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儿……”
《春天的故事》，这支令人耳熟能详的歌曲用优美的旋律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古老中国告别冰封的冬天，走向充满生机活力的春天的故事。
这个故事起源于深圳。
明朝永乐八年（1410年），在中国南海边有一个不起眼儿的小渔村，村里村外河沟纵横。由于南方人习惯将河沟称作“圳”或“涌”，所以这个小渔村被取名为“深圳”。
在中国漫长的现代历史中，这个小渔村和整个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起，经受了战乱、饥荒、贫穷，这个水多、芦苇长、蚊子多的小渔村就这样一直默默地躺在中国的南海边陲，不为人知。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然而，要彻底解放生产力，必须撬动并推开旧体制这块阻碍中国全面前进的大拦路石，改革需要一个支点。
可是，这个支点在哪里呢？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儿。
早在1978年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考察组，在对港澳经济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就已经向中央建议在深圳与珠海开办出口基地和面向港澳的游览区了。1979年1月31日，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了这个建议。
2月2日，国务院批准由香港招商局在蛇口2.14平方公里土地上建立我国大陆第一个出口加工工业区。7月8日，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建设正式破土动工，炸响了开山炮。这声响亮的炮声震醒了沉睡的深圳，也震醒了沉睡的中国经济。这一炮，后来被人们称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炮”。
1979年4月5日，中央在京召开工作会议。广东省委汇报了利用广东自身的优势，先走一步，在沿海画出一些地方，单独进行管理，设置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和贸易合作区，以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办企业的想法。
在会议期间，邓小平同志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同志谈话。他说：“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画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一锤定音，这次会议正式明确了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试办出口特区，并指示广东省委先重点抓好深圳。而这场伟大改革最重要的支点，也就在这次会议上确定落在了深圳。
1980年3月末，国务院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研究并提出了试办特区的重要政策，同时同意把原拟的“出口特区”名称改为“经济特区”。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一天，从此成为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日。
就这样，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画出了一个圈儿，就像投下一粒石子，打破旧体制的一潭死水，漾开了迎接生产力解放的春天的圆圈儿。
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从这个圈儿开始，充满活力的生产方式一圈儿一圈儿漾开，最终扩展到整个中国，彻底告别旧体制，迎来了整个中国经济迅猛腾飞的新时代。
“三天一层楼”，不仅增长了深圳高度，更成就了“深圳速度”。
1985年，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建成。
这座高160米、共有53层的大厦，在今天看来，无论是高度还是规模其实都已经不能与后来的那些更高的大楼相比。但在深圳人的心中，它却是无可替代的深圳的标志和骄傲。因为这座大楼不仅曾经作为全中国第一高楼引起全国关注，更因为它以“三天一层楼”的建筑神话创造了至今仍被深圳人津津乐道的“深圳速度”。
这座高楼始建于1982年。当时，深圳市宣布将兴建“中国第一高楼”国贸大厦。刚刚承揽了另外一座高楼“金城大厦”建设任务的中建三局一公司毅然放弃了利益丰厚的项目，加入竞标，并最终成功中标。
当时的深圳虽然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基本的生活条件远远不及现在，负责国贸大厦工程施工的人们条件更是艰苦。他们回忆说，当时能够出去买一支雪糕吃，就已经是很高级的享受。他们平时就住在工地里用竹子搭建的工棚中，可每当别人问起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总是打趣说：“我们住在‘竹园宾馆’。”
生活的艰苦对于建设者来说，还是小菜一碟，但滑模的实验失败，却差点儿压垮了他们。滑模工艺是指先用钢结构搭建模板，再往里浇灌水泥；等到水泥大体凝固，再往上提升模板。当时，如此大面积的滑模施工国内尚无先例。第一次滑模，滑出来的柱子里面都是大洞，有人形象地称之为“狗洞”。接下来的两次实验也都失败了。
而此时，已经有人传说，有境外媒体的记者正天天守在国贸工地外面，希望拍到中国第一高楼倒塌的画面呢。
滑模设计小组组长罗君东顶住压力，找到了原因：不是因为滑模的技术不成熟，而是陈旧的设备达不到先进工艺的要求。他提出，要想成功完成滑模，必须到国外购买先进的设备。中建三局再次显示出非凡的魄力和胆识，贷款从国外购买了十几台先进设备。
再次实验，终于听到工地的喇叭里传出了工程总指挥李传芳的声音：“我们成功了！”整个工地被欢呼声萦绕。而在欢笑的同时，每个人都流下了泪水。
众所周知，按照普通而正常的施工速度，这样一座53层的大楼，从设计施工到竣工，一般需要一两年时间。而深圳这座大楼却先是7天一层，然后5天一层、4天一层、3天一层，最终在短短100多天内竣工了，而且质量完全达到国家标准。
“深圳速度”从此诞生。
1984年4月30日，国贸主楼封顶，比预计的工期整整提前了一个月。1985年12月29日，国贸大厦整体竣工。
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来到阔别已久的深圳，登上了这座当时的中国第一高楼。在国贸大厦最顶层的旋转厅，他发表了著名的视察南方讲话。而他讲话的房间，从此被命名为“邓公厅”。
国贸大厦的建设速度，不仅是深圳的速度，也是一个时代最前卫的速度，是中国从多年的沉睡中醒来，迈开脚步开始追赶世界的起跑速度。
我们富裕的不仅仅是物质，从一根电话线开始，深圳义工为深圳画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首先富裕起来的深圳，以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出现在国人面前？开放的市场、前卫的观念、活跃的经济……这一切除了给深圳带来富庶的物质生活外，会不会腐蚀深圳人的灵魂？这里会不会变成中国的一块黄金瘤？这曾是改革之初很多人担忧和困扰的问题。
然而，从一根电话线开始，到现在规模庞大的义工服务系统的建立，深圳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
1989年9月20日，深圳团市委组织了19名热心人士组成义工队伍，开通“为您服务”热线电话，为那些祖国各地来深创业的热血青年提供帮助。这根电话线就像一只报春的燕子，向外来的人们传递出温暖、热情的信息。
从这根电话线开始，深圳义工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1990年6月6日，由46名义工组成的“深圳市青少年义务社会工作者联合会”在民政局注册成立，成为中国内地的第一个义工团体。深圳人不仅在经济建设速度上走在了全国前列，在精神文明中也再次体现出敢为天下先的开创精神。
20年来，深圳已建成市、区、街道和社区四级义工组织网络，建立了义工代表大会制度、理事会制度、小组活动制度、工作会议制度等各种有效制度，形成了招募机制、培训机制、激励机制、项目拓展机制、评价机制和档案管理机制等各种长效工作机制。
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义工们，主要是青少年学生，也有中年的叔叔阿姨，甚至还有老爷爷老奶奶。他们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接听热线电话、接收义工信箱信件；他们还深入社区、街道、家庭，用自己的爱心，为残疾人、老人、病人、孤儿、劳教人员、吸毒人员、精神病患者提供各种帮助。除了这些传统的活动外，他们还进入社会调研服务、学生服务、环保、网络、手工制作、后勤、青春健康、文化文艺、法律援助等各种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时代精神的领域；他们甚至还组织了国际义工，到老挝、缅甸支教。
可以说，在一切需要奉献的地方，都可以看到义工们朴实而忙碌的身影。
曾经有人作过统计，平均每位注册义工每年服务时间超过30小时。按照一个人每年工作260天、每天工作8小时来计算，全深圳市注册义工的服务时间相当于2019个人全职为社会提供服务。
今天，义工在深圳已经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有困难找义工、有时间做义工”已经成为深圳人的时尚。“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率先富起来的深圳人，用“义工”这个响亮的名字，回答了改革之初国人对“富裕以后怎么办”的疑问，为深圳画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向中国的改革事业递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燕娟）
“一国两制”的构想：铺平港澳回归之路
1997年6月30日23时59分，香港会议展览中心，英国国旗和香港旗在英国国歌声中缓缓降落。
7月1日0时，鲜艳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紫荆花区旗徐徐升起。
历经百年沧桑的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在那举国欢庆的时刻，在一片“香港万岁”“祖国万岁”的欢呼声中，人们的心中似乎都有一个声音在回响——那是一个带着四川口音的老人在说：“我活到1997年，就是要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下。”
1997年2月19日，在距离香港回归不足半年的时候，这位老人在北京病逝。尽管他没有实现“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的愿望，但是人们不会忘记，正是他以过人的智慧和胆略，铺平了香港的回家之路。
1999年12月20日，与母亲分离四百多年的澳门也回家了。今天，人们仍在期待着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那位老人的话仍然常常被人们记起，他说：“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这位老人，就是邓小平。
“解放台湾是我们祖国统一的事业，我们也要尊重台湾的现实。台湾可以保留原来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这是在国家统一的情况下允许保留的。”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最初是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20世纪70年代，对中国人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年代：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原则开始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所接受。
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台湾回归祖国怀抱，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任务重新摆在了人们面前。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出《告台湾同胞书》，号召两岸增进了解，消除隔阂，发展贸易，互通信息，创造有利于祖国统一的良好气氛。
当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命令福州军区部队从即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正式结束了海峡两岸长达30年的直接武力对抗冲突。
