一个人物我并不感兴趣。周冠五在首钢再怎么的“一句顶一万句”，再怎么的一跺脚全首钢都颤，也是既抬举不到我头上，也奈何不了我一丝一毫的。何况，当时我也只不过从别的“战友”们的口中，片片断断地了解到北方的父亲是一个“特权人物”，以及如何厚爱北方这个儿子罢了。那一次我们之间也没多聊什么。大约三个月以后，他的一位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说北方希望见我一次。
我问什么事，答曰不清楚。于是我们在一天下午见了。
是他到我家来。我在街口迎他。他坐的是一辆很高级、很气派的大轿车，我对轿车的级别所知等于零，仅能看出那是一辆外国名车--当时的中国造不出那么高级、那么气派的大轿车。
他开门见山地和我谈两件事--第一，希望我调到首钢去。更准确地说，是希望我调到他名下去。
这太出乎我意料了。我怔了半晌，讷讷地说，我是作家，调去了能做什么呢？他说--晓声，其实也不需要你具体做什么，平时等于将你闲养起来。
需要的时候，你为首钢动动你的脑，动动你的笔就行了。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关系吧。不过我可不是仅仅将你当“兵”养，而是当“将”养。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只要不过分，包在我身上……我暗想，那么一来，我不是成了“幕僚”了吗？
依我的常识，古今中外，凡甘为“幕僚”的人，几乎无有好下场者。何况，做“幕僚”，得有起码的资格。我只会写小说，除了这“一技之长”，其他方面几近于废人，自忖毫无充当“幕僚”的任何资格。但北方他当面坐着，真挚而又虔诚，使我不忍坚拒，只好施以缓兵之计，说容我慎重考虑再做答复。
北方给了我一个星期的考虑时间。第二，请我执笔写一部反映首钢“改革开放”之“大思路”的“系列报道电视片”，并从考克箱内取出一叠材料给我，说要求这部“系列报道电视片”成为首钢的一部“磁带文献”，希望在全国造成巨大反响。
当时我正日日埋头于自己的计划内创作，当即婉谢，深表歉意。便见北方脸色一沉，分明地，有些不悦起来。他说不是没人愿写，愿写的人多极了；说这事其实本与他的职责无关，是他“横插了一杠子”，手拍胸脯替我大包大揽的。因为他对我的能力有完全的信任度，认为非我莫属。
闻言我竟诚惶诚恐，深觉自己太辜负他的信任，也太驳他的面子，叫他怎么向别人解释呢？不是等于拿他在别人面前的威望不当一回事吗？
于是我又赶紧补充如下的话--一定认认真真地看材料，倘自认为可以胜任，宁肯将自己的计划内创作后延。
他脸上这才重露笑容，大手在我肩头一拍，义气厚重地说：“还是战友！客套话我不讲了；否则，我离开你家，心里可就太别扭了！”一星期后，他的秘书再打来电话，我将两件事都婉言回绝了。秘书说：“北方就在一旁，您直接跟他谈吧！”而我最怕直接跟他谈，实在不知该怎么谈，我天生缺乏回绝别人的智慧和技巧。在这方面我是个低能儿。于是便急说“：不必直接和他谈了，千万别打扰他的工作！你替我转告就行了。”放下电话，我觉得仿佛做了对不起他一辈子的什么事似的。
一年多互无联络。第三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一位老同志，央我帮他在首钢工作的儿媳妇调岗位。我曾和他谈过北方，并许下过诺言，只要在首钢的范围内，若有什么需要关照之事，由我开口求助于北方，似乎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但在我回绝了北方的好意之后，尤其在一年多互无联络之后，此事令我左右为难。
几经犹豫，最终还是给北方写了一封信。我想这肯定是一封不被理睬的没有回音的信。殊料竟很快收到了秘书替他回的信，信中说一定“亲自过问一下”，“当成件事儿办”。
但此事最终并未办成。但我知道，他属下的一名人事处处长，的的确确是替他“当成件事儿办”过的，并不完全是虚与委蛇的应付。也有北影老同志的儿媳妇期望值过高，后来改变了初衷的因素。
这使我对北方十分感激。每有新书出版，总想寄他一册，但一忆起他“顾不上看”的话，便打消念头了。
渐渐地，我开始在某些场合，从某些人口中，较多地听到关于北方、关于他父亲的种种议论了。
北京人是敏感的，不少北京人都称得上是半个“中国现象专家”。我开始替他担着份儿忧。当年的“战友”中有人说：“周北方现在傲气得很，身份也高贵得很了，出国住总统套房，与某某公子亲密无间，几乎可以称兄道弟了！”首钢的朋友中有人说：“首钢快成周家的父子承包公司了。周冠五会见重要的外国商团，陪晤的往往只有他儿子！”很知内情的社会人士说：“除了一个陈希同，周冠五根本不将北京市委放在眼里！他对陈例外，那也是认为陈和他背靠同样的大树！否则他敢一贯地傲视冶金部，公开与中央和国务院的方针政策大唱反调？”我曾见过一册首钢的内刊《开拓》。周冠五的标准照占据整个封面，内刊中的特大字通栏标题竟是“周冠五同志最新指示”、“冠五书记发表重要谈话”云云。
我不能不认为，我所听到的种种，无论出于哪些人之口，都不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的。
于是我决定给北方写一封信。执笔在手，面对稿纸，竟不知从何谈起。尽管如此，信还是写了，也寄给他了。
不过只有两行字，是用很粗的签名笔写的，写在一张洁白的打印纸上。那两行字是--高山之巅无美木，伤于多阳也；大树之下无美草，伤于多阴也。
我是用楷书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写的。希望他能压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下，自省且自律，自警且自诫。
我是用最大信封寄的。因不愿折那一页纸。而且贴的挂号邮票。我想他肯定是收到了的。我已无法将我想要说的话表达得更明白、更易懂了。除非他弱智。
我抄录给他的是汉朝刘向的两句话。没有回音。
我也并不期待着回音。只不过是对他毕竟帮过我一次的回报。虽则非是我本人求助于他，而是替别人求助于他。
如果说还有别的什么因素促使的话，那便是“知青”“战友”间的一种情谊了。倘在他那一方，对我确曾有过的话。我想最初无疑是有的，这我能感觉到，我也不弱智。我想后来就消弭了，因为那是我和他都无法长久保持的。好比《红灯记》中李玉和说的--“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再后来，收到过以他名义寄来的一份印刷精美的请柬--他的公司将举办晚会。
一名当年的“战友”也收到了，打电话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又问：“没空儿？”我说：“有空儿也不去。”再问：“为什么？”我忍不住大声吼道：“你听着，周北方正在得意扬扬地迈向险境！腐败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也会物色扩散体的！”对方沉默良久，低声说：“那我也不去……”再再后来，就听到他被逮捕了。我相信，此一经济大案，在全国公布以后，周冠五将因他的儿子又一次“名声大噪”了。正如北方因他的父亲，当初由一名北大荒知青而在首钢青云直上，几步跃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职。
有传言说他已经死了；有传言说他并未死，但成了植物人，不能更多地交代什么了；有人认为他不死也得被枪毙；有人认为他还能更多地交代什么也没用，因为牵扯到了某某公子，因某某公子又必然地将影响到……--好像就要像有些人胡说的那样“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
这未免太偏激、太悲观了。老百姓的头脑中，自有他们自己的逻辑，不管这种逻辑错与对。
正如他们所说--死了谁地球都会照样转！中国都会照样发展。但我每每想及北方，心中总不禁顿生一缕悲哀。如果他不是周冠五的儿子，他的人生绝不会这么个了结法儿；如果他不和那某某公子关系密切，他的人生也不会这么个了结法儿；如果他父亲不自恃有背景，两年前就该弃权下台了，也就不会自作主张地将他推到类乎首钢“第一把手”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接班人”的位置；如果……北方，北方，你知道吗？--我为你一叹再叹。叹你，于你又有何意义呢？悲你，于我又有何祈求呢？
二、我们都曾跪下去过--“三资”企业备忘录
我在文章中，直斥那韩国女人为“婊子”，并且白纸黑字写着--我不是法盲。我知道“婊子”二字，对于女人是极大的人格侮辱。我明白是在侮辱她，也准备好了承担这一后果的法律责任。但我并非一个以公然侮辱女人为能事、为快事的流氓文痞。
珠海发生的那事件，似乎没见过有哪家报转载，甚至没见过哪家报间接地报道过。也许，根本没有什么“新闻价值”吧。就我的读报范围而言，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大有影响的报，似乎皆保持着暧昧的沉默。尤其电台和电视台，据我所知，概无评说。给我的印象仿佛是，中国的一切媒体，对那事件，一时都装聋作哑起来。这就使我不禁作如是之想--也许都收到了“新闻回避”的指示？在珠海有一家韩国的电子公司，管理者是一名韩国的30多岁的女人。
职工尽是中国人。那韩国女人，蔑视中国早已颁布的《劳动法》，经常迫使中国职工加班加点，最甚的一个月竟加班250多个工时。平均每天8个多小时，相当于一天干两天的活。而且加班加点是无偿的。敢有抱怨者，即刻开除。那韩国女人，性情暴戾乖张，动辄对中国职工大加训斥，甚或打骂。数百中国职工，竟无敢抗议者。一次又迫使职工加班加点。一星期内，不分昼夜，除了吃饭，不许停止。即使吃饭，也不许离开工作台，只能守着工作台吃盒饭。一个星期内，包括每天吃饭和上厕所的时间，全体中国职工只获准了不足十小时的休息时间。说是非人的对待，真是一点儿也不过分，一点儿也不夸张。
正是在这一个星期里，在职工们连续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后，在被允许的十几分钟上厕所的时间内，有一个并不上厕所的老职工，实在坚持不了那一种巨大的疲劳了，伏在工作台上打起盹来。而这一情形，被那韩国女人巡查时发现，操起一块铝制台板，朝老职工掷去，击在老职工背上。
她大发雷霆，吼叫着，命各班工长召集全体职工肃立在她面前，听她训斥。
全体职工默默地肃立在她面前，默默地听。
那韩国女人，竟又喝令全体中国职工，包括各班工长们，跪在她面前“反省”。这真真是一人有“过”，众人皆罚。这一种现代企业的野蛮之至的“管理”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在我们这个早已完全独立、主权完全自主的国家，能不令人震惊，能不令人联想多多吗？这一事件，即使摆放在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大背景来看，也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啊！
然而，100多名中国人，一齐地，全都跪了下去。不但全都跪了下去，而且全都低下了他们的头，在一名30多岁的韩国女人的面前！只有一青年工长例外。就连他的双膝，当时也屈软了一下。却毕竟他没有和他的同胞们一样，默默地终于双膝跪下去。他环顾着跪下在他周围一片的同胞们，感受到了一种羞耻以及由这羞耻而从内心里产生的被严重侮辱的义愤。
那韩国女人朝他一指，厉声喝问他为什么不跪。他说这是对中国人的侮辱……而她更加淫威嚣张，说你认为是侮辱就是侮辱！不肯跪你就立刻滚蛋！……没有一个跪下的中国人站起来声援他。他当时处于完全孤家寡人的境地。他愤然离去了。
我们无从知道，他离去时内心里怀着怎样的想法……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100多位中国人，低垂着他们的头，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跪在一个30多岁的韩国女人面前，长达十几分钟……那是一种怎样的沉默啊！当时我手捧着那一份登载有此事件的纪实报道的报纸，刹那泪水夺眶而出。以至于我不得不放下报纸，赶紧地抓起一支烟塞在唇间，大口大口地连吸。尼古丁没能立刻使我镇定如常，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我虽远在北京，但我--一个中国人的自尊心，仿佛被插上了一把刀。是那韩国女人直接插上的。也是我的100多个在那淫威嚣张的韩国女人面前驯服如羔羊的同胞们，间接地插上的啊！
想我们中国人，几十年前，曾在日本人面前跪过，曾在美国人面前跪过，曾在英法联军面前跪过。
但那往往是被洋枪、被屠刀逼着才不得不跪的啊！
即使被洋枪、被屠刀逼着，也有宁死不跪者啊！
我的思想观念，已被近年来的某些新思想新观念，“净化”得相当“灵活”了。
