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祥熙博取蒋介石欢心的秘诀
家世略历
孔祥熙字庸之，山西太谷人，生于1880年。在封建王朝尊崇孔子的制度下，替孔家制定了派名，合全国孔姓为一家，联宗系谱。据太谷孔氏支谱记载，明弘治中，远祖到山西做知县，死后流寓在太谷。由“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传到孔祥熙的祥字辈，为孔子七十五代裔孙。
孔幼丧母，随父长大，小时因其病在美国教会所办医院治好，所以后来他父子就信奉了基督教。孔在通州潞河书院肄业，嗣由教会介绍赴美留学，毕业美国欧柏林大学。1907年孔祥熙回国，就任太谷美国教会创办的铭贤学校校长。铭贤两字就是铭感美国教士的意思。辛亥革命时，他号召青年学生组织了山西学生军，自任司令，开赴娘子关，后被阎锡山吞并，因此对阎仇恨，为以后加入反阎活动的起因。癸丑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也就不能再在太谷活动，跑到日本去。他留学美国时，就认识中山先生，到日本时与中山先生更加接近。
袁世凯死后，孔祥熙返回太谷，仍担任铭贤校长，并自兼课。时前妻韩氏早死，已经继娶宋霭龄，同他一起在铭贤教英文。他不甘寂寞，常来往北京、天津活动。当时他也包销美孚火油，为华北经理，设立了祥记公司。据他告诉别人，他开始发财，是在欧战时代美商购买山西铁砂时。他因教会关系，常和美侨接近，因火油生意和美使馆商务参赞处也有来往。有一次谈到收购铁砂，他立刻跑回太原，把山西铁砂趸购下来，每吨银币一元，运到天津交货，美商给他的收购价是美金一元，转手之间获利一倍多。他收了美商定金，足够他偿付全部价值，交货后所收款，全是盈余。
古语云：“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资金一多，这就添了孔的翅膀。他由北南飞到上海，先后和陆费逵办中华书局，和陈光甫、庄得之等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特别在地产方面的投资，显出他的工于心计。他在1934年向我举一个例子说，他的上海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住宅，当时价值五十至六十万元，是1915年用一万六千两翻起来的。1915年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买进德侨一所住宅，1917年卖出，得价三万多两；再买福开森路（今武康路）黄克强原住宅，卖出时得价六万五千两，又买进西爱咸斯路住宅，近二十年增长三十倍。在天津投资地产也有同样的情形。此外，他还充实了祖遗的广茂新、晋丰原等商号，做药材、夏布生意，南至广东、四川，北至包头、蒙古、东北，都有他的商业组织。
欧战后，北洋政府设立鲁案督办公署，王正廷任督办。孔祥熙因与王有留美同学关系，由王荐充坐办（督办助理，地位次于会办）。接收青岛时，孔任实业处长兼青岛电讯局长，这是他投身政界的开始。从此亦官亦商，奠定了官僚资本的初基。
与国民党政府的渊源
1925年初，孙中山先生卧病北京铁狮子胡同，孔以亲戚关系在那里照料，因此后来算上了一名顾命大员。从前中山先生曾命他以基督教徒关系，拿《建国大纲》手迹印本，去访问过冯玉祥、张学良等。这时冯在北京西郊，不愿来北京，中山先生卧病，就派孔代表访冯，做联络工作，希望冯支持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不久中山先生逝世，一切也就谈不到了。但是孔、冯之间倒促进了私人情感，为孔以后依附蒋介石立了第一功。北伐时宋子文要随军北上，所兼广东财政厅长，就让给了孔。宁汉分裂，孔跑回了上海。那时宁汉双方都极力拉冯，因冯在奉军由河南撤退后，进军潼关，的确有举足轻重之势。汉口国府首要与冯约会于郑州，同时孔亦秘密由沪到郑访冯，撮成了蒋冯的联合，进而促成了宁汉合流的实现。在这同时，宋霭龄也极力促成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结合。蒋辞职后同宋等赴日本，住在吴启鼎家中，不久就回国结婚。
关于蒋宋婚姻尚有一段秘史值得在此一提，就是蒋宋结婚，如上所说由宋霭龄极力促成。宋母自无问题，但是宋子文却坚决反对，几乎兄妹决裂，宋母劝说无效。宋氏姊妹就商量请求谭延闽出面调解，因为宋子文对谭信服，谭的威望可以压得住宋子文。据谭日记所记载：“应宋美龄电话到西摩路赴宋母之约，抵彼，美龄迎于梯口，称有事奉托。入室，宋母以美龄将嫁介石事见告，并称不料子文反对，托为劝解。继呼子文来，同至另室详询经过，当婉劝以儿女婚事尚不应多管，何况兄妹，徒伤感情，且贻口实，再四譬解，始得完成使命而归。”有此历史原因，宋美龄对取得中国“第一夫人”资格，固终身感谢大姊，但对阿哥总不无芥蒂，尤其蒋对宋子文永留一不愉快印象，造成蒋孔接近、蒋宋龃龉的根苗。
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孔出任工商部长，后农工两部合并，又继任实业部长。这段时期孔、宋之间暗斗甚烈，相互诋毁。有一年国庆节，上海英文《大陆报》出庆祝特刊，孔发表一篇“回顾”中说，“建设方面不能有所成就，是财政当局不给经费之故”。宋子文见而大怒，拿了报纸去找大姊说：“自己人如此指责，无怪外间反对，太无道理。”其时孔在南京，宋霭龄打长途电话来责问，孔只好推在英文秘书许建屏身上，但是暗斗反而转到明争，双方各植势力，互不相让，一直到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结束。但孔蒋两家往来密切，却滋长了孔令侃、孔令俊凭借上海娘娘（孔的子女呼孙夫人为广东娘娘，宋美龄为上海娘娘）的势力，为非作歹，不用说国法人言，就是孔夫妇对这两个宝贝儿女也无法管束。
蒋介石的亲信
孔由裙带关系，成为蒋的亲信，为蒋特别卖力。在蒋冯、蒋冯阎战争时期，孔利用他北方籍贯，确实做了不少分化工作。冯系的何其巩（克之，曾任北平市长）、丁春膏就专在冯内部通消息、写报告。宋哲元二十九军的保全，是由丁介绍萧振瀛走了孔的门路的。萧第一次见孔就跪地不起，说为了团体为了朋友来跪求，如不允帮忙，就不立起来（孔亲口向我说的，并称萧够得起朋友）。孔那时还是实业部长，正在郎舅暗斗争宠，想挟外力以自重。因宋哲元部驻山西阳泉，晋系商震、徐永昌虽已投降，阎的嫡系赵承绶、杨爱源、王靖国等还拥有实力，如扶植宋部，可以起钳制晋籍军队的作用。孔就以此向蒋进言，当然是一拍便合，蒋第一次就给宋哲元五十万元，嗣后接济源源不绝。
七七事变以前，政学系张群等和日本侵略军勾结，是众所周知的，同时孔也不甘落后，和日本军人特务来往，北方的土肥原就是通过萧振瀛与孔取得联系的。上海方面由樊光（震初，曾任外交部次长，那时是杭州关监督，后任浙江税务局长）勾结日本大使馆武官矶谷廉介（后任侵华日军师团长）、山本荣治（后来做汉奸王克敏顾问，在北平被我国特工刺王时将其打死），经常跑武定路日本武官处，八一三后才断绝来往。至于和土肥原的联系，从武汉撤到重庆，仍由萧振瀛在香港接头，日方并派其在香港、澳门活动。当汪伪组织进行谈判时，蒋因对抗战本无决心，又迷信德日武力，害怕汪凭借日军力量，成为中国正统，求和之心甚切。孔当时与和日方有接洽，中央银行秘书处机要主任王梁甫（孔的学生），在渝港之间飞来飞去，后来王在中山号飞机失事中遇难，就改由盛蘋臣奔走。一直到香港沦陷，这些鬼鬼祟祟勾当才归于断绝。
孔和宋子文比较，一般都以为宋精明而孔庸碌，其实并不如此。孔有时装糊涂，都为应付一时环境。宋一派欧美作风，孔却是“中西合璧”，待人接物，因人而施。特别是对蒋的逢迎谄媚，既有内线，更借外力，所以蒋宋迭起风波，蒋孔则始终如一。孔和各派系纠纷，蒋不惜纡尊调护，宋子文如果不是借罗斯福的力量（原因下详）是无法取而代之的。
抗战初期，孔在武汉得任行政院长，是由国民党元老派居正、于右任、覃振等的支持，CC方面自知身份不够，轮不到院长地位，也顺水推舟表示拥护，有心与孔合作，来对付政学系和复兴社分子。我当时晓得这些情况，曾建议孔乘机结合这些力量，培植羽翼，巩固政治势力。孔对我说：“我们今天完全是由蒋先生的支持而上来，蒋哪天不相信我，我哪天就滚蛋，联合这班人有啥道理。”这固然是孔当时踌躇满志的得意语，也的确是实情，所以孔始终用死心塌地、唯命是从的方法，来博取蒋的信任，也就巩固了二十年光景的营私误国的权位。
美国当权者对孔不满，并不如外间所传说，是认为孔贪污无能，其实另有内幕，值得一说。当美国在成都、昆明等地建筑空军基地时，商定由美军直接发放工资，需用中国法币为数甚巨，就把带来的美钞在黑市出卖，那时官价美金每元合法币四十元，黑市已近一百元。孔认为影响了法币价值，就和美军协商，根据《反租借法案协定》，由中国政府尽量供给法币现钞交美方使用（当时美与盟国间一切军事经济援助都通过所谓《租借法案协定》拨付，另定《反租借法案协定》，由盟国供给美方所需物资，彼此均用记账方式赊欠，战后再行结算）。抗战末期，中国财政濒于破产，孔出席世界经济会议赴美时，此项欠款已达六亿美金上下（照四十元汇率算）。孔抵华盛顿向罗斯福要求经济援助时，提出拨还欠款问题，罗认为可行，嘱与财政部长摩根索接洽。摩答应拨还，但不肯照四十元汇率折算，孔说其对黑市虽高，但美方在华包括外交军事宗教教育人员均系照四十元法币换取美钞一元，收进付出不应有两种不同价格。摩始终未允。孔把这情形面向罗斯福提出，共电告蒋介石迳电罗斯福说理。罗只得答应先拨还一部分，其余战后再结算清偿，孔因而取得了一亿多美金现钞。罗斯福事出无奈，摩根索认为吃了大亏，因此对孔结下仇恨，在美政府内部大肆攻击。根据胡适、王世杰等人向美方所供给的中国政府贪污无能的材料，罗斯福通过宋子文转达提议，要求更换军财两长，蒋介石只得发表了陈诚、俞鸿钧接替何应钦、孔祥熙的命令。这笔欠款战后结算，由宋子文和美国协商，购进美国在太平洋沿岸的大批破铜烂铁和过期罐头食品等剩余物资。孔因为替蒋集团讨回了一批美钞，得罪了美国人，落得凄惨下台，这十足看出美国对盟国的狰狞面目和恶劣手段。
孔自美回国，财长虽已交卸，仍保留中央银行总裁地位。不久，国民参政会开会，政学系又利用傅斯年等对孔展开了攻击，提出朋分美金债券质询案。所谓“朋分美金债券”，是当初发行美金债券时系按二十元法币汇率折算美金一元，并未全部发出，中央银行国库局掌握余券存在库里。后来通货膨胀，官价已提到四十元，黑市尚不止此，国库局长吕咸向孔提出朋分建议，照原汇率二十元收账，由有关系银行个人朋分。经孔同意秘密进行，分得的人用不值钱的法币换成美金，自然是发了财，国家人民所遭受的损失自然不在话下。这一质问提出，确是轰动一时。但是正在参政会秘书处准备排印分发时，侍从室第二处忽然将原件提去，说是蒋介石要看。提去之后，在大会闭幕前没有送回，所以没有提出讨论，并销去了案号，案情没有在社会公开。后由蒋派俞鸿钧、徐堪查办，把全案卷宗调到侍从室研究，结果吕咸撤职，孔的中央银行总裁也就不能再干下去，连所兼的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也被陈果夫夺去，只剩下有名无实的中国银行董事长（自总经理以次完全是宋子文任内原班未动），其他如国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都只是名义而已。
孔在重庆闲住时有一次谈到宋子文，曾说西安事变时，我们主张他陪蒋夫人去西安，是想借危难中缨冠往救，来恢复他同蒋的感情，总算做到。不料今天会落井下石地联合外人倒我。说到西安事变，我记得当时我们都在上海，12号下午，他接到消息，打电话找我到他家里去，告诉我：西安出了事情，准备晚车回南京，并嘱打长途电话约苏联大使馆鄂山荫秘书翌早在南京孔宅见面（那时孔的南京住宅在高楼门，苏联大使馆也在那里，相距很近）。13号早到京，鄂即来访，孔对鄂说：“蒋如被杀，势必迫使中国投靠日本，以中国人力物力供给日本军阀，做侵略资本，对亚洲对苏联都是严重威胁，希望苏联能设法保全蒋的生命，其他问题事后从长计议。”孔马上要去中央开会，托他转达大使。当天鄂第二次来访，说已由大使转电莫斯科。那天南京的中央会议上决定，行政院由孔以副院长代理，军事方面由军委会常务委员代行委员长职权。何应钦当时大起野心，联合各方面主张“讨伐”，何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准备用兵，并派空军往西安轰炸。当时会上火药味很浓，孔一人主张慎重，孤掌难鸣，最后只得由宋美龄出面坚持，才压下去。宋美龄并用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名义，电令洛阳空军不许妄动。总算免了一场浩劫。孔又函电交驰地向各方联络，并利用同乡关系密电冯钦哉等拆杨虎城的台，许官许钱，以谋中枢权位的巩固。
西安事变后，内战表面上停止，但蒋集团一面对日本仍采屈辱外交，一面寻求外援，扩充军备。德国福根赫斯军事顾问团正在华工作，意大利空军代表团来华访问后，也极力想争夺美法军火飞机商的市场。这两方面都由孔联系，如《中德易货协定》就是由孔促成的。中央信托局的成立，就是专办订购军火事宜。中德易货全系军用品，十年内战所用枪炮弹药都是来自德国。除购械以外，中央信托局另一为害人民的专业，就是承袭了法商万国储蓄会的一套骗人伎俩，设立中央储蓄会，举办有奖储蓄，广泛地剥削人民财富。
1935年实行币制改革时，英国曾答应巨额借款，条件是要把中国币制纳入英镑集团；同时，美国也想利用这个机会，表示中国币制不应光和英镑联系，也应和美元联系，并愿意供给借款来巩固中国币制。这种接洽不断由财政部美国顾问杨格和中央银行美国顾问林枢等赴美探询，但无具体决定。1937年5月，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孔为了亲自和英美洽谈借款，担任特使，率领代表团前往欧洲，后又转美。代表团除参赞由外交人员担任外，全部秘书都是由中行、中信局调用，蒋派翁文灏充秘书长。孔回国后和我谈起，在欧备受英、德、意等国礼遇，特别在伦敦，艾登外相陪见英王，介绍时称孔为“中国币制改革者、孔子后裔、现代杰出财政家”，引为荣宠。但是谈到借款问题，却因英方所提条件太苛，没有成功。英国首相鲍尔温和财政大臣张伯伦（不久继鲍尔温任首相）都不着边际。当时孔匆匆由英赴美，再回欧洲，就是这个缘故。
