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记蒋纬国在印度时的几件事
蒋纬国是1942年从国内飞到印度，调到中国驻印军新一军的。军长郑洞国先派他任军司令部上尉参谋，第二年即1943年才升为少校，充当战车第七营营长。
他原在德国留学多年，习军事，懂外语。当时在印度的盟军中，许多美国军官知道他是蒋介石的第二个儿子，处处都很重视他，凡是新一军所属部队的野外演习，美国人不认为他阶级低，常常要他来作讲评。
现就我对他所能记忆的几件事，记述于下。
认真整顿军风纪
蒋纬国在军司令部当参谋，主要是负责整顿全军的军风纪的。当时，新一军军部每天清晨都要集中所属各处军官，由军长率领整队，齐唱国歌，升国旗。一次，军部的号兵吊儿郎当，服装不整齐，风纪扣不扣。蒋看见了，就命这号兵先把服装搞整齐之后，才可吹号升旗。这样，使军长以下的军官站着等了十多分钟。另一次，蒋纬国同军部的长官坐车在公路上行驶，看见一士兵拿着食品，一边走一边吃，他立即叫司机停车。他一下车，就给该士兵以就地卧倒三次的处罚。但该士兵看见地面有水，迟迟未能执行。这时，蒋明白了该士兵怕弄脏衣服，于是他先在有水之处卧倒示范，并对该士兵说：“照我这样连做三次。”
上面这些小事，一时在全军传为佳话，全军的军风纪也比以前好多了。
提高国际地位
当时的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加尔各答是印度最大的城市。我们驻印军的军官都有去加尔各答休假的机会，全都在加尔各答最大的皇家大旅社食宿。这个旅社也只有中、英、美三国军人可以住，印度人只能充当服务员。每天晚上，该旅社都要举行娱乐晚会，凡住在该社的中、英、美国的军人，都可免票随意观看。在开幕之前，例行先放映英王和罗斯福的肖像，并奏英、美两国国歌，然后开演。一次，蒋纬国参加了，看见这种现象，大为不满，立即上台，令其停止演奏，并说：“这个场所，既有中国军人在场，为何不奏中国国歌、不放映中国领袖肖像？”他要求乐队和主办人，在未学好中国国歌和加放中国领袖肖像之前，不准开演。俟蒋的话音一落，随即就奏起中国国歌并映出蒋介石的肖像了。
维护民族精神
我国在印度的侨民，以广东省籍的为最多。在加尔各答，他们多集结住在一处，一般称为唐人街。他们还举办了一所梅县中学，教育自己的子女。他们除了履行英国统治印度时期的一般规定外，在国际地位的待遇方面，与印度不同，同英国、美国人一样。但我侨民所住的地区范围，在整洁方面，比英国人的住处差多了。他们有些人还抽鸦片烟，缠小脚的妇女在街上打纸牌，男的服装多是穿长衫的，穿中山服和西装的很少，室内不整齐清洁，街上也打扫得不够干净。蒋纬国见到这种现象，大为不悦，当即劝其加强整理，以后还从我们中国驻印军中调来一连人帮助和督促，定期挨家挨户照军队一样检查内务，取缔一些不适应形势的东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唐人街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田子永）
二、我和蒋纬国是怎样成为盟兄弟的
我和蒋纬国既非同乡，又非同学、同事，在我们相识之前根本未谋一面。那么，我这个小人物是怎样攀上这根高枝，得以和声名显赫的蒋二公子成为盟兄弟的呢？事情得从我的团长陈守成说起。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为了抢先接收上海这个大城市，在重庆仓促组成由钱大钧为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李及兰为副总司令（他俩是连襟）的接收团，陈守成担任了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特务团的团长。接收团沿江直下，到上海后，总司令部设在四川北路桥堍路西大楼，团部和我的营部（我任该团第三营营长）设在德邻公寓。我营以两个连看管日侨房屋，一个连任总部警卫，重机枪连为预备队。