我已很能够接受这样的逻辑了--倘被洋枪屠刀逼着，跪下去其实是不打紧的。保命为重。若脑袋掉了，命都没了，其他的一切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那100多位我们的同胞们的跪，并非像当年一样，是被洋枪、被屠刀所逼啊！他们面对的不是当年的日寇！不是当年的美国大兵！不是英法联军！只不过是一名韩国女人啊！而且我们的同胞们，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自己的城市里啊！
想韩国人，当年也曾被日本人残酷地奴役过。同处亚洲，韩国和中国，当年曾同是患难兄弟国。
而现在，一名韩国女人，竟似乎认为，自己有特权在中国的一座城市里，公然侮辱100多位中国人“没商量”了！
想来想去，那特权，还不是我们自己的表现给的吗？我说“我们自己”，既包括我们的某些软弱可欺的民众，也包括我们的某些媚外威内的大小官员。而且，细想起来，首先是后者们的膝盖骨在外国人面前变得软弱不堪了，才导致我们的某些民众的膝盖骨在外国人面前直硬不得。再细一想，前者们的不争，未见得不是后者们一向“威内”的结果。
然而事件到此并未结束。还有下文。的确，我不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件事，而认为是“事件”。既然连两个中国小流氓打架斗殴都是“事件”，而且每每冠以“事件”的标题见诸报端，此为何不可以“事件”相看呢？
那当时没有跪下去愤然离开的青年工长，是个有头脑有己见的青年。他到了市工会。于是市工会的同志听了他的汇报，联合市“外资办”抑或“合资办”的同志，对此事件进行调查。
在调查中，那韩国女人胡搅蛮缠地说：“不错，我打骂过中国工人，但那是出于对他们的爱心。”随行记者问“：在韩国，你们是不是也以同样的爱心对待你们的工人呢？”答曰：“是的。我的做法，在我们韩国很正常。不值得你们这样大惊小怪。”不但胡搅蛮缠，还振振有词，理直气壮，毫无知错悔改的意思。调查组刚离去，她就对工人们扬言：“有什么了不起，顶多不过罚款！
他们要罚多少，给就是了！可我照样是你们的老板！谁不服从我的管教，照样得给我立刻滚蛋！……”还说：“你们中国人，就配这样管教！”那青年工长，一回到车间，却立刻受到了十几个人的围攻和威胁。他们骂他：“没良心的东西！老板给你工作的机会，提拔你当工长，你不站在老板一边，还敢去告老板！你纯粹是找不自在了！”他们当然也是中国人。
我不能判定他们是不是那韩国女人豢养的“恶奴”、“狗腿子”之类，因报道中没这么写。尽管报道中没这么写，却丝毫也不妨碍我的头脑如此推测。
那青年工长当然落了个即刻被开除的下场。他索要他加班加点了那么多时日的工钱。那韩国女人断然不给。
她说：“你爱到哪儿告到哪儿告去！所有的中国工人都不给，凭什么我要单单给你？难道凭你告我这一条？”那青年工长只得又去找有关方面。在以后的半个月里，我一直十分关注南方各报，但再也没发现关于那一事件的报道。我被邀在某大学举办“文学讲座”时，曾动声动色地谈到过这一事件。记得我当时说了如下的话：“倘当代的中国作家，以为发生在中国的诸如此类的事件，是与作家的头脑毫不搭界的，倘他的目光对诸如此类的事件拒绝关注，那么他对中国的当代感觉一定是相当麻木的了。身在中国，既对中国的当代感觉相当麻木，那创作也注定缺少了当代的‘中国特色’，不被当代的中国人太关注，则便怪不得当代的中国人‘不识货’，水准太低了。因为在当代的中国人，只将所谓‘纯粹的文学’享作精神‘化妆品系列’的，毕竟实在是‘一小撮’罢了……”我知道我当时讲得多么动声动色。我知道在那一双双目光迟钝而又冷漠的眼里，我当时显得有多么滑稽可笑。
是的。我不是白痴。我知道的，内心里清清楚楚地知道，但还是忍不住当众“自言自语”。
那除了是我的“自言自语”，不再是别的什么。有人递给我条子。上面写的是--“梁晓声，讲点儿别的。莫再扯这些离题万里、毫无意思的。讲点儿能逗大家开心的、有意思的！……”我读了上面的话。
于是一片掌声。于是我明白，他们是早就听得不耐烦了。
然而在掌声中，我困惑极了。一时不知所措。样子不但滑稽可笑，而且愚蠢可怜了。因为我实在不晓得怎么才能逗他们开心。如果我是喜剧演员，或马戏小丑，我会为他们展示自己“搞笑”才华的。但我不是啊！我既不晓得怎么逗他们开心，也不明白他们所认为的“有意思”的事，究竟是些什么事……回到家里，我铺开了稿纸，拿起了笔。
我想，得有中国人为我们的100多位同胞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啊！尽管他们是那么地不争，但毕竟是我们的同胞。他们的不争，他们的软弱，并非我的头脑难以理解的。说到底，他们忍气吞声，畏如驯奴，还不是因为不想丢掉那一份工作吗？
于是我写了。题目和此篇一致。写罢，便与另一篇文章《知识和女性》一并寄给了《武汉晚报》的周忠良兄。
我在文章中，直斥那韩国女人为“婊子”，并且我白纸黑字写着--我不是法盲。我知道“婊子”二字，对于女人是极大的人格侮辱。我明白我是在侮辱她，也准备好了承担这一后果的法律责任。但我并非一个以公然侮辱女人为能事、为快事的流氓文痞。我斥她为“婊子”，乃因她在我们中国，首先侮辱了我的100多位同胞。不但侮辱了他们，也无情地摧残了他们的唯一的资本--身体健康。一个月无偿加班加点250多小时，一个星期内连续工作只获准休息五六小时，这不意味着是一种无情的凶狠的摧残吗？她必得为这一种摧残，包赔我的同胞们的“唯一资本”的巨大损失！由于她所公然侮辱的中国人数众多，那么我认为量变已经构成了质变。她实际上已经侮辱了我的国，侮辱了我国的法--起码是《劳动法》，当然也便等于间接地侮辱了我。除非她首先向我的100多位同胞公开道歉，其次向我的国及我本人道歉，否则我虽侮辱了她也要拒绝向她道歉！如果她和我上法庭打官司，我奉陪到底。
《知识和女性》很快便见报了。
《伤心一跪》却如泥牛入海。
大约一个月后，我在某报上发现对那一事件的又一次报道--很短，很不显眼的位置。大意是“事件”已获“妥善”处理，那韩国女人终于肯向100多位中国职工表示歉意了。是公开在报上“表示”的，还是仅仅在他们面前说了几句“歉意”的话，报道中未提。我想肯定的是后一种“表示”。也许那报道本身，就算替她“公开表示”了吧？
至于那被开除的青年工长，报道中也未提。想必是“开除没商量”。
于是我不禁又作如是想--有关方面得到的是罚款，100多位工人得到的是“歉意的表示”，韩国女人依然是颐指气使的老板……的确不失为最“妥善”的处理方式。
但我总觉得，在这一过程中媒体的暧昧的一片沉默，意味着中国和我们中国人，丢失了什么。甚至意味着，变相地放弃了什么似的。也许，中国和我们自己，都在不知不觉之中开始习惯的太多了。也许，过不了多久，也就再没有什么事情和事件，值得我们稍微地震惊了。而居然仍保持着震惊本能的人，则理所当然地显得少见多怪，显得滑稽可笑，甚至愚不可及了。
我于是便想到了我那篇不知下落的文章。据我所知，它曾在各报社间转来转去，却至今没有转回我手中。仿佛一条劣种的狗，不识家，又不讨人喜欢，大概被视作危险的犬类灭掉了。
我想，它没见诸报端，也好。起码对于我自己，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倘果然发表了，谁能保证，不引发一场将完全把我吸卷进去难以自拔的风波呢？
真的上法庭，那韩国女人，说不定会从韩国搬请来中国一位大律师吧？就是在我们中国本土，拍出五万十万乃至更多的金钱“招标”，前去竞标的我的同胞，亦即我们中国的一流律师，想必也一定不会在少数的吧？
那将会怎样呢？我原本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和精神准备，打算与一名韩国女人对辩公堂，而结果却是与我的同胞们唇枪舌剑起来的话，我想我肯定又会困惑至极，迷惘至极、不知所措至极的。
倘100多位曾下跪在那韩国女人面前的我的同胞们，异口同声地做证，他们的老板，已然向他们“表示”了“歉意”，而他们对此又十分满意，我将在我们中国的法庭上，面对我们中国的法官们，陷于何种尴尬无援的孤家寡人的境地呢？似乎也只有向那韩国女人赔礼道歉，给予名义方面的精神损失之补偿吧？
那么一来，我的下场，不是将比那被“开除没商量”的青年王长更不如么？
倘那韩国女人再出一大笔钱，全国许多报纸，包括电台和电视台，一定会对作家梁晓声因侮辱他人之人格罪而败诉给一名韩国女人的新闻大加报道吧？那么全国许许多多的二流三流报纸，一个时期又将多了足可炒卖的花边新闻之“热点”吧？
我想，那韩国女人驾驭100多位受她严重侮辱的我的同胞，转而站在她的立场上，按照她的指示做证，也许非是什么难事吧？她背依的是一家公司，钱是大大地有的。她只要答应每月给我的同胞们增加十几元工资，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对我“反戈一击”的吧？
而当地政府若参与对我联合起诉，指控我干扰了地方“改革开放，吸引外资”的大好形势，我不是罪加一等，有口难辩，有理难胜，真真的自找没趣，如同小丑一个了吗？
想到这些，我竟不免万般地替自己感到庆幸了！我的此一篇文章，其实只不过是对我的前一篇文章的祭悼啊！跪已成为事件，事件已成为小事一桩。并且，不是已被悄悄地“妥善”处理了吗？那么我的伤心，岂非实在是太自作多情，枉自冲动，白白地浪费情绪了吗？
只不过还常常无端地念及那唯一当时没有跪下，却被坚决地开除了的青年工长的去踪。也不知他现在的境况如何？是否后悔自己当时没有和自己的100多位同胞一样，索性双膝一软，一块儿随着跪下去……我衷心地祈祝他目前并非处在失业的不幸状况之下。
三、弄潮儿与蛮干者并存的中国--同代人备忘录
（一）弄潮儿与蛮干者
改革不惟是人改造时代的举动，亦是时代改造人的措施。对时代而言，人其实只分为四类--推动它的、顺应它的、抗拒它的或被它甩弃的。推动它的不仅有普罗米修斯，而且有“威尼斯商人”--他们是时代巨乘的两排轮子，时代从来不是独轨列车。
结束旧时代的是英雄，抗拒新时代的是疯子，置身于二者之间的是理想主义者。时代派生出英雄和疯子的数量大致相等，而理想主义者的数量从不曾超过前两者的总和。
理想主义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赞美玫瑰却道“倘无刺多好！”理想主义者是任何时代都曾有过的仅供欣赏的副产品。
被时代所甩弃的常常是将自己完全典当给了昨天，并且彻底丧失了赎回自己愿望的人。时代甩弃他们如同旅者毫不犹豫地丢掉穿烂了的鞋。
恰恰相反，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甩弃那些懂得最充分地利用它的人--哪怕他们是些极其贪婪的人。牛尾甩得再频繁也驱赶不尽企图叮住它噬血的牛蝇。
改革不是集体春游或观光，其过程中乐趣必然少于浮躁。于动物界，未来将在许多方面与过去相同。千年前的蜂巢与今天的蜂巢构筑得同样完美，千年后的蜜蜂也许还要构筑同样的六边形。而于人类，未来将在许多方面与过去不同。尽管人的寿命比蜜蜂的寿命要长久许多倍，但人绝不甘心连续三代构筑同样的东西。所以人有历史，而蜜蜂只有传统。在时代和时代之间，我们看到一批又一批被转折的骤力夹扁了的身躯。
愿未来的人们研究这样的“标本”时，发现可归类于我的同代人的，比我今天预测的要少。
鲸的巨大身躯直竖于海面，然后猛烈地拍击下去，这一壮观的情形酷似时代的转折，于是某些吸附生物无着无落，甚至肢残甲碎。之后鲸泅向更广阔的海域。故此篇是为你作，是为他作，是为她作，是为己作，是为我们大家作的一次反省。
人：给我公平！时代：那是什么？人：和别人一样的一切！
时代：你曾和哪些“别人”一样？
寒冷。疏星冻在天。枭鸟僵于树。前无村，后无店。公路两旁的原野，屏息敛气地寂静着。严寒酷冷在寂静中企图将从天到地之间的一切冻脆。那些树的秃枝像世界被剥了皮的裸露的神经，并且是被冻死了印在夜的凛冽的底片上。那只枭鸟仿佛已在树上僵栖一万年了，一万年里不曾舒过脚爪，也不曾发过一声枭叫，一万年里绿眼圆睁。
“吴振海，老子捅了你！”“别乱来！别……”“你他妈的放开我！我今天非捅了他不可！……”人的激吼声充满绝望。猫头鹰俯瞰，绿眼闪烁着幸灾乐祸。西北风啸过，仿佛有一队士兵整齐地吹了一阵口哨。树皮冻裂之响可闻。
世界的神经瑟抖不止。北方冬季最寒冷的那一夜并不曾使多少人感受到，也不曾使多少人留下特殊的记忆，那一时刻你、我、他、她都在拥被酣睡。严寒在夜里仅对极少数人和动物构成威胁。
那一年是1998年。哈双（哈尔滨-双鸭山）公路上，两辆超期服役并且分明超载的卡车，趴窝在公路边上。车厢内装的是煤。这是一次“倒煤”行动。也是一次“倒霉”行动。一路行行复停停，停停复行行，不断受到盘查、罚款、敲竹杠。
因为“倒煤”而“倒霉”的男人中的一个，高，瘦，长脸缺乏立体感，脸上的线条似速描般的随意，没有任何特点，因而仿佛便有了某种特点。唯一能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是那双眼睛，因它们的细小而使那张脸显得五官疏散。寻常它们总是闪烁着热情的、自信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怀疑的自负的目光，当它们静望着你的时候，仿佛在对你请求--快告诉我一些新鲜的事情吧！告诉我和我一样年龄的别人们都在怎么活？指给我一条发财的途径，或者成名之路吧！我不会忘记你的指点之恩的……而当时它们--那一个因为“倒煤”而“倒霉”的男人的眼里--充满了沮丧和焦急，还有从心底燃烧上来的一股无名火。你如果想象得出一头熊在舔了大量芥末之后的样子，便不难想象他当时是什么样子。当然是熊，不是猴子、豹或者狮虎。猴子在受到辛辣的刺激之后，比人脸所能作出的表情还要丰富并且夸张，而猛兽在同样的情况之下无疑将会暴跳和咆哮；只有熊，你不大容易看得出它刚刚舔了芥末还是蜂蜜，熊在最快感的时候和在最狼狈的时候，所作出的外在表现都不过不停歇地在原地绕圈子。他已经不知围着两辆卡车绕了多少圈了--问题出在两个小小的部件上，大概相当于自行车气门芯那一类的部件。此时，由于严寒，卡车根本发动不起来了。两名司机是他雇的，而车是他另租的。俩司机不停地骂骂咧咧，其中一名司机高高在上瞪着他来气，推开车门对他吼：