孔和国民党各派系的矛盾
蒋集团内各派系的互相倾轧，是众所周知的，蒋也有意利用部属的不和来从中操纵。如上所说，孔宋之间的矛盾是非常突出的。宋子文从财政部长下台后，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利用中国银行历史关系，联合交通银行与中央银行成对立面，并和商业银行通过业务关系联成一气，稳执金融界牛耳，与财政当局若即若离，随时随地计划取孔而代。币制改革前英国李滋罗斯到中国来时，宋通过汇丰银行关系与李联系甚洽，英国甚至有“币制借款非宋任财长不谈”的表示。李滋罗斯到南京见蒋，要求宋美龄不参加会议，就是向蒋表示对孔不信任，因知道宋美龄和孔关系密切，认为不便的缘故。英国对内幕情形如此熟悉，当然是由宋方面得来的。可见孔宋矛盾是如何的尖锐。
七七事起，孔赴英未回，宋就在上海成立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派他的亲信霍宝树做秘书，一切由宋主持，为全国金融最高领导。孔令侃就在上海恢复财政部驻沪办事处来唱对台戏，由财政部常务次长徐堪出面，实际由孔令侃主持。徐堪却两面讨好，造成了战后孔虽垮台，徐仍在宋子文行政院长任内分得杯羹的机会。孔在德接到上海战争消息，飞到香港转回上海，这两个机构才同时停顿下来。孔由沪而京，搬到武汉，才把四联总处恢复，孔任主席，派我接任秘书。宋子文留在香港始终不来，也不派高级干部来代表，中国银行由汉口分行经理出席，遇事不能做主；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也留在香港，派总经理唐寿民代表；中农派周佩箴参加。因宋子文消极抵制，四联只是三联，由汉口到重庆，中国银行始终阳奉阴违，态度消极。孔对宋无可奈何，后来只得向蒋建议，由蒋自兼四联主席，徐堪以财政部次长兼任秘书，才纠正了这个现象。
孔到武汉不久，圆了他行政院长的梦，但是各部长都原封不动，再加上政学系的张群任副院长，仍旧是政学系、CC明争暗斗的局面，连院秘书长都不能自己保荐，由魏道明连任。国民参政会内，CC利用党团组织，政学系利用所谓名流学者做工具（所谓社会贤达、党外人士，表面超然两者之外，张群却在暗中通过直接间接关系勾结拉拢），明争暗斗地攻击异己。孔当时对此最感头痛，老想联络，结果适得其反，请客送钱费尽心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国民党中央全会里更是变本加厉，结果蒋只得仍旧自兼院长名义，孔以副院长代负责任来缓和局面。院秘书长魏道明使美，由陈仪继任；陈为政学系中坚分子，与孔因谋事不合，结果闹到拍桌怒骂，蒋才将陈调开。张厉生叛离CC，冷落多年，通过陈诚关系回到待从室，由蒋派继陈仪，对孔较为恭顺。财政部两次长邹琳、徐堪原系宋任旧人，后邹调贸委会主任，徐调粮食部长，由俞鸿钧、顾翊群继任，俞、顾皆政学系。俞在上海沦陷后由上海撤退到香港，因上海市政府善后清理须留港办理，故由孔派充中信局常务理事，驻港年余才回到重庆。俞在港和孔令侃交结密切，故孔向蒋保荐充任财政部次长，同时兼任中信局长。顾则由政学系所保，同时更兼中农总经理。中信、中农业务较忙，财政部事权由主任秘书鲁佩璋负责，鲁系孔的老人，因此政学系在财政部内不起很大作用，比较徐堪在部时反较平静。中央银行陈行，虽是宋子文老人，为人庸碌，遇事依违，但求保全禄位。
潘益民（原中央渝行经理）勾结了孔的学生吕生才等成立人事处，尽量收容铭贤学生。当孔在鲁案公署时，潘任王正廷的秘书。闲来无事，潘因研究算命看相，就代孔看相。说孔贵不可言，官至特任，并可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孔在南京任工商部长时，潘到南京找孔说：“相已看灵，何以谢我？”那时孔正吞并了福建华侨宋渊源等创办的国货银行（借口提倡国货，由工商部加人官股），就派潘到国货银行任沈阳分行经理，九一八后撤回中央银行，任西安、重庆分行经理。孔经常说曾国藩用人注重面貌，所以成了大事，并引图书上“眸子不正，则心不正”来作引证，谓对银行行员必须在这方面注意。又向往蒋派军校学生在部队中写小报告、监视长官生活的手法，所以在中行成立人事处，派潘益民任处长，凭他的相术来用人，派他的学生做考核视察工作，专负各分支行处小报告通讯责任。我移交时全行行员一千八百余人，不到三个月，增加到两千人，一年以后加到三千多人，新进来的不是学生就是同乡。
以后，孔的政治地位摇摇欲坠，财政方面早已山穷水尽，宋子文、陈光甫常去美接洽美援借款，宋美龄也去效秦庭之哭，都是些杯水车薪，到手就尽。孔自告奋勇，拟亲自前往，蒋又不允；后来借出席世界经济会议前往，也无大成就，反被政学系、CC勾结美国通过宋子文挤下了财长位置，逐渐结束了孔飞黄腾达的历史。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孔雄心未死，向各方面广事拉拢。“国大”开会时，利用北方籍贯，勾结北方代表，想在立法院选举中插进势力，以谋东山再起，但终敌不过政学系、CC的联合抵制。同时孔与李济深、黄琪翔等也经常来往，并聘胡鄂公做《时事新报》经理。因与外界联系，却遭到蒋的指责，所以宋霭龄从美国来电推说进医院开刀，要他前往，孔就在1947年离上海到纽约去了。孔在国内各处碰壁，到美以后在杜鲁门和杜威竞选时却活动起来。杜鲁门的民主党那时以中间偏左为号召，对独裁的蒋介石是不满的；杜威的共和党却是死硬派（右派），所以当时蒋集团在美国的大选中对杜威寄予甚大的幻想。孔在美对此颇出了一些力，但是结果杜威失败，孔想借外力东山再起，仍然落了空。美艾奇逊、魏德迈、司徒雷登后来支持李宗仁，对蒋施压力，不能说与此毫无关系，这也是美蒋间当年秘密勾结的一幕。
孔家儿女的所作所为
孔共有四个儿女：大女儿令仪，大儿令侃，二女令俊，二儿令杰。四人中孔令仪安分，只是生活豪华；令杰年轻出洋留学，所以一切显著劣迹都是令侃、令俊（所谓孔二小姐）两人干的。关于孔令仪的婚姻，外面也有些传说，实在说来她的婚姻确曾在她家庭里掀起了些风波。过去宋美龄希望她嫁胡宗南，还有人代卫立煌做过续弦的媒。李毓万代孔勾结韩复榘部师长孙桐萱过程中，还替孙的兄弟桐岗作伐，结果惹起孔令俊的反感，要林春良代李毓万印发喜帖，在南京、上海分发，说某月某日其女（其时尚未成年）与孙桐岗君结婚，下具李夫妇双名，不知内幕的纷纷往李家道贺送礼，弄得李啼笑皆非，向各处收回喜帖，并向孙家道歉。孔令仪对家庭介绍的对象都一一拒绝，自己选上了孔令侃同班同学陈继思（一说陈继恩）。陈虽是圣约翰大学毕业，但是他的父亲是上海某舞场的音乐指挥，因此孔夫妇感觉陈出身低微，够不上门当户对，始终不予同意。双方僵持无法解决，她就约陈同往美留学，在纽约结婚，两老只得默认，由空运补送了一份嫁妆，运嫁妆的飞机失事，引起了社会指摘。他们婚后就自营商业，始终没有投入反动统治集团。
孔令侃在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孔就给了他一个财政部特务秘书名义，这是官制上从来没有的特殊衔头，由孔特创的。他利用这名义，就成为职权无定，爱管就管，事无大小，无不过问。后来又发表他为交通银行常务董事。八一三战起，孔在英未回，孔令侃在沪成立了财部办事处，与娘舅争斗。上海沦陷，政府机关撤退，中信局因对外接运物资，撤至香港。孔在武汉，就派大儿子充中信局常务理事，代行理事长职权，在港主持。当时任务除抢运已订军火外，还续订飞机械弹，这就给了孔令侃发财的机会，同时利用香港是自由商港，大量做私人进口买卖，扬子公司就是在那时奠定了基础的。中央银行原在上海设有专用无线电台，抗战后借租界掩护，始终未撤，秘密工作到太平洋战争。孔令侃就在九龙秘密成立分台，与上海联系通讯。后被英国当局查悉取缔，但仍秘密使用，终因工作人员不慎，遭英方警告，人台并获，由法庭判决，驱逐离港。孔令侃只得跑到菲律宾去，最荒唐的就是携了盛蘋臣的妻子一同前往。其始是盛纵容其妻勾结孔令侃营私分肥，每天邀孔令侃到他家午餐，就在他家午睡（因孔令侃住九龙，在港办公），不可告人的丑事就由此发生，结果弄得人财两空。盛妻比孔令侃大十多岁，这件事和孔令仪的婚事都使孔夫妇有说不出的难过，既无从反对，又无法承认。
孔令俊从小男装，长大后不愿嫁人，却先后结交范绍增的邓太太和顾祝同的重庆办事处处长庞××的葛太太，邓不久病死，葛和孔令俊同居，俨同夫妇。她的公司里叫她为总经理，叫葛为太太，这真是荒唐之至。后来孔祥熙叫孔令俊替他专管私营商业，脱离官邸秘书处。孔把祥记公司、广茂新、晋丰泰三个旧组织的经营管理权交给她，组织了祥广晋联合总管理处（她原来要求包括山西裕华银行在内，孔未答应）。这一来如虎添翼，大大扩充了她的非法走私和投机买卖，抗战胜利后她自己搞起嘉陵公司来。
孔家兄妹二人的扬子、嘉陵两公司都脱离了老孔的经济关系。孔令侃利用他过去在香港的社交关系搞扬子公司，营私中饱所得甚丰，实力雄厚。扬子公司在上海投机市场上无恶不作，代理美国垄断资本，为虎作伥。嘉陵公司是由孔令俊勾结杜月笙招集外面股本组织的，盛宣怀第五子泮臣（名亨颐，抗战前长住大连）的股份较大，所以由杜任董事长，盛任副董事长，孔令俊任总经理，杜的学生边定远任副总经理，经营业务和扬子公司相同，但羽毛未丰，不及扬子公司凶恶。他们解放前都逃到香港。
孔系部下的为非作歹
除上面说过的铭贤学生等外，孔的部下概括可分为三类：（一）公馆系（宋霭龄系统），如徐堪、吴启鼎、盛蘋臣、席德懋、郭景琨、陈炳章、李骏耀、凌宪扬、林世良等；（二）所谓山东派，如高秉坊、李毓万等；（三）儿女系统，如李耀煌、王巽之、边定远、顾心逸、许性初、陈延祚以及孔令侃的一批同学朋友。另外如杨虎、范绍增、樊光、潘益民虽与孔祥熙认识，却投靠了令侃、令俊合伙营私，为非作歹。这一大群人中违法乱纪、为害人民较大的，要数徐堪、吴启鼎、盛异颐（盛宣怀的第七子号蘋臣）等。盛家和孔宋的关系是由宋霭龄而来，盛宣怀的五女嫁给台湾林家，和宋是早年同学。宋子文初回国时任盛恩颐（盛宣怀第四子号泽臣）等的汉冶萍公司英文秘书，就由此而来。因为内眷往来，宋子文曾追求盛七小姐，盛家看不起他，没有成功。这是宋平生恨事。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宋任财长，极力主张没收盛家财产。因盛家走了叶琢堂的门路，得了蒋介石的谅解，宋的主张没有实现。孔接财政部后，林太太带了盛蘋臣夫妇到孔家来拉旧交，都成了基督教徒，每礼拜天同徐堪、陈行、吴启鼎等都参加孔宋在西摩路宋家老宅的私家礼拜，请牧师讲福音。这是一条洋式的“终南捷径”，徐堪的财次、吴启鼎的税务署长、盛蘋臣的苏浙统税局长，都由此而来。盛因内线更加活跃，由拜老孔的门和孔令侃结拜弟兄，弄得十分亲热，结果赔了一个妻子，但是他若无其事，只求塞饱贪囊。
此外，傅汝霖通过徐堪的关系投进了公馆系，后来居然成了巴西富翁。傅在北大读书时加入国民党，所以和居正、覃振、谢持、邹鲁等接近，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他曾充东北的代表。中山先生卧病北京时，他常到铁狮子胡同，后来又参加了治丧处工作，和孔就是当时认识的。宁汉合作他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汪、冯、阎在北平开扩大会议，又接近了汪的改组派。孔当了行政院长，傅在元老方面都走得通，大显身手，确实起了作用。在法币政策施行后，财部吞并了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三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因傅筱庵的流氓势力，所以给了杜月笙；四明银行因宁波帮关系给了吴启鼎；中国实业银行刘诲之与徐堪勾结密切，由徐介绍让傅汝霖任董事长。这三家银行都是因为过去当局经营投资地产股票，投机倒把，弄得周转不灵。中国实业呆账拥有大批地产押品，原主到期未赎，丧失了主权，应当是银行所有。傅却提出来挑精拣肥，送归孔夫妇化名赎取，侵蚀国家资财（当时中实已由部办）；傅和徐浑水摸鱼，也装满了各自的私囊。
抗战后政府西迁，四川成为中国经济中心，过去地方财阀金融界、工矿企业均倚四川军阀为护符。国民党政府入川后，金融方面已被中央控制，工矿企业虽情况不同，但是抗战内迁的厂商技术资力都较川帮雄厚，地方工矿企业有被吞食的危险。当时最大的威胁就是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后由徐堪、傅汝霖向孔联系，成立中国兴业公司，孔任董事长（代表财部），张群代表四川省政府任副董事长，傅任总经理，徐堪、胡子昂等人分任常务董事。但部、省之间明争暗斗，矛盾重重，并没有兴什么业，只助长他们私人的垄断势力，增加了各人的财富。
其次提到的山东派的高秉坊，是山东博山人，金陵大学农科林业系毕业，在鲁案督办署实业处任科长（由高的老师凌道扬介绍给王正廷）。孔那时是实业处长，因而与孔发生关系，高介绍同乡李毓万任书记，高、李就一直跟孔，成了孔的老部下。孔任工商部长没有班底，就由高拉了一批鲁案同事、金大同学汪汉滔、吕咸、刘奎度、左权、郭公授、鲁佩玮、王钟、黄祖培、牟幼南、王斌兴等进工商部，高任总务处长兼秘书主任，李任秘书，汪、吕等任参事、科长。李毓万因随孔多年，能模仿孔的笔迹，所以派充财部参事，充任私人秘书，代笔缮写重要函牍。李凭借近水楼台勾结孔的随从王永权，把他们的党羽布置到各省税局贪污分肥，结果旁人被控撤职，甚至坐牢，他却坐享成果，逍遥法外。
儿女系统的一班喽啰仗势胡为，兴风作浪，替孔令侃等增加私财，本身所得有限。如王巽之（长江公司）因粮食案被累坐牢，替代孔令侃吃苦。抗战时轰动后方的林世良贪污案，可说是完全由于孔家兄妹等矛盾所造成。林世良原任中央银行事务科主任，因办运输兼任运输科主任，孔令侃借调至港办理抢运，充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往来于香港、海防、昆明、仰光之间，运输公物，也代孔令侃做走私买卖。他的副手汪建方和他发生矛盾辞职，跑到重庆向孔令俊举发林的舞弊。那时太平洋战事已起，林正在昆明、仰光间办理抢运，孔令俊就派汪到昆明搜集林的材料。日军攻占仰光，积存我国公私物资数量甚大，林去抢运公物，同时包揽私商货运以自肥。有一大成公司章某与汪素识，托汪将其存仰光价值法币一千六百万元车胎五金等货运回。汪为讨好孔令俊，劝其原价让售与孔，章认为市价已涨，运回更高，不允照办，汪就拿不卖决不让他运回相恫吓。章因孔令仪之夫陈继思与大成公司有关系，就托陈由美来电介绍林世良包运。林挟孔令侃势力不把汪放在眼下，汪却跑回重庆告密，被军统特务得悉内容，就在畹町截留货车，报告蒋介石，将林逮捕交军法处法办。军法总监何成浚及承办法官讯悉原因，以滥用职权营私，判处林世良十年徒刑结案。不料经过审讯迁延半年，那批货价已涨到六千万元，按照当时缉私条例，货如充分，军统可得奖金十分之一，计六百万元；林如不判死刑，货不充公，就将落空。军统为此发动外勤大写小报告，指摘林的花天酒地私生活、种种荒淫豪奢事迹，以触蒋怒，在军法总监签呈送到侍从室的同时送呈，蒋阅后大怒，就在原判决书上批“立予枪决”，马上送上桥监狱执行。这一事件说明林多年来做孔门鹰犬，结果反被孔家兄妹害了他的性命。
