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中华民族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

    1949年10月1日晨，毛泽东破例早睡。大约在清晨6点半的时候，他吩咐自己的卫士李银桥说：“我睡觉吧。”

    这个时候，即将参加新中国开国大阅兵的海陆空三军指战员已经在午夜后从各个训练点悄然入城，整齐地排列在长安街的南侧。而准备参加国庆大游行的群众，很多人起床后摸黑步行了十几里路，有的甚至是从很远的长辛店、丰台、通县坐火车赶来，也都陆续进入了天安门广场。

    进入1949年，人们已经迎接过一次又一次令人振奋的喜讯：北平入城式、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解放上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而所有的喜悦，都比不上此时此刻蕴藏在30万参加开国大典的军民和四万万多中国人心中的喜悦。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即将掀开崭新的一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那一天的早晨是阴天，上午和中午还下了一点儿小雨。但下午天放晴了，灿烂的阳光映照着装饰一新的天安门城楼和广场上30万军民组成的欢乐的海洋。

    下午2点50分左右，毛泽东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结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出发前往天安门。车队由中南海勤政殿出发，绕中南海东门，5分钟后到达天安门后方。

    扩音器里传出播音员的声音：

    “毛主席来啦！”

    “毛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门！”

    广场上顿时欢声雷动，如暴风骤雨一般，经久不息。几十万人的目光一齐投向天安门城楼，人们的胸中揣着剧烈跳动的心脏，脸上挂着激动欢喜的笑容。

    通往天安门城楼的古砖道有100级台阶。毛泽东不时停下来，等候身后那些比自己年迈、行动不如自己灵便的领导人。为了登上这100级台阶，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走过了漫长的28年，而中华民族也已经在黑暗与屈辱中摸索了一个多世纪。

    就在开国大典的前一天，毛泽东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所有委员一起，在天安门广场上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了奠基仪式。毛泽东亲自撰写并宣读了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祭奠声似乎仍然回荡在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已经站到了麦克风前，并用洪亮豪迈的声音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作为国歌奏响。毛泽东按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观礼台下的人们把红旗红灯高高举起，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这时候，大地震动，炮声轰鸣，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28年。礼炮声如同报春的惊雷，在天宇间回响激荡，震动着每一个人的心。礼炮声中，人们的心里激荡着一个同样的声音：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那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站了六个多小时。回到中南海住地，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的胜利真是来之不易啊！”

    朱德总司令举杯向空军祝贺，说：“从今天起，我才是真正的三军总司令了。”

    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最盛大、最庄严的一次庆典阅兵。受阅部队人员总数达到1.64万人，其中不但有陆军和海军，新中国的空军更是完成了自己的首次精彩亮相。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在北平、广州、西安、汉口、重庆拥有五个空军军区和八个飞行大队，一共381架飞机，后来几乎全部飞往台湾。而当时我们的空军尚未正式组建，只在京郊南苑机场拥有一支“南苑飞行队”，仅有42架飞机。

    年轻的人民空军，在开国大典当日已经作好了一级战斗准备，时刻防备国民党飞机的长途奔袭。同时，他们还将要完成另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使命，那就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空中力量。

    9月22日，空军参加开国大典的计划表正式出台，比地面阅兵部队晚了整整一个月。留给南苑飞行队的准备时间，也只有200个小时。

    南苑飞行队的飞机不仅旧，而且杂，有P-51“野马式”战斗机，有“蚊式”轰炸机，有C-46运输机，还有几架老牛式的教练机。其中除了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带来的飞机外，其他的几乎都是国民党遗弃的“趴窝”飞机，能展翅的早飞走了，剩下的只能算是一堆零件。军委航空局最后敲定，开国大典那天，将安排17架飞机飞过天安门上空。

    这17架飞机由于机型不同，各有各的高度和速度。“野马式”战斗机翅膀一甩，时速就能达到六七百公里；而运输机最快时速才能飞400公里。另外调度飞机也是一大难关，必须精确计算，谁在第一层，谁在第二层，差之毫厘将可能谬之千里。但是，空军飞行员们经过多次合练，已经做到胸有成竹、万无一失了。

    10月1日下午4点整，阅兵式开始整整一个小时后，南苑机场的塔台接到了华北军区航空处的命令——起飞。此刻，天安门广场上几乎没有风，天空湛蓝，地面上陆军的坦克队列正在缓缓前进。突然，天空中热闹起来了：先是九架“野马式”战斗机排成“品”字形呼啸而过；接着两架“蚊式”轰炸机排成“一”字形风驰电掣掠过长空；再接着是三架C-46运输机和三架美制PT-19教练机以“品”字形飞过，地面上眼尖的人甚至看清了银白色机翼上的红五星。

    毛泽东首先向空中招手示意。广场上的人们也把头上的帽子、手里的报纸和别的东西抛向空中，欢呼声一时间盖过了飞机的轰鸣声。

    九架领航的战斗机飞过天安门上空后，又重新返回再次掠过。由于配合紧密，天衣无缝，使很多人都以为开国大典受阅的飞机共有26架。这个事先曾经被苏联顾问认为有危险，连声否定过的二次飞过天安门上空的方案，给从未见到自己的飞机的中国军民带来了巨大的欢乐和鼓舞。40年后，为《当代中国》（空军卷）撰写文章的陆文至大校曾坦言：“开国大典的空中阅兵是个奇迹。别说当时，就是现在也做不到。”

    开国大典的阅兵式结束后，朱德总司令以他个人的名义在北京饭店宴请陆海空三军受阅代表。他特意举杯向空军祝贺说：“从今天起，我才是真正的三军总司令了。”

    人们把心底里最深厚绵长的热情都贡献出来，挥洒在新中国诞生的第一个日子里。

    1949年8月，北平市（10月1日以后正式改名为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代表大会，市委书记彭真宣布了整修开国大典主会场——天安门广场和城楼的决议。

    9月10日，天还没亮，参加义务劳动的人们就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涌来。到了下午3点钟，来参加义务劳动的人数达到了六千多名。

    几个青年人蹦蹦跳跳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一个女学生用手去拔随风摇摆的野草，不想竟惊动了一群野鸽。在野鸽子飞离的地方，人们发现了一堆一堆的鸽子粪。运走这些脏东西，硬是装满了好几卡车。

    几天之后，天安门广场上的垃圾、杂草消失了，腐臭味也消散了，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能容纳16万人的大广场。清理了尘封百年的垃圾，一切都在为着一个庄严的时刻。而人们心里的阴霾更是因即将到来的巨大喜悦一扫而空，他们把心底里最深厚绵长的热情都贡献出来，挥洒在新中国诞生的第一个日子里。

    9月30日晚，许多人都在兴奋和期待中度过了新中国诞生的前夜。参加受阅的步兵方队20兵团67军199师师长李水清回忆说：“……都在那里不睡觉，把钢盔擦得干干净净，擦得亮亮的，好看。”同样，门头沟区西辛房村的焦桐兰也一宿没睡着，想到天亮后就要到毛主席那里去，毛主席长得什么样呢，见到毛主席怎么表达心情呢……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激动得一夜合不上眼。

    10月1日清晨，天刚亮，北京城里就响起了一阵阵的锣鼓声。人们有的天不亮就起床，乘装煤的黑敞篷车来到北京东站，有的摸黑步行四五十里路赶来。到了正午时分，天安门广场附近已经成了人的海洋，工人、学生、干部、群众、城防部队都摇动着临时赶制的五星红旗及其他红旗、红灯，旗帜翻滚，好像红色浪涛。

    30万群众分区席地而坐，到下午两点才被安排进入会场。午饭是馒头和凉水，每个人还领到了三块糖、两个梨，算是节日优待。

    阅兵式完毕，已经是傍晚的时候。天很快黑了下来，天安门城楼上强烈的探照灯光射向全场，1万支礼花陆续射入天空，五彩缤纷，此起彼落。人们手里举的纸灯、纱灯也全部被点亮了，广场上又变成了灯的海洋。

    群众游行活动从这时候开始。游行队伍分东西两个方向出发，他们举着灯，舞着火把，放开喉咙高唱着《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高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一队一队地走过金水桥前。毛泽东一直站在城楼上的主席台前边，往前探着身子向群众挥手，不断地高呼“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听到领袖的声音，人们的口号喊得更起劲了，嗓子喊哑了，手拍肿了，血更沸腾了。很多人哭了，有人由衷地赞叹不已，说：“怎么知道中国还有这一天呢！”

    晚上9时25分，彩色的礼花向广场四周腾空放射。首都军民载歌载舞，尽情地欢度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第一个夜晚。

    （禹墨）

    从“北大荒”到“北大仓”：中国边垦的传奇

    “北大荒”旧指中国黑龙江省北部三江平原、黑龙江沿河平原及嫩江流域广大的荒芜地区。那里并非自古以来便荒凉无人开垦，曾经击败辽与北宋的女真人就曾在此生存发达。由于清朝时满族人大量入关，再加上清王朝为了巩固祖先的龙脉，严禁汉人进入东北地区，才使得那里人迹罕至。直到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进行大规模屯垦，经营农场，才使得“北大荒”逐渐变成了如今的“北大仓”。

    “北大荒，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和苇塘……天地末日情何异，冰河时代味再尝……”

    昔日，“北大荒”是寒冷、荒蛮的代名词。有人对“北大荒”的寒冷如此形容：“呼气为霜，滴水成冰；赤手则指僵，裸头则耳断。”那里的年平均气温南部地区仅有2.6℃，而北部地区则为零下3.5℃；冬季最低气温平均为零下30℃上下，极端最低气温达到零下46.5℃；全年平均无霜期只有100天～130天。