“你他妈的瞎绕晃什么呀？！”他望望对方，什么都没说，掏了烟敬给对方，并且替对方划火柴。
他明白，现在他连围着卡车绕圈子也是被禁止的了。尽管绕也白绕，但不绕他更想骂人。
他的目光流露出几分乞怜，受了委屈的熊常以那么一种目光望着驯兽师。
这个人很能忍。十分能忍。非常能忍。只要他认为是必须忍的，那么一切的屈辱、一切的不公、一切的尴尬、一切的苦辣酸麻，两片薄薄的嘴唇抿住，便全忍了。起码当年他是这样的。
他心里弥漫着悲哀。春节前的这一天，他特别想念儿子，他总想活出个样来给他的儿子看。而儿子被白血病夺去生命的时候，是他比现在更落魄的时候……终于天渐亮了。终于有朝哈尔滨方向开去的车辆--第一辆，没拦住；第二辆，没拦；第三辆，还没拦住，给钱也没用。从双鸭山朝哈尔滨开去的车，只要是辆车，没有还能再挤下一个人的。他已经冻得半死，两名司机不忍再袖手旁观，和他一起拦住了一辆从哈尔滨开向双鸭山的卡车，卡车上载的是冻肉。他塞给对方20元钱，对方正欲发作的表情平复了下来--“上车吧。”“师傅，多谢！”“甭谢。后边去！前边路上还等着个熟人呐！”冻得半活半死的他，被两名司机又托又举弄上了别人的卡车，缩在满车冻肉的缝隙间。
在双鸭山，他凭一张站台票混上了火车。到哈尔滨，他马不停蹄四处奔波买两个小小的汽车部件。买到后没回家喝一口水，又凭一张站台票混上了返往双鸭山的火车。下了火车又付出20元，坐在另一辆卡车的车厢里。
所不同的是，这一辆卡车也是“倒煤”的，不过不像他那么“倒霉”罢了。西北风卷着雪，卷着煤屑，一阵阵扫荡着他的脸。
10年后他对我说，在别人的煤车上他曾失声痛哭，像一个被父母抛弃的孤儿……他是我的中学同学，名字叫吴振海。
他和我的经历截然不同。1968年，我作为学校的第二批志愿者下乡了；他因是长子，父亲去世，照顾留城，所以他和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分道扬镳”了。他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一条“漏网之鱼”。这是一种侥幸，但于他谈不上“福星高照”。他是最底层市民的儿子，他是在大杂院里长大的孩子，无红烟护其左，无紫光罩其右。城市并不因他侥幸留在它身边了，便怎样的青睐于他。城市恩赐给他一份工作--每月18元，从学徒工干起。3年后他每月可以挣到32元，以后他将照例被城市归入工人阶级的行列。这意味着当他退休那一年，他也许可以挣到每月八十几元钱。那是工人所能企望的最高工资--八级工的工资，相当于当干部的人当到了科长级，前提是他如果被认为是一名好工人的话。他显然不打算以过来的人们为榜样，便不可能被认为是一名好工人。结果是到了1981年，他已不再是工人队伍中的一员，用我们当年常说的话是--没有了“正式”工作。
正式工作--最典型的中国话。在当年，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中国人，即使头脑再聪明，身体再健壮，也仿佛不能作为一个资格完备的最起码的人。几乎没有一对中国父母，心甘情愿同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今天的姑娘们择偶的条件之一是身高一米七以上，一米七以下的男人据说被他们戏称为“半残废”。当年，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也等于是一个半残废的男人，岂止是半残废而已！
“这个人没有正式工作”--此话包含了许多意会胜过言传的内容。没有正式工作的人才和没有正式工作的人交往，有正式工作的人大抵是不屑于和没有正式工作的人交往的，没有正式工作的女人才肯嫁给没有正式工作的男人。没有正式工作如同没有“红色”的成分。没有正式工作的人，在城市的社会坐标系上，首先是“人下人”，其次才是“好人”或“坏人”。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人，无论男女，希望被公认为是一个好人，如同一只鸭子希望被欣赏。而正式工作=国营企事业单位≈大集体企事业单位。这一点犹如社会约定俗成的“上等”和“中等”公民徽章，佩戴上了这一徽章，才有资格享受社会的种种“优越”--房子、劳动保障、公费医疗等等。
当年中国在归类学方面的经验是足可以笑傲世界的。我们的先人曾说过“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同胞发现自己并非面对那么多种可选择的职业，甚至缩小十倍--言“三十六行”也还绰绰有余。小学教师无一例外地在课堂上讲解--“三百六十行是一种夸张的比喻……”而与此同时，在世界上尤其在某些发达国家，现代人却面临着职业分工越来越细密、越来越丰富的选择犹豫和困惑，一个外国人在其一生中可能变更数种职业。而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你若面对着一个调动过工作的人，则不禁地会对他刮目相视。因为那意味着他“很有门路”并且“很有能耐”，大概非是一个“等闲之辈”。
中国之传统经济体制，以它的理论的概念化、教条化、与全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亦即世界市场化的背逆性，以它的实践的简单化、意志化，令富有理解力的当代经济学家挠顶困惑。
这一种情形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的最末一年和80年代的最初一年。在北京，在上海，在天津，在哈尔滨，在中国许多大城市，东西南北中，我们看到了一幕幕具有悲怆意味儿的都市话剧演出，埋下了“黑色幽默”式的伏笔--工作！工作！！工作！！！国营！国营！！国营！！！正式！正式！！正式！！！
共和国的长子、长女们，终于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洗礼”--“接受再教育”。他们一个个疲惫不堪，一无所有地回到了城市。当年在每一座城市里，你都会从他们脸上那种特殊的表情和那种特殊的背影上，将他们从人群之中一眼分辨出来。
怎么？出生以后挨饿，上学的时候“革命”，该工作的时候下乡，如今三十大几了，姑娘不算姑娘，媳妇不是媳妇，说年轻，早已没了小伙子的朝气；说老了，连有个家是哪一种体会都不知道。现如今连个工作都不给吗？当然要国营的！当然要正式的！不是国营的那还算是正式的吗？！
他们恓惶。城市也恓惶。它慌乱地安顿他们，但是没那么多国营的，没那么多正式的，足以容纳下他们。还有几批没考上大学的呢！手心手背，难道不都是城市“母亲”的儿女吗？城市，你要一碗水端平！
怎么？--你们年纪轻轻，发扬点儿风格不成吗？怎么？--你们当年“造反”有功，倒成了资本啦？为了工作，城市的这一批儿女和那一批儿女互相嫌恶，仿佛都认为对方是多余的，仿佛都被对方严重地侵犯了最根本的利益。
吴振海当年冷眼旁观这一幕幕话剧--他有过正式工作，却主动放弃了。
工作，这一件大事对每一个人来说，大到“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地步。没有谁教导这一点，现实生活使人明白了。
工作！工作！！工作！！！国营！国营！！国营！！！好的或较好的工作，任何一个年代总是有的。
于是，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又被引导向传统的“隧道”，为了一份“国”字号的工作，为了这样一个单位的工作证，为了这样一个单位的一身工作服，那些遭它拒弃的我的同代人，究竟如何煞费苦心，究竟如何百折不挠，如何梦寐以求，又是如何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不达目的死不罢休、死不瞑目，也就只有自己知晓了，个中酸楚岂堪言。
吴振海当年冷眼旁观这一幕幕话剧--他们的企图，他曾有过；他们的手段，他曾用过；他们梦寐以求的，他曾得到过；他们达到了目的之后那一种由衷的欣喜和仿佛从此可以终生从容不迫的泰然无虑的安定感，他也曾体会过，也曾真的自我吮咂过那一种慰藉，如同婴孩津津有味地吮咂自己的手指头一样。
但是他却毅然放弃了。西方任重而道远的传教士到非洲去布道，说：“相信上帝吧，他将指引你们去天堂的路。”黑人说：“不，我们连人间的路还没找到呢。”而当他们相信了上帝以后，教廷却拿不出那么多钱为他们盖教堂，并且，以其上帝全权代理人的身份向他们宣布--上帝也是分成白色的和黑色的……一代人中不能穿上国营某单位的工作服者--当年他们为数不少--感到又被戏耍了似的，正如相信了上帝的黑人不能心理平衡地接受他们只配吻非“正式”的十字架一样。
而穿上了的，在此后两三年内便穿腻了。他们开始煞费苦心地要脱下，其愿望之急迫和强烈一点儿也不亚于他们当初要穿上。他们开始关注本单位、本系统哪些办公室里又有谁退休了或即将退休，调走了或即将调走，病故了或即将病故，增添了或即将要增添一个人……当有幸终于穿上工作服时，他们前面的人生道路已变得十分明确，也十分狭隘--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局长……人一旦迈上这一条路，便仿佛认为世界上原本只有这么一条路。
除了农民，尽管每几百个中国人里只有一两个在中国式价值观念的导向之下成功地或自认为成功地走完了他们的一生，但是谁也不能够反驳，几乎90％以上的中国人，望着一位局长的身影或他坐的小车时，会认为那是最好的人生。
结果是目前我们的共和国已有3400万行政人员，每年仅行政开支即高达1400亿元人民币……如果玩具对于儿童，仅是一样东西，那么儿童的最经常、最活跃的冲动，只能是占有那一样东西的冲动。如果在儿童中号召起类似“革命”的大行动，那么他们首先认定的“革命”对象当然只能是占有着那一样东西的同伴。
在人的信仰和人的现实利益占有权之间架设桥梁，有如在教堂和国会之间铺展红地毯。人的价值观念取向的单一，无论精神的抑或物质的，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代人而言，都是原始的存在。
（二）傻瓜，大傻瓜
倘当年促成吴振海和同代人之间的一次对话，结果只有一个--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傻瓜。
1982年，也就是在吴振海那次倒霉的“倒煤”行动之后，他出现在北京，出现在我面前。还有他的妻子，比我低一届的校友。他们要到北京来找有关部委恩准他们挂靠成立一个什么公司。那是自1968年我下乡后第一次见到他。他风尘仆仆，面容疲惫，正发着39℃的高烧。他找不到地方住，也许还为了省钱，当晚就住在我的单身宿舍，和他的妻子挤在我的单人床上。即使他一个人睡在上面也会使那张床显得太小。第二天我请他们夫妻在北影食堂吃了一顿早饭，无非馒头、咸菜、米粥。记得在他走前，我郑重地、语重心长地劝过他。
“振海，求求人情，走走后门，重新回到一个国营工厂去吧！”“那又怎样？”“一切从头开始，30多岁，尚为时不晚，好好干……”“那又怎样？”“只要你真的好好干，领导眼睛不瞎的话，是会看到的……”“我总在想--那又怎样？我想了十几年了。”“你……”我望着他，像望着一个不肯回头是岸的大龄“失足青年”，一个根本对不起母亲的儿子，一个根本不将“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当成一回事儿的家伙。
我暗想--这个吴振海，不可救药，完了。倘大气环境是不变的，天空与拼块地板何异？倘时代是不变的，司马迁所作与织布女何异？倘社会是不变的，度日与经年何异？倘命运是不变的，人与蝼蚁何异？
无论任何人，当其作为人具有典型性的时候，归根结底，意味其“窃取”了时代的典型特征。乞乞科夫是沙俄时代农奴制产生的怪种，爱迪生是美国资本主义科技童年时代的儿子，雅科卡则是当代西方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中的骄子。所以雅科卡才会说：“都是这个国家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而伊索的不幸恰恰在于，时代不曾给予他渴望的自由。
10年之后，我第二次见到吴振海时，他已是哈克森公司的董事长，是引进哈尔滨市第一笔外资的人。当我写此文时，哈克森已是一家综合开发的合资公司，在世界多个国家拥有10个子公司。