（谭光）
附：对《我所知道的孔祥熙》的补充
谭文说蒋孔接近，蒋宋龃龉，又说“孔宋之间的矛盾是非常突出的”，看来，好像孔祥熙对蒋介石，已做到奉命唯谨的地步了，其实也不尽然。
抗日战争后期，当贺耀组（贵严）任重庆市长时，有一天忽然接到蒋的密令，要他迅即将指名的几个私家的仓库封闭起来，听候处置。贺奉此严急之令，研究部下敢于前往查封者，殊不易得，几经磋磨，始派秘书吴浩宇持手谕去办理此案，并面嘱吴“审慎进行，万勿出事”。
吴浩宇为江苏武进人，上海大学出身，初由其师于右任介绍入南京外交部，后转文教机关，再调重庆市政府，先作视察，继升为主任待遇的秘书。他按着蒋所给的线索，更设法深入侦察，果然查出了孔家囤积百货、西药、呢绒、布匹的仓库，估计值四千万元之巨。此时，吴虽带了警察前去，还不想即行以武力封闭，而出之以谈判式的“文打”，先拿出公事，再示以调查确数，使那个经理周某目瞪口呆，不知所可。等了好大一会，那位周经理才说：“请稍坐坐，让我问准老板再移交，好吗？”吴表示同意。不久，周由里头打过电话出来，笑着对吴说：“我请示过了，老板愿送六十万元给您作茶资，并指示我：吴先生清廉而精明，实为市府第一个好官，要我诚恳地款待呢！”
于是，吴浩宁安闲地说：“贵老板讲我清廉，可也不见得；但要钱切忌少，如有个三四千万元，我是要的。”周着急地答：“这样，岂不是要我把东西全部交出来吗？大家既是江苏同乡（周自说为宜兴人），就算是自己人，您可得多帮忙一下。您也过于俭约了，由我做主，再送个上等西装整套，当是换季吧！行吗？”
吴浩宇当然不认可，周经理却耍出法宝来了：谈判之际，就摆上酒肴，坚“请吴先生入座”。不容吴多话，就捧上酒杯，巴结地说：“您不要钱，也不要西装，我敬佩得很！特请不如相逢，今天我们既要办交代，让我们痛快地饮三杯，饭后您就贴封条，准我带行李走路吧！”吴不得已，饮了两杯，自恃量大，决不致醉中失事。哪知酒里有药，很快就醉倒了。等到吴醒来之后，见身卧于枣子岚垭家中，太太送过热手巾来抹面，才惊问：“你怎的也来了？”她忧伤地叹息道：“你真被蒙在鼓里了！去查封孔家的仓库，而先叫警察离开，人家把你灌醉后，就用轿子送回来，一面把东西搬光，看你如何复命去？”
第二天，吴浩宇上市府找到市长，还未开言，贺市长就同情地说：“老吴，你好险呀！入虎穴而平安出来，真是吉人天相！”吴问：“那么，还要我做书面报告吗？”贺答：“事情我全清楚了。你是好人，工作也做到家了，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口头报告一下就行了。”吴即简略述说过程，贺点头，即嘱其回去休息几天，再来办公，暂勿到处乱跑。
据说，当孔家得到周经理的电话时，二小姐主张把吴浩宇干掉，再和贺耀组竞技，但老孔不许，要进行计取。这就是“称同乡、饮三杯”那做法的来源，也就是贺见吴时力为称幸的缘故了。如果吴当时不肯饮酒，大概就要饮弹而流血牺牲了吧。
事后，蒋介石得到贺耀组的报告，心照不宣，不了了之。但这件事却说明了蒋孔间的矛盾是存在的。
上面的故事，是身历其境的吴浩宇讲给我听的，时间在1945年的夏天。他讲得不足的，其亲戚洪君又为补充。由于谭光没有说到蒋孔的矛盾，故为转述如上。
（孟和）
二、孔宋两大家族的矛盾
中央信托局1935年成立到1949年，前后十四个年头。
1938年我由武汉到达香港，先后由许世英、钱新之和杜月笙的介绍，在宋子文的二弟宋子良所主持的军事委员会西南物资运输总处（简称西南运输公司）做事，后在孔令侃主持的中央信托局先后工作八九年。在这期间，由香港经过海防、河内，到过桂林、衡阳、曲江，又由重庆出差到昆明、缅甸、仰光。由于我的社会关系比较多，接触面比较广，耳濡目染，对孔氏家族的内幕了解不少，现将记忆所及写出来供参考。
孔祥熙和他的家庭成员
孔祥熙字庸之，当时报纸上曾有人说他是“人如其字，字如其人”。他有一个英文名字叫H.H.Kong，手下有些人背后叫他“哈哈孔”，或者干脆叫“哈哈”。孔祥熙是山西省太谷县人，过去在山西号称“金祁县，银太谷”，那里确有不少富豪，可是孔祥熙出生的家庭并不富裕。抗战时期有人揭他老底的时候，孔却要面子说：“我本来就有钱，后来做了官自然也积聚了一点，加上平时省吃俭用，这样财富才有所增加，却被穷小子自己不会弄钱反而来攻击我，实在太无聊了。”就连他最亲信的山西人中，也没有人承认他过去是很有钱的。
孔祥熙在1935年曾派人回山西太谷县替他买房子。他本来想买在太谷县首屈一指的旧豪绅乔家的房子，且不要说乔家，就是一般大户，谁也不愿意出卖祖业。后来，孔祥熙使用官府势力和高价收买的手段，才买到一所二三流的旧房子，贴上孔家的旧标签，只是想对人宣告他祖上就很有钱。抗战前，孔祥熙曾带全家人回到太谷去住过几天。
孔祥熙为了博得英国皇室的青睐，自称是“圣人”孔丘的嫡系后代。可是，在山东曲阜孔氏家庙里保存两千多年的孔氏家谱中，并没有他这支世系。孔祥熙却拉拢当时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山东曲阜孔氏八房的孔祥榕，和孔丘的奉祀官“衍圣公”孔德成，收买了一些孔氏族长，为他篡改重修孔氏家谱。同时，又把太谷县孔家的家谱改头换面，推溯到明末清初，因为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时，有一房孔氏子孙迁到山西太谷县落户，才有他家这一系。孔祥熙1937年以特使身份到美国时，就宣称自己是第七十五世“孔丘公爵”。他曾大言不惭地对人说，他当时受到英国王室的隆重接待，不是因为他是中国特使，而是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贵族世家子孙。
孔妻宋霭龄，是宋氏家族中的大姐姐，宋家是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人，父亲宋耀如又名宋查理一直在上海浦东传教，1916年死去，母亲姓倪，是浦东川沙人。宋霭龄从小也去美国留过学，回国后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以后与孔祥熙结婚。宋家虽然十分洋派，可是说中国话，却不说广东文昌话或广州话，而是十足的浦东话。孔祥熙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孔令侃，号刚父；二儿子孔令杰，一直在外国读书，很少抛头露面，人们知道的情况不多；大女儿孔令仪，二女儿孔令俊，就是有名的孔二小姐。
孔祥熙用人行政，自成系统，人家说他“用人唯亲”、“用人唯晋”、“用人唯贤”。“用人唯贤”的“贤”，指的就是太谷铭贤师范。铭贤师范学校抗战时期迁到四川金堂，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因为师生关系，有不少都在孔家天下里身居要职，最低限度也可以在中央信托局或者中央银行当上一名专员。
孔祥熙用山西人有他自己的一套解释，他多次在对手下人训话时说过：“常常有人说我或者攻击我喜欢用山西人，在中央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里沿用了大批山西人。要知道全世界最会理财、最会办金融事业的是犹太人；英国人当中，最会理财的是苏格兰人。我们山西人是中国的犹太人和苏格兰人，办了几百年票号，在金融理财方面是天才，有传统的经验。因此，我在财政金融方面，大量使用山西人，用其所长。我也因为是山西人，才能在财政金融上身负重任，做出一些成绩。我用山西人是根据他们的才能来使用的，金融事业今后还要发达，还要大量使用，绝不是因为同乡关系才用的。”
孔祥熙当时一身兼了许多要职，哪里有时间到各机关去办公处理日常事务？因此，在重庆范庄设立“行政院院长官邸”。他另外还有两座私宅，一所在南温泉，一所在新开市。孔门五个大将，徐堪、邹琳、陈行、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宋子良，加上他自己。因此，人称之为孔祥熙不祥，徐堪不堪，邹琳不灵，陈行不行，宋子良不良，叫成“五不”。各机关公事，有关用人用钱的重要文件，一律要送范庄，由“官邸秘书处”摘录事由，工楷誊在一本宣纸精装的册子上，送给这位“宰相”审批。他批公事的方式很简单，常批的几个字是“可”（表示同意照办）、“核”（由有关部门审核后提出意见再批）、“阅”（表示看过了算数）。他的大少爷和二小姐，也正式地或非正式地由他授权代批公事。所谓非正式，是那位二小姐偷着拿出来批的，然后发到各机关一律生效，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孔在范庄也公开接见宾客，办公室外一个大客厅，每天接见几十个人，分批请进去，他坐在一张大办公桌边，一边批公文，一边谈话，身旁有一个秘书供他询问，或者把公文的来龙去脉向他解释一下。
孔祥熙利用职权，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利用江浙财阀、流氓集团、特务组织。1933年以后，用所谓废两改元、白银国有、发行法币、整理公债、外汇管理、冻结资金、购买军火、举借外债，以及直接间接在金融商业上投机倒把、兴风作浪所搜刮的财产，估计在美金十亿元以上。抗战后期，美国负责官员曾公开说：中国人何必到处求外国借款，动用部分中国人在美国的存款就可以解决中国的财政困难了。孔祥熙在美国存款，调查名单上占第一位，化名的更不计其数。仅以众所周知的孔家于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购置的房地产，就有四川路的嘉陵大楼，淮海路上的培恩公寓、新康花园、武康大楼，永嘉路的庸村，时值就要几百万美元了。他个人和家族除了以亦官亦商的身份，直接控制着四行两局以外，还有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四明银行、山西裕华银行、祥记商行、庆记商行、扬子建业公司、嘉陵企业公司、和喊汽车公司、大业地产公司、敦裕钱庄等，遍布国内外各地，像一条贪婪的大章鱼一样，从各方面吸吮人民的血汗。
孔妻宋霭龄，在幕后操纵国内政治经济以及国际金融投机市场。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三个家族内部发生摩擦，闹得不可开交时，只有她这个大姐姐可以出面仲裁解决。她平日深居简出，不像宋美龄那样欢喜出头露面。可是她的势力，直接可以影响国家大事，连蒋介石遇事也要让她三分。她是唯一不用什么“总裁”、“委员长”等头衔称呼蒋介石的人，喊蒋“介兄”；在公共集会、外交场所，蒋介石对她恭恭敬敬。
1937年春季，上海发生纱布交易所投机风潮，舆论哗然。名份上是财政部税务署署长吴启鼎和苏浙皖三省统税局局长盛异颐出面干的。实际后台就是宋霭龄的“三泰公司”（亦称三不公司）。当时国民党政府派实业部部长吴鼎昌到上海来查办，一时闹得满城风雨。可是，查来查去，查到宋霭龄是后台老板，她给蒋介石通了一个电话，直截了当承认是她干的。结果，雷声大雨点小，吴鼎昌到上海时下令扣留的吴启鼎和盛异颐，也由她派财政部总务司庶务科科长边定远接了去，平安无事地放了。外场的事由杜月笙出面了结，就此烟消云散。
孔还有两个亲信，一个是中央银行发行局局长李骏耀，另一个是中央印刷厂总经理凌宪扬。这两人替孔家直接掌握着印刷钞票和发行钞票的大权，使孔家可以把国家的金银和外汇装进自见的腰包，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榨取人民的血汗。
孔的大儿子孔令侃，1932年进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小小年纪，已经被孔祥熙任命为交通银行代表官股的常务董事。1939年杜月笙在香港以开玩笑的口气问他：“像你这样年纪轻轻的，已经会看公事，批得很老练，真是不容易啊！”孔令侃说：“我在圣约翰大学一年级念书的时候，我爸爸已经把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在上海的一部分公事，让我替他批。我带到课堂里，先生在上面讲课，我就在下面用红铅笔批公事。”他批好了自己签一个字，或者盖上孔祥熙的图章算数。孔令侃在1936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以后，就到南京财政部做“特务秘书”。国民党政府大小机关编制中，从来也没有这个怪名义，可是他能替部长当家做主，在部里从两个次长以下，哪一个敢不买他的账？孔令侃驾驶着京字777号和上海租界777号的汽车，招摇过市，任意违章打人。例如当时规定在新街口广场上，汽车要沿左边环行道绕圈子大转弯，他的汽车总是抄近路小转弯，警察不敢干涉，生怕挨揍。有一天财政部里正在办公，忽然听到特务秘书办公室内枪声大作，人人惊慌失措，不知出了什么行刺的血案。大家跑去一看，才知道孔大少爷和几个朋友用手枪拿办公室电灯泡当靶子，练习枪法。
