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静的夜晚，当我们仰望夜空，浩渺的星河里，遨游着许多现代科技的结晶。那些人造的卫星，有的在为我们传播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有的在勘探能源矿产、国土资源，有的在监测地震信号、气象信息。而在这璀璨的群星里，有许多值得我们骄傲的“中国星”。
从1958年到2008年，中国开始研制，并先后成功地发射了一百多颗不同类型的人造卫星，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用自制火箭发射本国卫星的国家，第三个掌握回收卫星技术的国家，第四个掌握一箭多星技术的国家，第五个能独立发射同步卫星的国家。
遨游太空的一颗颗“中国星”，正是新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最好见证。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萌发飞天梦想的人。早在14世纪末，明朝官员万户就曾将自己绑在捆有47枚自制火箭的椅子上，两手各持一个大风筝，点燃火箭后冲天而起……他虽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却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尝试飞天的第一人。
1957年，苏联发射了全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从此，人类摆脱了地球的束缚，开始了挺进太空的雄壮历程。1958年，美国又将一颗名为“探险者一号”的卫星送入太空，同时，也拉开了人类角逐宇宙的序幕。
中国该怎么办？1958年的毛泽东主席，为此常常失眠。《楚辞·天问》中的句子在他的脑中回旋：“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来行，何由考之？……天何所杳？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他在思考着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更广阔、更自由的空间世界，也在思考着如何在世界政治格局中为中国赢得更有利的地位。
1958年举行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面对着一些代表提出的关于制造中国自己的人造卫星的建议，毛泽东主席沉吟许久，终于发话：“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面对宇宙的呼唤，毛主席代表中国，向太空递上了战书。
一个有能力把人造卫星送入太空的国家，绝不再是一个贫弱可欺的国家！
1958年，中国科学院第一设计院开始了研制人造卫星的工作。
刚刚组建起来的研制队伍，两手空空，要啥啥没有，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没有办公地点，就在北京西苑旅社租了几个房间；没有电动计算机，就用手摇式计算机；没有办公桌，就趴在水泥地上设计图纸。一把老虎钳、两把锉刀、几张铝皮和几张三合板，外加十几只蜡烛和几个手电筒，便开始了中国卫星、火箭雏形的设计与研制。
要发射人造卫星还需要有发射基地。这一年，对中国军事动向一直进行搜索追踪的美国谍报机关在电台上发出惊呼：中国志愿军第20兵团突然失踪，去向不明。而在清冷孤寂的戈壁滩上，一夜之间矗立起了一片黑压压的军帐，10万官兵秘密来到甘肃酒泉，拉开了中国从大漠走向太空的序幕。
茫茫沙海，滚滚寒流，饿的时候吃骆驼刺、沙枣叶、野菜团，孤独的时候给家里写一封既没有地址也不能吐露实情的信。戈壁滩上的士兵们，奉献了青春与爱情，奉献了家庭和子孙，甚至奉献了自己的热血和生命。从1958年到1970年，他们终于将一片“死亡之海”变成了中国走向太空的第一个名副其实的“起飞港”。
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人，挥洒着青春与热血，在太空中打响了中国的名字。
1970年4月24日晚21点35分，载着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腾空而起。18秒后，火箭开始拐弯，朝着东南方向越飞越快，转瞬便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
15分钟后，高音喇叭里传出“特大喜讯——星箭分离，卫星入轨”的喜讯。
同时，国家广播事业局报告，由“东方红一号”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已经收到，而且声音清晰洪亮。
发射场上沸腾了，将军和士兵，专家和工人，干部和战士，各个热泪盈眶，相互握手拥抱。欢呼声、祝贺声、口号声、抽泣声响成一片，把平时清冷的戈壁弄得热火朝天。12年来，经历了多少苦难与泪水，航天人终于让《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
全中国都沸腾了。在北京，新华社的消息刚一公布，北京城顿时灯火通明，鞭炮四起。人们高举彩旗，敲锣打鼓，走上街头，热烈庆祝中华民族开天辟地的大喜事。在全国，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纷纷争抢着购买关于“东方红一号”的报纸号外。
有的香港老年人还记得，那一年的4月28日晚，当卫星飞经香港上空时，人们带着收音机、指南针、望远镜，扶老携幼，成群结队，涌向山头占据高地，或是汇集海岸，争相观看祖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人们知道，一个有能力把人造卫星送入太空的国家，绝不再是一个贫弱可欺的国家！