    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著名诗人聂绀弩被戴上“右派”帽子，发配到了“北大荒”。冬天，他在虎林县一所过去日本人废弃的破房子里，目睹“北大荒”的景况，饮酒放歌，写下了《北大荒歌》：“北大荒，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和苇塘……山中霸主熊和虎，原上英雄豺与狼……‘大烟泡’，谁敢当？天低昂，雪飞扬，风癫狂，无昼夜，迷八方。雉不能飞，狍不能走，熊不出洞，野无虎狼……天地末日情何异，冰河时代味再尝……”

    这就是“北大荒”自然景况的真实写照！

    “北大荒”虽然自然环境险恶，但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这里是世界三大黑土地带之一，多数土地黑土层厚度有1米以上，土质肥沃，有“抓把黑土冒油花，插上筷子也发芽”的美誉。这里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分属于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大水系的众多河流，纵横交错，均匀地遍布全区；大气降水丰富，平均年降水量在500毫米以上。这里夏季日照时间长，气温高，全年太阳辐射量几乎与长江中下游相同。以上自然条件，非常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北大荒”的许多地区蕴藏着多种丰富的矿产资源，还有丰富的水产和野生动物资源。“北大荒”因其自然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有人群在此繁衍、开发。据一些史籍记载：夏、周时代，满族人的祖先肃慎人曾在这里与中原频繁往来；战国以后，这里的悒娄人臣服于秦、汉；唐、五代时期，渤海王国在这里谱写下二百多年的昌盛史；剽悍的女真人在这里建立起强盛的金朝，一举灭掉了辽与北宋；元、明时期，朝廷在这里曾搞过屯垦，但为数很少。

    到了清代，开发“北大荒”出现了招垦、封禁和开放三个不同时期。辛亥革命以后，一些新军阀、官僚采取到黑龙江占荒霸地的办法，企图掠夺“北大荒”丰富的荒地和其他自然资源。“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后，日本组成“开拓团”，计划在20年内移民百万户近500万人口到“北大荒”。“开拓团”用低价强买的手段，强占了中国农民的大量良田。到1945年抗日战争后期，在“北大荒”的日本“开拓团”仍有1131个，移民总人数约30万人。很快，伴随着日本投降，“开拓团”成员被遣返回国，“北大荒”土地撂荒，遍地黄茅白骨，人迹罕至，满目苍凉。

    “完达山下英雄建国立家园，密虎宝饶千里沃野变粮田。”

    1947年春，中共中央东北局财经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陈云、李富春明确指出：东北行政委员会及各省都要在国民党难以插足的地方，试办公营农场，进行机械化农业生产试验，以迎接全国解放，组织亿万农民走农业集体化道路。在当时最艰难的岁月里，一批从延安和其他老革命根据地来到东北的干部，带领着许多拓荒者，踏上这片渺无人烟的茫茫荒原，掀开了开发“北大荒”新的一页。

    从1947年至1949年，是开发“北大荒”，建设第一批国有农场的最初三年。

    在诸多农场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革命伤残军人创建的荣军农场。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有许多革命军人光荣负伤致残。这些人被称为“荣誉军人”，需要妥善安置。兴办国有农场是安置他们诸多办法中的一种。1949年，在“北大荒”上相继办起了黑龙江省伊拉哈荣军农场和松江省伏尔基河荣军农场。伤残军人开荒办农场，还要依靠惊人的毅力，克服身体伤残的诸多困难，所以开荒建场的历程更加艰苦。

    这些革命拓荒者在千古荒原上艰苦创业的作风，被后人总结为“北大荒精神”。其主要内涵是“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北大荒精神”在几代人开发“北大荒”的壮丽事业中发挥了神奇的力量。

    从1954年到1957年这四年间，开发“北大荒”创建国营农场，出现了新高潮。

    1954年6月和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王震曾两次来到密山和虎林地区，考察了那里无边无际的亘古荒原，提出让大批铁道兵复员转业到这里开荒建场、“寓兵于农，屯垦戍边”的设想。当年10月，铁道兵部队5师副师长余友清带领由铁道兵复员转业官兵组成的先遣队，来到密山、虎林的荒原上勘察，选定场址，并于1955年在那里创建了八五零农场。这是在“北大荒”上建立的第一个军垦农场。1955年8月，王震又向党中央提出了铁道兵储备后备官兵、创办国营农牧企业的报告，建议由铁道兵在密山、虎林、饶河三个县境内，创办综合性半机械化农牧企业。经中央批准，铁道兵部队共有九个师的复员转业官兵到达这里，创建了一批农场。这些官兵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战，到1957年开垦出荒地二百多万亩，拥有拖拉机近千台，成功转业为国营农场职工3.2万人，建成房屋32万平方米，开创了商业、邮电、教育以及政法、边防等各项事业。一个崭新的垦区，在千古荒原上创建起来了。

    在这一时期，还有大批支边青年到“北大荒”参加开荒生产。1955年北京青年杨华率领一批同龄人，接过胡耀邦代表团中央授予的垦荒大旗，到“北大荒”建立了萝北农场。与此同时，山东省的大批农村青年也支边到了“北大荒”各个农场。

    从1958年开始，“北大荒”进入全面大发展时期。

    1958年，全国有大批解放军官兵复员转业投入国家生产建设，其中进军“北大荒”的就有7.2万人。这是“北大荒”开发史上最为壮丽的一页。1958年3月至5月，运送复员转业官兵的一列列军车，从祖国的各个地方齐向“北大荒”汇集。1958年4月，农垦部部长王震亲到“北大荒”欢迎转业官兵。在密山车站的万人大会上，王震亲笔题写了赠给转业官兵的对联：“完达山下英雄建国立家园，密虎宝饶千里沃野变粮田”（“密虎宝饶”指黑龙江的密山、虎林、宝清、饶河四个县），横批是：“艰苦创业”。这七万多转业官兵进军“北大荒”后，会同农垦战线上的原有职工们，共同在开发“北大荒”的战斗中，谱写下更多的艰苦创业的壮丽诗篇，更推动了“北大荒”开发建设的空前大发展。

    停止湿地开荒，大力推进天然林保护工程，为“北大仓”构筑一个持久的“生态屏障”。

    自1947年筹建开发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北大荒”粮食生产的投入和粮食生产体系的建设，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2009年“北大荒”商品粮生产突破了300亿斤。这些粮食可供1亿人吃一年。

    1998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成立并组建了北大荒集团。

    现在的北大荒农垦集团下属有9个分公司，104个农牧场，136家工商、运输、建筑和服装企业，16家科研开发机构，4所普通高等学校，近300所中小学，二百多家医院和卫生防疫站，还有71座电视转播台、一百多个有线电视台以及一家日报社。

    北大荒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北大荒”。它不仅成为国家的大粮仓，也成为人们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但是，随着生产开发活动的深入，生态的破坏问题也逐渐凸现，“北大仓”借以骄傲与自豪的黑土地已越来越少。据资料表明，目前黑土区耕地表层有机质含量已经下降到2.5%～6.5%之间，与开垦初期的11.8%相比，下降了一半以上。由于过度开荒，这里的原始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大自然无情地向人们开出了巨额“罚单”——水土流失、江河泛滥、风蚀沙化、气候异常、旱涝频繁、粮食减产……

    水土流失令人震撼，生态问题日益严重，都向人们昭示着：退耕还“荒”刻不容缓！东北黑土区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已引起了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持续的、大面积的水土流失不仅从根本上破坏了东北平原宝贵的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害了“东北粮仓”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而且还会危及我国长远的粮食生产安全。这是一件不可等闲视之的大事。

    面对大自然的惩罚，北大荒人认清了一个道理：要想改善“北大荒”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除了退耕还林，恢复植被，已别无选择。

    2001年，黑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了一项意义深远的战略决策：停止湿地开荒，对不宜耕种的土地全部退耕还林、还草、还湿地，大力推进天然林保护工程，为“北大仓”构筑一个持久的“生态屏障”。

    经过几年的努力，“北大荒”又现生机：在三江平原上，野生动物已由三年前的168种增加到现在的224种；过去一些因开荒消失的湿地开始恢复，呈现出水丰林美、鸟鸣鹿欢、野生动物频繁出没、粮食产量不断增加的喜人景象。

    （燕娟）

    中国民航局成立：载着共和国的希望起飞

    1949年11月2日，中国民用航空局成立，揭开了我国民航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从这一天开始，新中国民航载着共和国的希望起飞，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民航事业在航空运输、通用航空、机群更新、机场建设、航线布局、航行保障、飞行安全、人才培训等各个方面都持续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新中国的民航事业，就这样从三十多架小型飞机、1万人的年旅客运输量、仅157万吨公里的运输总周转量起步。

    1949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民用航空局，受空军指导。11月9日，隶属国民党政府的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率两公司在香港的员工光荣起义，并驾乘12架飞机回到北京、天津，为新中国民航建设提供了一定的装备和技术力量。

    1950年，新中国民航初创之时，规模很小，从技术到设备都存在着很多不足。然而，正是凭着对一个新国家的热情和忠诚，第一代民航人克服了一切困难，发展着自己的民航事业。新中国的民航事业，就这样从三十多架小型飞机、1万人的年旅客运输量、仅157万吨公里的运输总周转量起步。