孔的大女儿孔令仪，曾在上海沪江大学读书，不大为人注意。孔家对这个大女儿，总想找一个门当户对、有财有势的女婿，可是找来找去她都不同意，由她自己找一个圣约翰大学毕业生陈纪恩。当他俩提出要结婚时，孔氏夫妇大加反对，不肯同意，孔祥熙对孔令仪说：“陈纪恩家里不是名门望族，没有名气。门不当，户不对，我们这种世家结这么一门亲要被人家耻笑的。”孔令仪回答说：“钱、势、地位，我家里都有，你可以马上替他解决，同我家结了亲，自然也成了名门望族。你们认为缺少的，实在不稀奇，可是他人生得漂亮，性情温柔，我认为需要的，认为满意的，而这一切你们都无法找得到。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我反正嫁定了。”孔祥熙最后只得同意，给陈一个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的名义，拿了官员护照，派去美国公干，让他俩到美国结婚去了。1943年宋霭龄替大小姐办嫁妆，要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的老婆主持的财政部妇女工作队日夜加工、精心绣制全部嫁妆八大木箱，包了一架飞机，连同古玩珍宝，直接飞美。可是，在重庆珊瑚坝飞机场起飞不久，即失事全部焚毁。后来又加工赶制了六大箱，前后耗资、耗工无法计算，都由手下人代他出在公账上。
孔令仪在中央信托局里安插一些亲信，例如教过她书的黄应荣，是局长室法律顾问。她最亲近的女友陆小姐的丈夫陈炳炎是易货处襄理，1945年又被推荐为宋美龄访问美国代表团的一名团员。另外，陈纪恩的好友何然棣，也担任了储料处技士。当时人说：中央银行和中央信托局，是“无孔不入，非孔不进”，确是事实。
孔的二女儿孔令俊，即孔二小姐，从小不安分，一直女扮男装，有时穿西服革履，头戴礼帽，有时穿绸长衫，手摇纸扇，妖形怪状，行人侧目。在重庆和成都出外时，随带大批娇艳的女人和全副武装的副官，有一次曾在成都与空军飞行员大打出手。因为她名义上算是宋美龄的干女儿，可以经常出入蒋介石的私宅，一些特工人员也惹不起她。孔祥熙对她那些胡作非为也感到头痛。她不仅敢于乱批或扣压父亲的公事，甚至连蒋介石的公事，她也能翻弄。有一次何应钦的一份重要报告，被她拿出看过没有归还原处。何应钦几次催询，蒋介石不知究竟，追查侍从室公文收发，确实早已交到蒋处，查来查去是她随手扔开的，蒋介石也无可奈何。有一次在重庆储奇门江边汽车轮渡码头，蒋介石的车队已经来电话通知要过江了，她开了汽车一定要抢先过江，宪兵拦阻制止，她不但不听，而且撒野大闹，打指挥交通的宪兵一个耳光。正好蒋介石座车赶到，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用官腔训斥她一顿，把她带进座车，扬长而去。
重庆行政院院长官邸秘书处大小副官，她都可以直接指挥。她哥哥孔令侃直接控制的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她下条子派一个亲信汪建才担任副理，搞独立王国，财政部总务司司长边定远也是她的爪牙。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的事她一插手就搞得天下大乱，人人头痛。1945年她以秘书的身份，随宋美龄去美国访问，她身穿男子西装，男不男，女不女，弄得美国政府礼宾人员不知道如何安置她。胜利以后，她在上海四川路嘉陵大楼开了一个嘉陵企业公司，自己任总经理，边定远任副总经理，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套汇走私，无所不为。
孔令侃和中央信托局
国民党财政部于1935年明令公布成立中央信托局，办理一切由国家指定的信托业务。开办时，由国库一次拨足资金一千万元，孔祥熙以中央银行总裁身份兼任理事长，张嘉墩以副总裁身份兼任局长。两名副局长：一个是孔门大将张度，一个是张嘉璈的亲信刘攻芸。下面设保险部，经理项馨吾；中央储蓄会、经理李叔明；信托处，经理由刘攻芸兼；购料处，经理由张度兼；储蓄处，经理陈钟声；虬江码头业务处，经理凌宪扬。另外有总会计室，总会计林兆棠，秘书科主任仲龙，人事科主任杨汝梅，庶务科主任顾心逸。
中央信托局成立时，即登报公告成立保险部，办理一切保险事宜，资金五百万元，一次拨足，会计独立，盈亏自理。又公告成立中央储蓄会，办理一切有奖储蓄事宜，也是一次拨足，资金五百万元，会计独立，盈亏自理。后来抗战开始，由国库再增拨资金四千万元，共计资本五千万元，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一样；不过中、交两行还有商股，中央信托局则完全是官股，而且营运资金可以无限制向中央银行透支。孔家有了中央信托局这个机构，可以根据家族的需要为所欲为，该做的当然做，不该做的也要做。
1936年张嘉墩终于被挤出银行界，到南京去当明升暗降的铁道部部长。中央信托局局长这一要职，孔家不肯放，但子女的资望不够，够资格的又不想在孔家把持下当傀儡。后来，由蒋介石直接授意，叫宁波人叶琢堂当局长。
叶琢堂与蒋介石算是同乡，在上海当过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买办。过去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里投机失败，曾受过叶琢堂的接济。因此，蒋对叶很尊重，人前背后都称琢老，每次叶到重庆，尽可能亲自迎送，并且招待吃饭。同时，蒋又请叶出任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
1937年日本侵华，不久淞沪沦陷，上海成为一个孤岛。中央信托局为了准备后路，由储蓄处经理陈钟声带一部分职员到浙江丽水，储蓄处副理王华带一部分职员先到武汉后去重庆，购料处副经理孔祥勉带一部分职员到云南昆明，另外又请商办中国信托公司经理麦佐衡为驻香港专员，沈祖同为驻越南海防专员。当年年底，中央信托局总局撤退到香港，上海还留一部分人在常熟路办公。总局到香港后，麦佐衡改任易货处经理。
中央信托局迁到香港以后，孔令侃就以常务理事身份直接管理，掌握业务用人大权。另外还有一名常务理事俞鸿钧，虽然也在中央信托局里面有一间办公室和一套小班子，但他是以尚未开缺的上海市市长身份，担任国民党政府驻香港的代表，中央信托局的重要公事也送给他过目，但他决不自作主张。局长叶琢堂身兼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他办公室外面一大间又是农行驻香港办事处，他对中央信托局的事不闻不问，仅盖图章而已。
中央信托局搬到香港后，租用皇后大道汇丰银行二楼112号办公室办公。孔令侃大权独揽，不仅直接管中央银行和中央信托局一切大小事务，而且连代表江浙财阀的交通银行和南四行、北四行、小四行，也都要插手干预。
孔令侃政治野心很大，对他姨父蒋介石的一套统治方法，非常钦佩，极力仿效。他和手下人组织了一个政治小集团，取名“南尖社”。我曾问过他们的核心人物，“南尖”是什么意思？他说：这就是“纳粹”的译音。南尖社的成员有一些是财金界的骨干分子。另外还着手搞一个香港银行业联谊会，曾演出一个英文《西厢记》的话剧，演张生的是唐容裳，演孙飞虎的是凌宪扬。他还办了一个刊物《财政评论》，由贾士毅负责。另外有一个黄色的中型日报《星报》，由罗吟圃负责。
孔令侃在汇丰银行112室内8号房间办公，办公室内有他的秘书许性初掌管文件。隔壁7号房间外面是中央信托局人事科，里面是他私人随从班子，有他圣约翰同学钱起凤、徐北溟以及张龙章一些人。这些人在当时那样环境里，都腰佩左轮手枪，出入前呼后拥，如临大敌。
孔令侃当时只二十五六岁，一手掌握在香港的财政金融机关大权，骄横跋扈，已极度发展。他对过去捧蒋介石上台的江浙财阀集团中一般首脑人物，除个别几个像叶琢堂、杜月笙、许世英等外，都颐指气使，直呼其名。1938年在香港乘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经过广东上空，被日本飞机拦截击落而丧命的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在未死前曾对人说：小孔对他一点不客气，打电话给他说：“你是笔江吗？我是刚父。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有事商量。”胡笔江发牢骚说：“这个孔大少爷，怎么一点礼貌都不讲，我和他父亲是朋友，算是他的长辈，开口就叫我名字，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一点都不客气。”对胡笔江尚且如此，等而下之，更不必谈了，他也像老孔一样，用电话或当面训斥人，毫不留情。
孔氏家族利用美国钞票公司、英国德纳罗钞票公司，开足机器，无准备金、无限额地大量印刷钞票，供给国民党政府军政费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而孔家却把国家的金银外汇、侨胞捐款，转入私人腰包。后来，孔家一核算印一张钞票成本要美金几分钱划不来，因此进口油墨纸张机器，在香港由中华书局、大业印刷公司、大东书局日夜开工印刷大面额钞票。后来物价日夜飞涨，印刷成本越来越高，印刷机的速度赶不上需要。这时候孔祥熙已经利用职权把法币的发行权全部集中到中央银行。在香港印的钞票，日夜不停地由中国航空公司和欧亚航空公司飞机空运重庆和各地还来不及，又成立中央银行运输科和中央信托局运输科，自购卡车，先经由越南海防到广西南宁以及由滇越铁路经昆明转运，还是不能应付需要。过去在国外印的钞票是空白券，下面的签字和号码到重庆加印。1941年在重庆中央信托局内成立印制处，由凌宪扬当经理，在重庆枣子岚垭设厂承印钞票、邮票和其他证券。另外，委托四川嘉定的中元造纸厂专门生产钞票纸，四川铜梁造纸厂生产邮票纸，以后扩大成为中央印制厂，无限制发行钞票，成为国民党政权的最大财源。
孔宋两大家族的矛盾
孔祥熙和宋子文是嫡亲郎舅。这两大家族，是蒋介石在财政金融上统治旧中国的两大重要支柱。但是这两位至亲却由于个性不同，争权夺利，得宠失宠，内部矛盾重重。
宋子文与孔祥熙个性不同，他对蒋介石一向看不起，自认为比蒋聪明，不大听话。要用钱更不痛快，这里说要预算，那里说要有准备。蒋介石的政治事务他要插手，黄埔嫡系军队他也要指手画脚，并且也敢于和蒋介石拍桌子对骂。宋子文是百分之百代表美国利益的，个人的生活习惯也十足洋化，手下高级职员与他商谈公事要讲英语。他与蒋介石谈话，难得用他的浦东川沙话，有宋美龄在场就滔滔不绝地讲英语。他批阅的文件，要由秘书做英文摘录，批公事也用英文。在日、美两国发生尖锐矛盾时，他坚决依靠美国。在一二八淞沪之战时，他为了向美国人表示与日本势不两立，他把手下唯一的武装财政部税警团调出来，在八字桥与日军作战。
1933年，宋子文去美国办理棉麦大借款，由宋霭龄授意，叫孔祥熙代理他的财政部长。他在美国交涉签约自作主张，不向蒋介石请示汇报。回国后两人大闹一场，宋子文拂袖而去。到了上海，新闻记者问他是不是因健康关系辞职，他回答说：“本人素日体健如牛，此次辞职完全因政见不合所致。”以后，蒋介石安排他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长。1936年蒋介石在西安被困，众叛亲离，宋子文与宋美龄一同飞到西安，接受张、杨所提条件，张学良送蒋到南京。后来，为了对张学良的处理闹意见，宋子文又去美国，于1938年才回到香港。
1945年10月，蒋介石下决心要干掉龙云，在昆明市内大动干戈，开炮轰击龙云的最后据点五华山。龙云准备死战到底，下不了台时，也是这位国舅出面，上了五华山连哄带骗，把龙云送到重庆当了军事参议院院长。
1938年宋子文以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和中国银行董事长身份，在香港德辅道他自己开设的广东银行楼上办公。中国银行有这位“国舅”做后台老板，遇事可以与孔家势力相抗衡，孔令侃也无可奈何。中国银行那时国外有不少分支机构，国家的外汇收入，宋子文当然有份。孔令侃这个外甥，对娘舅毫不服帖，宋子文的亲信邓勉仁，其时当宋子文开设的广东银行总经理。在香港银行界中，公开指责孔氏母子，宣扬他们的丑闻。孔家的骨干分子也以牙还牙，攻击宋子文。
可是，这些豪门干将，宋子文下面的邓勉仁和孔祥熙下面的钟秉铎，还有财政评论社的贾士毅，却在1941年12月25日日本人占领香港以后，领着香港银行界一部分人，居然打着白旗，欢迎“大日本皇军”，并在1942年元旦，联名拍电报向大汉奸汪精卫致敬。
1942年邓勉仁和钟秉铎在香港看到日本人大势已去，又溜到重庆，各奔旧主。宋子文派邓勉仁做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又兼他私人控制的南洋烟草公司总经理。到重庆的第二天，宋子文下面一些骨干人物在中国银行准备公宴邓勉仁。7点开宴，可是下午5点军法执行总部派人拿着蒋介石的手令，将邓勉仁逮捕了，押到重庆南岸土桥，立即执行枪决，他自己莫名其妙为什么会送了这条命。原来前一天，蒋介石与宋子文因争权夺利，分赃不匀，在曾家岩蒋介石住处大吵大闹。宋子文不仅用英语大骂，而且一怒之下，连茶杯也摔得粉碎，拂袖而去。孔家的人趁此机会，串通特务头子戴笠，把邓勉仁由香港到重庆，和他在香港如何领头欢迎日本人、如何一贯在外宣扬蒋、孔两家族之间一些不可告人的丑闻报告给蒋介石。蒋为了泄恨，在报告上批了“立即枪决”。中国银行宴会大厅灯火辉煌，客人还没有到齐，土桥军法执行总监部已经打来电话要庶务科派人前往收尸，办理后事了。
同样媚敌投降的孔家干将钟秉铎却由于宋霭龄庇护，不仅没有问题，而且被派任中央信托处经理，代理中央信托局局长。蒋介石在1945年收到俞鸿钧保荐钟秉铎做中央信托局局长的报告后，一时想不起钟秉铎是什么人物，问左右手下，有一个侍卫官说：就是前几年从香港送一个大乌龟（玳瑁）来的那一个人。蒋介石一听，面色铁青。那时孔祥熙已经声名狼藉，失宠下台。蒋介石也要直接插手四行两局。因此马上召见四联总处秘书长刘攻芸，任命刘攻芸为局长，搞得俞鸿钧十分被动。钟秉铎在中信局也待不住，终于离开了。当时有了解内幕的人说：“钟秉铎该倒霉的时候却升官得意，该得意升官时却倒霉丢官。拍马屁的人被马踢了一脚，送了一个乌龟，丢了一个局长。”
