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油田：开启中国石油工业的新纪元

    大庆油田是我国目前最大的油田，由萨尔图、杏树岗、喇嘛甸、朝阳沟等48个规模不等的油气田组成，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勘探范围主要包括东北和西北两大探区，共计14个盆地，登记探矿权面积23万平方公里。

    大庆，这个源于石油，取之国庆的名字，从此叫响全国，传扬世界。

    1959年9月26日16时许，在松嫩平原上一个叫大同的小镇附近，从一座名为“松基三井”的油井里喷射出的黑色原油改写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历史：松辽盆地发现了世界级的特大砂岩油田！

    当时正值国庆10周年之际，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提议将大同改为大庆，将大庆油田作为一份特殊的厚礼献给成立10周年的新中国。

    大庆，这个源于石油，取之国庆的名字，从此叫响全国，传扬世界。

    大庆油田的诞生，使中国石油工业从此走进了历史的新纪元。1963年12月4日，新华社播发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新闻公报》，首次向世界宣告：“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中国石油工业彻底甩掉了“贫油”的帽子，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976年，大庆油田原油年产量首次突破5000万吨大关，进入世界特大型油田的行列。1978年，全国原油年总产量突破1亿吨，中国从此进入世界产油大国行列。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从此开始的改革开放，有了充足的“血液”保障。

    大庆油田实现持续稳产高产的骄人业绩，有力地保证了中国石油工业“稳定东部，开发西部”战略目标的实施。与大庆的稳产相对应的，是国家建设的稳固性；与大庆的高产相对应的，是国家发展的高速度。

    50年前，大庆油田展开的大会战，帮助年轻的共和国“把贫油的帽子扔到了太平洋里”。自1976年开始，大庆更是创下连续27年高产稳产原油5000万吨以上的骄人奇迹。

    “铁人精神”，不仅为共和国创造了石油的奇迹，也为共和国提升了精神丰碑的高度。

    写大庆，怎么能不提到“铁人”王进喜？

    1964年年底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的时候，王进喜代表全国工人，在大会堂上朗诵起自己的那一首短诗：“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的困难也不怕！”整个大会堂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从此，王进喜的形象，与这首气壮山河的短诗一起，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而事实上，更值得记忆的，应该是他带伤纵身跃入泥浆池里，奋力挥动着双臂拼命搅拌的形象；应该是这样的话语——“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的困难！”“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不干，半点儿马列主义都没有！”“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应该是他为了祖国石油事业过早奉献的生命……

    这一切，凝聚升华成了一种“铁人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为共和国创造了石油的奇迹，也为共和国提升了精神丰碑的高度。

    “爱国、敬业、求实、奉献”，就是这个“精神能源”的全部成分。它先是融入了大庆人红色的血液里，继而融入了石油这个黑色的“工业血液”中，接着更源源不断地输入共和国强健的躯体——民族精神的意义，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心灵中，并见诸于人民群众的行动上。大庆精神的意义尤其如此。

    有人这样比喻：在共和国建设的天平上，大庆是个举足轻重的砝码。这在大庆开发建设史中截取三个时段就可以一目了然：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庆人统一的“革命思想”是：这乱、那乱，唯有大庆不能乱。与其对应的“革命行动”是：始终坚持生产一天都不停，产量逐年递增并且几乎就是在动乱结束那一年，原油年产量跃上了5000万吨大关。

    ——改革开放20年，也是大庆油田稳产高产的20年。大庆油田连续27年保持在5000万吨以上的稳产高产，无疑是世界油田开发史上的新纪录。高产稳产的大庆——中国石油工业的“半壁江山”和“中国精神能源”合成的强大驱动力，助推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2003年，大庆油田提出了“创建百年油田”的战略目标。围绕这个目标展开的第一项战略行动就是对原油产量进行了战略性调整，年产量首次下调到5000万吨以下。

    经专家测算，如果在高含水后期继续维持大庆油田年产5000万吨以上的产量，不仅地面设施将无法适应，还需要大量增加新的投入，而且原油操作成本也将大幅度增加，从而导致效益下滑。更重要和更严峻的局面则是：无法保持与国家的大发展同步，无法保证与国家的大目标一致。

    对大庆来说，科学的发展观首先就体现在科学的大局观。

    与国家的大发展同步，与国家的大目标一致，这就是大庆人在新世纪赋予“铁人精神”的新内涵。

    用科学发现了大庆，用科学发展了大庆，科学成就了大庆钻探的深度。

    大庆真正的传奇恰恰就储存在外人几乎看不懂的一切“单调”和“单纯”中。然而，这一切的“单调”和“单纯”，又都无一不体现着大庆人爱石油、懂石油、尊重石油的科学观。

    据介绍，在《日本现代史》里，经常能看到“如果当初找到大庆油田将如何如何”的词句，可以体会到他们为没能在战前找到大庆油田始终感到“遗憾”。原东京工业大学教授森川清在回忆“满洲的石油开发”时说：之所以没能找到大庆油田，“是因为战前日本钻探的深度只达到大约700米～800米，钻探技术难以达到足够的深度”。实际上，标志大庆油田被发现的第一口油井——“松基三井”，恰恰是开钻到1357米～1382米之间的油层才出油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种说法。

    对此，最有启发性和权威性的还是我国地质大师黄汲清的说法。他和李四光是“陆相地层生油”理论的提出者，而且他还是大庆油田的主要发现者。他曾说过：日本人在东北找了30年没有找到油田，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陆相地层可以生油。对此，日本地质史学者也同意，从根本上说不是钻探设备不行，而是“探矿思想的问题”。

    科学，发现了大庆；科学，同样迅速地发展了大庆。

    回顾大庆油田实现高产稳产近30年的历史，三大“科学战役”标志着大庆人经历了三次大的思想解放：

    ——大庆油田进入开发后期高含水阶段以后，油田综合含水已高达90%，储采结构严重失调，成本攀升和效益下降矛盾突出，油田开发难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对于油田二次创业的艰难，有人形象地比喻：“油田综合含水达到90%，就好比人被水淹到了脖子，含水达到95%相当于淹到了嘴，含水达到98%就要遭受灭顶之灾！”

    从历史上看，一般油田的开采高峰只能维持三五年，以后产量就会逐年递减。但为什么大庆油田的产量长期保持在5000万吨的水平线上？一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高含水长期稳产注水开采技术”，硬是使大庆油田地质储量由原来的26亿吨增加到48亿吨，相当于又找到了一个大庆油田。

    ——石油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进一步提高已开发油田的采收率非常重要。大庆油田自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目前聚合物驱油技术已经在大庆等油田开始成功应用，大庆的科技工作者还在世界上首创出一种更大幅度提高原油采收率的方法——泡沫复合驱油技术。仅大庆油田适用该技术的地质储量就达近20亿吨。专家认为，这是我国石油开采领域中为数不多的原始创新技术。这不仅是现今中国石油工业技术创新的亮点，对于世界石油开采来说也将是一场革命性的技术进步。

    ——再就是对“表外储层”的攻关了。大庆油田这种河湖三角洲的沉积，就像一棵大树，有干、有枝、有叶，而且干枝叶都互相连通；如果说主力油层是干，薄油层是枝，“表外储层”就是叶。它们都是空间上的延续，属于同一储油系统。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地质师王启民认为：大庆油田树大、根深、叶茂，“表外储层”每口井都有，每个层都有。单独看，“表外储层”很瘦，但大庆油田面积有几千平方公里，所有这类油层加起来就会变得很“肥”。

    尽管开采这样的油层国内外都没有先例可循，但如同当年会战初期一样，大庆人这次依然是靠“两论”起家：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几个寒暑过后，“表外储层”开采这道世界性难题终于被大庆人破解了。

    这项成果相当于为大庆增加了一个地质储量7.4亿吨的大油田，按2亿吨可采储量计算，价值高达两千多亿元。而国家要探明同等储量的石油资源，光勘探费就需投入一百多亿元。不仅技术上取得突破，经济上创造巨大效益，更重要的在于还创造性地发展了石油地质理论。

    大庆，这座头顶无数光环，堪称中国工业坚强脊梁的功勋城市，在全球金融危机深化、世界原油价格大跌的形势下，依然昂首挺立：

    2008年，大庆油田共生产原油四千余万吨，持续稳产首战告捷，续写了油田神话；

    2008年，大庆市GDP达2220亿元，增长12.3%，实现近20年最快增长速度；

    2008年，大庆市非油产业的比重提高到39.2%，地方工业实现增加值225亿元，同比增长35%。

    （燕娟）

    中国登山队首次征服珠穆朗玛峰：登上世界之巅

    1960年5月27日，北京时间0点30分，新华社记者从中国登山队大本营的无线电收发报机里，收到了从珠穆朗玛峰北坡海拔6400米的营地传来的喜讯：“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在25日黎明北京时间4点20分安全登上了海拔8882米（2005年测定为8844.43米）的珠穆朗玛峰顶峰，在世界登山史上首次创造了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的空前成就。26日，登山队员都已经安全返抵7007米的营地，预计27日他们可回到6400米的营地。”