“凌虚驭风上青天，徘徊指顾斗牛间。友日月，超群仙，太空奥秘夺桂冠。”
1981年9月20日，中国新华社播发的一条仅仅一百多字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在连续几次成功发射返回式卫星之后，中国的火箭“风暴一号”一次成功地发射了三颗卫星。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和欧洲航天局后第四个掌握“一箭多星”技术的国家。一位外国的航天专家评论说：“中国人在航天领域又一次取得了令世界惊异的成就。”
确实，“一箭多星”的发射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其中的许多环节，在世界航天领域中尚属难点。首先，要把超过一般卫星重量和体积的多颗卫星顺利发射升空，进入预定轨道，运载火箭的推力必须比较大。其次，当运载火箭搭载卫星进入预定轨道之后，还要有能力把搭载的几颗卫星分别送入不同的轨道。这时要做到火箭与卫星之间，以及多颗卫星之间的安全分离，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比如，“风暴一号”火箭的第二级游动发动机在空中熄火后，再到两颗卫星分离开去，其间一共有3.5秒的时间。而在这3.5秒之中，卫星和火箭上共有42个元部件，必须先后完成59个动作或者程序。其中只要有一个元部件或者一个程序发生了故障，都将导致箭星分离的操作失败。
同时，“一箭多星”的发射还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外国评论家认为，中国发射“一箭三星”的成功至少说明了两个事实：一是由于发射卫星的火箭也就是发射导弹的火箭，能够将三颗卫星同时分别送入太空，就等于说中国的“多弹头导弹”研制技术又迈进了一大步；二是能使三颗卫星同时展开操作，完整无误，入轨精确，再与1980年5月中国发射到南太平洋的洲际火箭准确击中目标这一事实结合起来分析，中国的电子计算机技术水平也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为祝贺我国“一箭三星”发射成功，当时分管国防科技工作的张爱萍副总理欣然提笔，写下了一首《渔歌子·发射空间物理卫星赞》：
凌虚驭风上青天，
徘徊指顾斗牛间。
友日月，
超群仙，
太空奥秘夺桂冠。
“在36000公里的赤道上空，中国不再缺席。”
1984年之前，中国已经掌握了科学实验卫星、返回式卫星、太阳同步轨道气象卫星三种不同的典型轨道卫星的研制和发射技术。
但是，堂堂中华，却还没有同步通信卫星。36000公里的赤道上空，依然没有中华民族的一席之地。
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第八次常委会议讨论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于是，中国的第一期通信卫星工程被称为“331”工程。它包括通信卫星、运载火箭、测控系统、发射场和地面五大系统。
1984年4月8日晚19时20分，发射指挥员一声令下，“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腾空而起。霎时间，火光熊熊，惊天动地。
4月16日18时27分，中国的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成功地定点于东经125度的赤道上空。
4月17日18时，卫星与地面正式开始通信实验。实验进行了一个小时，地处边疆的乌鲁木齐和昆明第一次看到了由卫星转播的中央电视台的电视节目。同时，卫星上还进行了多路数字电话和15套广播节目的传输实验。
5月14日，通信实验结束。卫星正式交付使用，进入长期运行管理阶段。
中国通信卫星发射成功，不仅在国内引起反响，在国际上也引起了轰动。日本《每日新闻》评论说：“中国将进入实用卫星时代。”法新社评论说：“这一试验的成功将有助于中国大大提高其通信水平，特别是在军事通信方面。”美联社则报道说：“这一卫星的发射成功表明中国做出和完善精确的火箭推进计算的能力有了突破……这确实是一个里程碑。”
如今，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可以自豪地说：“在36000公里的赤道上空，中国不再缺席。”
（禹墨）
“长征”系列火箭：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2007年6月1日，“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在我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腾空而起，成功地将“鑫诺三号”通信卫星送入太空。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00次发射。
从1970年4月“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开始，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展出了十几个品种，走过了从常温推进到低温推进、从串联到捆绑、从一箭单星到一箭多星、从发射卫星到发射载人飞船的技术历程，具备了发射近地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和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等不同类型卫星的能力，并在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长征”系列火箭，担负着中华民族征服宇宙、开拓天疆的神圣使命，一次又一次地翱翔于太空之上。
