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配夫人毛福梅（美）的如梦人生
毛福梅名不见经传，事不出闺阁，她的一生如梦如烟，除了奉化老乡亲看得见的、听到的之外，多半咽在她肚里，埋在她坟里了！但鉴于毛福梅既是蒋介石的元配，又是蒋经国的生母，虽然常年居守家乡，而其人其事与蒋氏父子的身世出处，关系非比寻常，诸事有人所不知者甚多；且毛氏为人，为乡里所称道，亦不应任其湮没无闻。笔者忝为同乡，复同是女性，故乐为之传。自问遍访耆宿，广采逸闻，未敢有虚构之处。尚望识者教正。
毛氏家世
毛福梅（也有写作“福美”、“馥梅”的），学名从青，奉化岩头村人，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初九日。
毛福梅的家是岩头一带的望族。父名鼎和，世代经商，开着一爿祥丰米行和一家南货店。家底殷实，治家有方，颇讲究礼法，平时又广结善缘，对修桥铺路一类公益事业尤其热心。岩头村从村头到村尾有五座石桥，由毛鼎和出资或主持捐助事宜建造的就有四座。
毛鼎和娶妻王氏（万竹箭岭村人），生有儿女各二。长子毛怡卿，乳名武宝，早年在宁波与人合设肉店，后又开了一爿“清一色”的饭店。虽然后来他的妹妹成了蒋氏门中的“大师母”，名分上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国舅父”，可他与蒋家的荣辱不甚沾边，没有在军政界谋过什么职位，随遇而安，至今毛氏一族在家乡的香火还全仗这一支脉顶着。他的孙子，也就是毛福梅生前最疼爱的内侄孙毛彭初，一直乡居在家，儿孙满堂，现为浙江省政协委员。毛氏生前常携儿子经国回娘家小住，她母子住过的那间东厢房也由毛彭初按原样保留着。
毛鼎和次子毛懋卿，又名秉礼，早年在宁波经营鄞奉汽车公司。北伐前，一度随妹夫蒋介石在广州黄埔军校任总务，以后回浙江，担任过慈溪、鄞县公安局长。抗战期间，出任中国农民银行赣州支行经理。1949年蒋经国劝他去台湾，他没有同意。周恩来总理得悉其事后，特地向他致意，动员他陪同蒋经国养母姚冶诚去台湾。后来他又回大陆定居，曾任宁波市、浙江省和全国政协委员。“文革”期间，周总理派人送他到无锡加以保护，1970年病死在上海，享年九十四岁，葬在宁波阿育王寺的右边山岗上。
毛鼎和的长女毛英梅，嫁与奉化下跸驻村宋孟果为妻，有子宋继尧、宋继坤、宋继修。继尧能写一手颜字，曾在武岭学校当过会计，以后曾随蒋经国在赣州专署办事；继修原在武岭学校搞总务，现在台湾。继坤已八十多岁，于前几年老死跸驻村，他的儿子宋时选，韩国檀国大学荣誉法学博士，1938年跟蒋经国到赣南，曾任赣州专署科长，以后去台湾，曾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现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也算是台湾一位要人了。
毛福梅是毛鼎和的次女，出生时，算命先生说她是一颗“福星”，因此自幼受到父母的特别宠爱，取名“福梅”。长大成人之后，出落得颇有“福相”，中等个儿，面白唇红，性情恬淡，事亲极孝，虽用不着操治家计，却是母亲的得力辅佐。她父母把她当作掌上明珠，必得挑一个门当户对的世家子弟方论嫁娶，而在这种穷乡僻壤里，要挑个称得上世家的名门何其不易！于是乎，毛福梅年届十九，尚待字闺中。
那一年，终于有一位颇有名望的乡绅拜谒毛鼎和先生，前来说媒，毛福梅的喜事来了。
蒋毛联姻
来人姓陈名春泉，家住离岩头村两华里的榆林村。此老家境虽不甚宽裕，倒是诗礼传家，颇受乡里敬重。他家中设有学馆，延毛凤美为塾师以教村童，兼收亲近友好家的孩子入学。其中有个学生叫蒋瑞元（即蒋介石）的，就是陈春泉表妹王采玉的儿子。
陈春泉和毛鼎和两位既是乡里颇有声望之人，自然早有交往。这一回，陈春泉是受他守寡的表妹王采玉所托，为表侄蒋瑞元提亲来的。
蒋瑞元生性顽劣，到处惹是生非，在乡里有“瑞元无赖”的诨名，常使王采玉伤心不已。瑞元十四岁时，四书五经也学了不少，懂得了一点孝道，发誓要读书上进，求取功名，为家族增光，为母亲争气。王采玉喜出望外，四处打探名师，遣儿求学。曾送去她娘家葛竹王氏宗祠溯源堂拜姚宗元为师，读《诗经》，由于能即景吟出“一望山多竹，能生夏日寒”的诗句，深得师长喜爱。王采玉后又听说榆林村毛凤美学问不错，已在她表兄陈春泉家开馆，便把瑞元送到榆林村陈家办的私塾就读。
王采玉人在溪口，口念佛经，心挂榆林村读书的儿子，真怕他一时旧性复发，惹出什么事来。过了不久，岩头方面果然传来了有关儿子的闲话：这个十四岁的孩子竟要想娶堂表妹毛阿春做老婆哩！乍一听到，王采玉难过得不得了：如果儿子真是这样想，岂不是更要被人家背后耻笑吗？倒是她的母亲（瑞元的外婆）姚氏为她出了主意：索性到毛家去提亲，把毛阿春娶过来，也可给这匹小野马套上个笼头。慈母说得有理，王采玉立即行动，挽了个媒人去岩头毛阿春家提亲。
毛阿春的母亲蒋赛凤听到这一消息，气不打一处来，先把女儿狠狠地训了一顿，不许她再与那个“歪胚”接近，然后关门坐等，假如瑞元还来死乞白赖，她就……正在这时，一头撞进王采玉遣来的红媒，蒋赛凤在气头上，不但一口拒绝，还对媒人说：“阿嫂也真作孽！这样不争气的歪胚不好好管教，还对他依头顺脑来提亲，将来变成败家子有得哭哭呢！我有十个女儿也不会嫁给他的，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媒人碰了一鼻子灰，如实回报了王采玉，把个王采玉窘得无地自容。她发狠说：“赛凤把我家阿元看作虫，我一定要在她眼皮底下挑个好媳妇！”说干就干，她亲自雇了一顶小轿，赶到榆林拜访表兄陈春泉，请他无论如何担当帮瑞元物色个好媳妇的重任。
陈春泉情面难却，可又觉得这事颇有难处：蒋赛凤家虽称不上望族，也算是不愁衣食的小康之家，毛阿春又是个百里挑一的姑娘，在岩头村里，要挑比她强的姑娘并非易事；何况这边又是孤儿寡母的，好人家不见得会低就呀。可禁不住表妹苦苦央告，只好凭着一张老脸去碰碰运气。经过周密比较，才认准了通家世交毛鼎和，要把他二女儿毛福梅说给蒋瑞元。没想到毛鼎和很快允了这门亲事。
原来毛鼎和有他自己的择婿标准。俗话说“拣亲不如择媒”，由德高望重的人来为爱女作伐，他面上光彩；再则溪口蒋玉表、蒋肇聪父子也非等闲之辈，早年曾是缙绅首户，如今虽家道中落，名望犹在；第三，蒋瑞元这孩子六岁上就读书，据陈春泉介绍，人极聪明，领悟极快，学业还不错，说不定能考上个秀才、举人什么的，若是谋得一官半职，岂非应了看相的铁口？这么一权衡，便有九分愿意了。再加上他往溪口镇上一打听，大家都说蒋母为人厚道贤德，教子有方，瑞元事母孝顺，有其母必有其子，少时顽劣，将来说不定大有出息，于是便把亲事定了下来。
毛福梅呢，是个从封建礼教中熏陶出来的闺秀，信奉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箴言，对于这桩父母做主的婚姻，自然不便表态，但她对未来的丈夫，显然怀着少女的热忱。
新婚之泪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九岁的毛福梅出嫁了。这年蒋瑞元十四岁。
择定吉日之后，毛家的内亲外戚、旧友新朋、故知世交都忙了起来，备贺礼，办嫁妆，做嫁衣，备喜筵……毛鼎和是极爱面子的人，从岩头嫁到溪口，犹如从小巷走向大街，二十里山路上有多少人看毛家嫁女的排场！少不得要张罗得体面些。故毛福梅嫁妆的行列十分壮观，红艳艳光莹莹一长溜，惹得溪口的三里长街都欢腾起来。
毛福梅坐在花轿里潸潸地垂泪。凤冠霞帔压不住她惴惴不安的心，离开双亲，离开家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与陌生的人厮守，心里说不清是甜还是酸。她怀里紧紧抱着一只描金首饰箱，仿佛这样能减轻她对未来生活的惧怕，因为这箱里面装的是她母亲的心血。
这个时候，蒋宅丰镐房“素居”屋里宾客盈门，热闹非凡。王采玉虽守寡多年，却也是曾在蒋家鼎盛时期当过家的主妇，大的场头如前房徐氏儿子蒋锡侯娶亲、女儿蒋瑞春出嫁等，都是她一手主持过来的。如今虽然家道不如以前，但面子上绝不能逊色，一方面固然是为爱子结缘，另一方面她要在亲友面前证明这家由她撑着，丰镐房绝不会“门祚式微”。
爆竹声声，鼓乐喧天，花轿在溪口下街蒋家祠堂前面停下。有人挑开轿帘，伸手把毛福梅扶了出来，一步步走进喜堂。
这几天，新郎倌蒋瑞元却憋了一肚子苦。先是那些放牛娃朋友不肯同他玩了，说做了新郎倌便是大人了；他的娘这段时间也把他管束得更严了，动不动就训诫他，叫他听得头脑发胀。婚礼开始了，起先他打起精神做筋骨，不使母亲“坍台”，处处表现得彬彬有礼。可到后来，他实在憋不住了，尤其在拜堂的时候，两旁由傧相挟着，礼生喊“拜——”，他只能跪下去；礼生不喊“升——”，就不能站起来。好不容易听到礼生喊“送新郎新娘入洞房”，他好似得了赦令，霍地直起身子，一手摘下头上的红缨西瓜皮帽，“呼”地向空中抛去，随着一声欢叫，飞一般地跑到门外街上去了。待到人们簇拥着小脚伶仃的新娘走进洞房，找新郎倌继续进行坐床、撤帐、喝交杯酒、吃相量（和合的意思）盏时，蒋瑞元早已不知去向。
王采玉听说儿子不在洞房，急得团团乱转，正要派人到外面去找时，忽听门外一阵喧闹，拥进一大群毛头后生和顽童来，他们一边放炮仗，一边抢炮仗蒂头，而放得最多、抢得最快、喊得最来劲的，便是那位拖着油光光辫子、披着吉祥如意红花、穿着长袍马褂的新郎倌蒋瑞元。
蒋母见儿子这么不争气，顿时面容改色，捂着脸跑到自己房里痛哭起来。蒋瑞元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母亲哭爹妈，听他兄长说母亲被他气哭了，便急忙跑到母亲房里去，跪在母亲膝前。王采玉流着眼泪数落儿子：“自从你爹去世之后，我抚育你到今，花了多少心血！只望你长大有个出息，谁知你越大越不知礼仪。已经给你成家了，你还要淘气。我倒也罢了，你的妻会咋难过呢？你……”边哭边数落，经兄嫂姐妹女眷们轮番劝慰，才勉强收住泪，让人把瑞元带回新房，婚礼才继续下去。
蒋母洒泪的时候，也正是毛福梅伤心的时刻。她万没有料到丈夫竟顽劣到如此地步！原认为读书人总像戏文里做出来的那样有几分斯文，可婚礼上的这出闹剧把她的美梦撕碎了。
新婚之夜，毛福梅独坐新房，面对龙凤花烛，流泪不止。蒋瑞元在“贺郎”之后便跑到娘的床上睡去了。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无论怎么呼喊他都不醒。蒋母没法，请人把儿子半拉半拖地挟进新房去，安置在新床上。他还在呼呼地睡着。
毛福梅听着单调的更鼓声，含着无限委屈的热泪，直坐到雄鸡报晓。
举案齐眉
毛福梅在新婚这夜闹了个洞房空守，对蒋瑞元怨一阵，恨一阵，到头来还是谅解了他。总以为他还年少，又要读书，心思不在房帏间，说明肯读书上进。所以，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大姐姐”，在生活上对他百般照顾，也时刻关心他的学业。学着古时孟光“举案齐眉”的故事，事夫唯谨。1902年（光二十八年）岩头有位毛思诚先生在本村存善局楼上设帐授徒，在他那里过堂的，大多能考上秀才、举人。毛鼎和关心自己女婿的前程，便向毛思诚推荐蒋瑞元前来受业，毛思诚答应了。于是，蒋瑞元转到岩头来，拜毛思诚为师，学《左传》、《纲鉴》等书。这期间，他学得认真刻苦，毛思诚也克尽师职，师生鱼水相得。蒋出山以后，便把毛思诚从广州一直带到南京。毛思诚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对这个学生在岩头读书时的情状是这样写的：“其戏嬉也，以讲舍为舞台，以同学为玩物，狂态不可一世，迨伏案读书，或握笔凝思，虽百纷嚣然于其侧，冥无所觉。”后来，岩头村里的老人们还清楚记得：“这个小后生读书声音石响（很大），岩溪对面山上都听得到。”
这年8月，蒋瑞元赴宁波赶考，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蒋志清。从此，除了他的母亲和乡里熟人喊他阿元或瑞元之外，蒋瑞元这个大名很少有人提及了。
毛福梅送丈夫赴考之后，也学婆婆的样子，天天在观世音菩萨像前祈祷，求菩萨保佑丈夫蟾宫折桂，衣锦还乡。可是，报喜的没有上门，蒋志清已挂着一脸霜回来了。他文场失意，名落孙山。
王采玉忙不迭地安慰，毛福梅更小心服侍，唯恐这位心高气傲的丈夫一时想不开，做出什么怪事来。