10年中我只回过哈尔滨几次，每次行止匆匆，这是我每次不曾见到他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或者坦率地说更主要的原因，是那时我对中国第一代创办公司的人们，一向持一种极轻蔑的态度。爱默生曾说过：“那些咒骂商业的人将会看到，并且不得不承认，正是商业的规律改变了美国，摧毁了它的封建制，建立起一个美国。”非常惭愧，几年前，我仍属于“咒骂商业的人”中的一个。在我的那一本自白性的小册子《从复旦到北影》中，读者不难发现我振振有词而又偏激的言论。其中还谈到我在中央党校的一次“报告”。那之后有位女性读者给我写过一封信，论述了与我上面所引的爱默生的话大致相同的思想，友好地“批驳”了我对商业的敌意。这使我甚为恼怒，复函乏善，言辞咄咄，还用了几串“国骂”。斯年1985年或1986年。倒并非是我狂妄自大到一点儿也经不起“批驳”的地步。何况于对方而言，根本谈不上什么“批驳”，不过是互相探讨而已。我之恼怒在于--当年我并没有看到公平的商业原则。老百姓自谋生路的愿望，当年仍被体制的玻璃隔在商业时代的外面，有如饥汉被拒在餐馆的门外。商业的原则如果是不平等的，除了使人憎恶，不可能获得别的态度。
基于以上对现实的看法--不管这一看法是否仍属偏激，它当年的确是我对现实的看法--我对大多数公司之类持很不屑的态度；对大多数老板，打定主意“老死不相往来”，不管是中学同学也罢，兵团战友也罢，昔日之友也罢。
是中学同学的一次全班性的聚会，促成了我和吴振海的见面。聚会需要场所，需要钱，于是大家想到了吴振海，我也想到了吴振海。在需要物质方面的支持和协助，尤其在需要钱的时候，我们会想起许多似乎早已遗忘了的人。承认这一点固然使我们很尴尬，但事实往往如此。
那一天，我和另外三名中学时代与他非常要好的同学去拜访他。他诚心诚意地、出手阔绰地请我们吃了一顿昂贵的晚餐。不但爽快答应包揽同学聚会的一切费用，而且高高兴兴地请我们到他家中叙谈。一谈我们竟没完没了，谈到凌晨3点钟！毕竟，当年同是贫家子，少小饥时分糠馍。他向我们讲述了10年来的经历。成功者的高级皮鞋，包装的乃是一双被坎坷之途所磨砺得伤痕累累的脚。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与国营单位毅然辞别的人--十几年前那无异于精神病者的毅然；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加入过“倒爷”行列的人，十几年前那需要有坚韧的心理承受能力，以抵御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歧视、轻蔑和种种心理压迫；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办公司的人，办起来了，垮了，又办，又垮，还办--十几年前那是需要破釜沉舟、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勇气的；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组建施工队的人，十几年前那是需要具有江湖老大的本领的；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搞房地产开发的人，在哈尔滨市乃至黑龙江省，他当然应被列为最早的“先驱者”之一。
跻身同代人中的“第一批”的行列，在经历了10年的类乎无名小子闯江湖的不服气、不认输、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仿佛非要把南墙撞个大窟窿的倔而坚的踉跄奋进之后，他成功了。是在第5个回合才成功的。贷款，盖楼，预售，以预售资金补充周转，再盖再售。这是当年霍英东在香港开发房地产业的谋略，也是10年前深圳、海南的第一批房地产开发者们的袭用经验。吴振海当然地应被视为第一批学深圳、学海南的哈尔滨人。这不啻一场人和时代所进行的赌博。他押上的是后半生和家庭的存亡。如果在这一回合他也输了，他将极可能是我的同代人中命运和下场都很悲惨的一个。也许可以这样说，是时代终于给了他一次做赢家的机会。否则，他不但不可能主办哈尔滨市第二十九中学三年级九班全体同学的聚会，也许连我们通知他参加，都不知该到哪儿去找他。
成功了的吴振海如是说：“是时代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诚哉斯言！尽管他还算不得是雅科卡式的传奇人物，但我的确感到，他和雅科卡一样，对时代满怀由衷的感激之情。
苏轼在《代侯公说项羽辞》中有言：“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10年里吴振海是一个时时刻刻伺机而动的人；10年来他活着的态势时时刻刻犹如箭在弦上；10年来他活得比许许多多同代人都累；10年来许许多多同代人在似有似无中寻找悠闲，而这一个吴振海在一无所有中寻找着冒险。
我们对时代稍加研究，便会发现时代原来具有这样的禀性：它一向只欣赏两类人--甘愿按照它的要求去活的人和违逆它的愿望并且最终成为胜利的挑战者的人。它因欣赏前者而奖赏他们，为的是使他们更符合它的要求，对它的权限更不敢越雷池半步。它对后者照例是不予奖赏的，非但不予，且每以惩剑悬其头顶。它欣赏他们大抵只在它确感需要他们的时候，亦即我们叫作“转折”的时候。这种时候他们的叛逆和挑战的勇气及其精神，是促它嬗变的催化剂和促它转折的推动力。正如蛇有时需将身体夹在树杈之间完成蜕皮一样。没有它的那些叛逆者和挑战者，一个时代是不能从它旧的躯壳之中摆脱出来获得新生的，为此它才慷慨地奖赏他们。这种奖赏往往是一次性的，是无比丰厚的。其后它不再赐惠于他们，因为它已经奖赏了他们至关重要的千载难逢的时机，而且一并加上了明天。事实也正如此，那些在时代的转折关头把握住了时机，并且由此获得了成功的人，他们的成功将具有令人信心十足的延续性，因为他们乃是和一个新时代同时诞生的，而一个新时代的寿数，通常是按世纪来计算的。新时代需要它的推动者陪伴同行。至于那些曾被它欣赏过、青睐过甚至恩宠过的人们，或者被它留在旧皮上，或者在它完成痛苦的转折的时候，分担它的痛苦并和它一起嬗变。它最不欣赏的也许是那样一些人们--既不曾在昨天被它当作典范而重视，今天又对它的转折麻木不仁的人。它在今天不暗示给他们任何机会，它也不在明天留给他们什么。它对他们无辙亦无奈，正如他们对它也是那样。匪今斯今，亘古如兹！
我听着吴振海的讲述，望着他那张20多年后并未改变多少的我所熟悉的脸，头脑中飘飞着纷乱的思想絮片。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梁晓声你必须重新认识你这个中学同学。他身上生长着和你截然不同的鳞，你如果搞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又如何能认识现实？
我问：“你当年究竟怎么想的？”他反问：“哪一时期的当年？”淡淡一笑，又说，“今天以前对于我都是当年。”我说：“1982年，你到北京，我劝你‘改邪归正’的当年。”他说：“那也太便宜了吧？”我又问：“什么意思？”他说：“如果我当年听了你的规劝，现在又能怎样？一个中国人，如果从20岁起便将自己永久地、完全地交付给一个单位，到他退休，不过从单位那里得到十几万人民币，合两万多美金。我们的父兄辈不都是这么活过来的吗？可一个人最好的40年生命，难道真的就值两万多美金吗？换一种活法的可能性真的就没有吗？我们中国人都说活得很累，其实最累的是国家。精疲力竭的国家，终于不得不换一种存在方式了。所以不管是谁，不管情愿不情愿，都必须换一种活法了。”我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想的？”他说：“从我父亲病退那一年。干了一辈子，领着退休金病退了。其中70％的退休金还是出于对他的特殊照顾。可靠那每月40多块钱，我们一家六口怎么生活？我父亲那天一到家里就哭。我躲出家门，躲到一个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也哭了。我对自己发誓--将来我如果不能走一条和父亲不同的路，我根本就不活到退休那一年。”他的林肯车将我送回家，我彻夜难眠。闭上眼睛，我仍能忆起当年他家的情形：六口人窘居在两间小屋，里外间合起来不足20平方米。外间是厨房，搭了窄铺睡人，似乎便是他睡。
他是长子，上有一姐，下有一弟一妹。幸而他的母亲是个很善于持家的女人，缓解了穷困对这样一个家庭的压迫。我清楚地记得当年他家厨房在哪个位置摆放碗橱，碗橱上放着怎样的一个糖罐。在他家学习的我，隔会儿便借口出去一次，为的是从那糖罐里抠一勺砂糖吃。学校组织春游，他带的饼被我一路吃掉了一半……他是班里最早的团员之一，还是我的入团发展人。从初一到初三，他始终是班干部，也是班里最具凝聚力和号召力的同学之一。对弱小男女生，惯以“保护人”自居。当年我们之间很要好。
他最大的“毛病”，便是他极其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和自我证明意识，以及他那一种凡事都积极到根本不顾别人对他会有何看法、有何想法的参与意识。他是我从中学时代到兵团、到大学、到社会所认识接触过的一切人中，自我表现和自我证明意识最突出的一个。尤其在我的同代人中，迄今为止，我没遇到过在以上方面像他那么愿望强烈的人。某些时代，某些活动，无论班级的抑或年级的、全校的，一开始可能并未将他列入“中心人物”的名单，不知怎么一来，他竟成了“中心人物”之一。他似乎总在以他的行为昭示别人--这件事怎么能少了我呢？那件事我不参与怎么行呢？仿佛别人行的，他都行；别人不行的，他也行。这难免会使他遭到非议、抨击。可他一向不在乎，一往无前。至于别人怎么想、怎么说、怎么看，他仿佛认为那是别人的自由，随别人的便好了。冬季里，刚上了几次滑冰课，他便开始学健将级运动员驰骋冰场的姿态，戴一顶滑冰帽，不顾惜耳朵和脸腮冻得通红，倒背双手，神气活现，屡屡摔倒却无窘色，亦无怯色。他爱打篮球，没进入校队，但极渴望代表学校参加正规比赛的机会。机会一经获得，横冲直撞地来“三步上篮”。犯规就犯规，被罚下场就罚下场，反正他体验了参加正规比赛那一种刺激。在我的同代人中，这一个吴振海，当年就是一个不合格的“标本”。我想当年的时代瞪着他，好比一只母鸡瞪着一只雏火鸡或者雏鸵鸟吧？而我们传统的社会的综合教育，几乎可说是以限制人的自我表现、自我证明意识为己任的。溯望远久的中国历史链，可发现这一点在古典文化中尤其道貌岸然。《老子》中就一再地说些“自见者不明”之类的话，意谓谁自我表现了，就不可敬也不聪明了。《礼记·中庸》中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谓在最细小的事情方面，在独处无人的时候，也要行为规范不逾矩。做到怎样才算典范呢？“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脊。”意谓天是何等的高，可是一个楷模人物站着不敢不弯腰曲背；地是何等的厚，可是一个希望获得别人尊敬的人不敢不小步缓行。而老子则干脆沾沾自喜地说“吾有三宝”：“三日不敢为天下先。”于是“文化大革命”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唯一普遍获准的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现自己、证明自己的一次机会。其表现方式是演习“革命”，其证明内容是“无限忠于”，其理论基础是“造反有理”。这是整整一代人心理能量的一次性的大释放大宣泄，它耗掉了作为每一个单独的人来说至少需用三分之一生命进行储备的那一种自我表现的激情，同时严重挫伤了整整一代人将这一种激情化为自我实现的冲动，此后他们只能听凭时代的摆布。其中某些人自我表现的种种努力，实质上体现为一种低级的本能，一种自我异化，一种自我安抚的虚幻的追求。所以，被这一代人的群体客观上遗弃在城市里的吴振海，20多年中却不被城市的简单而粗暴的“价值秩序”所降服，甩头晃角地始终予以反抗，其自我表现、自我证明和实现自我的强烈欲望始终野心勃勃地保持着中学时代的原生态，使我不能不觉得简直是奇迹，使我无法不对此赞叹和赞赏。对于我的同代人，他具有极其特殊的鉴定价值和研究意义。起码证明了这样一点--在我的同代人中，原本是应该产生许许多多吴振海的。可是于今放眼看去，浮出于社会水面的，十之七八乃大小官员。而社会终于不得不承认，前一个时代在这方面的“生育”是不够节制的。它不但使自己尴尬，而且使一代人尴尬。难道不是吗？政府部门要转变职能，机关单位要缩编，于是同代人中多少人迷惘，茫然，惶惶不知所措。有些人忙不迭地扑通扑通“下海”，但是已比吴振海们晚了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于人生而言，有时晚了10年其实意味着晚了一辈子。
西方的有识之士总是警告时代：让我们想方设法再减少一位官员吧！让我们的社会再多几位成功的商人吧！让我们鼓励更多的人成为纳税者吧！
难怪西方人总是骄傲地说--我是一个诚实的纳税者！这样的话听来很像是在强调--我是国家的主人之一！我的同代人中，本来应该有很多人到了40多岁的时候，成为一个纳税者的，可是实际上大概每出100名官员，或者1000名、几千名官员，才能出不到一个纳税者。
在某大学，一位西方很有权威的社会学家兼经济学家曾问我：“你对你们这一代人究竟持何评价？”我毫不迟疑地回答：“他们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中坚。”对方又问：“何以见得？”“他们的存在，保持了时代的稳定。”“那么也就是中国目前的样子？”我不禁一怔，继而告诉他，同代人中多少多少当上了处长、局长等级别的干部。