陈守成，浙江义乌人，三十出头年纪，操一口浙江官话，一米八的身材，宽肩膀，细腰身，体态匀称，说得上是一位年少英俊的军官。凭着他那时的特殊地位和天赋条件，一下子便成为“五子登科”（房子、条子、车子、女子、票子）的有名人物，整天驾着辆劫收来的福特流线型车子，挎着妖艳女友出入于交际场所。俗话说树大招风，在当时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李及兰们势所必然地要抓几只替罪羊做他们的遮羞布。首先被开刀的是我团的机炮连连长宋某和他的司务长。他们为了买朝侨的一幅紫红丝绒窗帘，对方要价一根大条（十两黄金），他们只给了一两黄金而强行霸购。经朝侨告发，李及兰令人大张旗鼓地枪毙两人于跑马厅（即今上海市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当时跑马厅为美国驻地，美军当时曾提出抗议）。紧接着，陈守成在同事们的一片嫉妒声中，又以“非法接收……纵容部属”的罪名，锒铛入狱，戴上脚镣手铐，关押在军法处看守所中，责令我部以重大案犯严加看管，任何人不得擅自接近。我作为看管陈守成的主要负责人，当然可以查岗查哨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进出看守所。在旧社会，我作为陈守成原来的下级，在人情上我有能力对他在生活上暗中予以照顾，如给他带些吃的用的。陈呢，而今作为待罪之囚，当然对我有些卑躬屈膝。和陈守成关在一起的，是一些大闹维也纳舞厅的空军军官。这些人知道，他们不过砸毁了些门窗玻璃，扰乱了社会秩序，再说他们有空军这张王牌，大不了关上些天，自然会被释放的，所以一点也不担心。而陈守成呢，前面有宋连长被枪毙的事，报纸上天天有大写“五子登科”的社会舆论，他确实着慌了。他托这些空军军官出去后给他找门路，但却偏偏不提他的叔父（陈的叔父是国民党的一位中将，名字记不得了）。日子长了，我曾问他：“为什么不请你叔父帮忙？”陈守成慌慌张张地对我说：“副座（指李及兰）有个怪脾气，你不找门路还好，你要钻营，他让你早点完蛋。宋连长还不是他伯父一份电报给送了命的（宋连长参加过远征军，负过伤，他的伯父也是个国民党将官。宋被押后，宋的妹妹向伯父求援，他伯父给李及兰拍了份电报求情，结果宋被枪决）。我的命只有一个能救，只是不知他现在的行迹。”我问他是谁，并表示愿帮他的忙，陈居然爬在床上向我叩了个头。他悄悄地告我说：“我的命只有二公子蒋纬国能救，只要他知道我的情况，他一定会救我的。只要你找到他的下落，我的命就有救了。”我答应为他去多方打听。
事情往往有一种偶然的巧合。1945年底或1946年初的某晚，我正担任团值星。大约是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总司令部副官处王处长突然来电话说：“你赶快通知，集合两个连的兵力待命，通知后你马上到总司令部找我。”这下子可叫我为了难，我充其量只能集合一个预备队连，要集合两个连是短时间内办不到的。所以我除立即命令重机枪连集合待命外，马上跑到总司令部去见王处长。他告诉我：“战车兵团在皇后大戏院闹事，你立即带两个连前去弹压。”我向王处长报告了兵力不能集中的原因后，建议说：“既然是战车兵团已出动几十辆装甲、坦克，带兵去弹压，恐怕不但不能收效，反而会扩大事端，我愿意带总部命令只身前去解决。”王处长同意了我的意见，并立即写了命令，派了一辆小吉普让我赶到西藏路皇后大戏院去。
