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汉王朝的始末

    刘邦取得楚汉战争的彻底胜利后，即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92年）二月即了皇帝位，做了西汉王朝的开国之君。同年五月迁都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地主阶级封建统一政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社会由楚汉相争的五年战乱时期，跨进了相对稳定发展的历史新纪元。

    西汉王朝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它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经济，开拓我国疆域，增进我国各族的团结，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封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开始于秦代，那么短短的秦代统治只能是一个尝试，而长达二百多年的西汉王朝，才是使这种政权形式日趋完善、不断巩固发展的第一个朝代。

    西汉王朝从汉高祖刘邦元年（公元前206年）起，传至西汉的末代皇帝孺子婴三年（公元8年）止，共历二百一十四年。在这二百年中，更替帝王十三人。汉高祖刘邦在位十二年（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95年），汉惠帝刘盈在位七年（公元前194年至公元前188年），刘邦之后吕雉执政七年（公元前187年至公元前180年），汉文帝刘恒在位二十三年（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57年），汉景帝刘启在位十六年（公元前156年至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在位五十三年（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汉昭帝刘弗陵在位十三年（公元前86年至公元前74年），汉宣帝刘询在位二十五年（公元前73年至公元前49年），汉元帝刘爽在位十五年（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33年），次成帝刘骜在位二十六年（公元前32至公元前7年），汉哀帝刘欣在位六年（公元前6年至公元前1年），以后即为汉平帝、孺子婴时期。整个西汉时期除了对外战争之外，内乱有时也非常激烈，稳定中孕着者许多动乱的因素，西汉的统治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阶段。

    第一，西汉政权的巩固阶段

    中国社会自灭秦战争至楚汉相争，已经过多年的大规模的战乱，这两次大的连绵不断的战争，给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人民由于遭受战争的杀戮和掠夺，苦不堪言，纷纷背井离乡、逃往山林僻野避难，人口锐减，田园大量荒芜，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凋敝凄凉的景象。西汉王朝的统治者面对这种严重的局面，深深感到要想巩固自己已取得的政权，必须稳定社会生活秩序，安抚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增加社会财富，缓和社会的各种予盾，汉朝廷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迁都长安。齐人娄敬向刘邦建议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之地，一旦发生突然情况，秦地兵员充足，且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天府立地。建都长安即使山东离乱，秦之故地，也可以保全。刘邦犹豫不决，再问计于张良，张良同意娄敬的意见。张良认为洛阳地区狭小，各种条件都不适宜做为都城，他说洛阳“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右崤函、右陇属、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史记？留侯世家》）汉高祖刘邦同意刘敬、张良的见解，遂于五月迁都于长安。迁都长安的措施意义重大，对于巩固西汉政权，统治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招抚流亡的人口。将多年战争期间流散逃亡于山野之间的没有户籍的人口，统归故籍，恢复他们的爵位和田宅，使他们重新获得爵位和土地，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生活秩序。同时，汉王朝还下令释放奴婢，凡因饥饿而卖身为奴婢者，一律解除卖约，免为庶人。

    （三）精简兵员，充实农业生产力量。将相当数量的军队官兵复员，视其军功大小和爵位的高低，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复员官兵和原故诸侯子弟凡留在关中地区者，免除十二年的赋役：回原籍者免除六年的赋役，这样，就使一大批人转为农业生产力量或拥有众多土地的地主，对于发展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

    （四）赐予军吏卒爵位，从政治上、经济上安抚军队。凡带罪从军者（谪卒），一律赦免其罪；军吏卒爵位在大夫以下和未赐爵位者，一律赐爵为大夫；凡爵位在大夫以上者，一律加爵一等。

    （五）制定汉朝的新法律。西汉王朝为稳定社会秩序，由萧何在《秦律》的基础上，制定了《汉律》。《汉律》较《秦律》多了三章，即《兴律》、《户律》、《厩律》，称为《九章律》。这些措施的实施，对巩固汉初的政权、恢复和促进社会生产、稳定社会生活秩序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在这个阶段中，由于发生了汉高祖刘邦铲除异姓诸王和吕氏集团的作乱，汉政权内部也充满了重重的政治危机。

    第二，文景之治的盛世阶段

    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41年为汉文帝至汉景帝在位时期。在此时期之内，西汉政权进一步巩固，社会生活秩序也更加好转。文、景两代实行以农业为根本，坚持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社会财富开始丰富起来，百姓安居乐业的愿望，得到了部分的实现，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减少农民的负担，文景时期始终注重“与民休息”、“约法省禁”的政策。“令田半税”、“除田租税”、开放山泽禁苑予民耕种等措施和法令的实施，对缓和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与经济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文景时期在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同时，还从各方面削弱分封诸王的势力，强化中央集权。积极增强北部边防，并对匈奴继续推行妥协的和亲政策，以减少战争的消耗，充实国家的府库储备。

    第三，汉武帝与昭宣中兴阶段

    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占据了西汉王朝四分之一的统治时间。这个时期，武帝除继续前朝的政策，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外，主要是内部民族战争，北对匈奴，南对西南地区诸夷族和南越，经四十多年的作战，虽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但对国力的消耗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至汉昭帝时，为恢复多年战争的创伤，才暂息干戈，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积累财力，从而使西汉的实力又得到一定的增强。汉宣帝即位后，再次征讨匈奴，基本上歼灭了匈奴的主要力量。

    昭帝和宣帝时期，汉王朝鉴于武帝后期国力枯竭，民穷财尽，众怨沸腾，农民暴动此起彼伏的危机景况，重新强调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多次下令减免租税，救济灾民，不断减轻农民的负担。这种以农民为本的政策很快收到了效果，农业生产稳步上升，府库盈满，财力充实。在政治上修明吏治，革除弊政。褒奖贤官，对于政绩优良的官吏给予升赏，出现了“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的政治局面（见《汉书》卷八十九）。为了改变汉武帝末年法重如山、人人自危的局面，汉宣帝当政后，即废除了武帝时期许多严刑酷法。这些措施，都获得了百姓的拥护。因之，逐渐使府库殷实，民富康乐，形成了西汉时期的所谓“昭宣中兴”。