他反问：“中国真的需要那么多大小官员吗？”我反驳道：“我们中的大多数在做国家的主人！是共和国新一代的工人阶级！”他笑了。
他归国后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一个国家，尤其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若想在经济上迅速发展起来，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工应是这样的--每1000人中，最多有10个官员就够了，其中包括既是某一方面专家又是官员的人；应有200名左右国家重点企业的工人；应有300名左右非国家性质的中小企业的工人；应有400名左右依靠个体职业能够丰衣足食的人；其他属于医生、律师、教育工作者，等等。”他说，这是他这位对中国怀有友好感情的外国人给中国“献”的“策”云云。
我在地铁站见一个人随地吐痰被罚款，且被教育：“怎么一点儿主人公意识也没有？这地铁也是属于你的！”那人佯装惊讶：“是吗？我从不知道我还有笔钱投在这儿。请问在什么地方可以把我那一股抽走？我们单位分房子还要预付6000元呢，我正好等钱用。”我不禁回头看他，觉得好笑又笑不起来。原来事实上我们对这个国家从来不曾拥有过真正属于自己的股份。每一个人同它的关系，似乎更是一种抽象的诗意的精神关系，而非一种具体的物质的制约关系。显然，当农民感到，他流在某一片土地上的汗水于他是值得的时候；当工人感到，从车间运往市场的产品，每一批、每一类都隐印着自己的姓名的时候；当商店职员感到，所站守的那一柜台前生意兴隆或买卖冷清，不仅是尽职与否的问题而且是利益大小的问题的时候--只有在这样的时候，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农民才能从一片土地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工人才能从一个工厂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商店职员才能从一家商店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才能从衣食相关的现实中感受到是国家的主人。
1992年我回过哈尔滨数次。
许多同代人总是问我：“中国今后还会怎样？……”这句话的注脚是--今后我们哪些福利仍有保障？今后我们还将失去什么福利？回望我们这一代走过的路，心中不免怆然。吴振海及其公司的人们也总是问我：“中国今后还会怎样？……”这句话的注脚是--今后我们还将拥有什么样的时机？回想当年他在哈双公路上“倒煤”而且“倒霉”的情形，心中不禁肃然。不少哈尔滨人的嫉妒属于一种恐惧，和那种想维护我们对某物的占有的欲望相一致。嫉妒使我们去考察疑惑中最微不足道的方面，并把它们作为焦虑的最不得了的根据。
不少同代人问：这公平吗？
我曾替吴振海回答：这很公平。安于现状的人不必忧患冒险者将承担的风险降临在自己头上，但是也永远没有资格获得冒险者才能理直气壮地获得的一切。如果非说不公平，那和昨天时代太褒奖我们、太歧弃吴振海们是一样的。时代仅能在一点上体现它的公平，那就是给人以普遍的机会。
有了一个哈克森，便有200多个哈尔滨人解决了就业问题，包括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的福利待遇比国家单位的还要高。有人说--进哈克森那要凭关系！言外之意，仿佛是它的一条罪状。但是如果哈尔滨有100家、1000家这样的公司，在福利、待遇方面与哈克森竞争并且胜利了，进哈克森还要凭关系吗？
有了一个哈克森，只要它运作着，又将有何止千百人有了干活挣钱的机会？长久地没有这种机会社会将会怎样？
有了一个哈克森，至今已有近千户哈尔滨居民住上了楼房，如果一概等待政府解决，又将等待多久呢？
有了一个哈克森，去年春节前夕，十几名台商，包括一位台湾“立法委员”，才应邀来哈考察投资项目。
有了一个哈克森，一幢四星级饭店正在筹划兴建之中。北方的第二大城市连一幢四星级饭店都没有的话，是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大批吸引外商的新形势的。
今天的中国人恢复了寻找时机的本能，但时机注定不属于以下两种人：一种人企望着某一天早晨醒来，时代像宠爱自己的阿姨一样，将自己轻轻抱起来，让自己骑在时代的颈上招摇过市；一种人企望着某一天早晨醒来，以听来正当的什么名义，将原先和自己一样，而如今和自己不大一样的成功了的人打翻在地。我的同代人呵，我的兄弟姐妹，愿你、我、他、她之中，第一种人少一些、再少一些，第二种人少一些、更少一些！南方和北方都有一种草叫“节股草”。生命力极强，一节一节地生，一节一节地死，哪怕还有一节不死，它便活着，并且会一节一节地再生。我的同代人呵，我的兄弟姐妹，我们就是那“节股草”似的一代啊！如果说我们已失去了很多，那么我们所获得的，则是一种顽强的复苏能力和再生能力。一切附着于我们的浪漫色彩、传奇色彩、自甘的苦难和无奈的磨难，早已是往事。在我们40岁的这一年龄，我们除了依赖于自己的复苏能力和再生能力，还能依赖什么呢？让我们彼此呼唤起、鼓励起、策动起我们的这一种能力吧！
看哦，时代的巨鲸已将它沉思的头潜入世纪的“海”面，它那庞大身躯已然渐渐竖起，纪元的旭日正从明天的时空冉冉升起，照耀着那蓝灰色的庞大身躯，照耀着它竖起、竖起……阵痛只不过是倾斜，是失重，并非那猛烈的拍击造成的真正的阵痛迫临。我们怵然，我们肃然。我的同代人哦，我的兄弟姐妹，让我们吸入足够的一口空气和一口勇气，准备做第二次人生拼搏吧！
（三）疯子
对犯了经济罪的人与流氓、歹徒、杀人犯、强奸犯、以恐怖行径危害社会的罪犯，我一向是持区别对待的态度的。而对于犯了经济罪的人，贪污、受贿、勒索、坑骗百姓钱财者，我尤憎的是坑骗百姓钱财者。
1.“英雄”从此逃亡海外如果我不作如下说明，则就对读者、对社会，尤其对我家乡哈尔滨市的公检法部门，当然也包括对我自己的文字太不负责任了。事实是主人公吴振海后来受到通缉逃亡国外，不知所去。对于我这一位中学同学目前的结局，我此刻写下“逃亡”二字的心情是很不好受的。然而“逃亡”二字又是最正确的，唯一正确的。那一天上午，他打来电话要到我家见我。我问他，在哪儿？
他说，已在北京。问，何时来？说，立刻来。问，什么事？说，非常严重的事。但他上午没来。
中午，他的司机从哈尔滨打来电话，问我见到他没有。我说还没见，说他是要到我家来的，但不知为什么还没来。司机说：“公司出事了，被查封了。”我诧异地问，为什么？因为前两天，黑龙江电视台还播了他与众多外商签署开发项目协议书的新闻，并有一位领导人物到场祝贺。而电视里的吴振海神采奕奕，侃侃而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踌躇满志。
司机说：“老板见了你，会亲口告诉你的。”说完就把电话挂了。我想了想，并没太往心里去。估计是经济纠纷。近年，在形形色色的经济纠纷中，某公司被起诉、某公司被查封早已是司空见惯之事。而且，当时往往被传得惊天动地，不久又风平浪静了。
下午三点多，另一位中学同学给我打电话，进一步证实了司机的话，嘱我千万不要再见他了。对方是为我好，知道我的性格弱点--于“情义”二字上，往往掰扯不清。
我说：“不是我见不见他的问题，是他要到我家里来呀。他一没杀人，二没放火，三没投毒，四没强奸妇女，不是恐怖分子，我也没见到什么通缉令，他若站在家门外了，我能不给他开门吗？能不许他进吗？”那同学语重心长地说：“晓声啊，反正你可要心里有数。”我又认真想了想，仍觉事情的性质不会太严重。我首先排除了他贩毒、贩军火或出卖国家机密、被收买为特务的可能，在此前提之下，我决定他来了我还是要见他的。
大约一年前，我曾陈书哈尔滨市的领导，指列吴振海优点、缺点各数条。缺点中诸如：好大喜功，强烈的表现欲，习惯于夸大其词，为了获得成功可能不择手段等等。
这些缺点，在这个世界上，似乎只有我来批评、指出他才不生气。我陈书之目的，正在于使市领导对他有更透彻的了解，更好地驾驭他和他的公司，能使他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更不至于犯法。同时为我们共同的家乡哈尔滨市做更多贡献。
市领导在我的陈书上批语：难得一片诤言，读来令人感动。请吴振海同志阅后自己保留，依言谨慎自戒。
于是信转到了他手里。他果然并不生气，还请我和另两名中学时代非常要好的同学吃了一顿饭。
记得他当时说：“钱财身外事，人生尚有二三知己，值得欣慰了。”我又联想到，大约半年前，我代中学班主任向他求助，希望他能暂借一套房子给老师住。老师年纪大了，居室无厕所，十分不便。他显出为难的样子，说他虽然是开发住宅的，但在图纸阶段都已定价售出了。
我说：“那我不管。师恩不可忘。何况并非要，只不过是借。老师的家址，总归是要动迁的。我担保，以后还你就是。”碍于我的情面，他答应了，但答应得很是勉强。此后一拖再拖，并不兑现承诺，也使我不再好意思督促他。
有一件事尤其使我生他的气。哈尔滨市作协主席林予，当年广受好评的《雁飞塞北》一书的作者，20世纪60年代北大荒文学的创始人之一，是我的文学师长，也是我忘年交。哈尔滨市作协定级低，林予主席是正处级干部。按市里规定，处级以上干部才可以公款安装电话。一位市作协主席，家里没有电话成何体统？但林予老师受迫害多年，牢狱生活早已损害了他的健康。“文革”后其实没再发表多少文章，无稿费收入，经济状况拮据。若自费5000多元安装电话，对他是一笔大支出，一时是凑不足的。我让他放心安装，之后去找吴振海请求资助。为此我当面向吴振海提过二三次，并写过一封长信给他，向他指出，这样的善事义举，一家经济实力不弱的大公司，是一定要做的。我甚至曾建议他，每年从利润中拿出五万，设一项慈善基金，命秘书平时看报，一旦发现需要救助之人之事，及时寄些钱去。少则几百，多则几千，济世扶贫，何乐而不为呢？
他却只是笑笑。
后来我知道，连林予老师的电话安装费，他都没给报。答复人家说：财会有制度，没名目下账。
我拨长途电话将他骂了一通，因为他每每请人吃一顿饭就几千元的啊！
而且常动员我这个最不愿做陪客的人为他做陪客！在那之后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不理他，见了面也很冷淡。
后来林予老师病重，我分两次请人捎回哈尔滨5000元钱。第二次的3000元捎回哈市时，林予老师恰在前一天去世。
……获知他的公司被查封的消息时，我对他的气还没完全消呢。
半夜12点左右，电话骤响--是他打来的。见后知道是用手机打的。问他在哪儿？
说在我单位的门口。让他到我家里来。他说太晚了，到家里不方便。
我只好穿上衣服去见他。正是冬季，夜里很冷。他在一辆出租车里。我刚一坐入，他即命司机开车。我仿佛被劫持到了他住的宾馆。究竟哪一家宾馆，到现在我也想不起来。
我问他：“你究竟犯了什么罪？”他大叫冤枉，说何罪之有！又问他：“把我带到这儿来干什么？”他说，请我帮他写申诉材料。
我正希望细听端详，于是他说我记。他是信誓旦旦，我是半信半疑。我说：“吴振海，我不信对你采取的行动完全是打击报复。”他说：“等真相大白了你就信了。”天亮后，他仓皇离开宾馆，说要避一避。我说：“既然你自恃清白，又避什么呢？大摇大摆回哈尔滨去，法庭上见分晓嘛！”他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也得打的才能回家啊，可身上连一分钱都没有。他掏出了一沓钱塞给我。我板起脸说：“振海你这是干什么？”他大窘，连道：“没别的意思，没别的意思……”我从没见他那么失魂落魄过。我从那沓钱中抽出一张，眼望着他坐的出租车从视野里消失。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我大约也是他在北京见到的最后一人。
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从此逃亡国外。我以为，起码他对家人和亲人会承担起主要责任的。
后来他家被抄，弟弟、弟媳、妹妹、妹夫、姐姐、姐夫、女儿、女婿纷纷被传讯、拘审。
此后两年内，流言种种，他的案子也在流言中忽轻忽重。一个时期有人说，他的家人、亲人就要全释放了，吴振海也可以从国外回来了；一个时期又有人说，案子更大了，已通过国际刑警在缉拿他。
总之，两年内，他的家人和亲人中，几乎只有他老母亲是自由之身。两年内我没回过哈尔滨市，但逢年过节，一定嘱别的同学们，千万代我去看看那老人家。对犯了经济罪的人与那些流氓、歹徒、杀人犯、强奸犯、以恐怖行径危害社会的罪犯，我一向是持区别对待的态度的。而对犯了经济罪的人，贪污、受贿、勒索、坑骗百姓钱财者，其中我尤憎的是坑骗百姓钱财者。我一直推想吴振海犯的肯定不是这方面的罪，推想他大概也不至于贪污、受贿和勒索。因为此前我一直以为，哈克森公司是属于他和他弟弟的“家族公司”，进而认为，他可能只犯两种罪--走私和行贿。
后来走私似乎也被排除了。