车到南京路先施公司，只见战车兵团已将北自南京路、南至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全部封锁，街上乱哄哄的。战车兵团的士兵将我的车拦住，我出示了警备总司令部的命令后，他们还算客气。一位连长上了我的车，陪我到了皇后戏院，找到戏院负责人。一问原委，原来是战车兵团的十多位营连长初到上海，凭着他们是蒋二公子的部下（蒋纬国当时任战车兵团参谋长），无票强行到皇后戏院看京戏（记不清是黄桂秋还是李玉茹主演的戏），戏院负责人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可是却遇到一位蛮有点骨气的军警宪联合稽查队的李队长。这位李队长认为蒋纬国的部下应当是讲道理的，所以他带着稽查队进了戏院，把这十多位无票的看客喊出来，劝他们买票。而这些眼睛长在头顶上的二公子的部下，哪把小小的李队长放在眼里，开口“老子抗战八年，到了上海，还不慰劳慰劳”，闭口“老子是战车兵团的，不行找二公子好了”。而这位李队长，二十多岁，血气方刚，偏偏不买账，便以牙还牙：“你们是二公子的部下，我是蒋委员长的学生，执行稽查任务是我的职责。”唇枪舌剑，各不相让。李队长最后命令稽查队将这十多人抓起来，关入老闸分局。也许是这位李队长粗心，穿军装的都被他抓起来了，却溜走了一个穿便服的。他一个电话打到军工路战车兵团驻地，捅了马蜂窝。于是，他们出动了几十辆装甲车、坦克车，浩浩荡荡、杀气腾腾地驰入市区，从南京路到爱多亚路将皇后戏院团团围住，硬是要找那位李队长，并向戏院逼要他们被抓的人。他们还开着战车到老闸分局门前，扬言要冲开铁门。
陪同我到皇后戏院的那位连长，找来了他们的一位营长。我向他出示了总部命令。谁知这位不可一世的营长竟先发制人，要我答应他三个条件，然后再解决问题：1.立即将被关人员全部交给他们；2.把稽查队的李队长交给他们处理；3.赔偿他们的名誉和损失。其口气之大，盛气凌人之态，实难令人忍受。正在此时，蒋纬国的小汽车停在了皇后戏院门口，他急匆匆跳下车来。那位眼朝天看的营长本想抢当原告，却遭到蒋的斥责。他不得不毕恭毕敬地把我介绍给蒋纬国。蒋立即向我敬军礼，并立正说：“我对部下管束不严，酿成这种事端，请总部代表作指示，纬国一切照办。”我提出：“请蒋参谋长先命贵部立即撤回驻地，恢复市区秩序，其他事情容后解决。”蒋立即指着那位营长骂道：“该死的，还有脸在这里吵，赶快把部队给我带回驻地，再发生问题，唯你是问！”那位营长耷拉着脑袋，吐了吐舌头，灰溜溜地集合部队去了。
原来在出事时，蒋纬国正偕女友李小姐在金门饭店（今华侨饭店）赴朋友宴。事情发生后，从进入金门的人口里得知消息，他才气急败坏地赶到皇后戏院。蒋纬国不愧是个聪明人，他把部队撤走后，便向皇后戏院的负责人赔情道歉，并了解了肇事经过。他听到那位稽查队李队长的态度时，连声说好，并一定要我陪他去找李队长。我和蒋坐上他的小轿车（李小姐在车内等着）到老闸分局（军警宪联合稽查队的所在地）。一场风暴已过，铁门又复开放。蒋纬国代表他的部队向李队长道了歉，并对李队长表示敬佩。他要求去看看被关的那十多名部属，见了面又是一顿大骂，骂他们惹了祸，丢了脸。老闸分局的负责人听说蒋纬国来了，自有一番恭维和招待。蒋谢绝了招待，和我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一、赶到军工路营地稳一稳部队；二、从军工路返回来到总司令部，由我汇报解决经过，由蒋向副座（蒋对李及兰的尊称）请罪。车过外白渡桥沿大名路东去，这时才彼此介绍了些各自的情况，我当然不会放过告诉他陈守成近况的机会。蒋纬国听了后，紧紧握住我的手，连连说：“太谢谢你了，我一定尽力，一定尽力。”就这样，我们到了军工路营地。他集合部队大发雷霆地讲了一番话，还一定要请我做什么“训示”。