“如果我们还不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我们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何以自解于子孙后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属黄帝子孙，谁愿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告台湾同胞书》中的这段话，在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心里激起了强烈的共鸣。但是，不同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几十年的隔绝与误解，和平统一的道路到底该怎么走呢？
1978年11月27日，在中美两国建交的前夕。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曾说：“解放台湾是我们祖国统一的事业，我们也要尊重台湾的现实。台湾可以保留原来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这是在国家统一的情况下允许保留的。”
从这段话里，人们分明可以感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构想正在萌生。
1981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对台九条方针政策”，其中有两条是“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不久之后，邓小平将这九条方针归纳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这个概念。
蓝图已经绘出，历史终将证明。在台湾问题尚未突破之时，历史选择了香港。
“一国两制”方针是史无前例的惊人之举，在解决香港问题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将为解决其他历史遗留问题提供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1982年的香港面临抉择：15年后，鸦片战争中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就会到期。到时候英国对新界乃至整个香港的统治行将结束，英国法律的有效期也将告终。而地产和抵押合同的有效期一般都是15年，所以从1982年开始，香港就再也没有签订过任何地产的抵押合同。
要么稳住形势，要么造成大乱。人们必须得到关于香港前途的实质性承诺，中英双方必须达成共识。
对香港问题一直表示“不用着急”的邓小平终于发话了。在1982年与英国前首相希思的会面中，邓小平表态愿意同英国政府正式接触，通过谈判来解决香港问题。他说：“现在这个时机到了。一个是我们有办经济特区的经验，一个是我们有逐渐好转的国际关系。……现在是考虑处理香港问题的时候了。”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出访中国，这位在世界政坛以强硬著称的“铁娘子”，刚刚发动了一场军事行动，阻止了阿根廷重获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此行她携着这场胜利的余威来到北京，希望重振大英帝国的雄风。即便不能保持对香港的主权，也要保持住对香港的管辖权。但是，这次她面对的是强大的中国和有“钢铁公司”之称的邓小平。
邓小平的立场十分明确而坚定。他告诉撒切尔夫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1997年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面对所谓“以主权换治权”的花招，邓小平也没有丝毫的让步，他说：“中国既然要收回香港，就要把它置于中国的管辖之下。”撒切尔夫人的如意算盘全部落了空。当会谈结束走出人民大会堂北门时，在全世界记者的注视之下，她不慎摔了一跤，更是引来了舆论界对于她此时内心挫败感的各种猜测。
在此之后，中英之间的一系列谈判和过渡工作都是在邓小平早已画定的框架内进行的，直到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的签订和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香港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样给澳门的前途指明了方向。在《中英联合声明》发表之后，葡萄牙《新闻日报》就发表文章称：“一切表明，中国人将采取一种类似的程序在澳门接管权力。”而当时的澳门总督高斯达也表示“澳门问题随时都可以解决，只要双方认为时机成熟。葡萄牙政府在澳门问题上决不会表现出固执态度。”1987年4月13日，《中葡联合声明》正式签署。1999年12月20日，澳门政权顺利移交。
没有人能够否认“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在香港、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过程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正如英国前副首相杰弗里·豪在接见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所说，“一国两制”方针是史无前例的惊人之举，在解决香港问题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为解决其他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曾荫权在回归10周年的庆典上说：“所有庆祝活动的核心，是确认‘一国两制’的成就。”
香港，万象之都。纷繁嘈杂的街景里自有一种隐藏的秩序感，这是一种成熟的现代都市的风度。
电影招贴、穿梭的巴士、林立的广告牌、形色匆匆的路人，不过只是它时尚的外表。就像疾驰的汽车终归要回到安静的车库，在喧闹的尘嚣笼罩下，香港跳动的其实是一颗淳朴的心，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和力量。而回归12年之后，香港与祖国更加骨血相连，难离难分。
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2年：1998年8月，国际对冲基金对香港汇市、股市及期货市场展开立体狙击，亚洲金融风暴波及港岛；2003年3月上旬，非典型性肺炎爆发，先后夺去299名市民的生命；2005年，香港迪士尼乐园开张，但由于场地和设施不足，初期客源未能达到预期的设想……
但是这又确实是成就卓著的12年：面对国际金融大潮的袭击，香港特区政府果断地以一千多亿港元外汇基金入市抗击，成功地维护了香港金融秩序的稳定；面对非典型性肺炎的肆虐，全港医护人员不惜生命、冲锋在前；1998年，造价高达707亿港元的新香港国际机场正式启用，其后连续五年被评为“全球最佳机场”……
在这12年中，香港与内地的联系日益密切。从2001年开始，特区政府分次推出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内地人入港的条件逐步放宽；2004年开始，香港对内地居民大面积开放自由行；2006年，中国工商银行赴香港上市，掀起市民认购新股的狂潮；至2006年9月，内地企业已占香港上市公司的31%……
香港人对祖国的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也在不断地增强：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出现移民回潮现象。据加拿大报纸的报道，至2005年，1997年从香港移民加拿大的20万港人中，有1/3受到香港高速发展经济的吸引，重又回到香港。调查显示，香港人2006年的平均快乐指数为70.58，而香港人自觉比10年前变得更快乐的人数也有所增加。香港大学舆论调查机构2007年5月的调查显示，44%的香港市民对中国内地拥有好感，而表示反感的仅占12%……
74岁的英国人彼得·莫斯已经在香港生活了44年。1995年，他曾和那些选择移民海外的香港人一样离开了这座城市。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选择”。所幸，在朋友热心资助下，他在世纪之交之时得以重新回到了这个世界上他“唯一希望生活的城市”。
莫斯说，香港回归12年来，那些“曾经抱有偏见的预言无一成真……我相信香港未来还将更加美好。”莫斯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香港身后有一个“在强有力地前进着”的祖国。
而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曾荫权在回归10周年的庆典上说：“所有庆祝活动的核心，是确认‘一国两制’的成就。回归10年，‘一国两制’的理念，已从未经实践的构思变为活生生的事实。‘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一兑现了。中央政府对所作的承诺，没有丝毫动摇。”
随着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与稳定发展，祖国统一的进程已经明显加快。我们可以相信，在“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指导下，海峡两岸终将“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禹墨）
银河一号：中国大型计算机研制成功
1989年12月27日，《参考消息》刊登了一篇题为《80年代科技百事》的文章，其中说到第95件事时，有这样一段话：
在世界战争中，如果发射氢弹会发生什么情况？早在进行大气层核试验时，就有人开始对此产生某种疑问了。今天，大型计算机回答了我们。因爆炸和城市烧毁而产生的尘土和烟雾将把地球表面完全覆盖住。其直接后果是，太阳光无法通过这厚厚的一层障碍，从而导致全球气温急剧下降。这就是核冬天。
很多人脑无法想象、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们却可以通过大型计算机模拟人脑的准确运算得出答案！这就是大型计算机的神奇之处。
104机研制成功的同时，也给我国培养了一支从科研设计、生产制造到技术保证、组织管理的配套队伍。
1957年年底，中国的一个科学代表团来到莫斯科，与苏联科学院洽谈帮助我国研制第一台大型计算机的问题。
当时的设想是，希望苏方能帮助中国在国内研制出第一台比较先进的大型计算机。但苏方认为在中国研制计算机条件不成熟，建议中国派出科研队伍去苏联成立研究室，并在苏联研制出第一台大型机。当时苏联正在研制БЭСМ-Ⅱ，正好可以由中方在苏协助制造该机。
但中方没有接受苏方的意见。因为我们要的是建立起中国的计算机学科，而不只是造出一台机器。只有在国内，才能通过研制机器，建立和培植我们自己的科研、工业生产、应用和管理的基地和队伍，以至全社会各种有关工业对计算机事业的配合，并利于国家和社会各行业对计算机事业的支持。
洽谈的最终结果是，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以БЭСМ-Ⅱ为蓝本，制造出中国的第一台大型机。这台计算机就是后来有名的104机。
研制104机，主要依靠两支力量：一支是集中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科研设计调试力量，主要包括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四机部（后来的15所）、七机部（后来的706所）和部队（后来的总参56所）四个单位，以及其他单位派来的个别人员；另一支是以四机部738厂和科学院计算所工厂为主的生产加工力量。这两大力量的汇合，形成科研、生产的紧密团结和配合，加上苏联专家的帮助，使104机从生产调试到投入试用很快取得了成功。
在104机仿制的全过程中，从1957年年底开始，先后有六位苏联专家来华工作半年。他们分别参加了前一期准备、试制和调试工作，给予了很多具体的帮助和指导。
104机于1958年9月间进入机房安装，随即开始分调。1959年4月30日清晨调通逻辑，并算出了第一个课题——“五一”节天气预报。经过正确性调试和可靠性调试两个阶段之后开始试算，于1959年国庆时宣布完成，为国庆献礼。104机完成后，我国许多科学重大课题纷纷上机运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有关科学计算就是由104机实现的。1960年冬，郭沫若特地为104机的研制成功题诗：“计算技术开新元，104机冒尖端。百尺竿头进一步，实事求是埋头干。”
104机研制成功的同时，也给我国培养了一支从科研设计、生产制造到技术保证、组织管理的配套队伍。它不只是造出了机器，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人才，取得了经验，为我们进一步自主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104机作为我国计算机事业发展的一个步骤，其意义是重要的，也是成功的。
邓小平同志把研制巨型计算机的任务郑重地交给了国防科大。他还对有关人员说：“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不能没有巨型机！”