孔令侃和他娘舅在香港时，因为争权夺利，矛盾百出，不仅私底下貌合神离，在业务上更是剑拔弩张，相持不下。那时美国对中国的棉麦大借款，是由宋子文一手包办的。他通过金融外交家陈光甫和邹秉文控制的贸易调整委员会下面的复兴公司、富华公司、中国茶叶公司，还有开在美国纽约的世界贸易公司，压低价格收购丝、茶、桐油、猪鬃、钨砂、镁砂等出口物资，抵押债款。抗战时期，这八类物资都是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的统购统销出口物资。不仅如此，连孔祥熙财政部直属的海关和盐务总局的收入，宋子文也以维持债信的名义，一手垄断，从中取利。孔令侃后来居下，没有捞到一点出口货源，只有借口用蒋介石交办的“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专案”，一定要把猪鬃出口业务大权，划归中央信托局统一办理。他自己决定算数，一个电报叫财政部转呈，国民政府也明令公布所有全国范围内有关各色猪鬃之收购运销事宜，归中央信托局统一办理。财政部办事人员，虽有人觉得这事有些蹊跷，内容有些出入，但是上面交办，谁也不敢说明，糊里糊涂地搞出一个“双包案”，闹得不可收拾。
孔令侃既然决定由中央信托局收购猪鬃，命令易货处在桂林、衡阳、柳州、常德、西安、兰州等地成立收货处，派了不少人员，贴出告示，就地挂牌以官价收购猪鬃。可是复兴公司老早在各猪鬃集散地设置了收货处，他们是根据宋子文对美国棉麦借款偿还办法，也是国民政府早已明令规定了的，统一购销猪鬃、桐油和其他土产。这时两个收货处都有硬后台，谁也不买对方的账。开始大家还勾结一些批发商，互相抬价抢收，还能收得到几把毛货；后来大家打官腔，相互扯皮打官司，由香港闹到重庆，终于因为宋子文打出一张必须确保美国借款债信的王牌，财政部办事马虎，搞出了“双包案”，也站不住脚。后来，孔令侃也离开香港到美国去了，信托局不再坚持力争，仍由复兴公司经营。
孔令侃不但是在业务经营上与宋子文互相对抗，批双方有关的公事，也直称T.V.，这是子文的英文缩音。重庆和国外的重要电报文件，孔令侃看过批了一个“转T.V.”，就送给娘舅，宋也无可奈何。
孔令侃更荒谬的是当宋霭龄要替他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与他早点结婚时，他指名一定要讨宋子文老婆张乐怡的小妹妹。宋霭龄认为这是娘舅的小姨子，认为他异想天开。孔令侃却说：“娘舅归娘舅，讨他的小姨子，我就是他的连襟。如果不是张乐怡的妹妹，我还看不上，也选不中她呢！”虽然未成事实，由此也可以看得出他和这位娘舅的关系如何紧张。
孔祥熙与宋子文虽不像孔令侃那样公开吵闹，但也时常闹别扭。宋子文经手美国借款一本账，从来不让孔祥熙知道。有些事宋子文直接交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席德懋和代局长郭景琨办，也不向孔汇报。宋子文认为1933年他下台是孔祥熙挤他的。宋离开财政部时，次长以下高级职员都辞职不干，只有一个赋税司司长贾士毅，是旧北洋政府财政部人员，与宋没有什么渊源，不愿辞职，被孔留用。有一次在上海，贾士毅与一批人去宋家看宋子文，宋子文不理他。曾任财政部次长的李调生对宋子文说：贾司长特来看望你，你有什么指示？宋子文大叫：“我不认识他，请他出去吧！”贾士毅回去向孔诉说，认为得罪了国舅以后不好办事，孔祥熙只好放他出去，当湖北省财政厅厅长。宋子文对财政部下面一些有油水的事业机关，都一直抓住不放。例如关务署署长关吉玉，总税务司英国人梅乐和、张福运，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都是他的亲信。这些机关有外国人传统的一套人事规章制度，又指定作为公债借款担保，一直由宋严密控制，孔祥熙的号令是不大响亮的。孔、宋手下的人员，很少有私人交往，尤其宋子文手下的人，洋派十足，独来独往，不大瞧得起别人的。
中央信托局兵工储料处与“合步楼”中德易货专案
1939年，香港中央信托局有一个所谓“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专案”，又有一个所谓“合步楼”的中德易货专案。抗日战争开始后，德国受到日本的压力，蒋介石也受到英美方面的压力，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双方不便于公开往来，但是暗中仍眉来眼去。国民党政府的兵工署，自署长俞大维以下都是留德学生，全部生产装备以及操作都使用德国技术。为了补充德国武器弹药配件，当时在香港有兵工署驻香港办事处，对外化名为大陆华行，负责人方兆镐。重要事务由中国驻德大使馆商务参赞谭伯羽在柏林直接接洽。德国供给中国军火武器，中国就得用土产出口，偿还贷款。这当然不能与宋子文掌握的美国、英国借款相混淆。因此，蒋介石下手令把这件事交给孔令侃，他立即在中央信托局内成立一个兵工储料处，打的是奉蒋委员长手令直接办理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事宜的招牌，连财政部那些应办的公文手续都免除了。这个处和以后设立的运输科，在当时不属于中央信托局编制范围，由孔令侃亲自掌握，经理是由凌宪扬兼任，中央信托局局长、副局长都不过问。人事待遇不及中央信托局，但是一无预算，二无编制，用人多少，毫无限制，孔家大小爪牙，不少人在里面挂名兼差，支领薪资。里面办事人员根据孔公馆的习惯，一律称为秘书。连孔令侃原来在中信局随他一同工作的亲信，也另外化名在储料处支薪。例如孔令侃的私人秘书钱起凤是中信局的办事员，又以钱肇兴的名字在储料处任技士，另支一份薪资。又有一个何然棣，是中信局办事员，从来没有到局办公，却另以何仁山的名字在储料处支薪。后来中信局整理人事档案，两处所填的登记表和照片都是一样，实在无法交代，乃由孔家亲信、中信局庶务科主任顾心逸代他们重行填表，另换一张照片了事。
所谓“合步楼”专案，是由德国几家大商行——美最时洋行、礼和洋行、孔士洋行等利用中国资金，在上海一些日本人占领地区，收购中国土产或其他物资运往德国，折充贷款。中央信托局也在内地代德国洋行，甚至日本人所需要的战略物资，凡是有利可图的，当然都进了孔家的腰包。当时德方的代表是美最时的大班希米特博士，中国代表是凌宪扬和李祖冰。因这些事要避讳英美和日本方面，所以搞得鬼鬼祟祟，神秘得很。为此，中信局还派了购料处副经理刘宗法到菲律宾马尼拉设立办事处，兼办此案。“合步楼”是德文Hapro的译音。记得当时提供的商品有桐油、猪鬃、矿砂、当归、大黄、蛋品等物资。
1939年9月，在希特勒对波兰发动闪电式攻击的前几天，希米特博士同几个助手在下午5时左右，送来几大箱文件。告诉凌宪扬说接到德国政府密令，立即撤离香港。他们一部分人去上海，一部分人去澳门，几箱重要文件托中信局贴上外交封条立刻送重庆，不能让英国人发现知道。一年夏季，欧洲局势已经很紧张，香港一些德国商行还照常营业，看不出有什么战争迹象。德国人这时匆忙撤退，外面谁也不知道。孔令侃理解到德国人的真实意图，马上告诉宋霭龄，她立即指使她的账房倾巢出动，把国家外汇挪来，大肆收购美国军火飞机厂商的股票，又发了一笔横财。
“合步楼”专案由于孔令侃赴美国，中央信托局迁重庆以后，由财政部秘书处和孔家官邸秘书处直接掌握。谭伯羽在1944年纳粹灭亡之前始终留在德国。行政院秘书齐浚，于1943年还秘密去德国联系过。由此可知，在当时国际形势下，国民党虽与英美合作共同对敌，但暗中仍和德国、日本以及汪伪勾勾搭搭，进行不可告人的活动。
（徐家涵）
三、孔祥熙缘何插手国民党的军火贸易
在我所写的一篇关于孔祥熙的资料中，曾谈到孔在中央银行总裁任内，为了便利向国外订购军火，设立了中央信托局。现就记忆所及，再作一些补充。唯限于手边没有实际材料，全凭记忆述写，希望过去曾经参与过这方面实际工作的人士予以补充指正。
南京政府成立后购办军火机构的变化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为了扩充反动军队所需的军用品，因国内生产落后，不得不假手上海租界内欧美各国兼营军火生意的洋行向国外洽购。这项工作由军政部军械司及兵工署负责，并为了限制其他派系军队购运，规定军用品非经军政部核发护照不许进口，国内也不许转运。这就造成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人发洋财的机会。因为从清季编练新军开始，重轻军器历来都用日、德制品，所以在1928年，蒋介石就派军政部次长兼兵工署长陈仪用考察兵工名义前往德国，实际上是去寻找外援来加强反人民的武力。我伯父谭延闽当时任行政院长，因为他的儿子谭伯羽在德国德累斯登工业大学毕业，这时正在柏林等候考博士学位，就托陈仪带信件给他儿子，并说明如有需要可随时叫伯羽协助。陈到德后，聘谭伯羽做秘书，并要他介绍可靠助手。俞大维那时正由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由哈佛资送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深造。俞和我家是世交，同我兄弟们是童年朋友，所以谭伯羽就介绍俞加入工作。俞的中、英、德文都很好，大为陈仪赏识。陈回国后。建议在柏林设立接洽机构，本意要谭伯羽负责。谭因在德已十多年，急于回国，荐俞自代。经蒋介石同意，派俞充任驻德商务专员，组织商务专员处，隶属兵工署，办理关于军用器材的洽询价格品质及验收运输事项，最后决定权则仍待国内批准。俞大维在蒋集团飞黄腾达，以后充任兵工署长、军政部次长、交通部长，就是这样起来的。
那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因何应钦等经手军火买卖，回佣优厚，看了眼红，就借口中间回佣吃亏甚大，向蒋介石建议应向厂商直接洽购，既可挑拣质量，并且由财部接洽，改用长期分批付款办法，也可稍纾国库困难。同时宋并将所属缉私营整顿改编为税警团，由财部自向国外订购武器，质量精良，蒋介石大为赞赏。因此，就将购军火事权交宋主持。这就是国民党军火由财政当局洽购的经过。
孔祥熙插手军火贸易的由来
孔祥熙在1932年卸任实业部长不久，就奉派以考察实业专使名义前赴欧美，在德、意两国代表蒋介石和希特勒、墨索里尼有所接洽，要求军事援助。他通过德国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与克虏伯军火企业家族有了密切联系。墨索里尼亦派其婿齐亚诺（后任驻蒋政权大使，不久调回任外交部长）招待孔参观空军，表示愿代蒋介石建立空军。孔在美国时由于他是欧柏林大学校友，和共和党接近，结识了许多垄断资本家，并与飞机制造厂商有所联系。中国当时正鼓吹航空救国，美国大老板自然不肯失去发财机会。所以孔回国时，带来飞机说明图表甚多。蒋介石原来只寄期望于德、意，孔能在美有所接洽，自然加倍满意。当时曾有设立航空部并由孔主持的拟议，后因军人方面有意见，特别是宋子文表示异议，孔才知难而退。结果撤销航空署，设立航空委员会由蒋任委员长，宋美龄任秘书长，孔任委员，负对外接洽之责。但在经济方面，因宋子文心怀嫉忿，不肯痛快拨付，所以先迫宋交出中央银行，由孔任总裁，以便孔插手军火贸易。
中央信托局的军火贸易
孔祥熙在1934年4月接任中央银行总裁。当时对银行内部一仍旧贯，原封不动，全部高级职员均是宋的旧人，只派我一人进来任秘书，核阅文牍。秘书处却逐步扩大组织，添派洋文秘书，除原有张度外，英文方面添派李骏耀、李耀煌、凌宪扬、陈立廷、陈炳章；法文方面派谢维麟、吴敬安。这班人就是专办洽购军火事项的。到后来孔接任财政部长，掌握了财政金融大权，对军火贸易更是大权独揽。因银行不能出面，所以成立中央信托局来负专责。中信局两个主要业务，都是见不得人的。一个是储蓄处，它是承袭了法人斯比门的万国储蓄会的骗局，《文史资料选辑》十一辑已有祝世康撰文揭露了这个内幕。另一个就是易货处，是专办军火贸易的。易货处由中信局副局长张度兼任经理，李耀煌、吴敬安任副经理。孔自兼中信局理事长，张嘉璈以中行副总裁兼任局长。一切用人行政，都由理事长掌握。对外接洽、签订合同，虽由中信局出面，实际事权均操之于孔。当时因上海码头、仓库都被英、日商人垄断，运到的军用器材无法保密，就特为建筑虬江码头接通铁路，以策安全。抗战后，东南沦陷，国民党政府西迁，中信局在香港所设的驻港通讯处，实际上就成了总局。孔在内地，派孔令侃任常务理事代行理事长职权，专办接运军火转口海防、河内通过滇越铁路内运事宜，同时继续向欧美洽购军火，一直到太平洋战事发生才告中止。
同德国的军火贸易
孔掌大权时，谭伯羽已被任为驻德使馆参赞兼办商务专员处事，俞大维回国任兵工署长。过去宋子文时代，与商务专员处常有摩擦，宋只承认它是承转机关，德国国防部对军火出口也有无理阻挠情事。孔就任后，技术方面完全交兵工署商务专员处负责，合同经孔批准后交署、处办理。德国军方通过外交途径，也有所改变。商务专员处事权集中后，就向厂商取得枪炮样板。巩县兵工厂因而自造了“中正式”步枪及迫击炮。德国军事顾问团来华，随带了厂商代表克兰，军火方面一切由德顾问决定之后，直接向蒋建议批办。开始时克兰喧宾夺主，后来在商专处验收时发现问题，不予接收，造成僵持局面。克兰派其翻译齐浚（挂名军委会秘书）来疏通接洽。孔因为齐浚有时供给些德顾问内部情况，认为可以利用，常与接近，两方隔阂逐渐消除。枪炮弹药过去都是现金交易，分期付款，后来与德签订易货协定，中国供给矿产品如钨砂等；除运费外，全部根据协定办理（这项细账，我手边无材料，接管中信局档案中当可查得）。但其中也有特殊情况，如卜福士厂（Bofos）因受凡尔塞条约限制，设在捷克，虽是克虏伯家族企业，其货价就不包括在协定中，不能不付现款。
意、美、法各帝国主义对中国空军控制权的争夺
关于飞机方面，上文说过意大利帮助建立空军之事。1934年，以罗蒂上校为首的意大利空军顾问团驾机飞来中国。那时杭州笕桥航空学校业已成立，教官、技术员都是美籍，飞机全部美产，笕桥空军基地完全成为美帝势力范围。意机只好先停在南京，后移南昌另建基地。这批法西斯强盗在所谓“围剿”中参加侦察轰炸，曾对中国人民作过许多罪恶之事。后因航空委员会主持人宋美龄、毛邦初等及孔都与美帝有密切关系，同时在飞机性能方面，意机既敌不过美机，零件补充又不能及时，还要现金交易，结果罗蒂等只好铩羽西归。法商代表欧迪南就拿出分期五年付款的建议乘隙而进，虽然起了些作用，但毕竟敌不过美帝飞机。美商代表鲍利更提出最新产品“马丁”、“波音”均可供给的建议（当时这两种飞机是国际公认最优良的飞机，速率性能都高）。欧洲国家的最新出品是限制出口的，德国原来允许供给一批“容克”巨型机，就由于德空军部不准出口，只得废约。美国虽没有限制，但是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必须现款交易。那年正是蒋介石五十岁生日，所以发动了一个“献机祝寿”运动，向工商界、银行界来了一个劝献，订购了一批马丁机（每架四十万元）。因为南京政府限于财力，无法多订，鲍利就用资本输出方式提出建立中美合办飞机制造厂的计划，蒋、孔当然同意。孔赴英参加英皇加冕后由欧飞美时，鲍利先期回国，就是为了洽商这件事。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这个计划没有能实现。