    年轻的中国登山队仅仅用了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珠穆朗玛峰北麓攀上顶峰的壮举。

    通常，人们把珠峰同南极和北极并提，称为地球上的“第三极”。

    珠穆朗玛峰——这座海拔8844米的地球上最高的峰巅，巍峨而奇峭，耸立在我国西南青藏高原的边缘，成为一道雄伟壮丽的天然屏障。峰上的冰雪、冰岩和变化无常的气候，阻碍着人们探测它的秘密。特别是它的北坡，极度严寒，特大的高空风，巨大的冰崩、雪崩和峥嵘的岩壁，对登山家们构成特大的威胁。

    从1921年到1938年的18年中，外国的登山队曾经从珠峰北坡攀登过七次，可每次都遭到了失败。1924年，曾经在英国登山界煊赫一时的两名经验丰富的登山探险家马洛里和伊尔文，鼓足勇气，从北坡发起对珠峰的第三次冲击。他们虽然比过去的同行们到达了更高的高度——海拔8500米左右，但他们却再没有回来。

    然而，珠穆朗玛峰北坡“不可征服”的神话却被中国登山队打破了。年轻的中国登山队仅仅用了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就踏雪蹬冰，攀岩走壁，在被英国探险家们称为“死亡的路线”上，踩出了一条通向珠穆朗玛顶峰的胜利道路，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珠穆朗玛峰北麓攀上顶峰的壮举。

    周恩来总理指示：“一定要登上珠穆朗玛峰！”“人家不来了，我们单独登！”

    1950年6月3日，法国运动员埃尔佐路和拉申乃尔首次登上世界第十高峰——尼泊尔境内的安纳普尔那峰（8091米），再一次掀起了人类向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冲击的热浪。攀登世界高峰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1955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应邀选派许竞、师秀、周正、杨德源四人前往高加索登山基地学习登山技术。五年间，中国登山队（前身即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实施的13次雪山攀登活动中，其中有七次与苏联合作。因为，我国当时唯一的学习对象正是苏联。

    1958年，苏联100名功勋运动员联名写信给中苏双方最高领导人，要求两国联合组队，于1959年向珠峰发起挑战。这一提议得到了我国主管体育的贺龙副总理和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达的支持，很快，中国组织了登山集训队，首先在香山开始了训练。1958年8月，中国登山队赴苏训练。

    1958年年底，中苏联合攀登珠峰的协议付诸实施。双方首先共同组成侦察组，对珠峰进行了侦察，侦察高度最高达6500米，一切顺利。按协议，苏方负责提供器材装备，中方则调集大量人力，负责修通从日喀则到珠峰脚下绒布寺的300公里公路。万事俱备，只待行动。

    然而，1959年3月18日夜，西藏自治区发生叛乱。中方只好提出把登山活动推迟到1960年进行。

    西藏叛乱平息后，也就是1959年年底，中方主动函请苏方派员商讨1960年共同登山事宜。苏方派了两个代表来华，并到兰州视察了准备事宜。但他们在称赞了中国的准备工作之后，还是透露出：由于两国关系的恶化，已无意再与中国合作登山了。

    人家不干了！已经拉到兰州的器材全部撤回。这项登山活动也像当时中苏合作的许许多多其他项目一样流产了。

    1960年，周恩来总理指示：“一定要登上珠穆朗玛峰！”“人家不来了，我们单独登！”

    3月19日，中国登山队出发了。他们选择了一条从未有人成功攀登过的路线——从北坡登顶，那是被国外的登山家们称为“死亡的路线”的一条险途。

    5月25日凌晨4时20分，历经艰险的藏族队员贡布和汉族队友王富洲、屈银华把五星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创造了人类首次从北侧山脊登上地球之巅的伟大壮举。

    挑战世界最高峰，不仅要具备高海拔攀登能力和经验，而且还要有适合的装备。在当时那样一个困难的年代，我国政府为此专门划拨外汇，仅在瑞士、法国购买的登山装备就花去了近35万美元。

    1960年3月3日，由214人组成的第一支中国珠峰登山队，进驻珠峰北侧大本营，开始攀登前期的建营、运输、侦察等准备工作。这是世界登山史上第18支攀登珠峰的队伍，也是人类第11次尝试由北侧登顶珠峰。之前，已有英国队于1953年5月29日首登珠峰，瑞士队于1956年5月23日～24日第二次登顶珠峰——但两次攀登均从尼泊尔一侧完成。

    在整个准备过程中，同样充满了艰辛和困难。尤其最后的两天是最困难的。5月24日上午9点，突击组长许竞突然病倒。王富洲在接任组长后，率领刘连满、贡布和补充进来的屈银华正式出发攻顶。他们每人携带两瓶氧气和睡袋、冰抓、岩锥等个人物资，再加上电影摄影机、胶片、铁锤等物资，人均负重14公斤。

    中午12点，突击组四人到达海拔8600多米的第二台阶下部。珠峰北侧第二台阶的最难点，是一块四米多高、笔直的岩壁，曾被认为是无法逾越的障碍。登山队员首先决定，每人只携带一瓶氧气完成后续攀登，其余氧气集中起来存放在第二台阶下。然后，刘连满由王富洲保护，在岩壁上打了两颗岩锥，并与贡布、屈银华分别尝试攀登，但均不成功。随后，刘连满做人梯，屈银华脱去高山靴踩在他的肩上，终于在岩壁上又打了几颗岩锥，设定了保护点。下午5点，四个人终于攀上第二台阶的顶部。

    在继续前进的过程中，担任开路任务的刘连满出现了体能衰竭和严重的高原反应。他多次摔倒后，终于在海拔8700米处不支倒地。王富洲、屈银华、贡布把刘连满安置在一个避风、安全的岩石槽中休息，准备回程时再把他带下山。此时，已是晚上7点。

    由于他们没有携带更多的宿营装备，如果继续攀登，接下来将面临夜间在陌生线路上进行超高海拔行军的重大挑战。

    大家认为，虽然天色将晚，但考虑到原来的气象预报是25日天气将变坏，大家的体力与每人所余的氧气量不容许再拖太长时间……再考虑到顶峰的风力一般夜间比白天要小一些，而当天又是晴空，星光映着雪光，还是可以隐约地分辨出攀登路线。

    更主要的是，他们都意识到，党和六亿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自己的肩上。最后，他们决定，不能错过时机，不拿下顶峰誓不回头。

    到达8750米时，阳光逐渐消失。他们根据对预设路线的记忆和登山经验，在微弱的星光、雪光中，不断尝试。到达8800米时，三个人基本用完了氧气。

    5月25日凌晨4时20分，历经艰险的藏族队员贡布和汉族队友王富洲、屈银华把五星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创造了人类首次从北侧山脊登上地球之巅的伟大壮举。

    下撤途中，他们在8700米处找到刘连满时，他正昏沉睡去，身边的笔记本上写着：“我知道我不行了。我看氧气瓶里还有点儿氧，给你们三人回来时用，这也许管用。永别了！”

    5月30日，中国登山队全体返回大本营。他们成功开创了珠峰的第二条登顶线路，并因此成为整个国家的民族英雄。

    但是，由于登顶队员没有获得足够的影像证据，再加上当时东西方之间的隔阂，1960年中国队首次由珠峰北侧登顶的纪录，隔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被国际登山界所承认。

    回首这段经历，除了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后世的人们还应该记住刘连满、许竞、王凤桐、汪玑（遇难）、邵子庆（遇难）等人的名字……

    中国登山队首次成功登顶珠峰，这是一次艰难的胜利。

    在此之前，也就是1960年的5月13日，瑞士、波兰和美国联合登山队刚刚首登了世界第七高峰、海拔8172米的道拉吉利峰。至此，全世界14座8000米级独立山峰中，只有完全位于中国境内的希夏邦玛峰还是人类未登峰。

    当时，也是刚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当发达的登山国家轮番向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的8000米高峰发起冲击时，年轻的新中国也加入了世界登山的行列中。

    从那以后直至今天的近50年的时间里，据有关数据统计，站在世界之巅的中国人已经达到了183人次。

    近50年中，中国的登山运动走过了国家荣誉阶段、国际合作阶段、多元发展阶段等历程，逐渐向世界先进水平靠近。以珠峰为舞台，中国人创造了一系列的优秀成绩：第一位从北侧登顶的女性——潘多；第一位两次登顶珠峰的女性——桂桑；国内第一对登顶珠峰的夫妻——仁那和吉吉；国内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攀登者——阿旺罗布（6次）……

    （李艳丽）

    中国第一艘远洋客货轮：拉开新中国远洋运输事业的序幕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我国没有一支远洋船队，外交、外贸工作时时受到掣肘。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关怀下，中央政府花了26万英镑买来一条报废的英国邮船，经过修补，成就了新中国的第一艘远洋客货轮——“光华”号。