在军工路蒋的驻地，我先给我团的团附周兴全（醒权）打了电话，要他在团部做些准备；然后向王副处长简要报告了事情的处理经过，并说蒋参谋长一定要到总司令部向副座请求处分。王处长对事情的处理很满意，连声说：“好！好！好！”当说到蒋纬国要到总司令部去请罪时，王处长似乎有些惊慌，拿不定主意，推说副总司令不在，时间太晚了，请二公子不要为此劳神。蒋纬国接过电话，表示一定要去请罪。大概王处长再不好推辞，只好连夜去惊动副总司令的大驾了。
在驱车回市区的路上，蒋纬国先是说：“真倒霉，想不到刚到上海就闯这么一场大祸，明天报上一登，老头子又该大发脾气了。”接着他向我说明了营救陈守成的意见，他说：“老韩，今天这件事使我很难堪，很被动，我不得不连夜去请罪，争取一点主动。可是对陈守成来说，倒是一个好机会。我打算来个先公后私。办完了这桩公事，就给他个单刀直入，向副总司令冷不防打听陈守成的下落，这样就可不露形迹地达到营救他的目的，你看怎样？”我同意了他的设想。当我们车抵总部门口时，没想到堂堂的少将副官处长早在大楼门口相候了。我们上了楼，只见李及兰和军法处处长曾昭抡、副参谋长张国亭（浦东杨思桥人，日本士官生）也早在楼道内迎候了。蒋纬国十分乖巧，毕恭毕敬地向李及兰等敬了军礼说：“报告副座，纬国无能，对部属管束不严，初到上海便闯大祸，给副座添麻烦，特向副座请罪，请求给予处分。”李及兰一边往办公室让，一边以长者的身份和口吻说：“小孩子家，不谈这个，不谈这个。”到了办公室，李及兰一再让座，而蒋纬国则立正站着说：“请这位韩营长向副总司令报告事情处理经过……”李及兰紧接着说：“王处长已经对我说过了，很好！很好！不要再谈这些事情了。”坐定后，李及兰以关切的口气问道：“什么时候到上海的？怎么到了上海也不来看看我，连你钱叔（指钱大钧）怕也没见吧？”曾处长等则在一边竭情招待。这官场的一套使我确实大开眼界。临走前，蒋纬国突然话锋一转：“报告副座。我有个最要好的朋友，在国外时听说他在副座身边，初到上海也还没和他见面。”李迫不及待地问：“是哪个？”蒋说：“陈守成，听说他是副座的特务团团长哩。”李若无其事一样缓缓地说：“这个不懂事的毛孩子，到了上海这花花世界，有点晕头转向了……”蒋纬国一听话音，立即说：“请副座恕纬国冒昧……”李及兰挥手说：“没事，过两天和他见面吧。”
我们从总部出来，周兴全早已等在一边。我为他们作了介绍，然后由周兴全带路到武进路皇家舞厅开好的一个雅静房间叙谈，约好第二天上午8时上班前见面，再到总司令部去。翌日在总部为蒋纬国举行的宴会上，我也侧身其间饱尝口福。三四天后，我知道陈守成已得救了，为他开了手铐，卸了脚镣，我陪他去理了发，洗了澡。不到半个月，陈守成又是一身笔挺的罗斯福呢军装，佩上校衔，成为战车兵团的参谋长了。陈守成为了感谢我为他找到蒋纬国救了他的命，由他为主，在国际饭店举行了一个只有我们四个人（蒋纬国、陈守成、我和周兴全）参加的小宴。席上，陈守成提出了结为金兰之好的意见，从此我们成为盟兄弟了。
嗣后，陈守成曾几次邀我到战车兵团去，起初我因已有了女友，留恋上海安乐的生活，婉言谢绝了。到了1949年上海快要解放时，蒋纬国、陈守成的战车兵团也调来上海参加“保卫大上海”的决战。国民党在国际饭店举行的几次所谓“慰劳战斗英雄”的宴会，蒋、陈都邀我和周兴全参加。临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蒋、陈准备撤逃时告知我：“准备准备，一齐撤离。”那时因为我早已和地下党取得联系，要迎接上海解放，我明知对蒋、陈这些铁杆军人做不了策反工作，只好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保卫大上海紧要关头，怕不能随便撤离”相推辞，结果蒋纬国、陈守成于解放前逃台，我自己则在解放时和王锐含率保安警察第二总队起义。从此天各一方，海峡两岸人为地隔绝了三十多年。这些往事，也许早已被他们所遗忘。但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白发苍苍的人是会特别怀念故土的。我劝告我的盟兄拜弟、同窗好友，顺应天理人情，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力，善自为之。