军火回佣的黑幕
军火交易的佣金，表面上厂商照洋行经销旧例付给中信局，在合同内扣除，但是还有变相的佣金，如企业的股权、专利让给、独占经销等等。抗战胜利后扬子公司获得大量美厂在东方的经销代理权，就是孔令侃承袭他父亲和美帝大老板勾结的关系而取得的。这类私相授受的勾当，据陈立延（孔的英文秘书，参加英皇加冕时随同赴欧美）告诉我，鲍利曾毫不避讳地和他谈过，并对他个人也有所点缀。法商欧迪南战前在上海和我也谈过这些问题。我表示不便转达，叫他直接和孔去说，并希望他不必说曾和我谈过。后来吴敬安（孔的法文秘书、易货处副经理）曾经告诉我，他是参加了欧迪南这个秘密交易的。此外更不堪的是，有一个奥地利女人伊思麦耶（x'mayer）竟以色相来换得合同，这在当时是件半公开的秘密，而且也惹起一些人的眼红。有个叫荣宝蕙的（据说曾一度是宋子文的外室）和陈良的妻子（姓名忘记）受洋商利用，经常浓妆艳服和孔鬼混。荣当然也有所获，陈妻却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这种蝇营苟苟之事本不足污我笔墨，附带一提，说明反动统治者的丑恶和旧社会的污秽而已。
（谭光）
四、扬子公司查而未抄的内幕
1948年国民党政府面临总崩溃的前夕，8月实行所谓“币制改革”，收回法币，发行金圆券。在金圆券发行之初，蒋管区各地的物价呈现暂时的“稳定”。但不及两个月，蒋军在东北战场失利，济南被人民解放军解放，同时金圆券又无限制地发行，致物价又一天一天飞涨起来。当时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物价波动更剧。一般资本家都争先恐后地尽量收购物资囤积，特别是孔家所经营的“扬子建业公司”，它一向利用特权购买官价外汇，向美国购进大批日用品运到上海，以黑市美钞价抛售，再以官价美汇购运美货到沪囤积，转手之间，获利数十百倍。此时它除了继续购运美货外，并挟其雄厚的游资在上海收购棉花、纱、布和日用品囤积，还自备一艘载重六千吨的轮船，由上海往来芜湖、汉口等地，购运粮食和土特产囤积。
大概是在1948年10月的中旬，蒋介石令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兼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实行经济检查，宣称是“平抑物价，不准囤积居奇”。宣接到了命令之后，派人调查，得悉在上海囤积物资的都是一些“大亨”，而且多是与杜月笙有关的人们，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是囤户之一。宣觉得如果照蒋介石的命令执行，就要得罪杜月笙，不得罪杜就完不成任务。他进退维谷，大伤脑筋，于是报告蒋介石请辞警备司令及兼职。蒋没有批准，另派了他的大儿子蒋经国为特派员，来到上海应付。
蒋经国凭他父亲的命令，在动身之前，先在南京找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要求毛协助他贯彻任务。毛应允，着保密局上海站直接供给蒋以有关的情报。该站站长原为王新衡，此时王适因竞选立法委员，已辞去该站站长兼上海市政府调查处处长，由副站长兼副处长刘方雄继任。刘和蒋经国不认识，而王新衡和蒋经国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私交极好。所以毛人凤特意指派王担任了蒋经国和上海站之间的联系工作。凡上海站获得的有关囤货的情报，都通过王送给蒋经国；同时蒋有什么交代也由王转达上海站。毛人风又令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该处名义上属上海警备司令部，实际上是由保密局直接指挥的）处长何龙庆派该处稽查大队第三大队队长程义宽为经济检查大队长，受蒋经国的直接指挥。
蒋经国到上海后，曾雷厉风行地实行经济检查，调查登记物资，硬抑物价，他想打几个“老虎”，首先借杜月笙作一个姿态。但结果反被杜月笙“将”了一“军”。杜提出派人检查扬子公司，利用了蒋孔两家痛痒相关的关系，使蒋经国无从下手，于是蒋经国只好悄悄地收兵离开上海。关于这一段情况，我在当时还不大清楚，直到1949年夏间，听到程义宽道及，才知道其中的内幕。
1949年夏，我兼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广州办事处处长，指挥该局广东站、琼崖站及香港直属组。台湾保密局派程义宽到广州和香港来破坏程思远所搞的第三党组织，归我领导。有一天，我和程义宽谈到蒋经国这段故事，程义宽说：
“蒋经国到上海后，毛先生（指毛人凤）派我兼任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归蒋指挥。每天晚上去见蒋汇报情况，他叫我今天调查这家公司的仓库，明天调查那家公司的仓库。查封了好几十家公司的仓库，其中就有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的货栈。有一天，蒋对我说，非打几个‘老虎’不可，主要是对杜月笙。于是他决定在浦东大楼召集上海各巨商开会，要我届时和他一道出席。蒋怕杜月笙不去参加大会，还托王新衡亲到杜家邀请。到了开会的那一天下午，我先到蒋处陪他一道去浦东大楼。会议是下午2时半开始的，到会的巨商和各界共有好几百人，宣铁吾也到了。但杜月笙迟迟不到，蒋打了几次电话催请，杜才姗姗而来。蒋首先讲话，大意是这样的：‘现在前方军事紧张，我们在后方的各界人士，应该戮力同心地支援前线，以便早日戡定叛乱，建设国家。上海各界热心赞助的很多，但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兴风作浪，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物价，致近来物价日涨，影响国计民生，尤其影响戡乱大计。本人奉总统之命来上海平抑物价，实行经济检查，将先把囤积的物资调查登记予以封存，然后按评定价格处理，稳定市场物价，安定社会秩序。今天请各位父老驾临，请予协助办理。各位父老如有亲属朋友囤积物资的，请劝其照限登记。如果逾期不报的，一经查出，即将其囤积物资没收充公，并予法办。’
“蒋讲完之后，杜月笙首先发言说：‘我杜月笙原来是一个坏人、什么坏事都做过，但自从总统执政以来，承他看得起我，把我当做一个好人，我杜月笙就没有做过坏事，一心在上海搞社会建设事业，从不违法。现在我老了，而且身体有病，所以把我的事业分给几个儿子去做了。今天我的小儿子囤积了六千多元的物资，违犯国家的规定，是我的管教不好，我叫他把物资登记交出，而且把他交给蒋先生依法惩办。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的各位大家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们的亲友的物资登记封存交给国家处理，也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处理，这样才服人心。我的身体有病，在这里不能多待，叫我的儿子维屏留在这里听候处理。’杜月笙讲完之后，即离座辞出。蒋听到杜的讲话后，连连说道：‘我一定派人去扬子公司检查检查……’并送杜出了大门。
“散会后，蒋嘱咐我派人去检查扬子公司的仓库，我即派人分赴扬子公司的几个仓库检查。检查到所囤积的东西确实不少，有棉花、纱、布、日用百货、热水汀、无缝钢管，还有粮食，共约两万多吨，检查后即将各仓库封了，向蒋经国请示处理。
“扬子公司的总经理孔令侃，即孔祥熙的大儿子，听到我派人查封扬子公司的仓库，即于当天飞往南京，找夫人（指宋美龄）向总统（指蒋介石）说话，请总统通知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不要抄查扬子公司。总统于是找宣去南京，把宣痛骂了一顿。宣由南京回到上海之后，告诉我说：‘总统骂我派人去抄查扬子公司，说是要造反了，总统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是经国搞的，但是如果对夫人说出来是经国派人搞的话，恐引起孔家和夫人对经国不好，于是也就只好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我知道总统的苦衷，只好一声不吭，由他骂了一顿，就辞出来了。我在南京待了半天，马上回上海告诉经国，劝他不要搞了，免得使总统为难。’蒋经国大概听了宣的劝告，就叫我停止检查的活动，他不久也就回南京去了。”
我问：“你们所查封的囤积物资，以后怎样处理的呢？”
程说：“蒋经国叫我停止检查活动之后，所有原来查封的物资，自然而然地启封了，弄得虎头蛇尾。这些东西，大概在1948年底以前通通运走了，扬子公司自己有轮船载运。听说大部分运到香港，也有一部分运往台湾。”
（郭旭）
五、从步步高升到顶峰跌落之谜
写国民党中央银行史料，无法摆脱宋子文和孔祥熙两人的关系。宋是中央银行的奠基人，而孔由于他掌握中央银行和国民党财政部大权达十余年之久，影响更大。尽管在孔祥熙以后，还有俞鸿钧、贝淞荪、张公权、刘攻芸等人，先后担任过中央银行总裁，但整个中央银行还是孔宋世家，从人事到政策都脱离不了宋孔的控制与影响。在四大家族的分工中，宋孔一直是掌握财政金融命脉的。
孔祥熙这个人从表面上接触看，有时候嘻嘻哈哈，东拉西扯，对铭贤学校的学生，对山西的同乡，对旧日的部属都视为亲信，给人以“厚道”及“怀旧”之感。我和孔祥熙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39年3月重庆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政金融会议席上，当时我担任国民党司法院长居正的机要秘书，兼重庆办事处的主任。在这之前，我原在南京实业部担任统计处专员，负责主编《实业月刊》及整理汇编中国经济年鉴。在这次全国财金会议上，我应邀以“专家委员”资格出席会议，会议由孔祥熙主持。当时我很年轻，孔祥熙特地找我长谈，极力赞誉我，并热情地和我谈实业部一些旧事，因为他是第一任实业部长，把我看作是他的老部下。其实我进实业部时，他已经离开实业部了。后来不久，他就函聘我为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专门委员，我没有到职。1941、1942年，他又分别聘我为财政部田赋委员会委员和国防最高委员会财政专门委员会委员，这是兼职，我都担任了。1944年他叫俞鸿钧通知我，发表我任中央银行县乡银行督导处处长，这是财金会议上决定设立的一个机构。但当时的情况，各县成立县乡银行根本没有这个条件；在筹备阶段，我又调到中央训练团高级班财政金融组受训。回来后县乡银行督导处撤销，我调任金融业务检查处长。现将我所了解孔祥熙的情况，分别罗列如下。
由中央银行总裁到财政部长
孔祥熙是1933年4月以国民党国府委员身份而被任为中央银行总裁，同年11月兼任财政部长。他是先专任中央银行总裁，后兼长财政部，因此他一直对中央银行比对财政部更为重视，因为中央银行的油水确实比财政部更多。
国民革命军北伐，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初期，蒋仍以北伐军总司令名义掌握军事大权，由谭延闽出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以副院长兼任财政部长。孔祥熙先任工商部长，后工商与农矿两部合并，改为实业部，孔祥熙接任实业部长。孔对实业部颇有感情，这是他在国民党政府内的发祥之地。在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及财政部长后，一部分高级骨干就是由鲁案公署及实业部援引来的。例如财政部的鲁佩璋与高秉坊，中央银行的吕咸和潘益民，都属于这一派。
鲁在财政部长期任主任秘书，后提升次长。这位“鲁麻子”曾红极一时，财政部上上下下，都不敢得罪他。高秉坊曾任财政部税务署长，和孔关系极深。重庆有名的高秉坊贪污案，曾经重庆地方法院判处死刑，这是国民党中下级法院对于一个高级在职官员宣判死刑的唯一事例。后经孔祥熙委托章士钊及端木恺律师提起上诉，实际上通过孔与居正的关系，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端木恺从此也加深了和孔祥熙的关系。
在中央银行方面，吕咸担任过国库局长，但吕咸就是因为美金公债案而被免职的。美金公债案是件大案，和后来业务局长郭景琨的黄金案，并列为中央银行两大贪污案之一。潘益民是位看相算命先生，善于迎合孔祥熙的口味。孔祥熙用人首先要看看你的相貌是否端正，而孔本人向来自认为仪表堂堂。潘益民极力投其所好，称孔为“开国宰相”，潘以此而在央行担任了几年的人事处长，但遭到中央银行同人的群起反对而调职。
孔祥熙是怎样失去了实业部长的位置呢？讲起来也很滑稽。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府的同时，进入武汉的北伐军一部分，也在酝酿组织政府。汪精卫趁机由法国回国，以左派旗帜和反蒋面孔，到武汉组织和南京对立的武汉国民政府。他在武汉政府立脚未稳，就暴露了他反共的面目，屠杀共产党，与南京遥相呼应。这样在宁汉分裂之后，又促进了所谓“宁汉合作”。宁汉合作的先决条件，就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同时下野。蒋下野后去日本，汪精卫去法国。蒋去日本后不久回上海。在这期间，宋霭龄极力拉拢蒋和宋美龄的关系，促成他们的结合，这对蒋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为他创造了东山再起和领导国民党的条件。