    1961年4月27日，“光华”号以嘹亮的汽笛声，拉开了新中国远洋运输事业的序幕。

    此后的15年中，“光华”号执行过13次印尼接侨、3次印度接侨任务，承担过运送修造坦赞铁路物资的援外任务，为国家争得了无数的荣誉。

    毛泽东主席深有感触地说：这表明我们很穷，表明我们和世界的差距，表明发展中国远洋事业的紧迫。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军队逃往台湾时，将全国沿海口岸的大小船只，全部用作军运，强迫开往台湾。开不动的船只，全部炸掉，沉入水底，以此来使新中国的沿海水运瘫痪。

    20世纪50年代，我国经过三年经济调整，提前完成“一五”计划。为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禁运的封锁，为经济建设提供日益急需的物资，国家先后与波兰合营海运公司，并委托捷克代营国际海运公司。由于合作规模较小，中国对外海运物资大部分仍然是用外汇在国际航运市场上租用外轮、海外侨商和港澳华商商船运输的。

    1958年，我国外贸货运量达1158万吨，其中20%是由我方派船水运，80%是由对方国派船负责运输的。在我方派船水运的20%的货运量中，又有60%是由我国租用外轮完成的。当年，我国就租用外轮112艘，载重109万吨，全年付出的租船外汇高达1300万英镑。这笔外汇，相当于当时购买17艘二十多万吨级新船的价格，或购买90艘近100万吨级二手船的价格。1961年，我国租船外汇支出更高达1.4亿美元。大量的外汇支出，给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20世纪50年代中期，交通部在一次汇报工作时，提到我国运力不到世界运输能力的0.3%。毛泽东主席深有感触地说：这表明我们很穷，表明我们和世界的差距，表明发展中国远洋事业的紧迫。他还提出一个要逐步把中国远洋运输船队发展到一两千万吨规模的设想规划。1958年，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要建立海上铁路”的要求。

    交通部为落实中央对组建自营远洋船队的要求，于1958年7月成立交通部远洋运输局，并在广州设立办事处。在广州设办事处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不受台湾海峡封锁干扰；二、开辟东南亚、非洲、欧洲航线，比其他沿海港口距离近，不用绕远路；三、毗邻港澳，接近国际航运市场，联系比较方便。交通部党组带着这一决定与中共广东省委协商，广东省委非常欢迎，表示将给予积极的支持。

    1958年11月7日，交通部党组向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行文，在广州正式成立交通部远洋运输局驻广州办事处。

    1958年7月，交通部从广州海运局、广州外轮代理公司抽调了27名干部，参加广州远洋办事处筹备远洋船队开航的具体工作。

    从1958年7月开始至1961年4月，在将近三年的筹备工作中，按照交通部远洋运输局的部署，办事处积极调查了国内外航运情况、海上安全情况、远洋船队的船型配备、我国与东南亚、中东的货物流向、流量等；同时全力展开基本建设，建造船员基地、船舶物料仓库和办公用房，调配、培训远洋船员，编写船舶、机关管理的有关各项规章制度。

    “旗开得胜，万无一失，埋头航行，不做宣传”。

    1959年，东南亚国家政治形势风云突变，印度尼西亚当局掀起反华排华浪潮。我国政府决定租船接运自愿归国的难侨。广州远洋办事处密切配合中侨委、广东省的部署，全力投入了接侨的运输工作，先后租用侨、华航商的“大宝安”“大宝康”“福安”“福生”“福英”“海皇”和“美上美”等轮船，并租用苏联的“俄罗斯”“亚库契亚”和“哥戈里”等十多艘客轮，到印尼各港接运难侨回国。广州远洋办事处除派出干部参加接侨工作外，还具体负责租船、对接侨船舶的调度、管理。通过接侨工作为船舶调度管理积累了经验，从而加快了筹建远洋船队的步伐。

    为进一步作好接侨工作，中侨委决定从接侨租船的费用中抽出资金，购买两艘旧客轮交由广州远洋办事处管理，供接侨使用。一艘是从挪威购买的“西菇加”轮，1942年造、201客位、船价17万英镑；另一艘是从希腊购买的“斯拉贝”号，1930年英国造、757客位，船价26.5万英镑。广州远洋办事处组织了两组船员，将两艘船从国外接回广州黄埔港。

    “西菇加”轮因客位太少，不适于航行东南亚，改名“红棉”号暂作沿海运输使用。“斯拉贝”号已使用30年，是一艘报废的旧客船，技术条件很差，买回来后改名“光华”号，交由香港船厂抢修，改善设备，使之达到国际远洋客轮的使用标准。

    在抢修“光华”号期间，中央极为重视，周恩来总理还多次亲自过问修理情况，并派有关人员前来慰问。

    “光华”号买回来后，广州远洋办事处的同志便立刻着手首航事宜。当时，我国尚不能自行颁发船舶安全证书和一些需政府颁发的法定证书，只有求助苏联船舶登记局。但是，苏联船舶登记局对航行国际之间的客轮要求很高。经过几番周折，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才解决了船舶证书问题。然后是准备燃油、船舶的备件、海图以及接侨用的基本生活用品等。当时办事处连一部货运车都没有，全靠一部人力三轮车，将船用伙食、物料等，一车车从广州市区运往二十多公里外的黄埔港。

    “光华”号的首航，中央特别重视，并提出要“旗开得胜，万无一失，埋头航行，不做宣传”的要求。办事处为了落实这一指示精神，首先安排“光华”号试航，从广州到汕头往返了六个航次。试航的实战练兵，使每一船员都能切实地履行岗位职责，熟悉船上各项设备的性能和操作规范。

    经过两年多紧张有序的筹备，克服重重困难，广州远洋办事处终于圆满完成了“光华”号的首航筹备工作，一切就绪，只待开航。

    “海运百年无我份，而今奋起多兴旺。待明朝舰艇万千艘，更雄放。”

    1961年4月27日，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和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广州分公司同日宣告成立。

    第二天，4月28日，在广州黄埔港特别为“光华”号首航隆重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远洋船队首航仪式”。参加仪式的有交通部部长王首道、广东省省长陈郁、副省长林锵云、广州市市长朱光、南海舰队司令员曾生、交通部远洋运输局局长冯于九等。仪式由广州远洋分公司经理郭玉骏主持。岸上欢送人群欢声雷动，鞭炮锣鼓齐鸣，醒狮欢舞。

    在“光华”号数声汽笛长鸣中，船长陈宏泽驾驶着轮船，徐徐离开黄埔港，驶向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陈郁省长等人随船相送一程到黄埔港大蠔洲。临别时，陈省长深有感触地嘱托说：“过去我当过海员，可那是在外国船上。现在，亲眼看到了祖国拥有了自己的远洋船，我心情非常激动，感到非常高兴。希望你们开好、用好这条船，把远在印尼自愿回国的难侨安全接回来，为中国人争光，为中国争光……”

    在陈宏泽船长的领导下，“光华”号首航成功，胜利接侨归来。他们第一次把五星红旗打到国际海域，扬我国威，正如陈毅元帅参观“光华”号时即席赋诗那样：“中国海轮，第一次，乘风破浪。所到处，人民喜欢，吾邦新创。海运百年无我份，而今奋起多兴旺。待明朝舰艇万千艘，更雄放。”

    1962年，“光华”号以不定期客货班轮经营东南亚客货运输，承担起新中国成立后首次经营远洋客货班轮的业务。1963年4月，“光华”号又首航印度马德拉斯接侨，开通了南亚航线。

    自1961年，“光华”号的汽笛声拉开我国远洋事业的序幕开始，中国远洋船队经过四十多年的开拓发展，从只有四艘船舶、2.26万吨载重，发展到如今拥有六百多艘船舶、三千五百多万吨载重，占世界第二位的规模，成为一支在国际航运市场上举足轻重的运输力量，实现了毛泽东主席当年提出的“我国要建立海上铁路”的宏伟蓝图。

    （燕娟）

    《神笔》获国际奖项：带给世界惊喜的中国美术电影

    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木偶片《神笔》获第八届国际儿童影片节儿童娱乐片一等奖，这是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美术片。

    中国美术片包括动画片、木偶片、泥偶片、剪纸片、水墨动画等多种样式和类型。中国的美术片一直是中国影坛上的一朵奇葩，在国际上先后近百次获得了各类奖项，给全世界带来了惊喜。

    影片《神笔》借助于动画夸张的手法，充分展示了故事的传奇色彩和想象力，上映后受到儿童观众的热烈欢迎。

    《神笔》根据洪汛涛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神笔马良》改编，1955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组摄制。