    第四，西汉的衰落阶段

    西汉政权自汉元帝起已日趋没落，汉元帝迷恋于狩猎取乐，宫廷、贵族奢侈无度，宣昭时期积累的社会财富被一洗而空。汉成帝更是荒淫昏庸，沉迷于酒色，为大兴游宫和陵寝，不惜重征赋税，任意征发徭役，耗尽天下之财。整个统治阶级的公卿、列侯、皇亲国戚仗势搜括民财，建造府宅，欺压百姓。哀帝即位。更甚于成帝，是西汉最昏庸的君王。他甚至不问朝政，欲将帝位让予他的宠臣董贤，统治集团已腐败透顶。广大百姓在这种黑暗政治的残酷压榨与剥削奴役之下，过着流离失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百姓己处于“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的境地，西汉王朝终于临近了它的末日。

    §§§第二节 西汉王朝的政治军事建设

    西汉王朝在政治军事建设方面，总的来说是全面承袭了秦代的一套制度，并将这套制度不断修改充实，使其更好地为自己的政权巩固、开拓边疆和延续统治权力服务。

    西汉时期中国的疆域进一步统一，居于我国北方的匈奴各部族更加向北迁移。汉王朝为了统治已占领的地区，采取封国和设郡县相结合的措施，据《史记》记载：西汉将全国划分为八、九十个郡，诸如五原、朔方、云中、代郡、上谷，雁门、定襄，右北平、渔阳、辽东，玄菟、辽西，太原、上党、河南、河内、河东、钜鹿、东郡、颍川、陈留、弘农、涿郡、常山、清河、济南、平原、千乘、渤海、济阴、北海、东莱、齐郡、泰山、沛郡、魏郡、东海、临淮、琅琊、陇西、巴郡、张掖、酒泉、天水、蜀郡、武威、敦煌、金城、安定，上郡、北地、西河，汉中，广汉、益州、武郡、群柯、南阳、汝南、南郡、九江、庐江，江夏、会稽、武陵、丹阳、零陵、豫章。犍为、苍海、乐浪、越嶲、苍梧、南海、交趾、日南、合浦、九真以及左冯翊、右扶风、京兆等郡。这些郡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相互约制（见《史记》卷十五）。

    西汉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与秦朝相同，即所谓“汉承秦制”。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为“三公”，在“三公”之下，设有“九卿”。汉高祖皇后吕雉当政时，还设有太传，地位高于“三公”，这些官职的大致职责如下：

    “三公”

    （1）丞相，也称相国，哀帝时改称大司徒，主要是辅佐皇帝，这是封建官僚中的最高官职，综理全国政务，为百官之长。

    （2）太尉，为全国军事的最高官职。汉武帝时改称大司马。

    （3）御史大夫，这是从秦代开始就仅次于丞相的最高长官，主要负责监察、司法，兼负管理重要文书资料等。西汉时丞相一旦缺位，常以御史大夫升丞相。汉成帝时改称为大司空，后来一度又改过来，哀帝时再改称大司空。

    “九卿”

    （1）奉常，汉景帝时曾改称为太常，主军职责为掌管宗庙礼仪，并兼管选试博士。

    （2）郎中令，汉武帝时改称为光禄勋。为皇帝左右亲近的高级官员。郎中令下属的官员种类繁多，它包括：大夫，有大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之别，主要职责是谏议政务；郎，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主要职责为掌管宫廷门户，充任皇帝的侍卫等等；谒者，为皇帝受理传达禀报之事。

    （3）卫尉，负责宫门警卫，传呈四方的贡献仪物，征召等等；并主领南军。汉景帝时曾改称中大夫令，属官有公车司马和令丞。

    （4）太仆，负责管理皇帝的舆马和马政事务。

    （5）廷尉，汉景帝时曾一度更名为大理，汉武帝时复称廷尉。属官有正、监、平等，都是司法官员，主要职责为负责刑狱等事务。

    （6）典客，汉景帝时改称为大行令，武帝以后又改称大鸿胪。其属官有行人、译官等等。主要职责为接待各少数民族官员、处理民族事务等。

    （7）宗正，汉平帝时曾改称为宗伯。这个宫职多由皇帝的亲族担任，为掌管皇帝家族事务的长官，皇族犯法时，先报知宗正，由宗正上报处理。

    （8）治粟内史，汉景帝时改称为大衣令，武帝时期又改称为大司农。主要职责为掌握全国的税租钱谷盐铁和国家的财政收支等事务。

    （9）少府，主管全国的山海池泽的税收，皇帝之手工业制造事务等。

    汉初分封的诸侯王既有异姓王，也有同姓王，郡国交错。各分封国的官职大致与中央政权的官职相同，郡县的官制与秦代郡县也略相同，县以下也是乡、里、亭等组织。

    西汉由于在政治上采取了郡国制的政治制度，给中央集权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因此，从刘邦起就一直十分重视削弱和打击分封势力，不断强化中央集权，各代均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到汉武帝时，为了进一步打击削弱地方的分封割据势力，根据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下达了“推恩令”。严格规定诸侯王所生嫡庶子都可继承王位，其余的儿子均应在王国区域内分封为侯国。这样就使大王国不得不分为许多小侯国，西汉一代王子侯共有四百多人，据《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记载，此时“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这样各封国越分越小，势力日渐削弱，失去了拥兵自重，与中央分庭抗礼的政治和物质基础。汉武帝为了提高皇帝的权力，削弱丞相等官吏的权力，还规定“九卿”可以不通过丞相直接向他报告工作。并任用一批中层官吏，诸如尚书、侍中等等组成“中朝官”，成为皇帝的决策班子，使中央的统治权力更加集中于帝王之手。

