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实际上拒绝历史反省的国家，我是既无好感也绝无信任感可言的。一个国家的反省意识无非体现于两方面--对国内行为的反省和对国际行为的反省。前一种反省的有无、迟早、真伪，决定一个国家自身文明进步的节奏；而后一种反省的有无、迟早、真伪，将带给周边国家安全或不安。

    一、“僵尸”复活想的一定是复仇--关于德日的思考

    前几日看了一部从网上下载的德国电影《希望与斗争》--片名太像政治演说稿的题目了，也太像大学论文的题目了，简直太是德国电影的片名了。

    那是一部风格极庄重、内容极严肃的电影--时间背景是1943年，“二战”已经持续了三个年头；美国已参战，战局已开始发生不利于德军的转变。有独立思想、热爱和平、嫌恶侵略战争的德国人，开始反省本国发动那一场世界大战的罪恶性了。

    开始反省的德国人是有的--便是片中二男一女三名青年。女青年和其中一名男青年是大学生。

    看到了希特勒给别国人民造成的苦难，也看到了希特勒怎样使成为侵略军的德国青年自己同样陷入了战争苦难的德国人也是有的--便是片中那女青年的哥哥--一名从前线归来养伤的青年军官。

    他们与几名青年同志秘密印刷反战反希特勒的传单，四处散发--一次在大学里散发传单时，因被人看到、指认而遭逮捕。

    接着是秘密审讯，象征性的公开审判--同时被判处死刑。不是枪决、绞刑，而是断头斩首之刑。

    “二战”后的德国，是拍过几部反战电影的，如《铁十字勋章》和《锡鼓》，但都是与欧洲别国合拍的。

    《希望与斗争》却是完全的德国电影。它的思想性是显然而明确的--希望世界上再也不要发生“二战”那样的战争灾难；一旦又发生，希望有更多的人为阻止战争而斗争。这一部极庄重、极严肃、完全的德国电影，证明德国对本国在“二战”中犯下的罪恶仍在进行忏悔与反省。对比日本，一个事实乃是--日本从未拍出过类似的电影。

    他们只拍出过表现日本所受的战争苦难的电影--在那样的电影中，日本仿佛更加成了“二战”的苦难国。

    他们更拍出了一系列为军国主义招魂的电影--《啊，海军》、《偷袭珍珠港》和《山本五十六》等。

    再联想到日本某些人士与政客，居然要为他们在“二战”中的所谓“神风敢死队”进行“申遗”活动，使我们中国人不能不对某些日本人和政客再一次“刮目相看”。欲将侵略战争中的“疯狂勇敢”作为人类文明遗产予以保护，这是多么疯狂的思想！

    此种顽固地拒绝忏悔、拒绝反省、坚持以发动侵略战争为荣、以复活军国主义为责任和使命的恶劣态度，使日本多么像僵尸电影中的僵尸王！在那一类电影中，僵尸王只有一个行为目的--趁复活之机而对人类社会进行报复。

    如果日本一味由安倍们那样的政客拉纤而驶，那么--它驶向的绝不会是宽阔的海洋，而必定是电影《加勒比海盗》中所呈现的“鬼魂之港”。如果说世界和平又值得人类忧虑，那么日本正是制造那一种忧虑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二战”后的德国，曾被美国和苏联分割为东德与西德。东德也罢，西德也罢，其意识形态，受到这两个制约国高度警惕的睽注和监控，法西斯主义稍有复燃动向，即遭及时扑灭。在此点上，美国与苏联对西德和东德的态度是同样严厉的。整个欧洲的舆论监督立场，半个多世纪以来，空前一致。东德、西德、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乃至整个欧洲在文化领域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声讨强大无比，从不曾间断过。这促使“二战”后的德国（尽管曾被一分为二）不可能不进行历史反省。联邦德国时任总理勃兰特之面对世界传媒的公开一跪，实属水到渠成之必然，标志着德国之民族意识彻底从法西斯帝国的噩梦中清醒。

    “二战”后的日本却并不是这样。制约着它监控着它的仅仅是美国。美国仅仅高度警惕日本对美国的民族心理怎样。至于日本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民族心理究竟怎样，根本不是美国所考虑的，特别是在“冷战”时期，日本这个国家倘对于中国依然磨齿切切，反而正中美国政客们的下怀。日本作为“二战”时期三个法西斯轴心国中的一个，因其罪恶主要犯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对它的态度一向是漠然的。时至今日，仍然如此。而在亚洲，各国对于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罪恶的文化指控和谴责，从来没有形成任何方式任何意义上的合力。这使日本在亚洲的日子从来没有像德国在欧洲那么不好过。这是日本一直拒绝承认反人类战争罪恶的国际前提。

    “一战”后的德国，在从民族心理上，曾自以为是“英雄式的战败国”。因为它在“一战”中所面对的敌军是十几个国家的军队。四年的大战打下来，德国虽然宣布战败，但事实上并没有哪一支外国军队攻入德国领土。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德军，居然处处受到凯旋般的欢迎。这使德军官兵感到虽败犹荣。以希特勒为首的一批新生代政客，将德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两条：