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将从这8公里起步，并终将震撼世界。
中国，是火箭的故乡。早在公元1000年，我们的先祖便利用爆竹的原理发明了一种用火药喷射的飞箭，并给它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火箭。
1942年，世界上第一枚导弹式火箭发射成功。1957年，苏联用一枚大型运载火箭，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了太空。但“火箭的故乡”中国，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却没有建造火箭的能力。
1958年，面对全国汹涌的“卫星热”，建造卫星的运载工具——探空火箭的任务也摆在了中国科研人员的面前。当时研制探空火箭的工作从设计、研制到发射，没有先例，没有外援，一切的一切，都得靠自己。
曾经在上海机电设计院任总工程师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希季回忆说：“搞设计没电子计算机，搞试验没试验场，就在日本鬼子留下的一个破碉堡里干。寒冬腊月，科技人员弄水和泥，搬砖抬石，全都当起了‘泥瓦匠’。加上缺乏营养，不少同志都得了浮肿病，还常常饿着肚子干到深夜。”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科研人员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1960年2月19日，中国第一枚由自己设计研制的液体火箭竖立在了20米高的发射架上。
发射场位于上海南汇县的一个老港镇上。条件之简陋，在世界航天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一台借来的50千瓦发电机放在地上，四周用芦苇一圈，顶上再盖一张油布篷，就成了“发电站”。“发电站”离发射架和“指挥所”只有一百余米，中间横着一条小河。没有步话机，更没有电话，甚至连一个广播喇叭也省了。发射场总指挥要下达命令，靠的不是电子扩音器，而是扯着嗓门儿大声叫喊，或者挥动手臂打着哑语。更叫人无法想象的是，给火箭加注推进剂时，没有专用的加注设备，只好用自行车的打气筒作压力源；由于没有自动的遥测定向天线，就只能靠几个人用手转动天线去跟踪火箭。
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简陋得近似荒唐。但随着一声令下，火箭成功地飞上了天空。当然，不可隐瞒的事实是，这枚火箭的飞行高度，只有8公里。
但是，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将从这8公里起步，并终将震撼世界。
让中华民族实现几千年的飞天梦想的，就是一枚名为“长征一号”的三级运载火箭。
1970年4月25日，中国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一条消息：“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为68.5度，绕地球一周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兆赫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这条消息虽然简短，却震动了整个世界。让中华民族实现几千年的飞天梦想的，就是一枚名为“长征一号”的三级运载火箭。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便展开了现代火箭的研制工作。1960年，正当中国仿制苏联P-2导弹的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却下令撤走了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在苏联撤走专家17天后的1960年9月10日，中国就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土上，用自己生产的国产燃料，成功地发射了一枚苏制P-2导弹。1964年6月29日，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中程地地导弹——“东风二号”，又一举发射成功。
中程导弹研制成功之后，我国科研人员随即着手研制多级火箭，向空间技术进军。将“东方红一号”卫星送上太空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是一种三级火箭，主要用于发射近地轨道小型有效载荷。火箭全长29.86米，最大直径2.25米，起飞重量81.6吨，起飞推力1020千牛，能把300千克重的卫星送入440公里高的近地轨道上。1971年3月3日，“长征一号”火箭第二次发射，把“实践一号”科学试验卫星准确送入轨道，又一次取得圆满成功。
“长征一号”的研制和发射成功，揭开了我国航天活动的序幕。
1975年11月26日，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将返回式卫星送入太空的，是一颗比“长征一号”推力更大、制导更精确的运载火箭——“长征二号”。“长征二号”是一枚二级火箭，全长31.17米，最大直径3.35米，起飞重量190吨，能把1.8吨的卫星送入距地面数百公里的椭圆形轨道上。
1981年9月20日，我国又成功地用一枚火箭发射了三颗卫星，成为继美国、苏联和欧洲航天局后第四个掌握“一箭多星”技术的国家。完成这个光荣任务的，是“风暴一号”火箭。“风暴一号”是在“长征二号”火箭的设计技术资料基础上研制的，与“长征二号”同样是运载能力很强的火箭，还能够做到火箭与卫星之间，以及三颗卫星之间的安全分离。