    到了昭宣时期，更加重视官吏的选拔，凡担任相当一级官吏者，皆经重要大臣荐举，有时皇帝还亲自召见，考察他的实际才能，听取其从政的建议。但自此以后，特别是西汉末年，由于帝王的昏庸无道，官场黑暗无比，公卿，列侯，亲属、宠臣结党营私，贪官污吏比比皆是，整个政治制度已达腐朽透顶的地步。

    西汉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建立了一支更加完备和严密的军事组织和武装力量。在京师置南军和北军，作为保卫京师与皇室的精锐常备军，并分别由卫尉和中尉统率。在各地区有数量相当可观的地方军和预备军，这些军队一般由材官（步兵）和骑士（骑兵）组成，一些水网地区还有楼船军，并由郡守和郡尉统率。

    （一）西汉时代的主要军职官员。

    （1）太尉，见本章第一节之论述。

    （2）大将军，为将军的最高称号，或由战功卓著的将军充任，或由贵戚皇亲担任，主要职责为统兵征战。

    （3）将军，多为统兵征战的军职称号。汉代皇帝左右的大臣有时也称大将军，前、后、左、右将军等。率兵出征时，还往往以地名或兵种的不同而称号，如匈河将军。祁连将军、牙虎将军、强驽将军、材官将军、楼船将军等。将军的最高等级为大将军，依次为骡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等。

    （4）校尉，仅次于将军的武职。校尉的区分种类不少，比如掌管北军的军垒校尉，负责京师城门屯兵的称城门校尉，在西域屯兵的队有戊、己校尉。汉代主要的有八校尉：虎贲、步兵、越骑、射声、胡骑、屯骑、长水、中垒等等。

    （5）中郎将，西汉时期曾设置五官、左、右三署，每暑由一中郎统率皇帝的侍卫军。

    （6）郡尉，秦朝设置此武职，本为一郡之军事首脑，到汉景帝时政称为都尉。

    （7）都尉，在战国时代这是略低于将军的武官司，管理一郡的军事，汉代仍设置此官。

    （8）关都尉，汉武帝时设置，负责守卫和防护重要的关隘。

    （二）西汉的京师常备军。西汉时期的京师常备军是全国最精锐的部队，人员武器装备都经过慎重挑选，汉武帝时期据推算曾达六万多人，并分为南、北两军。

    南军。统兵将领为卫尉，部分军队由光禄勋统领。卫尉属下的官职主要为司马都侯等等，如公车司马，南宫南屯司马，武司马，北屯司马，东明司马和左右都侯等等。光禄勋所属的官员主要有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郎、羽林左、右监等等。南军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京师和皇宫的安全保卫，因为未央宫在就师长安城的南部，因而称之为南军。除未央宫南军也负责守卫长乐宫、建章宫、甘泉宫等。南军的兵员来源都是由郡国兵之正卒担任，一年轮换一次。光禄勋所统率的羽林左、右骑多选自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郡县之所谓“良家子弟”，左右两骑兵共兵力约达两千人。

    北军。因北军驻于长安墟的北部。故名。统兵将领为中卫、其所属官员为步兵，胡骑、屯骑、越骑、射声、长水、虎贾和中垒授尉。北军的主要任务也是负责守卫京师的安全。北军的主要来源为三辅地区的正卒组成，一年更换一次。汉武帝时由于扩大了北军的数量，北军从此除一部分仍驻于长安城北部外，一部分已屯驻于京城附近地区，并有随军出征的任务。

    （三）西汉的地方军。西汉的地方军基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郡与封国兵。各郡和各封国均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各郡、国由于大小和人口的多少不同，因而，武装力量的数量也不尽相同，天子可以征调地方军参战；一类是边防军，也称为戍军。边防军由屯田军和边境郡县兵组成。边防军的统帅通常由边境郡的太守充任，汉代对匈作战常常由太守统率本郡兵马参加各路大军征战。此外，汉代还有少量的属国兵，也参加对少数民族的征战活动。

    §§§第三节 西汉王朝的经济与战争实力

    西汉王朝的版土进一步扩大，人口也逐渐增加，经过文景之治，社会安定，国富兵强，既有进行战争相当充足的兵源人力，又有较为丰富的财力，战争实力空前雄厚。

    经济是赖以进行战争的基础，西汉初期，由于大规模战争业已结束，百姓陆续返回家园，社会经济得到很快恢复和发展，文景之治时天下已是相当富足。据《史记》记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数）。太仓之粟陈豨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而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这其中虽然难免有夸张文景之治使天下盈富之意，但与汉初连重要大臣也只能坐牛车之情景相比，实是起了巨大的变化。

    西汉发展经济最重要的政策是以农为本。西汉王朝为了增加农田收入，曾下令禁止宰杀耕牛，违者处以重刑，耕牛逐渐繁衍，提高了劳动效率。到汉武帝时期，冶铁工业由国家控制，各种铁制农具已相当普遍，这对改进耕作技术，提高作物产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为了提高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汉王朝还大规模治理黄河和兴修水利。有的渠道长达一百一十多公里，有的渠道穿山引水，工程相当宏伟。

    自西汉政权建立以来，汉代的手工业发展也很迅速，当时已经有了设备齐全，规模较大的冶铁作坊。冶铁技术的发展，对农业工具的改进和制造锋利的兵器都提供了可靠的保障，这时铁制的大刀。长矛、长剑、佩剑等等，已广泛使用于战场。

    伴随着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发展，西汉的商业也日趋繁荣，当时的巨商大贾，富过王侯。

    商业的繁荣，带来了城市的发展。京城长安城周围长二万二千六百多米，街道宽广，宫殿雄伟，店铺林立，建筑整齐，人口最多曾达二十四万，除长安之外，当时的洛阳、邯郸、广州、长沙、南阳、临淄等都是著名的繁华都市。

    §§§第四节 西汉时期的重要战争梗概

    西汉时期的战争大致分为四大类：一是汉初的铲除异姓王和同姓王的战争；二是对边疆兄弟民族之间的战争；三是对外部的战争；四是汉末农民反对新莽政权的起义战争。

    第一，汉铲除异姓王和同姓王之间的战争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亲自率军平定了燕王臧荼的叛变。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亲率三十万大军征讨韩王信，与韩王信军展开大战，刘邦军将韩王信军击破，匈奴旋即派军援助韩王信，将刘邦围困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地区）。

