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集“内助”和“外助”于一身
宋氏三姐妹名闻寰宇，有关她们的生平，海内外不乏报道。由于各人所处角度或经历不同，褒贬兼有，是非曲直，自有历史详论。我现在要说的只是在我跟随蒋介石期间所见闻的关于宋美龄的一些片段。
宋美龄与蒋介石的结合
蒋介石生于1887年，宋美龄生于1901年[1]。1927年底，蒋、宋借上海大华饭店举行婚礼时，蒋年四十岁，宋年二十六岁，相差十四岁。
蒋介石在陈炯明兵变时与孙中山共过患难，因而深受信任，常出入孙公馆。孙中山亲书赠蒋对联一副，文曰：“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下署“孙文”，上款为“介石吾弟属书”（后来挂在南京蒋寓的客厅内）。宋氏三姐妹感情厚笃，宋美龄曾与宋庆龄说过非英雄不嫁。蒋介石初识宋美龄于孙公馆，当时三十五岁，长得高大英俊，已在国民党上层集团崭露头角，后又为黄埔军校校长，北伐军总司令。蒋见宋美龄绰约多姿，为之倾倒，又是孙大元帅的小姨，加上孔、宋的财力和他们在国外的影响，即欲娶宋美龄为妻。为达此目的，对孔、宋两家和大姐、二姐、宋子文、孔祥熙都十分亲热。蒋自幼在奉化攻读旧学，小学毕业已熟读《论语》、《孟子》、《左传》、《古文观止》，后又在宁波受业于名儒顾宝琛（字清廉），得益匪浅，中文底子较深，和宋美龄的书信来往都出自亲笔。当北伐军抵南京时，由大姐霭龄撮合，宋美龄与蒋介石同游金山、焦山，交往十余天，终于获得了宋美龄的欢心。
蒋介石体会到单单依靠日本人是不够的，非另觅英美强国支持不可，而宋氏家族在美国教会中影响颇大，正是他所需要联系的，故在1927年9月底和张群一起东渡日本。此时，宋美龄正陪同母亲在日本神户养病。蒋拜见宋母，当面求婚。并答应皈依基督教，与原配毛氏离婚，与侧室姚冶诚、陈洁如脱离关系。宋母以不违一夫一妻的基督徒信条，又深谙西方习俗，认为男大于女十四岁是普遍性的，慨然允婚。当然，宋美龄也与昔日男友刘纪文终止关系。
蒋的原配毛福梅为蒋母王采玉主持的明媒正娶，平时恬静自律，恭奉白衣大士，吃斋念佛，与世无争。蒋毛离婚，乡里亲戚故旧均不以为可，毛氏也坚决表示不离蒋家老宅，况长子经国是毛氏所生，尚在苏联留学，正宗嫡嗣，自然承继丰镐房（蒋氏老宅）为主妇，事情闹成僵局；后来还是蒋介石的娘舅孙琴风[2]衡量蒋宋结合有利蒋今后政治前途，于是将毛福梅和姚冶诚接到萧王庙镇暂住，默认离婚，只办一个表面登报离婚手续，并在奉化县政府备案，将蒋毛共同署名的“协议离婚书”一份转交宋家。待蒋宋在上海举行过宗教和世俗两个婚礼后，姚冶诚带纬国去苏州，陈志坚作为家庭教师相偕同去。蒋托吴礼卿（即吴忠信）按月给姚生活费；着侍从秘书陈舜耕陪陈洁如去美游历。以后我为侍从秘书时曾接到陈洁如给蒋的几封信，蒋批送五万元后再未有联系。毛福梅仍回丰镐房，逢年过节，亲友往来，一应乡俗依旧以毛氏为正宗。宋美龄也明知中国旧礼教的规矩，但既齐备应有手续，也就装个糊涂，这或许是她识大体的一面。在她随蒋介石第一次回溪口镇时，住在武岭门内剡溪旁名为“乐亭”的洋房里。蒋有次清晨步行到丰镐房老宅，毛氏早知蒋要来，已为他做好喜吃的家乡点心。
蒋宋在沪结婚时，宗教仪式由西藏路慕尔堂牧师余日章主持，余是黄仁霖的岳父，因此黄仁霖深得宋的青睐，后来当了励志社的总干事。在大华饭店的世俗婚礼中，男方主婚人是蒋的异母兄蒋介卿，所以宋对蒋介卿也很感谢，推荐为浙江海关监督、浙江省政府委员。
1937年4月，由宋美龄出力办好手续，促使蒋经国回国，蒋介石先一日面告其子拜见宋美龄；第二天，蒋介石佯装初次和经国见面，经国先叫父，后叫宋为母，宋即置以新衣物，并给他一笔钱作为见面礼。
日常生活
宋美龄有较高的文化教养，她头后梳一个小髻，旗袍贴身，大衣适体，穿高跟鞋，在甬道上都是紧步走过。她见了我们总是自然地面带微笑，平易近人。每每不觉得她突然出现，不觉得有骄矜盛气，和她谈话不觉得拘谨。她言谈委婉适度，声音从不放重，六年中我未见闻过她和蒋有过口角。她和别人谈话，总是只供对方可以听清楚就是，从不大声，颐指气使。
宋美龄经常随蒋外出各地，在外地他们所住房子一般总是三间，包括卧室、办公室、秘书室。宋美龄和蒋介石常在一起吃饭，宋喜吃烤鸡、猪排，蒋则喜吃肉丝咸菜汤、干菜烤肉、咸菜大黄鱼。宋美龄很讲究卫生，即使在庐山时也要人从山下捎去蒸馏水使用。1935年暑期，在峨眉山时，还以瓶装维琪矿泉水犒赏侍从室高级职员。夫妻间感情深厚，有时说些闲话也不避人。有一次我随他俩由镇海飞机场坐黑色特长轿车去溪口，在八十分钟行程中，他们谈笑风生，宋美龄还和蒋打赌说：“谁先见到江口塔，谁就赢。”不一会蒋说：“喏，我先看见了。”宋接着说：“我老早就看见了。”不认输。在溪口时往往手拉手徒步于妙高台、相量岗之间，此地群峰环抱，曲径通幽，风景独美。他们在千丈岩欣赏胜景，蒋称宋为“大令”（Darling），但我一直没听到过宋对蒋称什么，即使出门散步时，便衣警卫跟随很近，也没听到怎样呼唤（依照外国习惯，在远处喊人是不礼貌的）。
侍从室人员称侍从室为“公馆”，对蒋介石称先生，对宋美龄称夫人，都不带姓，不称官衔。先生方面的内务副官是蒋孝镇，是他侄孙辈（从中尉升到少校级）；夫人的内务副官叫斯绍凯，平时穿蓝色长衫，没有军衔；还有两个下手，客来送茶点；有中、西厨师各一人，不对外；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健壮外国保姆料理房间、保管衣物以及诸如给小客厅换透明纱窗帘布等，但不做洗衣服之类的下手事。宋也有私人秘书，所以她也有秘书室，女秘书的能力和学识素质都好，但外表都是其貌不扬者，这或许是做妻子特有的心理。1933年的女秘书叫钱用和，三十多岁，嘴唇动过手术还看得出，后来调到中山门外遗族学校当校务主任，宋美龄也常去视察，关心备至；继任的忘其名，个子很小，长得不顺眼；后来换了一个身体健壮穿着时髦但一只眼睛有毛病的女秘书；随后又换成一个男秘书，叫古兆鹏，广东人，四十多岁，秃顶，带着妻子，是宋子文介绍的，专做与美国教会、华侨方面的通讯交流工作，包括宣传和捐赠、救济事宜。宋美龄的秘书主要是代她做些妇女儿童福利工作，宋氏三姐妹都热衷于这个工作，她们相互联系，经常碰面，共同商讨，感情非常融洽。1938年3月，宋美龄辞了航委会职务后，即去香港，三姐妹在一起，微服去一家豪华的饭店察看民情，看到那些富商、经理、贵妇、小姐们依旧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便设法动员这些人有钱出钱，为祖国抗战贡献力量。1940年，三姐妹在重庆时也是共同做救济工作的。
蒋介石和宋美龄请客吃饭也是常有的事，菜肴是普通的，有些人出来后说吃不饱。这里当然有拘束感的原因，但与不丰盛有关，在宋美龄的厨房里没有过多的酒肉，都是按吃新鲜少量配置的；蒋介石在这方面也够吝啬，若有部下请求济助，最多只批二百元，就算是面子十足了。宋美龄选购衣料，总是跑上好几家，问明价格，择合意的地方去买。但对教会方面较慷慨，感情虔诚，每到一个省县若有基督教会，必邀集教友尤其是外国传教士及他们的家属举行茶话会或聚餐，以联络感情。1933年底、1934年初在浦城、建瓯、延平都住在教会房子里。