    其一曰国内革命思潮的干扰；其二曰犹太人在德国发达，却不以德国为国，不与德国共命运。这一种归结的潜台词是--德国非是败给敌国的，而是败于自身状况。更深的潜台词是--只要德国将自身的问题解决了，它在世界上不但是可以同时与多国宣战的，而且有战争能力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德国法西斯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暗示之下形成大气候的。他们的那个著名的精神病人，所谓的呓语哲学家尼采，干脆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是配活着的--以他自己为首的少之又少的“高迈的人”，和士兵--当然不是别国的，而是德国的。

    “二战”后的日本，在整个民族心理上，也何尝不认为自己“失败得极其悲壮”呢？我这里的话确实在日本人的笔下是找不到的，但他们关于本国在“二战”中的一切记录的总合，始终体现着那样的意思。将日本人自己拍的以“二战”为背景的电影统统看一遍吧，其“画外音”不言而喻。日本承认自己是战败国，但绝对不承认是败给中国的。依他们想来，大日本帝国的皇军，是完全可以征服全亚洲亡中国数次的。他们也不将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放在眼里。“二战”后的日本，只承认一点--他们败给了两颗原子弹，美国人投在他们国土上的。美国用两颗原子弹报了珍珠港的“一箭之仇”，也使日本在美国面前从此跪服。“二战”后的日本，其实只明白一个道理--世界是由三种力量组成的：其一是美国，唯一靠两颗原子弹打败了它的国家；其二是它自己；其三是一切别的国家。只要日本能东山再起，别的国家都可以仍像半个多世纪以前那样被蔑视。这一种日本“道理”的潜台词是--德国已经无法再成为世界第一帝国了。

    世界第一帝国由美国取代了，但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就该是日本。只不过需要忍，只不过是从长计议之事罢了。

    国内外研究日本民族性格的学者，总是一厢情愿地将日本的民族精神加以美化。日本学者尤其乐此不疲。皆曰日本人的精神信仰，是由神、佛、儒三教构成。而基督徒在日本人中仅仅100余万而已。

    其实，“武士道”精神才是普遍日本男人所崇尚的精神，起码在“二战”前后是那样。这也是一种被美化了的“精神”，而且被神化了。1000多年前武士成为日本的社会阶层之后，所谓“武士道”精神的俗恶一面日益膨胀，由阶层而污染于全社会。它说穿了不是一种精神而是一种邪狞的逻辑，即--倘我用暴力杀死了你，霸占了你的妻子，奴役你的父兄，买卖你的姐妹和儿女，那并不说明什么人性的问题，仅只说明一个事实而已--我强你弱。强者为王，弱者是虫豸，是根本不值得怜惜的。只配被杀。杀是无过的。被杀是活该的。

    弱者是虫豸--靠了这一“理由”进行解释，“二战”前后的日本军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十之八九认为“皇军”在中国和亚洲犯下的罪恶，既不是罪恶，更算不上凶残。那只不过是“皇军”在“主张”强者的“正当权利”。

    迄今为止，曾有两位作家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曾有许多部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日本，却根本没有在文化方面对于日本的军国主义危害（无论是给别国还是给本国）进行过任何像点样儿的反省。在日本，几乎每一个试图唤起那种反省的日本人，都反而会遭到他的同胞的敌视，“英雄式的战败国”、“日本近代史上的悲壮一页”--这就是日本这个国家通过它的文化一再灌输给一代代日本人的总的历史印象。大多数日本政客不但欣赏以上那一种日本的文化现象，而且支持。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日本曾一度与中国相安无事。那是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所表现出的英勇顽强，令日本人肃然。

    令日本人跪服的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服了，这使日本不得不重新看待中国。中日建交后，双方关系几无摩擦。在外交方面，日本对中国变得特别谨小慎微。

    中越边境冲突以后，又有一个不短的时期，日本对中国另眼相看。倘事关中日关系，日本也是不敢轻易造次的。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对日本的不友善表现每每极为克制，似乎绝不应该出现目前的倒退。然而事实是倒退了，责任全在日本。

    欺软怕硬，凌弱畏强--日本这一民族的劣根性，变相地体现在一代代政客身上。相比之下，日本的青年们倒是变得可爱多了。起码，他们总体上断不会再以“弱者是虫豸”这样一种反人性的眼光来看世界了。

    对于某一些政治心理阴暗的日本政客，以及视中国的克制为中国之懦弱的日本反华右翼人士，一般的外交艺术是不够了。他们差不多是与台湾地区的陈水扁一丘之貉的--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日关系将对中国的外交风格提出极其严峻的考验。

    对于一个实际上拒绝历史反省的国家，我是既无好感也绝无信任感可言的。一个国家的反省意识无非体现于两方面--对国内行为的反省和对国际行为的反省。前一种反省的有无、迟早、真伪，决定一个国家自身文明进步的节奏；而后一种反省的有无、迟早、真伪，将带给周边国家安全或不安。

    进一步说，倘德国乃是一个亚洲国家，它的存在再强也不至于又使我这一个中国人不安。

    但日本在亚洲。我想亚洲未来的和平，几乎必然地又将笼罩了阴影。我所依据的是这样的一条规律--看来，由一个好战的国家而真正成为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它仅仅经历一次战败国的教训是不够的。当然，经历三次也太多了。或许，经历两次是正常的情况，比如德国。