（韩铭书）
三、蒋纬国岳父石凤翔的应世秘术
我当时是军统西安交通检查处工作人员，与石凤翔父女和其所经营的大华纺织公司有些接触。本文主要介绍了蒋纬国和石景宜当年从恋爱到结婚的经过以及石凤翔父女的生活习惯、工作作风和大华棉纺、毛纺厂经营管理情况。
小蒋与石景宜的罗曼蒂克
西安大华纺织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石凤翔，早年出身寒微，由于他自己的艰苦奋斗，中年之后在纺织界中方为崛起。他是湖北孝感县东北山脚下青石板人。这个山麓的村镇，也包括附近的地区，居住着当地人民所称的四大家族，“汤”“盛”“石”“夏”。这四姓均是当地的大地主，都是门当户对、沆瀣一气的豪族。所以他们就互相攀亲结缡，成为一体。
1941年，蒋纬国在西北胡宗南部队的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营任第一连连长，可谓是天字第一号人物。其部驻防西安市北郊，属城防卫戍部队。在日本飞机空袭时，于防空洞中，偶然相识大华纺织公司董事长石凤翔的女儿石景宜。当石小姐将这些情况向父亲说明后，老石登时警觉起来，经反复琢磨，立即命令女儿“事不宜迟”，必须抓着这个机会，石家的成败兴衰，系此一举。
第二天老石派一个随行女佣人，携带食盒一同进入防空洞，故意与小蒋凑在一起，共进小酌。果然石景宜小姐福至心灵，不负父亲之重托，施展其特有的本领，运用其父亲所亲授的秘诀，几天之后两个人大有意思起来了。遗憾的是石小姐的尊容实在不敢恭维。唯一令人惊服的，是她不爱修饰，除烫发外，不穿高跟鞋，不搽胭脂不抹粉，不描眉，不涂口红，一直保留着她父母给她遗留下的微黑的本来面目。身上穿的蓝呢大衣，也是她自家厂里出产的国货。她家虽不富敌石崇，然以小蒋太太之尊，天下异珍奇宝，何物不可以罗致？但她艰苦朴素，大有乃父之风。我想这是小蒋对她所取的重点之一。
石小姐性格温存，能体贴人意，他们在患难中所结的情谊，要比平时宝贵得多。据说结婚时戴笠闻讯，不远千里而来，和胡宗南一并躬与典礼盛事。由是石凤翔身价登时十倍，小蒋生活亦大加改善。
石凤翔的应世秘术
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所画的梅花中堂，配其古藤体的书法对联，在西安市堪称一绝，很难见到。而大华纱厂大客厅中，却高高悬起“石翁老伯大人法正、小侄祝绍周沐拜”的上下落款，真令人肉麻。原属一个市井俚人，能得国家封疆大吏如是之尊捧，人情冷暖，古今一辙。笔者有幸获得祝绍周的古藤体一副对联：“焚香默坐抱膝长吟。”书者其人固无所取，若就艺术观点而论，自有其历史价值。这副对联我直保存到解放时，方始销毁。
另外胡宗南的书法，更是绝无仅有，也在这个大厅中出现。胡宗南批阅公文，基本上全用粗杆红蓝铅笔，毛笔少用，因之难得给人写字。但石家并不以此作为骄傲的资本，相反的更为礼贤下士。他厂里有比较新型的三部小轿车，他们的成员很少有人乘坐，但接待来宾，或客人借用，决无难色。副总经理徐治平，是真正负实际责任的人员。他头戴红疙瘩瓜皮小帽，周围油垢发亮，帽边多已绽开，看其饱经沧桑的面目，起码有十年以上的历史。灰色长袍，黑色马甲，由于油垢污染已失本来面目，如果说他已十数年不加拆洗一点也不夸大。总务科长汤嫩平是真正的内务当家人。他与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汤杰所主演的电影主角王先生一模一样，所穿的灰平布皮袍，左前襟部分已成光板。