其实，这两个女人多虑了。蒋志清的失意并不是因为考试落第，而是因为当时宁波已受新思潮影响，知识分子对科举一类玩意儿已开始看穿，社会上纷纷议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蒋志清是个极敏感的人，他第一次到宁波，第一次参加科举，亲眼看到科场的腐败黑暗，不禁感到痛心和愤怒。又听到有废科举、兴学校之议，惊奇地发现一些举人、秀才已在试办新学堂，一些学馆里也渗进了数理化一类新教材。他还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连慈禧“老佛爷”本人也是一面反对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一面与外国人频频举杯，放手让李鸿章搞“洋务运动”。所有这一切，在蒋志清心中搅起了层层波澜，他隐隐感到，一场大的变革正在来到。为了适应这行将来临的新潮流，经过几天考虑、比较，他决定从学习新科学人手，到奉化县城新办的凤麓学堂去读书。
蒋母打心眼里不愿儿子离开。首先是因为家计日见拮据。蒋锡侯分家时把一家的生财之源“玉泰盐铺”强分了去，蒋志清只分到三十亩田和三十亩竹山。近来连年灾荒，苛捐杂税加了不少，家里又添了人口。她希望儿子能像公公、丈夫一样做生意，把家业重振一番。于是，她劝儿子：
“阿元啊，听娘的话，莫要再读书了。你已是有了妻子的人，这个家该由你来当了。还是到宁波去学生意吧。我去求你琴风舅舅帮帮忙，他在宁波做生意，蛮走运的……”
“娘，你不用说了！”蒋志清急急地回答，“孩儿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做商人再吃香，也得看别人的颜色行事，我决不做生意！”
蒋母深知儿子的脾性，他认准的理，九头牛也休想拉得转。便与媳妇商量，希望她能挽住儿子的心。谁知毛福梅心中希望之火还在燃烧，她是支持丈夫继续求学的。王采玉只好收回成命，只是坚持要儿子带上媳妇去读书。这是因为一则有人管着他，便不会出岔子；再则，她希望早些抱孙子。
蒋志清也很愿携妻同行，一方面是这段时间共同生活中，他觉得福梅对他的照顾是别人无法代替的；另一方面，他听说奉化县城里还办了女子学堂“作新女校”，许多大家闺秀都在读书，他的女人也不该落在人后。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9月，二十一岁的毛福梅开始了她的蒙童生涯。
女校启蒙
奉化作新女校聘闺阁诗人王慕兰为校长。她一心扑在女子教育上，把自己月薪的十分之二捐出来设了个启蒙班，专为只字不识的女子启蒙。毛福梅被编在这个班里。
启蒙班的学生大多是八九岁的孩子，有钱人家慕名就读的少女也不少，但绝少有上了头、开了脸的已婚女子。上学那天，毛福梅走进教室，拜了孔夫子和师长，向教室最后一排座位移步走去时，数十双惊奇的大眼睛瞪着她。
毛福梅已身为人妇，却与年轻姑娘、甚至有的还是流鼻涕的小娘头为伍，感到羞愧难当，郁郁寡欢。王慕兰看出这个学生的心思，不时开导她，给她讲“大器晚成”、“后来居上”一类格言，并为她取了个学名叫“从青”，取从头学起、青出于蓝之意。
在师长和女伴的关心下，毛福梅渐渐习惯了蒙童生涯，若能坚持数年，必有成效。谁料丈夫蒋志清在凤麓学堂又闹出事来了，使毛福梅不得不中途辍学。
原来凤麓学堂虽是新办的，但课程设置还很古板，还是《春秋》、《周礼》之类为主课，英文、数学等课目不过点缀而已。这些古文，蒋志清差不多已经嚼烂了，他是抱着“学真本领”、“求实用知识”的目的入这所学校的，再加上当时在凤麓学堂的还有许多热血青年，如周日宣（淡游）、陈泉卿、俞镇臣等，他们对校务也很有意见，大家凑在一起拟了个提纲，推蒋志清为代表，去向校董谈判。
蒋志清大模大样走进校董凌某面前，先深深一躬，然后挺起胸脯滔滔地演说起来，先列举各地洋学堂如何重视新科学，再陈述本校的若干弊病，然后提出改良的要求：一、减少老八股课程，增设理化、史地等课；二、减少上课时间，让学生有自学时间；三、请外国留学回来的人讲课，以广见闻；四、放宽校规，不得束缚学生思想，让学生自由交往。
这通演说，措辞激烈，情态高昂，气得凌校董无言以对，只喊“反了，反了”！第二天，校董们谓蒋志清“煽惑学生，诋毁校务”，以开除其学籍相威胁。
周日宣和一些同学针锋相对，集体向校方抗议，声言如果要处理蒋志清，他们将集体退出学校。凌某见这些学生都是佼佼者，而周日宣还是一个院考第一名入庠的大才子、名教员，只好自认晦气，不了了之。
风潮过去了，蒋志清却不愿再在凤麓学堂待下去了。学年还未结束，他就带了妻子回到溪口老家丰镐房。
宁波伴读
小夫妻双双回家，蒋母王采玉笑得口都合不拢。半年多不见，儿子长高了，媳妇长胖了。对一个寡母来说，没有比这更能得到安慰的了。转眼年关将到，婆媳俩请了佣工，把屋前屋后房里房外清扫揩抹得干干净净，家里杀猪宰鸡，准备谢年，送灶王、祭祖先、拜观音（王氏房内设有佛龛，内坐观音大士像）。正在忙得不亦乐乎之际，忽然来了一位举止阔绰的客人，王氏一见，喜出望外，急命儿子、媳妇拜见孙家舅父。
这位孙家舅父乃是蒋父蒋肇聪第二个妻子孙氏的堂弟，名孙琴风，家住奉化萧王庙村。孙氏夫人性颇贤淑，深得蒋父钟爱，奈天不假寿，早年病故，又无所出。蒋肇聪痛其早亡，又无子嗣，便关照后娶的王采玉，把孙家当娘家一般来往。王氏为人雅量大度，又是丈夫关照过的，故一向亲近，还吩咐儿女们也把孙家当外婆家走动。蒋发迹之后，每次衣锦还乡，还是要去萧王庙村转一转，以示不忘其旧。这是后话。
孙琴风比王氏夫人小两岁，也把王氏当亲姐姐看。他在宁波森顺杂木行里做阿大（老板），生意较大，交游又广，不常回家。凡回家，总要到溪口来看望姐姐。
蒋志清小时常跑孙家拜岁，对这位舅父的感情不错，见到他后，忙不迭地把凤麓学堂风潮及自己退学的始末向他讲述。孙琴风走南闯北，受过新思潮影响，对外甥的“越轨”行动不但不责怪，还说：“阿元啊，我看你眉宇间有一股阳刚之气，勿像吃文饭、吃生意饭的，还是继续读书的好。宁波箭金学堂有个主讲我认识，姓顾名清廉，是鄞县山下塘人，廪生出身，对周秦诸子，尤其对《孙子》及曾文正公很有研究，你到他那里去学点性理学问和变通之法，对今后的仕进不会没有好处。”
这番话正合蒋志清心意。王采玉对这位异姓兄弟着实感激，见他为儿子筹划前途，何乐而不从！只是她希望儿子把媳妇依然带在身边，一面可照顾儿子生活，另一面抱孙心切之情不言自明。
就这样，1904年春，十七岁的蒋志清带着妻子毛福梅住进了宁波植物园内一所幽静的住宅。
小夫妻第一次离开奉化家乡，开始独立的家庭生活。毛福梅又喜又怕，喜的是都市生活她从未尝过，处处感到新鲜；怕的是丈夫年少气盛，平时若即若离，如今单独相处，将会多么别扭。没想到蒋志清一反常态，倒很周到地尽起丈夫的责任来。他为她雇了一个梳头娘姨。娘姨是个见过世面的女人，见女主人的发式土气，大胆地给她梳了个时兴的那种横爱司式。这么着，她原先的圆白脸变成了鹅蛋脸。蒋志清还怕妻子冷清不惯，特地邀请一位姓林的同学的妹妹来家与毛福梅做伴。他自己白天按时去学校，晚上及时回家；一面复习功课，一面教福梅识字。每逢节假日，携她去天童、阿育王、报国寺等处游览烧香，小两口日子过得像奉化水蜜桃一样和美、甜蜜。
蒋志清对老师顾清廉也是十分敬重。
顾清廉是个理学家，对学生颇讲究因材施教，要求蒋志清勤读《孙子兵法》，并拿出《曾文正公集》来教他。这个时候，孙文的名字已经流传很广，顾清廉也对学生纵谈孙文进行反清革命、在伦敦蒙难等事，谈得眉飞色舞。蒋志清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提问，发挥其见解。顾清廉课堂遇知己，好不快慰，把心爱的、经悉心圈点过的那套《曾文正公集》，赠给这位高足。
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蒋志清也渐渐不安于现状了，他向顾清廉吐露心曲，顾清廉鼓励他：“当今青年欲成大器，留学日本，适其时也。”
这席话使蒋志清坚定了目标，他终于毅然辞了顾清廉，携眷回家，开始作出洋留学的准备。
毛福梅一生中最甜蜜的生活，就这样昙花一现般地结束了。
飞来横祸
毛福梅的本意是不愿丈夫远涉重洋的，蒋母也不希望儿子远离膝下，婆媳的眼泪把蒋志清的心搅乱了。他知道去日本还得补习半年日文，听说奉化龙津学堂开有日文课，决计暂不议出国，先把日语掌握起来。蒋母婆媳见他回心转意，喜不自禁，也不过问他去龙津学堂学什么了。蒋志清怕妻子再阻，或要求跟到城里去，极力怂恿她去娘家小住。毛福梅嫁到蒋家后，由于怕娘和姐妹们窥破心事，一直不敢多住，如今雨露初承，心花顿开，该是回娘家欢聚的时候了，何况丈夫不在身边，难免有孤寂之感，打算在娘家多住一些时候。王采玉打发儿子送走媳妇，又打点行囊送儿子去奉城入学，忙了几天之后，丰镐房又清冷下来了，只有小女儿瑞莲随侍身边，晨昏在观音神龛前上香礼拜，祈求保佑儿子媳妇。
不料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是个秋雨霏霏的日子，蒋母正坐在佛堂里念经，忽见村里管收赋税的庄书带着账房到丰镐房收钱粮。蒋母以为他们搞错了，因为她家三十亩田的钱粮早已交上。
“这一回是无主钱粮，上面摊下来的。”庄书的口气很不耐烦。
原来溪口地处四明山东麓雪窦山下，土地贫瘠，大部分田有种无收，十年九荒，许多农户弃农经商，移居外地，甚至漂洋过海，到日本、南洋去做买卖，留下的田无人耕种，成了无主田，而官府收税还是照原田亩算账，庄书胡乱把这些无主田的钱粮加算到有主田上。他喜欢加给谁就加给谁，喜欢给这家加多少就加多少。那些他顺眼的人家可以分文不加，可欺的人家便成了顶税的主儿。蒋玉表、蒋肇聪父子在世时，家道殷实，有头有脸。庄书不敢老虎嘴边拔毛。蒋锡侯尚未分家时，由于他常在外混，很有些人帮他讲话，庄书也不想结怨于他。如今，兄弟分家，三十亩田的户主是蒋志清了，在庄书眼中，孤儿寡妇的，谁给他们讲话？况蒋志清又在外读书，家里只有妇道人家，便悍然上门讨取“无主钱粮”。
王采玉虽知其中有诈，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勉强同意如数缴了一份。不想过了两天，又有两个当事人上门收“无主钱粮”，王采玉没好气地说：
“我家已经交过了，不信去问庄书叔公。”
原来这是庄书故意唆使乡里地头蛇加码摊派下来的。来人是愣头青，见寡妇说话口气这样硬，便一唬二诈起来：
“阿拉（我们）是上命差遣，有话向上峰说去。不缴，拆你的屋！”
蒋母气极，急遣人到奉化城里把儿子叫回来，如此这般地把始末根由述说一通，末了还说：
“阿元，他们是欺我们孤儿寡母，有意弄榫（作弄），馒头不熟蒸（争）口气，你得去评评理。”
蒋志清本来就不是省油的灯，哪受过人家如此欺侮？平时有母亲拦阻，他稍收敛一些，今天蒋母放口，禁不住“呼”地穿出丰镐房老屋，跑到庄书家里，指着他的鼻子就骂：
“你们这些贪官污吏，专刮民脂民膏，今天竟欺侮到我头上来了！难道我蒋志清这么好摆布吗？你有种跟我到县城评理去！”
蒋志清原以为这些人欺弱怕强。殊不知地头蛇哪有这么容易对付？何况官官相护，他们同县衙还不是一鼻孔出气的？他们只消举手动一动火签，就轻而易举地把喝过十二年墨水的蒋志清传到县衙里去，以“刁民抗粮”究治。
消息报到岩头，把毛福梅吓了个半死。她哭求父亲设法相救。
毛鼎和觉得女婿的行动未免幼稚可叹，如果他能委曲求全，忍让一下，未必会落到这个地步，何况抗庭拒税乃小人所为，作为一个乡绅出面交涉未免有失面子。本待不管，无奈女儿终日以泪洗脸，茶饭无心，看在爱女份上，他只好豁出老脸挽人作保，补缴钱粮，花了许多冤枉钱，才把蒋志清从牢房里保释出来。
“钱粮官司”促使蒋氏婆媳下决心支持蒋志清留学，两个女人把平时积攒下来的私房钱都取出来给蒋志清做川资。
1905年4月，蒋志清首次赴日本留学。
婆媳情深
蒋志清首渡东瀛之后，丰镐房顿时笼上了一层苍凉的色调，三个女人守着一尊观音大士，相对无语、黯然魂销。对毛福梅来说，这种凄清的感觉越加强烈。虽然成亲已有四年，真正的夫妻和谐生活才开头，一旦久别，相思尤加。不过，她是个颇重礼法的女人，上有婆婆，下有小姑，怕一旦失态，有伤妇道，因此强打精神，把持家计。
屋漏偏逢连阴雨。在蒋志清吃官司、准备留学日本期间，蒋母王采玉的母亲、蒋志清的外祖母姚太夫人病重卧榻，医治无效，于蒋动身赴日本前一个月溘然谢世。
爱子远离，慈母病故，这对王采玉是个多大的打击啊！
毛福梅虽也陷于远别的悲痛中，但看到婆婆王采玉的双重悲痛，反而忍泪来百般劝慰婆婆。从此在丰镐房里，婆媳两人，形影相吊，相依为命。自蒋志清走后，毛福梅陪着王采玉去葛竹住了些时候，一面帮她料理姚氏葬后诸事，一面也为了与王家亲属相聚，以慰孤寂，而遣悲怀。