1933年4月，宋随蒋在江西抚州，住在抚州中学隔河的木结构三间小屋里。有一天深夜，忽闻枪声，由疏而密，间有机枪扫射，延续约两小时。宋闻声后并不惊慌，即持自卫手枪准备抵抗。后查明为外来部队过境，事先未联系好而发生误会，以后侍从室文职官员每人都发给手枪。
宋美龄处事仔细，也注意小节。有一次，外收发把一封从美国寄给她的信封上的一张邮票扯去，她立即查询，经外收发胡某承认为集邮而犯下错误，送上原物，也就未予处罚。他俩的私人信件，都经各自的侍从秘书（又称随从秘书）拆阅送呈，一般批件也由侍从秘书加封，若密件、急件均另打记号加火漆印，外收发有所疏忽立即能查出。
宋对蒋的公务之外所谓“家务”内助也很悉心，处置得体。如1933年至1934年间公务繁忙，人少事多，侍从人员常工作漏夜至天明，办公室离蒋宋住处很近，宋往往亲自做糕点派人送给电务员谢耿民、邵恩孚、孙德庆等人作夜餐；在年终时对少数侍从人员各送一套长袍马褂料以资笼络。如我因事忙不易分身，中午回去吃饭多不方便，经王世和提了报告，宋就叫她的中国厨师每天中午多开一客，每次都是二菜一汤，很可口。在侍从室未正式成立前都称“公馆”，以后也就袭用了这个旧名。当时我从早到晚都在“公馆”里，随时能遇上宋美龄，她总是微微点头微笑有礼，毫无做作。她作为第一夫人，许多内外事情都得兼顾，所以每日作息时间安排有序，忙而不乱，不浪费分秒。每日必看书报，有许多外国寄来的刊物。对文学、音乐造诣较深，对美国历史及世界名人传记都在研究。她的中文也相当好，毛笔字体颇似蒋介石，但较秀柔，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和广东话，也讲普通话。
宋美龄对蒋介石的日常生活有很大影响，午休时间均由内务人员放留声机，片子皆是小提琴独奏，没有歌曲，没有大型交响乐，都是宋美龄亲自选好放在盒内，留声机在卧室门外，直至开门时才停止放片。宋美龄不在时，蒋也有了这一习惯。宋对基督教的几个节日非常重视，按西方风俗过圣诞节，即便是在军事前线时也不忘过节。1933年12月，蒋和宋及侍卫六人同机飞往福建浦城前线，我在随后一架水陆两用机上，还搭乘有德国警卫顾问斯太乃司，电务员三人，宋美龄的女秘书一人，厨师两名，带有为宋美龄烤好的一只火鸡。不料一小时后，我坐的这架飞机一个发动机失灵，迫降在距景德镇二十里外的小河上，正是圣诞节前夕，又因为有两个外国人（一个是美籍飞行师斯密司），厨师不得已只好将这只原是宋美龄用来过节的火鸡拿出来给大家吃了。以后我们由衢州赶到浦城。因为文件全是我携带着，蒋一整天办不了公。宋美龄因而要我以后随蒋同机出发。蒋的私人飞机里有一睡榻，宋美龄有晕机病，在飞机上总横卧在睡榻上，但一下飞机改乘汽车就没事了。
对住房的需求
作了一家庭主妇，总想把自己的小家庭安排得宽敞舒适，宋美龄也不例外，而且更有条件。除了在外地临时住上几间平房或楼房将就一下外，自然想要一个永久性的像样的公馆。
宋美龄有幢陪嫁房子，在上海贾尔业爱路，正房约四开间阔，纵深颇大，楼下有一个大客厅，容四十人不挤，也可放电影，有一次曾由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主持放过一部美国故事片（忘其名），观众除蒋介石夫妇外，有少数侍从人员，外客中有孔家子女。片子的内容是叙述一个改革者，逐渐扩充军备而至统帅全国，后因经济风潮，以致经济崩溃卒至一败涂地，看后发人深思，至今记忆犹新。
这幢房子本是外国人的花园洋房，在上海并不算是最好的，是宋家买过来的，在法租界住宅区里靠马路的两层楼洋房。小柚木条拼嵌的地板，向西延伸一排二层楼十多间下房，花园面积大于建筑面积三倍，有小溪横贯过草坪，溪阔三米，东侧安放小石块，可徒步跳跃而过。灌木丛中，间以假山，取自然园林式布局，散步其间并不觉身处闹市，有一个四十多岁麻脸男管家看管。室内布置除应有的大沙发、大茶几、桌椅等家具外，墙上挂的颇精致，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八大山人画的春、夏、秋、冬四帧花鸟条幅，寥寥数笔，简爽、泼辣，其中一帧勾画出荷花下侧头看天的鸭子，惟妙惟肖，意境逼真，确是神品。这座房子终蒋之身总共住过六七次，最多一次也住不上两个月。无论蒋去南昌、重庆、昆明、贵阳……宋美龄有时是稍后赶来，有时先期回来，这种时候宋总是单独在这里住上一个时期，整理上海私宅，并和两个姐姐叙叙天伦之乐。
抗战前在南京蒋、宋住在中央军校校长公馆，楼下有客厅、饭厅、秘书室、副官室，还有一个狭长的小会客室。宋会客是在一排玻璃窗到底的圆形书房，墙上挂着意大利人画的风景画，我见过她在这里接见过卫生署长刘瑞恒、税务署长吴启鼎。楼上的房间全部都是他们俩人受用，室内布置平常，墙上也不挂画。
这个公馆并不中宋美龄的意，她在1931年起就看好了中山门外小红山的一个山坡，计划盖一所房顶是我国宫殿式的西式楼房，有地下室，有平台，作为长久居住的地方。从这里朝东北方向可望见中山陵，正北方能看到明孝陵。建房的任务交给南京市工务局局长赵子游，由技正陈品善为主的好几个人设计了多种类的建筑图案。作为房子主妇的宋美龄出主意作指点，一再提修改意见，单就室内装饰、浴室颜色就进行了多次变换拆建，阳台也修整好几次。市长魏道明和赵子游为了讨好宋美龄，还特请杭州西湖艺专校长林风眠亲自绘室内墙壁的装饰花样画：有千姿百态的鸟群啼叫嬉戏在嫩绿苍翠的树林中，生气蓬勃。屋内的几间卧室、大小餐厅、两间办公室（他们各人一间）以及其他众多的大小房间的设计布置方案，无一不是由宋美龄逐个审查鉴定。有些已经决定实施，又常加以改变，如浴室瓷砖先是改成绿、黄间色，后又改为一律淡蓝色，复将花样装饰一概废去改成单色平面。于是这座房子长期不能竣工，抗战前夕只好停止建筑，抗战期间当然无法过问，胜利后方始完工。但事过境迁，也就不以为好了，宋美龄把它改作耶稣教堂，每逢礼拜日准时和蒋介石同去做礼拜。有时请几个教友同做礼拜。
1934年在庐山观音桥旁，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为蒋宋盖起三开间阔的小木屋，有水泥平台，坐在靠椅上静听桥下泉水叮咚，远眺五老峰雄峙众山，心旷神怡，飘然凌云，但只小住几天，后来就废置了，改买了一所外国人的旧房子，即牯岭路12号。那所房子起先为13号，我提醒庐山管理局长蒋志澄，我说：“基督徒忌讳13这个数字。”他改为12号。美籍顾问端纳常来作客，他们常常围坐在那里打桥牌，谈笑自若。
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南岸黄山，蒋宋有一所别墅作为主要住处，就近也为二姐宋庆龄修一幢别墅，姐妹俩时常过往，骨肉情殷，始终如一。
蒋家祖宅丰镐房四周皆民宅，警卫不易。武山临溪南端，有一高数丈的小丘地，作伏龙吸水之势，俗称“龙头”，是个好风水之地，蒋选中此地造了一幢二楼三底小洋房，名叫“乐亭”，临溪有走廊，依石阶而下有一座小桥，横跨隔水的两块突出的岩石上。宋美龄初来溪口，就住在这里，倚桥观鱼，怡然自乐。这幢洋房内部装饰皆西式，有大小客厅、餐室、卧室，并有一露天水泥走廊直通正屋东首的另一平顶洋房，专供来访贵宾住宿、侍从秘书办公住宿之用，内有图书室、机要译电室，平顶上布有警卫岗亭。在蒋母墓道半山脚上有新房三间，称为“慈庵”，也是蒋和宋来溪口时落脚的地方。