    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代相陈联合韩王信及燕王卢绾，以赵代联军反汉，刘邦以两路大军进击赵代联军，经过多次大战，击败了赵代联军，斩了韩王信。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叛乱，英布首先击败荆王刘贾，再败楚王刘交，刘邦率军与英布于蕲西地区（今安徽省宿县境）交战，英布军终因劣不胜优，而被刘邦击败。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燕王卢绾起兵反汉，当时刘邦因病，无法率兵亲征，而以大将周勃率大军征讨，将卢绾战败，卢绾逃往匈奴。

    至此，汉高祖刘邦铲除异姓诸王的战争已全部结束。

    刘邦铲除异姓王的同时，便大封刘邦子弟为新的王侯。这些同姓王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便发生了七王之乱，于是汉王朝遂进行了平定七王之乱的战争。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与楚王、赵王联盟，商定共同起兵反汉，吴军开始进展顺利，声势越来越大。景帝令大将周亚夫率军迎击，终将吴军击破。

    汉景帝三年，在吴王刘濞进军的同时，胶东王、胶西王、济南王、川王、赵王等也出兵反汉。经过作战，五王之兵皆败。

    七王之乱平定后，西汉统治集团内部的战争即告结束。

    第二，对边疆兄弟民族之间的战争

    自秦代以来，中国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西汉王朝建立后，我国境内北方的匈奴族、西域的各民族（包括天山南北诸国），东北地区的各族，西南、东南地区各族，虽然与汉族进一步得到融合，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和交流有了新的发展，但是，由于各民族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也发生了一些大小规模不等的战争，这些战争既给当时社会造成了一定的灾难，也推动了中国各民族的进一步统一和发展。西汉与各兄弟民族之间进行的战争以及西汉的对外战争，将在本书第三册中专门论述。

    第三，西汉对外部的战争

    西汉时期对外部的战争，主要是对朝鲜和越南的战争。这些战争将在本书第三册中论述。

    第四，汉末农民反对新莽政权的起义战争

    西汉末年政治腐败至极，经济陷于崩溃，人民已经到了无以求生的地步。王莽篡位后改制的失败，更加剧了社会危机，终于爆发了绿林、赤眉的大规模起义，起义军经过艰苦战斗，胜利地推翻了王莽政权，结束了西汉王朝和新莽的统治。

    §§§第五节 西汉时期的战争特点和杰出将领

    （一）西汉时期的战争特点

    西汉时期的战争，最大量的是与匈奴作战，前后历经一百多年。其次才是汉初的平定七王之乱的战争，因而，西汉时期战争的特点，基本上是指与匈奴作战而言。

    一、交替运用战争与和亲妥协的两手策略，汉王朝取得政权之初，由于经济尚未恢复，国穷财尽，无力对匈奴作战，便采取了“和亲”妥协政策。即把汉王室的公主嫁予匈奴单于，同时每年还送给匈奴王室大量丝绸，粮食等物资，以兄弟之邦相称，借以换取时间，积蓄力量。在这期间，即使匈奴仍不断入侵汉王朝的北部边境，但汉王朝只做小规模的暂时抵抗，力避与匈奴大规模作战。汉武帝当政后，西汉政权早已稳定，经济实力急剧增长，力量已相当强大，即开始了对匈奴的大规模作战。

    二、战略上最大限度地孤立匈奴，周密策划、由近至远、逐次击破故人。汉王朝为了孤立匈奴，曾派霍去病攻取河西四郡，以切断匈奴与西域的联系以张骞通西域，与乌孙结盟，也在于此目的。这样就为汉王朝集中力量对付匈奴，避免两面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战略态势。汉王朝为了获得每次战役的胜利，每次作战前都进行了充分谁备，详细策划，先将对自己威胁最大的近处之敌歼灭，再逐次转向歼灭远方之敌。对占领的一些地区，或立为属国，或即改为郡县，以屯田之军戍守，一步一步地缩小匈奴的势力范围，延伸自己的作战基地，这样逼迫匈奴步步后退，越来越处于不利的态势之中。

    三、以骑兵为主体，配合以车战、步兵，实行大规模，长距离的机动作战。楚汉战争时期，项羽的骑兵曾发挥了巨大的威力，逼迫刘邦军也不得不发展骑兵，配合步车兵作战。但那时骑兵必竟还只是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到了西汉与匈奴战争时，由于匈奴军队几乎全为骑兵，奔驰原野，机动自如；飘忽不定，占有很大的优势，西汉时期为了与匈奴相抗衡，也就大规模发展骑兵，在北部和西北部边疆设立了三十个牧马所，三万人专门牧养马匹，训练的马匹大量装备骑兵，提高了西汉军队的机动力和突击力。因而，汉军每次与匈奴作战，只要是攻势行动，往往都是进行数百、近千公里左右的长距离机动作战。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军调集十万名骑兵大军，奔袭一千多公里，大获全胜。

    四、战略战役上广泛采取迂回，包围、奔袭等作战手段。西汉的作战，在战略战役的指导和指挥艺术方面、已较战国和楚汉相争时期前进了一大步，每次作战都能因敌、因时采取灵活的作战手段和方式。因而，常能收到预定的作战效果。周亚夫于汉景帝三年率兵平定七王之乱时，本欲出函谷、直趋洛阳，但为了避开吴王刘濞的耳目和吴王可能在函谷洛阳间设置伏兵，而绕道武关，迂回洛阳，结果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进入了洛阳，为以后的作战胜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汉高祖刘邦在消灭英布军时，惧于英布军威严整、布阵严密，便不从正面进攻，而以灌婴、曹参各军军从侧后配合正面的部队协同进攻，一举将英布军击败。汉军对匈奴军的几次大规模作战，也几乎都采取深远的迂回、奔袭的战术手段。霍去病第二次率军攻击浑邪王的作战，长途奔袭绕至浑邪王的背后，打了浑邪王一个措手不及，浑邪王兵败逃走。