那么只剩下了行贿。我又深知他的小气和抠门儿，心想他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而行贿，数目也一定是很小的。然而最近的事实是--他的弟弟已被判死缓，他的姐姐、姐夫、妹妹、妹夫被通缉，亲人作鸟兽散。他整日形影相吊、孑然一身的老母亲，已经70多岁了。
我常常忆起，在他的公司迁往新落成的雄伟的哈克森大厦那一天，场面何其宏大，泱泱千人之众。后来甚至连马路上的许多过客，都混进去大快朵颐，白吃白喝。
那一天，他的老母亲，在他妹妹的搀扶之下，到处找我。找到了我，就和我避开热闹，蹲在走廊的一角儿，一人手里端一只小盘儿，只不过一边吃着几片瓜果，一边儿聊从前往事。
如今我才明白，哈克森集团公司并非像人们以前所说是“吴氏兄弟的家族公司”，它在原始法权上仍姓“公”，因而也仍姓“共”。
如果这一点确凿，那么吴氏兄弟的罪名，当然也就不止“行贿”一条了。对他弟弟的宣判，主要根据的是“贪污”和“受贿”的数目。在吴振海和哈尔滨市的公检法之间，我似乎很难相信他本人的完全无辜和冤枉了。
但是我又真的常常惦念他的老母亲。毕竟，那一直是一位好老人家啊！大约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前一个月，吴振海的女儿突然出现在我家。她说来北京看病，向我借钱。我问她需借多少？她说出的数目使我大愕。
我怔了良久，才低声说：“女儿啊，叔叔非是大款，非是什么老板，非是当年的你父亲。我上有老，下有小，每月的工资条上只700多，在哈尔滨的弟弟妹妹都下岗，生活都需周济。而我除了工资，额外的收入仅仅稿费罢了。我虽勤奋，但不善经营自己，属于多年低价的作家。你要借的数目把我吓着了！”我给了她所要“借”的数目的五分之一。面对以前有自己的跑车，有自己的住房，不需要工作而又奢侈惯了的这一个年纪轻轻的晚辈，我不禁又说：“女儿啊，从现在起，你必须学会节俭度日。叔叔给你的钱，是叔叔爬格子所得的心血钱。这钱来得可不像你父亲过去的钱来得那般容易。你不要嫌少。今后到了急需钱的地步，还可以来找叔叔。叔叔不忌讳你是通缉犯的女儿。但是你得明白--你接到手里的这笔钱，能救助多少上不起学的穷孩子啊！叔叔此刻心里就是这样想的。如果叔叔知道你不节俭着花，叔叔今后不会再帮你渡难关了！”我相信我和吴振海此生还会再见面的。但在什么情况之下见面，则很难想象的了。有一点几乎是肯定的，在他的老母亲活着的时候，他大约不可能再见到她了。我想，我今年夏季若回哈市，主要的事之一，当是代他这个儿子去看望看望那位很好的老人家。
吴振海是我所熟悉的同代人中，更进一步说，是当年全班54名中学同学中，获得过最巨大的成功的人，也是和我曾有过亲密关系的人中第一个被通缉的人。雄伟的哈克森大厦已经易主。逃亡之前，他有次从国外回来，送给我妻子一条金项链，送给我儿子一个计算器。那是他第一次到我家。计算器还在，项链却已被我妻子丢了。我曾给他买过一套木刻八仙，价值比一条金项链还略贵些，它们还在他豪华气派的办公室的柜上摆着。八仙们并没能保佑他一帆风顺。我常想回哈市时将八仙们带回北京。我的作品《年轮》中的男主人公叫刘振兴，就是由吴振海的名字演化来的。吴振海当然没有刘振兴那么好，刘振兴身上寄托着我对某些平民儿子们的理想和希望，那理想和希望也是最初我从吴振海身上似乎看到过的。吴振海一度实现了它，也最终破灭了它。他令我感到的遗憾也是相当巨大的。
2.商业时代从我的亲情“领地”掳去的人我和吴振海的关系大至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学时期。呈现在我记忆底片上的色调永远是友好温馨的，尽管中学时代的他，绝非是每个同学都喜欢的。事实上有些同学极不喜欢他，有的同学甚至很反感他，而我在班里是一个无人反感的同学。我和普通的男同学友好，和他之间的友情也就不奇怪。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已是大老板，我已是小说家。他似乎格外尊敬我，但我知道他内心里其实是不大瞧得起小说家的。我想，可能任何一个人，无论扬扬得意到什么程度，总归还是希望这世界上有某一个人能多多少少地对自己拥有些批评资格的。这也许属于一种心理需要，会从另一侧面备感自己的社会存在的的确确是重要的。他的弟弟、姐姐、姐夫以及老母亲，对他来说，似乎都不能承担起如此特殊的角色。于是他选择了我这个他可以接受并且不至于使他感到羞辱的人扮演这种需要的角色。而我曾一度很愿意扮演这一角色，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同时自己也获得一种满足。不是每个大公司的老板都随随便便地给予别人可以诤言批评和告诫自己的权力。也许我常替他扼腕叹息，恰因他曾给过我这种权力？
有几次他当着客人们介绍我时，竟搂着我的肩说：“大作家！我中学最好的同学！全国著名！全世界也有名气！”往往搞得我瞠目结舌，恨不得当众推开他，狠狠扇他一大嘴巴子，使他从此变成结巴，不再能那么顺口就胡说八道。
然而那时又是他较可爱的时候。
他可爱的时候往往是他真诚地表达与一个人友情深厚的时候。那时对他而言，夸大其词的程度恰恰和真诚的程度成正比。
他每次见面都必向我讨书。讨了去就摆入书架。永远也不会翻一下，但会指给别人看。
而另一些时候，往往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又常对我说：“晓声，拉倒吧！别当作家了！整天写什么呀？给我当位副经理来吧！我保证你下半辈子生活幸福不就得了嘛！”那时他这位大老板显出对一位作家的生活状态的极大的怜悯。而这常常惹我暗自恼火。我则反唇相讥：“你弟弟振庆是经理，让我看振庆的眼色办事？”他就会红了脸，接着自语：“唉，振庆……振庆……你要是我弟弟就好了。
你他妈怎么就不是我弟弟呢？”幸亏我不是他弟弟。果而是，我今天的下场不堪想象。
第三个阶段就是从他逃亡国外至今了。那些日子似乎将我们的关系一刀斩断了，斩断为“法”和“情”两半。我不可以不受法的制约而一味儿地重情义。我必须对法保持一个公民应有的敬畏。但我又没法儿对他在国内的亲人们的命运完全漠视，使“情义”二字在我这儿变得一钱不值。
他使我处于两难之境。
那些日子也仿佛将吴振海这个人剁为三截了。一截是他的中学时期，留给了我，留给了当年我们初三九班的54名同学，留给了我们的老师以及母校；一截记载着他从创业到发达、到逃亡的履历，留给了中国的商业时代，以及某些曾和他发生过极具金钱色彩的利益关系的人的回忆；第三截留给了我的家乡的公检法，毕竟因他的逃亡案子还没画上最后的句号，它总归是要画上一个句号的。
而我常想，留给我的那一截，是否被我过分浓重地温情化了呢？也许只不过就是一些谁都经历过的片片断断的仿佛小猫小狗间的友爱，被我这个小说家太理想化、太诗化了。然而我又是那么的不愿轻论留给我的这一截。因为我总感觉到我必须为自己保存某些哪怕是被自己理想化了、诗化了的东西。现实已不怎么可能向我提供这些东西，我只能从过去找到，并倍加看重。我没法儿不以仁义对待之。然而我又非常清楚，这仁义万不可延伸入第三个阶段；否则，我自己也将走向反面了。那么所谓仁义也就该站在被告席上而同时走向它的反面了。
如果某一天我真的见了他的面，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其实最想对他说的是：比起你不能尽一个儿子对高堂老母的义务这一事实，雄伟的哈克森大厦不过意味着一个靠高标号的水泥和金钱凝固在那儿的冷冰冰的梦罢了。那原本华丽的梦倒也是可以做得较长久的，是他自己在“夜游”的状态下撞了，撞到头破血流，不复再能将梦做下去。
由吴振海我想到了另一个人，他对我的人生起过大的作用和影响，在我是知青时给过我兄长般的呵护和关怀。他当年曾是那么真挚地勉励我成为作家，正如我曾企图以“商的至高境界即仁善”这种纯粹迂腐的理想主义的观点对吴振海施加作用和影响一样。区别在于那个人对我的影响在我身上体现着，而我企图施加于吴振海的影响，一丝一毫也没在他身上体现过。
关于这个人，我已在《十月》1997年第1期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又是中秋》，等于为他的人生历程立了一个简传，等于替我自己整理了一份“为了忘却的纪念”。
他是商业时代从我的亲情“领地”掳去的第二人。他现仍关押在哈尔滨市。
我不知他能被判几年。
我密切关注着他的命运。
我并非没什么可写的了，才以我和他的关系做素材炮制一部小说赚稿费。恰恰相反，我的创作计划是早已排定了的，为按部就班地完成这一计划，我惜时如金。但是他的案子发生以后，我常感到我的身体又多了一种病似的。他这个人几乎每天都会浮现在我脑际，使我根本没法儿不去想他，而写另外的我虚构出来的人和故事。患病就得求医，或自疗。我的病非是医生所能诊断明白或开出有效药方的。自疗的方法就是靠了笔和稿纸，将如块垒般堵塞胸间的情绪、情结导引和泻泄于字里行间，一吐为快，以舒气息，以畅襟怀。仿佛不这样，便不能回归到起先的写作之中去了似的。如同被从自己的家里推出，而家门在身后关上了。而每每一吐为快，心态才能渐渐平定，才能继续起先的写作。
是的，这真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啊！我常扪心自问--我是否太自私了呢？
当然，对于《又是中秋》中的“老隋”，我内心也怀有不那么自私的善良的一厢情愿--将那一期《十月》寄回哈尔滨，求人转给负责“老隋”一案的司法人员，希望他们看了，感慨于以前他的事迹，而对现在的他尽可能地给予宽大处理。
由吴振海而“老隋”，进而联想到朱胜文。朱胜文是我的北大荒知青战友。当年在兵团时我们就曾见过几面，彼此留下很好的印象。后来他在商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大约是中国恢复学位制后的第一批学位获得者，并曾出国留学。继后分配到哈尔滨市经委，升至主任，再后来成为哈尔滨市常务副市长，主管工商企业界。
他能干，肯干，日夜操劳，全力以赴。如果单从他的工作热忱和工作业绩方面来评价的话，我认为他这位副市长是对得起哈尔滨市的。
在他初任副市长的那一年，我回哈尔滨看望老母亲，他曾嘱秘书与我联系，在市政府小食堂请我吃了一顿便饭。只我和他两个人。记得他曾对我说：“晓声，你清楚了，我也有过当作家的梦想啊！”而我当时的回答是：“对于中国，能从我们这代人中产生几位市长，比多几名小说家有更实际的益处。”我又真诚地对他说：“胜文，工人的儿子而成为市长，是中国老百姓的欣慰。可要多为咱们家乡的老百姓办些实事啊！”他向我默默伸出一只手。我握住他手，他注视着我说：“咱们都记住今天这个日子，今后互相多提醒，共勉！”再以后我回哈尔滨，总要带几本我写的书给他。因为他不但要，而且认真读。我往往是将书放在收发室，请收发室工作人员转告他的秘书替他取。我不忍打断他的工作，侵占他的时间。
大约是1991年，我陪几位作家回哈尔滨参加冰雪节，他到住地去看我们，赠我们哈尔滨市经济发展概况画册，希望作家朋友们能常到哈尔滨做客，给作家们留下极深印象。他走后，作家朋友们都对我说：想不到你的知青战友中还出了这么一位挑重担的副市长。
听说他老父亲生病住了院，我委托人给他捎去了几盒“851”营养液。听说他因视网膜严重受损去上海治疗，我给他寄去了几盒中外古典音乐磁带，希望他能在养目之际听听，同时感受我对他的友情。除了书，我只送过他这两样东西，正如那句老话说的，“礼轻情意重”。我的弟弟、弟妹下岗，希望我出面求求他，帮助解决工作问题。我没求他。我想，哈尔滨市下岗的工人太多，我不可以利用我的特殊关系，给他添麻烦。
今年春节前，他因受贿被收审，这消息震得我呆若木鸡。
最初的传闻说数目很大--100多万。
后来的传闻又说其实没那么多。然而有一点是确凿的，他的案子是由中纪委直接介入审理的大案。我首先想的是应给他的家人打电话，在此时表示一种关心。却没人敢告诉我他家的电话，都怕受嫌疑。接着我想到了他的女儿，她在北京读大学。我想这姑娘一定承受不了如此突发的巨大的事件对她的刺激。我想了解到她在哪一所大学读书，去看望看望她，安慰安慰她。
但也没人愿告诉我。中国人习惯了谨慎避嫌，习惯了划清界限，习惯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知道的关于他的最新情况是，他双眼的视网膜已彻底脱落，完全失明了。
我还听说，他的大学母校，对他也予以极大的关注，表示愿意接收他回校任教，发挥一技之长。当然这只能在两种前提并存的情况之下方可考虑--法律对他免刑和他双目没失明。
第二个前提已经不存在了。对一个在收审时期双目失明的人，法律究竟会怎样判处呢？我向一些律师请教过，律师都说太特殊，尚无先例，也就都无可奉告。据我所知，哈尔滨市的人们并不拍手称快，幸灾乐祸，普遍非常地惋惜。都说：“唉，朱胜文太对不起咱们哈尔滨市人了！”我这个哈尔滨市人，理解家乡人的话的深层意思是--他令人们失望的方面主要还不在于他受贿，而更在于他不应该自己将自己打倒了，使哈尔滨失去了一位能干又肯干的副市长。
他双眼失明是由于延误医治。第一次手术后，视力还没恢复正常，就又开始工作了。为了工作，他一次次推迟住院手术。
他被收审的前两天，亲批十万元支持哈尔滨市作协主办的文学评奖活动。
那是他最后一次行使常务副市长的权力。与他翻身落马的同时，哈尔滨市道里区工商局局长王英文亦“东窗事发”，衫难遮“尾”。王英文也是我的北大荒知青战友。我们曾同属一个团，当年他是团组织股干事，作为团政委亲自挂帅的工作组成员，曾在我的连队“蹲点”两个月之久。