    影片的主人公马良是个勤劳、刻苦、有志气的孩子。他从小失去父母，家境贫寒，靠自己打柴、割草为生。但是，他并没有因生活贫苦而气馁，一心想学画画的本领。他每天用心苦练，在沙地上学着描飞鸟，在岩石上学着描游鱼。晚上，拿了一块木炭，就在窑洞的墙壁上，复习白天画过的画。一天，他梦见一位神仙送给他一支神笔。醒来后，他用这支神笔画鸟，鸟就在天上飞；画鱼，鱼就在水中游。这事被贪心的财主知道了，就要马良给他画大元宝。马良不肯，被关入马厩中。马良画了一架梯子，逃跑了；又画了一匹大骏马骑上它，财主追不上。皇帝听说了，也要马良画画。马良不愿意，皇帝就把他打入大牢。于是，马良画了座小岛，岛上画了株金光闪闪的摇钱树，又画了一条大木船，当皇帝和大臣、将军们坐船去取钱时，马良挥舞神笔掀起狂风巨浪，把他们全都吞没了。从此，马良用自己的本领自由自在地为穷苦的乡亲们画画，画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犁耙、耕牛、水车、石磨……

    影片借助于动画夸张的手法，充分展示了故事的传奇色彩和想象力，上映后受到儿童观众的热烈欢迎。它不但荣获了中国文化部1949年～1955年颁发的优秀影片一等金质奖章，还先后获得意大利第八届威尼斯国际儿童电影节儿童文娱片一等奖、叙利亚第一届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电影节短片银质一等奖、南斯拉夫第一届贝尔格莱德国际儿童电影节优秀儿童影片奖、波兰第二届华沙国际儿童电影节木偶片特别优秀奖及加拿大第二届斯特拉特福国际电影节奖状。

    这部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美术影片，其实只是众多中国美术电影中的一部代表作。

    新中国美术电影于1947年开始摄制，在东北解放区兴山镇先后诞生了新中国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和动画片《瓮中捉鳖》。

    中国美术电影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万氏兄弟”在上海拍摄了中国最早一批动画片，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长片《铁扇公主》。由于无人投资，拍摄工作于1942年后中断了。20年后，钱家骏等人在重庆也摄制了动画短片《农家乐》，但也未获得发展。

    新中国美术电影于1947年开始摄制，在东北解放区兴山镇先后诞生了新中国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和动画片《瓮中捉鳖》。1949年，专门摄制美术片的机构——美术片组在长春东北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1950年迁至上海，成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部分。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1957年建立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从建组时的十几人发展到两百多人。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钱家骏、虞哲光、章超群、雷雨、金近、马国良、包蕾等一批著名艺术家、文学家先后参加这一工作。从此，美术电影就以上海为基地，迅速繁荣发展起来。

    20世纪50年代前期（1950年～1956年）是中国美术电影的成长阶段。艺术人员的增加，带来创作的发展。制片实践又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艺术、技术人才，为美术电影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一阶段中，摄制了一批优秀影片，如动画片《好朋友》《乌鸦为什么是黑的》《骄傲的将军》，木偶片《机智的山羊》《神笔》等。尤其是《骄傲的将军》和《神笔》，在探索民族风格方面作了成功的试验。在技术方面也有可喜的成就，1953年拍摄了第一部彩色木偶片《小小英雄》；1954年完成的木偶片《小梅的梦》，首次采用了真人和木偶合成的技术；1955年第一部彩色动画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也获得了成功。从此，美术片进入了彩色片时期。

    建厂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1957年～1966年）是中国美术电影的鼎盛时期。百花齐放，形式多样，美术片的艺术特点得到充分发挥，民族风格更为成熟和完美，拍出了一批至今依然是中国美术电影史上最优秀的作品，在国内外声名鹊起。

    在“文化大革命”中（1966年～1976年），中国美术电影遭受严重破坏，极大地影响了这一事业前进的脚步。

    1977年开始恢复创作生产。从此，中国美术电影又进入了一个再度繁荣的新时期。从结束“文化大革命”到1984年的八年时间里，共拍摄了一百多部影片。在题材内容、艺术形式和制作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果。由于实行开放政策，扩大对外交流，使中国美术电影的国际影响也日益扩大。

    水墨动画片是中国美术电影的重大成就，也是动画电影史上的一项创举。

    1958年，中国美术电影增添了一个新的品种——剪纸片，第一部作品《猪八戒吃西瓜》一举成功。它由于具有鲜明的民间艺术特色而受到好评，进而开辟了发展剪纸片艺术的新路。

    剪纸片《金色的海螺》是这一时期剪纸片中最出色的作品，它发挥了镂刻艺术的特色，将这一古老的民间传统表达得绚丽多彩。1960年拍摄的《聪明的鸭子》，是新生的剪纸片。这种充满儿童情趣的纸偶艺术，成为美术电影家族中新的一员。

    1960年中国美术电影创造了水墨动画片，把典雅的中国水墨画与动画电影相结合，形成了最有中国特色的艺术风格，无论在风格还是技术上都是一大创举。与一般的动画片不同，水墨动画没有轮廓线，任水墨在宣纸上自然渲染，浑然天成，一个个场景就是一幅幅出色的水墨画。角色的动作和表情优美灵动，泼墨山水的背景豪放壮丽，柔和的笔调充满诗意。它充分体现了中国画“似与不似之间”的美学，意境深远。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先是拍了一部称作“水墨动画片断”的短片，作为试验。它为中国的水墨动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年，第一部公开的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诞生了。其中的小动物造型取自齐白石笔下，毛茸茸的小鸡，灵活的蝌蚪，寥寥几笔就勾勒出其生动可爱的形象。

    1963年，特伟和钱家骏再度推出了《牧笛》。它的情节是典型的国画题材：夏日炎炎，牧童进入了梦乡，老牛在水边流连；牧童醒来后吹起了竹笛，老牛被悠扬的笛声吸引回来；最后牧童骑着老牛走在稻田上，融入周围的美景。作品含蓄写意，富有田园诗的感觉。

    1979年，《鹿铃》问世。这部由程十发担任美术设计的动画表现了一曲人与鹿的友情之歌。

    由于要分层渲染着色，制作工艺非常复杂，一部短片所耗费的时间和人力是惊人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对水墨片投入巨大，制作班底也是异常雄厚。除了特伟、钱家骏这样的老一辈动画大师，就连国画名家李可染、程十发也曾参与艺术指导。正是因为这样不惜工本的艺术追求，才使得中国水墨动画在国际上博得了交口称赞，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同中国人的耐心竞争，日本动画界甚至称之为“奇迹”。

    水墨动画片是中国美术电影的重大成就，也是动画电影史上的一项创举。

    “把动画技术最杰出的特点和传统的东方绘画风格结合在一起，《大闹天宫》在国际动画界是第一流的。”

    1961年至1964年拍摄的大型动画片《大闹天宫》（上、下集），是这一时期中国美术电影的重大作品之一，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大闹天宫》（与《哪吒闹海》堪称中国动画片“双璧”）上集摄制于1961年12月，下集摄制于1964年9月，根据《西游记》前七回改编而成。作品刚一问世，便受到中外观众的广泛赞扬。芬兰报界称其“把动画技术最杰出的特点和传统的东方绘画风格结合在一起，在国际动画界是第一流的”。

    这部动画片手绘画稿近七万张，是历时近两年的呕心沥血的鸿篇巨制，一面世便闪现出经典的光辉。从造型设计到人物动作，从脚本到音乐，每一个镜头拿到现在仍然足以与世界级的动画作品相媲美。

    1983年6月，《大闹天宫》在巴黎放映一个月，吸引观众近10万人次。法国《人道报》指出：“万籁鸣导演的《大闹天宫》是动画片真正的杰作，简直就像一组美妙的画面交响乐。”

    《大闹天宫》获奖无数：①1962年获捷克斯洛伐克第13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短片特别奖；②1963年获第二届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美术片奖；③1978年获第22届伦敦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④1980年5月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委员会一等奖；⑤1982年获厄瓜多尔第五届基多国际儿童电影节三等奖；⑥1983年获葡萄牙第12届菲格腊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

    腰间束着虎皮裙，手舞金箍棒，神采奕奕，勇猛矫健的美猴王成了人们心目中永远的孙悟空形象。

    中国美术电影就这样把我们民族最美的东西留在了一代代人的童年记忆中。

    中国美术电影在改革开放后重新繁荣，其中一些作品直到现在仍为人所津津乐道。1979年为庆祝建国30周年而摄制的《哪吒闹海》，是一部宽银幕动画长片。这部被誉为“色彩鲜艳、风格雅致，想象丰富”的作品，在国内外深受欢迎。它以浓重壮美的表现形式再一次焕发出民族风格的光彩。木偶片《阿凡提的故事（种金子）》也是一部出色的影片，作品造型夸张，语言幽默，生动地刻画了新疆维吾尔族的一个传奇人物，后来发展为多集系列片。