    （二）西汉时期杰出将领的作战指导思想

    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所以能够以劣势的地位战胜了强大无比的项羽，获取了楚汉战争的彻底胜利。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谋臣战将。这些杰出人物有的对西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有的在对匈奴的作战中成为威震敌胆的常胜将军。

    张良：这位韩国贵族出身的著名的军事谋略家，曾是刘邦夺取楚汉战争的胜利，建立西汉政权这一重要历史阶段中最受刘邦宠信的智囊人物之一。在许多重要的战略关头，都是他以远见卓识的谋略帮助刘邦获取了胜利，他最重要的作战谋略思想是：

    （1）重视长期战略的策划。张良的作战谋略思想不是从一时一地着眼，而是多从长远的战略需要出发。当刘邦率军进占秦都咸阳后，张良立即建议刘邦吸取秦王朝覆亡的历史教训，不要贪图秦朝王宫的享乐，要尽量争取百姓的支持，巩固取得的胜利：当刘邦入巴蜀就任汉王位时，张良建议烧毁栈道，以显示永无返回关中之意，欺骗天下耳目，麻痹了项羽；当刘邦已经占据三秦，即将东进时，张良还致书项羽诡称刘邦没有东进的打算，使项羽专心对齐。这些长远的战略谋略，都对刘邦的取胜，起了重要作用。

    （2）着眼战略全局。张良对战争的策划善于从战略全局出发，以局部利益服从战略全局的需要。刘邦彭城战败，形势对刘邦极其不利，张良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扭转战争全局的正确战略。张良认为战胜项羽必须充分利用韩信，彭越、英布三股力量，以韩信的力量开辟北部战场，威胁项羽的侧背，牵制项羽的兵力；以彭越袭扰项羽的后方，断绝项羽的军粮供应；破坏项羽腹心地区的安定；争取英布背楚向汉，分裂和瓦解项羽集团，从南面构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在韩信占据三齐向刘邦要求封为齐王时，刘邦怒斥韩信来使，欲断然拒绝，张良立即向刘邦建议应当答应封韩信为齐王。张良认为，齐地方圆两千里，城邑七十余座，兵民逾百万，南有泰山之固，西为黄河天险，东负大海，是割据称王的天府之地，如果韩信的封王要求得不到满足，自立为齐王，脱离刘邦阵营，刘邦就无法取得天下。这些事关战略全局的重要决策，都被刘邦一一采纳。

    （3）善于审时度势。张良能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形势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当刘邦与项羽订立了鸿沟议和之盟后，项羽率军东撤，刘邦也欲退兵西走，在这个重要的关头，张良审时度势，认真分析了楚汉双方的形势，认为汉军已夺占了天下大部分地区。且已由战略上的劣势转化为优势，项羽军兵疲食尽，已无法与汉军相匹敌，因此，汉军应当趁此良机，追击楚军，夺取战争的彻底胜利。刘邦于是率军东进，追歼项羽之军。当刘邦在固陵地区遭项羽军反击。无力推进时，张良经过分析形势，认为没有韩信、彭越两军的南下，难以歼灭项羽军，因而又建议以分封给韩信、彭越土地为条件，促使其出兵南下，从而迅速围歼了项羽军。

    韩信：他作为刘邦手下战功卓著，首屈一指的大将，对于战胜项羽、辅佐刘邦建立西汉政权起了无与伦比的重大作用。韩信从刘邦登台拜将，到楚汉战争结束，历时五年，指挥重大战役八次，均获全胜。他的作战指导思想和指挥艺术，成为我国后世兵家学习效法的楷模。

    （1）洞观敌我形势，先计而后战。韩信为刘邦策划兵出巴蜀，还定三秦的决策，集中地体现了他指导战争洞观形势，计而后战的杰出思想。

    当时韩信经过对楚汉双方的全面分析，认为项羽虽占据军事上的全面优势，但终将难以成就大业，主要是因为顶羽有许多战略上的致命失误：项羽只相信个人之勇，不知任用贤才；舍弃关中四塞之地、天府之国，定都彭城，偏居一隅，无法控制天下；背离怀王之约，不论功行赏，引起众诸侯不满；抛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放逐义帝，失去了道义上的优势；楚军坑降卒，抢掠烧杀，失去民心。因而韩信向刘邦献策说：“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韩信对楚汉形势洞若观火、鞭辟入里的分析，使刘邦预见了未来的胜利，鼓起了进军三秦的信心。

    （2）不拘泥于常规，出奇制胜。韩信深明“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的道理。作战中常常根据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战场条件，从敌人意想不到之处，选定进击路线，出敌意外地进行攻击。韩信在进古三秦的作战中是这方面最典型的战例。他为了避开关中三王设置的重要关隘，“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命樊哙、周勃率领一万余人修筑原已烧毁的栈道，明里摆出一付经由栈道、攻夺关隘、兵入三秦的架式，更加吸引了章邯等军的住意，增派大军守备。暗中却自率全部兵力潜出故道（今甘肃省两当县境）、翻越秦岭，直达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县境）。当章邯发觉上当，已经为时过晚，再仓猝调军回击，结果被韩信军打得大败，韩信率军旋即实现了。还定三秦的战略目标。韩信这一奇兵制胜之举，使刘邦等人深知其用兵的非凡才能。