那时我是男排一班长。他常召集班排长开会，学毛主席语录，“斗私批修”。他很能说话，每每说得兴奋，口吻就有几分盛气凌人、“谆谆教导”的意味儿了。我颇看不惯他那种“官不大，僚不小”的架势。记不太清有次究竟因为什么，我们当众发生了冲突，似乎是他指摘我班里一名战士装病，不出早操。而我顶撞他，认为他诽谤我的战士，也就是诽谤我，也就是诽谤一班。他说：“轻伤不下火线。”我讲“官爱兵”的道理。他说：“你还是官呢！班长算什么官？”我端起炉上的一盆热水要泼他，被人及时阻拦才没泼成。
我一直认为，对他个人而言，当年在我们连“蹲点”的最大收获，便是我们连女排的一班长后来成了他妻子。当年我们全连都对女排一班长持有良好印象。
我和他再见面已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来北京，请当年的一些知青聚会。那时他已当了局长。他显得很高兴，喝了不少酒。
我某次回哈尔滨，也见过他一次，但完全记不得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见的了。他对我倒不计前嫌，每次相见格外热情。我猜想，相当主要的因素，是由于我与朱胜文的特殊关系。
他的事发生，我倒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相信许多认识他的人，都不会感到惊讶。
我分明记得，曾有人对我说：“他呀，‘栽’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他的家被搜查那一天，人们用锤子到处乱砸装得豪华考究的墙壁。他家的马桶是几万元的那种，智能控制，有烘干功能。我想不通人为什么非要用那么昂贵的马桶，也想不通厂家有什么必要生产那么复杂的马桶。现在的中国人，虽然开始重视贫富贵贱之分了，但毕竟排便对谁都只不过是排便，无论多么讲究也够不上是仪式。就算真的讲究到接近仪式的地步，麻烦的还不是自己吗？
据说人们不但用了锤子，还用了镐头，像拆房似的。理由又是那么的正当--抄寻赃款。
足见他这位前工商局局长，在位自迷的几年间，早已是积怨多多之人了。不久前，家乡来的一位领导人物与我交谈中忽问：“晓声，你的知青战友和朋友，怎么接二连三地‘折戟沉沙’了啊？”此话问得我发窘。我红了脸回答：“轮到我们这一代犯错误了。”我也仅能如此作答而已。
是的，轮到我们这一代人犯错误--不，是轮到我们这一代人接二连三地犯罪了。
某类罪，要犯，先得有犯的条件和犯的资格，不是谁想犯就能犯的。比如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之类。
今天，在大批同代人面临下岗和第二次失业的严峻的人生考验的同时，时代也出于需要，将我们中的极少数人推上了官位。
曾有30多岁的次代人不无牢骚地说：“怎么你们知青这一代人官运亨通起来了？到处都会碰到你们这一代中在当官的人，通天达地似的，快压迫得我们喘不过气了。我们何时才能从你们这一代的阴影底下熬出头哇？”我望着他那种像是开玩笑，其实挺认真的样子，不禁的苦上心头。非为自己，而为总体的我们这一代人。我告诉他，他的话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首先，他应该明白，非是知青这一代人开始跻身中国的权力阶层了，乃是中国的中年人开始这样了。而这一般是时代的规律。古往今来，中老接替，历史一向如此，全世界一向如此。扫瞄国外的社会格局，权力阶层的平均年龄，大约比中国还要小十岁。时代迅进，事物更新，整个世界的权力阶层呈现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倘他在仕途上有抱负，来日方长，大可不必因眼前情形而苦闷。其次，由于他自己也在权力阶层，终日所见皆大官小官，仰而望之，重重叠叠，故才生出“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惆怅。但是，只消十余年后，使他备感最直接压迫他的，也就是他所言“知青一代”中的顶头上司们，将整代的屈身而退，尽数随着某页历史翻过，旷出大片空白。那时他只不过40多岁，龙兮虎兮，大显作为，充分证明自己的才干和能力就是了。同时我向他指出，和他的知青出身的顶头上司们明攀暗比，那是很没志气，也很没出息的。他们不过是时代所临时物色的一批过渡者。他们的优势是人生经历，他们的劣势是知识结构。他们从人生经历中总结出人生的经验，这是后天所得，而知识结构的普遍落伍，却是先天的严重缺憾。人生的经验人人都可以从自己的人生中总结，有了这一种经验的益处是，善于较自如地行使权力，也善于较圆熟地服从权力。知识结构却只能从知识体系中搭建，它比人生经验是更来之不易的。一个人也许仅仅在一年内就总结出了数条宝贵的人生经验，但要在某一知识领域内学有所长，长有所用，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而上一代人已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和这么充足的时间了。除了与人打交道上一代人可能是内行，除了在党政、社科、文化半高不低的那一层面上他们还能轻松胜任，英雄略有用武之地之外；在其他方面，上一代人注定了都是外行。而时代正朝着社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的进程快速发展。除了外交、公关和司法，所谓与人打交道的技巧和艺术性，将在许多方面越来越被种种更行之有效的规则所简化，所取代。上一代人的所长将越来越短，所短将越来越相形见绌。这一批过渡者好比是时代脚手架上的角色。大厦拔地而起的过程，脚手架上的情形是生动活跃的，但最后入住大厦的，岂是些脚手架上的角色？
最后我非常郑重地说：请你以后不要再当着我的面动辄便你们“知青这一代”如何如何，怎样怎样。这一代总体上目前仍是中国最值得同情的人。中国近千万下岗失业的人中，他们占十之六七，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一批科长、处长，一些副局级、局级干部，在“知青一代”中其实少到没有什么代表性可言。
明摆着我们这一代总体上是谁都压迫不着的。3.“老三届”怎么了？
“老三届”这个名词产生于中国20世纪60年代，它是当年生活在中国城镇的绝大多数中学生的简称，同时，它也记录了使整个民族心痛的一段历史。
张狂自误的吴振海也罢，翻身落马的朱胜文也罢，企图重塑自我蹈入迷津不能自拔，最终身束法索的“老隋”也罢，家里安装上价值昂贵的最“现代”马桶的王英文也罢，共同组成的一种现象说明--的的确确，轮到我们这一代中某些有了最多、最直接的条件和机会与权、钱接触的人接二连三成为被告了。而他们中，尤其那些原本是普通劳动者的儿子，后来成为令人羡慕和钦佩的佼佼者，再后来忽一日锒铛入狱成为阶下囚的人，着实使我替他们感慨万端，叹息不已，并促我思考于斯。
时代对于他们，起初像“星探”，巡视的目光一旦落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命运就改变了，他们就超众了，他们就成官员了，成老板了。而这时赐给他们机会的“星探”变成了“樵夫”，提着利斧，巡弋于他们之间，一旦发现他们被虫所蛀，又会毫不留情地抡起利斧，顷刻将他们砍倒，使他们从此成为枯朽无用之物。时代的性格就是这样。
一个渐趋法制化的时代的性格尤其就是这样。它只能以这样的性格保持它的肌体健康。而他们中那些原本是寻常百姓的儿子的人们，对金钱的诱惑的抵御能力，竟显得那么的薄脆，薄脆得仿佛是糖化玻璃。
诱惑的美丽的陷阱，常常密布于他们周遭。如靓女向他们媚笑飞吻，并信誓旦旦地保证--“原谅”自己一次其实没什么，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权钱的交易好比手淫，最难始于一而止于一。所以我似乎常听身旁响起砍伐之声，响起“树木”倒地时枝丫折断之声。环顾周围，我的“情感领地”中，已伐桩列列。
--算来，迄今有十三人被判刑矣！而其中十一人，从前是寻常百姓之子。如今又加上了四人。这真的常使我触目惊心。由此我又常联想到刘胡兰。她问刽子手：“下一个是谁？”答曰：“你！”又问：“咋个死法？”答曰：“和他们一样！”我常做噩梦，梦中自己也那么问，得到同样的回答。醒来惊出一身冷汗。于是庆幸自己这个寻常百姓的儿子，只不过就是写小说的，不是什么处长、局长，不会有人来贿赂我。
我将我做过的噩梦写出在这儿，以警醒同代人中的处长、局长们。
我不讳言，倘若手中也有权，也是那种可与钱进行交换的权，我不见得还有什么资格警醒别人了。但正因我不在权力阶层内，所谓“身在三界外，跃出五行中”，所以才不至于当局者迷，才觉得尤其有发出警醒之啸的义务啊！
我们这一代人中还能出几个主管工商政界的公认的常务副市长呢？众所周知，哈尔滨市曾出过轰动一时的“飞驰大坑”案。两亿多元一坑，无疑是中国目前为止最高昂的坑。此坑的创造者叫刘金彪，一个从海南流窜至哈尔滨的素质、层次皆很低的骗子。
在哈尔滨举行亚冬运动会期间，他向运动会捐款4000万。于是各路媒体热烈报道，被视为“中国大亨”。当然他的钱是从银行骗出来的。一次性捐款4000万，目的是制造声势，再从银行骗出更多的钱。
这骗子曾被国外评为中国“十大首富”，且名列第三。某日家乡来客，专程请我回哈尔滨为这刘金彪写一本自传。我说：“不。”于是对方从提包里取出份报纸，指着说：“你不要怀疑，国外都承认他是中国第三位大亨了。”我说：“不。”“那你还是怀疑了？”我说：“我不怀疑，但不怀疑也不。”“如果，不愿替他写自传，以他的经历为素材，编一部几十集的电视剧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他可以预付一部分稿费，甚至可以付美元。”我说：“这种承诺别人也曾对我表示过，但我只按自己的计划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我想，他们未必真是秉承了骗子刘金彪之意来说服我的。他们那时当然更不可能看清刘金彪是骗子，正如我当时并不怀疑他是“中国排位第三”的“大亨”。事情倒可能是这么精心策划的--先说服我，我答应了，在一份什么合同上签了字，他们再拿着合同去游说刘“大亨”。而只要那刘“大亨”一高兴，拍出几万元，他们的策划不就成功了吗？他们的好处不就大大的了吗？凭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他们似乎会稳操胜券。
这些个大小骗子之所以能在我们的时代如鱼得水，再三得逞，与他们这类人比比皆是的存在不无关系。
如果我当时动心，并且真的编出一部几十集的电视剧全国到处播映着，我又将怎么给全社会一个交代呢？
我恐怕也要经常不断地警醒自己，才不至于忽一日面临和他们一样的“死法”，而终生自悔自恨啊！
商业时代从无序到有序的过渡阶段，乃是“利益”二字最为亢奋的“发情期”。就好比十六七岁的花季是人必经的青春躁动期。这一阶段，金钱发出更加骚态的荷尔蒙气味儿。每一项强制商业纳入规范的法规的出台，都预示着要钻时代的空子更难了，人对金钱的贪婪目的之实现更不容易了。受到这一种预示的刺激，形形色色的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开展得更加频繁、建立得更加纯粹、交换得更加急迫而且更加赤裸裸了。许多人都企图在进入有序之门之前，用快捷又简易的方式，再从无序的天桥上趁最后的混乱获得最后一大笔金钱。哪怕手段是卑鄙的，发的是不义之财也无所顾忌。于是，每个人受到的诱惑都空前地多起来了，大起来了。每个人都有可能足立陷阱边缘而利令智昏，而轻举妄动，而浑然不觉人生险象近在咫尺。
故此篇同样是为你作，是为他作，是为她作，是为己作，是为我们大家而作。
听，一个冷峻的声音仿佛又在问：“下一个是谁？”听，时代“樵夫”的利斧，是不是又挥起了风声？
四、是夏娃，更是斯芬克斯--中国性爱启示录
半老不老的女人们的内心里，其实是和少女们一样喜欢读爱情小说的。只不过不喜欢读爱情主角是少女的小说罢了。少女们从爱情小说中间接品咂爱情滋味儿。供她们读，以她们为主角，或者以几年以后的她们为主角的爱情小说多的是。一批一批地在印刷厂赶印着。她们每天读都读不过来。她们对浪漫爱情的幻想后边连着对美好婚姻的幻想。
但是半老不老的女人们和半老不老的男人们内心里所幻想的，直接就是婚外恋。
因为她们和他们，大抵都是已婚者。这样的女人们的内心里，要么不再幻想爱情，要么幻想婚外恋。一旦幻想产生，除了婚外恋，还能是别种样的什么爱情呢？即使结果是离婚又再婚，那“第一章”，也必从婚外恋开始。如果在35岁至45岁的中国女人们之间进行一次最广泛的社会调查，如果她们发誓一定说真话绝不说假话，那么答案可能是这样的--起码半数以上的她们内心里曾产生过婚外恋幻想。有的经常产生，有的偶尔产生。有的受到外界诱因才产生，诸如读缠绵悱恻的爱情小说，或看过类似的电影、电视剧之后。有的不必受到什么外界诱因也会产生，比如陷于孤独和寂寞的时候。
在她们中，尤以40岁至45岁间的女人们幻想的时候更经常些。因为30多岁的女人们是不甘仅仅耽于幻想的。几次的幻想之后，便会积累为主动的行为了。而40岁至45岁的女人们，由于家庭、子女、年龄和机会难求等的原因，则不甚容易采取主动行为。即使婚外恋真的发生，她们也每每是被动的角色。