    “一战”失败--反而滋生出法西斯主义；“二战”再败，这才深痛反省，于是脱胎换骨。

    这是德国的过程。日本绝不是一个比德国反省力强的国家。我想，它现在肯定还不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

    因为掌控它的方向的政客们基本上还是一帮信奉胜王败寇的政客。它要养精蓄锐到什么时候再发起战争？以什么借口发起战争？对哪一个别国发起战争？多大规模的战争？现在作出判断还为时尚早。哪一国使它再败，也难估料。但总不会再是欧洲国家了，再不会是美国了。有一点将是肯定的--日本，它只有再成为一次战败国，它才会有真反省。它才会真的脱胎换骨，亚洲才多一分永久的安全……是以为亚洲、为中国忧患！

    二、轻重取决于日本--从小泉到安倍

    据我看来，中日关系现状如何，前景怎样，利弊实不由我中国，轻重全然决于日本，亦即日本站在国家意识的态度之上，究竟如何看待侵华罪恶，怎样端正态度。

    由日中关系，联想到了非洲往事。那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倘我没记错的话，大约是在去年，由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国际新闻频道播报。电视新闻资料，估计是由英国方面提供的。

    究竟是一桩什么非洲往事呢？不，用往事一词，行文太过轻佻了，那是一桩悲惨恐怖的事件。

    七八十年前，一名英国传教士只身来到非洲。在英国，其教绩卓然，颇得美名，到非洲，仅为神职而已。他去拜见一位土著部落的酋长。在那过程中，他犯了一个微小的礼节上的错误--将自己的宽边帽从头上摘下，放在膝上了。

    结果是地球上一切文明国度的人们都想不到的--那时世界已经迈入20世纪。

    他被杀死。不仅被杀死，还被剥皮、剔肉、烧烤、煮汤，最后，敲骨吸髓，被吃得仅剩一个头骨，成为酋长家族代代相传的摆设。我要提出的问题是：作为那英国传教士的后人，他们能够从心灵上轻易忘掉那一件事吗？对于人类，应该不应该是一回事，能够不能够是另一回事。他们的先人的头骨，还在别人家里成为摆设啊！忘记和铭记，这是人类之人性的两个显著特征。有时忘记更符合人性；有时铭记更符合人性，这是人性的真相。对于英国传教士的后代，铭记更符合人性。能否使从前之事成为过去之事呢？这分明不是单方面取决于他们的问题。它取决于那土著部落的酋长的后代们--他们正一代代做着新酋长。

    2004年，事隔七八十年以后，那非洲土著部落的最新一位酋长，做出了一个他的几代前任酋长没有做出过的决定--诚挚邀请英国传教士的后人到非洲去，当面请罪；当面归还对方们的先人的头骨；当面以本部落习俗的最高方式，超度对方先人的灵魂。

    五分多钟的电视新闻，便是记录2004年的那一过程的。试问--如果没有那非洲土著部落的最新一任酋长的诚意作为大前提，那英国传教士的后人们会与对方促膝而坐，谈什么弃仇去憎修玉帛之好的话吗？那后者的人性不是太不正常了吗？

    我将当今之日本好有一比，恰比作那非洲的土著部落；我将当今之日本政客小泉也好有一比，恰比作土著部落的最新一任酋长。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这里主要比的是，有资格代表一个国家或一个部落的人对本国家或本部落之历史行为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日本政客们的意识远在那一位非洲土著部落的最新一任酋长之下。后者的意识是与时俱进的，是愿意向全人类的文明共识靠拢的。而日本右翼政客们的言行却是相反的。

    至于当年的日军，我除了没有接触过他们当年吃中国人的记载，其他一概残忍罪恶，他们是全部犯下了。将那一非洲之恐怖事件扩大十倍，不足以相提并论；扩大百倍，也不足以；扩大千倍，还是不足以；也许扩大万倍几万倍才能相比。

    从小泉到安倍，一而再、再而三地以一国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所遵循的不外是两点：其一，人死了，灵魂都是平等的；其二，尊孔，中国的孔子曾曰：“仁者爱人。”在某些日本人的意识之中，进一步说，在小泉首相的意识之中，人死了，灵魂果然是平等的吗？倘果然是，又为什么只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靖国神社呢？为什么不曾也经常到日本的平民公墓去祭奠那些普普通通的亡灵呢？倘果然是，他们那靖国神社里，为什么只供奉名人贵族及所谓“英烈”的灵牌？对不起得很，事实上我认为，靖国神社之中定有日本人的真英烈的灵牌配摆放在那里受日本人敬仰的。但连国际法西斯战犯的灵牌也供奉在了那里，则我就不得不将他们的“英烈”也用引号括上了。倘一概日本人的灵牌都是可以供奉在靖国神社的，还则罢了。但世人皆知，日本的普通人的灵魂，是断不会被忝置于那靖国神社的。而战犯的灵魂却配。平等在他们那儿，说穿了，乃是--战犯与英烈平等！倘不，南京大屠杀之纪念日，他们何不也在日本替那些惨遭本国兽军野蛮杀害的中国黎民百姓和战俘们的亡灵祈祷祈祷呢？--既然人死后，灵魂都是平等的！再试问一问：近一两年，他们参拜供奉着法西斯战争罪犯的灵牌的靖国神社的次数大约比祭奠自己祖先的次数还多吧？而这，叫如丧考妣。