1928年蒋偕宋初次回籍，曾在雪窦山上野餐，蒋在隐潭庙龙王塑像前作揖行礼，念念祷告。宋也随侍肃立。1934年以后还同去过离溪口三十多里的四明山相量岗，那里也造了些房子作为避暑用（蒋经国夫妇曾在那里住过）。他们带了风水先生徘徊眺望，为自己选择墓地。在南京中山门外明孝陵和中山陵这期间也由风水先生陪同看好了穴道，他们老早打算好了最终的归宿地。
雪窦山上风景独好，距雪窦寺两里许有千丈岩，其西北妙高台，三面临空，陡壁深渊，易于警戒，就在妙高台上建造一幢别墅，正屋楼房三间，平顶凉台三间，六角亭一座，下房数间用以住警卫人员、轿夫和做厨房，平台延伸在岩石上围以铁栏杆，凭栏眺望鸟瞰，众山烘托足下作螺旋状罗拜，景致别致。妙高台并不是顶峰，但群山接踵，峰峦叠嶂，气势磅礴，极可媲美庐山，所以也是他们来溪口的避暑地。雪窦寺近在咫尺，蒋宋每来必去寺中礼佛，寺的大门有蒋亲书“四明第一山”的大匾。蒋虽入基督教，但信佛根子很深，而宋则对佛教塑工高超技术，有其鉴赏能力，对佛像的庄严宏伟也肃然起敬。我曾随同蒋宋游览洛阳伊阙的龙门石窟和山西大同硕大无比的岩石雕刻，又访问了洛阳郊区的白马寺的古代塑像，宋美龄对这些也都详加观赏。
办学校
宋美龄和蒋结婚后，着手扩建溪口武岭学校，既作为对乡里的贡献，又为蒋培养得用人才，找蒋介石小时同学张昌雷之侄张明镐（留日，曾为宁波效实中学和商校教师）负责筹建新校舍。宋美龄具体提出学校要包括农科中学、完全小学和幼儿园三部分，以及附设武岭医院。那是依照法国乡村学校方式，以校为中心，把溪口镇的社会福利事业都包括进去，如医院门诊、阅览室、消防队、电厂、电影院、公园等等，农科中学要有实验场，分动、植物两部分，培育良种，以便研究和推广。当然校舍的布局和设备都是现代化的，卫生设备一应俱全，还备有来宾客房。从设计开始，宋美龄可以说样样事情始终过问，连教室门漆成深灰色也是她的意见。学校建成后无论外观内饰都很有气魄，蒋和宋巡视检查很仔细，1934年以后由励志社副总干事邓士萍任教务主任，也是宋美龄派的人，他实现了宋的愿望，在溪口镇长街西端开辟了武岭公园。
西安事变后，蒋来溪口休养。这次回乡，除曾去上海南京医疗和开会外，共住一百一十天，是蒋介石得势后住家乡最久的一次，宋美龄在此期间也时来时去，羁留日期都不很长。1937年1月张学良软禁在溪口雪窦山上中国旅行社分社，抗日战争起不久，即被押往安徽黄山，在溪口时于凤至曾求见宋美龄要求释放张学良，未成。
武岭校舍落成时，适逢蒋介石四十四岁生日，宋美龄提前几天就派人布置庆祝事宜，按照乡俗耍龙灯，去宁波定购大有南货号大油包馒头、定购爆竹，大庆祝一番。西安事变前，宋又在洛阳为蒋筹办五十大庆，天上用空军飞机编队排成“五十”两字，地面则邀请蒋百里等名人聚会。宋美龄亲自切开孔祥熙所赠特大寿蛋糕分送宾客，并和侍从室人员合影留念。
1938年去重庆小龙坎贾家岗办了一所中正中学，宋美龄任校长，校舍按战时规格草顶泥竹墙，但规模很大，占地很广，经费设备都很充足。我儿子曾在那里读过初中，学生一律住宿，童子军课非常严格，生活军事化。宋美龄常去视察，还邀请名人学者参观讲话，有次特请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奇俊峰携其五岁男孩来校现身控诉日军蒙奸的暴行。奇俊峰的丈夫原是锡盟王爷（盟主，忘其名），其弟投豢蒙奸德王，杀兄篡位，奇俊峰率忠于她的残部辗转战斗，向国民政府求援，携其子来重庆，蒋介石给了她五千人马的武器装备，委任她儿子（忘其名）为少将司令袭父职。那天是宋美龄陪她们来学校的，这五岁的小孩就穿着少将衔的军服。奇俊峰汉语流利，讲话动听，学生们都纷纷请她签名，她一签二行，一行是汉文名，一行是蒙文名。
这所学校和武岭学校一样，也是为了培育蒋、宋所需要的人才。
几件案子
用人唯私唯亲，“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资产阶级社会制度下不可避免的弱点，也是封建遗毒。宋美龄有私心，自然也离不开这个规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上文提到过的宋在1934年初接见卫生署长刘瑞恒是为了鸦片案，原来禁烟机构充公了查禁的鸦片，运到上海卫生署所属的药厂制成药品，这过程中有数目极大的贪污情况，但因为有上层人事关系，在宋美龄的庇护下，此案不了了之。还有上海花纱布交易所的一大宗贪污违法事件，涉及到市长吴铁城、税务署长吴启鼎，因为后台老板是宋美龄，只好雷声大雨点小未见严肃处理。抗战胜利后，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运动，揪出了孔令侃，由于宋美龄干涉，便放过了孔令侃，这样政令就不能贯彻，以致加速了金圆券的崩溃。再加上其他因素，加快了国民党政府的崩溃。
作为“外助”的宋美龄
宋美龄深受西方教育，有事业抱负，和蒋介石志同道合，从内到外都成了蒋最亲信得力的助手，像有些国家的第一夫人那样，为丈夫的事业做了许多工作。
蒋介石一般在下午会客，凡是军事上和党政部门的来客，先由侍从副官领至会客室，由我在会客室陪同寒暄，等蒋宋同时出现在会客室时，我方退出。但对法国外宾，由我当翻译。而宋美龄英语流利，用处更多，所以常由宋担任蒋的英语翻译。1942年2月蒋访问印度，与尼赫鲁、甘地会面，随员中有张道藩、俞国华，但担任翻译的还是宋美龄；1943年11月宋随蒋去开罗，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与蒋会谈，都是宋美龄直接参与翻译。
抗战初期，中国曾派三架轰炸机空袭日本东京，安全返航。当时宋美龄是这样说的：“我们派飞机空袭东京，一则表明我们有能力轰炸东京，但我们是正义的斗争，不伤及日本的妇孺百姓，我们只带上数十万份传单散发遍告日本国民，中国是不会屈服的，全民抱‘抗战到底，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的决心，而你们都是危险的，趁早回头吧。”
抗战前蒋去四川、云南、贵州、河南……宋美龄无不跟随，去庐山训练团时宋也同在。但西安事变前宋美龄却听了张学良的劝说：“内地气候干燥风沙大，长途劳顿，还是先休息一下再去西安。”于是宋征得蒋的同意带了侍从官员家属和端纳顾问及陈布雷等一大批人回南京，后来发生了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宋美龄飞西安参与和张、杨谈判。她劝说蒋介石答应联合抗日。
抗战即兴，宋美龄一直陪蒋在南京，直至南京沦陷前几天才撤离去武汉。这期间住在中山陵园树木深处的一个花房里，花房内小屋数间，日军飞机多次轰炸，有一夜空袭将相隔数十步的一个同样的小屋夷为平地，宋蔼龄偕孔令俊亲来劝宋美龄随孔家先去武汉，宋美龄婉言谢绝，坚决不走，说：“为了国家大事，我一定要陪他在一起，很多场合里能帮助做些事，对私是给他精神上的安慰和信心，对公则是我们俩都在首都，能安定人心和军心。”
1933年3月在庐山，蒋介石酝酿发起“新生活运动”。宋美龄令其副官斯绍凯传言，召集侍从室各秘书、副官及随来的眷属举行茶话会，邓文仪太太和我内人等都应邀参加。会中蒋介石出来和家属一一握手致礼，宋在会上讲了话，殷切希望在座各眷属以身作则带头响应。由此可知宋是默契地配合着蒋的主张的。