    动画片《三个和尚》是一部精彩的作品，篇幅虽短，寓意深刻，既继承了传统的艺术形式，又吸收了外国现代的表现手法，是发展民族风格的一次新的尝试。动画片《雪孩子》体现出一种高尚的精神；水墨动画《鹿铃》抒发了友爱之情，这两部影片都受到小观众的一致好评。这一时期的剪纸片在美术形式上同样丰富多彩。《南郭先生》表现了汉代的艺术风格，格调古雅。《猴子捞月》使剪纸片造型产生茸茸的质感，创造了一种新的作品形式。利用这种形式，中国美术工作者又拍摄了水墨画风格的剪纸片《鹬蚌相争》，该片形式优美、内容诙谐、动作细腻生动，丰富了剪纸片的艺术风格。《火童》把装饰性造型和民族艺术特点熔于一炉，风格奇丽新颖。同一时期的影片中，还有《两只小孔雀》《画廊一夜》《狐狸打猎人》《好猫咪咪》《愚人买鞋》《黑公鸡》《小鸭呷呷》《人参果》《淘气的金丝猴》《假如我是武松》《蝴蝶泉》《天书奇谭》《兔送信》《三十六个字》《西岳奇童》（上集）和《黑猫警长》等等。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美术片创作随着改革的步伐继续前进，一批优秀影片受到观众的欢迎：大型动画片《金猴降妖》，刻画了感人的美猴王孙悟空形象，富于感情色彩；并在传统的民族风格中注入一些抽象绘画的手法和现代音乐，为民族艺术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动画片《夹子救鹿》，淡雅而抒情，具有敦煌壁画的古朴风格。剪纸片《草人》是模拟中国工笔花鸟画的形式摄制而成的，别具一格。动画片《女娲补天》用简练概括的形象表现了人们想象中的上古时代，艺术形式有所创新。此外，《抢枕头》《海力布》《水鹿》《大扫除》《网》《偷东西的驴》《巫婆、鳄鱼和小姑娘》等，都各具特色。

    中国美术电影就这样把我们民族最美的东西留在了一代代人的童年记忆中。

    （燕娟）

    断肢再植：世界上第一例

    1999年6月26日，国际显微重建外科大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主持人宣布将要为三位专家颁发“世纪奖”。这是国际显微重建外科学界的最高荣誉，有人甚至称它为这一领域的诺贝尔奖或奥林匹克金牌。

    70岁的中国医生，被誉为“世界断肢再植之父”的陈中伟正坐在台下。他没有想到，主持人第一个念出的就是他的名字。作为完成世界上第一例断肢再植手术的医生，作为组织移植、腓骨移植等六项世界领先的新技术的创造者，更作为当时在座的许多杰出医生的老师，陈中伟得到了人们热烈的掌声和衷心的赞美。

    正是在陈中伟和其他众多医务人员的努力下，我国在1963年就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断肢再植手术，并在这一医学领域里一直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工人们这么辛苦地为国家创造财富，自己作为医生，不能保护好他的劳动能力，那还算什么医生呢？

    1963年1月2日早晨，一辆三轮车飞速驶进了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几位工人把一个浑身血迹斑斑的年轻人送进了急诊室。这个年轻人叫王存柏，是上海机床钢模厂的一名工人。他的右手手腕被机器齐刷刷地切断了，血肉模糊的断手还被包裹在工作手套里。

    按照手外伤的处理常规，医生会把断手丢掉，把创口洗净缝合，以后再给病人安上一个假手。但是，想到一个年轻的工人从此可能要丧失劳动能力，医生陈中伟的心情非常沉重。这时，有一个老工人提出来：“医生，能不能把断手重新接上去呢？”

    陈中伟也很想为王存柏接上断手。他想起自己曾经到上海市汇明电筒厂和工人们一起劳动，同吃同住。当有事情要请教老工人时，年轻人就会跟他说，你去找吧，看谁没有手指头的，就是老工人。作为一个手外伤的治疗医生，看到老工人们那些残缺不全的手指，陈中伟很受刺激。他觉得，工人们这么辛苦地为国家创造财富，自己作为医生，不能保护好他的劳动能力，那还算什么医生呢？这一次，又看到一个年轻的伤员出现在自己的面前，陈中伟多么想为他留住这只手啊。

    可是，陈中伟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手术，也没有看到世界医学文献上有过报道，甚至没有听老师提到过。断手再植，听起来还有些像天方夜谭。

    医生们用扎辫子的塑料丝为病人套缝血管，手术整整用了7个小时。

    这时候，陈中伟忽然想到他曾经看到过的一篇文章：军医大学的医生们作过狗腿切断再植的实验。他马上跑到图书馆去找这篇文章，发现军医大的医生们不是按照常规一针针缝合血管，而是套缝的。他于是又赶快打电话给军医大学，向他们借用套管。但是，因为作实验用的套管直径是4毫米，而断手的血管直径只有2.5毫米，军医大学的医生们也没有办法。

    此时，王存柏的断手在手术台上已静静地摆放了两个小时。在医学诊疗上，断肢离体的时间越长就越难成活。

    就在这时，护士长突然想到，她给女儿扎辫子的时候用的空心塑料丝，被拉扯后会变细变长。那么，能不能用塑料丝代替套管呢？

    于是，医生们决定尝试着把塑料丝消毒，拉细，再剪一段，套在血管上进行缝合。

    无影灯下，陈中伟和医生王智金首先为王存柏接好了手腕部的骨头和9根控制手指屈伸的主要肌腱，然后由擅长血管缝合的外科副主任医师钱允庆协助缝合血管。人手部的血管十分丰富，而且比起其他的肢体来说更加细小。第一根需要缝合的血管是桡动脉，它只有2.5毫米直径，又细又滑又有伸缩性。钱允庆一次又一次耐心地把细细的血管找出来，精心地缝合，经过40分钟后终于接通成功。随着血管钳放开，血液流入断肢，那只因失血而变得苍白的断手，顿时红润起来。

    接着，医生们又为王存柏缝合了直径只有2毫米的尺动脉和其他小血管，缝合了比纸还薄的神经鞘膜。全部手术整整用了七个小时的时间。

    又过了1个月，王存柏的右手就能提起6公斤的重物，能在乒乓球台上挥拍抽杀，更令人惊喜的是他还能用右手操作几种工具。

    整个手术室里都欢呼起来：“手活了，手活了！”

    但是，这只刚接好的断手忽然肿胀起来，肿得像面包一样。军医大学的医生们被请来了，参照他们的实践经验，用小狗进行断肢再植时，总是要在手术后把肢体再切开，放掉一些淤血，否则再植上去的断肢就会坏死。

    王存柏的断手第二次展示在了无影灯下，陈中伟在上面切开四个小口，将淤积的血水放出，断手的肿胀开始逐渐消退了。

    血水放出去了，手不肿了。但是不久，这只手又变成了一只没有知觉的手了。医生们判断，这是因为断手接好后的神经感觉恢复到一定程度，就恢复不下去了。

    面对这又一个难题，医生们决定对这只手进行第三次手术。手术中他们发现，原来是因为缝合的神经旁边结了疤，阻碍了神经的生长。于是，他们小心地把神经旁边的疤都去除掉，断手神经慢慢地又开始恢复了。

    之后，医生们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安全渡过了令人担忧的坏死和感染关。

    三个星期后，王存柏的伤口愈合了，手保住了。为了使他的断手恢复功能，具有生产劳动和生活自理的能力，医护人员还为他进行了理疗，使断手的神经尽快恢复正常。经过七个月的精心治疗和护理，王存柏受伤的右手不仅能举杯喝水，还能提起4公斤的重物，能执笔写字。又过了1个月，他的右手就能提起6公斤的重物，能在乒乓球台上挥拍抽杀，更令人惊喜的是他还能用右手操作几种工具。

    这一切说明：这一例断肢再植手术已经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而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例！

    陈中伟有一双特别神奇的手，但这神奇并非天赐，而是来自千万次的刻苦练习。

    断手再植手术的成功改变了王存柏和陈中伟的命运，也改写了中国乃至世界医学的历史。1963年9月，在第20届国际外科会议上，当中国代表宣读完《断肢再植》的论文，放映了这次手术整个过程的幻灯片之后，全场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世界各国的医学专家们都为中国同行们创造出的奇迹而赞叹不已。

    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中国，断手再植同人工合成胰岛素、12000吨水压机一起，成为当时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走出的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自己力量的象征。当时正在陪同外宾访问上海的周恩来总理看到新闻后，还特地接见了陈中伟和他的治疗小组。

    人们都说，陈中伟有一双特别神奇的手，能够在显微镜下特别沉稳地迅速缝合血管和神经。但是只有陈中伟自己知道，这样的神奇并非天赐，而是来自千万次的刻苦练习。

    1929年，陈中伟出生于浙江宁波自家开设的医院里。他的父亲陈宝珍因为在霍乱流行时期治愈了不少病人而名噪一时。陈中伟的童年，就生活在一片白大褂的世界之中。1948年，陈中伟考取了上海同德医学院。由于家道中落，他只能一边读书一边担任解剖学的助教。他白天上课，晚上作尸体解剖，有时候累了，就在尸体旁边睡觉。虽然不能像别的同学一样经常出去跳舞、看电影，但比同窗多出几十倍的解剖量使他对人体结构更加了如指掌，这也是他日后能够完成断手再植这样复杂的手术的保证。