    说到“仁者爱人”，他们实是孤陋寡闻。在中国，岂止孔子说过这样的话！百千年来，反反复复宣传同一思想的中华先贤，多了。那话的本意--博爱之人，首先要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别人的生命。爱人之心爱人命。不知珍惜别人生命，“爱人”岂非伪装吗？希特勒之所以是全世界人民痛恨的法西斯战犯，乃因他视别国人民生命如粪土。在这一点上，日本的东条英机们与希特勒无区别！

    他们想必知道中国除了孔子，还有一位孟子，同样是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

    孟子曾说过这样的话：“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他们对战犯们的亡灵的恻隐，已反复向世人证明看了。但作为当事国的首相，对死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千千万万中国人的亡灵的恻隐又究竟体现在哪儿了呢？倘无后一种恻隐之心，其“仁”不“端”也。不“端”便是不正。不正是斜。在中国字中，“斜”与“邪”有同义。对于这等样人，中国古人还有什么说法么？有。仍是孟子。他又曾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已说得明明白白了，我就不再往下说了吧！至于中国在“二战”结束以后未对日本提出战争索赔，乃是因为考虑到--日本当年也由于美国投下的两颗原子弹而水深火热，哀鸿遍野；日本人民，也成了本国发动法西斯战争的代罪羔羊。

    此考虑，义之端也。

    世界各国，文化历史的长短不同，发展阶段的先后不同，民族传统不同，民俗内容不同，现代与传统结合的程度不同……总而言之，有许许多多的不同，因而有多种多样的区别。

    这是文化常识。

    但18世纪以后，全世界在文化方面都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文化的人文原则的共识，简称“人文主义”。

    起初的人文主义之原则是--自由、平等、博爱（人道主义精神）。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人文主义又理所当然地包含了和平主张。

    至今，人文主义还充实了环保思想。是谓新人文主义。

    联合国的大会上，讨论什么，通过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一言以蔽之，高于各成员国利益之上的原则，便是人文主义的原则。代表任何一个国家的政要人物的言行，倘与世界人文主义原则的共识相违背，必须遭到谴责。

    在每一个国家自身的文化权利之上，乃是世界人文主义思想原则的唯一权威。全世界各国都要共同遵守的。

    一个国家将国际战犯的亡灵与自己民族的英烈的亡灵并列陈设；一个国家的首相参拜这样的神社，并以“文化区别”为借口，除了说明其首相所代表的国家是多么蔑视世界人文主义的思想原则，还能另外说明些什么呢？

    倘是我前边所举的那一个非洲土著民族的部落与其酋长，中国人倒也无话可说。吃人还要边吃边歌边舞，那自也是文化，吃的文化。落后若此，理论也白理论。

    可今天的日本不是从前的非洲土著部落啊！日本是站在世界现代化前列的国家啊！那非洲的代表部落赔礼道歉的酋长，人家也皈依了世界人文主义的原则了啊！倘不，会道歉吗？人家没拿“文化区别”当借口啊。用孟子的话说，人家已有“是非之心”了。

    日本首相及某些政客头脑中的人文思想，比一位非洲酋长多些少些？

    三、我看日本人

    同是“二战”的祸首国，日本的结局与德国有所区别。与意大利尤其有所区别。意大利的法西斯头目，是被他的本国人民吊死的。墨索里尼成为希特勒的“生死弟兄”，在最大程度上并不能代表他的国民们。他自己要上希特勒的法西斯战车，于是也将意大利人民拖在了法西斯战车后。他们吊死他，意味着是对他的惩处。一个国家的人民以最严厉的方式惩处了他们的元首，证明了他们与他“划清界限”的态度是极为鲜明的。

    某些德国将军预见到了德国必败，企图暗中与盟军议和，但是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另一些人企图暗杀他，为德国争取到一个较体面的投降机会，却一次次都没成功。尽管希特勒对他的国民不断采取欺骗手段，德国必败的心理阴影，却早已在苏美两军攻克柏林之前，就扩散于军队和民众之间了。可以这样说──德国人对于德国必败是有所心理准备的。对于德国人，保卫柏林不过是垂死挣扎。军队明白这一点。民众也明白这一点。挣扎也败，不挣扎也败，总之注定了必败，也就只有由希特勒做最后的谢幕人。

    日本的战败，却是50年前的普遍的日本人始料不及的。在中国的东北，他们还有几乎整整100万精锐的关东军啊！这一尚未受挫的军事实力，使日本只为自己保留了两种选择──或者较量到底，或者，以势均力敌的不屈不辱的姿态，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至于投降，天皇根本没想过。东条英机根本没想过。普遍的“大日本皇军”的将士们根本没想过。普遍的日本人也根本没想过……50年前，在日本广岛和长崎遭到美国原子弹轰炸前，政客也罢，军中首脑也罢，普遍的日本民众也罢，有哪一个日本人的头脑中，暗暗相信过日本会战败吗？