蒋志清凭一时愤激，东渡日本，原打算报考日本陆军军官学校，不料清政府与日本国有约在先：凡进军校学生，均需清政府军部保荐。蒋志清被拒在军事学校大门之外，只得进入日本专为旅日学生实习日文的清华学校学习。
这年冬天，蒋志清在日本接到了一封家书，是母亲寄来的。口气十分坚决：汝妹瑞莲年下出阁，汝为兄长，当主其事，宜早日抵家，免母悬念，切记，切记！
蒋志清作难了。如听从母命，无疑要中断学业；但置之不理吧，必使母亲不快。但又一想，在日本，没有合法的途径，不能进正式军事学校，长此下去，也不是办法。不如暂且回去，设法取得合法的身份，再赴日本，便有立足之地了。他听说保定军官学校明年招生，想到何不先去那个学校就读？这样可作为一个跳板，取得正式进日本军校的资格。
蒋志清筹计已定，立即给其母发出“不日返家”的电报。
1905年冬，蒋志清结束了第一次留学生活，回到溪口与家人团聚。
小姑出嫁，做嫂嫂的按例要全力以赴。毛福梅义不容辞地担当起“长嫂为母”的角色。婆婆也有意放手让媳妇去出头露面。蒋志清出国之后，家里经济更加拮据起来，毛福梅又不肯在众人面前失面子，事事要处理得既不寒伧又不铺张，真够难为她的。在忙乱中接待了久别的丈夫，简直体味不出重逢的欢乐。好不容易办完嫁事，接着又是除夕办“年夜饭”，还要筹备春节应酬，送丈夫去葛竹外婆家、岩头岳家、萧王庙舅家等地上门拜岁，着实忙乎了一个半月才转入正常的生活节奏。尽管这样，她总是不知疲倦，事必躬亲，毫无怨言。有丈夫在身边，她别无他求。
蒋母王采玉刚从丧母的悲痛中恢复过来，眼见得子孝媳贤，心里十分宽慰。亲友们莫不夸她福气好，使她更虔诚地皈依佛门，天天礼拜观音，吃“观音素”，初一月半到武山庙（在武岭头）进香，还每月斋僧两次。溪口雪窦寺、法花庵的师父师太们，成了丰镐房里的常客。
蒋志清忙于报考保定军官学校，家事一概不管。到考时，便去杭州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杭州考点参加入学考试。
等到发榜，蒋志清的大名竟挂上了杭州考区考生中挑选出来的十四名录取红榜上。
考取保定军官学校比考上秀才之类要实惠得多，因为这个学校是练兵处会办大臣袁世凯亲自管辖的一个军官补充基地，只要一卒业，就是有品位的军官了。所以，当报事人吹吹打打把大红喜报贴到丰镐房祖堂上时，前来道喜、瞧热闹的人塞满了大门。
首饰箱案
蒋母心满意足了，她年年巴望的不就是儿子为蒋氏门楣争光吗？毛福梅默默地为丈夫赶制行装。乍相逢又别离，这种滋味是无法用言语表述的。更使她难以理解的是：丈夫以前对这个“腐败政府”是那样势不两立，为什么去东京留学一年态度就变了呢？
特别是当蒋去保定入学不久后，她又听到传闻有这样一件事，更担起忧来。那时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中，只有蒋志清是没有辫子的，这已引起大家的注目。而有一次，当一个日本籍的军医教官来上课时，拿了一立方寸的泥土出来，对学生说，这块泥土可容四万万个微生物，好比中国有四万万人寄生在这里。蒋志清听了，站起来跑上讲台，把泥块分出八分之一来，向教官提问：“日本有五千万人，是否也像微生物寄生在这里？”那日籍教官给问呆了，半晌，指着蒋志清大声斥问：“你是否是革命党？”蒋却又问：“我只问你比喻对不对？不要扯到题外去！”教官无言以对，闹到校总办那里，居然不了了之。——传到毛福梅耳朵里，怎么不为丈夫捏把汗！
但更使毛福梅吃惊的是，不到一年，清陆军部在保定军官学校里考选留日陆军学生，蒋志清本来尚无资格报考，但他打了报告，说已经读过一年日文，要求报考。学校总办赵理泰居然同意了。他喜出望外，经过考试，居然入选，破格保送日本振武学校。
蒋志清金榜题名，好不得意。他回到溪口，向亲娘报告喜讯。谁知他娘却给他兜头一瓢冷水，王采玉不支持儿子再去东京读什么“士官预备学堂”。这是一因两年前的离别之痛记忆犹新，她不想再受同样的折磨；二因这几年下来，家业萧条，好不容易积聚下来的一点私蓄已被儿子消耗殆尽了，她供不起儿子留学期间的许多耗费；三因儿子成亲已六年，年年盼望孙子出世，年年空等一场，如若再这样长期分居下去，孙儿何时才抱得到手呢？
婆婆的态度，正是毛福梅求之不得的，她也热切地帮助婆婆劝阻丈夫。蒋志清说服不了母亲，又不好惹娘生气，窝了一肚子火，回到房里，又听妻子啰唆，不禁火上加油，向毛福梅大发脾气。
不过，这时的蒋志清翅膀已经硬了，两个弱女子哪怕用泪水淌成一条河，也阻挡不住他了。1907年春，蒋志清到底离开溪口，踏上二渡东瀛的路程。他的行囊里，还装着一只红木描金首饰箱。
这只首饰箱是毛福梅陪嫁之物，里面装着为数可观的金银首饰。她是个俭朴勤劳的女子，平时舍不得动用一件，只在逢年过节、走亲访友时取一二件插戴，过后即卸下来放在箱内。这些首饰来之不易，有些还是她外祖母传下来给她母亲的珍品。首饰箱怎么会落在蒋志清的手里？就笔者所知，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溪口一带广泛流传的故事。那时蒋志清留学心切，但母亲妻子都不赞成，向母亲要钱，眼见也实在逼不出钱了，他想起了妻子的那只首饰箱，这不是现成的一笔相当可观的钱足可应付留学之用吗？于是，偷偷地拿了这只首饰箱，藏在行李中，匆匆上道了。到了宁波，他便取出两件打算去兑换现洋，可因没有必备的手续没有兑成，只好到森顺杂木行去寻娘舅孙琴风帮忙兑换。孙琴风问明原委，便对他说：“这怎么使得？首饰箱是甥媳妇家传之物，即使兑去一两件也不好，还是送还她为是，你的川资费用，由我承担，首饰箱留在我处，由我送回。”孙即给了蒋现洋一百元，叫他安心东渡留学，首饰箱即送回毛福梅（另说偷首饰箱事是出在1906年蒋考取保定军官学校后首途北上时）。
还有一说，则说首饰箱是毛福梅见蒋为川资无着作难，只得忍痛把首饰箱捧出来赠给他。蒋到孙琴风家商量兑换首饰事，娘舅对甥媳的明大义、识大体深为嘉许，劝外甥不可兑换，慨赠川资送蒋东渡，而把首饰原璧归还。
蒋志清前往天津，与同时保送留学的三位同学汇合，乘日轮抵东京，进了日本的士官预备学校——振武学堂。
早在一年前（1906年），陈英士也到日本，在警监学校就学。同乡兼师友周淡游，也于1906年进了警监学校。蒋由周淡游介绍，结识了陈英士，两人一见如故。1908年，经陈英士、周淡游的介绍，蒋参加了同盟会。到1909年，蒋初次谒见了孙中山。
这时，蒋志清摒弃了已用了五年的名字，改名为“蒋中正”，字“介石”。
进振武学校时的蒋介石，年龄才二十岁。在日本留学期间，在同盟会革命志士的熏陶下，思想感情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强烈地要想让亲友知道他现在是蒋介石，不再是从前的蒋志清了。于是，他穿起了军装，拍了照片，分赠给亲友们，首先是母亲，还有岳父母、姑父母、舅父母和表兄弟等。给表兄单维则的一张照片后面，还写了一首小诗：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毛福梅看着丈夫英姿勃勃的照片，心里涌起一股似喜似忧的滋味。
经国出世
1909年，王采玉接到儿子的信，说有时间回来过暑假。但信中又说，因为在上海有要事，暑假里只能住在上海。
上海就上海吧！王采玉毅然决定送媳妇毛福梅到上海去，与儿子团聚。
正在这个夏天，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度假来了。已回上海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陈英士等帮助他安排好他母亲和妻子的住处。他虽还要回日本去读最后一年的课，但在上海，也投入到陈英士等所从事的活动中去。一些革命志士也常到他的临时住处去访谈。在这种场合，作为主妇的毛福梅理应出来应酬，可是她哪里经过这样的世面？她出自山村，离群索居，多年随婆婆与青灯黄卷做伴，不说这与上海的都市生活差了一大截，与留学归来的新式青年的生活相差更远。莫要说让她在会客的场合里对答应酬，便是在别的男人面前站一站，也羞得连头都不敢抬一抬。这样，不免做出一些尴尬失礼的举动来，蒋介石认为这是有失他的颜面，老脾气又使出来，对妻子大发雷霆，恼得连房门都几天不进。蒋母王采玉发觉此事，痛责儿子不孝、忘本，并气愤地表示，若是不与媳妇和好，她就去跳黄浦江。
蒋介石不敢违抗母命，小夫妻俩总算共同生活了一个夏天。等到蒋介石过完暑假又去日本留学时，终于绿竹生春，红梅结子，毛福梅有孕了。
蒋母欣喜若狂，她带着媳妇也离开上海，回到溪口，等待着抱盼望已久的孙子。
1910年（清宣统二年）农历三月十八日，一个壮实的男婴在丰镐房呱呱坠地。这年，蒋介石二十三岁，毛福梅二十八岁。
喜报飞到日本，终于做了父亲的蒋介石也大喜过望，蒋母通过族辈认可并征得蒋介石同意，给孩子取了个寄托厚望的名字——建丰（即蒋经国）。蒋介石觉得有了孩子，天地也宽得多了，蒋氏有了后代，老母有了慰藉，妻子有了寄托，他的责任也轻了许多。
雅量夫人
建丰（经国）出世，蒋氏丰镐房春意盎然，喜气洋洋。
最快乐的自然要数蒋母王采玉了。她三十二岁守寡至今，十五年来，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开心过。她盼孙孙盼了九年，三千多个日日夜夜，烧了上万炷香，总算盼到了孙儿出世，总算对得起蒋氏祖宗了，她可以堂堂正正地见蒋氏先人于地下了。
最激奋的当然还是毛福梅。结婚九年了，丈夫像一只风筝，若即若离，飘忽不定。从上海回来后，她感到似乎她与“风筝”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如今好了，有了孩子，她便把整个身心都倾注到儿子身上去，儿子使她觉得任何横逆加身，都不值一顾。
小建丰在母亲怀里，吮着甜蜜的乳汁长大起来了，幸福使毛福梅脸上容光焕发，显得比九年前结婚那阵子还年轻。真如她所祈祷的那样，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第二年夏天，即建丰出生十五个月的时候，远在日本北海道的高田野炮兵第十三联队士官候补生蒋介石风尘仆仆赶回溪口来探望亲生儿子了。
天伦之乐，舐犊之情，使毛福梅激动得如醉如痴。只可惜好景不长，蒋介石这次归省是在陈英士的授意下托故请假来沪，规划秘密起义的。所以在溪口只住上三宿便急急赴沪，旋又回到日本。
一个多月后，爆发了武昌起义。同年，九月初九（1911年10月30日），蒋介石即从日本不告而归，到了上海，并受陈英士指派到杭州，与王金发等运动浙江新军，组织敢死队，以待举义。
这时，忽然蒋介石从上海寄回家中一封信，蒋母拆开一看，惊呆了：原来是封《诀别书》，说他决心“弃学景从革命”，书中申明“誓为革命牺牲”，与蒋母王氏、其兄蒋锡侯和其妻毛氏宣告“诀别”，还讲到他死后如何处理家事。
王采玉只能写回信叫儿子不必以家中为念，但婆媳俩哪有不担心的？到庵堂里拜菩萨许愿，在家祠里向祖先神位烧香叩头，早晚在自家佛堂里念经祈祷，保佑征人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幸而，这种心惊肉跳的日子不长，第五天就有电报告慰：杭州光复，蒋介石回沪邀功，陈英士出任沪军都督，蒋被任为沪军第五团团长。
丰镐房里又雨过天晴，一片欢腾。蒋母备了三牲谢神，同时也请从杭州回到奉化来的一些敢死队员吃了一顿庆功宴。
1912年，蒋介石因参与刺死陶成章一案，群情嚣然，纷纷责难，只得前往日本避一下风头。过了一段时间，风声渐渐松下来，这年冬，蒋介石又西装革履，重回溪口，并且带回来一位如花似玉的少妇——蒋的小妾姚冶诚（怡琴）。[1]
溪口街坊们以为丰镐房将醋海兴波。哪知大谬不然，毛福梅执着姚冶诚的手嘘寒问暖，十分亲热。这使街坊们愣住了。
其实，毛福梅大度，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她知道“伴君如伴虎”，撩拨他一下只能讨个没趣，倒不如顺水推舟，方能图个安当。
莫要说旁人不解，就是蒋介石也暗暗佩服妻子的雅量。他是受过儒家教育的人，还曾说过“娶妾为人生最不道德之事”。他在决定携妾还乡的时候，也准备甘受责难，没想到妻子不但不妒，还率先认同，他心里不能不充满对妻子的感激。
姚氏的介入，并没有在丰镐房的生活中投下阴影。毛福梅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形象反而有所改善。这是事实，也是至关重要的。
“儿子像娘”
蒋介石每当失意时，便回家与亲人团聚，这一年差不多有七八个月的时间在丰镐房度过。