这两个人我与他们打交道最多，他们老奸巨猾罕见其匹，他们表面上有湖北人的谦虚，却无湖北人的奸诈，由面色观察，他们两人均吸食毒品鸦片。每逢年节招待的宴会真是山珍海味水陆并陈。来宾都是老石平时经营中所要借重的人。大家说：“都是熟人，何必这样客气。”徐治平语重心长毫不掩饰地说：“这是石老板立的规矩，他说：‘自奉必须俭约，待客切勿流连。我们自家必须勤俭过日子，而对待客人决不能有任何含糊，因为我们事业的兴旺发达，如果离开客人，一切都是空话。’这确是大华经营的根本大法，也是我们事业小有成就的秘诀。”
西安市警察局第八分局，给他拨出一部分武装，为大华提供保卫。一年四时八节，凡向他们有所请求的，哪怕守卫的警士，或厂内的小工，无不量以资助。有一次我与他们闲谈说：“像你们这样庞大的额外开支，有些是可能不必要的。”他们笑笑说：“瓦岗寨上的单二员外，常年只见他十分慷慨地对别人施舍，却不见他穷困。实际上支出的有限，只用当道者的笔尖多少一撇，什么东西都有了。我们为了友谊干脆说为了赚钱，谁人来骂我们，都坚决谦让，但人人都知道，我们可以依仗政府的权力，随时可以把矛头指向任何人。可是我们从不这样干，但也无任何人说我们胆小怕事，懦弱无能。因之人人都知道我们是不会仗势欺人，凡与我们进行交易，肯定有合法的利益可取，只能受到我们的维护，不会遭到损害，所以到处受到朋友的帮忙，生意越做越活。”石凤翔运用这些振兴箴言，由寒微到小康，从崛起至腾达完全是事实。
大华财团的经营作风
某天在大华午饭后，我说：“你们的车间能否参观？”徐治平说：“完全可以。”不到五分钟进来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年人，胖脸上满嘴胡茬，穿一套褪色的浅蓝色平布工作服。徐说：“石工程师，赵主任要参观我们的车间，请带领他到各处走走，需要了解的介绍一下。”这位朴素的工程师，一喊就到，使我非常惊奇。在织布分厂中，长河般的机器，都在有节奏地运转，噪声并不很大，工人胖胖的全是中青年女性。她们的两眼总是盯在产品上，对参观者全不理睬，在严肃中充满欢快。天花板下如小雨般的喷雾防尘设备，使构成职业病（矽肺）的棉絮全部水化坠地。由于没有尘雾，室内光线可见度高，又因到处湿润，所以给人以清新感。我说：“太好了！比宝鸡的申新、福新及大新等各厂好多了，看样子他们的生活挺好。”石工程师为人非常本分，有学者风度。他用肯定的语气回答说：“生活安定、生产安全、职业有保障，她才能很好地干活。看起来生活福利的投资是多一点，从总体利益核算，收益最大的还是厂方。”他又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厂规极严，石总经理对一些流氓恶劣作风，特别是调戏妇女和无端的敲诈勒索之事，深恶痛绝。我厂大小管理人员，凡有这项行为者，一律开革除名，从不稍加顾惜。工人的定额工资不高，但奖励金多，对促进生产确实起相当大的作用。我厂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措施，就是‘奖罚分明’。厂里对此是下了大功夫，所以我厂员工都兢兢业业为生产干活。投机钻营，弄虚欺骗的行为，基本上绝迹。”最后又说，“尽管如此，厂里还是不断发生这样那样的事件。最使我们头痛的，是一些共党分子在里边的煽动，大喊什么劳动保护、自由民主等一套口号。”
到了门口，他叫值班工人去请汤科长来，并对我说：“参观其他分厂由汤科长带你去，恕我不能奉陪。因为厂方规定，值班工程师在工作期间，离开机器不得超过十五分钟，遇有事故立即排除，如造成停产，那是坚决不允许的。”