    由于深受军国主义宣传的影响，50年前普遍的日本人，他们的军队，即使有厌战情绪，也绝无反战心理。他们又怎么会反对他们的“子弟兵”所进行的“东亚圣战”呢？父母们当然会巴望他们的儿子回到身边。妻子们当然也会那样巴望。但是在他们的想象中，他们的儿子或丈夫，应该是“解甲荣归”。在政客和军中首脑们的想象中，如果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落笔之前，日本是要与苏美坚决地讨论日本在亚洲的“合法权利”的……广岛和长崎就在这些前提下升起了蘑菇云……原子弹的蘑菇云使日本蒙了，天皇蒙了，东条英机蒙了，政客们和军中首脑们蒙了，天皇的普遍子民们蒙了。正如当年日军偷袭珍珠港使美国蒙了一样，只不过后者的程度比前者巨大百倍以上。

    日本似乎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考虑投降。

    更没想到在付出人类战争史上最为惨重的代价后，以最屈辱的姿态投降！

    即使在天皇宣布投降诏书之际，还有那么多政客和军人主张在日本本土“决一死战”，还有百余名军人剖腹于皇宫外，企图以死唤起全日本男女老幼的“战志”……然而日本已只有投降。此外别无选择。

    “二战”的结束，对于意大利，有点儿“自己解放自己”的意味儿；对于德国，有点儿被从法西斯统治之下“解放”的意味儿；对于日本，却是彻底的无条件的投降，仅仅意味着是投降。再什么都不意味。

    一方面，日本是“二战”的祸首国之一；另一方面，又是地球上唯一的原子弹受害国。20余万日本人死于顷刻！侵略战争，使日本遭到的灾难，比它带给别国，首先是中国的灾难，似乎更具有恐怖性。

    且，半个多世纪以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找不出一条哪怕是相对成立的理由对日本表示较由衷的同情。

    日本只能长久以来暗暗怜悯自己。这一种自我怜悯，只要稍微过分，则就不免意味着是对“二战国际战犯审判团”的公然挑衅。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首先是中国，都有最正当的权力提醒日本：别忘了日本首先是祸首国！别忘了日本给他国带来的深重战争苦难！……日本对于“二战”，真真是有苦难言，欲说还休欲说还休……那么，便反省吧！但是，反省得越深刻，越意味着要承认--用中国人的话说，承认“自作自受”。这是一种很大的勇气。这是很高的反省境界。

    对于一个人难能可贵，对于一个国更加难能可贵，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民族自尊心十分强的国，尤其难能可贵。

    许多日本人已经这样难能可贵地做到了，包括一些当年的“皇军”。一些日本人目前还做不到。因为要做到这一点，还须对死于原子弹的日本人有个过得去的说法。他们基本上是平民百姓，他们无辜，他们死得惨，也死得冤。

    他们的死──归根结底，是由日本造成的。即使将当年的日本说成是日本军国主义，以与今天的日本相区别，它也还是日本。一个国就是它的民众的国，怎么叫都仍是那个国。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妨持这种观点。这么想这么表明态度，都不至于有什么沉重的心理压力。但是一个日本人，设身处地理解，是会有心理压力的。原子弹是美国制造、美国人投下的，死于它的威力的是日本人，他们的死是日本造成的，是日本当年自作自受--这样的逻辑，符合“二战”的正统史观，但又是多么难以符合一个日本人的民族情感啊！何况死者中，也许就有某一个日本人的至爱亲朋。

    如果日本在“二战”中并没有侵略罪恶，那么日本今天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申述自己的战争苦难，由一个“二战”祸首国变为一个“二战”受害国了……但是……但是日本当年对中国，对朝鲜，对整个亚洲，犯下了严重的侵略罪恶。

    铁证如山，案是翻不了的。于是，一些日本人在日本当年的侵略罪恶和后来的原子苦难之间，尴尬地陷入了半个多世纪的沉默。对前者他们欲说还休，对后者他们也只能欲说还休。他们的尴尬，是人类最矛盾的尴尬之一种。他们的沉默，是人类最不心甘情愿的沉默之一种……我以为，他们是可以被理解的。我这个中国人能理解他们，也愿理解他们。第三类日本人相当恶劣。他们干脆企图否认日本“二战”时期犯下的侵略罪恶。尤其企图否认日本的侵华罪恶。“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日本的一切侵华阴谋和罪恶，他们一概的干脆企图否认。他们不顾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他们利用大多数西方人对日本侵华罪恶所知甚少，尤其利用西方某些缺乏国际正义感的政客对日本侵华罪恶态度暧味这一点，妄想将侵华战争说成是日本当年并不愿进行的一场战争。而且，似乎谁打响的第一枪，还是一件有待澄清的事。他们的动机是十分明显的，如果西方世界对日本当年的侵华罪恶保持心照不宣、讳莫如深的沉默，则他们就敢更加公然地放大胆量地进行翻案。仿佛历史事实是可以篡改的，只不过篡改之前要争取到西方世界的默许。至于中国人民答不答应，他们似乎是不屑一顾的。山本五十六当年曾留给日本后人们一句话──“我们得到了一个珍珠港，却激怒了一头狮子”。他们的放肆，今天也等于是在激怒中国这一头狮子。他们似乎不明白，中国人民一旦以怒而对日本，日本在亚洲在世界上，也是没什么美好前途的。至少他们的美妙前途会投下巨大的国际关系的阴影。如果他们真的忘记了山本五十六的话，那么中国人民也可以忘记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人民对日本予以的宽恕。是的，中国虽有原子弹，但决不会往日本发射。中国人民也许首先会向日本重新索讨战争赔款。中国人民一旦真的开始索讨了，那么是绝不肯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脸色的。日本倘不给一个说法，中国人民是绝不肯罢休的……第三类相当恶劣的日本人，是日本的某些又愚蠢又自以为高明的政客，以及一些民族主义、新军国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分子，他们形成了日本的一股极右势力。他们在日本是极少数。所幸他们的表演，还不足以达到彻底激怒中国人民的地步。故“所幸”二字，实在仅只是对日本和日本人民而言，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其实倒是无所谓幸与不幸的。