1933年初蒋介石决定扩大空军装备，进口大量空军器材，由徐培根负责，然而在暑期中笕桥航校仓库起火，损失惨重。蒋大为震怒，投徐于狱，经戴笠回报说是因器材内有油毛毡天热自燃，乃将徐调陆大；蒋感到发展空军需款巨大而人事难以安排，乃由宋美龄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负责空军事务。我介绍在法国巴黎市政学院同学（定海人）、基督教徒吴嵩庆为宋的秘书，宋对教徒较放心，吴又是吴江大学毕业，精通英文的。抗战时可用于作战的飞机只有二百架，而日军已有两千六百架，中国空军在英勇作战后消耗过大，又无法补充，迁都重庆时几乎无飞机可以应战，以致日机常来狂轰滥炸。实际上航空委员会已无事可做，在军事委员会改组时，宋推荐钱大钧为航空委员会主任，自己于1938年3月间辞去秘书长职务，致力于对外特别是对美国方面的宣传和呼吁工作。
1938年1月3日，美国《时代》杂志有专题报道蒋介石对外的发言：“……告诉美国，请完全相信我们，战争的形势正在扭转，最后胜利定属我们。……”这个发言，宋美龄把它译成英文传播。
抗战既已开始，而美国政府对华态度冷淡，还想从中日战争中发战争财。宋美龄搜集了许多日军暴行的事实，写文章，利用报纸杂志和广播对美国人民大量宣传，并揭露美国政府的恐日病，及其批准把汽油、轻重武器、军用物资大量卖给日本，支持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恶劣行径。宋美龄在文章中报道了中国战场的情况，在缴获和击毁的日方坦克和飞机中有美国制造的零件，毫不隐讳地指责美国的两面手法，美国各报刊多抢着转载。
1940年日机大轰炸重庆后，宋美龄对美国国会议员广播说：“我不知你们国会议员是否想到过，如果中国屈服于日本，那将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无疑，日本将利用中国的资源转向美国进军，美国也将受到自食其果的惩罚。支持野蛮的日本军的侵略战争，本身就是不义的。……”她严正地谴责美国纵容侵略，对中国的正义自卫战争不及时援助，转达了中国人民对美国政府的愤慨。在抗战兴起后的四年多时间里她不断呼吁并促使美国政府改变政策，对美国朝野人士产生了很大影响，部分代表某些财团利益的议员，为了本阶层的利益，主张派少量战斗机作为“志愿队”支援中国。在1940年6月，中国唯一取得海外援助的道路——滇缅公路被日机封锁，日军又占领了越南，于是美国才将现役空军一百二十架飞机包括空、地勤人员、器材，以国民政府聘请名义，组成“航空委员会美籍志愿军总队”（飞虎队）参战，其总队长就是美国退役空军中校陈纳德。
陈纳德是在抗战开始时经宋子文介绍给蒋介石的，担任了航校教官、总教官、顾问等职，当时宋美龄仍任职航委会。蒋介石夫妇对陈纳德十分器重，宋美龄曾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赞扬陈纳德的国际主义精神，说是美国人民对中国友好的使者，还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致谢。
与此同时，宋美龄以大多数时间协助政府做收容救济工作，安排从沦陷区逃难到后方来的妇女儿童，组织生产自救和义务教育，向美国教会转向美国社会和海外华侨请予救济，收到从世界各地汇来的物资、现金和信件很多。当时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还将从沦陷区拍来的照片及战地实况，中国军队的英勇顽强杀敌、视死如归的记录，编辑了一本实录南京大屠杀的《日寇暴行录》的照片集，分发给各国记者，宋美龄也亲自将这些真实资料通过各种渠道发向国外。
1938年春，为巩固战时体制，蒋介石专任军事统帅，辞去行政院长兼职，交副院长孔祥熙继任，而行政院一切事宜仍须专人联系。在派我去行政院前宋美龄特地接见了我，告知我已向孔祥熙提起发表我为最高一级秘书，掌机要组，仍兼任侍从室秘书，要我经常联系，并加以慰勉。由此可知宋对政府人事方面已直接关心。我以后又兼了社会团体中一些事务，做了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理事长，还兼着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常务理事职。全国美协和中法比瑞文化协会、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联合举办劳军义卖美展，孔祥熙、宋美龄莅临参观，并选购了好几幅画表示支持。我也送给她名画及我自己的作品共二十幅，其中两幅水彩画曾挂在她的客厅里。
直至1941年12月8日，日本空袭珍珠港之后，美国政府才如梦初醒，既惊讶中国人情报之快速准确，也看到自己以前做了许多蠢事。宋美龄及时对美国广播，措辞更烈。指出中国独立对付凶残的日本已坚持四年多，中国对世界正义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要看美国的态度了。随后美国决定将美国空军志愿队扩充改组为美陆军航空第二十三大队，复又扩编为第十四航空队，拥有各种飞机一千多架，从日本手中夺回制空权，中国又选送空军人员去美国培训。
1942年2月，宋美龄随蒋介石访问印度缅甸并亲作翻译。到同年11月宋美龄认为时机成熟，决心单独赴美，亲自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抗战艰苦而英勇的事迹，唤起美国朝野大力支援中国共同击败日本，保卫太平洋地区的和平。1943年3月1日，宋美龄由美国副总统华莱士陪同去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讲，美国《时代报》登载了她的演说。
1943年5月起，美军在澳、新、加的军队配合下，在太平洋发起局部反攻，和日军展开岛屿争夺战。这年11月下旬宋美龄又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直接担任翻译。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与蒋介石会谈，宋美龄参加并为之翻译。
宋美龄的功过自有史学界来评定，但她在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中起了积极作用。
（汪日章口述 汪闻天整理）
二、宋美龄——基督教——新生活运动
1933年间，蒋介石第四次进犯江西苏区被粉碎后，提出了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强化反动政治机构，加紧进行欺骗宣传，妄图遏制日益高涨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新生活运动”之提出，就是其中主要措施之一。这个运动，不仅利用中国传统的封建道德作为反共的幌子，同时还把帝国主义传教士拉进来，企图利用基督教义来加强反共宣传。蒋介石怎样拉拢基督教势力参加“新生活运动”，兹根据身经目击，述其经过如下：