    1958年2月，中国民用航空局改为交通部的部属局。1962年4月13日，民航局改名为“中国民用航空总局”。4月15日，中央再次作出决定，将民用航空总局由交通部属改为国务院直属局，其业务工作、党政工作、干部人事工作等均直归空军负责管理。

    此后一段时期，民航事业由于领导体制几经改变，航空运输发展一度受到的影响较大：1978年，航空旅客运输量仅为231万人，运输总周转量也只有3亿吨公里。

    邓小平同志指出：“民航一定要企业化。”从此，中国民航融入改革开放大潮中，获得新的活力。

    1978年10月9日，邓小平同志就指示民航工作要用经济观点管理。1980年2月14日，邓小平同志指出：“民航一定要企业化。”从此，中国民航融入改革开放大潮中，获得新的活力。

    1980年3月5日，中央决定将民航脱离军队建制，把中国民航局从隶属于空军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实行企业化管理。

    1980年全民航只有140架运输飞机，且多数是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生产制造的苏式落后机型，载客量大多仅为二十多人或40人，而载客量超过100人以上的大中型飞机只有17架，机场只有79个。1980年，我国民航全年旅客运输量仅为343万人；全年运输总周转量4.29亿吨公里，排在新加坡、印度、菲律宾、印尼等国之后，列世界民航第35位。

    1987年，中国政府决定对民航业进行以航空公司与机场分设为特征的体制改革。改革主要内容是将原民航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沈阳六个地区管理局的航空运输和通用航空相关业务、资产和人员分离出来，组建了六个国家骨干航空公司，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平等竞争。这六个国家骨干航空公司分别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中国西南航空公司、中国西北航空公司和中国北方航空公司。此外，以经营通用航空业务为主并兼营航空运输业务的中国通用航空公司也于1989年7月成立。

    在组建骨干航空公司的同时，国家还组建了民航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和东北六个地区管理局以及北京首都机场、上海虹桥机场、广州白云机场、成都双流机场、西安西关机场（现已迁至咸阳，改为西安咸阳机场）和沈阳桃仙机场。六个地区管理局既是管理地区民航事务的政府部门，又是企业机构，领导管理各民航省（区、市）局和机场。

    此外，航空运输服务保障系统也按专业化分工的要求进行了相应改革。1990年，在原民航各级供油部门的基础上组建了专门从事航空油料供应保障业务的中国航空油料总公司，该公司通过设在各机场的分支机构为航空公司提供油料供应。

    1993年4月19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再度改称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属国务院直属机构。

    二十多年中，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旅客运输量和货物运输量年均增长分别达18%、16%和16%，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两倍多。2002年，民航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165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8594万人、货邮运输量202万吨，国际排位进一步上升，中国真正成为令人瞩目的民航大国。

    民航业的再次重组为民航发展的明天打开了更宽广的腾飞之路。

    2002年3月，中国政府决定对中国民航业再次进行重组。

    民航总局直属航空公司及服务保障企业合并后于2002年10月11日正式挂牌成立，组成为六大集团公司，分别是：中国航空集团公司、东方航空集团公司、南方航空集团公司、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和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集团公司。成立后的集团公司与民航总局脱钩，交由中央管理。

    2004年10月2日，在国际民航组织第35届大会上，中国以高票数首次当选该组织一类理事国。

    截止到2004年年底，我国定期航班航线达到1200条，其中国内航线（包括香港、澳门）975条，国际航线225条，境内民航定期航班通航机场133个（不含香港、澳门），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广州机场为中心，以省会、旅游城市机场为枢纽，以其他城市机场为支干，联结国内127个城市，联结38个国家80个城市的航空运输网络。

    同时，民航机队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截至2004年年底，中国民航拥有运输飞机754架，其中大中型飞机680架，均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型。2004年中国民航运输旅客1.2亿人、运输货物273万吨、通用航空作业7.7万小时、运输总周转量达到230亿吨公里（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省），在国际民航组织188个缔约国中名列第三位。

    到2006年年末，中国已与106个国家建立了民航双边关系。有51个国家的93家航空公司飞至中国的31个城市，中国的航空公司飞往国外的目的地已达43个国家、88个城市。

    截至2008年，一组新数字让中国民航在世界上更令人刮目相看：

    中国民航全行业运输总周转量、旅客运输量和货邮运输量分别达到376亿吨公里、1.92亿人次和407万吨；在改革开放30年间，运输总周转量、旅客运输量和货邮运输量分别以17.3%、15.7%和14.9%的平均速度增长；

    中国民航定期航班运输总周转量在国际民航组织缔约国中的排名连续四年保持世界第二位；

    中国民航定期航线总数已达到1532条，其中国内航线1235条，港澳航线49条，国际航线297条。内地通航城市有150个，有38个城市通航香港，10个城市通航澳门，国际航线通航城市达104个；

    中国民航全行业机队规模达到2038架，其中航空运输飞机1259架。机型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拥有了世界上各型先进的运输飞机。

    （燕娟）

    全国扫盲：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

    新中国建设的大小事务都离不开文字，但当时大众文化水平很低，很多人是文盲。而识字率却是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尺。因此，党和政府把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作为十分重要的工作来抓，在全国城乡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

    在扫盲运动中，各级党政组织根据1950年9月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提出的“大办补习教育”“在全国进行识字运动”的口号，在广大工人、农民中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扫除文盲工作，并以此作为当时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求必须切实完成。1950年，扫盲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创办冬学，是以政治教育为主的季节性民众业余教育。内容以时事政策为主，文化教育为辅，宣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减租减息、清匪反霸、拥军支前等。到1952年开始进入有计划的扫盲运动阶段，由季节性的学习转为经常性的学习，由政治教育为主转为以识字为重点的文化教育。

    “速成识字法”的推广，掀起了新中国扫盲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旧中国的教育事业是十分落后的。在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新中国成立前文盲竟占了人口总数的80%以上。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因为没有钱进学校读书，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成了目不识丁的“睁眼瞎”。

    早在晚清时期，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就在他的代表作《新民说》中首倡民族启蒙学说，指出：“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他大声疾呼要求“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曾经强烈地谴责过当时教育的不平等，他认为：“圆颅方趾，同为社会之人，生于富贵之家即能受教育，生于贫贱之家即不能受教育，此不平等之基也。”

    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就对军民的识字教育十分重视。中央苏区大力开展了以扫除文盲为目的的识字运动，设立消灭文盲协会，创立了夜校、半日校、业余补习学校、冬学、识字班、问字所、识字牌、识字岗等多种灵活的扫盲教育形式。1945年，毛泽东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提出了“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首先要面向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士兵及大批工作干部”的观点。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主席预言，“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949年12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就明确提出“要作必要的准备，以便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识字教育、扫除文盲的伟大工作……在全国各个地区，应该着手准备识字教育的教材和组织群众中的师资，争取从1951年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识字运动。”新中国扫盲教育的运动序幕由此拉开。

    很快，“速成识字法”的推广，掀起了新中国扫盲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这一方法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某部文化教员祁建华在辅导部队干部战士学习文化的过程中创造的。它的教学过程大致分为三步：第一步，学会注音符号和拼音，掌握识字的辅助工具；第二步，突击单字，先求会读与初步会讲；第三步，教、学识字课本，同时展开一定的阅读、写字、造句训练，巩固已认的汉字并进一步提高。1951年，西南军区的1.26万名干部战士试行“速成识字法”，一般只要15天时间，就能识字1500个以上。毛泽东因此称赞祁建华为“名副其实的识字专家”，刘少奇也称他为“当代仓颉”。

    到1953年止，全国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人，扫除农民文盲308万人。

    在扫盲学习中，涌现出许多夫妻同堂上课，父母以儿女为师，婆媳妯娌之间学习竞赛的动人事迹。

    1955年9月，毛泽东看到了《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十分欣喜。他很赞赏这个团支部以本乡高小毕业生为教员，以合作社为单位办记工学习班的扫盲经验，认为应当普遍推行。

    毛泽东还引用列宁的话说：“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几天后，他就扫盲教学内容和教材作了详尽的指示，并亲自制定了每人认识1500到2000个字的扫盲标准，全国范围内的扫盲运动由此又一次发动起来。

    如今60岁左右的中国人不会忘记，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扫盲热潮中，多少青年男女迈进速成识字班，多少家庭主妇夹着识字课本走出家门，又有多少热血青年自愿地加入扫盲教育的行列。在扫盲学习中，涌现出许多夫妻同堂上课，父母以儿女为师，婆媳妯娌之间学习竞赛的动人事迹。

    扫盲教育的主要对象是成人，他们的学习时间比较少，也比较分散。然而，相对于小学生来说，他们的理解力更强，也更重视学习的实用性。因此，如何“因地”“因时”“因人”制宜地开展创造性的扫盲工作，成为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问题。

    当时的扫盲教育较为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并且探索出了一套适合成人特点、适合新中国国情的扫盲教学组织形式。根据“速成”与“实用”的原则，教育工作者们创造了许多适合成人特色的扫盲教学方法，如“注音识字法”“单元识字教学法”“同音字教学法”等。同时，教育工作者们在冬季农闲季节，广泛开办冬学、夜校、午学、读报组、识字班……集中进行扫盲识字；在夏季农忙时节，推行“小黑板下地”“边走边唱边学习”“挑担识字”“赶牲口识字”等方法，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分散教学。为了解决师资缺乏的困难，教育工作者们还采取了“小先生送字上门”“小先生带字回家”“一字运动”“自学互助”“即学即语”等教育组织形式。通过这些灵活多样、切合实际的教学组织形式，成功地解决了农事生产与文化学习的矛盾，在扫盲教育中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万人脱盲，并已有160万人达到高小或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