    我的日本同行们，更具体地说，此次接待我们，任劳任怨地对我们尽地主之谊，热忱坦率又认真地与我们进行研讨的日本电影编剧家们中，没有第三类日本人。一个也没有。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有的是中国人民的诚挚的好朋友、老朋友。

    在会长铃木尚之先生家为我们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理事长山内久先生致辞时，站起来情真意切地说：“最近，我的一位朋友的老父亲去世了。他的老父亲当年是侵华日军中的一名军曹。近半个世纪以来，他时常深为日军和他自己在侵华时期犯下的种种罪行而忏悔。他留下了遗嘱，将自己的全部遗产变卖掉，资金要全部用来做些促进日中友好的事业。我的朋友，由衷地按照他老父亲的遗嘱做了。他组织了一个私人剧团，日夜赶排了一部揭露日军当年侵华罪恶的话剧。目前，他正率团在中国的东北各省市巡回演出。他们受到了中国观众的真诚欢迎。他在长途电话里告诉我，每到一地，他都会被中国人民的宽宏大量感动得哭一次。现在，我们在日本欢迎中国朋友，我的心情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我不想客气地称你们小姐们、先生们，请允许我代表日本电影剧作家们这样称呼你们--朋友们……”面对这样的日本人，我们又怎么能不将他视为我们的，视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呢？

    我们还观摩了山内久先生的编剧新作《沉默的海》。它讲述了半个世纪前，日本和朝鲜之间的一次历史事件──日本在一些朝鲜族村虏捕了大量青壮年，为日军修筑工事。他们充牛做马，生死如草芥。日本投降后，他们乘船回国，其船不幸沉没于日朝海峡之间，所有男女老幼，全部遇难……一名当年同情过他们、帮助过他们、替他们受过鞭罚的日本“劳工长”，从此亦抛妻弃子，离家出走，杳无音讯。原来，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他一直隐姓埋名，当了一名灯塔管理工，每日遥望那一片沉默的海峡，为亡者的灵魂祈祷，替日本的罪恶忏侮……这是一位日本编剧家，在今天所能做的，最有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事啊！

    他已经是竭尽所能在做了。但是我们和我们的日本同行中的某些人，在最后一天的讨论中，也几乎争论了起来。我想，最终没有形成争论，是由于时间的关系。也是由于语言障碍的关系。争论如果必须通过翻译，往往是不能真的唇枪舌剑起来的。翻译的“第三者插足”，客观上截断了争论，缓和了冲突。

    争论是由中国电影《红樱桃》引起的。我们的朋友们首先提出一个纯“艺术观”的质疑--《红樱桃》中的女主人，究竟是一个虚构的艺术人物，还是一个现实中的真实人物。他们觉得女主人公只不过是一个艺术人物。如果是艺术人物，又怎么可以借助纪实手法，打出字幕，告诉观众她于某年某月某日死于北京呢？这不是违反纪实原则的吗？

    平心而论，日本朋友们的质疑，是不无道理的。我们也当然知道，《红樱桃》中的女主人公，其虚构性远远超出了真实性，整部电影的故事，显而易见，取材于一篇虚构的小说《人皮灯罩》。我方的回答，便不免有些逻辑牵强。

    于是话题引到了《南京大屠杀》。他们曾要求观摩这一部影片。但是我们没带去。据说，电影局的同志认为，友谊交流，还是以不带那样一部影片为好。

    83岁的德高望重的日本老导演新膝兼人先生缓缓开口道：“为什么不让我们看《南京大屠杀》呢？我不明白中国朋友究竟有什么顾虑。”中西隆三先生接着说：“原子弹，使广岛和长崎死了24万多日本平民百姓。这个数字准确到个位。是以户籍本为普查根据的。每一个死者，都以生前户籍本上的照片为证，注明当时的年纪、婚否、家庭情况，详细得无法怀疑。而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方的死亡人数，又是根据什么统计出来的呢？在日本，目前有四五个版本的揭露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书。

    都是中国人写的。每一个书上的数字都不一样，叫我们究竟该相信哪一个数字呢？……”我们中方成员中，除了我，没有谁较认真地研究过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