位于长沙的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计算机学院楼，乍看之下并无特殊之处，但楼顶上的“银河”两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1983年12月22日，这里曾吸引了全中国的目光。因为，就在这一天，我国第一台亿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号”由国防科大研制成功的消息正式对外发布！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拉开，发展我国先进计算机迫在眉睫。在当年年底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把研制巨型计算机的任务郑重地交给了国防科大。他还对有关人员说：“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不能没有巨型机！”
面对小平同志的信任与重托，虽然当时国防科大刚成立不久，国防科大计算机研究所所长慈云桂教授还是立下了军令状：每秒运算一亿次一次不少，研制时间一天不拖，预算经费一分不超！
以慈云桂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没有辜负小平同志的重托，1983年12月，他们提前一年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银河一号”亿次巨型计算机。
这一消息传到北京，邓小平同志非常高兴，很快签署命令，为研制者记集体一等功，并称赞他们是一支“国防科研战线上敢于进取、能打硬仗的先进集体”，勉励他们“再接再厉，大胆创新，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人才、经验、技术日日累积，银河、曙光、神威代代更新。
如今，我国的大型、高性能计算机形成了三大系列，即银河系列、曙光系列和神威系列。
银河系列
银河-Ⅰ 1983年11月，我国第一台被命名为“银河一号”的亿次巨型电子计算机，历经五年，在国防科技大学诞生了。它的研制成功，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成了继美、日等国之后，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巨型机的国家。
银河-Ⅱ 1992年11月19日，由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银河-Ⅱ”10亿次巨型计算机在长沙通过国家鉴定。它填补了我国面向大型科学工程计算和大规模数据处理的并行巨型计算机的空白。
银河-Ⅲ 1997年6月19日，由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银河-Ⅲ”并行巨型计算机在京通过国家鉴定。该机采用分布式共享存储结构，面向大型科学与工程计算和大规模数据处理，基本字长64位，峰值性能为130亿次。该机有多项技术居国内领先，综合技术达到当前国际先进水平。
曙光系列
曙光Ⅰ号 1993年10月，曙光系列成功地推出了第一台SMP结构计算机——“曙光Ⅰ号”。它可以广泛运用于银行、保险、财会、税务、邮电、交通以及政府部门，进行大规模的事务处理。曙光Ⅰ号是我国“863计划”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它标志着我国已掌握了设计制造支持多线程机制的对称式紧耦合并行机的世界先进水平，缩短了我国在并行处理技术上与国外的差距。
曙光1000 1995年5月研制完成，是国内独立研制的第一套大规模并行机系统，其运算速度的峰值达到每秒25亿次。首次采用Mesh网，首次研制成功蛀洞（Worm-hole）路由芯片，是第一家研制先进的基于消息传递的并行操作系统，实用的并行优化编译器和并行文件系统，全部采用并行编程、调试工具和环境，整体达到了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技术如蛀洞通信芯片设计和并行优化编译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曙光2000-Ⅰ 1998年上半年由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承担的，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曙光2000-Ⅰ超级服务器”研制成功并通过国家鉴定。它的峰值运算速度为每秒200亿次浮点运算。此项目研制的虽是高端产品，但它具有向上向下的可扩展性。
曙光4000A 2004年6月29日通过科技部鉴定，并于2004年8月正式运抵用户方上海超级计算中心。成为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和上海市信息化建设的重大成果，其运算能力位列全球前十。曙光4000A同时也是国内首台每秒运算超过10万亿次的超级计算机。
曙光5000A（魔方） 2009年4月16日获国家级专家验收通过。曙光5000A系统峰值运算速度达到每秒230万亿次浮点运算（230TFLOPS），LINPACK运算速度超过每秒160万亿次浮点运算，是目前国内速度最快的商用高性能计算机系统。曙光5000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能制造和应用超百万亿次商用高性能计算机的国家，也表明我国生产、应用、维护高性能计算机的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神威系列
神威Ⅰ计算机系统 2000年7月25日，由我国自主研发的峰值运算速度达到每秒3840亿浮点结果的高性能计算机神威Ⅰ投入商业运营。我国继美国、日本之后，已成为第三个具备研制高性能计算机能力的国家。该系统在当今全世界已投入商业运行的前500位高性能计算机中排名第48位。
这个被命名为神威Ⅰ计算机系统的可缩放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系统，主要技术指标和性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是我国在巨型计算机研制和应用领域取得的重大科研成果，从而打破了西方某些国家在高性能计算机领域对我国的限制。
神威Ⅰ计算机系统的应用范围主要涉及气象气候、航空航天、信息安全、石油勘探、生命科学等领域。北京高性能计算机应用中心在试运行期间，已成功开发多个基于神威Ⅰ计算机系统的实用化大型应用软件。
据初步统计，神威Ⅰ计算机系统使用率达到60%以上，在国民经济建设领域正发挥着积极作用：与我国气象局合作开发的集合数值天气预报系统，在8小时内可完成32个样本、10天全球预报；与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合作开发的人类基因克隆系统，已完成人类心脏基因克隆运算，取得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
（李艳丽）
中国南极科考长城站落成：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南极大陆上
1984年12月30日15点16分，中国科考队首次登上了乔治王岛，登上了南极大陆，鲜艳的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了南极大陆之上。
1985年2月20日，中国第一座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落成。
“堂堂10亿人口的国家在这里没有发言权和表决权，被人逐出会场，这是一种最大的耻辱，就是因为你在南极没有站。”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曾经推测在地球的最南端应该有一块很大的陆地，只有这样才能和北方的大陆保持平衡。他们称之为“未知的南方大陆”。
18世纪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航海技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于是，开始有一些富于冒险精神的人尝试着去寻找这片传说中的神秘大陆。英国库克船长率领他的探险队在南极海域进行了多次探险，一次又一次试图接近南极大陆，但是始终与它失之交臂。
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南极洲的探险开始趋于白热化。南极半岛、威德尔海、恩德比地、巴勒尼群岛、阿黛利海岸陆续被发现。1838年至1842年，美国海军上尉威尔克斯对南极洲的探险，证实了南极洲为一块大陆，而不是一个群岛。1839年至1843年，罗斯在三次南极探险航行中，在从南奥克尼群岛以西到巴勒尼群岛的区域，发现了六个海岛或群岛，在南极大陆发现了七个区域。
20世纪初，南极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探险队在这片大陆上寻找着自己的梦想：有的完成了一系列的科学观测，有的获得了更多的地理上的发现，有的在不断地刷新离南极点最近的纪录……人类的足迹渐渐打破了这里漫长的寂静，南极神秘的面纱正在一点儿一点儿地被揭开。
这里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资源和能源；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铁山和煤田、丰富的海洋生物和油气资源、地球上72%以上的天然淡水资源；这里是地球上至今唯一没有常住居民、没有国界、其巨大的潜在资源未被开发利用的独特地区。但作为人类共同的财富——南极资源的和平利用及其领土的归属问题，始终是南极的热点和焦点问题。
自20世纪初开始，先后有英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和阿根廷等七个国家对南极洲提出了领土要求。其中，英国是最早对南极提出领土要求的国家。1908年，英国宣布对西经20°—西经50°，南纬50°以南和西经50°—西经80°，南纬58°以南包括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和南极半岛在内的扇形地块及水域拥有主权。之后，各国纷纷抢滩南极。到1941年，英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和阿根廷七国对南极提出的领土要求已占南极大陆总面积的83%。
为了停止这种领土纷争，共同探索南极。1959年12月，最先到达南极的12个国家订立了《南极条约》，商定冻结已有的领土要求。为了人类的利益，南极应该永远用于和平目的，不应成为国际纷争的场所与目标。
中国于1983年以缔约国身份加入了《南极条约》。但是第一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经历，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一段并不愉快的回忆。
后来成为我国第一次南极洲考察队队长的郭琨还很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因为当时我们在南极没有建立科学考察站，虽然1983年6月加入了《南极条约》，但我们只是缔约国不是协商国，没有表决权。当年9月，政府派了代表团出席《南极条约》第12次协商国会议。从会议座次到文件发放，我们都是二等公民的待遇，特别是没有表决权。每当进行表决的时候，主席就把榔头一敲，请缔约国退出会场，去喝咖啡。每次听到这个，心里就是一种屈辱——堂堂10亿人口的国家在这里没有发言权和表决权，被人逐出会场，这是一种最大的耻辱，就是因为你在南极没有站。”
全船舱的人几乎都涌到了甲板上，到处站满人，对着南极高喊：“南极南极，中国人来了！中国人来了！”
1980年1月，应澳大利亚南极局的邀请，中国科学家张青松、董兆乾首赴南极考察，从而揭开了中国南极考察事业的序幕。1981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国南极考察事业走上了正轨。此后，国家陆续派出科学家前往其他国家在南极的科考站学习，开始了进军南极的筹备工作。
1984年11月20日，中国第一批南极科考队员乘坐中国自行制造的远洋科考船“向阳红10号”从上海黄浦江起航，开始了前往南极未知世界的征程。他们肩负着一个伟大的任务——建立中国第一个南极科学考察站。
这是一次艰苦的远征。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的经济实力还不够强大，科考队的装备跟供给都不能与其他国家相比。“向阳红10号”只是一艘普通的科考船，既没有抗冰的能力，更没有破冰的能力；再加上是第一次出征南极，经验不足。航行到赤道附近时，船上带的淡水就不够了，每个队员一天只能分配到一小缸子水，连喝带刷牙带洗脸。航程进入旅途中最为险恶、被称为魔鬼地带的西风带时，许多队员都晕船了。有的连吐十几次，黄水都吐出来了；有的最后都吐得四肢抽搐，就像生了一场大病一样；有的难受得直说：“我还不如跳海呢。”但队员们都十分顽强地坚持着，甚至还开玩笑说：“歌词里把大海形容得特别美丽，‘大海啊，大海，就像妈妈一样’，可我们亲身经历的大海一点儿都不像妈妈，简直像恶狼。”
12月26日这天早上，大家都站在船头上眺望着。远远地，海平线上显出了陆地的轮廓，显出了岩石和礁石，那是南极乔治王岛。那些原来去过外国考察站的科研人员立刻认了出来：“那就是南极！”大家一下子都非常激动，全船舱的人几乎都涌到了甲板上，到处站满人，对着南极高喊：“南极南极，中国人来了！中国人来了！”