建丰已稍谙人事，长得方头大耳，相貌堂堂，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出像他母亲的气质，可蒋介石却要他像父亲。一天，蒋介石肩背猎枪，手牵儿子，去武岭头打鸟，可是“乓”地枪声一响，儿子吓得捂着耳朵，呜呜啼哭不止。做父亲的点着他的小脑袋，笑他“像娘种”，胆子小，“没出息”。蒋母袒护孙儿说：“像娘种有啥不好？儿子像娘，银子打墙，将来阿拉都要靠丰儿享福呢！”乐得毛福梅笑出眼泪。蒋介石虽也赔着笑脸，心里却老大不快，下决心要教得他肖父。
有天晚上，建丰突然周身火炭一般，吵闹不休，连续三天不吃不喝，急得毛福梅丧魂落魄。原来这孩子出天花了。在那个时候，出天花是极凶险的病，弄得不好，会一命呜呼，一般的也要破相。谢天谢地，经过七天七夜的精心治疗和护理，孩子脱险了，只在圆脸上结下几颗浅浅的麻点。
1913年，当反袁的“二次革命”开始时，蒋介石应陈英士之召，回沪招集旧部，仍任团长职务。
可没有多久，“二次革命”失败了。蒋介石被袁世凯悬赏三千元通缉。
蒋介石在上海立脚不住，只好连夜潜回奉化，躲在萧王庙舅父孙琴风家里，舅母把他藏在阁楼里。
第二天中午，奉化县衙得知情报，派巡警来萧王庙捉蒋。领头的武秀才丁志国有心网开一面。
巡警们到了孙家，耀武扬威，翻箱倒柜，四处搜查，有的还想登上阁楼去搜。丁志国说：“这是人家卧室，不能乱来，就我一人上去就够了。”他上得阁楼，见蒋直挺挺地坐在床上瞪视他，他只作没有看见，下去对众人说：“没有人，到别处去搜吧。”临走又悄悄对孙琴风妻子说：“这里不能久留，赶快逃离奉化。”孙舅母一咬牙，卖掉二十亩良田，赠给外牲作盘缠，蒋才虎口余生，又渡东瀛。
丁志国救蒋有功，后由蒋委任为温州海关监督。他的女儿丁凤芝一度做过蒋纬国家的女管家，1947年毛氏出丧，她守灵陪祭，如今尚在奉化怡养晚年。这是后话。
自从蒋介石避祸出走后，丰镐房西风瑟瑟，落木萧萧，触目伤情。毛福梅终日提心吊胆，想听丈夫消息又怕听。真是风声鹤唳，一日三惊。忽听孙家舅父母也逃亡的消息，那颗心又跳到了喉咙口。
这时，毛福梅的生母在岩头也郁郁成疾。毛福梅又要在母亲床边侍汤药，又要在婆婆身边分忧愁，又要教养儿子，又在挂念丈夫，一心四分，痛楚尤加。
在这艰难的岁月里，小建丰多半是随着母亲在外婆家度过的，直到他六岁上学。而其后每逢星期天和寒暑假期，他还是爱往外婆家跑，找表侄毛彭初等人一起玩，在岩头，处处留着他童年的足迹。蒋经国成名后常对人说：“生我的是溪口，养我的是岩头。”当他从苏联回来后，一到溪口便急着又到岩头，要毛彭初陪同去寻觅童年的旧踪。
1916年，六岁的建丰上学了，取学名为经国。他穿着长袍，外罩天青缎马褂，戴着红顶瓜皮帽，走进了武山学校。启蒙老师是周东。次年冬，蒋介石又把经国托付给了顾清廉。这顾清廉是蒋介石的业师，素为蒋所敬重，现在又让儿子去受业，可算是“两代同师”了。这就是蒋介石要教儿子像父亲的一步棋。
蒋经国十岁时，蒋介石又聘王欧声来家课读。1921年，经国转入奉化县锦溪小学读书，开始接受新知识。这时他即住在芦荻弄他母亲毛福梅的义妹陈志坚的家中。陈志坚后来回忆说：“经国不像别的孩子那样顽劣，待我们总是恭恭敬敬的，叫我母为外婆，叫我为姨娘。每次上学去或放学回来，总要叫我一声，说声‘我去了’或‘我回来了’，从不含糊。”这期间，毛福梅因儿子不在身边，放心不下，不时到城里陈家来住，亲自照料服侍。母亲的拳拳之心，对儿子不忍须臾分离的情状，在陈志坚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纬儿可爱”
1916年10月6日，蒋介石的第二个儿子（即蒋纬国）出生了。蒋把次子取名为建镐。
年幼的建镐（纬国）活泼可爱，讨人喜欢。蒋介石让他认姚冶诚为母，交姚氏抚养。姚氏自离开十里洋场的上海，来到清静山村之后，不免感到寂寞，如今平添了个孩子，自然欢喜不迭。蒋母苦尽甘来，儿子平安回乡，骤然又得了一个孙子，哪有不快活的？经国已到了入学年龄，他性格内向，不善与邻童合群，平时祖母、亲娘管束又紧，只能独个儿玩。现在新来一个弟弟，使他高兴得什么似的。整天围着婴孩蹦蹦跳跳，像是这时才有童年。
毛福梅生性雅量，又平易待人，对这新来的孩子本也疼爱有加，给他做衣服，买糕点，看到他一天天长大，脸上也时时溢出由衷的欢笑。可当她回过头来，看到自己的儿子时，心里不免沉重起来：自己儿子那样老实结巴，能博得父亲的欢心吗？
毛福梅的担心很快成了现实。自从有了这个新的孩子之后，蒋介石常常“托故假归”。以前他不常回家，即使回家，也只是给蒋母送一点补品之类。如今，带了大包还有小包。两个孩子看到父亲，都欢叫着围上去，可父亲似乎只对着小儿子逗乐，把糖果之类大把大把塞到纬国手里、嘴里。而经国站在一旁，他好像看也没有看见。毛氏实在看不过去，沉着脸带孩子回房里去。到了晚上，夫妻相对时，她就发话了，怪他偏爱小儿子，不把经国放在眼里，哪像个做爸爸的！蒋介石是个军人，是指挥大兵的，他的行动不允许别人啰唆，谁啰唆就得受惩罚，对妻子也不买账，弄得不好便饱以老拳，由是夫妻间经常发生勃谿。毛福梅除了抱着孩子落泪，别无良策。蒋介石为了避免矛盾，在奉化城内西街岭租了一套房子，把姚氏母子迁了进去。
普陀进香
自1916年陈英士被刺身亡后的两年里，蒋介石像一只失群的孤雁，彷徨无主。他蛰居沪滨，无所事事，随张静江、陈果夫等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当经纪人，做证券投机买卖。趁空常往溪口转转，省视老母，看望爱子。
1918年3月，孙中山从广州电召蒋介石赴粤。这是孙中山第一次起用蒋介石。由于孙中山身边缺少忠于他的军事人才，蒋介石总算是到日本学过军事的老同盟会员，因此逐渐受到孙的赏识。蒋从此平步青云，历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等到朱执信、邓铿先后殉职，孙对他倚畀益重。但是，尽管如此，蒋介石却一次次地要辞职，一次次地从驻地漳州回到上海，或回溪口，害得孙中山一次次地函电催促返任，真是急如星火，而蒋还是迟迟不赴命，似有所待。此中奥妙，非本文所欲探究，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蒋介石十分恋其家乡、念其慈母及爱子。
从1919年春开始，蒋母王采玉已开始患病。毛福梅侍奉在侧，夙夜不懈。蒋介石两次从南方回到上海，因为北军捕探密布，正等他回来搜捕，他不能回溪口，王采玉只能以有病之身，勉力带着媳妇毛福梅，冒着风险，到上海租界住处与他相会。
1920年春，蒋介石目疾刚好，又得了伤寒，病倒在上海筱崎医院的病床上。毛福梅闻讯，魂不附体，急忙赶到上海，往医院护理。这段时间里，她悉心照料，没日没夜地守在床前，眼都不轻易合上一会。在与死神搏斗的时刻，夫妻俩的心又跳动在一起了。
蒋母王采玉虽然自己也有病在身，还是赶到上海来看望儿子，与媳妇一起守护儿子。并向菩萨许一重愿：只要儿子病好，即去普陀山施“千僧斋”。
两个月后，蒋介石死里逃生，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齿发脱落，皮包骨头，心情非常恶劣，对于孙中山嘱咐病愈即赴漳州挂帅的电报置之不理，却于这年6月末，奉母携妻登上了去普陀佛国的客轮。一路上，不时闪出一个“做和尚”的念头来。
母子夫妻在海天佛国遨游：住在积善堂，游普济寺、法雨寺，登佛顶山，探古佛洞，访紫竹林、西方院、广福院、观音洞、莲花台及磐陀石诸胜，足足畅游了五天。
普陀之游，替毛福梅洗去了许多凡情俗念。她觉得可以信赖的还是菩萨。只有一心向佛，才能心安理得。
蒋介石呢，看到做和尚也不易，终于没有去做和尚，还是回到人间去抓枪杆子了。
蒋母王采玉，一生皈依佛教，顶礼观音，如今到了佛教名山，观音道场，于愿已偿。回家后仍对这海天佛国念念不忘，于是，1921年3月，又由蒋介石陪同，王氏带同毛福梅再次来到普陀山还愿，施“千僧斋”，还参观了新纳受戒式，即新做和尚的剃度仪式。蒋介石觉得仪式太烦琐，得改一改才是。毛福梅对他的如此关心佛事，心里倒是十分高兴。
此时只有毛福梅知道，蒋母王采玉两次扶病上普陀的一个藏在心底的秘密，那就是蒋母的病已日重一日，她自知行将不起，所以才强打精神，更加勤于礼佛，求佛替她保佑儿子、媳妇和孙子们。在这期间，蒋介石虽回闽到粤军中去过几次，但由于他同陈炯明之间水火不能相容，因此总是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归，甚至当戴季陶衔孙中山之命前来促他出山时，惹得他暴跳如雷，叫戴碰了一鼻子灰。在家乡，除了在丰镐房侍寿老母、让毛福梅做几样爱吃的家乡菜肴之外，常住在奉化城里，与姚冶诚和小儿子蒋纬国做伴，常带着纬国往游雪窦寺散散心，吟吟“我与林泉盟在夙，功成身退莫迟迟”的诗。蒋经国这时也在奉化城里的龙津学堂读书。所以，日夜侍奉蒋母汤药的，实际只毛福梅一人。
王采玉视媳妇如同亲生的女儿，福梅也把婆婆当作亲娘一样。每当喜怒无常的丈夫给她受气、受辱的时候，婆婆总站在她一边训斥儿子。所以毛福梅真心对婆婆感恩戴德，衷心祝婆婆寿比南山。她除侍奉汤药、送茶端水、事必躬亲外，还到寺院庵堂里去求神拜佛，为婆婆消灾弭难。深恐婆婆一旦倒下去，不知会有什么可怕的事在等着她。但是，这不祥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葬母出妻
1921年6月14日，蒋母王采玉溘然长逝，享年五十八岁。
毛福梅的精神支柱倒了。她抚尸大恸一场，然后披麻戴孝，守在灵前，陷入了沉痛的深渊。奉化风俗，媳妇哭灵是很有讲究的，在停尸期间，一天至少要哭四次。可毛氏只一味地念经，很少号啕。她倒不是蔑视当地风俗，而是因为她觉得婆婆的灵魂应该升上天界，进天界是不需哭声开路的。相比之下，她的丈夫比她哭得多、哭得响，为之“哀毁骨立”。
蒋介石的哀痛也是真的。他少小顽劣，全赖蒋母茹苦含辛，抚养他至于成家立业，所以他夙即体谅做母亲的苦心。在同事中素有“事母至孝”的美誉。特别是当他读了些古书之后，深知“孝”是个好东西，因为自古以来的帝王，无不“以孝治天下”为标榜。所以，虽然蒋母已死，他更为他的孝道大事张扬。
四个月后，坟堂筑就。孙中山题的碑文，蒋介石拟、张人杰书的挽联，汪兆铭撰的墓志铭等等，都一一勒石。
安葬日期选在11月23日。孙中山派许崇智代表他来灵前祭奠，戴季陶、林业明、居正等也从广州赶到溪口送丧。
将近半年时间内，丰镐房的客人川流不息。毛福梅成了丰镐房名副其实的女主人，里里外外一把手。虽然外有总管，内有账房，但她凡事严谨惯了，事事处处显得一丝不苟，即使移动一个桌椅，也必得重新放好，否则她就感到不舒服。家大业大，人多手杂，要面面俱到，得花多少心思！怪不得丰镐房后期的账房唐瑞福对毛氏夫人的持家才能，十分佩服。
好不容易办完婆母的丧葬大事，毛福梅自以为对得起丈夫、对得起先灵了，谁知还没有让她喘过气，一瓢冷水兜头泼下，把她打进冰窟窿里。
11月28日晚，蒋介石坐在母亲生前的佛堂里，埋头写什么文字。过了一会写好了，便把两个儿子、夫人和姚冶诚叫到跟前，手捧写好的文书，流泪满面，颤声宣布：与妻妾脱离家庭关系。他读道：
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之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于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而再有波累。余十八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唯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之老少，故每于革命临难决死之前，必托友好代致留母遗禀，以冀余死后聊解亲心于万一。今后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以报尔祖母在生抚育之深恩，亦即所以代余慰藉慈亲在天之灵也。余此去何日与尔等重叙天伦，实不可知。余所望于尔等者，唯此而已。特此条示经、纬两儿，谨志毋忘，并留为永久纪念。父泐。
毛福梅听到“离异”二字，耳朵里嗡地一声，再也听不到他要说的是什么了。毛福梅不能不想，从前有“七出”之条，现在竟又增添了“为了革命”而出妻的第八条。老母在堂需要我，老母一死，尸骨未寒，就不要我，还倒成了“报母恩”的“大义”之举，真是怎么也无法理解。
虽然事情来得突然，但毛福梅挺住了，她只是把儿子经国的手握得紧紧的，母子唯以泪眼相视。
关于毛氏被“抓了头发”，“从楼上拖到楼下”，毛氏又“跪下”“哀求留在家里”（蒋经国1936年致母亲信上语）的事，便是发生在此前后。