    在联合国统计的40个国家中，中国在扫盲教育方面取得的成绩最大。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扫盲教育成为中国政府持续不断的一项重要工作。

    改革开放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了“到2000年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宏伟目标。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科教兴农”的战略对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仅仅教会读、写、算，已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社会经济和农民自身发展的要求，也难以调动农民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教材”的传统封闭的扫盲教育模式也无法适应现代农民多样化的学习需求。这一切都促使扫盲教育工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进而在改革传统的扫盲教学过程中，引入学习农村实用技术的因素，获得科技致富的本领，并增强科学文化意识。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一个资源丰富的贫困山区。该州把农民教育和科技扶贫相结合，在扫盲教育工作中开展多门技术培训，向农民传授西瓜、柑橘、茶叶、猕猴桃、中草药等栽培技术，以及烤烟苗床管理、大板栗嫁接、快速养猪、稻田养鱼等实用技术，使榕江县车江侗族乡成了闻名遐迩的“西瓜之乡”。福建省建阳县将口村农民詹益林一家三口主要劳动力都是文盲，别人养鸭致富，而他家养鸭子却亏本负债。1989年，他家里的三个文盲进了扫盲班，边学文化边学先进养鸭技术，后来又进入巩固班学习《庭院农业》。脱盲后的第一年，他家就还清了债务并略有节余，第二年更盖起了两层楼的砖瓦房，同时承包了外村一个小水库，年纯收入超过了1万元以上。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扫盲工作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1984年至2004年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国际扫盲奖”中，我国共荣获了14个奖项。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公布的数据表明，在被统计的40个国家中，中国在扫盲教育方面取得的成绩最大。

    2001年元旦，中国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中国已如期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兑现了1987年向国际社会作出的“2000年以前基本扫除文盲”的承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中文盲比例下降为6.72%，其中青壮年文盲的比例更降到了5%以下。

    从文盲人口占80%的文盲大国变为非文盲人口占90%以上的教育大国，新中国60年的扫盲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对世界扫盲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全国15周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由80%以上降低到8.72%以下，其中共扫除妇女文盲1.2亿，女童的入学率也大大提高。同时，由于实行了民族平等和对少数民族地区倾斜的政策，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也得到了空前发展。联合国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在发展中人口大国里，中国成为唯一的同时实现“文盲人口”减半和“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人人能认字、各个有文化的美好图景，正在中华大地上一步步成为现实。

    （禹墨）

    成渝铁路：新中国第一路

    成渝铁路是新中国诞生后，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设计施工、自力更生修建的第一条铁路。这条铁路全长505公里，东起重庆，西至成都，横贯四川中心地带，形成了西南地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大动脉。

    “成渝路不是成渝路，是反动政府的摇钱树；人民的愿望付流水，成渝路变成了人民的血泪仇。”

    新中国成立前，四川这样大的一个省份，竟然一条铁路也没有。究其原因，并非没有人认识到铁路的重要性，也不是中国缺乏这方面的专家人才。早在1903年，清朝政府就提出过要修筑成渝铁路。当时，帝国主义者为了掠夺四川的资源和财富，都想夺取在四川修筑铁路的权利。他们的侵略野心，激起了四川人民无比的愤恨，纷纷要求清政府允许民众集资自建川汉铁路，并于1904年设立川汉铁路公司。这个公司主要用征集粮谷的租股办法，集股达2000万元之多。

    但是，清朝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之下，竟然不顾人民的利益，强行把民办的川汉铁路公司收归“国有”，然后出卖给帝国主义。这种卖国罪行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于是，在成都组织了“保路同志会”，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后来全省参加的民众多达几十万人。清朝政府又从四面调兵进川进行镇压，酿成了保路惨案。

    国民党执政后，和清政府一样也宣称要修筑成渝铁路。然而，从1936年开始，到1937年7月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工，仅完成了工程量的14%，而且一寸钢轨未铺。就这样，前前后后叫嚷了14年，刮尽了人民的血汗，而铁路铺设却没有丝毫进展。

    人们在一首歌谣中这样唱道：“成渝路不是成渝路，是反动政府的摇钱树；人民的愿望付流水，成渝路变成了人民的血泪仇。”

    “你能说服我，我就鼎力相助；若说不服，那就暂时搁置。”

    1949年12月31日，新中国刚成立，在邓小平主持的西南局常委会上，搁置了半个世纪的修建成渝铁路的议案再次被提上议程。作为四川人，邓小平对引发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运动太清楚了。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修不好的成渝铁路，共产党能不能修好？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单就铁路建设来说，至少有两条亟待开工：一是刚成立的海军提出从山东蓝村到烟台和浙江萧山修筑铁路，巩固海防；二是新疆的王震将军给中央打了四五次报告，请求加快宝兰、兰新铁路的修建，以巩固西北边防。这都是迫在眉睫的国防需要。因此，当邓小平赴京向毛泽东主席请示时，毛主席回答：“你能说服我，我就鼎力相助；若说不服，那就暂时搁置。”

    邓小平于是讲了三点。第一点，四川交通闭塞，政令不畅，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作为西南首省，不修铁路不利于政令畅通。第二点，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如修铁路，不仅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百业兴旺，还可向全国提供优质大米、猪肉、禽蛋和副食品，互通有无。第三点，新中国还从未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修建过铁路。如果成渝铁路率先修成，既可提高我国的国际声望，也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厂订货充足，加快工业发展。

    正是这三点理由让毛主席下定决心：“修成渝铁路，先期启动资金拨2000万公斤小米工价。”

    1950年6月15日，在成都举行了成渝铁路的开工典礼。邓小平同志莅临致辞，贺龙同志亲手将一面绣有“开路先锋”的锦旗授予筑路大军。当天，筑路一总队便高举这面旗帜，开赴九龙坡、油溪工地，拉开了修筑成渝铁路的工程序幕。两年间，15万筑路大军尽管只是用灯笼、火把照明，用钢钎、大锤、十字镐开凿，却展示出让高山低头、令江水让路的英雄气概，使铁路路基节节向前延伸……广大筑路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以无比高昂的政治热情和干劲，在“人民自己的铁路自己修”的口号鼓舞下，日日夜夜忘我劳动。由于筑路使用的都是国产材料，四川人民还曾掀起一场献枕木的运动，一共从山里伐来了120万根优良木料。在施工中，建设者们还积极研发了新技术，如路基分层填土打夯、长涵洞分节建造、厂制钢筋混凝土、枕木预先钻眼儿等先进方法，不仅缩短了建筑工期，而且提高了工程质量。

    1952年6月13日，铁轨终于铺到了终点站成都。

    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通令嘉奖西南铁路工程局在两年修通成渝路，实现了四川人民40年的愿望。毛泽东主席也为此亲笔题写了“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的题词。

    几枚小小的纪念章，凝铸了十余万铁路建设者的血汗，讲述了新中国铁路建设者们可歌可泣的故事。

    在修建成渝铁路的过程中和铁路通车以后，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和有关部门为表彰铁路建设的功臣，制作颁发了多种纪念章和奖章。

    最早的一枚纪念章是1950年12月颁发的建筑西南铁路纪念章，铜质涂漆，齿轮外沿。正面左上方刻绘有隆隆奔驰的列车，火车头镶嵌“八一”军徽；右下方镌有一位大力士持镐奋力挖土的形象，生动地表现了筑路军民奋战工地的场景；左下角刻“建筑西南铁路纪念”文字，点明纪念章主题。背面铸有“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颁发”铭文和日期“1950.6.15-12.31”的字样。由于在建设成渝铁路初期，我国正处在抗美援朝时期，西南军区抽调了部分筑路部队奔赴前线，因而该章有多重意义：既是一枚开工纪念章（刻有开工日期1950年6月15日），又是重庆至江津段铺轨通车纪念章（刻有日期1950年12月31日），同时也是颁发给前期参加筑路工程，后来赴朝作战的解放军指战员的纪念章（火车头上镶嵌“八一”军徽）。

    1951年颁发的建筑西南铁路纪念章，其造型、图案和铭文与前一枚基本相同，但背面注明的颁发日期为“1951（年）”，这是成渝铁路铺轨至内江的纪念章。

    1952年颁发的成渝铁路通车纪念章，铜质镀金珐琅，直径3.6厘米，上方镌有党徽，底部绘铁路路徽和象征喜庆的飘带，两边麦穗环绕，中间铸有“成渝铁路通车纪念”主题文字和通车日期“1952.7.1”。纪念章设计简洁朴实，这是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颁发给参加成渝铁路建设所有员工的纪念品。

    与此同时，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还给在筑路过程中表现突出、有较大贡献的模范和先进人物颁发了人民功臣奖章。该奖章铜质涂漆，直径3.4厘米，图案参照上述建筑西南铁路纪念章而设计；所不同的是，外形为圆形，底色为代表喜庆吉祥的红色，火车上方加绘一颗五角星，并将火车头镶嵌的军徽改为“光荣”二字，底部注明“人民功臣”铭文。