从“长征一号”到“长征二号”，再到“风暴一号”，中国的探空火箭技术日臻先进和完善。
几经周折，休斯公司才替“亚洲一号”找到了能够再次送它去天国的神手——中国的“长征三号”。
在“长征”系列火箭家族中，“长征三号”火箭无疑是一位最神气的骄子。
这不仅是因为“长征三号”具有强大的推力，可以将1430公斤重的卫星送入远地面为36000公里的静止轨道。更因为它的第三级火箭，采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低温燃料发动机——氢氧发动机技术。在“长征三号”诞生之时，全世界掌握氢氧发动机技术的，除了美国和法国，便是中国；而能解决氢氧发动机在高空失重条件下进行二次点火技术的，就只有美国和中国。
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将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成功送入了36000公里以外的地球静止轨道。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中国航天人萌生了走向国际舞台，用中国制造的火箭承揽外国卫星发射任务的大胆念头。
1985年6月，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在法国巴黎举行。中国这个火箭的故乡，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自己的火箭送到了国际舞台上。1986年，由中国航天各系统的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开始周游列国、八方游说。而他们争取的第一个客户，就是名震天下的航天大国——美国。
将载入历史的这颗卫星，是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亚洲一号”本名“西联星6号”，1984年2月，它与另外一颗卫星一起，由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射上天。但两颗卫星都没有进入预定的同步转移轨道。1984年11月，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用了六个多小时时间，才将这颗卫星从天上“捞”了回来。几经周折，休斯公司才替“亚洲一号”找到了能够再次送它去天国的神手——中国的“长征三号”。
1990年4月7日，随着“轰隆”一声巨响，“长征三号”火箭腾空而起，熊熊火焰映红了半个天宇，将“亚洲一号”卫星成功地送入了转移轨道。事后经过测算，“亚洲一号”卫星入轨后只与理论数值偏差了9公里。这是休斯公司发射的八十多颗卫星中入轨精度最高的一颗。
休斯公司副董事长鲍夫曼对中国专家竖起了大拇指，亚洲卫星公司也向中国国防科工委致信说：“这次亚星发射成功，使中国火箭登上了世界舞台，它的意义不下于60年代初中国原子弹的爆炸。”
让历史记住这些辉煌的成就吧：1992年8月14日，“长征二号E”火箭发射“澳星”取得成功；1994年11月30日，专门为发射我国新型通信广播卫星而研制的新型运载火箭“长征三号甲”拔地而起，将“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顺利送入轨道；1999年5月10日，“长征四号乙”火箭携带着“风云一号C”气象卫星壮丽升空，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1999年11月，专门为发射飞船而研制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将中国的第一艘宇宙飞船“神舟”号送入太空，拉开了我国载人航天活动的序幕。
目前，我国的“长征”系列火箭总体技术性能已接近或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我国现已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掌握火箭发动机高空二次启动技术的国家、第三个掌握低温高能氢氧发动机技术的国家、第四个掌握一箭多星技术的国家。我国还在低温燃料火箭技术、捆绑火箭技术等重要技术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在入轨精度、有效载荷系数、运载能力和适应能力等方面均属国际一流水平。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长征”系列火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之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将不断开始它新的“长征”。
（禹墨）
针刺麻醉：无影灯下的银针
针刺麻醉，简称“针麻”，是运用针灸手法进行镇痛和调节人体功能，从而使病人能够在清醒状态下接受手术的一种麻醉方法。针麻是新中国医疗工作者继承和发展中医学所取得的一项新成果，同时也为应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经络理论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1958年，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年轻医生尹惠珠施行了全球第一例针刺麻醉下的手术。那份珍贵的手术病史记录上，麻醉类别栏里填写着“针灸”；而手术情况栏里，“良好”两个字上打着一个勾。