后我又到大华的大秦毛纺厂参观，看到的各种呢料在国货产品质量中对比还是可以的。其中两种深绿及藏青的细呢最佳，我不由得对它发出称赞。汤科长也附和地说：“中青年妇女对此均甚喜爱，恬雅大方，价钱公道。目前市场上属于畅销货，我厂的石大女公子，也很喜欢经常穿这种衣料（他手指着一种藏青的呢料），出门见客。二姑爷（指蒋纬国）也经常说，我们应当穿戴国货。这是我们自己的产品。”当我辞别返家时，发现车上有一匹绿呢料和一匹白细平布。他们察言观色，善投人意，可见一斑。
另外，大华纱厂通过小蒋的关系自然与众不同。他本厂有一个拥有一百多辆车的车队挂着军政部军需署运输第一连的招牌。当然私营运输部门的一切苛捐杂税在他们身上都被豁免，享受着军车的优惠待遇。汽油、汽车零件都官价优先提供；但军需署农本局所调拨的花纱布往返运输的运费结算，却享受着私商的标准。这样一反一正，他们的获利收益，就不是其他私营厂商所能望其项背了。其他种种的钻空子办法，所弄到的好处，那就更多。在汽车的牌照上，他们也挖空心思，取得军字起首的88号车牌。当年大家在公路上跑的朋友，都知道军字88号车牌是军统汽车总队所占用，过渡口、通过特殊警戒区，都获得优先权。由于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设在各站的军统检查所哨（即后期的军事委员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一般的对这种牌子的军车免予检查，已为不成文的法律，同时各军、政、商车对他们也多谦让。
大华运输第一连李连长，也是湖北青石板人。瘦瘦的身材，穿一件灰色大布士兵棉军大衣，一套带油垢士兵军服，戴着一副大片平光眼镜。他那一套世所罕见的高强交际本领，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车队一到检查站前，用不着检查员摆红旗，立即停车，李连长第一个下车。他未言先笑再问好，连忙递上好香烟并带点火，非常谦虚地说：“请上车检查。”他深知，这一伙亡命徒的军统分子，是粪坑的石头又臭又硬，但却经不起软炮弹的轰击。在他一阵肉麻的恭维声中，个个飘飘然不知所措。皇亲国戚的车队，连大老板戴笠还向他们屈膝卑躬，一个小小的喽啰在这种交攻声中，你还能怎样呢？最后告别时，他还说：“需要什么东西，回头捎来。”这次不是什么应酬敷衍的空话，只要你开口绝对办到。有一些胆小本分的检查员，不敢受贿。虽然长期没开过口，他还是认真地记在心头，在某些方便的时候，必定讨你所好，给你带来相当隆重的礼品。但你完全可以放心，他们的车队决不走私或挟带毒品。他决不把犯罪的绳索套在与他们有来往的朋友脖子上，他不要求他的朋友“法外施仁”，为他开放犯罪之门，他只希望优先得到最大限度的合法照顾。
日本投降前后，蒋纬国已升任国民党装甲兵中校副司令，驻防陕西汉中。他的夫人石景宜，经常乘中航班机往返于汉中西安之间，归宁省亲，除在西安的大华公司派车辆迎送之外，她常只身行动，并无仆从，朴实无华亦如畴昔。石凤翔爱屋及乌，每周总要以干鲜时新果菜、南北海味腊卤，装上一大木箱，利用飞机运往汉中，以犒偿其东床佳婿。中国航空公司是美国洋大人与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合资经营的，他们除对军统有点畏惧之外，谁的账都不买。按当时的规定，乘客每人随身携带免费行李十六市斤之外，一律起票托运，但对这只木箱破常规地免费，无一人敢持异议。大家一向公认为无私的海关对这只木箱除目迎目送之外，再无其他任何表示；至于无恶不作、横行霸道的军统航检人员，由于这些不属于他们的业务范围，更是噤若寒蝉，落得送个顺水人情。
（赵广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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