1933年秋间，蒋介石与熊式辉、杨永泰等人组织了一个“新生活运动筹备委员会”，邀请我及其他教会领袖二人作为宗教界代表参加，并特聘前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为书记，进行筹备，先以南昌为试验点，然后推及全国。某日，美帝传道士长孙威廉在宋美龄授意下，在他的北坛江西卫理公会江西布道使的住宅，举行茶话会（当时蒋介石、宋美龄租住南昌卫理公会江西布道会西式楼房一座，与长孙威廉住宅毗连，平日过从甚密），邀请南昌市各基督教会中西传道士领袖及附属各教会学校、医院等机关团体代表共三十余人参加。茶会开始，首先由长孙威廉介绍宋美龄讲话。宋美龄在讲话中大谈其发起新生活运动的时代背景、政治意义，说什么这个运动之推行，关系到“国家兴替存亡之命运”。她特别谈到这个运动与基督教的关系，说什么教会工作之目标，是为“人类的幸福而服务”，是“改造人们内心的恶念，成为自新再造的新人”，“中国新生活运动之目的，在目前国难当头，就是要通过一切宣传教育的方法，使全国民众内心改造，焕然一新，成为一个新的国民，适合于现代的新潮流，与基督教救人救世的目标相一致”。她把这个运动与基督教义结合起来，说什么基督教会在这方面可作出很大的贡献，希望基督教会对“新生活运动”予以协助，大力推广。她讲话以后，有些传道士起来为她帮腔，引用《圣经》中的“耶稣要来赐给人们新生命”等一些说法，来为“新生活运动”涂上宗教的色彩，号召教友们要本着宗教的信仰，来促进“新生活运动”。其后基督教会即以多种方式，为推行这个运动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并借此来扩大教会的势力与影响。兹略举尚可忆及之若干事实于下：
一、利用南昌卫理公会、豫章中学、葆灵女中、宏道初中等教会学校作为宣传的基地，每逢纪念周，即向全体学生讲演“新生活运动”之意义、内容及其与布道工作的关系，并利用各校学生组织宣讲队到各公共场所如火车站、汽车站、菜市场、茶馆、剧院进行宣传，并散发各种宣传小册子。
二、利用各教会医院门诊候诊室，向候诊病人宣传，并向住院病人散发有关基督教及“新生活运动”的宣传文件。
三、由黄仁霖向陆军医院及南昌模范监狱接洽，利用监狱展开布道宣传。事先由宋美龄假座南昌皇殿背妇幼医院康成院长的住宅，召集南昌市各基督教会中西男女传道士及教会团体负责人约三十余人开会，组织所谓传道团，由英帝分子南昌内地会西籍传道士博荣望任团长，率领内地会圣经学校男女学员代表十余人，每星期赴南昌模范监狱及陆军伤兵医院布道一次。在布道中，总是讲《圣经》中“浪子回头”的故事（《路迦福音》十五章十一至二十三节），劝在监的“犯人”彻底悔改，重新做人，要“安分守法”、“服从领袖”，实际上就是劝人不要革命，要像信仰上帝一样，皈依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传道团的宣传活动情况，由博荣望每月向宋美龄作一次书面报告。宋美龄在给他的回信中，对他赞赏备至。
四、利用江西黎川“农村实验区”，组织“新运委员会”，给农民放映幻灯片，宣传“新生活运动”。
五、在南昌举办一个特种警官训练班，由传道士向受训警官传播接待外国人的礼节，教他们英语会话。在南昌开始推行这个运动时，闹过很多笑话。有一次美帝传道士高福绥在街上散步，交通警察出来说他领扣没有扣好。高福绥说：“我穿的是西装，外面领扣是从来不扣的。”态度非常轻蔑傲慢，与这个警察争执不休。外籍传道士认为这是对外国人的失礼，因此，训练班特别注重训练如何接待外国人。我曾在这个训练班教了三个月的实用英语。这一批受过特种训练的警察后来被派赴庐山，专门伺候在山上避暑的外国人。
在南昌大肆宣传了一阵之后，即正式成立“新生活运动委员会”，蒋介石自兼会长，各省市设“新运指导委员会”，联合组成“中央指导委员会”，由宋美龄任主席，另外还成立一个妇女指导委员会，并向各学校、机关调训一千余人来做指导宣传工作。1934年3月11日召开了一次“新运会成立大会”，参加的有十万多人，晚间还提灯游行。各教堂在举行礼拜时，宣传鼓吹“提倡新生活运动”，成了讲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此教学也成了宣传“新生活运动”的讲坛，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和蒋介石对中国人民的统治，也就更进一步地结成一体了。
1937年5月6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第十一届年会时，宋美龄亲自出席会议，大力赞扬基督教会与“新生活运动”合作取得的所谓成绩，并希望今后更进一步发展这种合作。她在讲演中特别强调“内在的新生命须从国家重新改造开始，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改造是今日基督教会的责任，因此让二者密切合作……”她竟把“改造人”、“改造国家”的责任，都寄托于基督教会了。她把基督教捧得这样高，我们中西籍的一些传道士当然感到莫大高兴。随后在举行全体议事会时，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就通过了这样一个议案：
我们很高兴地听到蒋委员长夫人对此次协进会议事会的讲演，特别在结束的一段说到，国家建设最主要的一部分，是人民精神上的自新，以及人格的改造，这种改造的绝大部分，主要的是基督教会的责任，因此让我们合作起来——新生活运动与教会。我们也很高兴地听到促进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及工作，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人民群众自发地生长，而不使此一运动成为一个政治机构，附属于政府。因此我们建议：1.蒋委员长夫人对本会的讲稿应用中英文付印，广为分送宣传；2.由于认识到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及目的，与基督教会所宣传所谋求的大致相同，因此建议基督教会或信徒个人，应尽最大的努力与新生活运动合作。（译自《教会年鉴》1936—1937年第77页。）
自此以后，全国各地的基督教会就更加狂热地利用讲道坛为“新生活运动”宣传，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捧场，说什么蒋介石“在他日常灵修生活中，一面看圣经，一面讲新生活，成为一个模范的领袖”。而“新生活”的“标徽”，也像十字架一样，被悬挂在各教会学校、医院及其他团体的大门前。
除在国内大吹大擂外，在国际上也大肆宣传。宋美龄聘请英帝分子牧恩波为全国新生活运动的顾问，负责国外宣传工作。除由宋美龄用英文写成一本有关新生活运动的意义、目的及其推进方法的小册子，分送国外各教会外，还发动中西籍传教士，在国外报刊投稿，广事宣传。宋美龄还将《新生活运动纲领》亲笔译成英文，分送给在中国的西籍传教士，由他们寄给本国的差会（即传道部），通过他们的刊物转载。每逢新生活运动周年纪念时，蒋介石、宋美龄总要向国内外作一次广播，用这一套自欺欺人的空话，妄想叫人们相信这个运动确是一种“起死回生”的万应灵丹。