蒋介石东山再起，以继续北伐为号召，同时为加强南京政府，又提出蒋汪合作主张，由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任行政院长。汪提出在行政院内需分占三个部长席位，经过讨价还价，决定由汪自兼外交部长，陈公博任实业部长，顾孟余任铁道部长。宋子文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仍旧，孔祥熙的实业部长就这样让位了。
当然，孔失去了实业部并不是他本人地位的削弱或失宠。他改就国民党中常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和蒋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孔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因为国民党起自南方，国民党内部高层人士大多数都是南方人，而孔祥熙利用山西籍贯和孔子后裔身份，可以和冯玉祥、阎锡山等北方军人打交道，在孔祥熙左右就有大批山西和山东人为他出谋献策，拉拢北方军政力量，为蒋介石效忠。
蒋宋之间的矛盾和宋孔之间的不和，造成宋子文的失势和孔祥熙的兴起。据中央银行档案所载，1933年3月5日宋子文致电胡笔江告以辞中央银行总裁消息。原电如下：“陈副总裁鉴：可密，译转胡笔江兄鉴：弟辞中央银行总裁职，于财政金融有益无损。一切仿照原定计划进行，请转告寿民、孟嘉两兄为祷。弟子文，歌。”
当时胡笔江、唐寿民、胡孟嘉均系宋子文的主要谋臣策士，也是宋的心腹大将，他叫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健庵）转告他们，一切仿照原定计划进行，说明宋开始还没有辞去财政部长的意图。另据同日财政部次长徐堪致陈行电可以佐证。徐电讲孔祥熙出任中央银行总裁，系由宋请汪精卫保荐的。徐电原文：“陈副总裁鉴：可密，部座本日中政会提出辞中央银行总裁职，并请汪院长保荐孔庸之先生替代，其目的大概俾各方明了财政状况，不致仍然继续要求增加经费。请转告馥荪、公权、淞荪、孟嘉诸兄为祷。弟堪，歌。”
徐堪的电报，说明了宋辞职的原因，是为了财政经费的问题。当时正值日军入侵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及淞沪战争之后。华北局势非常紧张。军费开支浩大，蒋介石予取予求，和宋子文矛盾很大，争吵时有发生。孔对蒋一向是顺从的，由孔代宋，当然是蒋的旨意。宋是4月5日辞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系4月15日继任。孔在就职前一日，并在上海《申报》、《新闻报》刊登启事，这种做法过去也是少见的。
孔就任中央银行总裁后，首先关心的是他自己设立在天津的裕华银行，他示意陈行于5月15日密函中央银行天津分行经理李达，与裕华保持特别联系。李复函称：“健公副总裁钧鉴：顷奉本月15日钧函，敬悉种切。温君襄忱，前曾在津任国货银行经理，与达极为相熟，此次在津任国货银行经理，仍常聚晤。总裁于该行（裕华银行）既甚注意，遵当与该行特别联系。至推行钞票一节，容俟温君到津，与之面洽，再行函报。”
孔的叔父曾在天津裕华银号任职，孔在国民党政府发迹后，即将裕华银号改为山西裕华银行，作为他自己私人开设的银行，与铭贤学校并列为他本人创业的基础。实际上山西裕华银行规模很小，资力也很薄弱，主要是依靠孔祥熙当上了中央银行总裁后的关系，利用中央银行的扶植，逐步发展起来。抗日战争开始，山西裕华银行即迁往重庆。孔对裕华银行并不避讳，而且津津乐道，显示他家早已开设银行，并显示早已是银行资本家了。
孔祥熙任中央银行总裁不久，于同年11月接任财政部长。当时国民党政府命令及由文官处转达行政院和行政院发布的命令，同时于11月1日发表，孔祥熙并于同日先到财政部接事，于11月6日补行宣誓就职典礼。孔视事后曾致电宋子文要求协助，宋于2日复电中称：“东电奉悉。谦冲之词，愧不敢当。兄尽筹硕画，宏济时艰。弟智力所及，敢不贡其刍荛，仰赞鸿猷。”这些不仅是表面的客套话，也反映宋孔之间，虽有矛盾，但也有协作。这是宋孔之间的基本态势。
孔祥熙上台后的措施
孔于1933年4月出任中央银行总裁，11月兼长财政部，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这一阶段在金融上的措施，是比较顺利的。但应该说，顺利的原因，还是由于宋子文为他打好了一定基础，在这基础上，逐步得到发展。孔祥熙本人和他左右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把一切归功于孔，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歌颂的顶峰，就是1943年在重庆由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陈炳章组织、由经济研究处出面编写的《十年来中国金融史略》一书，用以纪念孔祥熙就任总裁十周年。它把1933年到1943年这十年中的中国金融史上的改进与兴革，统统记到孔祥熙的账上。
中国金融在抗日战争以前，首先面临的是废两改元与白银外流的双重难关。在1931年至1933年期间，世界各国竞相放弃金本位制，贬低币值，倾销商品，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经济大恐慌。中国贫弱的工商业经不起风吹雨打，摇摇欲坠，加之国内货币制度混乱，更加重了困难。当时经济学者和工商界有识之士，均认为必须进行货币改革。首先是废两改元，使货币趋于统一。结算简单易行。接着就是改变银本位制，采用当时世界通用的金汇兑本位制，以稳定金融，并有利于发展经济。
1933年初，废两改元的实施已准备成熟，并决定先从上海试办，再推行全国。当时规定上海银两与银元折合率为规元七钱一分五厘，合银币一元，从1933年3月10日起，所有公私交易，均用银币收付，不得再用银两。在上海以外各地方，按4月5日申汇行市，先行折合规元，再以规元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自4月6日起，全国实行废两改元。由于这种改革，符合人民需要，进行相当顺利。
在废两改元期间及以后，又发生银价高涨及白银外流问题。银价高涨，开始于1933年4月美国放弃金本位之后，1933年纽约纯银每盎司合美分为34.7，1934年为47.9，1935年1至10月为64.6，说明银价的上涨是在1933年以后，主要受美国购银政策影响。特别是1933年12月，美国国会批准了伦敦世界经济会议所签订的九国白银协定，美国开始在国内收购西部新出产的白银，同时又在国外市场购买白银，并规定美国货币的金银准备，白银从原定12%，提高为25%，仅此一项，即需收购白银13亿盎司以上。
由于银价高涨造成白银外流及外汇波动，仅1934年一年，我国白银外流即达25672万元之多。当时国民党政府虽采取了征收银出口税及平衡税办法，但由于秘密走私及日本帝国主义者公开武装走私，盛行一时，无法制止白银外流。国民党政府及金融界、工商界受到巨大影响，不得不从根本上考虑币制改革问题。
关于币制改革，虽然经历了1931年美国甘末尔委员会的建议，和1935年英国财政部首席顾问李滋罗斯来华协助，但法币政策的实施，归根到底，还是由于形势需要，由中国人自己筹划，自己推行。当时不少经济学者提出不少改革币制建议，得到金融界、工商界的支持和赞助。日本帝国主义者是坚决反对的；不仅反对，而且公然拒绝交出在上海和天津日商银行所存白银。李滋罗斯虽因此而去日本，和日本财政大臣高桥是清及外交大臣币原多次洽商，均毫无结果。最后因得到美国的支持，由英美双方共同协助，才得以完成法币政策的改革，并促使蒋介石进一步与美英结合。
孔宋利用这个机会，利用白银外流造成金融上枯竭，影响工商业资金周转，使上海工商业不断发生倒闭和停业现象，以加强中央银行在金融业的控制地位。并乘机夺取中国、交通两行，将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成立中央信托局，完成“四行两局”的金融中枢地位。同时又控制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三家私营银行，与新华银行一起形成“小四行”的外围组织。
抗日战争期间的演变
抗日战争开始，孔祥熙一帆风顺，一步一步走向他一生中的顶峰。这期间我们首先要谈的是“四联总处”的诞生和建立。卢沟桥炮火打响了抗日战争，当时孔祥熙本人尚在伦敦，由宋子文以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名义处理中央银行事务。宋就此在上海成立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派中国银行副总稽核霍亚民兼任四联总处主任秘书。关于金融方面的领导，完全由宋主持，这是四联总处的开始。孔回国后，由香港直飞汉口，在汉口正式成立四联总处，原上海总处改为分处。孔以中央银行理事会主席兼总裁名义担任四联总处主席，在他是踌躇满志，但宋不与他合作，挟持中国、交通两行，处处与中央银行作对。孔不得已，只好抬出蒋介石以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名义，出任四联总处主席，孔任副主席，实际上仍由孔主持。经过这次斗争，使孔领会到必须利用四联总处名义，扶植中央银行，并加强其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以控制中国、交通两行，这就是由武汉迁到重庆后四联总处最重要的使命。
利用四联总处以加强中央银行领导地位，是从这几方面着手的。首先于1939年9月经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定，由国民党政府颁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其主要内容为：1.四联总处负责办理政府战时财政金融政策有关各特种业务。2.四联总处理事会，由蒋介石以农行董事长名义任主席，孔祥熙以中央银行总裁任副主席，其他中交两行各推总经理或董事长一人，财政部代表（由次长徐堪担任）一人为常务理事，协助主席执行一切事务。3.财政部授权四联总处主席，对中、中、交、农四行可为便宜措施，并代行其职权。4.中、中、交、农四行，各依其法或条例所规定之职权或业务，分别发展。
从此以后，四联总处性质已完全改变。改组以前，四联总处系属于四行之间的一个联系机构；改组以后，一变而为处于四行之上的决策机构。凡战时金融设施，以及经济筹划均由四联总处决定，工作范围大大扩展，职权大大加重，并利用蒋介石这块招牌，完全可以决定财金和经济方面的一切问题。
在四联总处理事会之下，设立四个委员会和秘书处，其中最重要的是战时金融委员会和战时经济委员会。在战时金融委员会之下，设有六个处，包括发行处、贴放处、汇兑处、收兑金银处、特种储蓄处及农业金融处。在战时经济委员会之下，设有物资处、平市处（平抑物价）及特种储蓄处，权力之大也是空前的。
扩大四联总处职权，把财政金融及经济熔为一炉，这在1939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政金融会议中已经确定下来。当时大家已认识到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代表国家银行的中央银行应该集中发行、统筹外汇、经理国库、办理贴放业务等大权，以及为了保障供给、实行田赋征实等等。这些在抗战救国总的目标上都未可厚非。当然，孔祥熙为了假公济私，损人利己，搜刮民财，填饱私囊，危害国家和人民，这又是另一件事，应该区别看待。
在加强中央银行领导方面，首先执行的第一条是集中钞券发行。1942年春，四联总处对统一发行及调整四行业务问题，已研究完毕，5月28日理事会通过“统一发行办法”，规定自同年1月1日起，所有法币发行统由中央银行集中办理，同时通过中、中、交、农四行业务划分及考核办法。四行业务划分要点如下：
中央银行主要业务：1.集中发行钞券；2.统筹外汇支付；3.代理国库；4.汇解军政款项；5.调剂金融市场。
中国银行主要业务：1.受中央银行委托经理国外款项收付；2.发展与扶助国际贸易有关事业贷款与投资；3.受中央银行委托办理进出口外汇及侨汇业务；4.办理国内商业汇款。5.办理储蓄信托业务。
交通银行主要业务：1.办理工矿交通及生产事业贷款及投资；2.办理工商业汇款；3.公司债及公司股票之承受；4.办理仓库及运输业务；5.办理储蓄信托业务。
中国农民银行主要业务：1.办理农业生产贷款与投资；2.办理土地金融业务；3.办理合作事业放款；4.办理农业仓库信托及农业保险业务；5.吸收储蓄存款。
在实施集中钞券发行开始时，国民党财政部曾制定统一发行办法五条，分令中国、交通、农民三行按规定执行。
1.自1942年7月1日起，所有法币的发行统归中央银行集中办理。
2.中国、交通、农民三行应将截至1942年6月30日发行法币之数额暨准备金造具详表，送财政部四联总处及中央银行查核。
3.中国、交通、农民三行1942年6月30日止所发法币准备金限于同年7月31日以前全数移交中央银行接收。
4.中国、交通、农民三行已订未订、已交未发及运送中之新券，应即全部移交中央银行接收。
5.中国、交通、农民三行业务上需要资金，得提供担保向中央银行商借。
自规定实施后，从此中央银行即独占全国纸币之发行。中央银行的地位大为增强。嗣后国民党政府完全依靠发行钞券来弥补财政赤字。1937年7月抗战前夕，法币发行额为141000万元；1942年6月底集中发行前夕，发行额已达到249亿元；到了1944年底抗战临近结束时，法币发行额已达到1899亿元。如果没有法币政策的实施和中央银行的集中发行，国统区财政要支持抗战八年之久，是有困难的。
其次，在这阶段中，外汇也逐步集中于中央银行。在法币政策实施之初，外汇可按法定汇价在市场上进行无限制买卖。当时法币法定汇价，为每元法币规定为英金一先令二便士半，市场买卖价格限定在买进一先令二便士七五与卖出一先令二便士二五之间。这就是法币汇价的上限和下限。当汇价达到下限时，中、中、交三行即无限制卖出，其余外币均比照英镑计算。在七七事变前，汇价始终是稳定的。