陈家姆妈
蒋介石为什么要写这个与妻“离异”的“条示”？其真实意图何在？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正如毛福梅所料，他已有新欢。不久，蒋介石与陈洁如在上海公开同居了。陈洁如，高挑身材，戴金丝边眼镜，上海俄文专修学校毕业，会讲俄语、英语，原是个小学教员，1922年在上海与蒋结合后便不再教书。蒋任黄埔军校校长时，她也住在广州，蒋与苏联顾问鲍罗廷交谈时，由她担任翻译。其实，早在蒋母在世时，他俩就有来往，蒋怕惹麻烦，引起母亲不快，故秘而不宣。蒋母既殁，便无所顾忌，再有了那声明“离异”的条示，便可以公开出来了。
1922年，对毛福梅的又一个打击，是儿子经国第一次离开她出远门，到上海去读书，进了上海万竹小学读四年级。毛福梅虽然也认为儿子到大城市去读书是件好事，但是她又多么害怕儿子从她的怀里被夺走。
蒋经国到上海，由他姑丈竺芝珊、姑母蒋瑞莲监护，还有塾师王欧声也随同至沪，继续教他的国文。这样安排，稍慰毛氏的心。
毛福梅为了改变一下丰镐房的悲凉气氛，把陈志坚又请了来。陈志坚是毛福梅作新女校时的同学，并结拜为义姐妹的。这时，她已从湖州保婴师范毕业，赋闲在家，故毛氏请她来当家庭教师，教蒋纬国读书，姚冶诚也跟着学点。陈志坚原是毛福梅的闺友，如今家庭变故，旧友重逢，就格外亲密了。毛、陈、姚三个女人相处倒也十分欢洽，冲淡了种种烦恼。
顺便说一下：陈志坚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住在旧宅，即奉化城内芦荻弄，曾任浙江省政协委员，晚年仍不减爱国热忱，暇时读书阅报甚勤，尤酷爱书法。每逢星期天，必携《圣经》到教堂去做礼拜。笔者在她耄耋之年时曾数度走访，每当她回忆起与毛福梅相处的日子时，常声泪俱下。她说：“我与从青姐睡同床，走同行，难同帮，福同享。”又说：“从青姐读书时住在我家西厢房，晚上必邀我做伴；我在她家教纬国念书时，她也让我在她自己房里下榻。她有什么心事都同我讲。在经国去苏联的那段时间，她度日如年。每逢过年过节，特别是年三十夜分岁时，她总要在餐桌上多放一副杯筷，好像儿子就坐在面前，嘴里念叨着经国爱吃的食品，说他像他爸一样，也爱吃芋艿头。从青姐很好强，白天忙这忙那，倒也看不出有啥心事，睡在床上时便长吁短叹。有几次，我被她的哭声惊起，问她咋了？她说是梦里又见经儿，人又瘦又黑，鼻子冻得像鸡肫……她常要我替她代笔给经国写信，内容由她口授，她一边说一边哭，有时哭得我心酸手软，信也写不下去了。”陈志坚卒于1983年。她的弟弟陈舜耕，曾任蒋介石的秘书。
在这以后的几年中，每逢蒋介石从广州回到家乡来时，总是带着陈洁如。她同时以秘书的身份，随侍左右。
毛福梅对陈洁如也十分礼让。经国在上海时就见过她，称呼她为“上海姆妈”，纬国则叫她“陈家姆妈”。陈洁如是个知书识礼的人，见毛氏大娘这样大量，也不存心“僭越”，对孩子兄弟俩也很疼爱，不时买些衣物玩具馈送。于是孩子们非常喜欢这位陈家姆妈。纬国与她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感情更亲热些。在这种气氛下，一家人倒也和睦相处，丰镐房依然平静无波。
“经儿可教”
蒋经国对亲生母亲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此时的他已不是小孩子了。这两年来，先是祖母谢世，他看到母亲失了依傍；平时父亲对母亲的粗暴，他也看在眼里。祖母在时，尚能得到她的护卫，祖母一死，母亲遭到莫名其妙的“离异”，使他又痛又惊。如今又第一次远离母亲膝下，来到上海，他知道这给母亲又平添多少牵挂。想到这些，怎能不使他心如刀割？
蒋介石对两个儿子怎么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经儿可教，纬儿可爱。”经国从小在祖母和母亲的怀里长大，在她们常年念经烧香礼佛等活动所笼罩着的虔诚佛教气氛中长大，而父亲则对他实行正统的儒家教育，周东、顾清廉、王欧声这些老夫子，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他们都坚守从孔孟到曾国藩这条教育路子。在给儿子的信中，蒋介石谆谆不忘以孔孟之道相教诲；有时没工夫写信，便指明《曾文正公集》一些段落教儿子去看，以代家书。
蒋经国于1923年进浦东中学，在日益高涨的爱国运动的影响下，似乎顽强地要走自己的路了。1925年5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蒋经国勇敢地站到爱国反帝的一边，参加游行示威，卒被学校开除；他只得按照父亲的安排，去北京进了吴稚晖创办的外语学校，又因参加当地学生的反政府示威游行，遭军阀政府的逮捕监禁。出来后他只得往广州跑。
这时，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他在1923年曾去苏联考察，此时又与苏联总顾问鲍罗廷热络得很。孙中山于1925年病逝后，在莫斯科成立了孙逸仙大学，正在广州招生。蒋经国就报了名，因他是国民党要员子弟，又有鲍罗廷推荐，当然被录取了。据说，蒋介石是在陈洁如的劝说下，同意儿子去苏留学的，陈还给了经国一笔钱。
1925年10月19日，蒋经国与二十多个同学，乘轮从广州抵上海，因赴苏需候船，得与生母作久别前的短暂团聚。毛福梅流了许多眼泪，千叮咛万嘱咐，无非是盼他早去早回。经国对她百般安慰，也赔了许多眼泪。
从此母子一别十二年，除开头那两年外，往后竟连邮电都不通，音讯杳然，母亲不知道儿子是生是死，日间在佛前祝寿，夜里在梦中寻觅，恹恹若失。如此地刻骨思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渐渐地得了疾病，而侍奉汤药的只是那贴身使女聪玲。
“还我儿子”
1927年4月12日，风云突变。蒋介石“清党”反共，登上了中国政坛的权力高峰。
一时间，大权在握的蒋介石在政治上成了众矢之的，连他亲生儿子蒋经国也在莫斯科的报纸上发出声讨乃父的《严正声明》。儿子对于母亲，只写了封短信回来，说母亲多年来内心的苦闷，处境的恶劣，儿是非常清楚的；又说他对家庭方面有难以想象的烦恼和愤恨，决定不再通信了，待以后回国，就第一个先来同亲娘见面云云。
毛福梅虽不知道儿子登在报纸上的声明，但接到儿子寄来的信，使她无异天坍地陷，五雷轰顶。她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是怎么一回事。她几次哭着请陈志坚代笔写信给经国，可去信如石沉大海，杳无回响。她把一腔悲愤全都转移到丈夫身上。
这年8月，蒋介石被逼通电下野，“出国休养”。由于护照等手续没办好，他乘汽车回溪口等待出国。
毛氏早听说丈夫要回溪口丰镐房来，想起儿子，她肚里的怨气直往上冒，她不怨天不怨地，只怨丈夫把儿子送到外国去。
听到使女聪玲回报：先生已进来。毛氏不知打哪里生出来的勇气，霍地立起，迈动小脚，跑下楼梯，在天井里与蒋碰了个正着。她边哭边嚷道：“你把我的儿子弄到哪里去了？你要还我儿子！”
这段会见的详细过程已有人作了记载，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不过，“还我儿子”这个难题，对于蒋介石来说，委实毫无办法，因为儿子要与他断绝关系，他也不知道该向哪儿去讨还儿子。所以对毛福梅的大发雷霆，他既不着急，也不生气，反而温语相劝，扶她上楼。善良的女人总是容易从好的方面去祈求的，经蒋一劝，她马上气消了。她哪里知道，更险恶的风波在等着她。
离婚风波
蒋介石稳住了毛氏，不久便离开住地雪窦寺，四渡东瀛，此行的目的是向旅居在日本温泉的宋美龄求婚。
经过几次磋商，最后达成协议：宋美龄与原未婚夫刘纪文解除婚约，蒋酬以十万银元的补偿；蒋也必须与元配毛氏公开离婚，然后才可与宋美龄结婚。
1927年12月，蒋返回溪口，亲自操办这件棘手的事——向妻妾们宣布公开离婚。
晴天霹雳在这三个女人头上炸响。
陈洁如首先被瓦解。经张静江、吴忠信出面，蒋与陈洁如办理了离婚手续。蒋介石怕她在国内触景生情，给她办了旅居美国的手续，赠她五万银元，还说如果不够用，可以随时向他要。陈去美国后，改嫁一华侨商人。
姚冶诚在萧王庙孙琴风家里哭诉，要求继房舅父母为她这个孤女做主。孙琴风虽是“大石头”，如今也不好碰外甥这个“铁榔头”了。好在蒋也只是要求她在名分上不沾边，答应她住在苏州，按月支付她和纬国的生活费，她也就见好收场。在后来的日子里，蒋从南京出发南巡，路过苏州，事先就通知姚氏，姚即带着纬国在车站迎候，聊慰相思之苦。直到1950年，周恩来总理授意毛懋卿把姚冶诚送往台湾，后迁美国。现已去世。
毛福梅毕竟是元配发妻。“糟糠之妻不下堂”，古有明训，这个问题解决就不那么容易了。
蒋氏族中长一辈老人，他们对这位子弟公然想停妻再娶，一个个摇头叹息，可是等到见了蒋，他们想要说的话十停里倒忘了八停，结结巴巴地终究没说出个子丑寅卯。
另一些是蒋家近亲，加葛竹的舅父、萧王庙的舅婆、任宋村的姐姐、后竺村的妹妹等，他们大都受过毛氏的好处，与毛氏挺合得来。可这些人见到蒋介石，却不敢说什么。
只有毛氏的两位哥哥毛怡卿、毛懋卿兄弟，他们遵照父亲的意旨向蒋氏宣称：“福梅已是嫁出的囡、泼出的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活着是蒋家人，死了是蒋家鬼。”这几句话可使蒋介石坐不住了。这时他已下野，政治上的对手们正愁抓不住他把柄呢，这事若闹出人命来可是得不偿失了。
这天夜里，蒋介石走出武岭上的乐亭，不带卫士，沿溪徘徊一阵后，悄悄地走进丰镐房。
毛氏正跪在佛像前嘤嘤哭祷。三天不见，蒋介石几乎认不出妻子了。她目光呆滞，蓬头垢面。聪玲告诉他：师母不吃不喝已有三天了。
这一夜，这对即将离婚的夫妻达成了一个秘而不宣的协议，毛福梅终于在“协议离婚书”上签了字。
不管怎么说，毛氏被允许仍住在丰镐房做她的主妇，将仍被蒋身边的人尊为“大师母”。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不幸中之大幸了。
蒋介石如愿以偿，凯旋而去，在《申报》上登了一则离婚启事：“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氏，本无契约。”
以礼相待
丈夫宣布离婚已有半年多了，毛福梅依旧是丰镐房的女主人，依旧是蒋介石近侍人员心目中的“大师母”，丰镐房依旧人来客往，熙熙攘攘。乡下人不重法律重人情，只要女主人依然坐镇丰镐房，人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尊重她。这个地位，大概是协议中定下的。但到1948年蒋氏修谱时，毛福梅却又被蒋介石改称为蒋母王采玉的“义女”，当然那时的毛福梅早已埋在地下，什么都不知道了。这是后话。
这时的毛氏表面上依旧那样平静、恬淡，除了去武山庙、摩诃殿烧香念佛，很少到外面走动，也不喜欢叉麻将，待人还是那样热情、诚恳，初一、十五还是要设斋施僧，“雅量夫人”这个雅号，反倒比以前更恰如其分了。
与宋美龄结婚之后，蒋介石虽然也信奉基督教，但对于旧的一套礼节还是十分注重。他决定携新夫人在清明时节来溪口拜认祖先。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可竟有一个问题把他难住了。因为他的先灵神主都放在丰镐房“报本堂”里，而丰镐房是毛氏的领地，万一她再像去年8月那次一样，当面闹将起来，他将如何向新夫人交代？为了息事宁人，他便请出了异母哥哥蒋锡侯先去溪口做毛氏的说服工作。同时对新夫人也委婉地作再三叮咛。宋美龄何等机灵，她体谅丈夫的苦衷，也乐得示好于毛氏，便买了一盒上好人参和一领狐裘大衣，请大伯带去，送给毛氏。
蒋锡侯提前两天来到丰镐房见他的前弟媳毛福梅。
乍听到新人归宗的消息，毛福梅哪受得了！可是过了两夜之后，她渐渐地释然了。她没有忘记做人的责任。“宁人负我，我不负人。”她已为他作出了多少牺牲，还有什么不可牺牲的？何况新人也还识礼，这么贵重的礼物，无疑是心有歉意、请求谅解的信息。于是，便深深叹了一口气，亲自指挥使女、娘姨在素居东侧布置了一间十分高雅、华贵的新房。
1928年4月，四十一岁的蒋介石带着年轻、娇贵的新夫人衣锦旋里。
蒋、宋在乐亭稍事休息之后，便坐轿去祖坟所在地石鳝岙、桃坑山蒋父肇聪墓、鱼鳞岙蒋母王采玉墓拜祭。宋美龄兴致极高，让随去的孩子也拜，拜了分给一双白面馒头，孩子们学总司令的样子，恭恭敬敬在坟前叩拜如仪，引得宋美龄哈哈大笑。