其实就是教会内部热心为“新生活运动”吹嘘的人，也知道这是骗人的魔术，许多现实的怪事，都成为这个运动尖锐的讽刺。我们教会学校的学生在火车站或剧院宣传“新生活守则”，劝乘客要守纪律、守秩序，但蒋介石自己的军官士兵乘车就处处破坏纪律，干涉行车时间，抢占车厢座位；军警看戏不买票，横冲直撞；南昌宏道小学一个教员是独子，应该免役，却被保长拉去当壮丁，我以南昌圣公会会长的身份，才把他保了出来；黎川有个法院的法官包庇与农民打官司的地主，公开索价六百元；学校向书店订购教科书，竟公开索取回扣。这不过是我亲闻亲见的一些细小的事情，蒋介石政府种种贪赃枉法的事情，是举不胜举的。
（邓述堃）
三、宋美龄“教化”盛世才的“壮举”
1942年秋，笔者随梁寒操（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作新疆之行，途次甘肃酒泉时，换乘宋美龄专机，与宋美龄一行同抵迪化。
宋美龄留迪三日，我和梁则盘桓一月。对宋美龄这次入新经过，有所见闻，爰特追记如下：
梁寒操和我从重庆到兰州后，在兰候机四日，再继续西去酒泉。在兰州郊外空军执行所住宿，第五天一早到机场，意外地看到蒋介石，他站在一架待发的美国运输机扶梯旁边。当我们被引导登上这架飞机时，我瞥见蒋介石两道阴沉的目光，异常严肃地注视着我们这几个青年。
这架运输机的座舱里没有沙发，两旁是长条硬席座位，靠驾驶舱的地方，放一普通藤椅。我们坐定不久，宋美龄走上飞机，跟着四个人，两个是女佣，一个是警卫，再一个是我熟识的曾在重庆开业的西医，这次他以随行医师名义陪宋到新疆。这时，我才明白蒋介石是来送宋美龄的。
宋美龄坐在那张藤椅上，面对着大家，没有和任何人交谈，显得非常严肃。同机还有国民党外交部驻新特派员吴泽湘，特派员公署的王、梁两位秘书，吴泽湘在兰州物色的一位姓崔的俄文翻译，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派赴新疆的陈万里等二十余人。
这架飞机的驾驶员是空军大队长衣复恩，他一直给宋美龄开飞机。
8月30日下午一点左右到达迪化，机场上成千上万的人围成一个大圆圈，在摇旗欢呼，表示欢迎，那天盛况，据说在新疆是空前的。盛世才和宋美龄等握手寒暄之后，合照留念。然后分乘汽车，浩浩荡荡到了新疆边防督办公署。
宋美龄被安置在督署西大楼盛世才的家里，梁寒操等则由盛世才的二弟盛世英（交通管理处处长）陪同安顿在督署东花园。
东花园里，林木葱茏，花香四溢。前面是一座大客厅，后面是有套间的卧房，到处美轮美奂，豪华富丽。客厅、卧房都摆满苏联糖果、香烟，还有本地的无核葡萄、苹果、蜜饯无花果等等。东花园是盛世才招待贵宾的地方，但在这里他也杀过他认为有阴谋嫌疑的人。这里穿白色工作服的侍者，身上都佩带手枪，他们机警干练，喜欢和人攀谈，然后把客人的每一句话，都汇报到盛世才耳中，甚至在你外出时，翻看你的行李和日记。
当晚，盛世才在西大楼设宴为宋美龄洗尘，一共六席，陪客有梁寒操、吴泽湘及全体随行人员。还有先宋而到迪化为宋布置一切的毛邦初和侍从室第一处总务组组长陈希曾等。新疆方面除盛世才及其妻邱毓芳外，还有盛世英、邱毓熊（盛的妻弟）及盛的其他亲信。此外还有督署参谋、副官、六大处（军法、军械、经理、秘书、警务、医务）的首要分子和新疆特务头子李英奇等数十人。
席间，宋美龄讲了几分钟话：大意是说，这次到新疆，感到很高兴，承蒙盛情接待，十分感谢。新疆在盛督办治理之下，取得了很大成就，非常佩服，望今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以三民主义为依归，把新疆建设成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的新新疆云云。
宋美龄的讲话虽短，但在盛世才治新历史上，却是个开始转变的征兆。即从伪装崇奉马列，变为赤裸裸依附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在宋美龄之前，从未有人敢在盛世才面前谈论什么三民主义。听了宋美龄的话，我感到有点突然，盛世才会接受她的这套宣传吗？在我们下飞机不久，盛世才不还分送他那自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分析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问题的著作吗？
其实，1943年的盛世才已不是刚刚登上督办宝座的盛世才了。他看到国际上，德国纳粹到处逞狂，以苏联为首的反法西斯战争正处于极为艰难的时期；国内蒋介石反动集团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盛世才认为该撕下伪装了。宋美龄此行，更坚定了他公开反共的立场。宋美龄离开新疆之后不久，即1943年秋季起，盛便撕毁、涂抹了所有亲苏标语，四处逮捕监禁亲苏的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新疆成了盛世才手下的人间地狱。
继宋美龄之后，朱绍良在新疆与盛世才正式达成如下协议：
新疆党化。成立国民党新疆省党部，自上而下地发展国民党组织；
新疆遴选干部进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轮训；
在新疆传布三民主义（包括开展国民党文化宣传运动）；
物资交流问题；
对外政策方面，新疆与国民党中央步调一致；
新疆内部的整肃问题。
宋美龄到新疆的第二天，我在东花园里才发现先宋而来的除毛邦初、陈希曾外，还有侍从室的龚参谋和一些穿灰色哔叽制服的人。我在机上看见宋美龄随行一共只有四人，还以为她“轻车简从”哩！
那天，这一大帮随从在迪化市有限的几家商店里拼命抢购物资。如苏联战前输入的呢绒、哔叽、花布、食品、化妆品、糖果、白兰地、玩具、照相机、手表等等都是他们搜求的东西。原来，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重庆洋货绝迹，即使有，也昂贵非常。在迪化发现这等东西，他们当然不会放过。从早晨出发抢购，然后一次次、一车车地运回，市民为之侧目。他们几乎把迪化全市的日用品搜购一空。
（胡彦云）
四、热心出任遗族学校常务校董
1928年11月间，国民党中央常会决议创办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于南京中山陵园内。常会推定宋庆龄、蒋中正、蔡元培、胡汉民、戴季陶、何应钦、何香凝、宋美龄、王文湘（何应钦之妻）等九人为该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并决定以宋庆龄为校长。
遗族学校专收北伐中阵亡将士的子女和辛亥革命以来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牺牲的先烈后代。
1929年10月，学校建成，原筹备委员会改称校董会，宋美龄任常务校董。宋庆龄校长因忙于从事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的工作，故遗族学校从筹备到成立到解散，都由宋美龄负责。