1984年12月30日15点16分，中国科考队首次登上了乔治王岛，登上了南极大陆，鲜艳的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了南极大陆之上。
接下来，队员们面临的就是艰巨的建站任务。科考队登陆以后，眼前只有一片荒滩，后边就是雪山，其他什么都没有。开始选定的站址又被别的国家抢占了，得临时找出新的站址。队员们当时唯一的感觉就是：南极这块土地我们倒是踏上了，但是站稳这第一脚真是太不容易了。
从踏上南极的第一天起，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非常紧。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我们在这里的每一步工作都关乎国家荣辱和尊严。建立第一个中国南极科考站——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让大家心里都憋了一股劲：一定要在南极立稳足，扎稳根！
科考站没建成之前，队员们只能露宿在大风里，早晨醒来，羽绒被上都是一层冰雪。科考班班长叶奇德几天几夜没合眼，晕倒在现场。等到苏醒过来以后，他就又投入了战斗。还有一个队员把手给砸破了，在海水里涮一涮，又继续干。直到别的队员发现血迹，才把他拉去休息、医治，最后整根筋都做了缝合手术。
当时的队长郭琨回忆说：“每天早晨我都要先起床，5点左右就开始挨着各个帐篷吹哨子叫醒大家。有时候我心里也不忍啊。一进这个帐篷里头一看，大家呼呼地睡得正香。一吹哨，起床，大家就坐起来了；当我一离开，不由自主地又躺下，只好回来再叫一遍。”
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科考队员们用自己的双手，经过45天日日夜夜的不懈努力，终于在1985年2月20日，建成了中国第一座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
在长城站楼前，队员们竖立了一块路标牌，上面清清楚楚地标示着长城站与北京的距离——17501.949公里。
1985年4月，中国第一支南极科学考察队所有队员平安回到了北京。
发现这个脱险的机会后，“极地”号立即冲了出去。一冲出冰河口的时候，大家都欢腾起来，直说这是一次胜利大逃亡。
长城站建成当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的协商国。但是有些国家对长城站的位置提出了质疑。
由于长城站是我国在南极的第一个科考站，出于保险起见，建站地点选在乔治王岛上，位于南极圈以外，并没有深入南极大陆内部。于是有的国家就咬住这一点攻击中国，说中国在这儿建站不是为了科学；还说如果为了科学应该在南极大陆上建站。
考虑到《南极条约》是1959年签订、1961年生效的，有效期为30年。中国的科学家们认为如果我们只有一个长城站，而且又在南极圈以外，在《南极条约》有效期满进行修改的时候，以及国际南极会议上，中国人都会面临问题。别的国家很有可能会以“你们甚至没有去过南极大陆”为理由，质疑我国在南极问题上的发言权。所以，必须要在南极圈以内建一个站。很快，有关方面就建立第二个科考站的问题请示了中央。
1988年11月，郭琨再次率队前往南极，目的地是南极圈内的东南极。科考队员们将要在那里建立中国的第二个科学考察站——中山站。这一次，科考队乘坐的是从挪威买来的旧抗冰船——“极地”号。它可以在浮冰区航行，但是依然没有破冰能力。
1989年1月14日，南极陆地出现在大家的眼前。队员们都非常兴奋，开始准备抛锚、卸货。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
“极地”号的左舷突然冒出比篮球场还大的一座冰山，冰碴子和海水一下子就涌上船来了。冰崩的时候就像大爆炸一样，水柱、冰屑喷到空中一百多米。一个大的冰山落在水面上有几十米高，海浪旋转着冰山，翻滚着就向船奔过来了。船体在海浪中晃晃荡荡，非常危险。队员们当时心里都想：完了，要船毁人亡。
幸运的是，这个大冰山在距离“极地”号只剩几米远的时候，搁浅了。
但是，这次冰崩彻底挡住了“极地”号的去路。400米外的陆地，一下显得遥不可及。
船的周围几百米全都是厚厚的冰山，要想出去都非常困难。郭琨每天都坐直升机出去观察冰情。第七天，他发现在“极地”号左边奇迹般的出现了一条冰隙。因为冰山大小有所差别，移动的速度也不一样，因此冰体被拉开了一个豁口。发现这个脱险的机会后，“极地”号立即冲了出去。一冲出冰河口的时候，大家都欢腾起来，直说这是一次胜利大逃亡。
“极地”号脱险后两个小时，冰面的豁口又完全合上了，一直到中山站建成撤离时也没有再打开。
1989年2月26日，中山站建成。
2009年3月9日，中山站时间15时30分（北京时间18时30分），随着一声汽笛长鸣，完成了中国第25次南极科学考察任务的“雪龙”号告别中国南极中山站起程返航。这支科考队由204人组成，是我国自首次南极科考以来队伍最为壮大的一次。这次远征完成了我国在南极冰盖最高点建成我国首个南极内陆科考站——昆仑站的壮举。昆仑站在地理上占据了冰穹A（Dome A）这个南极研究的最后制高点，标志着我国的南极考察实现了从南极大陆边缘地区向南极内陆关键地区的跨越式发展。
从首次南极科考开始，1984年至2009年这25年间，我国每年都派出科考队远征南极进行科学考察。考察内容包括了地质学、地貌学、高空大气物理、地震学、地磁学、生物学、气象学、海洋学、冰川学、天文学、测绘学等多门学科数百个项目的观测与研究，并取得了大量的观测数据和研究南极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南极是科学研究的圣地，也是与全球环境变化、经济可持续发展、人类的生存和命运休戚相关的最后净土。25年来，我国在南极科考事业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在国际极地事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影响。
如今，在被称为“不可接近之极”的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冰穹A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骄傲地宣示着中国人对南极这片神秘大陆的热情与奉献。正是一批又一批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中国科考队员，奉献他们的青春与热血、智慧与汗水，为13亿中国人实现了“南极梦”。
（杨文瑜）
秦山核电站：国之荣光
1991年12月15日，我国自主设计的秦山一期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首次并网发电。它的建成投产，实现了我国大陆核电“零”的突破，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七个自主设计建造核电站的国家——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核工业在自主创新中发展壮大的一个经典瞬间。
秦山核电站位于东海之滨、美丽富饶的杭州湾畔。核电站一期工程建于20世纪80年代中叶，是中国第一座依靠自己力量设计、建造和运营的核电站，是中国核电“零”的突破。在此基础上，基地又开发了二期工程，并与国际社会合作，引进国际先进核电技术建成三期工程。
秦山核电站的建成结束了中国内地无核电的历史。投产以来，机组运营一直处于良好状态，成为中国自力更生、和平利用核能的典范。
秦山核电站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和运行的核电站。
电是电厂生产出来的。我们知道有烧煤或石油的火力发电厂，有靠水力发电的水电站，还有一些靠风力、太阳能、地热、潮汐能、波浪能、沼气生产电力的小型或实验性发电装置。核电站就是一种靠原子核内蕴藏的能量，大规模生产电力的新型发电站。
核电站用的燃料是铀。铀是一种很重的金属。用铀制成的核燃料在一种叫做“反应堆”的设备内发生裂变而产生大量热能，再用处于高压力下的水把热能带出，在蒸汽发生器内产生出来，并通过电网送到四面八方。这就是最普通的压水反应堆核电厂的工作原理。
核电站只需消耗很少的核燃料，就可以产生大量的电能，每千瓦时电能的成本比火电站要低20%以上。核电站还可以大大减少燃料的运输量。例如，一座100万千瓦的火电站每年要耗煤三四百万吨，而相同功率的核电站每年仅需铀燃料三四十吨。核电的另一个优势是干净、无污染，几乎是零排放，对于发展迅速、环境压力较大的中国来说，再合适不过。
在发达国家，核电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早已成为一种成熟的能源。我国的核工业也已有四十多年发展历史，建立了从地质勘察、采矿到元件加工、后处理等相当完整的核燃料循环体系，已建成多种类型的核反应堆并有多年的安全管理和运行经验，拥有一支专业齐全、技术过硬的队伍。核电站的建设和运行是一项复杂的技术，我国目前已经能够自主设计、建造和运行自己的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就是由我国自己研究设计并建造的。
秦山核电站凝聚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血、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智慧和建设者的辛勤汗水，取得了六个一次成功的好成绩。
1983年，一支操着南腔北调的建设大军云集在杭州湾畔，开始了一项伟大工程——秦山核电站的建设，掀开了中国核电的新篇章。
秦山核电站工程建设自1985年3月浇灌第一罐核岛底板混凝土起，秦山核电人记不清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经过81个月艰苦卓绝的奋战，这座凝聚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血、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智慧和建设者的辛勤汗水的秦山核电站，中国第一座装机容量3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7亿千瓦时的压水堆核电站，取得了六个一次成功的好成绩：
一回路水压试验一次成功！
非核蒸汽冲转汽轮机一次成功！
安全壳强度和密封性试验一次成功！
首次核燃料装料一次成功！
首次临界试验一次成功！
在1991年12月15日一次成功并网发电！
秦山核电站投入试运行第一年，发电17.4亿度，年负荷因子66%，提前两年达到设计发电能力，并达到世界同类首座核电站的先进水平。1994年4月投入商业运行。1995年7月13日，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工程通过国家验收，正式交付生产运行。
秦山核电站的顺利发电运行，结束了中国内地无核电的历史，使我国成了继美、英、法、苏联、加拿大、瑞典之后世界第七个能够设计、建造核电站的国家，为我国核工业军转民、和平利用核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山核电站周围的环境辐射水平未出现异常，各种环境介质中未发现来自核电站的放射性物质，达到国际同类核电站的先进水平。
核安全是核电站永恒的主题，也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
就在秦山核电站建造期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重大事故，令整个核电事业蒙上了阴影。
为了保证核电站绝对安全，一个由企业和政府共同参与的“双轨制”核安全监测评价系统在秦山形成。企业和政府“双轨制”的核安全监测，体现了政府对百姓生命权的高度重视。权威报告证明：秦山核电站是一个安全、清洁的发电企业。
在秦山核电公司，“安全”两字被无条件地放在首位，不受发电量、经济效益及其他因素的约束。在首次并网发电时，秦山核电站就成立了安全委员会，并定期举行会议对安全生产进行严格评价，提出改进意见。1995年秦山核电站正式加入世界核运行者协会。1997年秦山核电公司总经理签发“核电厂安全质量政策声明”，显示了秦山核电站日益增强的自信心。1994年6月18日，国家环保总局在京宣布：秦山核电站周围的环境辐射水平未出现异常，各种环境介质中未发现来自核电站的放射性物质，达到国际同类核电站的先进水平。
秦山核电站建成发电、运行十几年来，先后五次成功换料，没有发生一起国际原子能机构制定的有关核电站运行事件八级分类表标准中二级（包含二级）以上的事件，没有发生任何对环境造成影响的超标排放事件。核科学与工程科学的完美结合，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涉及反应堆物理等十多个专业的融会贯通，中国人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打开了核电国产化的辉煌之路。它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十分显著，为我国核电将来的发展开了好头，也为核电国产化树立了良好的形象。秦山核电的成功运行，为浙江和华东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全、稳定的能源，同时带动了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为中国核电国产化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
秦山核电并网发电十几年，也是中国核电“出经验、出技术、出人才”的成功探索历程。