    成渝铁路的修建也得到了全国各行各业的大力支持。1952年4月是成渝铁路建设的关键时期，长江恰逢遭遇30年来未有的特枯水位，而修筑成渝铁路急需的大量钢坯却在湖北宜昌码头上堆积如山，等待运输。为了完成运输任务，以全国劳动模范、新中国第一代船长莫家瑞为代表的长江航运局员工，在有着“天险”之称的六百多公里的川江河段，成功地开创了船舶夜航的先河，并实现了从宜昌到重庆航行时间由4天缩短为3天的历史创举，及时地为成渝铁路的建设工程运送钢坯、桥梁等器材31万余吨；运送蒸汽机车、客货车377台辆，有力地支援了铁路建设，保证了成渝铁路能够顺利通车。由于他们成绩突出，被评为模范集体，并受到了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和长江航运局的表彰，为他们颁发了运输成渝铁路钢坯模范集体纪念章：中圈上方红星高照，刻绘有轮船在长江中破浪前进的画面，让人仿佛能够听到轮船的汽笛声；外圈镌“运输成渝铁路钢坯模范集体纪念章”的铭文，底部注明“1952”年颁发。

    这几枚小小的纪念章，凝铸了十余万铁路建设者的血汗，讲述了新中国铁路建设者们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更成为新中国成渝铁路建设的一个珍贵的缩影。

    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成渝铁路的修建，承载了一个世纪以来四川人民走出大山，与外面的世界联系交往的梦想，也结束了一段闭塞、落后、屈辱的历史，更见证了中华民族自己的铁路自己修的伟大历程。

    （燕娟）

    第一汽车制造厂：中国汽车的故事

    1953年7月15日，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中国一汽）破土动工。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中国汽车工业从这里起步。

    自此，中国一汽肩负民族汽车工业发展重任，经历了建厂创业、产品转型和工厂改造、上轻型车与轿车三次大规模的发展阶段，成为国内最大的中重型卡车、轻型车、轿车生产三大基地，并拥有行业规模最大，核心能力最强，集科学研究、产品开发、工艺材料开发于一身的技术中心，形成中、重、轻、轿、客、微全方位产品生产系列格局。

    现在，中国一汽是国内汽车行业最大的集团企业，吸附和支配的资产达到七百多亿元人民币，拥有“解放”牌卡车、“红旗”牌轿车两大民族品牌，并与德国大众公司合资生产了“奥迪”“捷达”（包括“宝来”）两个轿车系列品牌。

    当第一批国产汽车在欢声笑语和雷鸣般的掌声中徐徐驶出装配线时，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从此终结。

    1956年7月13日，中国一汽崭新的总装线上，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诞生了。第二天，第一批解放牌汽车装配完成。

    7月14日上午，一汽职工在工人俱乐部举行了庆祝建厂三周年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并在会上通过了向党中央、毛主席的报捷信。信中写道，“敬爱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我们第一汽车制造厂全体职工怀着万分兴奋的心情向您报告：党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成长春汽车厂的指示，已经实现了！今天，我们正以完成建厂任务和试制出一批国产汽车来热烈庆祝建厂三周年……”

    庆祝会后，四百多名劳模和先进工作者，坐上新装配成功的解放牌汽车，组成报捷车队，与全厂职工见面，驱车向省、市委报喜。全厂职工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中央大道，前来观看自己亲手制造的第一批解放牌汽车。许多人抚摸着车上刻有中国字的国产汽车，感到无比的喜悦和自豪。

    12辆报捷车绕厂一周后，浩浩荡荡驶向市区。长春市此时也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成千上万的人站在道路两旁，争先恐后地目睹国产汽车的风采。人们不断向车队抛洒五彩缤纷的纸花，没有纸花的就拿高粱、苞米、谷子往汽车上抛洒。许多人都更想到车上坐一坐，结果有的人站在脚踏板上，有的人坐在翼子板上，就连前保险杠上也坐满了人。

    报捷车队的最后一辆车里坐的是工程师代表。他们早就接触到汽车，也学习过怎样制造汽车，但是在过去只能修配汽车；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建设起人民自己的汽车厂，他们才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激动中，他们兴致勃勃地凑起一副对联：“举国翘盼尽早建成汽车厂，万人空巷人民争看解放牌”。

    驾驶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的老师傅马国范更是激动万分。他开了二十几年外国车，如今，终于开上自己国家的国产车了。为了迎接这一天，马师傅又剃头又刮脸，乐得就像过年似的。他流露出的快乐心情被同行刘义注意到并告诉给哥哥刘忠，刘忠听后也激动不已，很快写下歌词《老司机》，并请作曲家先程谱了曲：“五十岁的老司机我笑脸扬，拉起了手风琴我唠唠家常。想当年我十八岁学会了开汽车，摆弄那外国车我是个老内行，可就是没见过中国车啥模样。盼星星盼月亮，盼到了国产汽车真就出了厂哟嗬嗬……”这首歌一度流传甚广。

    是的，没有人会忘记，当第一批国产解放牌汽车，在欢声笑语和雷鸣般的掌声中徐徐驶出装配线时，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从此终结。

    毛泽东主席为我们自己的汽车取了个响亮的名字叫“解放”。

    今天，也许不太为人所知的是解放牌汽车的型号和名字的由来。

    中国一汽第一阶段生产的解放牌汽车的型号是CA1型。一汽副厂长孟少农对此解释说：“当初苏联方面要定汽车厂的名字，有人建议叫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汽车厂等等。后来请示了黄敬部长，他说还是叫第一汽车制造厂吧！工厂代号苏联定的是A-1，可我们认为应该有一个由我们自己定的简单的代号，于是就提出来CA——A是第一的意思，C既有长春的意思，也有中国的意思，当时后者是主要的。”

    就这样，中国的汽车，第一的汽车，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理念就这样被深深地烙在了中国汽车工业起步之时的历史记忆中。

    具体来说，中国一汽研制的CA1型是以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后改为李哈乔夫汽车制造厂）出产的吉斯-150型载重汽车为蓝本制造的。空车重3900公斤，装有90匹马力、四冲程六缸发动机，最大速度为每小时75公里，载重量为4吨，最大功率为70千瓦。整车结构较之苏联1955年以前生产的汽车作了部分改进，使得这种汽车具有发动机启动后均匀性好、刹车系统安全可靠、结构坚固、使用寿命长等特点，更适合新中国大规模建设和原材料、燃料供应情况及公路、桥梁负荷等条件。此外，还可以根据需要把它改装成为各种用途的汽车，如公共汽车、油罐车、洒水车、装卸汽车、起重汽车、工程汽车、冷藏汽车和闭式车厢载重汽车等。

    确定了这个简洁而有力的代号，还需要有一个更响亮、能流传更广，也更能深入人心的名字。而解放牌的命名过程更充分体现了党中央领导人对民族汽车工业所寄托的殷切希望。

    据说，1953年下半年，援建中国一汽的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就提出为新车命名的问题，由孟少农转告到国内，当时的一汽厂务会多次研究讨论，一机部也多次开会研究，并搞了征集活动。可是到底最后怎么确定的，至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由段君毅将讨论和征集的若干名称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给新车起了个名字叫“解放”；另一种说法是段君毅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到这件事，朱老总说，我们的部队叫“解放军”，汽车也叫“解放”吧，毛主席当即表示赞同，确定新车就叫解放牌。

    无论是哪种说法，都可以归结为是毛主席亲自命名的。尔后，中国一汽就把毛主席为《解放日报》题字的“解放”二字的手写体，交由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放大后，刻写到汽车车头第一套模子上。

    中国一汽作为国家“一五”重点建设工程，一直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重视。从毛主席和斯大林会晤确定这个项目，再到毛主席亲自为新车命名“解放”，这是一汽人的骄傲，也是一汽人特有的殊荣。

    周恩来总理回答：“我们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汽车，你们尽可放心。”当尼克松一行走下飞机时，所有的迎宾车辆全是加长型红旗轿车。

    在成功研制出解放牌汽车之后，1958年，中国一汽又开始试制小轿车。5月12日，试制成功的第一辆“东风”轿车送到北京。21日，毛主席和林伯渠同志一起乘坐着“东风”小轿车在中南海转了两圈，随后高兴地说：“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轿车了。”

    “东风”轿车试制成功后，上级要求一汽集中精力研制“红旗”高级轿车，并要求在1959年9月前试制出一批，向国庆10周年献礼。当时离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只有十个多月的时间了，而我国当时又根本没有生产轿车的经验和手段。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试制高级轿车，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大家更清楚这一历史使命的分量。一汽党委发出号召：“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在全厂掀起了一场制造“红旗”轿车的群众运动。

    听说一汽要生产国产轿车，朱德同志把自己的“斯科达”、周总理把自己的“雷诺”、陈毅副总理将自己的“奔驰”纷纷作为样车给制造厂送来了。

    说是生产，其实就是仿制。一汽的工程师们把样车全部拆解开，一一摆放，然后动员全厂职工来“赶庙会”：谁能接下哪个零部件，谁就签下协定。听说要给毛主席造汽车，大家的热情很高，全厂的老工人、技术干部几乎是“抢”着签协定。

    “红旗”车身的设计要体现出中国特色，因此加工难度很大。一汽专门从上海请来十几名高级钣金工，日夜加班工作，硬是靠手工把整个车身敲出来了。33天后，“红旗”轿车诞生了：崭新的车身颀长，通体黑色，雍容华贵，庄重大方，极富中国民族特色；扇面形状的水箱格栅，宫灯形的尾灯，仪表盘采用福建大漆“赤宝砂”，座椅及门护板面料采用杭州云纹织锦，富丽华贵。

    1959年9月29日，第一批崭新的10辆CA72型“红旗”轿车停放在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前展览。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当天，两辆“红旗”轿车参加了检阅，六辆“红旗”轿车参加了群众大游行。国产“红旗”轿车的出现，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很多人看着漂亮气派的“红旗”轿车，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们中国人也能造高级轿车了！”