遗校筹备时，宋美龄结婚不久，蒋介石对她说：“二姊在国外，学校的事交给您管吧！”从此她就把校长的责任担当起来。我们无意中说过，普通学校新学期开始，校长对教职员都请一次客。她听到了，就在她公馆里请我们吃西餐，由蒋、宋共同做主人。那时她的公馆在总司令部。事先说好文职教师免行军礼，但是正在宴会时，朱培德在门口向总司令报告敬礼，全身笔挺立正，蒋介石连声说：“好！好！”朱才稍息。不久何应钦来了，也是一样敬礼，我们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很受拘束，吃得很不痛快。事后对宋说：“请客哪能劳您亲自主持，只要关照会计一声餐费准予报销便可以了。”宋笑着说：“不如此不足以示敬意。”
宋美龄每星期至少有三天到校，处理校务，研究问题。她常常陪同蒋介石于早晨6时学生起床前，或晚上学生就寝后到校视察。往往两辆小汽车同时到校，前一辆是蒋氏夫妇，后一辆是便衣卫士。我是早起晚睡惯了的人，常由我出来接待。他们不容我引路，由他们随意走，我跟在后面，巡视各处，遇有问题他们随即提出意见。
宋美龄虽不是对教育有经验的人，但对教育问题颇有见解，如对某课文所述遵总理“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教育方针，实施做学教合一的理论，她很欣赏，让我抄一份给她，她译为英文，作为她接待外宾时讲解的内容。1930年，孙中山先生的老朋友、美人林白克来校参观，听了宋的介绍，誉遗校为当今东方第一所新兴学校。宋得此嘉许，引以为荣。她当着蒋面称赞我说：“储主任年少英俊，工作勤奋。”希望我为他们尽心效命。
遗族的童子军颇出风头，学生汤护民1935年曾代表中国童子军出国参加美国童子军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1937年汤护民又代表中国童子军到欧洲荷兰参加世界童子军第五次露营大会，并为代表团的队长，在录选考试中汤获得第二名。宋得此喜讯，非常高兴，汤回国的第二天，宋立即传见，慰勉有加。
宋美龄在南昌时，曾参观过江西的农村服务区，在南京时曾接见过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她决定在遗族学校也成立学生乡村服务团，以学校四周乡村，即中山门外苜蓿园到孝陵卫各乡村为服务范围，服务内容有文化、卫生、新生活、运动的宣传及娱乐等项。文化方面设有平民学校一所，进行扫盲工作，儿童班在白天上课，成人班晚上上课，教师由遗校高中学生担任，请老师作辅导，解决教学难题，提高教育质量。卫生方面在孝陵卫设诊疗所，为民众免费医疗。医师由中央医院医师担任，护士由女校曾受护士训练的学生担任。推行新生活运动，则由学生在要道站岗检查或进行家庭访问。娱乐方面由励志社经常在遗校大礼堂放映电影，欢迎民众观看。服务团由宋美龄直接领导，每月汇报一次。有一次她通知卫生部部长刘瑞恒、保健司司长金宝善来参加汇报会，解决药品供应和医疗技术指导等问题。服务团由于宋美龄的重视，有关机关的热心协助，一度搞得轰轰烈烈。服务团自1935年开始工作，到抗战初学校停办才结束。
宋美龄对建筑遗校同学会会舍大力支持，除筹拨经费外，并将她立法委员的月薪六百元，交给学校作为同学会建筑费用。她在研究同学会房舍建筑的一次会上，要求由同学们自己设计，自己施工，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完成任务。在宋美龄主持的这次会议上，成立了同学会会舍建筑工程处，公推汤鹤松为主持人，着手筹备。据汤亲自对我说：“我和同学们都没有学过土木建筑，房子怎么盖，毫无所知，但蒋夫人的命令难违，我们几个同学只得到图书馆找资料，到别人工地去参观，读了许多有关建筑工程的书，经过好长时间，才摸索出建筑设计的一些门道，向蒋夫人作了报告。她看了很高兴，称赞我们一番。然后介绍我们去基泰工程司找关颂声请教（关颂声是国内著名的建筑工程专家）。承他热心指导，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叫我们修改后再送审核。半年后，抗战爆发，因此停工，没有建成。但我在这次自建同学会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建筑工程的知识和经验。”
抗战开始后，学校是停办了，但学生仍有安置，初、高中在校学生，得在贵州省铜仁县中学和国立三中读完初中或高中；已经毕业有志深造的，得到升大学的机会；没有工作的都得到工作；每学期大学成绩报告单，宋美龄都要过目，亲自决定每年助学金的金额。有一次她随蒋自重庆到成都，对在西北联大学习的遗校同学，一一传见并鼓励他们好好学习。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她把大学毕业的同学，都安插在遗校各部门。例如把金陵大学农科毕业的汤鹤松安排为农场主任，王育民为牛奶厂厂长。她对外国新闻记者谈话中表示，她把培养出来的学生安排担当各种事业，是她一生中最快意的事情。
（储子润）
五、领导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
抗战时期，我在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于抗日战争初期。1938年5月，宋美龄邀请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较有声望的妇女界知名人士四十余人在庐山举行座谈会，会议决定把设在武汉的“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扩大改组为全国性的妇女联合抗日组织，成为全国性的社会团体。各党派都有妇女代表参加，邓颖超、刘清扬、沈兹九，史良及吴贻芳等著名人士都应邀参加，后来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该会由武汉迁湖南转至当时“陪都”重庆。指导长为宋美龄，总干事为张真。下设总务、乡村、服务、训练、生活指导、文化事业、慰劳、保育、联络等组，工作范围很广。各省在其领导下，也分别设有省妇女工作委员会，多系省主席夫人担负领导之责，以便开展工作。在团结各界、发动民众参加抗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1941年，国民党策划“皖南事变”，破坏团结，在该会工作的几位革命老前辈，愤而辞离。到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该会迁至南京，工作范围缩小，不久也就完全结束了。
1939年9月，我在成都金陵女子大学毕业（抗日时由南京迁成都），由校长吴贻芳介绍到该会工作。在工作中我曾多次参加宋美龄邀约的活动。
我在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时期，见过宋美龄四次。
第一次，1939年12月24日晚，妇委会指导长宋美龄邀约该会全体工作人员，在重庆嘉陵宾馆欢度“圣诞节”。当时赫赫有名的“三夫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孔祥熙夫人宋霭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都并肩同来欢度节日，更增了欢乐的气氛。会场台侧布置着一棵人工精心制作的高大圣诞树，各色灯光闪闪，绚丽夺目。圣诞树下，摆满了丰盛的礼物，在化妆的圣诞老人快乐的活动中，到会人士抽签对号，各人领取一份小小礼物，大家沉浸在谈笑欢乐声中，同三位夫人共度这次令人难忘的圣诞节晚会。会后，还安排了有我在内的二十多名妇委会具有指导员职称的人与三夫人合影留念。