从1991年12月15日并网发电到2008年8月，秦山一期核电站已安全运行17年，累计发电325.0488亿千瓦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我国核电事业发展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打下了基础。
2002年4月，秦山二期核电站建成投产。这是我国第一座“自主设计、自主建设、自主管理、自主运营”的商用核电站，标志着我国建设核电站由原型堆向大型商用核电站的跨越。
秦山核电二期工程立足于自主创新，独立自主地完成了全部设计及分析工作，其中包括可行性研究、总体设计、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涵盖了近100个子项、330个系统、五千余份技术文件、七万余张图纸。在自主建造方面，秦山核电二期工程通过设计咨询、科研试验、技术转让等合作方式，二十多万台设备实现55%的国产化，55台关键设备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国产化。压力容器、反应堆控制棒驱动机构、稳压器、大型核电站汽轮发电机等核心设备首次实现了国产化。
秦山核电并网发电十几年，也是中国核电“出经验、出技术、出人才”的成功探索历程。秦山核电先后投资建设了秦山30万千瓦核电机组模拟机、秦山二期60万千瓦机组模拟机、秦山三期70万千瓦重水堆模拟机和原理型模拟机及一大批先进的培训设施。建立完善了一整套培训体系，培训大纲和教材的编制出版、教员的选聘工作已经系统化、科学化，并已形成了全员通过系统培训、授权上岗、定期接受再培训的培训体系。统计显示，秦山核电站已经为中国核电后续项目输送了八百多名技术骨干，并为秦山二三期的建设提供了建设滚动资金。
（燕娟）
海军舰艇编队出访：中国海军走向世界
1985年11月16日，由国产132导弹驱逐舰、X615远洋综合补给舰组成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离开上海吴淞码头，应邀赴南亚三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进行友好访问。
这是我海军舰艇编队第一次正式出访，也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海军对世界的庄严亮相。美联社当时评论说中国海军出访南亚是走向世界的开始。
如果说中国海军首次出访南亚还只是近岸串门式的访问，那么，1989年的这次出访则意味着中国海军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走向远海大洋。
距中国海军舰艇编队第一次出访不到四年，1989年4月11日，中国海军“郑和”号航海训练舰经过长途跋涉，经受了太平洋风浪的考验，安全驶抵美国夏威夷珍珠港。
这是人民海军第一次越过第二岛链，第一次访问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家门口。
如果说此前中国海军首次出访南亚还只是近岸串门式的访问，那么1989年的这次出访则意味着中国海军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走向远海大洋。此后的13年中，中国海军几乎连年出访，有的年份则同时或先后有两支、三支甚至四支舰艇编队出现在国际洋面上；航程越来越远，次数越来越多，在中国海军史册上书写了一项又一项新纪录。
1997年，“哈尔滨”号导弹驱逐舰、“珠海”号导弹驱逐舰和“南仓”号综合补给舰跨越东西、南北半球，首访美国、墨西哥、秘鲁、智利等美洲四国五港，首次抵达美国本土，首次完成环太平洋航行。
2000年，“深圳”号导弹驱逐舰和“南仓”号综合补给舰首次横穿印度洋，穿越世界航海界称之为“风暴角”“死亡角”的好望角，首访非洲大陆的坦桑尼亚和南非。
2001年，“深圳”号导弹驱逐舰和“丰仓”号补给舰出访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四国。这是中国海军首次来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面前，也是首次通过苏伊士运河，首次横穿地中海，首次穿过直布罗陀海峡，首次进入北大西洋。
2002年5月15日9时，中国海军的战舰“青岛”号导弹驱逐舰和“太仓”号综合补给舰，从这一刻起扬帆远航，跨越五大洲，穿越三大洋，实现环球航行。
四个月后的9月23日，青岛港欢声如潮！人们在这里纵情庆贺中华民族航海史上的又一壮举——中国海军首次环球航行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环球航行，中国海军连续访问了新加坡、埃及、土耳其、乌克兰、希腊、葡萄牙、巴西、厄瓜多尔、秘鲁、法属波利尼西亚等十国十港，首次通过了国际战略要道——巴拿马运河，首次横跨大西洋，总航程三万三千余海里。
中国海军不断延伸的航迹，向世人展示着改革开放的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展示着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的最新成就。
国外舆论评价说，中国海军舰艇的蔚蓝色航迹，打开了中国通向世界的窗口，也打开了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其意义绝不能仅仅用海里来衡量。中国海军不断延伸的航迹，向世人展示着改革开放的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展示着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的最新成就。
早在1956年，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切库存罗夫中将率舰艇编队首访我国时，就曾邀请中国海军访问苏联。然而，当时年轻的中国海军却找不出一艘合适的舰艇进行回访。
远航需要世界一流的战舰，是改革开放的春风鼓起了人民海军现代化征程的风帆。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飞跃式的发展，这才使中国海军装备随之有了跨越式的发展，这才有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海军舰艇一次又一次的跨洋远航。
1989年第一次出访美国的“郑和”号航海训练舰最先成为人民海军出访的明星舰，曾在四年间连续三次代表中国海军舰艇出访了五个国家。
1994年5月17日，由“珠海”号导弹驱逐舰、“淮南”号导弹护卫舰和“长兴岛”号远洋打捞救生船组成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首抵俄罗斯海参崴访问。对于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切库存罗夫中将来说，他发出的邀请直到38年后终于有了回应。
1997年2月，一支现代化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从祖国的港口出发，向着浩瀚的太平洋深处挺进，它的目的地是大洋彼岸的美洲四国。这支编队的旗舰是“哈尔滨”号导弹驱逐舰，它的同行舰是“珠海”号导弹驱逐舰。
几乎与此同时，刚刚下水不久的新型导弹驱逐舰“青岛”号和新型导弹护卫舰“铜陵”号出访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三国。
两支代表着中国最新科技成果的舰艇编队同时出现在大洋上，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是中国海军在世界面前一次自豪的亮相。世界关注着中国海军，关注着中国海军的新型装备。
时间仅仅过去三年，2000年7月，代表着中国海军现代化最新成就的“深圳”号导弹驱逐舰威武亮相，与“南仓”号综合补给舰组成编队出访马来西亚、坦桑尼亚、南非等亚非三国。这条集最新高科技成果于一身的新战舰刚一出现便让世界为之震惊，更让华夏子孙为之骄傲，被誉为“神州第一舰”！
军舰是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缩影，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缩影。中国海军一代又一代新型战舰走向深海大洋，向世界展示的正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最新成就。
乌克兰海军司令叶热列上将长时间握着编队总指挥丁一平的手，对中国官兵大加赞赏：“你们让我真正了解了中国海军，你们让我真正了解了中国！”
中国海军跨出国门之初，曾给人以中国军人拘谨严肃、不那么善于交际的印象。那时也的确有些官兵因为文化素质不高或对当地情况不熟悉而遭遇过不少尴尬。在国外参观游览时，甚至有人因语言障碍连厕所都找不着。
然而，正如一代代新型战舰的亮相令世人惊讶一样，频频出现在世界面前的中国军人也日益令世人刮目相看。
在2002年中国海军舰艇编队首次环球之旅中，中国官兵不仅用威武的军姿感染了当地民众，更以内在的素质赢得了他们的尊重。所到之处，不论是被访国军政官员还是普通群众，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中国军人不仅敬业，军事素质好，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知识面很宽，对海洋、环境和世界格局有着广泛而又深刻的认识。同时，他们中不少人的多才多艺更令世人称绝。当帕皮提的艺术家热情地邀请中国官兵一起跳草裙舞时，这些年轻的中国军人欣然接受邀请，一个个舞姿漂亮、潇洒，引来观众们的阵阵掌声。
在访问乌克兰时，一向颇为自信的乌克兰海军司令叶热列上将一开始对来访的中国军舰还有颇多疑惑。三天的访问中，当他面对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指挥员丁一平的几个非常专业的咨询而不得不耸耸肩时，当他走上中国战舰从武器装备看到整洁卫生的厨具而瞪大眼睛时，当他在参观中为“青岛”舰舰长李玉杰回答他的一个个提问而频频点头时，他真的心悦诚服了。中国军舰离别乌克兰本来计划由乌克兰海军副司令作代表送行，叶热列上将却坚持要亲自来到码头，长时间握着编队总指挥丁一平的手，对中国官兵大加赞赏：“你们让我真正了解了中国海军，你们让我真正了解了中国！”
（燕娟）
“863计划”：新中国的第一股科技劲风
在北京展览馆大厅，一个一米多高的迎宾机器人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
“前面有障碍，不行，我得后退一些……”这个迎宾机器人，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灵活地躲闪着。同时，这个智能迎宾机器人不断地向来宾问好，并回答来宾的一些简单的问题；如果是它不懂的，它会反复说“对不起，请再说一遍”。它的头部和手臂还可以做出不同的动作……
这就是北京展览馆大厅中国“863计划”15周年成就展上的一幕。
这次展览，是对中国高技术的检阅，而这位迎宾机器人在众多的高技术产品中夺得头彩。它正是“863计划”的众多成就之一。
在“863计划”实施前，中国的机器人研制领域还是一片空白。15年后，“863计划”机器人主题有58项关键技术和应用基础技术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人已研制出点焊机器人、爬壁机器人等多个品种，而6000米水下机器人更使人类冲破了深海的限制。在信息技术领域展区，观众可以看到计算速度达到每秒四千多亿次的中国当时最快的计算机。
那么什么是“863计划”呢？它又是怎么来的？
这封信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他立刻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
“知道‘863计划’吗？”随便问一个人，从马路轮滑的学生到徜徉公园的老者，从都市白领到出租司机，人们或多或少都能说出“863”是什么，最简单的答案也是：“是高科技吧？”
1986年3月3日，年已七旬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老科学家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建议跟踪世界前沿科技，发展中国高技术。这封信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他立刻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
经过广泛、全面和极为严格的科学和技术论证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纲要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选择了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等七个高技术领域作为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的重点（1996年增加了海洋技术领域）。其总体目标是：集中少部分精干力量，在所选的高技术领域，瞄准世界前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带动相关领域科学技术进步，造就一批新一代高水平技术人才，为未来形成高技术产业创造条件。
由于计划的提出与邓小平同志的批示都是在1986年3月进行的，因此，此计划就被称为“863计划”。