宋美龄站在乐亭走廊上，面对剡溪，连声赞美溪口的风光人情。蒋介石见新夫人对自己家乡赞不绝口，心里一块石头落了下来。在他归里之前，心上搁着两块石头。第一块石头便是怕新夫人受不了穷山沟的清苦寒伧，担心夫人会像他的大姐霭龄那年随孔祥熙回山西老家时那样吓得胆战心惊，从此再也不想归乡了。想不到宋美龄看上去娇惯，竟与她大姐的气质有那么多不同，真是谢天谢地。蒋介石心上还搁着另一块更沉的石头哩。因为按照议程，新夫人明天一早得去丰镐房拜祭祖堂。要是毛氏反悔起来，使他难堪，使新夫人尴尬，这又怎么办？
这一夜，蒋介石心事重重，当天蒙蒙亮，宋美龄还在梦乡时，他便悄悄起床，步出乐亭，向西跶跶过去。两名值班卫士跟上去保护，他挥手止住，并指了指卧房，暗示不许声张，惊动夫人。那双脚便不由自主地踏上了丰镐房的门槛。
这一夜，毛氏也没有睡好，索性早起，在婆母遗下的佛堂里读经。忽听门外有熟悉的脚步声，她好似全身血液都凝住了。不用回头，便知道是谁的脚步。毛福梅的眼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濡湿了手里的经本。
两人相对无语，好像要说什么却什么都不用说。毛福梅照例入厨房为丈夫烧点心。油炸得又脆又香又甜的玫瑰白糖猪油包的宁波汤团，是蒋最爱吃的，可今天竟品不出什么滋味来。
这里要插叙一句：从此，两人好像有了默契，每逢蒋带着宋美龄到溪口来小住的时候，蒋总是早早地起床，从乐亭踱到丰镐房来看望旧人，而毛氏又总是默默地为他备好他爱吃的点心。
日上三竿，宋美龄才睁开眼睛。她也知道军人出身的新郎有早起的习惯，所以当她梳洗后走出卧房，见蒋正站在临溪平台上向着旭日做深呼吸时，便欢快地招呼他一起做早操。
上午八时半，蒋介石携着雍容华贵的新夫人缓步走进丰镐房黑漆的大门，里面静悄悄的，宅内闲杂人等早已肃静回避，只有蒋锡侯在门旁迎接。卫士们留在大门两边，三个主人步入报本堂。那里早已摆好香案祭品，宋端端正正地向列祖列宗行了三鞠躬礼。蒋在乡随俗，行的是跪拜礼。礼毕，挽宋的胳膊走上狭小的楼梯，在楼上沿走廊绕屋一周。最后，他们走进东首一套明净敞亮的卧房，里面除了沙发、席梦思、壁灯等洋玩意儿外，还置有一具极为精致的艺术品——高尺半、长三尺的象牙雕刻成的兵舰模型。这就是为美国化的新娘准备的新房。宋美龄对随侍在侧的蒋锡侯笑着说：“大哥，谢谢你，真难为你了。这里的人为我受累了，请你代我谢谢大家。”
不过，宋美龄并没有在这间新房里过夜，还是爱住乐亭。
这里要倒叙回去。当蒋与宋美龄进报本堂之前，毛福梅把祭品等准备停当，便对那些下人说：“等会先生进来时，大家都到自己房里去，不要探头探脑，也不要多嘴多舌，要有礼，要大方。”说完，她把自己也深深地锁在自己卧房里。她的卧房与宋氏的新房仅隔一佛堂，外面的谈话，她自然听得到一些。听到宋对大哥说的话十分得体，十分真诚，想她毕竟是个有教养的女子。因想她既能如此，我何不能宽厚待人？
蒋、宋住在乐亭，虽有自己的伙房和厨师，毛氏还是命丰镐房厨师做了许多蒋爱吃的菜和点心送过去，如鸡汁烤芋艿、霉干菜烧肉等。宋美龄平素吃西餐，乍尝到这些乡土美味，不禁胃口大开，赞不绝口，自有人乐颠颠地转告毛氏。毛氏感到一种尽了地主之谊的快慰。当新夫妇离乡回京之际，她特地命人拣了一袋最好的芋艿头送宋美龄作路彩。
祸福相倚
1936年9月15日是蒋介石的五十虚岁生日。毛福梅不忘旧情，准备为丈夫庆贺生辰。姚冶诚也不甘落后，特地从苏州赶到溪口，与大娘商讨祝寿事宜。她们知道社会上正在搞什么“献机祝寿”活动，委员长则已到洛阳“避寿”去了，看来大搞会惹寿星生气，也背时。最后决定：去天台国清寺做场水陆道场，替寿星消灾弭祸。
当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溪口，正在武山庙看戏的蒋锡侯一恸而绝，跌倒在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他中风了。
“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救经儿爹吧！菩萨，让我替他去死！”毛福梅跪在佛堂里哀哭祈祷。
毛福梅做梦也没有想到：蒋介石经受的这场变故，竟成了她和儿子骨肉团聚的契机。
不久，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毛福梅的最大愿望也将实现了。
1937年春，蒋介石回到溪口养伤。南京政府的重心立即转到弹丸之地武岭，偌大的武岭学校和中国旅行社容不下众多来宾，部分要人只好用汽车送到县城住宿，再用汽车接来溪口用膳。
蒋锡侯在听到“事变”消息时中风，没几天便死了。蒋介石居然为这位并不十分投契的异母哥哥举行了隆重的大出丧，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主祭，送丧队伍足足排了五里。
这天晚上，毛氏上完香，打算解衣就寝，忽见聪玲喜滋滋地进房来对她说：“姆妈（毛氏为解寂寞，已收这丫头为义女），先生请您到慈庵去一趟。”
毛氏似做梦一般坐进竹轿，被人抬着来到蒋母坟庄——慈庵。
这是座洋房式的家庙，一溜五间，中间那间供着蒋母王采玉遗像，竖有石碑。两面两间为卫士、秘书住处，东面两间即蒋、宋的书房和卧室。此刻，宋美龄回南京去了，蒋介石独自住在这里韬养。
房间里静得出奇。毛福梅走进这个幽暗的房间。
“你来啦，坐到这里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招呼她。她怯怯地走过去，坐下。这才看清床上仰躺着的他，穿着一件锃亮冰冷的铁衣——那是宋美龄请来的美国医生专门为病人设计的，用以矫正断了三根肋骨的胸腔。
蒋介石对她说道：“请你来有一件事想亲口告诉你，经儿不久可以回来了。”
“你说什么？真的？”
“这回不来骗你了，是真的。驻苏大使蒋廷黻已经发来电报，斯大林同意送经儿归国。我会安排好的，一定让你们母子早日团圆。”
1937年，蒋经国带着妻子芬娜、儿子爱伦（蒋孝文），经海参威乘轮船，到了上海。蒋介石派杭州笕桥航空学校总务处长陈舜耕（奉化人，陈志坚之弟）专程到上海迎接。
经国这时才知道父亲已另娶宋美龄，母亲已被迫离婚。作为儿子，他能想象得出母亲心中积压着多少哀怨。他恨不得立即去溪口拜见生母。可是，身不由己，他被父亲布置的圈子围住了。陈果夫、陈立夫、王晓籁、张静江、杜月笙、虞洽卿等人，轮番向大公子进箴言，达两星期之久。人们着重向他灌输在夹缝中如何立身处世的诀窍。他终于决定：先去向十年来他一直看作“敌人”、“军阀”的父亲负荆请罪。
蒋经国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抉择，并不单单是屈从父亲的意志，他有自己复杂而曲折的思想发展过程。
他在苏联度过了十二年曲折坎坷的生活，终于“鸟倦飞而知还”，声声“不如归去”在他心头回荡。1936年，他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申述他必须归国的理由。
在中国国内，形势也大不同了：日本侵略者益发猖狂了，要求抗战的呼声也益发猛烈了。凡我炎黄子孙、中华儿女，谁不为之热血沸腾、跃然奋起？正在这时，爆发了西安事变，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步伐日益加速，蒋氏父子也终于团聚了，毛福梅于绝望之际意外地得与海外游子重逢。
蒋经国谨遵父命，在返回溪口之前，以先行开口认了宋美龄这位“妈妈”的良好表现，获得了蒋介石的宽容，并对父亲表示，今后愿意在工业建设上略尽绵薄。蒋介石见“经儿可教”，就顺水推舟，叫他先到溪口去“补习国文”，别的事以后再说。1930年时蒋在溪口镇头、文昌阁乐亭下、武岭崖侧，造了一所小别墅，即所谓“小洋房”。这次蒋经国夫妇返里探母，即被安排下榻于此。
母子重聚
1937年4月28日（农历三月十八日）下午2时，溪口藏山大桥那一头出现一辆小汽车，到桥堍时，手执欢迎旗的武岭学校师生“呼”地一拥而上，鞭炮声、欢笑声响成一片，把整个溪口镇震动了，汽车像被人们抬着一般来到丰镐房大门口。蒋经国迫不及待地跳下汽车，依次向站在门外迎接他的亲朋行礼。人越聚越多。从上海一直陪到奉化的机要室主任毛庆祥担心出事，提醒总管丰镐房的宋运周把小主人让进门内。
蒋经国急问随着进来的二舅父毛懋卿：“姆妈好吗？怎么不见？”毛懋卿答道：“是生气了吧！她等了你十多年，你说回来就先来见她，怎么不先来呢？”
不错，毛福梅确是生气了。没有相见的机会时，她盼断肝肠，一旦儿子近在咫尺，她却怨起儿子来：为什么不是第一个先来看娘？心里还有我这个亲娘吗？可是，当她一眼看到门外出现了那个方面大耳、壮硕身材的她朝思暮想的亲骨肉时，眼睛立刻被如同泉涌的泪水所迷住，先自激动起来。只见一个热乎乎的影子扑来，跪倒在自己膝前，只听得一声“娘”，就放声大哭。她也顾不上等他来认，迎上去，一把搂紧儿子的头，泪水濡湿了儿子粗黑的头发。
在场的人无不抽搭，满屋一片哭声，芬娜和儿子爱伦也哭了，芬娜从经国处学了一些常用汉语，哭着上前跪下叫“拜见婆婆！”并代儿子叫：“拜见阿娘！”（宁波管奶奶叫阿娘）毛氏这才清醒过来，她忙拉起金发碧眼的媳妇和孙儿，笑着对姐妹们说：“今天我们母子团圆是喜事，不该哭，但这是喜哭，心里高兴才哭的。”
毛氏把孙子抱在膝上问：“囡囡，侬叫啥名字？”
经国赶紧答道：“妈，孙子在外国叫爱伦。阿爹说，到了祖国要按中国式取名，替他取的学名叫孝文。”
毛氏又问媳妇名字，经国答道：“她在苏联的名字叫芬娜，阿爹替她改名叫方娘，蒋方娘。”
“方娘，这个名字不好。”毛氏对大家说，“她是小辈，娘啊娘的，做姑姑、姨妈的都得这样叫她，多少罪过！还是改为方良吧，方正贤良，你们说好不好？”
众人都说这娘字是该改，而且改得好。从此蒋方良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下来。（编者按：另有一说，方良这个名字是蒋介石为其儿媳所取的。）
蒋经国把宋美龄送给他的见面礼（十万法币）全都上交给亲娘。毛福梅也不推却，用这笔钱购置了三十亩田产。
苦尽甘来，毛福梅终于熬过来了。她一面到各处庵庙烧香还愿，一面向诸亲百眷发出请柬，游子携眷归省，按当地风俗，须补办婚礼，否则，族众不承认这桩既成婚姻，子孙就没法进宗谱了。何况经国还乡亦是大喜，更该设宴庆贺。干脆把两件喜事合在一起办罢。
蒋经国为讨亲娘欢心，欣然重做新郎。亲戚朋友们也纷纷送来贺礼。毛氏吩咐账房唐瑞福，贺礼一概退还，只有长辈的茶仪可以收下，因为是送给新娘的。还派他特地去宁波为新娘购置嫁衣，单高级旗袍就做了十来件，同时又定做油包馒头和婚礼用的各种东西。
到拜新的黄道吉日，丰镐房张灯结彩，喜气盈门。新郎头戴呢帽，身穿长袍黑马褂，胸前结一红球花；方良穿了旗袍。两人在傧相簇拥下并肩立在祖祠中央，随着司仪的号令双双下拜，鼓乐喧天，爆竹声声，与三十六年前父母成亲仪式一模一样，但命运是全不一样了。世事沧桑，机缘各异。目击者为之一叹。
天伦之乐
蒋介石为了清除蒋经国旅苏期间所受的思想影响，继续按照自己原定的模式重新教育儿子。
蒋介石延请徐道邻做他的国文教师，派人送儿子一套经顾清廉圈点过的《曾文正公集》和朱子《通鉴纲目》、《阳明全书》等，让儿子认真研读，伴读的有高理文。另外，还请了位姓董的女教师，专教蒋方良学中文。
毛福梅则心满意足了，她变着法子给儿媳孙儿做好吃的家乡点心菜肴：裹粽子、炸麻团、蒸大糕、烘千层饼、氽汤圆，还有烤芋艿、鲞烤肉（宁波话的烤实指汤煮，非生烤）等等。
天伦之乐，其乐融融，可是时势发展，等着毛福梅的是又一个离别。
1937年，抗日战争已经全面开始，国共再度合作，共赴国难，祖国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武岭虽好，终非桃源。蒋经国毕竟是个热血男儿，他在武岭学校向师生们宣传抗战，曾激昂地说：“我们的敌人是谁？第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是日本帝国主义，第三还是日本帝国主义！”他向父亲写了份报告：“我有很前进的思想，需要有机会去求证。而且，我希望在最坏的条件下去试试。”
蒋介石决定把经国托付给江西省主席熊式辉。
母子再度分离是痛苦的。经国再三劝慰：等他在江西安置下来，立即接姆妈同去住所。毛福梅则表示，除了短期随去小住几天之外，不愿意离开丰镐房，她坚信她的虔诚祈祷会给儿子消灾弭祸。为了经国有帮手，她动员了姐姐毛英梅的两个儿子宋继尧、宋继修，二哥毛懋卿等，随经国去江西任职。大哥毛怡卿的孙子毛彭初，在军校读书，蒋经国也从军校把他调来做帮手。