    1954年，陈中伟被分配到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成为华东最著名的骨科教授叶衍庆的得意弟子。

    为了练习缝合血管，陈中伟甚至在家中养了许多白兔和白鼠之类的小动物。仅仅是小白鼠的后腿股动脉的缝合练习，他就做过成千上万组，而做“一组”就得要缝合100条血管。日常生活中，他还作得一手好缝纫，早年家里大人孩子的里外衣服都是他亲手缝制的。“世界第一”的巧手，就是在这样的千锤百炼中磨砺出来的。

    陈中伟用巧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医学上的奇迹：在断手再植手术取得成功以后，他又创造了“断臂再植和断指再植”“手臂残端再造指控制的电子假手研究”等多项新技术；他提出的“断肢再植功能恢复标准”，被国际显微重建外科学术界公认为“陈氏标准”；从1963年到1973年，他培养了国内外从事断肢再植治疗的医生近2000名……

    从1963年至今，我国医务工作者又成功地进行了几百例断指再植和断肢再植手术，使我国在这一医学领域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

    （禹墨）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罗布泊上空的蘑菇云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伴随着一声惊雷，在古老东方的丝绸之路上，在中国西部的罗布泊上空，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冉冉升起……

    这是新中国自己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所产生的蘑菇云。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中国，顶住了国际反华浪潮的冲击和国内三年困难时期的压力，为打破帝国主义核垄断而苦心研制的红色的蘑菇云。

    毛泽东论断：“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儿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1946年8月6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延安枣园的树下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当时说出了流传于世的一句话：“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1951年下半年，法国科学院院长、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居里夫人的女婿，法国共产党员）托从法国回国的中国科学家传话给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志愿军在装备处于劣势的条件下，英勇无比，取得节节胜利。美国的当权者为了挽回战局，曾多次企图对中国使用原子弹。1950年11月30日，合众社报道，杜鲁门总统说“已考虑同朝鲜战场有联系的原子弹问题”。美联社也随即报道：“杜鲁门总统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人，如果有必要这样做的话。”1952年，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12月份亲赴南朝鲜“访问”。1953年年初，他下达命令，将携带核弹头的导弹秘密运送到日本的冲绳岛，为向中国发射核弹作准备。甚至到了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时，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授权，总统可以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根据这一授权，美国军方同时研究制定了用原子弹攻击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多种方案。

    毛泽东面对美国当权者不断对中国进行的核威胁，意识到：为什么美国当权者动辄就要对我国进行核威胁？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及其运载工具。中国没有核遏制力量，就同样没有反击报复手段，没有抗衡的力量。

    1954年秋，我国探测到铀矿。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科学家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汇报者把铀矿石标本和探测放射性的盖革计数器拿到会上，当场演示发出嘎嘎的响声。毛主席十分高兴地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但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下去，一定可以搞起来。”他还强调说，“我们只要有人，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一次对中国核工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毛泽东主席作出了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标志着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开始。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想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毛主席再次论断：“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儿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一锤定音，中国的核工业全面上马了。原子弹正式展开研制工作了。

    四年，从中央领导到参与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参与制造工作的战士工人，经历了不知疲倦的四年，忘我劳动的四年，也是为国献身的四年。

    1956年10月3日，中苏两国领导人举行最高级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主席向赫鲁晓夫提出：“我们对原子弹、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中苏两国经过多次谈判，于1957年10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此项协议主要内容是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

    但是，好景不长，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协议，只执行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出现了大问题。中苏两党出现政治分歧，并进而扩大到国家关系的恶化。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协议，并且正式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960年8月23日，正式将在我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两百多名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国，并且把重要的图纸资料全部带走。特别严重的是，苏联原计划援助中国建设的核工厂，有的才建设了一半，有的还未完全建成，苏联干脆停止向中国提供原来订购的配套设备。

    毛泽东主席在此严峻形势的压力下，审时度势，发出“只有一条路，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的口号。他还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核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顶住压力，奋发图强，先后排除了数千个技术难题，努力攻关，逐项攻克。尤其是有的技术难题在相当陌生的情况下，认识再认识，攻关再攻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

    自强不息，不断攻克难关，1963年3月，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11月29日，铀工厂生产出第一批合格产品；12月24日，同步聚焦爆轰产生中子试验取得成功；1964年1月14日，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浓缩铀：铀-235；1964年4月，加工出第一套原子弹上用的核部件；1964年6月6日，在研制基地，爆炸试验了一颗准原子弹（除未装核材料以外，其他均是未来原子弹爆炸时使用的实物），取得理想的效果，为下一步原子弹的正式爆炸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赫鲁晓夫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协议，给中国造成的巨大伤害，正压在中国人的头顶上。紧接着，是国家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由于粮食和副食品以及生活必需品紧缺，实行定量供应，许多人吃不饱肚子，出现全身浮肿，形势相当严峻。

    在此严峻的经济困难时期，对是否继续研制原子弹，中央领导层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但经过多次讨论，最后还是决定，研制原子弹还是继续进行！

    四年，从中央领导到参与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参与制造工作的战士工人，经历了不知疲倦的四年，忘我劳动的四年，也是为国献身的四年。原子弹的重大技术关——同步聚焦被成功突破了；原子弹的核心材料——铀-235研制出来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终于走到了爆炸试验的阶段。

    1964年10月16日下午2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人员按下了原子弹起爆按钮。

    1964年10月14日，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专委委员、试验场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在新疆核试验基地，向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全体成员宣布中央的命令：经中央军委研究决定，原子弹试验的零点时间（即核爆炸时间）定为1964年10月16日15时（北京时间）。

    1964年10月14日下午7时20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被吊装到罗布泊地区一个102米高的铁塔顶部。站在铁塔上，极目远眺，在一定的距离和位置上，安装着效应试验的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舰艇、各种车辆、建筑群体以及各类生物等，整个场面就像大战前的战场，甚为壮观。

    1964年10月16日早晨6时30分，工作人员完成了爆炸前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联结雷管。随即全体工作人员陆续撤离爆炸试验现场。最后一批人员12时56分撤离完毕。

    1964年10月16日下午2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人员按下了原子弹起爆按钮。只见强光闪亮，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直上蓝天。

    张爱萍将军拿起直通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专线电话，极为兴奋地向周总理报告：核爆炸成功了！周恩来总理冷静而沉稳，第一句话就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你们能不能肯定这是核爆炸？”张爱萍将军继续报告：我们已看到火球，蘑菇云正在上升，铁塔已经消失……

    周总理当即代表中央向原子弹研制和参加试验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随即，他马上报告了毛泽东主席。当毛主席听到这一报告后，兴奋之余，也严谨地提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继续查清楚再发表”的指示。

    当晚，核试验基地总指挥部向中央报告了这次核试验的初步数据结果。

    这次核爆炸产生的地震波，非同小可，绕地球转了好几圈儿，以至于远在万里之外的瑞典乌菩萨拉大学观测台，也测到了这次爆炸所发出的震波能量。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人民日报》也印发了号外。美联社和路透社均相继进行了报道。

    中国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在国际上引起了一场不小的“地震”。

    作为一种象征，中国原子弹的爆炸，正式向全世界宣告：它的诞生，完全是为了打破强权、打破核讹诈，是为了整个人类的和平与安宁！

    在当天的《新闻公报》报道中，中国政府明确地表示：中国进行必要而有限制的核试验，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核武器。我们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22年之后，中国政府再次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今后我国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

    （燕娟）

    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岛素：叩开生命的奥秘

    1966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上登载了这样一篇报道——《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

    胰岛素是蛋白质的一种。在20世纪，蛋白质是世界生物化学领域研究的热点，一直被誉为破解生命之谜的关键。恩格斯曾经说过：“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如果某一时候化学能够人工地制造蛋白体，那么这蛋白体也必然会呈现出生命的现象，即使是最微弱的生命现象。”因此，如果能人工合成胰岛素，将标志着人类在揭开生命奥秘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结晶胰岛素的成功合成是震惊中外的一件大事，它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原子弹的成功试爆与人造卫星上天。它不但证明了中国在科研领域可以和西方发达国家竞争，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更证明了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创出世界一流的成果。胰岛素的人工合成，也是新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为国争光、为中国人争气的“代表作”之一。

    突然，不知是谁冒出了这么一句：“合成一个蛋白质！”顿时，七嘴八舌的声音全都停了下来。

    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个科研课题是在1958年全国风风火火展开的“大跃进”运动中提出来的。那是一个充满了“豪言壮语”的时代，各行各业争先恐后提出宏大的目标，虚报夸大的建设成果，当时被称作“放卫星”，不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政治上落后。