从此，以“863”命名的振兴中国高技术的宏伟计划开始实施，中国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863计划”不仅使中国在生物、航天、信息、自动化、能源、新材料、海洋等技术领域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一些方面可以与世界技术前沿直接对话，这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自主发展高技术、参与国际竞争的信心，并给中国人注入了全新的科学概念，科学观念深入人心。
“863计划”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
以前，人们说起“863计划”，往往觉得那是高技术的，属于科学家的事儿，离自己很遥远。事实上，许多高技术就在日常生活中间发挥作用。如商业自动化，它是“863”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其第一个软件项目“多业态商业自动管理的原形系统”就是由上海承担的。
在此之前，人们对商业的科技开发觉得难有作为：不就是买和卖吗，还能有什么科技含量？上海是全国的商业中心，直到1995年左右，上海商业领域的从业人员达180万人，而从事科研的研究员只有5位。国际上的情形就完全不同，在500强企业中，有的商业企业仅卫星就发送了好几颗，专门对自己遍布全球的连锁企业实施管理。1995年以后，中国商业流通领域的科技投入与开发开始增加。最初，商业企业纷纷用上POS机等硬件。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利用高技术手段实现自动化管理被提上议事日程。1998年，上海海鼎信息工程股份公司与华东理工大学合作，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的商业自动化研究所。同年，海鼎公司承担了国家“863计划”中的“商业自动化信息管理的原形系统”这一项目。承担项目的丁玉章教授说，进入这一领域，越来越觉得它涉及面广、难度高、重要性大。他们集合了不同领域的六十多位硕士、博士联合攻关，推出了国内首创、独立开发、具有自主版权的“多业态商业自动化管理系统HDPOS”，为我国大型百货、大型连锁、批发、专卖等商业提供了全面的解决方案。
这一成果已在21个省市近200家流通企业应用，包括上海华联、上海友谊集团、杭州华商集团等著名企业。它们利用这一技术成果，实现了对传统商业模式的彻底改造，竞争力得到了极大提升。
据统计，这一成果应用之后，全国用户年综合销售额达200亿元以上，成果自身的销售额也突破百亿元大关。一个“863计划”项目，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商业业态，也成就了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我们还可以看到“863计划”在生物技术领域中的奇迹。
当初，生物技术被列为“863计划”首位，连生物学家都连呼“没想到”。因为直到1980年，中国现代生物技术的产值还是零。
计划实施后，“863计划”通过与产业界密切合作，采用基因工程技术培育出了抗虫效果好的转基因抗虫棉；依靠生物技术培育出了平均亩产达760公斤的超级杂交水稻，使人们衣食无忧；生物技术领域的基因工程研究给患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等严重疾病的人们带来福音；已投放市场的多种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以及将动物血红蛋白转化的安全有效的人血液代用品，都与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
还有更为奇妙的“微型特种机器”，拨动一个按钮，只有一节铅笔头大小、“体重”为14克的机器人就会“扛”着摄像机，爬进人体胃肠道，并顺着胃肠道的各个转角蠕动，同时将体内情况通过可以旋转360度的摄像头传送给专家……这就是在上海交大精密工程及智能微系统研究所问世的微型特种机器人。
进入21世纪，中国科学家更是参与了世界人类基因组测试的工作，在基因研究领域与先进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15年间，“863”这三个数字捆绑在一起，构筑了中国人现代科学观念的筋骨。
在科学家看来，“863计划”无疑是共和国最伟大的科学工程之一。“863”不仅气势宏伟，重要的是，它冲破了中国科研课题“实验室循环”的怪圈，迅速实现了产业化。
有资料显示，在“863计划”实施15年的时间里，共获国内外专利两千多项，累计创造新增产值五百六十多亿元，产生间接经济效益两千多亿元。“863计划”培育出了高技术产业生长点，不仅极大地带动了中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也为传统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高技术支撑。
另据专家抽样分析，15年的时间里，“863计划”重点支持的高技术领域的研究开发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整体差距明显缩小：60%以上的技术从无到有，如今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另有25%虽仍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但在原来基础上也有了很大进步。
瞬息万变的生活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已是息息相关，其发展水平已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增进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的关键所在。
今天，“863”在中国人眼中不再是简单的一组阿拉伯数字。有人说，15年间，这三个数字捆绑在一起，构筑了中国人现代科学观念的筋骨。
（李艳丽）
中国移动通信：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
移动电话在中国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如今，移动电话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而令人们印象深刻的是，移动通信在防灾、救灾和重要活动中的应急通信作用。从2002年中国游客在越南海上遇险到2006年东南亚海啸，从近年来肆虐我国沿海各地的台风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当人们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急需救援扶助的危急关头，畅通的移动通信网络为救援赢得了时间，及时的短信通知为生命赢得了机会。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我国移动通信网的增长速度名列世界第一位，移动用户总数也跃居世界第一位。
可以说，移动通信从无线电通信发明之日就产生了。1897年，M.G.马可尼所完成的无线通信试验就是在固定站与一艘拖船之间进行的，距离为18海里。
由于战争的需要，早期移动通信的雏形已开发了出来，如步话机、对讲机等等。其中，步话机在1941年美国陆军就开始装备了，当时的使用频段是短波波段，设备主要是电子管的。随着20世纪60年代晶体管的出现，移动通信也开始从军用转向民用，专用无线电话系统大量出现，在公安、消防、出租汽车等行业中得到应用。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移动通信进入蓬勃发展期。1978年年底，美国贝尔试验室研制成功先进移动电话系统（AMPS），建成了蜂窝状移动通信网，大大提高了系统容量。1983年，首次在芝加哥投入商用。同年12月，在华盛顿也开始启用。之后，服务区域在美国逐渐扩大，到1985年3月已扩展到47个地区，约有10万移动用户。其他工业化国家如日本、西德、英国、法国等，也相继开发出蜂窝式公用移动通信网。
1987年11月18日，我国第一个TACS模拟蜂窝移动电话系统在广东省建成并投入商用，开始了我国移动通信的新纪元。中国移动通信起步晚，比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落后几十年，而且技术条件比较落后。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我国移动通信网的增长速度名列世界第一位，移动用户总数也跃居世界第一位。我国移动通信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与20年前相比，我国移动通信的网络规模、技术层次和服务水平都发生了飞跃，移动通信行业也从当初制约经济建设的瓶颈，一跃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先导产业，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国移动通信的历程：从BP机到手机。
十几年前，漫步在中国的城市街头，时常可以听到一阵阵“噼、噼、噼”的响声。这就是无线电寻呼机所发出来的声音。无线电寻呼机又叫做BP机，专门用来接收由无线电寻呼系统发来的信息，可以是寻人信息，也可以是报告有关天气预报、股市行情等一类短消息。
我国从1983年开始研究发展寻呼系统，同年9月16日，上海用150MHz频段开通了我国第一个模拟寻呼系统。1984年5月1日，广州用150MHz频段开通了我国第一个数字寻呼系统。1991年11月15日，上海首先用150MHz频段开通了汉字寻呼系统。这种以汉字直接显示信息内容的“汉显”BP机，省却了查代码的麻烦，且一目了然，因而深受用户的欢迎。20世纪90年代正是数字寻呼和汉显寻呼的鼎盛时代。
1987年，当摩托罗拉生产的砖头手机（俗称大哥大）出现在中国时，其长方形的造型和长长的天线引得众人追捧。当初价格很贵，只有少数人才能使用。当时，一台大哥大电话需要2万～3万元，六千多元的入网费用，最开始的时候每分钟通话费用高达1元。这个昂贵的价格对于一般的民众而言简直是天文数字。但是，“大哥大”个头大，不便随身携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人会买一个大公文包专门用来装大哥大。而且，它的信号也不好，说话时必须声音很大，还要不停地转动天线或者走动着选择方向以便更好地接收信号。为此，社会上流传一句话：“移动电话要移动着打。”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功能单一而又笨重的大哥大开始落伍，国内上市的手机型号逐渐多了起来。从2002年开始，随着国内手机市场竞争的加剧，波导、TCL、夏新等诸多国内厂商开始生产手机，以打破市场上洋品牌手机一统天下的局面。
随着科技的进步及竞争的加剧，手机的售价也一降再降，手机早不再是奢侈品。
如今，手机已经进入3G时代，手机功能开始娱乐化。所谓3G，全称为3rd Gen-eration，即第三代数字通信。“打电话时是通信工具，工作时是办公用具，闲暇时就是娱乐工具”已经成为人们对手机的新要求。
3G手机完全是通信业和计算机工业相融合的产物，第三代手机都有一个超大的彩色显示屏，往往还是触摸式的。用户可以在3G手机的触摸显示屏上直接写字、绘图，并将其传送给另一个手机，而所需时间可能不到一秒。当然，也可以将这些信息传送给一台电脑，或从电脑中下载某些信息；用户可以用3G手机直接上网，查看电子邮件或浏览网页；将有不少型号的3G手机自带摄像头，这将使用户可以利用手机进行电脑会议，甚至使数字相机成为一种“多余”。据专家介绍，3G时代的手机除了能高质量地完成目前手机所作的语音通信外，还能进行多媒体通信。随着3G技术的发展，手机不仅能够接打电话、发短信息，还能给我们提供高质量的宽带综合业务，包括图像、音乐、视频流等多种媒体形式的服务以及网页浏览、电话会议、电子商务等多种信息服务。
经过20年的快速发展，到2006年年底，我国移动电话普及率已经达到35.3%。随处可见用手机沟通信息的人士，偏远山区的农民也用移动电话连通了外面的世界，有些城市的移动电话普及率甚至接近100%。
20年，不长，是历史长河的一瞬间；20年，不短，足以让一个行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自1987年中国电信开始开办移动电话业务，到1993年，用户增长速度均在200%以上。1994年移动用户规模超过百万大关，移动电话用户数每年几乎比前一年翻一番。1997年7月17日，我国移动电话第1000万个用户在江苏南京诞生，标志着我国移动通信又上了一个台阶，并意味着：中国移动电话用不到10年时间所发展的用户数，超过了固定电话110年的发展历程。2001年8月，中国的移动通信用户数超过了1.2亿，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2002年11月，中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2亿；2003年6月底，用户总数达到2.3447亿；2004年5月，达到3亿；2006年2月，已达到4亿。我国移动通信的发展速度创造了世界通信史上的奇迹。
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移动通信的用户已达7.5亿，平均每1.2秒就增加一个新用户。