1972年，首次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随行人员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参观了在针刺麻醉下进行的肺切除手术。神奇的针麻效果让外国客人叹为观止，也引发了美国乃至全世界持久不衰的一股“针灸热”。
如今，中国传统的针灸疗法已经走向世界，为全人类的卫生保健事业作出贡献。
在征得病人沈纪根的同意后，尹惠珠在沈纪根的两手合谷穴上各扎了一根银针。
我国关于针刺麻醉的最早记载见于唐代薛用弱的《集异记》。书中说，唐初政治家狄仁杰“善于医术，尤长针刺”。显庆年间，狄仁杰入关途中，遇到一个十四五岁的富家孩子，鼻子上长着一个拳头大的肿瘤，疼痛难忍。狄仁杰随即给这个孩子针刺脑后穴位，然后顺利地为他切除了肿瘤。然而，这个手术到底是如何进行的，原书中语焉不详，后人也无法仿效。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在卫生系统“用大协作精神搞好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大环境下，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李继孝和中医科主任黄羡明真的“走到一起来了”。一天午餐时，李主任突然向黄主任发问：“用药物麻醉进行扁桃体摘除手术的病人，术后出现咽喉疼痛和吞咽不利的症状，能不能用针灸解决呢？”黄主任略作思考，回答道：“应该可以。”
这餐桌上闪现的电光火石般的想法很快得到了临床的检验。李继孝邀请黄羡明到五官科会诊，黄主任用针刺的方法为病人治疗手术创伤引发的炎症和疼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此，李继孝主任要求科内的医生都要学会针灸的方法和技能。
作为耳鼻喉科的住院医师，年轻的尹惠珠心灵手巧，很快就掌握了针灸止痛的技术。接着，她又开始思索另一个问题：针灸止痛效果如此好，那么可不可以在手术前利用针刺，防止手术疼痛呢？
1958年8月28日，尹惠珠找到黄羡明主任，说出了想用针刺止痛代替药物麻醉进行扁桃体摘除手术的想法，并询问了可否单用“合谷”穴位，采用什么针刺手法，留针多长时间等具体问题。黄羡明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之后追问了一句：“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尹惠珠很有把握地说：“不要紧，可以局部改用浸润麻醉，病人不会有痛苦的。”
有了这样充分的准备，8月30日，胆大心细的尹惠珠开始了她的全新尝试。在征得病人沈纪根的同意后，她在沈纪根的两手合谷穴上各扎了一根银针，在没有注入任何麻醉药物的情况下，用手术器械触碰肿大的扁桃体，病人表示没有明显的不适和疼痛。随后，尹惠珠顺利地进行了扁桃体的切开、分离和摘除手术。整个手术过程中，病人仅有轻度恶心和局部少量出血，没有明显的疼痛，手术情况良好。
这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传到李继孝和黄羡明那里，两人决定继续做更多的病例，以验证针灸麻醉的可行性。两个月中，医生们共完成了74例手术，成功率在74%左右，总结文章发表在1959年1月的《上海中医药杂志》上。这是国际上关于“针刺麻醉”的最早论文，也标志着“针刺麻醉”的正式诞生。
“中国的针麻手术在美国早有传闻，多数人不相信。今天我们看了针麻肺切除的全过程，针麻的镇痛效果是真实的。”
也就是在这一年，毛泽东主席指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进而，全国掀起了学习中医和推广针麻手术的热潮。1971年7月18日，《人民日报》首次向世界介绍了“针刺麻醉”的成果。这时候，“针麻”已经应用于颅脑肿瘤切除、全喉切除、脾胃次全切除、甲状腺次全切除、剖腹产等一百多种手术类型，累积成功手术案例六十余万例。“针刺麻醉”这样一种神奇的东方医术开始得到国际上的关注。
同一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随团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雷斯顿得了急性阑尾炎，经药物麻醉后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术后第二天，他接受了20分钟的针灸治疗以缓解疼痛，觉得效果非常好。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基辛格特地提到了这件事，引发了外国记者们的广泛关注。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代表团成员们特意提出要观看针麻手术。我国著名胸外科医生辛育龄承担了这个任务。
2月24日上午，白宫办公厅主任黑格率领随团官员和美国新闻媒体三十余人，抵达了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外宾们提出要观看手术的全过程，同时他们非常认真地查看了病人的精神状态，确认病人在手术前确实没有使用任何麻醉性药物。随后，他们和病人一同进入手术室，从接受针刺、捻针诱导到开胸手术，亲眼见证了这位被施行右肺上叶切除术的病人神志清醒，平静无恙，没有痛苦的表情。他们不禁纷纷交头接耳地赞叹：“真是神妙！”
手术过程中，美国记者们反复询问了病人的感觉，并将病人在术中呼吸、心律、血压等显示数据全部进行了摄影和记录。手术结束后，病人就坐在手术台上谈笑自如地与他们谈话。有记者问：“您害怕吗？”病人回答：“我相信医生们能给我治好病，不怕！”又有人问：“既然您在术中很清醒，那么您想过什么吗？”病人回答：“我尽力同医生配合，把手术做好。”最后有记者说：“在手术中我们多次问您感觉如何，是不是我们的打扰令您厌烦了？”病人彬彬有礼地回答：“你们来看我接受针麻手术，也是对我的关心。我很高兴。”