    从此“红旗”这一品牌便和民族轿车工业的兴衰联系在一起。

    1960年“红旗”轿车参加了莱比锡国际博览会，尔后又参加了日内瓦展览，受到了海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1962年12月31日，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华，成为第一位乘坐“红旗”轿车的外国首脑。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率领访华团来中国前，曾要求自带车辆，可周恩来总理的回答是：“我们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汽车，你们尽可放心。”当尼克松一行走下飞机时，所有的迎宾车辆全是加长型红旗轿车，令这位初次踏上中国土地的美国首脑大吃一惊。周总理还特意安排把自己乘坐的6号CA772“红旗”保险车给尼克松专用。访问结束后，美国客人对“红旗”轿车连声称赞。1993年，德国总理科尔访华，更特意点名一定要坐一坐中国的“红旗”轿车。结果，身材高大的科尔对CA722防弹型“红旗”轿车非常满意。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乘坐“红旗”轿车，已经成为外国贵宾来华访问的最高外交礼遇之一。此外，“红旗”轿车还先后出口到朝鲜、越南、利比亚等国。

    从此，“红旗”，这个革命而领先的名字，这个中国民族轿车工业的代名词，这个充满神秘、充满自豪、充满回忆的名字，走过几十年的风雨岁月，也走过改革开放的年代，迄今已经形成检阅车、礼宾车、加长车、商务车、旅行车、警备车、运钞车、皮卡车等拥有数十个品种、档次齐全、车型完备的“红旗”大家族。

    从第一辆“解放”牌汽车问世时的欢欣鼓舞，到“红旗”轿车给国人带来的巨大骄傲，我们看到的是一行自强不息的闪光足迹，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骄傲……

    （燕娟）

    中国体育的“第一”：铭刻于史

    1953年8月，第四届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中国选手吴传玉以1分6秒4的优异成绩夺取了男子100米仰泳冠军！

    那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队”的名义参加世界大赛的中国运动员赢得的第一块金牌。

    从那以后，中国运动员创造了无数个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次”。

    55年后的2008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上，凭借赢得的51枚金牌登上金牌榜首位，创造了历届奥运会中国的夺金之最。

    这个“夺金之最”，是几代中国体育运动员艰苦拼搏的结果，是中国体育以无数个“第一次”积累而成，也正应了那句老话：万丈高楼平地起。

    让我们再回首那些曾经令人激动的、为中国体育写下“第一次”的情景吧。

    出人预料：吴传玉为中国夺得世界大赛的第一枚金牌！

    那一次的胜利来得太出人预料！

    颁奖现场的乐队甚至没有练习过演奏中国国歌，比赛现场也没有准备中国国歌的唱片！大会组织者根本没料到中国人能夺冠。比赛结果一公布，工作人员急得满头大汗，翻箱倒柜地寻找中国国旗和中国国歌唱片！

    后来，他们终于借到了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唱片，前后耽搁了一个小时，也打破了国际体坛赛后发奖升旗仪式的最长间隔纪录。

    发奖仪式终于开始了，庄严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首次响彻世界大赛体坛赛场。鲜艳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国际大赛的场馆上空冉冉升起！

    那个夺得金牌的中国运动员叫吴传玉。

    1953年8月，第四届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联欢节期间，首次举办了规模宏大的国际友谊体育赛事，即第一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这是仅次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最大规模的综合性国际运动会。54个国家的4366名体育健儿，在竞技场上各展风采。吴传玉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游泳比赛，并在仰泳预赛中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决赛。

    8月9日下午，100米仰泳决赛拉开了战幕。观众们惊奇地发现：决赛队伍中还有一名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选手。中国选手能与游泳强国的高手同池竞技，本身就是一大新闻。“中国！”“中国！”顷刻间，游泳馆里轰动了，观众们议论着。

    最终，正是这个中国选手吴传玉以1分6秒4的优异成绩夺取了第一！这个成绩比一年前吴传玉在奥运会上的成绩提高了5秒9。

    新中国运动员在重大国际比赛中第一次获得了金牌！吴传玉向全世界成功展示了新中国的形象！而他夺得的这个100米仰泳金牌，是对中国体育史、对大业初创的新中国都有着深刻意义的第一枚金牌。

    “用6亿人民的力量举上去”：陈镜开第一次打破世界举重纪录！

    1956年6月7日，在上海举行的中苏举重友谊赛上，陈镜开挺举起133公斤的杠铃，打破了美国运动员保持的132.5公斤的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成为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

    但是，当时西方国家的一些报纸发表文章，说陈镜开的世界纪录是“写出来”的，而不是“举起来”的。陈镜开十分气愤，难道在我们国内创出的世界纪录就不算数吗？他以此激励和鞭策自己：总有一天要在国际体坛上，让外国人看看，我们中国人创造的世界纪录是真的还是假的。

    1957年8月，世界青年联欢节举重比赛在莫斯科举行。然而，56公斤级比赛开始后，陈镜开由于身体有伤，在前两个回合中，成绩不太理想：抓举、推举（这一举姿后被取消）两项落后苏联名将哈里芬17.5公斤，要想夺取冠军似乎是天方夜谭。很快，在接下来的挺举比赛中，哈里芬又成功举起122.5公斤。要夺取冠军，就意味着陈镜开必须举起140公斤的重量，而当时的世界纪录为137公斤。在其他人眼中，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奇迹！更何况陈镜开在前面的比赛中已经出现抽筋现象……

    就在此时此刻，主持比赛的苏联人，已经把他们国家的国旗挂到了第一名的旗杆上。陈镜开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他看看胸前的国徽，一股神奇的力量从心底涌起。在全场观众的注视下，他沉着坚定地举起了140公斤！

    赛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

    事后，一位记者问陈镜开：“是什么力量使你把这么重的杠铃举起来的？”他自豪地回答：“我是用6亿人民的力量举上去的。”

    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的名字是一个里程碑！

    1959年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西德的多特蒙德举行，在参赛的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代表队的二百多名优秀男选手中，中国运动员容国团过关斩将，并于4月5日击败最后一个对手，荣获男子单打世界冠军。

    容国团在和这些世界名将的交手中，闯过8关，连败7将，其中包括1个前世界冠军、1个欧洲冠军、1个国家冠军、1个国家亚军。他先后总共拼杀了62个回合，才最终以3比1的优异成绩，战胜了曾九次获得世界冠军的匈牙利选手西多。

    这是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自1927年举办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赢得世界冠军的光荣称号，也是中国运动员在世界锦标赛中获得的第一个冠军。

    容国团运用自己独特的直拍快攻打法，在当时不可一世的日本、匈牙利强手的包围中连闯8关的胜绩，打破了日本、匈牙利在世界男子单打比赛中掌控多年的局势。容国团代表“龙的传人”第一次站到了世乒赛、也是世界大赛的最高领奖台上。

    中国奥运的春天：许海峰夺得奥运会首枚金牌！

    经过中国政府、体育界几代领导人的不懈努力，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于1979年10月25日正式通过了著名的《名古屋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合法席位。这是中国体育和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标志着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的开始。

    1980年2月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的第13届冬季奥运会，是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后第一次组团参加奥林匹克运动赛事。那次我国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人数较少，一共派出28名男女运动员，参加了滑冰、滑雪、现代冬季两项等18个单项的比赛，但无一人进入前六名。

    1984年7月29日，在美国洛杉矶第23届奥运会上，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在男子手枪60发慢射决赛中以566环夺得冠军。这既是该届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枚奥运会金牌，从此打破了中国人奥运会金牌“零”的纪录，宣告了中国体育春天的到来。

    就在这次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参加了篮球、排球、田径、体操、游泳等16个项目的比赛，共夺得金牌15枚、银牌8枚、铜牌9枚。其中“体操王子”李宁一人独得3枚金牌。当时一家外国报纸在报道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成绩时，标题用了醒目的大字：巨人走出帷幕。这六个字最能概括中国首次全面参加夏季奥运会时取得的成就。

    不可忘记的：那些首次的“零突破”

    1984年奥运会，吴小旋获女子步枪三种姿势射击项目的冠军，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奥运会女子冠军。

    1984年，中国女排荣获奥运会女排冠军，这是中国第一个团体项目冠军。

    1992年第26届奥运会，林莉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这是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女子奥运冠军。

    ……

    （李艳丽）

    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试制成功：放飞梦想

    1956年9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新华社9月8日消息，今天下午4时，在某地举行了喷气式飞机制造成功的国家验收签字仪式……这种飞机……提前一年零五个月完成了试制任务……”

    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歼-5的试制成功，结束了中国不能自己制造喷气式歼击机的历史。而文中提到的“某地”，就是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原112厂）。

    经过三年零九个月的艰苦创业，我国第一个歼击机制造厂终于在一片荒原上矗立起来了。

    1951年6月29日，担负飞机修理任务的112厂在抗美援朝的烽火中诞生。

    1952年7月31日，为了贯彻中央关于航空工业从修理发展到制造的方针，政务院会议决定将112厂扩建为喷气式飞机制造厂。

    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156项重点建设的协议，其中包括112厂从1953年开始扩建，到1956年建成年产1000架喷气式歼击机的制造厂，制造的第一种机型为米格-15比斯等条文。1954年1月13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了由二机部四局拟定的112厂扩建为喷气式歼击机制造厂的总体设计任务书。