在七七事变发生后，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立即采取金融紧急措施，并与外商银行订立君子协定，采用限制提存办法，避免提取存款，以减少外汇购买力，勉强稳定了一个时期。其后因战事变化，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国民党已无力稳定外汇法价，遂于1938年3月12日颁布外汇请核办法，并停止在市场无限制供给外汇。
自此以后，外汇遂进入控制时期，外汇市场必然出现黑市。中间一度采用平衡基金办法，由中英合作，以维持中国外汇汇率。基金总额为1000万镑，一半由汇丰、麦加利二行承担，由英政府担保，一半由中国、交通二行提供，由中国政府负责。基金委员会法定汇率为8.25便士，此价曾经维持三个月，但欲稳定外汇固定不动，唯一办法只有源源抛出外汇维持，这在当时通货继续膨胀、敌伪又进行大量套购的情况下，是完全不可能的。勉强维持到1939年6月，又不得不放弃再度维持办法。中间一度于1940年2月由平衡基金暗中维持，以4.125便士为标准，但不到三个月又行放弃。迄后，法定汇价形同虚设，一切听其自由升降。当时黑市标准，完全根据上海汇丰银行挂牌标价，各商业银行的同业作价及柜面售价虽略有不同，但总的还是以上海汇丰银行牌价为基准。
第三阶段，在1941年7月26日英美下令封存各该国境内的中日资金。同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把欧洲战争同中日战争联系起来，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所有海口均被封锁，外贸断绝，外汇问题至此已变为无关紧要的问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香港相继沦陷，平准基金会移至重庆。及至缅甸失陷以后，对外运输完全靠中印之间空运，贸易上所需要的外汇极为稀少。1942年5月，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战时管理进出口物品条例”规定除军用器材及麻醉药品、空白及签字纸币等项须经主管机关核准进口，所有主要出口商品为桐油、茶叶、猪鬃、矿产均由政府机关报运出口，所有外汇及外贸均置于国民党政府完全控制之下。有关外汇储备及黄金均集中于中央银行，由中央银行统筹办理，而原定为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的中国银行也改为发展国际贸易银行。
在集中发行和集中外汇的前后，1939年7月公布了《公库法》，规定一切税款收入应由纳税人直接向当地代理国库的中央银行缴纳，一切支出由代理国库的中央银行凭财政部的支付书拨给领用单位。凡未设立中央银行地区，可以由中央银行委托中、交、农三行及邮局代理，这样就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库网，更壮大了中央银行的势力。
此外如划拨清算，公理贴放业务，收管各银行钱庄存款准备金，核定放款利率，检查行庄金融业务，均逐一具备和充实。到了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时，所有有关中央银行应该具备的各种条件都已陆续具备，成为名实相符的国家银行、发行的银行和银行的银行。在这种情况下，四联总处的存在已无必要。它扶植中央银行成长的使命业已完成，所余少数事务性工作也最后移交给中央银行而结束其历史使命。
从顶峰上摔下来
1944年抗日战争形势已经明朗，日军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孔祥熙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孔走下坡路虽然是从1944年开始，但和各方面结怨之深却是由来已久。孔的内部敌人是宋子文，而外部敌人却是政学系与CC系。政学系从杨永泰开始就与孔不和，后来张群接任行政院副院长，陈仪任秘书长，与孔矛盾更加深化。政学系在新闻界中有《大公报》打前锋，在国民政府内由吴鼎昌（达铨）掌握了文官处，这些人都是打小报告的能手。加上CC系控制了侍从室，再加上一个军统和他作对。军统一向是和宋子文及中国银行勾结的，它在国外的活动经费，向来是由中国银行调拨，因此始终站在孔祥熙的对立面。
重庆时代的《大公报》，对国民党是一贯采用大捧小骂的手法，大捧是捧蒋介石，而骂的就是孔祥熙。从太平洋战争发生之日起，《大公报》攻击的矛头就明确地指向孔祥熙。首先在日军攻占香港前夕，孔的一家仓皇从香港包乘中国航空公司飞机，逃到重庆，除了大箱小箱的金银财宝外，还有梳头娘姨和二小姐的爱犬，统统乘飞机而来；而原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和爱国人士，全部陷在香港，备受屠杀和蹂躏。《大公报》乘这个机会写了一篇社论，把孔祥熙及其家族骂了一通，揭开了正面反孔祥熙的序幕。
在孔祥熙任职中央银行总裁及财政部长任内，前后发生的贪污大案有五六起之多，这还是已经公开揭露了的。例如吕咸私分美金公债案、业务局长郭景琨的黄金案、税务署长高秉坊贪污案、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云南走私案。有的被判死刑后，获得减刑，有的判刑后又被枪毙。因为这几件事接连发生，加以外界舆论的压力。宋子文又从中反映美国方面反对孔祥熙的不满意见，最后蒋不得不让孔下台。孔的下台也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先于1944年让出财政部，第二步于1945年让出中央银行，这两个职务都让给了俞鸿钧。俞虽是张群、吴铁城提拔起来的，但比较接近孔祥熙，和宋很不融洽。这也反映了蒋介石的为人，即令在孔、宋之间也保持着一贯的两面手法，可以根据情况和需要，随时调换手中掌握的牌。
就孔祥熙的班子来看，他掌握国民党财金大权十二年，从来没有培养或延聘过这方面值得赞赏的人才。最初的亲信，无非是山西同乡、旧日部属，或者铭贤学校学生。后来地位愈高，权力愈大，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孔院长官邸秘书处”为中心的所谓公馆派。公馆派的主要人物，初期有徐堪、吴启鼎和盛昇颐，其后有鲁佩璋、边定远、谭光、傅汝霖等。徐堪本来是宋子文时代的人，但宋子文下台后，立即转向孔祥熙，并深得孔祥熙的信任，逐步提升为财政部次长、四联总处秘书长和粮食部部长。和徐堪有类似情况和经历的还有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但徐虽贪婪而较干练，而陈则唯唯诺诺，极为庸碌。抗战期间在重庆后方流行着这样的四句话：“孔祥熙不祥，徐堪不堪，陈行不行，宋子良不良。”
抗日战争胜利后，孔祥熙回到上海西爱威斯路（现永嘉路）老宅。虽然他在离开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之后，接替宋子文担任了中国银行董事长，但手中没有实权，很不得志，住在老宅里，门庭冷落，满腹牢骚。到了1947年，孔祥熙更感觉到日暮途穷，蒋介石也越来越表示了他对孔祥熙的不满和厌恶。孔最后终于不得不离开上海，借口宋霭龄在美国进医院动手术为由，飞往美国，从此也就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
孔的私人企业和财产
孔祥熙究竟有多少私人财产，这当然是很难估计的。根据过去的流传说法“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兄妹孔家财”，明显地说明在国民党四大家族中，孔祥熙是最有钱的。
虽然任何人都无法估计孔祥熙财产的确切数字，但是从他的经营作风，以及他聚敛钱财的手法，和他平日言行，可以得出一些概念，从而论证他的私人资财。
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孔家原来没有多少钱，也没有经营过山西票号，当然也不是一个穷光蛋。但他很喜欢人家说他家里原来是大财主，开过票号，以表示他的财产主要是来自祖传。他是以教会起家的，由教会送往美国留学后回国，在山西榆次办了一个祥记商行，后改称祥记公司，经销美孚煤油和僧帽牌蜡烛、肥皂之类的洋货，赚了一些钱。山西人喜欢银子，集到一定数目，就把它铸成一千两一个大锭，称为“莫奈何”，用以防贼防盗，把它窖藏起来。传说孔祥熙最初发财后铸了三个大银锭，共约三千两，这就是他最初的资本。
接着在祥记公司之后，他在教会资助下，创办了铭贤学校。铭贤办在太谷南门外孟家花园，是一个中等农业专科学校，孔祥熙任校长，宋霭龄代理过校长，同时期他和宋霭龄结婚。宋家是有一点钱的，根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记载，在上海银行最初发起人集聚约十万元资金中有孔祥熙股金一万元，这笔钱可能是宋霭龄的钱。
孔祥熙喜欢搞独资经营。他的私人企业基本上都是商业资本。除祥记公司以外，以他为中心而创办的商业，主要还有山西裕华银行及广茂兴和晋丰源商行。山西裕华银行1915年创设，天津的裕华银行是由裕华银号改组而成，后来在重庆和上海都成立过裕华银行。广茂兴、晋丰源原来经营中药材生意，抗战期间迁到重庆，什么投机生意都做。裕华银行是孔祥熙私人企业的核心，负责人都是他的心腹，总经理一直由铭贤学校总务主任武渭清担任。孔祥熙所办企业有它的特点，不讲求外表，不重视宣传，只求实惠。抗战时期在重庆，孔二小姐曾向她父亲要求，把裕华银行、祥记公司和广茂兴、晋丰源四个机构组织一个联合总管理处，由她负责，孔未同意。这些单位始终由孔祥熙亲自掌握，连他的子女都不许插手，因此后来他的儿子孔令侃和女儿孔令俊都不得不另立门户，各自创设了扬子公司和嘉陵公司。
在工业方面，孔祥熙搞过几个合伙组织，但多数是挂个名，个人并不出资，由有关的银行参加或放款。其中比较知名的是和刘鸿生合伙办的中国火柴原料厂、中国毛纺织厂和西北毛纺厂，以及由傅汝霖出面与四川地方财团合办的中国兴业公司——它当时是作为后方一个重工业集团而建立起来的，表面规模很大，有炼钢、炼铁、机器、窑业四个部门，设备也相当新，在重庆可以说得上是数一数二的重工业组织。但因经营管理不善，最后也完全失败。只有华福烟草公司还是比较有利可图的，但因实际经营掌握在盛蘋臣手中，最后也被盛一个人独吞而停业。
除了商业、工业机构外，孔祥熙还办过文化事业，这就是接办的“四社”，即《时事新报》、《大晚报》、英文《大陆报》和申时通讯社。四社初期由张竹平经办，原来是研究系的报纸，因得罪了蒋介石，为蒋所取缔，无法维持，负债累累，最后只好让给孔祥熙，由中国国货银行出面承担全部债务，另给张竹平个人五万元，将四社全部买进。抗战开始，《时事新报》迁重庆，《大陆报》及《大晚报》留在上海，申时通讯社停办。胜利后，《时事新报》迁回上海，并恢复了申时社，由王正廷担任董事长名义，实际由孔令侃主持，派梁子英担任总经理。报纸销路虽然不好，但依靠官价外汇采购白报纸，并兼做生意才得以维持。
从他所经营的企业来看，是赚了一些钱，但不可能敛聚很多，最多只能达到百万富翁程度，不会成为亿万富翁。他的私财只能是从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而来。当然他在国民党当政时期，手握财政、金融、经济大权，贪赃的机会是很多的。他的左右大都是贪污之徒，而他的背后又有宋霭龄、宋美龄支持，他完全可以放手搞钱，无需乎兢兢业业去经营工商企业。
最初搞钱的机会是从购买军火开始，因此而产生了中央信托局。其次是操纵公债投机，国民党政府在内战初期，大量发行了公债，短期内达到十四亿多元，提供了市场投机的筹码。
在上海公债投机曾盛极一时，控制了整个金融市场。当时在上海代孔祥熙搞公债投机的是吴启鼎和他所掌握的四明银行。
抗日战争开始，外汇产生了黑市，金融重心移到香港，平准基金会和中信局均设在香港。孔令侃、盛蘋臣和宋子良等一伙，都在香港搞黑市外汇交易。还有印制钞券，当时钞票均由英美钞票公司印刷，据我的前任稽核处长梁平告诉我，印钞及购买印钞的纸张，都是有回佣的。这些一向由孔令侃、凌宪扬、李骏耀朋分，但大部分还是要孝敬宋霭龄。
在重庆发“国难财”的机会更多了，但重点还是集中在物资、黄金和外汇三个方面。当时国民党后方物资奇缺，囤积居奇和走私贩运盛行。财政部成立过以戴笠为首的缉私署，名为缉私，实际为走私。戴笠任缉私署长是蒋介石的旨意，也是对孔祥熙的牵制。而孔祥熙本人是利用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和宋子良的西南运输公司，大搞走私贩运活动，并成立庆记纱号和福生庄搞花纱布交易。
出售黄金最初是由中国国货银行在重庆开始。宋子良和宋子文不同，他只要搞钱，和孔祥熙不但没有矛盾，而且由于宋霭龄的关系，和孔的关系很好。在宋氏家族中，宋霭龄有很高权威。不但孔祥熙要唯命是从，就是宋美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听命于大姐的。后来由美国运来的两亿美元黄金陆续运到国内，就和美金公债及美金储蓄券一起，在市场上掀起黄金外汇妖风，这就给孔祥熙造成更大贪污的机会。孔祥熙虽然因此丧失了他的政治地位，但在这些机会中，也确实捞到一笔大财，应该说这是他亿万资财中最大的来源。
1941年6月，美国政府曾冻结中国私人及公司银行在美存款，其中私人存款约为一亿一千八百万美元。1948年3月30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援华报告，估计中国私人所有的外汇黄金外币约合五亿美元。除了经过发行金圆券强迫收兑国内私人部分约两亿美元外，估计当时在美的中国私人外汇存款约在三亿美元左右，其中当然包括四大家族特别是孔氏家族的财产。
（李立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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