她们中又尤以有文化的女人为主，却不以文化的高低为限。对于婚外浪漫恋情的幻想，一个只有小学三到四年级文化程度的女人，绝不比一个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女人或女硕士、女博士什么的稍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初级教育教给人幻想的能力，高等教育教给人思想的能力。而思想是幻想的“天敌”，正如瓢虫是蚜虫的天敌。婚外恋幻想是中产阶级妇女传统的意识游戏之一。
中国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不但消灭了资产阶级，而且改造了中产阶级。所以几乎没有中产阶级妇女可言，只有劳动妇女、家庭妇女、知识妇女，统称为“革命妇女”。“革命妇女”的意思便是头脑之中仅产生“革命幻想”和“革命思想”的女人。情爱幻想和情爱思想是不允许在头脑中有一席之地的。它实际上被逼迫到了生理本能的“牢房”中去，偶或被女人们暗自优待，溜到心理空间“放放风”。倘若一个女人的头脑中经常产生情爱幻想，并且由此产生与“革命幻想”“革命思想”相悖的情爱思想，尤其是不但自己的头脑中产生了，竟还暴露于人、宣布于人、传播于人，那么便是个“意识不良”的女人了。倘若有已婚的女人胆敢言自己头脑中存在过婚外恋幻想，那么她肯定将被公认为是一个坏女人无疑了。我在是知青的时候，我那个连队，有一名女知青午休时静躺不眠，身旁的亲密女友问她为什么睡不着？是不是想家了？她说不是。经再三的关心的诘问，才以实相告。曰想男人。曰这时候，身旁若躺的是一个男人，可以偎在男人怀里，不管是丈夫不是丈夫，多惬意多幸福多美妙多美好哇！女友将她这种“丑恶”思想向连里汇报了。于是召开全连批判会，批了三天。男女知青，人人踊跃发言。可谓慷慨激昂，口诛笔伐。团“政治思想工作组”向各连发了“政治思想工作简报”。“简报”上措辞严峻地提出警诫--“思想政治工作不狠抓了得吗？一旦放松能行吗？”当年我也是口诛笔伐者之一。当年我真觉得那名女知青的思想意识“丑恶”极了。这件事当年还上了《兵团战士报》。“专栏批判文章”中，还评出了那一年度的“优秀批判文章”一、二、三等奖。
当年的“革命样板戏”《海港》和《龙江颂》也最能从文艺的被扭曲了的性质方面说明问题。《龙江颂》中的第一号“女英雄人物”江水英，没丈夫、没儿女，当然更不可能有什么情人。但她家门上，毕竟还挂一块匾，上写“光荣军属”四个大字。到了《海港》中的方海珍，不但没丈夫、没儿女，连“光荣军属”的一块匾也没有了。舞台上的方海珍，看去应在四十余岁。比《廊桥遗梦》中的弗朗西丝卡的年龄只小不大。方海珍也罢，江水英也罢，头脑之中仅有“阶级斗争”这根“弦”，没有丝毫的女人意识。生活内容中只有工作，只有教导他人的责任，没有丝毫的情爱内容。如果说她们身上也重笔浓彩地体现着爱和情，那也仅仅是爱国之爱、爱职责之爱，同志之情、阶级之情。一言以蔽之，她们仿佛都是被完全抽掉了男女情爱、性爱本能的中性人，而非实实在在的女人。另一“革命样板戏”《杜鹃山》，乃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现代戏剧会演中的获奖剧目。原剧中的女党代表柯湘，与反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农民武装首领雷刚之间，本是有着建立在“共同革命目标基础”上的爱情关系的。然而连建立在这一“革命基础”上的“革命的爱情”关系，在“革命文艺”中，也是被禁止的。因而后来改编成的“样板戏”中，爱情关系被理所当然地一斧砍掉了。
到了“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几年，情爱主题在文学艺术中依然是一个“禁区”。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大概是第一篇反映婚外恋主题的小说。
它的问世在全国引起沸沸扬扬的反响，酿成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以至于全国妇联当年也参与进了是是非非的纷争之中。
而今天，经历了只不过仅仅十年的演进，中国文学艺术之中的爱、情欲和性，却已经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已经只不过成了一种“作料”。因而便有了这样一句带有总结意味儿的话语：“戏不够，爱来凑。”这样一句总结性的话语，其实包含着明显的批评成分。批评来自读者，来自观众，来自小说评论家和影视批评家。连小说家和编剧家们也相互以此话语自嘲和打趣起来。似乎无奈，又似乎心安理得，又似乎天经地义。爱、情欲和性，尤其在小说和电影中，越来越趋向于低俗、猥亵、丑陋、自然主义（下流的自然主义），越来越不圣洁了，甚至谈不上起码的庄重了。仿佛某人由于某种锦缎价格昂贵，虽心向往之却根本不敢问津，甚至经过布店都绕道而行，忽一日暴发了，闯入大小布店成匹地买。不但买了做衣服，还做裤衩做背心，做鞋垫做袜子，做床单做台布，而新鲜了几天就索兴做抹布做拖布了。几乎凡是小说都有爱，都有情欲，都有性，就是缺少了关于爱的思想、关于情欲的诗意、关于性的美感。而且，在许许多多的书中，男欢女爱的主角们，年龄分明越来越小。由30多岁而20多岁，而少男少女。后者们的爱情故事，在西方是被归于“青春小说”或“青春电影”的，而在中国却似乎成了“主流”爱情故事，既轻佻又浅薄。在我们的某些“青春小说”和“青春电影”里，爱被表现得随意、随便，朝三暮四如同游戏。这也许非常符合现实，但失落了文学艺术对现实的意义。而这一种意义，原本是文学艺术的本质之一。爱的主题并不一定只能或只许开出美的花朵。现实往往能滋生出极丑和极恶。这样的文学名著是不少的，比如巴尔扎克的《贝姨》和《搅水女人》，左拉的《娜娜》，这些名著中的批判意识显而易见。正如左拉在着手创作《娜娜》之前宣言的--坚定不移地揭示生活中的丑恶和溃疡。《娜娜》这部书中谈不上有爱，充斥其间的只不过是一幕幕变态的情欲和动物般的性冲动。它是我看过的西方古典小说中最“肮脏”的一部，但是却从来也没使我怀疑过左拉在法国文学史上文学地位的特殊存在。而中国的当代作家中，有相当一批人，巴不得一部接一部写出的全是《金瓶梅》。似乎觉得《红楼梦》那种写法早已过时了。《金瓶梅》当然也有了不起的价值。如果将其中的情欲和性的部分删除，它也就不是《金瓶梅》了。我当然读过《金瓶梅》，它在每段赤裸裸的情欲和性的描写之后，总是“有诗为证”。而那些“诗”，几乎全部地拙劣到了极点，后来干脆不厌其烦地重复出现。同样的字、词、句，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好比今天看电视连续剧，不时插入同一条广告。我们的现当代评论家，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基于什么样的心理，一代接一代地也几乎全部都在重复同样的论调，强说它是一部“谴责小说”、“暴露小说”、“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仿佛中国小说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正是从兰陵笑笑生那儿继承来的。从《金瓶梅》中男女们的结局看，似乎的确一个个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谴责”，就是“暴露”，就是“批判”，最多只能说是对追求声色犬马生活的世人们的“告诫”罢了。往最高了评价也不过就是一部带有点儿“劝世”色彩的小说。那“谴责”，那“暴露”，那“批判”，实在是我们自己读出来的，实在是我们自己强加给笑笑生的。倒是他对西门庆一夫多妻的性生活的羡慕心理，以及对他和女人们做爱时那种五花八门的每每依靠药物、器具的八级工匠似的操作方式的欣赏、愉娱，在字里行间简直就掩饰不住。据我看来，笑笑生毫无疑问是一个有间接淫癖的男人。他从他的写作中也获得了间接的性心理和性生理的快感。可以想象，那一种快感，于笑笑生显然形同手淫。后人将“批判”和“谴责”的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实在是意味着一种暧昧。倒是日本和西方对它的评价更坦率些，日本认为它是中国的第一部“性官能小说”。
日本当代某些专写“性官能小说”的人面对《金瓶梅》往往惭愧不已。
他们中许多人丝毫也不害羞地承认，他们对性进行官能刺激的描写和发挥，满足读者官能快感的想象，从中国的《金瓶梅》中获益匪浅。据我所知，在西方，《金瓶梅》是被当作中国第一部“最伟大的”、“极端自然主义的”“空前绝后”的“性小说”的。这才评论到了点子上。《金瓶梅》和《娜娜》是有本质区别的。笑笑生和左拉也是有本质区别的。性爱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几乎只剩下了官能的壳，这壳里几乎毫无人欲的灵魂。
婚外恋是一切中产阶级的中年女人们最经常的幻想游戏。这几乎是她们世袭的意识特权。这一特权绝对不属于处在社会物质生活底层的中年女人们。
说到中产阶级的中年女人们普遍的婚外恋幻想，对一个男人来说是有点儿难以启齿的话题，往往比中产阶级的中年女人们更难以启齿，我此时所面临的尴尬正是这样。我绝对没有对于中产阶级的中年女人们的敌意和挖苦。恰恰相反，我经常怀着一个男人温厚的心意，像关注我周围一切的新生事物一样关注她们的滋长和存在。在近十年里，很滋长起了一批“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妇女。由此可以进一步断定，中产阶级正在中国悄悄形成着。这无疑是改革开放的一大成绩，证明中国“脱贫”的人多了起来。而且，不必谦虚，我也是这个正在悄悄形成着的阶级中的一员。只不过我的情感的尾巴梢还搭在我所出身的那个阶级中，我很不心甘情愿、很不乐意被这个阶级的某些特征所熏陶、同化；只不过我不是这个阶级的一名妇女；只不过，我对它的某些阶级特征，一向总有某些克服不了的厌恶。真的，我有时讨厌一个中产阶级特征明显的女人，甚于讨厌柳絮。在春季里，在柳树生长出嫩绿的新叶之前，柳絮飘飞漫舞，落在人的身上和头发上，是很令人不快的事。尤其落满人家的纱窗，那纱窗若不彻底刷洗，就透气不畅，起不到纱窗的作用了。中产阶级的明显的特征，再加上明显的中国特色，你如果稍有社会学常识，想象一下吧，会使女人变得多么酸呢？柳絮落满纱窗的情形，常使我联想到人的大脑沟回里积满灰尘的情形。
我再强调一遍，我对中产阶级的中年妇女们绝无敌意，只不过有时候有点儿厌恶，但那是完全可以忍受的一种厌恶。正如我从来也不曾对柳絮咬牙切齿一般。说到底，我厌恶她们的主要一点恐怕仅仅是她们成了中产阶级女人以后的沾沾自喜和成不了中产阶级女人的那种嘟嘟哝哝，以及对于劳动者妇女背负的沉重装出视而不见的模样。她们往往还暧昧地说几句有违社会良心和公道的话。
她们往往以为，又生产出了一种价格便宜的系列化妆品社会便又美好多了。
于是她们首先被自己的幻想、企望和期待感动得哭了。而我，正是在这一点上，多少有点儿同情并理解她们。因为，她们乃是中国许许多多的最乏幸福可言的家庭主妇。她们中的大多数，当年嫁给她们的丈夫，可能仅仅因为不得不结婚，就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地、仓促而无奈地嫁给了某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可能恰恰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是“次一等”的男人。包括在性能力方面。即使他们后来“抓住机遇”先富起来了，成了经济学概念中的中产阶级男人甚至“大款”，并“提携”她们成了中产阶级的女人甚至“大款”的老婆，他们也依然无可救药地还是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是“次一等”的男人。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正在悄悄形成，但一个事实是，其质量很差，这乃是由相当畸形的中国特色所决定的。她们中许多人和丈夫的婚姻关系，更像经营上的合伙人。哪怕她们在许多方面曾经是优秀的，那许多方面的优秀，后来也很快被质量很差的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男人的俗劣抵消了。她们一部分人觉得这样挺好，但是身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在骚动，这个人，更确切地说，是她们身上的另外一个女人，226真历史在民间每每幻想“让人（当然是男人）抱起来带走，让一种强大的力量层层剥光”，每每幻想“和一个一半是人，一半是别的什么的生命长时间地做爱”。在目前极其崇尚“洋货”的中国，情爱，首先吊起了中国中产阶级的中年女性的口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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