蒋经国到了江西，先任江西保安处副处长，又擢升为江西省赣州行政督察专员。这时，蒋经国又把溪口武岭学校的张凯、邓士萍、徐恒瀛（都曾任武岭学校的教务主任）、胡乐天、黄寄慈（都是武岭学校的教员）等人调至赣州，都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溪口虽然尚无战火，但灾难已波及到了这里，粮食匮乏，米价暴涨，溪口民众叫苦连天，大家要求毛太君设法救荒。毛福梅想到儿子，派账房先生唐瑞福去赣南找经国商量。
唐瑞福说明来意，经国略一沉思，随即爽朗地说：“这里大米有的是，但运输困难，不过瑞福哥，你放心住在这里，玩几天再回去，我会设法把米运过去的。”
唐瑞福有事挂心，急于回家，只住了两天，就赶回溪口。回到溪口，只见满街都是背着米袋的人，原来江西运来的米已先运到了，大家正在抢购呢。唐瑞福自己家里也缺粮，赶紧去买，已经卖完了，不免有点懊丧，毛氏安慰他说：
“这次经儿运来八百石米，被地方上插手，好处都让手长的捞了去，有许多缺粮户向我告状。你再辛苦一趟，让经儿再运批米来，我们丰镐房自己掌秤，别让老实人吃亏了。”
第二次，经国又从江西送了一千二百石大米到溪口。这一来，溪口缺粮少钱的人都暂时渡过了难关，受惠人千恩万谢，夸毛氏养了个好儿子。毛氏乐得合不拢口，做娘的还有什么比人家夸赞儿子更自豪的呢？
“以血洗血”
1939年12月12日（农历十一月初二），武岭头天气晴和，剡溪如练，远山若黛，溪口人照常在生息劳作，山村显得恬静和谐。
可是丰镐房内有点惶惑不安。因前些天接到江西发来的电报，任赣州专员的蒋经国先生决意接毛福梅去任所怡养，已经派表兄宋继修出发来迎接了。毛氏吩咐打点好行李，待亲姐毛英梅的儿子宋继修一到溪口，就动身前往江西。可是等了两天，姨侄还没有到达，她担心途中发生了什么意外，兵荒马乱的，什么事都会发生。
经国上任初期，毛氏舍不得母子再次别离，曾随儿子去赣南住过几天。经国新官上任，百废待兴，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毛氏与儿媳、孙儿女（这时蒋经国又有了个女儿爱敏）闲住着，感到孤单乏味。终于她要儿子送她回家，经国没法，只好暂时依从她。后来归省，请母去江西团聚，都被她婉辞了。一次，经国带了妻儿一起到溪口，让孙儿孙女长跪在她面前，说是阿娘（祖母）若不答应去江西，他们就跪着不起来。毛福梅感动了，搂着孙儿孙女说：“难得你拉（你们）一片孝心，阿娘（祖母自称）跟你拉一道走啦。”可是当他们正要起身赴赣那天，丰镐房大门内外围了一大批人，为头的一位念佛老太对经国说：“建丰，侬娘是阿拉溪口的女菩萨，她一走溪口风水也要带走了，求求依把娘留在家里吧。”原来毛氏在溪口广结善缘，尤其是念佛婆婆们的主心骨，人们十分敬重她。毛氏即当众表态：什么地方都不去，就留在溪口。
将近一年过去了，毛福梅没有出过溪口一步。但是战火蔓延着，溪口随时有沦陷的危险。经国着实不放心，连连发电坚请，毛氏也感觉到了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于是决定：宋继修一到，马上动身去赣。
这天下午2时，从宁波方向飞来了六架飞机。溪口人哪知是敌机？只在三年前的9月15日，溪口上空曾有过十六架飞机盘旋表演的壮举，一会儿排成“寿”字，一会儿排成“大”字，煞是好看，后来才知道这是在为蒋委员长“献机祝寿”。今天这六架飞机来干什么呢？人们都好奇地抬头张望，没想到它们丢下了一连串的炸弹，“轰！轰！”地动山摇，天昏地暗，人们才知不好，晕头转向，在外面的人拼命往家里逃，在家里的人又拼命往外面跑。
十五分钟后，天空又宁静下来，依旧一碧如洗。溪口镇却成一片火海，文昌阁乐亭夷为平地，丰镐房周围的民房在燃烧，罹难者在痛苦中挣扎，呻吟……
丰镐房侥幸没有被命中。而且，按照经国要求，这里早设有防空设施，只要稍有点战争常识，里面的人是完全可脱险的。怎奈他们没有一个懂得防空知识。当敌机在头上盘旋寻找目标下“蛋”时，他们一个个慌了手脚，竟忘了家里有防空洞，一个劲地往外面跑。毛氏晚年患有腿病，行动极不方便，近几年已不再走楼梯，卧室搬到后院平房里，出逃时，发现忘了带房门钥匙，又急急返回去取。教方良国文的董姓女教师（慈溪人）扶着毛福梅再次逃出后门，刚到后墙弄，三枚无情的炸弹便在她们的周围开花了。
硝烟过去了，留下的是火与血交织的仇恨。日本侵略者欠下了溪口人民一笔血债：单是丰镐房内，男女佣人各一当场死亡；账房宋涨生头部重伤，未来得及送到医院就断了气；另一女佣炸断了一条腿。当时，人们找不到大师母和董老师，以为她们被突如其来的灾难吓昏了，躲到什么亲戚家里去了，立即分头寻找，找了两天，葛竹、岩头、萧王庙……到处没有她们的消息，只好向县政府、省政府救援。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秘书曹仲麟奉命驱车赶到溪口，奉化县县长何扬烈、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汪坚心已经在丰镐房查勘多时了，三人立即碰头了解情况。经分析，怀疑后墙弄倒塌处微微隆起，会不会有人压在里面呢？便雇了十二个民工进行发掘，点上汽灯，连夜工作。瓦砾挖开了，终于发现两具尸体：董老师血肉模糊，一条大腿不知去向；毛太君上身完好，腿上有弹洞，肠子外流，想是被砖瓦压破的。——设若当时立即发现，未必就死。
噩耗传到赣南，蒋经国心如刀绞，立即带了妻儿，坐汽车连夜兼程，赶了两天两夜方到溪口。
毛氏的尸体停放在摩诃殿内。她静静地躺在“摩诃太公”的坐像前，经过武岭学校外科医生包扎整容后，神态依旧显得安详、凝重，与生前没有什么两样。
蒋经国一跳下汽车，连气都没喘一口，就奔进灵堂，扑到灵床前抚尸恸哭，直至昏厥过去。人们急用茶水把他救醒，他仍跪在地上悲号。他的姨妈毛英梅、大姑姑蒋瑞春（瑞莲已故）、舅妈张定根、义姨妈张志坚等本来已经哭得声嘶泪干，此时被经国一哭，又止不住老泪纵横，一时哭声四起。
尔后，蒋经国索了纸笔，噙泪写下“以血洗血”四个大字，命人刻在石碑上，立在生母罹难处。溪口沦陷后，日军做贼心虚，把这块石碑捣毁了。现保存在溪口“小洋房”里的那一块是1946年重刻的。石碑正面为“以血洗血”四个大字，落款处一行小字是：“男经国泣书”，字迹刚劲有力，饱溅着书者的满腔悲愤。
往事如昨
蒋经国伤痛过度，心绪烦乱，又值烽火遍地，狼烟四起，不允许一个专署专员为丁忧长期留在家乡。蒋经国考虑再三，决定把生母灵柩暂厝在摩诃殿内，待时局稍定再办丧葬事宜，他把这一计划向父亲报告。不几天，蒋介石来电批谕：“鉴于战局动荡，总以入土为安。”
蒋经国把父亲的意思与母舅、舅公们商量，大家不大支持，毛懋卿尤甚，他觉得妹子总归要与她丈夫合葬的，还是暂厝在摩诃殿为好。蒋经国拗不过，只好再发电请示，取得蒋介石的首肯，暂厝在摩诃殿内，雇了一个成童每天上香洒扫。
但此事被蒋经国一直搁在心上。1940年，他在赣州举行盛大的“蒋母毛太夫人追悼大会”，还在赣江上造了一座“忠孝桥”，以志悼念。
1945年11月，蒋经国自著《五百零四小时》一文中说：“……先母罹难，此余一生最痛心之事，且六年以来，迄未安葬，为人子者，既不能为先母立德业，又不能早日办妥安葬大事，其何以慰先母之心于九泉之下也。深夜自省，饮泪自痛。”
直到1947年冬，蒋经国怀着“入土为安”的心愿，终于来溪口办理生母的丧葬大事。
参加祭奠的还有蒋经国从政以来的部分同事。四川省省长杨森和他的女儿也到了。由交通部长俞飞鹏点主，王震南、竺鸣涛、柏天民等也参加吊唁，还有浙江省及奉化县政府代表和武岭学校部分教职员工等。
蒋介石、宋美龄、陈洁如都没有出场，只有姚冶诚派人送了一佛盒经叠到溪口，在灵前奠化。
蒋纬国带了他的妻子石静宜，也从上海赶到溪口送丧。
出殡前三天，摩诃殿内素烛高烧，香烟缭绕，前来吊唁的人挤满一殿，依次拜祭。
白帏后席地坐着披麻戴孝的方良、石静宜、爱伦、爱敏等。
蒋经国兄弟全身重孝，跪在灵位两侧向致祭的客人还礼跪拜，一批又一批，络绎不断。三天跪下来，蒋经国膝盖肿了起来，走路一拐一拐的，唐瑞福心疼地劝他休息一会，他只摇了摇手，又忙去处理事务。他精力旺盛，虽在极度悲痛中，处事仍有条不紊。
岁月不居，已过去四十个年头了，蒋经国自1949年春随蒋介石辞别故乡，从此一去不返，连替生母垒一座像样的坟墓都不可得了。剡溪水依然不舍昼夜地哗哗流淌，枫树林青了又红，红了又青。从丰镐房到小洋房，一切如旧，虽然几经修整，仍务求整旧如旧保持原貌，一如毛福梅在世时，在这里她曾倚闾望归，度日如年，即如今，人土难安，只留得青青一冢，孤零零，空荡荡，风风雨雨，岁岁年年。但正如她生前所曾坚信的，望归终于是望得到头的，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纵然生不能归，身后也总归是要回来的，暂厝在海峡彼岸的蒋经国先生的灵柩，相信总有一天会归葬到他的亲娘身边来的。
（王月曦）
二、三位娘子与两个“太子”
一、毛福美、姚冶诚、陈洁如
蒋介石于1901年娶奉化岩头村人毛福美为妻，1910年生子名经国。毛福美生于1882年阴历十一月初九日，比蒋介石大五岁。毛的父亲毛鼎和在岩头村开设毛祥丰南货号，大家都叫他“祥丰老板”，是个封建道德观念较强的小商人。毛福美嫁给蒋介石后，夫妻二人感情平淡，貌合神离，直到1905年，蒋到宁波文昌街陈家祠堂读书，王氏命她将毛福美带去伴读，赁屋居住于植物园，照料生活。这一时期，蒋对毛福美感情较好，雇用一个梳头娘姨供毛氏使唤，又聘请同学林绍楷的妹妹林瑞莲教毛福美读书，但时间只有六七个月，蒋就把毛福美送回溪口。此后蒋介石考入浙江武备学堂，再进保定军校，又由保定军校提拔资送留日，学习军事，很少有回家聚居的日子。1913年以后，蒋介石在上海花天酒地，娶娘姨出身的姚冶诚为侧室，从此对毛福美更加冷淡了。毛和婆婆王氏终日以念佛度其余生，常到雪窦寺朝山进香。该寺住持朗清和尚迎奉权贵，对她们婆媳俩大献殷勤，特地在雪窦寺后院布置一间清静的客房，作为憩息之所。毛福美还出大洋八百元，修筑入山亭到雪窦寺长达五华里的崎岖山路。她除在家宅后院布置小佛堂外，还在溪口镇后畈田野上另造摩诃殿，作为经常念佛之所。1927年时，蒋介石与宋美龄议定婚娶，先回到溪口强迫毛福美写离婚笔据，不过离婚后仍住在蒋的老宅丰镐房，生活由蒋供给，仍为蒋氏家属之一员。其时蒋经国已在苏联留学，闻知其父遗弃生母毛氏，写信给他母亲，百般慰藉。毛氏也把全部期望寄托在蒋经国身上。1929年夏，我适在溪口武岭学校校长任内，有一天，蒋宅佣人叫我去，说是大师母（指毛氏）有请。我匆匆赶到丰镐房，见到毛氏时，她拿出一封信给我看，说：“这封信是经国写来的，别人看我不放心，你是校长，不会读错的。”（实际上她已叫别人看过，因信内说到今后不再来信这一句话，她不信，认为有错，所以叫我重读。）我从她手中接过来一看，信中大意说：母亲多年来内心的苦闷，处境的恶劣，我是非常清楚的。但我对家庭方面是有难以想象的烦恼和愤恨。现在我决定今后不再来信，等到我学成回国，我什么地方都不去，必定第一个先来看望母亲。我从头到尾读蒋经国的来信并加以耐心的解释，当她听到她的儿子今后不再来信的话时，顿时改容失色，哑然无言，眼泪夺眶欲出。我只得没趣地告别而回。
1939年，阴历十一月二日，溪口惨遭日机轰炸。毛氏因患丹毒（即流火，也称大脚疯）多年，双足行动不便，当敌机向丰镐房用机枪射击时，她从卧房内逃出，行到后宅大墙边，被机枪击中要害，倒在墙边。其时大墙适倒，瓦砾压在她的身上，肚肠都被压破流出，睹状甚惨。其子蒋经国从江西赶回溪口治丧，在毛氏遇难处立一石碑，题上“以血洗血”四字。此碑于溪口沦陷时，被日本侵略军拆去。
蒋介石的侧室姚冶诚，江苏吴县人。生于1881年。据早年跟随蒋介石的蒋小品说：姚冶诚原为陈英士家娘姨。反袁之役失败时，沪军都督杨善德派员缉捕蒋介石，蒋介石进陈宅，躲避在姚冶诚卧室内，后来蒋遂纳姚为侧室，同居于法租界贝勒路三六九号。当时戴季陶住在同益里，张静江住在环龙路，三人住所相距不远，暇时过从甚密。戴季陶是蒋介石拜把兄弟，关系尤其超乎一般友谊之上。戴性好渔色，但惧内特甚，瞒着他的妻子纳一日妇为妾，于1916年生一子，初犹包瞒隐蔽，嗣因日女染病身故，遗下婴孩无人抚养，若将其领回戴宅，恐遭大妇之忌，只得与其盟弟蒋介石相商，就以此子送给蒋为养子（但开始时以代养为名），归姚冶诚领养。此子就是蒋介石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实为戴季陶之子。那时蒋介石在上海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家中雇用一个厨司（蒋小品）、一个当差（毛延寿）和一个女佣翟娥，工资常常发不出，若辈的日常生活靠来客外赏维持。许崇智每次去蒋宅，必赏茶包五十元。此外又找了一批朋友打牌抽头，由姚冶诚发给他们三人平均分用，完全靠打秋风度日。蒋的友人以张静江最富，他是湖州南浔四大豪门之一。蒋介石在上海活动的经费以及他个人的生活费用，均仰给于张静江。由蒋介石经手向张陆续支用的钱，竟达十余万之巨。后来蒋暗使姚冶诚拜张为过房爷，从而使张对这笔钱无法开口，不了了之。