    （3）擅长于布设疑兵示形，调动敌人。韩信在战争中，非常重视似疑兵示形，调动敌人就范。如前所述，他在击破魏王豹时，鉴于魏豹沿河列阵守备，且判断他将在黄河东岸之蒲坂（今山西省永济县西蒲州镇）渡河，因而魏豹便调集重兵在河对岸的临晋防守，以阻止韩信大军渡河。于是韩信将计就计，调集了大量船只于临晋渡口，让部分部队虚张声势，摆出由此处渡河的态势，这样，就使韩信率领部队在魏军不加戒备的上游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南）偷渡成功，直插魏后方重镇安邑（今山西夏县境），切断了魏都平阳（今山西省临汾）与前方的联系，前出到魏军主力的背后，一举将魏军击溃。韩信在潍上战役中歼灭项羽名将龙且的作战，也是巧妙地示形，调动敌人的范例。韩信与龙且军夹潍水对峙，龙且拥有二十万大军，而且是以逸待劳，如果龙且军深沟高垒，坚壁不战，同时号召齐地人民起来反对汉军，那么龙且军就会占尽军事上、政治上、经济物质上和地理条件上的优势。这样，韩信只有几万名军队，千里远征，兵疲食乏，是无法战胜龙且军的。但韩信却千方百计地想利用潍水“半渡而击”，歼灭龙且军，龙且军如不主动渡河，韩信军便没有这种机会。于是韩信先让人于上游截断潍水，自己于下游率军先行涉水渡河，渡到一半时，再佯装怯阵，退回己岸，这样龙且军果然上当，而率兵涉水追击韩信军。正过河期间，上游突然放水将龙且军截为两段，韩信则轻而易举地将龙且军歼灭，韩信的示形诱敌，制造假象，给以不意的攻击，迫使敌人就歼，恰如孙子兵法中指出的那样：“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4）巧用兵法原则，出神入化。韩信对兵法原则的运用，从不死搬硬套，主张依据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韩信在灭亡赵国的作战中，对兵法中。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的原则的运用，就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韩信所以违背兵家历来反对的背水列阵，摆出了“背水阵”的阵势与赵军决战，其基本的考虑是：赵军拥有精兵二十万，且占据并陉口的险要地势，以重兵把守，赵军人情熟、地理熟，补给方便，占据明显的优势；韩信军在击破代国之后，刘邦便把韩信的精锐部队调至荥阳地区，抗击项羽军的攻势，因而，韩信攻赵所率部队不但数量少，而且又多是新召募而来；韩信军千里进军，粮草供应艰难，部队疲惫不堪；井陉口窄狭难行，大部队无法展开，易守难攻。显然，韩信以这样的部队，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作战，若用常规的作战手段无疑是难以取胜的。韩信认为，他此时如同赶着集市上的人群去打仗，不把他们置于毫无退路的死地，他们是不会拼力死战的。结果，韩信军奇迹般地全歼了赵军。垓下战役，韩信军以优势兵力与项羽军对阵，本可以一鼓作气，与项羽军决一死战，但他却根据兵法“十则围之”的原则，布设“十面埋伏”，将项羽军层层包围，接着用四面楚歌，瓦解了项羽的十万大军。试想如果韩信靠着硬拼作战，当然也可以歼灭项羽部队，但若项羽军作困兽犹斗，则韩军的损失肯定会是相当惨重的。

    总之，韩信的作战思想和指挥艺术，既继承了古代兵法的杰出的作战思想，又进一步发展和创造了许多出奇致胜的战法，在我国战争史上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据史书记载，韩信还著有兵法三卷，但可惜未流传于世，西汉政权建立后，刘邦曾命他和张良将先秦一百八十二家兵书，删繁摘要，去粗取精，编纂整理成三十五家兵书，对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传播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汉武帝刘彻：汉武帝是西汉王朝时期亲自统率军队指挥作战时间最长、经历的战争最多的帝王，他在位的五十余年中，就有近四十年内发生了大小规模不等的战争。他对每次南征北战的主要作战活动，都是亲自决策和部署，因而他既是西汉时期一代宏图大略勇于开拓进取的君王，又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军事统帅。他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尤其是大规模骑兵机动作战的经验，创建了颇有价值的治军和作战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重视对战争全局的谋划。汉武帝时期几次对匈奴作战都是汉武帝亲自策划的，在作战之前，即对每次作战的目的、战略策略的运用，战争全局上的配合等等方面都有较为详尽的计划，因而军队在作战中常常能够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灵活性，形成有机配合的整体，收到预期的作战效果。汉武帝为了开发和巩固西域地区，彻底根除匈奴在这一带的势力，在全局上采取了斩断匈奴右臂，切断匈奴与月氏、西羌等国联系的战略和策略，战略与策略紧密配合，终于使匈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很快被汉军击败，远逃漠北。汉武帝在具体的作战指导上也是紧紧围绕全局上的需要，慎重地策划每次重要战役，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他为了歼灭盘据河套地区的匈奴部落，解除多年来威胁京师长安的心腹之患，接受前人对匈奴作战一线平推，赶跑后又卷土重来的教训，着眼战争全局，采取了彻底围歼的战略。以卫青率军西出高阙（今内蒙古自治区狼山西北地区），再折而南下贺兰山（今宁夏贺兰山至黄河西岸地区）、直插陇西（今甘肃省临洮附近地区），一举将河套地区的匈奴势力几乎全部歼灭，残敌远遁。汉武帝在这个地区设立了五原郡（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西北），朔方郡（今内蒙伊盟西北地区），从而比较长期地占领和巩固了这一带辽阔的地区。

    （2）强调备而后战。充分做好战争准备，备而后战是汉武帝对战争指导的重要思想。我国匈奴部族对中原地区的侵掠已始于秦代之前，西汉政权建立后，之所以采取“和亲”政策，对匈奴长期妥协退让，其基本原因是国力不足，难以与匈奴对抗。因此，汉武帝即位之初，除了一方面继续消极防御匈奴入侵外，一方面则积极富国强兵，做好向匈奴进击的一切战争准备。在汉武帝即位的第七年，即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匈奴又来和亲，汉武帝本想不予应允，但战争尚未准备成熟，只好答应。又过了两三年，汉武帝完成了战争准备，便开始了大举对匈奴用兵。他不但在战争的全局上如此，而且在他一生与匈奴的十五次大战中，每战都是如此。从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的马邑诱击战第一次对匈奴作战起，汉武帝就按照他备而后战的思想，他的五路大军，共三十万之众，在一切部署准备就绪之后，才开始行动，只是由于汉军被俘人员的泄密才没有成功。