    我作了这样的回答：“朋友们，我不得不承认，日本对原子弹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统计，毫无疑问比中国对南京大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统计精确。但是中国的统计也是不无根据的。只不过以前忽略了精确统计的必要性，给50年后的统计带来了困难。我更想告知朋友们的是--在日军侵华八年中，死于日本战争责任以及惨遭日军杀害的中国平民百姓，约在三四千万之众。相对于三四千万而言，南京大屠杀究竟有30余万还是20余万中国人遇难，真的对日本和日本人具有什么特殊的意味吗？”日方的朋友们沉默有顷后，还是德高望重的新膝兼人先生缓缓开口道：“我看我们不必再就这个问题讨论下去了。侵略就是侵略。在侵略战争中，在半个世纪前，怎么可能不屠杀被侵略国的人民？尤其是遭到抵抗的时候。屠杀了，便是罪恶。我们不可以对日本过去犯下的侵华罪恶持怀疑态度。任何怀疑态度，都有对日本的侵华罪恶进行开脱之嫌……”在共进晚餐时，中西隆三先生通过翻译主动与我交谈。他说他并不是替日本的侵华罪恶持怀疑态度，他只是替中国感到遗憾。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将证据和数字收集得更翔实些呢？他说，在日本，持怀疑态度的人其实为数不少，有些中国人写的纪实书籍，数字彼此矛盾，反而使持怀疑态度的人更加怀疑了……我说，有的日本人，当年日军侵华时，到过中国南京，现在中国“开放”了，他又到了南京。时隔半个世纪，他到处走着，看着，竟得意扬扬他说--“南京，我又回来了！”我问，说这样的话，持这种得意心态的日本人，是对的吗？

    中西先生立即回答：“这不对！这很可恶！”晚餐后，中西先生似乎还有许多话要与我交谈。我看出了这一点，就邀上翻译，请他们同到我房间去做客。在房间里，我们面对面坐定，翻译坐我们之间。中西先生望着我那种凝重又恳切的目光，使我看出他内心里有许多重要的话，欲对我，一个中国作家和电影编剧倾诉。使我不禁地暗想，如果我们不需要翻译就能够直接交谈多好！

    我说：“中西先生，也许您非常想知道，一个我这种年纪的中国人，是否会对日本人怀有历史遗传给我们的仇恨感吧？”翻译将我的话译给他听后，他不禁一愕，表情更严肃了，目光更凝重了，连连点头，用发音不太准确的中国话说：“是的，是的……”我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手指夹住两端给他看，同时说：“烟不会越吸越长。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们中日两国，50年前是冤家，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因为许多中国人和许多日本人，为中日友好做了大量的可贵的工作。我们中日电影剧作家之间的交流，其实也具有促进中日友好的意义。我们共同都要做的，不是影响我们的下一代记住仇恨，而是要告诫他们，永远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对不对？”翻译将我的话译给他听后，他连说：“对，对！这正是我们这一代日本人所要努力做到的！”我吸那支烟时，他又说：“我们这一代日本人，铃木先生、山内先生、胜目先生、马场先生等，”二战“时期，都是儿童和少年。日本所遭受的原子灾难，在我们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恐怖的记忆。当我们渐渐长大后，我们才明白日本为什么会遭到原子灾难，才明白我们日本，也曾给亚洲别国的一代人，主要是中国的一代人童年和少年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恐怖的记忆。所以我们既怜悯自己，也怜悯他人。我们是交替做着三种噩梦长大的一代日本人──原子灾难的噩梦、侵华罪恶的噩梦、中国向日本军事复仇的噩梦……不知不觉我们老了，年轻人已经厌烦了我们这一代的忏悔和教诲，我们却只有羡慕他们的生活。无忧无虑地活着，不再受战争恐怖和战争罪恶的影响多好！……”翻译将他的话译给我听时，他将他的笔拿在了手里……我将一页白纸推给他……他在纸上写下这样两行中文：

    人类爱和平，世界永和平！让我们共同反对战争，日中友好万岁！

    我猜，这两行中文字，一定是他常写常练的。我很珍视地将那页纸夹在了一本书里，并带回国了……我们离开日本那一天，是雨天。日方预先并未安排中西先生送我们，但他冒雨赶来了。连把雨伞也没打，衣服淋湿了。每一个日本朋友都无例外地送给了我们小礼物，从笔到咸菜……和美国的关系，很像金庸武侠小说中最常见的关系──剑侠或刀客，剪除了他的心患人物，却同时扮演了对方的儿子的监护人角色，类乎义父的监护人角色。他似乎忘了那小孩儿终究是要长大的。那小孩儿必然地也就长大了。轻功硬功内功外功都具备了，甚至足以和他“过招”了，眼见着天天不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了。这时他的“监护人”角色便有些尴尬起来。他的“江湖地位”，也便不时地受到自己的“监护”对象和“培养”对象的滋扰了。也许还远构不成威胁，但的确使他从此平添了某种不安的心事。这心事越来越成为他的忧患……“二战”后，日本没有了军队。它不再能对别的国家张牙舞爪了。它由“猛兽”变成了“驯兽”。它的政治和外交，最初的二三十年，是要看美国的眼色行事的。它实际上成了美国的“二等盟国”。和美国之间，它处于类乎“领养子”的地位。

    没有了军队，也就没有了军事开支。这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笔巨大的军事负担的免除。

    没有了军队，政治变得相应地单纯了。军队的叛变、哗变、政变，军队对政治的一切掣肘和干预，都便是子虚乌有之事了。于是政治仅仅成了政客们之间的“文戏”表演。“文戏武唱”的情况是根本不会发生的了。天下也就一直太平。政客们的争斗，纵然再激烈，都是不会导致“内乱不息”的。