第二次，某年，在重庆曾家岩蒋介石官邸，宋美龄约集妇委会乡村服务队二十几名指导员去汇报工作。我们步入官邸的一间会客厅，坐下后几分钟，宋美龄就进入客厅，身穿浅色旗袍，高跟鞋，笑容满面地向大家招呼问好。不一会，蒋介石也身穿长袍，慢慢踱入客厅，我们都起立表示敬意。接着，宋美龄对蒋介石微笑地说：“Darling，我给你介绍一下。”她笼统地介绍后，我们坐下，蒋介石对我们做了简短的讲话。他开头称声“指导长，各位指导员”，继之说了几句对我们在乡村工作辛劳的话表示慰问和鼓励。说完，就离开了。接着，指导长宋美龄就倾听我们指导员在四川各县的乡村服务队的工作汇报。她对我们加以慰勉后，大家就告退了。
第三次，在1940年暑假，妇女指导委员会选定重庆南岸懿训女子中学作为夏令营活动地址，调集该会近二百名的服务员和部分指导员参加，我也是参加人员之一。重庆是全国夏季很热的一个城市，同南京、武汉号称为“三大火炉”。我们在这炎热山城的夏令营里，只有早晚才感到一些凉意。有次夕阳西下傍晚凉爽的时候，宋美龄来到了夏令营，在她未来前，夏令营的草坪已扫得干干净净，并喷洒了灭蚊药水，草坪中央放着靠背藤椅。她笑容满面、愉快地与陪同人员慢步跨入草坪，在藤靠椅上坐下。我们都围绕在她的四周，盘坐在草坪上，听她讲话。她首先对我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辛勤工作表示慰问，叫我们在夏令营愉快地过一次有纪律有意义的生活。接着简短讲些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道理。最后，要求我们坚持信念，努力工作。
第四次，是“宋氏三姐妹”视察成渝路上我们的乡村服务队。抗战时期宋美龄领导下的妇女指导委员会，在四川很多县都派有乡村服务队。孙夫人宋庆龄在重庆期间，与宋蔼龄、宋美龄联袂视察了成渝路上壁山、永川、隆昌、荣昌、内江、资中、简阳等县服务队，了解检查各队对当地妇女的扫盲工作、抗日宣传工作和生活卫生指导等服务情况。她们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群众包括广大妇女们的夹道欢迎，热情欢呼，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各队在她们的慰勉与指教下，受到了极大鼓舞。
（李秉贞）
六、电话中的宋美龄
我曾担任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电话监听员。从监听电话中，了解到宋美龄在大陆期间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她与二姊宋庆龄之间的亲密关系。
抗日战争期间，宋美龄交代侍从室侍卫长俞济时，给宋庆龄安装了一部对外不公开的电话，以便于姊妹间通话。
她们之间的通话，均由军话台接通，而且多数是由宋美龄先呼唤：“接宋委员电话。”当时宋庆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
我们叫通宋委员电话后，经常都不是宋庆龄亲接，而是由一上海口音女性先接，再请宋庆龄接话。
宋美龄用电话通话，一般系使用英语，对外国人当然不用说，即使对一些官员如董显光、吴国桢等，也一律使用英语通话。但她和宋庆龄通话，则用地地道道的上海话。她们两人的上海话，都讲得极为清脆流利，语气之间始终保持亲切、热情。
每次通话时，都是宋美龄先开口说：“阿姊么？”宋庆龄回说：“美龄吗？”
宋美龄通话的内容，都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生活，对其饮食起居，问寒问暖无微不至。再就是拉家常。当时，宋子良任滇缅路总办，宋子安也在昆明。她俩在通话中，谈及他们兄弟。在她们姊妹间的电话中，从未涉及其他方面。
宋美龄和宋庆龄的每次见面，事先都由宋美龄通过电话与宋庆龄联系，得到同意后，由宋美龄去看望宋庆龄的。间有约在范庄孔祥熙官邸会晤，那是因为大阿姊宋霭龄同时可以在一起见面。
当宋子良、子安到达重庆后，蒋介石曾在电话中和宋美龄商议，蒋介石说：“我要子文、子良、子安他们邀请阿姊和大阿姊一起到黄山聚餐。”宋美龄说：“让我先问问阿姊后再说。”宋美龄旋即和宋庆龄通电话说：“……这是我们姊弟自家聚会，其他人没有呀……”宋庆龄听后犹豫了一下，即说：“不来罗，这两天我正犯病，身体很不适意……”宋美龄一听即说：“那么我马上派医生来给看看……”宋庆龄说：“不用了，我正在服药。”这次由蒋介石倡议的所谓“家宴”，宋庆龄就这样回绝了。
宋美龄打给宋庆龄的电话，是经由长途军话台接转的，同时宋美龄也把长途军话台的秘密电话号码——“二〇八〇”告知了宋庆龄。“二〇八〇”电话，外界是不知道的，是长途军话台一个绝对保密电话，除充作蒋、宋等必要联系外，并充作中继线之用。宋庆龄每打进“二〇八〇”时，即说：“二〇八〇吗？接蒋夫人电话。”
宋美龄利用长途军话台接转市内电话，而且又把长途军话台秘密电话号码告知了宋庆龄，这样，她们之间的市内电话，均由军话台接通了。
其时在重庆的报纸上，对宋庆龄都以国母称呼，似乎很尊重，但实际上处处受到牵制，甚至暗中遭到监视。宋庆龄对此岿然不动，毫无惧色，屡次在公共场所如中苏友好协会和沧白堂等处露面，都以坚持抗战、反对倒退教育和激励广大人民。
有一次，宋美龄打电话给宋子文说：“你关照他们（指戴笠）一下，不准在阿姊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有什么的，我是决不答应的。”她的声音很高，语气非常尖厉，似乎很气愤。宋子文回答：“好的，我马上就通知他们。”戴笠对于孔祥熙、宋子文一向很巴结，而且也很听话，因为他常向孔、宋伸手要钱。
确实，特务头子们遵照蒋介石意旨，对宋庆龄是有所举动的，而宋美龄对此则坚决反对。一次我和一个中层特务——重庆航空检查所主任姚某闲谈，姚说：“戴老板对此非常为难，很伤脑筋，照委员长意旨办嘛，夫人不答应，闹出乱子来，委员长还是拗不过夫人，大家都有所顾忌。”接着又说：“底下人都知道，闹出乱子来吃罪不起。而且戴老板也深知夫人是不好惹的。”所以特务们一直有所畏惧，不敢胡来。
宋庆龄在重庆期间，绝少去委员长官邸，只有蒋介石一次赴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主持开学典礼时，宋美龄和宋庆龄通话后，她们姊妹俩曾在曾家岩德安里官邸会晤过一次。另外，听说宋庆龄整个在渝期间，除在中常会开会时和蒋介石见面外，从未私下和蒋介石会晤过。
通过宋美龄和宋庆龄在渝期间的电话往还，得知她们姊妹之间常常在电话中共话心曲家常，始终保持着姊妹间的感情。
（王正元）
注释
[1]《蒋介石家世》载：宋美龄生于1899年。
[2]是蒋父已故的第二个妻子孙氏之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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