20年，不长，是历史长河的一瞬间；20年，不短，足以让一个行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1994年7月19日，中国联通破冰而出。这是中国电信发展史上打破垄断、深化改革的重要里程碑。市场竞争的引入，盘活了整个中国移动通信市场。资费降低了，服务提升了，消费者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市场竞争带来的实惠，移动通信行业也由此进入了加速发展期。
1997年10月22日、23日广东移动和浙江移动分别在纽约和香港挂牌上市；2000年6月21日、22日中国联通分别在香港、纽约上市。中国移动通信企业相继成功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运营。上市对中国的移动通信企业进一步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既募集到了相应的建设资金，又推动了国有企业传统观念的变革，促进了企业管理机制与国际一流企业的接轨。例如，中国移动借助国际资本市场严格的监管要求，引入了与国际接轨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形成了包括战略管理、预算管理、绩效管理、风险管理、集中化管理的一体化闭环管理体系，逐步建立了符合国际资本市场要求和企业自身发展需要的诚信、透明、高效的公司治理结构。2006年8月10日，中国移动在纽约股市总市值达到1325.8亿美元，超过Vodafone成为全球电信业上市公司的市值冠军，成为全球电信资本市场的一只“领头羊”。
中国移动通信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蓝牙、WAP和GPRS仅仅是目前移动新技术的几个亮点而已。我们无法想象，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还会有什么样的新技术、新产品会令我们惊喜，并因此更快地改变我们的生活。
（李艳丽）
激光印刷：告别“铅与火”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些人：仓颉创造了汉字，让文明可以沉淀下来；秦始皇统一了汉字，让文明可以流动起来；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让文明传播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王选让汉字告别了纸与笔、“铅与火”，让中华汉字文化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有人说，只要我们还读书看报，就不应该忘记王选。由他主持研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使汉字印刷术“告别铅与火，迎来光和电”，实现了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
我们的印刷业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在沿用“铅与火”的印刷方式。
八百多年前的宋代，有一位聪明的工匠，用泥做了些小字模并应用到了印刷上，不自觉地成了中国独有的专利技术而流传千古。他就是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印刷术的发明者毕昇，他的这项发明叫活字印刷术。
活字印刷术的基本原理与近代的铅字排印方法相同。其法是用胶泥刻字，一粒胶泥刻一字，可重复使用，少数冷僻字可临时写刻，烧硬即用，如此“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的活字印刷术。
铅字印刷使用铅铸字模，汉字有五万多个，一个字就需要一个字模，且不说还有宋、楷、黑等不同类型的字体和大小不一的字号。这些铅字模在使用后，通常还需经过熔化，再重新铸造成新的铅字。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印刷厂很多，那时上一套设备投入很少，但是印刷周期很慢。印刷品付印时，要先铸字，铸完的字放到架子上，由拣字工拣字，然后再印出样张。由于铅对身体有害，拣字和排版工人整天摸铅，每天必须洗很多次手；不洗的话，铅入口就有可能导致铅中毒。所以国家规定，长期从事这个行业的男工50岁，女工45岁就可以退休了。
对样张进行校对更是非常耗费时间和体力的一件事情，如果在校对时要删除几个字，后面所有的铅字就一个个都要往前移动位置，非常麻烦。
那个时候，出版一本书的周期十分漫长。
20世纪初，国外出现了一种利用照相原理来代替铅活字的排版技术，实际上是“西文打字机”加“照相机”。但是，虽然国外的印刷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我们的印刷业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在沿用这种“铅与火”的印刷方式。
方毅副总理欣然题词：“这是可喜的成就，印刷术从火与铅的时代过渡到了计算机与激光的时代。”
1987年12月2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也是王选永远难忘的一天。在协作单位的共同努力下，《经济日报》的排版工人实现了计算机激光照排。
这是国内第一次用国产激光照排取得排版成功，它标志着中国的印刷业开始告别“铅与火”，一跃跨入了“光与电”的时代。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梦想真正变为现实。
这一发明经历了曲折和辛苦的过程，也有让人难以忘怀的故事。
1974年8月，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我国确立了一个叫做“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的研究项目，人们把它俗称为“748工程”。
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国内已经有五家著名的科研单位在进行汉字照排机的研究。但王选认为，他们所选择的模拟存贮汉字的道路走不了多远，因而提出，要走数字存贮式的激光照排道路。
开始这个项目的那年，王选已经重病在家休养了10年。而且，他还只是个不出名的北大助教。
王选说过：由于当时自己是一个小助教，一点儿名气都没有，所以当他提出来用数学的办法来描述字形，使信息量极大地压缩，人们都很难想象。那个时候，日本连第三代阴极射线管照排机都没有过关，一个北大小助教忽然提出来要搞第四代，相信的人极少。甚至有人把他的想法讽刺为“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他们还说：“你想搞第四代？我还想搞第八代呢！”
从1975年到1989年的14年间，围绕王选和激光照排的各种嘲讽和怀疑就一直没停息过。
但是，面对这些怀疑，王选心里从来没有动摇过。他老在说，要学会在骂声中成长。他坚信自己的方案有极好的性价比，而且要赶紧做成，再晚几年可能在市场上就没有机会了。
在王选及其同事们的努力下，这个项目进展飞快：
1974年8月，国家计委批准“748”工程立项，启动精密汉字编辑排版系统、汉字情报检索系统和汉字通信系统三个子项目的研制工作。
1976年8月，王选作出决定：越过当时国际流行的第二代、第三代照排机，直接上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
1976年12月，王选写出了“748工程汉字精密照排系统方案说明”，成为汉字激光照排的核心。
1979年7月27日，精密汉字照排系统的第一台样机调试完毕。
1980年7月，支持这套系统的电脑软件，包括具有编辑、校对功能的软件也先后研制成功，并排印出第一本样书。看到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排出第一本汉字图书的样书——《伍豪之剑》，方毅副总理欣然题词：“这是可喜的成就，印刷术从火与铅的时代过渡到了计算机与激光的时代。”
1981年7月，中国第一台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原理性样机”（即华光I型机）通过国家鉴定。
1985年5月，华光Ⅱ型系统通过国家鉴定，在新华社投入运行，每日排印《新华社新闻稿》。后被评为1985年中国十大科技成就之一。
1988年，华光IV型投入批量生产。由于采用了两块专用的超大规模集成芯片，性能比华光III型优越得多。
1987年～1993年，国内99%的报社和90%以上的黑白书刊采用了国产激光照排系统，延续上百年的中国传统出版印刷行业得到彻底改造。
1993年，北京大学研制出世界上第一个PostScript Level 2的中文页面解释器。国产电子出版系统迅速进入海外华人报业市场。
1995年，中文电子出版系统被评为中国十大科技成就之一，并再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7年，我国研制的日文出版系统出口日本。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出口和销售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产品品牌的高科技应用软件。
2000年，推出基于Internet的全数字化报业生产流程管理系统及电子图书出版系统（eBook）、印前领域全数字化工作流程系统等基于互联网的新技术、新产品。
……
“要有超过外国人的决心和信心！”
西方国家用了40年的时间，才从第一代照排机发展到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王选所领导的科研集体研制出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使中国跳过了国外一、二、三代照排机，直接进入第四代激光照排机并进入实用化，仅仅用了18年的时间，使我国印刷业从落后的铅字排版一步就跨进了最先进的技术领域，发展历程缩短了将近半个世纪，并且使印刷行业的效率提高了几十倍。
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为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
1992年，王选又研制成功世界首套中文彩色照排系统。这套系统先后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金牌、中国专利发明金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特等奖等众多奖项；1987年和1995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5年和1995年两度列入国家十大科技成就，是国内唯一四度获国家级奖励的项目。王选本人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并多次获全国及北京市劳模、先进工作者、首都楷模等称号，1987年获得中国印刷业最高荣誉奖——毕奖及森泽信夫奖，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奖，2001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激光照排不仅是王选作为科学家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在市场上它也创造了一个神话：现在它已占据了中国报业的99%、海外中文报业80%的市场份额。
何祚庥院士说：“很多人提到王选只想到他发明的激光照排，以为这只是一个技术。其实他发明的是一个原理，一个理论分析，而这个原理到处都在，包括今天现代人最熟悉的中文短信和中文电子邮件。”
何祚庥还进一步解释说：“如果没有王选发明的这个原理，要把汉字或照片等图形变成电子文件，是需要花很多数据的，就像一个油画家和一个漫画家都在给一个人画像——油画家的确画得更逼真，但他需要描画出无数个点才能实现；而漫画家寥寥几笔就可以抓出一个人的主要特征，让别人认出这是谁。”
王选正是这样的“漫画家”，他的贡献在于用少数、有限的编码信息来记录一个复杂的汉字或一张图片。今天，我们用小小的手机发送中文短信，用计算机发送电子邮件，能够把中文传播出去，也都得益于王选的发明。
王选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在从事激光照排研制过程中最大的苦恼是大多数人不相信中国的系统能超过外国产品，不相信淘汰铅字的历史变革能由中国人独立完成。其实在高新技术领域，赶超外国产品的机会是很多的。”
自信，是一个民族强盛的基础！
（李艳丽）
希望工程：为了祖国和民族的明天
1990年，摄影记者解海龙到安徽省金寨县采访贫困山区基础教育情况。他的目的地是大土坡上的一座旧寺庙——张湾小学。
在一年级的教室里，解海龙看到了坐在第二排的一个小姑娘。从窗户中透进的晨光，将她的头部勾勒出鲜明的轮廓。小姑娘的一双大眼睛忽闪着，又大又黑又亮，眼神中充满着渴望。解海龙端起相机，在窗外等待着；当小姑娘握着铅笔，再次抬起眼睛凝望黑板的一瞬间，他按下了快门。
这张照片被命名为《我要上学》，那一双大眼睛里的渴望，震撼了无数人的心。后来，“大眼睛姑娘”成为“希望工程”的宣传标志。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香烟盒，把里面的硬币统统倒出来，一共是八角五分钱。在场的老师们默默无语，一个个泪水汪汪……
那个时候，和照片里的大眼睛小姑娘苏明娟一样，为了上学而苦苦挣扎、切切盼望的，还有许多个“他”和“她”。