    （3）实行积极的进攻战略，自汉武帝以前的各代王朝对匈奴作战，基本上都是以消极防御为主，或实行消极避战，或以长城，关山阻挡匈奴的入侵，或对匈奴的入侵做有限的反击。汉武帝即位后，便深感这不是消除匈奴入侵的根本之策，必须积极进攻，主动寻歼匈奴的主力，彻底征服匈奴，以求一劳永逸地消除匈奴之患。因而，他在大大地增强了战争的实力之后，便一反消极防御为积极的进攻战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连续不断地发动对匈奴的进击。开始对匈奴作战的第一仗的马邑诱击战，即以歼灭匈奴主力为目的，其后的辽西。雁门、渔阳地区的作战，上谷地区的作战，袭击匈奴右贤王的作战，河西地区歼灭匈奴势力的作战，元狩四年的对匈奴漠北地区总部的进袭作战，进而到后期的三次战略进攻的大决战等等，都是汉武帝竭尽全力贯彻积极的进攻战略的体现，汉武帝推行进攻战略的结果，使他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机动有序，进退自如，彻底扭转了以前对匈奴作战的被动挨打局面。虽然汉武帝在位期间，仍没有完全制服匈奴，但却极大地消耗了匈奴的有生力量，使其不断南侵袭占中原的企图归于破灭，为武帝之后的宣帝和元帝时期彻底制服匈奴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4）行兵布阵皆以骑兵为主体，多路配合协调作战。汉武帝作战，尤其是与匈奴军队作战时都是以骑兵为主体，数路大军协调出击，多者五路，少者三路、二路。他的马邑首次诱击战出五路大军：御史大夫韩安国一路，卫尉李广一路，太仆公孙贺一路，大中大夫李息一路，大行王恢一路。第二次作战之关市诱击战出四路大军：车骑将军卫青为一路，袭击上谷，轻车将军公孙敖为一路，出击云中，骁骑将军李广率一路军进袭雁门，骑将军公孙贺进攻代郡。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正月，对匈奴的大决战，仍以四路大军进击，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平定南越之战也以四路大军南进。汉武帝作战无论兵分几路，都围绕同一作战目标，主次分明，互相协调，往往造成数路大军夹击对方之势，在战略的主观指导上占据很大的优势，胜敌一筹。

    （5）赏罚严明的治军观念。汉武帝刘彻非常重视对作战中有功和失职人员的奖励与惩戒，赏罚必信，这几乎是他终生治军和统率军队作战的最鲜明的原则，汉武帝为了奖赏军功，鼓励部队英勇作战的精神，制定了十一级武功爵，只要是作战中的有功之土，他都能够论功行赏，豁然大度，从不吝啬，也从不失信。对上至大将军，下至普通土卒，甚至于对参军的罪犯，都是如此。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卫青击败匈奴右贤王大获全胜，即拜卫青为大将军，封八千多户，三个儿子均被封为侯。随军出征的轻车将军李蔡、都尉韩说、护军都尉公孙敖、校尉李朔、公孙戎奴、赵不虞等也都封侯，将军李息、李沮、中郎将绾等皆封爵关内侯。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在卫青，霍去病再次击破匈奴后，二人同时晋封为大司马，他们手下的将领、士卒也一一得到赐爵和食邑及黄金的赏赐。

    汉武帝对作战中的畏缩失职行为诸如：“畏懦后期”、“弃军逃亡”、“失亡过多”、“乏军兴”等等严重过失都会给以严厉的军法治裁，不讲情面，不循私情。在马邑诱击战中，身为将屯将军的大行王恢，本来是马邑诱击战的倡议者，后来匈奴从俘供中得知汉军设伏；而引兵急退时喜，他怯战怕死，不敢追歼逃敌，放走了敌人。汉武帝因此而下令斩杀王恢，皇太后和丞相等大臣为王恢说情，但汉武帝认为不杀王恢“无以谢天下”，坚持杀了王恢。

    总之，汉武帝由于亲自决策和指挥战争达四十多年，开辟了我国战争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即骑战时代，他积累了许多属于统帅地位的特殊的作战指导思想。这些，对后世均有重要的影响。

    卫青：为汉武帝的青年将领，他多次率兵与我国北方的匈奴部族作战，戎马征战终生，折服纵横无敌的匈奴，连战连捷战功卓著。卫青的作战思想和指挥艺术，对我国古代战略战术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尤其是对骑兵重兵集团的战术运用，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他基本的作战观点有以下几点。

    （1）依靠骑兵重兵集团致胜。我国骑兵作战发展的历史，虽由来已久，但在秦代以前的战争中，却一直处于辅助地位。春秋时期以前，车战主宰战场，是典型的“车战时代”。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骑兵虽然有一定的发展，战争进入了车兵、步兵、骑兵联合作战的时期，但骑兵仍处于从属地位。尽管战国时期的赵国李牧。秦将白起，楚汉战争中的项羽。韩信，韩信等人都曾统率过骑兵作战，但骑兵也不是军中的主要兵种，战争中还是依靠步兵、车兵致胜。在汉武帝大量发展骑兵之后；卫青却是我国古代第一个指挥和依靠骑兵重兵集团致胜的将领。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29年）秋，汉武帝派四路大军于关市地区进击匈奴之战中，青年将领卫青首次出战，即统率骑兵一万余人击破匈奴军一部，将匈奴军从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直追到龙城（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硕柴达木湖附近地区），斩杀匈奴将士七百余人，胜利而还。第二年的秋天，卫青再率骑兵三万，与匈奴入侵辽西（郡治在今辽宁省义县境）。渔阳（郡治在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地区）、雁门等地之两万匈奴骑兵作战，卫青铁骑所到，旗开得胜，斩杀匈奴军数千人，匈奴残军逃走。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97年）春，卫青又统率骑兵四万人左右，再出云中（今内蒙托克托县地区）。将匈奴右部楼烦白羊王军包围于今内蒙伊克昭盟地区，大破匈奴军，斩匈奴将士五千而归。这些战绩，说明卫青成为我国战争史上以骑兵为主作战时代的先驱。