    没有了军队，政治几乎只剩下了国策的使命。外交几乎只剩下了经济的谈判。这对任何一个国家，其实都是经济繁荣和发展的“黄金阶段”。日本经济，正是在这样的“黄金阶段”日日腾飞的。而且它可以有一种受保护的安全感。因为美国这个“监护人”的军队长驻冲绳。美国的核武器的羽翼荫庇着它……日本人对美国的心理，必是十分矛盾的，但是矛盾而不复杂，仅仅矛盾而已。一方面，他们视美国为“义父”。因为目前仍在受美国的军事保护和核荫庇，不得不依然地傍靠三分。另一方面，他们又怎甘永远处于“义子”的地位？何尝不愿摆脱美国的“监护”？何尝不想像美国佬似的，在世界舞台上过把颐指气使，动辄制裁这个制裁那个的“国际江湖”霸主的瘾？一方面，对美国几十年如一日的“监护”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对自己遭受过的原子灾难耿耿于怀。将一个国比一个人，那是类乎杀父之仇类乎奸母之仇的！日本有对美国进行报复的企图吗？有也没用，有也白有。根本实现不了。起码根本不可能在军事方面付诸实现。日本真的对美国没有进行过报复吗？日本汽车冲击美国市场，日元升值美元贬值之际，日本人心中的快感是可以想象的。日本没有军队，但是日本有钱，日本人想到美国的时候，恨不得用日元将整个美国都买归日本才如愿。不，今天的日本也是有“军队”的。它的“军队”就是它今天大大小小的财团。这支“军队”的野心是很大的，它虎视眈眈地瞪着美国和欧洲，也虎视眈眈地瞪着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它的经济实力演变为它的“军事实力”。或者反过来说，它当年靠军队达不到的目的，今天正在靠经济方式实现着。日本是一个以“军事发展”般的战略实现其全球经济策略的国家。日本的全球经济策略，越来越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它将越来越使美国感到棘手、头疼、无奈和难以对付穷于伎俩。当年的“猛兽”今天的“驯兽”，仍时常暴露出其“野性”。

    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尽管经济上已经具有了和其“义父”美国“过招”的实力。但它注定了目前还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国家。那就是──它不可能在短期内产生足以影响重大国际问题的政治家。这是日本全民族的心理寄托，在短期内根本不可能指望慰藉的心理寄托。这是由它的“领养子”的国际地位所限制的，是由它的“二等盟国”的历史屈辱所限制的。是日本的尴尬，正如它是美国的尴尬，日本甚至在短期内也不可能产生深受日本国民拥戴的众望所归的政治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难以取得作为的政治人物，在本国不可能深受拥戴众望所归。

    日本的政治人物在它的国民心目中几乎无一不是政客。在国际上的形象也许反而略高一些，却也高不到哪儿去。区别在于，仅仅在于──资深的政客或资浅的政客，成熟的政客或不成熟的政客，机智的或愚蠢的政客。尽管，他们中也有杰出者，但是国际政治舞台边缘的杰出的政治人物，再杰出也只能充当国际政治舞台边缘的“大群众”角色。这是日本国民为什么至今宁肯继续崇敬天皇，而不愿将同样的崇敬赏赐给日本政治人物的原因之一，根本原因之一。

    这一点是日本“心口永远的疼”。

    这一点是美国“永远的喜悦”。今后的若干年，日美关系将越来越“有戏”可看。即将使美国越来越尴尬，也将使日本越来越屈辱。“义父”和“领养子”之间，由于“监护恩”和“原子恨”所导致的恩怨，将会更加频繁。

    这是“二战”后遗症。日本是“病原体”。它感染着美国。

    美国已别无选择，只有继续地“监护”着它，不知该到哪一年哪一月为止。更重要的是，不知道自己一旦自行“撤销”了“监护”责任，它的“领养子”一旦真的成了独立的“国际人”，究竟对自己有益还是有害。究竟是会对自己礼让三分，还是会反目于一旦，“龙蛇争霸”？

    我在日本的日子，“冲绳岛事件”正闹得不亦乐乎。两个美国大兵轮奸了一名日本少女，日本国民群情激愤。美国这个“监护人”，在日本面前无地自容。而日本政客们，又显然是在竭尽所能地维护美国起码的体面。“领养子”知道目前还不到可以和“义父”彻底闹翻的时候。“义父”则对“领养子”给的一次人情表示“心领神会”。“日美关系正常化”，或反过来说“美日关系正常化”，乃“二战”之后，最虚假最不可细思细想也最滑稽可笑的一句“外交辞令”。

    今后这一“外交辞令”，仍将时常挂在美国外交官嘴边上。也仍将时常挂在日本外交官嘴边上。

    而日本“新生代”中的青年男女，却有许多人内心里是非常向往美国的。

    在一部日本爱情电影中，日本女孩儿对日本小伙子说：“我嫁给你是可以的，但是你得带我到纽约去定居！”252真历史在民间他们可没有他们的父辈们那么多的心理积淀。

    只要美国人不轻蔑日本人，他们和她们，像许多国家的青年们一样，何尝不愿拥有一份美国“绿卡”呢？

    这是使民族感甚强的日本老爸们极不高兴的事。然目前的世界，背叛之风到处盛行。日本老爸们又能奈之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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