    至1954年10月，苏联政府又建议中国停止试制米格-15比斯飞机，改为试制更新式的米格-17Ф歼击机。周总理对此十分关心，并于10月22日电示我驻苏大使馆，就缩短飞机试制时间等问题向苏方提出了要求。11月25日，苏方同意向我国移交米格-17Ф歼击机的制造特许权。与此同时，二机部部长赵尔陆向中央军委、国务院上报了关于试制米格-17Ф歼击机的报告。随后，二机部四局正式向112厂下达了试制命令，并要求于1956年10月1日前试制出第一架飞机。

    1954年，中央从军队和地方抽调大批地师和县团级干部充实了112厂各级领导班子。当时调来的包括原山东省级机关党委副书记王其恭（到厂任党委副书记）等156人。7月至9月，全国铁路系统和上海公交部门向112厂输送了大批技术工人，仅上海调来的技术工人就达419人。至1956年，先后从上海共调来870名技术工人。同时，国家还分配来三千多名大中专与技校毕业生。各种急需的材料、设备也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运来了。

    全国的有力支援，极大地鼓舞了112厂建设者们的干劲，全厂迅速掀起了建设未来歼击机制造基地的热潮。

    当时基建任务的特点是：建设规模巨大（改扩建工程79项，总建筑面积为二百多万平方米），进度紧张，安装任务繁重。对此，建设者们采取了边设计、边施工与边土建、边安装的平行作业方法，有效地把握住了建设进度。在吊装厂房高跨钢屋架时，建设者们还打破了冬季限制施工的常规，冒着严寒进行高空作业，只用32个工作日就完成了1617吨预制品的吊装任务。到1956年年底，新建和改建项目全部完成，建立起37个车间和六十多个科室，投入使用的机动设备达4752台，职工人数达到17732人，完全具备了由修理走向制造的物质条件。

    经过全厂干部职工三年零九个月的艰苦创业，全部基本建设任务比计划规定提前一年零三个月完成。我国第一个歼击机制造厂终于在一片荒地上矗立起来了！

    1956年7月19日，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歼-5”飞机“中0101”号出现在沈阳于洪机场，并成功地飞上了祖国的万里蓝天。

    112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及工人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对于搞歼击机的制造，可以说是在做前人从未做过的工作。

    为了尽快掌握新机制造技术，工厂发出了号召，要求全体干部职工立即投入当时全国兴起的向科学技术进军的热潮中去，努力学习科技知识。工厂技术熟练工人的人数在短时间内迅速上升到基本生产工人总人数的80%，也培养出相当数量的技术人员。

    1955年12月5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到112厂视察，观看了用苏制散装件装配的第一架米格-17Ф飞机的试飞。刘少奇同志说：“当我们有了自己优秀的战斗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就更有把握了。”邓小平同志也说：“为了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我们就要有自己的航空工业，而且是现代化的航空工业。”

    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给112厂职工以极大的鼓舞，难关一个个被突破，试制工作迅速取得进展。

    1956年7月13日，国产第一架“歼-5”飞机“中0101”号，经过全厂广大干部职工的日夜奋战，终于完成了总装任务。

    1956年7月19日，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歼-5”飞机“中0101”号出现在沈阳于洪机场，并成功地飞上了祖国的万里蓝天。

    试验证明：“中0101”号歼击机在最大速度和最大高度时，特种设备、发动机等各项性能、数据全部达到试飞大纲的要求。9月8日，国家验收委员会在厂里举行了验收签字仪式，并命名该机为“56式机”（以后按系列命名为歼-5）。国家验收委员会主任王秉璋宣布验收结论：“112厂已经试制成功‘56式机’，并可以进行成批生产，交付空军及海军航空部队使用。”

    同年9月10日，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在司法部部长史良、二机部部长赵尔陆陪同下亲赴沈阳，参加了国产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试制成功庆祝大会，并为新机剪彩，观看了飞行表演。当主任试飞员吴克明向聂帅报告“国产歼击机性能一切良好，请元帅指示”后，聂荣臻元帅连声说：“很好，很好！”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来贺电，祝贺“歼-5”飞机试制成功。

    1956年10月1日，我国新生产的第一批四架“歼-5”型歼击机，光荣地参加了国庆受阅，不仅显示了国威和军威，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斗志。当四架崭新的国产“歼-5”型歼击机编队呼啸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时，整个广场上的人民群众都沸腾了。

    这时，正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的毛泽东主席，指着这些飞机对外国朋友说：“我们自己的飞机飞过去了。”后来，他把这种感受写进了《论十大关系》，其中提道：“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都能造了。”

    （燕娟）

    武汉长江大桥落成：天堑变通途

    武汉长江大桥是我国在万里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梁，建于1955年9月，1957年10月建成通车。

    武汉长江大桥位于湖北省武汉市内，横跨于武昌蛇山和汉阳龟山之间。全桥总长1670米，从基底至公路桥面高80米。下层为双线铁路桥，宽14.5米，两列火车可同时对开。上层为公路桥，宽22.5米，其中车行道18米，设4车道；车行道两侧的人行道各2.25米。桥身为三联连续桥梁，每联3孔，共8墩9孔。每孔跨度为128米，终年巨轮航行无阻。若从底层坐电动升降梯可直接上到大桥公路桥面参观。眺望四周，整个武汉三镇连成一体，使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

    毛泽东的诗词“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正是对武汉长江大桥宏伟气势和重要作用的真实写照。

    大桥就像一道飞架的彩虹，在长江天堑上铺成了一条坦途。

    在武汉修建一座长江大桥是多少代人的梦想。清朝政府就曾有过设想，在孙中山先生的《治国方略》中也有规划，但限于当时国力薄弱，均未能实施。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背景下，铁路运输的重要性凸现，建造大桥跨越长江天堑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将武汉长江大桥列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工程项目。

    1950年年初，中央人民政府指示铁道部着手筹备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工作，并成立了“武汉大桥测量钻探队”。这个工程召集了当时全国最优秀的专家，调动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设备，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修建武汉长江大桥。

    在“集全国优秀人才，建长江第一大桥”的动员令下，各地的优秀桥梁专家、技术人员汇聚武汉。他们有的来自铁道部北京桥梁事务所，有的来自茅以升先生的中国桥梁公司，有的来自南方的广州铁路局，有的来自东北的哈尔滨铁路局……1955年2月，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是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委员包括罗英、陶述曾、李国豪、张维、梁思成等。

    一切准备就绪，1955年9月1日，武汉长江大桥动工。大桥的建设得到了当时苏联政府的帮助，苏联专家为大桥的设计与建造也提供了很多的指导。但是工程的初步设计方案是中国桥梁专家设计的。建桥材料也大部分由国内的工厂制造。大桥的设计风格也古朴典雅，具有十足的中国味。

    1957年10月大桥建成通车，成为武汉市的标志性建筑。大桥就像一道飞架的彩虹，在长江天堑上铺成了一条坦途。平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由此实现了连接（两线也因此改称为京广线），南北交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大促进了武汉市的铁路枢纽建设进程，使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市成为全国重要的铁路枢纽。大桥通车后，社会经济效益巨大：仅通车的头五年，承运量就达八千多万吨，缩短火车运输时间约2400万小时，节约的货运费超过了整个工程的造价。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大桥的承运量还在不断增加，直接间接的经济效益更难以计数，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到2002年8月至9月间，武汉长江大桥进行了首次大修。根据中科院专家测评，该桥的寿命至少在100年以上。

    武汉长江大桥不仅是长江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也是一座历史的丰碑，在江城人民的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武汉长江大桥的建筑设计，极富中国民族建筑的特征：在桥面两侧，是雕有各种飞禽走兽的齐胸栏杆；大桥的两侧建有对称的花板，内容多取材于我国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等，有“孔雀开屏”“鲤鱼戏莲”“喜鹊闹梅”“玉兔金桂”等，极具民族气息；在大桥两端是高约35米的桥头堡，从底层大厅至顶亭，共七层，顶亭为四方八角，上有重檐和红珠圆顶。而且，桥头堡内有电梯和扶梯供行人上下，大厅之中有建桥英雄群像大型泥塑展列其中，供游人观看、欣赏，追忆逝去的岁月，感触英雄的博大气概。

    与武汉长江大桥一并落成的有武汉长江大桥纪念碑和观景平台，它们与武汉长江大桥相互依偎。纪念碑高六米，重二十余吨，南面镌有毛泽东同志“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诗句；观景平台则是游人赏长江、看大桥的最佳位置之一。

    八个巨型桥墩矗立在大江之中，35米高的桥台耸立在大江两岸，给大桥增添了雄伟气势。大桥从晴川阁、龟山、莲花湖、龟山电视塔、古琴台到蛇山、黄鹤楼、首义园、彭刘杨路，绵亘连接，相得益彰，组成了一片宏大连绵、美丽动人的景点群。

    武汉长江大桥不仅是长江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也是一座历史的丰碑，在江城人民的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2007年，大桥50岁的生日，著名桥梁专家实地考察了大桥的现状，充满信心地预言，只要保护得当，大桥完全可以使用百年以上。

    由于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极大地改善了南北交通，提升了中国桥梁的建设水平；同时，对全国人民正满怀豪情地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建设新中国的高潮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因此，武汉长江大桥的图案被选入了1958年开始设计、1962年4月开始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作为反映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第三套人民币贰角券上，人们可以看到武汉长江大桥雄伟的身姿。

    这是武汉长江大桥的光荣，也是对那一段历史和岁月的铭记。今天，在建设过程中采用了自主创造的世界上最先进的管柱钻孔施工方法建成的武汉长江大桥，仍然拥有结实的桥墩，雄伟的身姿，50年来大桥的桥墩没有变位下沉，钢梁没有弯曲变形，甚至铆钉也没有松动。它每年接待游人无数，仅特意前来参观的外国国家元首就有一百五十多位。到今天，大桥每天的汽车通行量已由建成初期的数千辆上升到近10万辆；每天的列车通过量也已增加到148对。据统计，大桥上平均每分钟有六十多辆汽车驶过，每6分钟就有一列火车通过。