    （2）善于以骑兵集团长距离奔袭和在复杂地形上作战。卫青使用骑兵集团作战，每次几乎都是奔袭几百里，有时近两千多里。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与霍去病共统率十万骑兵，远出大汉以北，与匈奴单于决战，一举消灭了匈奴单于亲自统率的主力军。卫青这种远程奔袭，常常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也开历史上骑兵作战的先例。因为汉代以前骑兵的作战多是执行一些近距离的侧击。突袭等有限目的的作战任务，而且都遵照孙膑等一些兵家提出的“骑战十利”和骑战“十胜九败”的原则行动，不渡荒原，不入高山峡谷，避开丛林水网地带等等不利地势。但卫青却既是长距离的奔袭，又每每越高山、穿峡谷、入丛林、涉沙漠，甚至在水网等所谓兵家大忌陷骑兵于死地的地形上作战，这不仅使人们看到了骑兵在当时作战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而且又把骑兵战术的运用推向了一个前无古人的新阶段。

    （3）攻其不备，秘密突袭。卫青与敌人作战，很注意隐蔽自己的行动，对敌人进行秘密突袭，以收攻其不备的效果。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率军攻击匈奴楼烦王，白羊王军，以夺回河南（今河套和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地区），卫青率领大军，沿黄河秘密进发，以神速的行动，隐蔽接近了楼烦王和白羊王的营地，突然向敌人发起攻击，打了楼烦王和白羊王一个措手不及，匈奴军惨败，楼烦王和白羊王仅率少数侍卫骑兵仓惶而逃。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卫青率领大军进袭匈奴单于手下最强大的部落右贤王军，当时右贤王的王府远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南部，右贤王认为自己的总部远离高阙（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黄河北岸地区）又设在自己的大后方，卫青军不会冒险进攻到这里，遂疏于戒备，但卫青军却出乎匈奴军的意外，大军急进七百里，击破了匈奴军，并巧妙地逼近了右贤王府，趁夜暗包围了右贤王的营垒，突然发起攻击，右贤王惊慌失措，率少数骑兵突围而逃，卫青军追杀数百里，俘获匈奴裨王十余人，将士一万五千多人，取得了巨大胜利。

    卫青为了使自己获得突然袭击的成功，他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诸如以敌人的降将降兵做向导，采取各种手段获取敌方的情报，在无法探明敌人虚实动向的情况下，先派出小股骑兵分队实行远距离侦察，或以小部队做试探性进攻，待发现敌之弱点，再从敌人意想不到的时机，以强有力的部队给以迅猛的攻击，从而，常常能够保障作战的胜利。

    霍去病：这个稍晚于卫青并在卫青带领之下而起的青年将领，是与卫青齐名的抗击匈奴的大将军，他的一生尽管只有二十四岁，戎马生涯也仅仅短短的六年，但他却是西汉时期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他与卫青在汉武帝的统率下，共同成为我国古代战争史上骑战时代的开拓者，他指挥骑兵作战的观点和指挥艺术，可谓有与卫青异曲同工之妙，并大有青出于兰而胜于兰之处。

    霍去病最善于以骑兵重兵集团进行深远距离的迂回作战。他首次跟随卫青作战；不满二十岁的霍去病自率八百骑兵，远离主力数百里，进击匈奴大部队，大获全胜，杀死和活捉匈奴单于的叔父、叔祖父、相国等匈奴大臣，斩杀敌人两千余名，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季，二十岁的霍去病第二次出兵，即以骠骑将军职统率一万骑兵，独立执行进击河西一带地区的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的任务。浑邪王和休屠王拥有十多万强大的骑兵，且依靠重重高山，纵横的河川和深涧密林为屏障，战略形势十分优越，但霍去病军却一鼓作气奔袭一千多里，跨越峰峦叠障的乌鞘岭，再越焉支山（今甘肃省山丹大黄山），与浑邪王和休屠王之匈奴军交锋，俘获浑邪王之子。相国及都尉等大臣，消灭敌军近九千人，浑邪王和休屠王率残部逃走。

    霍去病在作战中具有更坚定的决心和为达成作战目的而坚韧不拔的精神。霍去病在第一次击破浑邪王和休屠王之后，为了彻底歼灭这两股匈奴势力，又于当年的夏季，再次向河西进军。他接受了前次使浑邪王和休屠王沿河西走廊向北逃窜的教训，决心实行大迂回，绕至他们的侧后，切断他们向西北逃跑的退路，实行突然袭击。霍去病率军由灵武（今宁夏自治区灵武县境）渡黄河、翻越贺兰山北上，穿过巴丹吉林沙漠，绕至居延海地区，再逆弱水南下，历尽艰辛，行程两千多里，终于出现在浑邪王和休屠王侧后，一战之下，大获全胜，俘敌相国、将军、都尉、单于王子等多人，歼灭匈奴军三万余，并逼降匈奴单桓王、酋涂王两部落。霍去病这种孤军深入，大胆进击的成功，完全靠了他的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充分体现了他卓越的作战思想和指挥艺术。

    霍去病更勇于以骑兵集团在复杂困难的地形条件下作战。如前所述，霍去病第一次迂回进军河西和第二次进军河西浑邪王和休屠王之战时，整个河西走廊都是深谷大河，高山密林，蜿蜒于居延海和张掖之间的弱水与黑河两岸，更是山回路转，沟谷交错，林木丛生，而干旱的巴丹吉林大沙漠，更给骑兵行动尤其是运送作战物资造成许多困难。然而霍去病却从不把这些前人兵法中的所谓骑兵作战的“竭地”、“陷地”，“死地”放在眼里，反而常常突破这些禁区，勇于利用这些地势，麻痹敌人，隐蔽自己的企图，实行深远距离的迂回，奔袭，出敌不意地攻击敌人，从而创造了一套骑兵集团的各种复杂地势条件下行军、作战、补给的行动原则，这对骑兵战术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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