    为了避免遭到落后的批判，即将于1958年8月成立的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召开了一次高级研究人员讨论会。该提出一个什么样的课题，才能达到“放卫星”的效果，成了摆在每一个专家面前的问题。会上，大家争先恐后发言，但都因为不够“跃进”、气魄不够宏大等理由，一个个被否决了。

    突然，不知是谁冒出了这么一句：“合成一个蛋白质！”顿时，七嘴八舌的声音全都停了下来。这可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前沿课题啊！究竟现有的科学技术是不是已经能够支持这一课题的开展？中国有没有这个条件？由我们自己的研究人员来做有没有成功的可能？……没有人敢保证。在座的有不少是当时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可谁也没有研究过类似的问题，也都没有相关的理论基础。

    但“合成一个蛋白质”这个课题确实够响亮，也颇具吸引力。如果真的能够让人工合成的第一个有生命活力的东西在中国诞生，那将是何等辉煌啊！

    很快，“合成一个蛋白质”的设想被摆到了群众讨论会上，生化所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一下都被它吸引住了。他们更加“敢想敢干”，很快提出要五年内完成这个伟大的目标，并把这个设想放到了“上海市科学技术展览会”上参加展览。在这次展览会上，“合成一个蛋白质”的设想也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关注。它很快被列入1959年全国科研计划草案，成为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之一。

    由于当时已经确定了一级结构的蛋白质只有胰岛素一种，没有别的选择。因此，1958年12月，人工合成胰岛素的课题被最终确定了下来。

    这个结果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但仍然是基于保密的要求，他们还是没能及时公布这一成果。

    1959年1月，胰岛素人工合成研究工作正式启动。

    在人和动物胰脏内有一种呈岛形分布的细胞，分泌出一种叫胰岛素的激素，具有降低血糖和调节体内糖代谢的功能。胰岛素是一种蛋白质。蛋白质是生物体的主要功能物质，生命活动主要通过蛋白质来体现。

    胰岛素由A、B两肽链、共17种51个氨基酸组成。人工合成胰岛素，首先要把氨基酸按照一定的顺序联结起来，组成A链、B链，然后再把A、B两条链连在一起。

    为了符合“大跃进”要求的速度，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建立的五个研究小组同时探路。他们知道这项工作非常艰难，工作量巨大，而自身缺乏相关经验，人手又不够，于是还想到了找别的研究单位合作。

    他们首先联系了同在上海的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接着又找了北京大学。经过几轮协商，1959年4月，在有机教研室主任邢其毅教授等人的领导下，北京大学化学系开始和生化所分工协作。

    工作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对于天然胰岛素拆、合，研究小组曾经用过七种方法都没能拆开胰岛素。而当他们终于找到一个方法将胰岛素完全拆开成了稳定的A链及B链，获得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阶段性成果时，却因为当时国家特别强调保密，使他们失去了在国际上首次公布研究成果的机会。

    天然胰岛素拆开之后，接下来面临的是A、B两链能否重新组合成胰岛素的问题。从当时的认识和实践来看，即使不是绝对不可能，也是万分不容易的。但在“大跃进”形势的激励下，研究小组的成员还是不断地进行着尝试。历经艰辛，多次试验，他们于1959年3月19日得到了第一个有活性的接合产物！

    又经过多次失败，克服了许多技术障碍以后，研究小组在1959年国庆献礼前摸索出了一个更好的办法，使天然胰岛素拆开后再组合的活性稳定地恢复到了原活性的5%～10%。

    这是一个重大的研究成果，不仅指导和解决了胰岛素人工合成的大路线问题，还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胰岛素合成的最后一步工作。为了吸取拆开工作未及时公布的教训，生化所于1959年11月16日向上级领导要求，尽快公布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然而，基于保密考虑，这个要求还是被最终驳回了。

    1959年年底，负责分离纯化重合成胰岛素的张友尚等人通过反复试验，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提纯方法，得到了和天然胰岛素结晶一致的重合成胰岛素的结晶。这个结果同样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但仍然是基于保密要求，他们还是没能及时公布此研究成果。1961年，美国科学家安芬森发表了一项类似的、相对而言较为简单的研究报告，结果后来因此而获得了197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在拆、合工作快速取得突破的同时，人工胰岛素的合成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合成工作确实太过艰难和繁复，不但工作量大，而且一环紧扣一环，一步不合规则，就有可能前功尽弃。没选择好合适的溶剂、保护基、缩合剂，没选择好合适的肽段大小，没选择好接头等等，都可能使合成工作功亏一篑。因此，整个研究工作远远没有达到最初计划的进度。

    但总的来说，在1959年这一年，两个研究单位的工作在一种良好的气氛中进行着，也取得了一些比较重大的阶段性成果。

    在这里，“一个人30天的工作等于30个人一天的工作”的论调并不成立。这么多人忙了7天、15天、20天、一个月，依然没有实现最初的目标。

    就在这时，“反右倾”运动开始了，它给胰岛素研究工作带来了一种富有时代特点的科研方式——“大兵团作战”。

    在“反右倾”运动的压力下，北京大学化学系和中科院上海生化所都把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工作变成了一场风风火火的“群众运动”。很快，复旦大学生物系也加入进来。但是，原来富有研究经验的学者被迫离开领导班子，一大批“连氨基酸符号还不认识”的青年教员和年轻学生成了胰岛素研究的“尖兵”和“科研的主力军”。他们普遍表现得十分积极，工作热情高涨，一边干一边学，不分昼夜地进行着胰岛素合成试验。

    可胰岛素人工合成毕竟是基础科学研究，和军事斗争、工农业生产有很大的区别。在这里，“一个人30天的工作等于30个人一天的工作”的论调并不成立。这么多人忙了7天、15天、20天、一个月，依然没有实现最初的目标。

    1960年4月，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在上海举行。虽然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北京大学化学系、复旦大学生物系三个单位都先后向学部大会献礼，宣布自己已经初步合成了人工胰岛素B链、A链以及B、A二链，但令人遗憾的是，最终的全部合成产物都被测定为没有活力。

    其实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所长王应睐早已意识到，这种费钱、费力而不讨好的研究方式起不到什么效果。1960年7月底，他终于鼓起勇气向上级领导反映了自己的想法，说明人太多没有好处、专业不对口的人在里面起不到什么作用。他的提议得到了领导同意后，生化所的“大兵团作战”宣布告一段落。随后，其他两个研究单位也先后结束了“大兵团作战”的闹剧。

    当杜雨苍从放有冰箱的那个小实验室走出来，手中高举着滴管，人们终于看到了自己为之奋斗了多年的成果——闪闪发光、晶莹透明的全合成牛胰岛素结晶！

    1961年，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来到生化所视察，并明确表示：人工合成胰岛素即使需要100年时间我们也要搞下去。就这样，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最终持续了下来，队伍被精简到二十多人，研究方式也恢复到了以前脚踏实地的状态。

    在国家科委的撮合下，1963年下半年，北京大学化学系和中科院有机所、生化所又开始重新酝酿合作。他们约定要联合起来，吸取以前的教训，一心一意搞出中国的人工合成胰岛素。

    1964年年初，在邢其毅教授的带领下，北京大学化学系开始和中科院有机所不分彼此地进行协作，共同负责胰岛素A链的合成。而生化所方面，则为合成胰岛素B链与提高重组活性而继续努力。

    1964年8月、1965年5月，研究人员先后拿到了合成的B链和A链。1965年年中，当A链积累到100毫克（此时B链已积累到了5克）时，全合成实验开始进行。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小白鼠惊厥实验中，注射了合成产物的小白鼠并没有因惊厥反应而跳起来。该结果说明，这次的实验没有成功。

    1965年9月3日，杜雨苍等人再次做了人工A链与人工B链的全合成实验，并把产物放在冰箱里冷冻了14天。9月17日清晨，生化所、有机所、北京大学化学系三家单位的研究人员汇聚到了生化所。这次实验会不会成功呢？

    当杜雨苍从放有冰箱的那个小实验室走出来，手中高举着滴管，人们终于看到了自己为之奋斗了多年的成果——闪闪发光、晶莹透明的全合成牛胰岛素结晶！

    “那实在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激动人心的时刻。”三十多年后，已80高龄的邹承鲁先生依然饱含激情地回忆道。

    经过6年零9个月的努力，中国科学家终于在世界上第一次取得了人工胰岛素结晶！

    1966年4月3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蒂斯利尤斯来到中国，对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合成胰岛素感到十分振奋并对此表示了诚挚的祝贺。他说：“美国、瑞士等国家在多肽合成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科学家都未能成功合成，但你们在没有这方面专长人员和没有丰富经验的情况下第一次合成了它，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他在回国途中适逢中国爆炸第三颗原子弹。当被询问对此事的看法时，他说：“人们可以从书本中学到制造原子弹，但是人们不能从书本中学到制造胰岛素。”