    武汉长江大桥经受了无数次洪水、大风的洗礼，更承受了七十多次碰撞事故的考验，至今依然雄风不减，傲立于滔滔江水之上。

    2007年，大桥50岁的生日，一些著名桥梁专家实地考察了大桥的现状，充满信心地预言，只要保护得当，大桥完全可以使用百年以上。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50年前，充满浪漫豪情的毛泽东主席，用了短短11个字，铭记了这座大桥的伟岸。今天，这座大桥横跨的风华，依然美妙绝伦。可以说，没有一座桥，有武汉长江大桥如此厚重，承载了如此多的光荣与梦想。

    （燕娟）

    消灭血吸虫病：纸船明烛照天烧

    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两首七律，名为《送瘟神》。诗首写道：“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两首诗这样写道：“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苈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泽东的诗词，一向以瑰丽的想象与雄壮的气势著称，而像“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这样愉悦清新的句子并不多见，从中不难看出诗人当时心中的放松与欢乐。让毛泽东和六亿人民欢欣鼓舞的，是中国终于送走了危害巨大的血吸虫病这个“瘟神”。

    由于病害的影响，在极少数病区甚至出现了“爹死无人抬，儿死无人埋；狐兔满村走，遍地长蒿莱”的悲惨景象。

    今天的人们，对任何疾病已经都不会再有对“瘟神”一般的恐惧。但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由于经济落后、战乱不断，人民生活贫困，医疗卫生条件太差，致使疾病丛生、瘟疫横行。可怕的鼠疫、霍乱、伤寒、天花等烈性传染病，一旦发生，就会夺去成千上万人的健康和生命；而像小儿麻痹症、肺结核、麻风病、疟疾等地方病、流行病，也给许多人带来了终身的痛苦。在这些疾病中，血吸虫病又是危害最大的一种。

    血吸虫病是一种寄生虫病，是由于人体感染了血吸虫的虫卵、尾蚴、童虫或成虫而引起的。当尾蚴侵入皮肤后，患者可能出现丘疹或荨麻疹。当雌虫开始大量产卵时，患者会出现发热、腹泻、肝脾肿大、贫血、消瘦等症状。而重症晚期血吸虫病患者可能出现巨脾、腹水及侏儒三型。

    得了血吸虫病的人，身体骨瘦如柴，肚子鼓得像扣上了一口大锅，虚弱得什么活计也做不了。儿童和青少年如果感染严重，就会影响生长发育，形成侏儒症。而妇女如果感染了血吸虫病，很可能会影响生育。

    曾经，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很久，对人民的危害非常严重。病害流行地区遍及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福建和上海等12个省市的350个县市，患病人数约有一千多万，受到感染威胁的人口则在一亿以上。

    到1957年，全国患病的一千多万人中约有40%左右已经出现了症状，劳动力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其中约有5%到10%是晚期病人，大部分丧失了劳动力，并且受到死亡的威胁。由于病害的影响，在病区普遍出现了人口减少、生产力下降的严重情况。在极少数病区甚至出现了“爹死无人抬，儿死无人埋；狐兔满村走，遍地长蒿莱”的悲惨景象。

    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钧儒先生的信中提出：“血吸虫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11月中旬，毛主席又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957年4月20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提出了“在七年内完成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历史任务”。中国人民，决定向血吸虫病这个“瘟神”宣战了。

    余江县率先消灭血吸虫病轰动全国，毛泽东主席欣然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七律二首·送瘟神》。

    一批又一批的医务工作者投入到这场生死搏斗之中，与血吸虫病开展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上海青浦县是当时我国血吸虫病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20万人口中，有四万多人染病，其中仅任屯村全家都死于血吸虫病的就有11户，只剩下一个人的有32户。

    上海医学院一级教授、我国流行病学奠基人苏德隆带领二十多个年轻人在青浦县摆开战场，成立了“血防试验田”。他们来到青浦县朱家角镇，这里河道纵横，水网密布，村民沿河而居，在石驳岸和河埠中以及水上人家的屋下浅滩中，隐藏着无数钉螺。

    苏德隆教授通过生态学研究，了解到干燥的石面上不适宜钉螺爬行、寻找食物和产卵。于是，他提出了“毁其居，灭其族，防其入”的灭螺方针，发动镇上群众，抽干河水，铲除浅滩，喷药灭螺，再用大石块修砌镇河两岸，在石块接头处用水泥抹缝儿，使钉螺接触不到可以生存的土壤。

    当时的医务工作白手起家，条件艰苦。但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他们没有退缩。灭螺没药，不要紧，自己做。用砒霜加上石灰，配成砒酸钙，效果不错。虽然砒酸钙有毒，不小心沾到皮肤上，不少人手脚发炎、溃烂，但灭螺工作始终没有停止。

    半年中，医学院的师生们为新建码头共用去水泥38吨，黄沙140吨，青砖10万块，石灰15000公斤，五氯酚钠5000公斤。更让人敬佩的是，已经五十多岁的苏德隆教授也和年轻人一起风餐露宿，搬运石块，修垒河埠。

    再说说江西省余江县也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新中国成立前的30年间，余江县疫区面积达223平方公里，有2.9万人死于血吸虫病，42个村庄惨遭毁灭，两万多亩田地荒芜……面对触目惊心的疫情，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第一副省长方志纯心情非常沉重。

    究竟怎样才能大面积地防治血吸虫病，当时的人们没有成功的经验。方志纯就亲自带领血防干部深入那些灾情严重、病人最多的地区调查研究。他脚穿一双旧布鞋，腋下夹一把油纸雨伞，走东村，串西巷，经常一走就是一整天。在田间，他和农民一起，卷起裤腿下田干活儿，很快就同群众打成一片。

    不久，方志纯就和当地群众一道试验出了一系列的灭螺办法：茶籽饼灭螺、火烧灭螺、草药闹羊花灭螺，最后，他们还摸索到了开新沟填旧沟、土埋灭螺的好办法。方志纯同时要求水利部门的技术人员学习防治血吸虫病知识，在疾病流行区推广开新沟填旧沟的灭螺经验。这样，既整修了水利，又消灭了钉螺。

    好消息不断传来：1958年5月27日，四位权威专家在江西省有关主管部门颁发的“根除血吸虫病的鉴定书”上签字，宣告余江县在全国率先消灭了血吸虫病。6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给余江县发来贺电，称赞他们“为各血吸虫病流行地区树立了榜样”。同时，《人民日报》刊登了名为《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的文章，轰动全国。毛泽东主席阅后，欣然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七律二首·送瘟神》。

    从血吸虫病肆虐的重灾区到“全国义务兵征集第一县”，余江走过了一条艰辛但光荣的道路。

    继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以后，我国又有一百六十多个县基本上消灭了血吸虫病，一百一十多个县达到了消灭血吸虫病的基本标准，一千多万血吸虫病人恢复了健康。1985年11月，上海市宣布消灭了血吸虫病。为了表彰苏德隆教授在血防战线上的卓越贡献，上海市委授予他血防战线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并记大功一次。

    在全国人民驱除血吸虫病这个“瘟神”的战斗中，有一件事十分令人振奋：一位曾经患过血吸虫病的青年，在治好了血吸虫病以后，体检合格，应征入伍，最终当上了一名飞行员。

    这个名叫张国栋的青年，家住在余江县兰田坂村。新中国成立前夕，还是个少年的他不幸得了血吸虫病。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他无意中看到了一张画，画面上几架飞机正在蓝天翱翔。张国栋看了，高兴地对小伙伴说，自己长大了也要去开飞机。可是大伙儿听了都不相信，他们指着他的大肚子说：“得了大肚子病，还想开飞机啊？别做梦了！”听了伙伴们的话，再看看自己挺得老高的大肚子，张国栋难过得哭了。1953年秋天，他的家乡来了血防队。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奇迹出现了，张国栋的肚子变小了，身上的肿块也全消了，血吸虫病彻底被治好了。几年以后，他长成了一个健壮的小伙子。

    在经过严格的体检之后，张国栋在1959年5月进入长春市空军第二飞行学院学习，并于1962年4月毕业留校任教，授少尉军衔。1964年2月，他调任空军第25轰炸师任飞行员，于1968年升任副中队长，并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后来，他成长为空军某师政治委员，被誉为“从余江起飞的空军特级飞行员”。

    除了张国栋之外，几十年来余江县还为部队输送了近万名优秀士兵。到2005年年底，余江县实现了连续47年无退兵，输送的士兵中100%在部队立功受奖，60%在部队入党，38%走上了部队各级指挥员或领导岗位。余江县征兵工作先后三次受到南京军区表彰，四次受到国防部表彰。从血吸虫病肆虐的重灾区到“全国义务兵征集第一县”，余江走过了一条艰辛但光荣的道路。

    除了血吸虫病之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医务工作者还深入农村和边远地区，对鼠疫、天花、肺结核、麻疹、小儿麻痹症、白喉、流脑、麻风病、丝虫病、疟疾、大脖子病等许多凶险的“瘟神”进行了防治。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这些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疾病，现在已经陆续被消灭或者基本被消灭，有的甚至已经绝迹了。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东亚病夫”的帽子早已经被甩到九霄云外去了。

    （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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