姚冶诚无所出，她将戴季陶子代养，后来就当作她亲生的儿子看待，所以此子（即蒋纬国）长大后也视姚为亲母。姚没有文化，蒋介石不久又搞上了另一个苏州女子陈洁如，对姚冶诚就疏远了。陈洁如原籍苏州，生于1906年，自幼生长在上海，受过中等教育，能说俄语。蒋介石对外交际应酬，常带新宠出入于社交场中。1924年春，蒋任黄埔军校校长，带了陈洁如住在广州。姚冶诚则抚养蒋纬国，仍住在上海贝勒路。姚被蒋淡忘既久，心颇不安，忽生一计，给蒋纬国拍了一张照片，冒用纬国的名义，写一封家信寄给蒋介石，信内说：“我（纬国自称）已好久没有见到亲爱的爸爸，心里非常想念，如果我能长上翅膀，我一定飞到广州去探望您老人家了。”蒋接此信，读了又读，将信中附来的蒋纬国照片插在写字台纸板右上角的皮插里（当时还不用玻璃板），瞧了又瞧，忽然对其私人机要秘书毛懋卿（毛福美哥哥）说：“赶快拍电报叫纬国来。”这样，姚冶诚就带了蒋纬国不召自来，在广州住了些时日，再回上海。
北伐期间，蒋与宋美龄日益接近。姚、陈已不为蒋所重视。蒋宋结婚前，蒋先给陈洁如大洋十万元，促其离国去美深造，并着蒋的侍从秘书陈舜耕陪她去。而姚冶诚仍以蒋纬国的养母身份移居苏州，蒋托吴礼卿（曾任贵州省主席）照料姚等生活。蒋纬国住在苏州，蒋常派侍从接蒋纬国到南京或溪口小住数天，宠爱有加。解放前夕，姚随蒋纬国逃往台湾，母子仍同住在一起。至于陈洁如，据汪日章说：他于1932年担任蒋介石侍从秘书时，接到陈洁如写给蒋的几封信，蒋批示送五万元给陈，以后就没有来信了。陈洁如于抗战时期住在上海，解放后为上海市政协委员。1963年经批准特许去香港居住。
二、协议离婚的一幕趣剧
宋美龄下嫁蒋介石，提出一个先决条件，是要与蒋的元配毛福美及侧室姚冶诚、陈洁如脱离夫妻关系，宋自己也与刘纪文割绝友谊之爱。此事对姚、陈两人来说，是容易办到的，因她俩根本没有跟蒋介石举行过正式婚礼，属于同居性质，既无正式夫妻的法律手续，自然可以不了而了。但毛福美是结发夫妻，蒋介石唯一的亲骨肉蒋经国又为毛氏所出，她在蒋族中的地位，已属不可动摇，况且她是一个封建礼教观念十分浓厚的旧式女子，坚决不肯离婚，这事就十分难了。
1927年冬，蒋介石回到溪口，与毛福美办理离婚手续。姚冶诚带着蒋纬国也来到溪口，住在肖王庙孙琴风家里。由孙琴风夫妻与双方讲妥离婚条件：今后姚冶诚仍由蒋按月支付生活费用，蒋纬国归其抚养，姚与蒋介石脱离同居关系。毛福美坚决不肯与蒋介石离婚，蒋介石实际上也没有驱逐她出蒋门的意图，只因宋美龄非比别人，逼于形势，不得不办个离婚手续，使宋美龄争得一点面子，成为名副其实的“蒋夫人”。最后，蒋允毛离婚后仍住在溪口蒋宅，保持丰镐房主妇的地位，才达成协议。
假戏真做，为了完成离婚的法律手续，蒋介石找人草拟一份与毛福美共同署名的“协议离婚书”，送到奉化县政府备案。其时奉化县长徐之圭，是我留日时的同学。是年5月间，我到奉化有事去看他，他兴奋地向我露出一阵神秘的微笑，接着对我咬耳朵说：“老张，你这次来得很巧，我给你看一件东西。”他随即从办公抽屉里郑重其事地取出一份文件递给我。我仔细一看，原来是“蒋总司令”与毛福美的协议离婚书。徐之圭举起右手大拇指得意地说：“本老爷三生有幸，办此千古大案。”我也诙谐地说：“贵老爷若主持公理，在这份协议离婚书上批个‘不准’二字，定必流芳百世，扬名千古！”徐反问：“敢问阁下长几个脑袋？”我为之语塞，彼此哈哈大笑。
当时奉化县批准了蒋介石与毛福美协议离婚后，蒋居然在上海、宁波各报上刊登离婚启事。其中有一段妙文，说是蒋与姚冶诚、陈洁如二人丝毫没有关系，还有此两人今后行动与蒋某无涉等语。天下妇女如此之多，怎么单说蒋介石与姚、陈二人无关，岂不是欲盖弥彰，弄巧成拙，反而露出了马脚。
此后蒋偕宋美龄回到奉化时，住在武岭山脚新宅，取名“乐亭”，老宅丰镐房仍归毛福美掌握。蒋介石还于1932年，为毛氏在村后地畈上另筑三间平屋，名“摩诃殿”，是纪念三房太公摩诃居士蒋宗霸的，作为毛氏拜佛诵经的家庵。宋美龄向有晏起的习惯。蒋介石起床后，相隔一个半小时，她才起床盥洗。每次蒋介石来到奉化，常常清早起来，带着卫士步行到丰镐房老宅。毛氏知蒋回籍，早为他做好艾青团子一类点心，供蒋享用，用毕早点后，回转乐亭，宋美龄往往还在蒙被大睡。侍卫人员多是蒋的族人或同乡，非亲即邻，即使是宋的随身副官，也多为溪口蒋族中人，谁也不会把蒋介石的私访行动告诉给宋知晓，宋一直蒙在鼓里，不知底细。
三、“太子”蒋经国、蒋纬国
蒋经国生于1910年，自幼在溪口长大。七岁起，进入武山庙内武山学校读书。武山学校为蒋姓本族所设。蒋经国在武山小学毕业后，本乡便没有高一级的学校可读。这时蒋介石在广州，正是苏联帮助孙中山先生进行国内革命的时候，国民党要人纷纷派遣自己的子弟去苏留学。1925年，蒋经国才十五岁，便被蒋介石当作政治投机的工具，遣送他去莫斯科深造，长期旅居苏联。直到1937年4月，由宋美龄办理回国手续，促其回国。蒋经国在苏联娶俄女方娘为妻，生一子名爱伦，这时已有三岁了。他带着方娘与爱伦离苏归来，住在杭州西泠饭店。当由杭州市长周象贤打电报给在溪口料理蒋介卿出殡的蒋介石。而宋美龄预知小蒋回国，早在杭州法院路蒋公馆等待。蒋介石接到电报后，立即赶到杭州，在西泠饭店面告其子于次日去拜见“后母”宋美龄。蒋经国当然唯命是从。第二天蒋经国带着方娘和爱伦，连同行李一起载车到法院路本宅。蒋介石假作犹未见过蒋经国，笑迎其子，经国先叫其父，再呼宋美龄为母。宋这时笑逐颜开，见经国从苏联带来的皮箱已旧，立即吩咐副官蒋富寿去为蒋经国夫妇购置衣履用物。蒋经国见宋后一天，又带着妻儿赶到溪口，在丰镐房会见阔别十三年的生母毛氏。时其娘舅毛懋卿为鄞奉长途汽车公司总经理，闻讯前来相见。毛氏见其子到来，知他已见过了宋美龄，一时悲从中来，哽咽流泪，不发一言。毛氏亲兄毛懋卿更是怒不可遏，就对蒋经国拍桌大骂，责问他：当初从苏联写最后一封信来，是怎样说的！你母亲等待你十三年，今天你果真回来了，你就将前言忘记得干干净净，这不是比狗彘都不如吗？骂得蒋经国无话可答。母子相对以泪洗面。本来是久别重逢的喜事，反而闹成一场戏剧性的悲剧了。
蒋介石夫妇为了清除蒋经国旅苏多年来思想熏染的影响，特地请了一位姓徐的老学究，在乐亭教蒋经国读古书，并做三民主义的阅读笔记。蒋介石还请了人陪蒋经国读书。宋美龄汇来法币十万元，当作杭州认母的见面钱。毛氏自嫁至蒋宅后，从未接纳过如此巨款，不觉破涕为笑。方娘偕爱伦住在丰镐房，与毛氏做伴。她初来时不懂中国话，后来慢慢地学会了几句，而且生活习惯逐步中国化，爱赌如命，喜搓麻将，终日乐此不倦。蒋经国在溪口读了二年古书，蒋介石一直没有让他出去做官。后来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到溪口会见蒋介石，为了讨好奉迎，向蒋建议愿带蒋经国到江西去，委他赣南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方娘后来又生一女名爱敏，一子名爱慧，搓麻将爱好如前。1939年冬，毛氏被日机炸死，蒋经国从江西赶回奔丧，方娘偕子女同来，在武岭学校后面空地上为毛氏安葬，并在丰镐房后宅立一石碑以资纪念。
解放前一年，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命他的秘书沙文若重修家谱，对他的祖先作了许多考证；而对毛氏和蒋纬国的安排，却颇费苦心，不知如何称呼才适当。后来还是由修谱大总裁吴稚晖异想天开，称毛氏为蒋母王氏的义女，是蒋介石的“义姊”。至于蒋纬国，当然不能说是领子，为戴季陶日妇所生，由姚冶诚抚养长大的，所以在新谱内竟把他以红线吊在宋美龄名下，冒充宋氏所出，真是滑稽可笑。此事被蒋经国的娘舅毛懋卿闻知，曾数次赶到南京力争，并向蒋经国说：“你若知有生身母亲，不应承认此谱。”但蒋经国表示出于严命，无可奈何。毛懋卿对他厉声大骂，他只能硬着头皮听下去，而充耳不闻。
蒋纬国生于1916年，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时间远在蒋纬国出生后十二年，蒋氏新谱内竟说蒋纬国为宋氏所出。由此一事，可见旧时统治阶级如蒋介石之类欲掩其丑，伪造虚构历史，手段恶劣到了什么程度。
蒋纬国因自幼归姚冶诚抚养，溪口老家很少去。记得在蒋母王氏逝世后，蒋介石带着蒋纬国前来奔丧，这时他年方六岁。蒋介石娶了宋美龄，蒋纬国不肯认宋为娘，母子感情不洽。所以蒋介石每回到溪口，带了蒋纬国就不带宋美龄，带了宋美龄就不带蒋纬国，以免母子间更趋恶化。蒋纬国长大后，就在苏州入学读书，是一个十足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儿。蒋介石是个政治投机家，国共合作时期，他将大儿子蒋经国遣送到苏联留学。希特勒称霸，法西斯主义猖獗全盛时期，他又派蒋纬国到德国学炮兵。所以蒋纬国回国后，就成为炮兵营长，后来擢升为装甲兵团团长。蒋纬国娶西安大华纱厂大老板石凤翔之女石静宜为妻。据香港来人说，石静宜逃到台湾后，因幕后操纵某走私案，国民党立法院提出追究缉查，事情闹大了，她只好服毒自尽以免破案丢脸。蒋纬国继娶台湾小商女为妻，蒋介石夫妇以女家出身寒微，认为门户不当，但蒋纬国爱她年轻貌美，坚主婚配，老头子只得勉为允诺。
（张明镐口述 何国涛整理）
三、蒋经国的母亲是怎样死的
蒋经国的母亲毛福美奉化岩头村人。她与蒋介石结婚后，仅生蒋经国一人。蒋介石在家乡居住时间很短，外出到上海、湖州、日本、广东各处转，蒋经国十几岁又赴苏联求学，毛氏在家过日子，精神上是单调寂寞的。她信仰佛教，在蒋丰镐房造了一间小佛堂，作为精神上的寄托。现在这佛堂房屋还是完整的。
毛氏深居简出，不预闻外间事情，也极少露面。我1938年1月至1944年夏，担任国民党奉化县书记长，常往溪口，总是由武岭学校校务主任张恺接待，一般事情由溪口镇镇长蒋国权料理。毛氏过着康宁清静的生活。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宋提出蒋需与发妻毛氏离婚，办理“法律上”的手续。有一次我到奉化地方法院，和院长王皋聊天，谈到蒋介石离婚问题，王院长特意从档案里找出当时蒋送的申请离婚备案书给我看，那是一纸普普通通的文书，蒋中正个人具名，并无签名盖章。
毛氏离婚后，一直住在丰镐房里。有时蒋介石和宋美龄返回溪口家乡，毛氏暂时离开，不相见面。
蒋经国很孝顺他母亲毛氏，因而在对宋美龄的态度上就成了问题。他开始时对宋很不自然，叫也叫不出口，弄得蒋介石居中为难。后来蒋经国的苏联老婆与儿女对宋亲近起来，叫娘叫奶奶的，慢慢蒋经国也自然而然地亲近了，博得其父和宋的欢心。毛氏深知蒋介石、蒋经国的父子关系搞好，宋是关键，所以就劝蒋经国与宋搞好关系。
1939年秋，日本飞机轰炸溪口，我闻警报驰赴溪口。临溪而筑的蒋介石新居文昌阁洋式楼屋全部炸毁，少数民房遭炸，人无死伤。丰镐房未中弹，但蒋经国的母亲不见，访寻无踪，人们焦急。大家分析，前面大门紧靠沿溪街道，门前一条笔直的马路，目标显露，无处躲身；后面小门连接民房，极可能由此走出。于是大家分头在后门附近寻找。有一条小巷房屋中弹，屋塌墙倒，巷内满堆瓦砾。大家认为这小巷遭炸，可能毛氏刚走到这里，适遇屋塌墙倒，被压在里边，遂动手扒挖瓦砾，果然发现毛氏尸体，状颇惨。大家将毛氏尸体移置蒋家祠堂，急电赣州蒋经国奔丧回家。蒋一见母尸，立即昏迷过去，号啕大哭，几天寝食不安，眼泪不干。据蒋泣诉，他本已准备遣人派车迎奉母亲去赣州居住，不料迟了数日，遂致母亲遭难，哀悔终身。蒋为表示对日军暴行的仇恨，在其母被压死的地方，立了“以血还血”四字石碑。我因职责关系协助料理毛氏丧葬事宜，将毛氏灵柩浅葬在丰镐房邻近的武岭学校校园内。墓式简单，没有什么营造。当初系暂厝之意，预备以后移往雪窦山改葬。我与奉化县长俞隙民，以“地方官”关系，特举行公祭仪式，摆上三牲香烛，朗读祭文，行礼为仪。蒋经国由两人挽扶，在旁答礼。
（汪坚心）
注释
[1]一说姚恰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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