    四十多年后，当年研究小组的主要成员之一邢其毅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起此事仍然非常兴奋。他指着人工全合成胰岛素结晶照片对记者说：

    “你看，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后来每次报告时都提到它——就是这几块结晶。这是无价之宝。国外的那两家，不管是德国的还是美国的，都没有照出这样一张照片出来。”

    我们确实可以毫不犹豫、当之无愧地郑重宣布：中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了胰岛素！

    （杨文瑜）

    林县红旗渠：人工天河

    20世纪60年代，河南省林县的几十万百姓，为了解决困扰了他们祖祖辈辈的吃水难问题，硬是靠着双手，凭着自己的血肉之躯，在太行山深处的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了一条全长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将远在山西境内的漳河水引入了他们千百年来饱受干旱之苦的故土。

    这就是闻名世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

    当地有一个说法，林县姑娘嫁人“不图你的万贯家产，就图你有水洗脸”。

    河南省林县（1994年改为林州市），自古以来饱受缺水之苦。由于干旱缺水，当地老百姓常常为了水发生争执打斗，甚至闹出人命来。老百姓平时都不洗手脸，长年累月地不洗衣服；只有遇到婚丧嫁娶这些大事的时候，才舍得去缸里舀出一点点水来，全家人合用一个洗脸盆，你洗完了我洗，用完了的水，也绝不舍得倒掉，而是要留着给牲口喝，或者浇菜用。当地有一个说法，林县姑娘嫁人“不图你的万贯家产，就图你有水洗脸”。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决心，从1957年起，先后建成英雄渠、淇河渠和南谷洞水库、引上水库等水利工程。但由于水源有限，仍不能解决大面积的灌溉问题。

    1960年开始，林县人决定在太行山上修建水渠，把山西境内的漳河水引入久旱的林县。

    这条红旗渠工程的上马，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奇缺，粮食匮乏。修渠民工每人每天只有0.5公斤口粮，1.5公斤蔬菜。但是，在艰难的施工条件下，他们奋战于太行山的悬崖绝壁上，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削平了1250个山头，架设了151个渡槽，凿通了211个隧洞，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经过十年奋战，林县人民“劈开太行山”，建成了人工天河红旗渠：1965年4月5日总干渠通水；1966年4月三条干渠同时竣工；1969年7月完成干、支、斗渠配套建设。

    至此，以红旗渠为主体的林县灌溉体系基本形成。总干渠长70.6公里，干渠、分干渠、支渠、斗渠长度共计一千五百多公里，灌区有效灌溉面积达到54万亩。

    红旗渠工程是林县人民的骄傲。

    “这么宏伟的工程，兴建于60年代初那样的困难时期，是怎样干成的？真叫人不可想象。”

    红旗渠建成后，引来很多中外的参观客人。他们看到悬挂在太行山腰的红旗渠，无不赞叹不已，并且不约而同地发问：“这么宏伟的工程，兴建于60年代初那样的困难时期，是怎样干成的？真叫人不可想象。”

    修建红旗渠，首先遇到的是经济问题。当时林县县财政的收入十分薄弱，靠国家给钱可国家有困难，靠上级拨款但上级也没钱。于是，林县县委就想出许多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民工自带工具，自带口粮；抽调县社干部组织社队工程队，到全国一些城市承揽工程，将部分收入作为建渠资金；派人四处求援，运回别人用不完的炸药雷管；自己造炸药，自己烧石灰，自己办水泥厂，自己编抬筐……工程中，修旧利废，一物多用，用炸药箱子做水桶、灰斗、车厢，杠子折了当镐把，再不行就当锤把，一分钱能掰成几半花。

    后来经计算，红旗渠工程总投工5611万个，总投资12504万元。其中国家投资4625万元，占总投资的37%；社队投资7878万元，占63%。从这些数字中，我们看到的是林县人民为修渠付出的不讲报酬、忘我劳动的奉献精神。

    在修渠过程中，民工们的生活非常艰苦。没有民房住，就住山崖、石庵、石洞，甚至打土窑、搭席棚。白天干一天，晚上被子潮得不能贴身。常常是在席棚里睡，半夜醒来，一睁眼，却看到满天星，原来席棚顶早被风刮跑了。

    但是，生活再苦，也没有挡住人们建渠的热情。因为大家知道，苦是暂时的，没有苦，就换不来幸福。所有参加修渠的青年男女民工，都带着这种信念投入劳动中。

    渠首大坝截流时，任村公社的男女青年们奋不顾身，跳入冰冷的河中结成人墙，抗拒激流，保障截流工作取得成功。

    红石崭，仰天壁立万仞，低头万丈深渊，下面更是滚滚漳河。红旗渠却就要从齐整整如刀切的山崭上通过。东岗公社组织了七十余名强壮劳力，腰系绳索，凌空打钎放炮。由于石质坚硬，打一锤，钢钎在石头上蹦一蹦，半天打不了一尺深。于是，他们开动脑筋，先打成小炮眼儿，再炮里套炮，打成12个直径1米多、18米深、能装1000公斤药的连环炮，一齐引爆，半架山应声而倒，这才在悬崖绝壁上建成渠基。

    青年洞开凿时，缺粮少菜，大家忍着饥饿埋头苦干。青年们还把豪言壮语写在太行石壁上：“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为了后辈不受苦，我们就得先受苦”……工程中，大家研究创造了“三角炮”等爆破新技术，改进了放炮时间和排烟办法，硬是凭借蚂蚁啃骨头的精神，苦干了1年5个月，终于把青年洞凿通。

    修建红旗渠，共有81人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年轻的工程技术人员吴祖太，是当时红旗渠工地上少得可怜的科班出身的工程技术人员。当王家庄隧洞施工工地出现塌方时，他明知有危险，但为了民工安全施工，还是冒险和姚村卫生院院长李茂德一起入洞查看。不幸洞顶坍塌，两个人光荣牺牲。当时吴祖太年仅27岁。

    魏家庄大队支书魏三然，为了能把水引进村里，明知自己患了癌症，将不久于人世，还要拖着骨瘦如柴的身子，坚持进洞施工。在生命弥留之际，他还把孩子们叫到床前，再三叮咛：“凿通……隧洞……引水……入村……”

    他的女儿魏秀花也是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女承父业，夜以继日地在隧洞里奋战，最终因施工罐车发生故障光荣牺牲，年仅23岁。

    周恩来总理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

    红旗渠开通以后，周恩来总理对人民群众的这一惊人创造感到非常自豪。他经常对外国友人说这样一句话：“新中国有两个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1968年，周总理在一次关于外事工作的谈话中说：“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来访，要让他们多看看红旗渠是如何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的。”

    1970年，林县被批准为对外开放县，此后10年间前来红旗渠参观的外国友人就达一万一千三百余人。1974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陪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前来参观，因山路陡峭不敢前行而被抬上青年洞的卡翁达感慨不已：“太伟大了！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为我安排了这么好的参观项目。我建议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来看看你们的红旗渠！”

    林县人民在20世纪60年代修建红旗渠过程中形成的，并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了的创业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让林县干部群众的眼界更宽了，胆子更大了。在后来向新的生产领域进军过程中，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他们都会说：“红旗渠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都修成了，眼前的困难再大也不在话下。”

    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先后亲临红旗渠视察。1995年4月14日，胡锦涛视察红旗渠时指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仍要继续弘扬当年的修渠精神，把红旗渠精神代代传下去”。1996年6月1日，江泽民总书记在视察红旗渠时指出：“红旗渠精神不仅是林州和河南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整个国家和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为此，他还亲笔题词：“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

    1996年，红旗渠被国家教委、民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共青团中央、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指定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7年又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红旗渠修成以后，形成了以红旗渠为主体，南谷洞、引上水库及其他引、蓄水工程作补充和调节，能引、能灌、能排，综合利用的水利灌溉网。使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达到万亩，全县14个乡镇410个行政村受益，从而结束了林县人民世代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历史。粮食的亩产量由100公斤增加到1991年的4763公斤。同时还带动了林县牧业、工业、乡镇企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旅游业、第三产业及其他事业发展。

    红旗渠工程不仅工程浩大，而且建筑质量高超，通水40年来，仍巍然屹立在太行山上，建筑专家们称赞它为中国建筑史上的典范！

    1990年，林州开始开发红旗渠景区，将精神财富转换为物质财富。风景区开发十几年来，采取滚动式发展战略，累计投入资金3000万元，使昔日的荒草坡成为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2002年，红旗渠被评为国家AAAA级风景区。2006年5月，红旗渠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红旗渠是党和人民建在太行山岩上的一座丰碑；红旗渠精神是林州人民的传家宝。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林州人民不断赋予红旗渠精神新的内涵，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谱写了气壮山河的“战太行、出太行、富太行”的创业三部曲，实现了林州由山区贫困县向现代化新兴城市、生态旅游城市的跨越。

    （燕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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