她叫马义梅，是甘肃省康乐县虎关乡一个11岁的女孩。稀疏发黄的头发显出营养不良，眉心微微蹙着，双眼带着本不该属于一个孩子的淡淡的忧悒。她的哥哥已经失学，家里再也支付不起她上学的费用。
村口有家私人办的砖瓦厂，出砖时，一些孩子便跑去帮忙搬砖。从窑里搬到院外，12块砖给一分钱。小义梅也跑去了，搬啊搬啊。冬天里，她的手指冻得像胡萝卜，脚更是不知道被砸了多少回。
开学那天，她一口气跑到学校，对老师说：“老师，我有钱交学费了。”说完，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香烟盒，把里面的硬币统统倒出来，一共是八角五分钱。在场的老师们默默无语，一个个泪水汪汪……
他叫刘小山，出生在大别山深处的太湖县。他三个月大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拉扯他长大。要上学了，母亲变卖了家里的床板，给他付了学费。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懂事的小山经常上山打柴来补贴家用。
一个冬天，北风凛冽，天寒地冻。天已经黑了，小山却还没有回家。村长带着一些村民漫山遍野去找，最后在一块岩石下的一摊血迹中，发现了孩子的几根骨头和一本课本……
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飘荡在山野之中。随着孩子幼小的生命一起破碎的，还有他曾经的读书梦。
她叫卿远香，居住在陕西省镇安县海拔1650米的应沟村。她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带着14岁的她和4岁的妹妹居住在一口岩洞里。
当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来考察的大学生刘沣涛遇见她的时候，卿远香正坐在岩洞门口拣一堆豆子，粗糙的双手冻裂出许多血口子。因为家里没人干活儿，又没有钱，她已经快一个学期没有上学了。
村里小学的老师告诉刘沣涛，卿远香失学后，仍然把课本保留着，每天一有空就拿出来念。听说学校要期末考试的那天，她匆忙把活儿干完，在剩下的半堂课里，认认真真地答完了卷子，还在卷子的末尾写上了大大的四个字：“我要上学！”
贫穷，撕碎了多少孩子的读书梦。“我要上学！”是多少孩子发自心底的呐喊。教育公平是人生最基本的公平，接受教育是孩子们最基本的权利。如果这样基本的权利都无法保障，则国家的前途堪忧，民族的希望黯然。
在迎风飘扬的旗帜上，写着中国青基会的理念：“中国只要还有一名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希望工程的崇高使命就不会结束！”
1989年，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就教育问题答中外记者问时，公布了这样一组数字：全国有2.2亿文盲；
在全部2.2亿学生中，1/3左右只能读到小学，1/3读到初中，再能读到高中的不到1/3；
全国平均受教育年数不足五年。
……
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全世界8.9亿文盲中，我国占2.2亿。也就是说，全世界每四个文盲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当时，我国中小学学生的流失量还在呈上升趋势。据国家统计局1989年3月发布的统计数字，1988年全国普通教育各级各类学校学生流失数达758万余人，比1987年增长34.5%，比1986年增长38%。从1980年到1988年，全国中小学流失生达三千七百多万名，平均每年至少有100万名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
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像一块久旱的土地，而那些由于家庭贫困而失学、辍学的孩子，更像缺水的禾苗，期待着雨露的滋润。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希望工程应运而生。
1989年3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成立。共青团中央的徐永光、郗杰英、顾晓今、杨晓禹和北京团市委的李宁走到了一起。几个年轻人怀着热切的心情要为中国青少年的未来发展服务。他们的目光最终聚焦在贫困地区失学的孩子们身上。
目标确定之后，就应该为这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事业取个响亮的名字了。“精卫行动”“春雨计划”“爱心行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列了好几个名字，可似乎都不太确切、不够理想。
好几个夜晚，徐永光辗转反侧。为了寻找一个能够涵盖这项事业意义的名字，他翻起了《辞海》和《辞源》。忽地，“希望”两字在他的眼前一亮：孩子是祖国的希望，教育是人类文明的希望，我们这项事业也充满着希望，何不就叫“希望工程”？
在当年的团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希望工程被毫无异议地通过。希望工程的资助方式被确定为：一、设立助学金，长期资助我国贫困地区品学兼优却因家庭贫困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二、为一些贫困乡村新盖、修缮小学校舍；三、为一些贫困乡村小学购置教具、文具和书籍。
在迎风飘扬的旗帜上，写着中国青基会的理念：
“中国只要还有一名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希望工程的崇高使命就不会结束！”
“爸爸说年底给我买个变形金刚。从电视上看到哥哥姐姐们还没有上学用的纸和笔，我决定不买变形金刚了。把钱寄给你们，请转交给这些小朋友。”
在希望工程筹备之初，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几个年轻人“放大了胆子想”，确定下的短期目标是：通过五年的努力，救助10万名失学儿童，建设30所希望小学。
想不到的是，到了希望工程实施10周年之后的1999年，希望工程已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近18亿元，救助了两百多万名失学的孩子。
如此巨大的数字是工程筹备之初没有想到的。徐永光在回忆时说：“是我们当初的胆子太小了吗？不！是因为老百姓的心肠太好了。”希望工程唤醒了民众的互助精神，激起了广泛的助学热情。从党政领导、文化名流到工农兵学商、普通百姓，人人都伸出了援助的手。
1992年6月的一天，中国青基会的捐款接待室里来了两位军人。他们拿出3000元人民币捐献，但不愿留下姓名。工作人员告诉他们：“留下捐款人的名字是我们的规定。这不仅是为我们，更是为后人留下一份责任和爱心的清单。”军人说：“如果一定要留名，就请写‘一位老共产党员’吧。”10月6日，两位工作人员再次来到青基会，以同样的方式捐款2000元。
后来，人们几经周折，终于弄清了这位“老共产党员”就是敬爱的邓小平同志。
1992年11月，徐永光和顾晓今来到著名作家冰心老人的家里，接受了她捐出的1万元现金。冰心老人说：“这是我的稿费。我曾在一篇《我请求》的文章里谈过，我们中国给教育的经费太少，所以我要把钱捐给你们。教育搞不好，人没有文化，国家会越来越穷。”老人还细心叮嘱把自己的捐款先给女童，安排在西北贫困地区。
1996年，已经是96岁高龄的冰心老人又为希望书库题词：“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
在青基会的办公室里，收藏着一封封人们随捐款写来的信件。尽管许多信纸已经发黄，但其中流淌的爱心，却历久弥新。
“年初，我把爸爸给我的钱，存在‘娃娃’肚子里已有二十多元了。爸爸说年底给我买个变形金刚。从电视上看到哥哥姐姐们还没有上学用的纸和笔，我决定不买变形金刚了。把钱寄给你们，请转交给这些小朋友。”这是天津市塘沽区实验小学二年级学生周桐1989年写来的信，也是青基会收到的来自小学生的第一笔捐款。
“我是一个列兵，国家每月发给18元的津贴补助。我每月给老母寄去15元。今天，身边还剩2元。这在别人眼中不过是一包烟钱，可我却十分珍惜它，因为当初我就因缺2元钱的学费而失学。……请接受我这2元钱吧！我知道它犹如杯水车薪，救不了一个失学少年，但这也是我的一点儿心意。今天，我虽然身处在冰冷的高山上，也感到快慰！”这是在陕西渭南当兵的宋景贤1990年写来的信。
“昨天我校进行了义务献血活动，我也参加了，得了128元营养费。……看报纸得知你们创办了这么一个助人的基金会，十分感谢你们。现将这128元寄给你们，钱虽少，却能使我心里平静些。”这是北京大学的王良同学在1992年4月写来的。
在中国青基会的捐款资料库里，还有许许多多捐赠者只留下了这样的名字：“一名有良心的中国人”“一名郊区农民”“一个海军水兵”“一位只读过两年书的保姆”……还有一个，“请不要问我是谁，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从被救助的那天起，我就经常想，将来一定要当一名老师，让村里的孩子不再失学。”
2002年，苏明娟19岁了。
在考进安徽大学职业学院金融专业不久，她写信给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提出了一个“特别申请”。
她说：“我诚恳地请求退出希望工程对我的捐助计划。我觉得进入大学，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自立自强。我坚信在大学这几年里，会努力学好专业课知识，从各方面锻炼自己。我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参加社会实践，一方面解决生活方面的物质困难，一方面也能接受社会锻炼。我想那些捐款可以用在比我更需要帮助的同学身上，让他们不再为贫困而苦恼。”
这个请求停止受助的女孩，就是当年《我要上学》那张照片里的“大眼睛姑娘”。
曾经，“大眼睛姑娘”是希望工程的标志性人物。她的照片被报刊采用、印成招贴画等达到几亿张（次），几乎成为20世纪发行量最大的印刷品。在“建国50周年摄影在我们记忆中”的调查中，希望工程的“大眼睛姑娘”名列榜首，被认为是50年来最震撼人们心灵的一张照片。
苏明娟的命运也被这张照片改变了。希望工程资助她上了初中，又上了高中。1998年6月，她被安徽省推举为代表，赴京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
1995年，宝洁公司捐款20万元，将苏明娟的母校张湾小学重新改建，成了全乡质量最好、最漂亮的小学。而她的家乡金寨县也在短短几年内接受了两千多万元捐款，建起了六十多所希望小学，一万多名贫困学生受到了资助。
苏明娟上了大学。她的命运已经被彻底改变，同时，她还学会了自立，学会了回报，学会了感恩。
2008年7月31日，北京奥运会的火炬在河北省的最后一站唐山市传递。
第五棒火炬手——当年希望工程资助的第一个孩子，今天河北省涞源县东团堡乡中心小学副校长张胜利，高高举起奥运圣火，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12年前，在美国亚特兰大，他和另外两个孩子一起，作为当时受到希望工程资助的全国125万名学生的代表，参与了亚特兰大奥运会火炬的传递。而19年前，他接受希望工程的第一份《资助就读证》的那一幕，鲜活生动得仍像发生在昨天。
由于希望工程的资助，曾经失学的张胜利最终成为上海第一师范学校的一名大学生。两年后，他从“一师”毕业。有记者问他的打算，他说：“回村里，当老师。”记者又问：“你在上海生活了两年，现在重新回到那个偏僻的小山村，没有想法？”张胜利决然地答道：“再穷再苦再偏僻，那里也是生我养我的家乡。我不去，更没人愿意去。”
站在讲台上，尽管面对着的只有五名学生，张胜利依然激动万分。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希望工程”四个大字，说：“我是第一批被希望工程救助的，是希望工程改变了我的命运。从被救助的那天起，我就经常在想，将来自己有了本事，一定要想办法当一名老师，让村里的孩子不再失学。今天，我的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这几年，张胜利一方面作好教学工作，一方面四处奔波，为希望工程宣传呐喊。几年来，他将筹集的善款，资助了三百多名贫困家庭的中小学生，建起了三所希望小学。
像苏明娟、张胜利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接受了爱，又把爱传播出去。他们的命运被改变了，又去帮助更多的人改变命运。希望，仿佛小小的火苗，星星点点，绵延不绝……
截止到2008年年底，希望工程共推出“‘手拉手’活动”“百万爱心行动”“希望小学教师培训”等三十余项活动，募集资金超过40亿元人民币，资助贫困学生330万名，援建希望小学一万五千多所，捐赠希望书库、希望图书室一万四千多套，培训乡村教师逾4000名。希望工程，已经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为知名的公益品牌。
2007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又开始实施“希望工程全面升级”战略，将传统的“救助模式”拓展为“救助——发展模式”，由“授人以鱼”转变为“授人以渔”，在为希望工程受助学生提供资金资助的同时，还要为受助学生发展能力提供帮助。
我们仰头，可以看到星光；我们低头，能够看到孩子们的目光。那点点光芒的闪亮，就是民族的希望。
（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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