手术结束后，尼克松总统的私人医师说：“中国的针麻手术在美国早有传闻，多数人不相信。今天我们看了针麻肺切除的全过程，针麻的镇痛效果是真实的。”《纽约时报》记者感叹说：“我不再认为是神话了。”黑格也认为：“针麻手术效果令人信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也是在1972年，意大利著名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应邀来华，拍摄了一部长达3小时40分钟的纪录片——《中国》。这部影片采用了完全纪实的手法，安排有大量不加任何修饰的长镜头拍摄，为人们留下了许多反映当时中国社会风貌的珍贵镜头。纪录片中有一段完整的剖腹产手术过程，同样是使用的针刺麻醉。镜头中可以看到产妇轻松的表情，医护人员熟练的动作，还能听到医生在一旁安慰产妇的话语。当一个新生命有力而响亮的啼哭声传来，那位幸福的母亲欣慰地笑了。针麻的神奇效用深深打动了安东尼奥尼，也打动了观看这部纪录片的全世界的观众。
随着尼克松访华团返回美国和安东尼奥尼的《中国》的播出，全世界也很快掀起了一股“针灸热”。
“对于针麻，我们经历了一种新疗法几乎必有的三部曲：狂喜、失望和找到应有的位置。”
1971年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在听完中西医结合方面汇报会后非常高兴。但当晚他反复思考，彻夜未眠。次日，他又安排接见了部分医务战线的代表，指出新生事物要一分为二，不要说好了就什么都好。“针麻可以做手术。但你们知不知道，301医院有位战士开甲状腺也用针麻，痛得哇哇叫？新生事物要不断改进，不断发展。”
的确，新生的“针灸麻醉”技术并非十全十美。对某些患者和某些手术，它能够发挥神奇的效果；而对另一些患者和手术种类，结果却着实令人尴尬。原因到底在哪里呢？著名的神经生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韩济生和他的科研团队接受了周总理的指示，开始了针刺镇痛原理的研究。
“上海医科大学麻醉学教授吴珏认为，药麻下进行颅脑手术的麻醉效果不能令人满意，药麻加针麻则效果显著提高。此时病人清醒，可以随时检验语言功能，以便在语言能力不受损伤的前提下，最大范围地切除肿瘤。
上海医科大学耳鼻喉医院黄鹤年等在针麻下进行人工喉新喉再造术。与全麻下进行手术相比，针麻手术中病人可以随时发声，以合理确定声门造口的大小，因此术后语言功能好，手术并发症也明显减少。
北京天坛医院用吸入麻醉配合针麻进行开颅手术，节约了普通麻醉药的用量，每次手术至少可以节省500元到700元。由于少用了麻醉药，加以针刺本身可能产生的有利的生理调整作用，使药麻手术中对生命指标的不利影响显著减轻，术后病人自主呼吸的恢复时间和苏醒时间明显缩短，术后住院时间缩短一周。”
在一篇名为《针刺麻醉向何处去？》的总结性文章中，韩济生教授举出上面的例子，说明了在某些条件下，针麻有其独特的优越性。但是他的研究也表明，针刺麻醉能够减轻外科手术引起的疼痛，但不能达到完全无痛。针麻的主要优势是可使麻醉药用量减少，从而使生命指标波动减少，术后恢复加速，同时针麻下手术可使病人与医师有更好的配合。
几十年的实践证明，针刺麻醉不能够不加选择地应用于所有的病人和所有的手术类型。但是作为一种辅助的麻醉手段，它具有独特的优越性。针麻与药麻的完美结合，更能使手术效果达到最优。
1997年11月3日至5日，在美国马里兰州博塞达斯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总部所在地举行了关于针刺疗法的听证会，与会者超过1000人。中外专家们对针刺疗法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广泛听证，并达成了许多共识。他们认定：针刺疗法对多种病症和多种疼痛有治疗效果，并且副作用极少，值得推广应用。
实际上，早在1984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宣布：“针灸医学已成为世界通行的一门新的医学学科。”并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成立了国际针灸培训中心。1984年11月，世界针灸学会在中国成立，为世界各国培养了许多针灸医师。单是在美国，目前接受针刺疗法的人以百万计，海陆军的医师们还以针灸为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的士兵们缓解痛苦。
“对于针麻，我们经历了一种新疗法几乎必有的三部曲：狂喜、失望和找到应有的位置。”回顾自己的研究历程，韩济生教授这样说，“只有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描述针灸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阐明其机理，才有可能使这一祖国医学的瑰宝能为世界更多人所认同和应用。”
（禹墨）
重返联合国：历史洪流不可阻挡
1971年11月15日，星期一，上午10时32分，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会场。
当联合国礼宾司司长科尔莱亲自为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拉开了椅子，各国记者蜂拥而至。一名记者向刚刚落座的乔冠华发问：“乔先生，你现在坐在这张椅子里有何感想？”
乔冠华仰头大笑。他笑得那样自然，那样淋漓尽致，一时间感染了周围所有的人。他的回答是：“我现在的心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
记者的镜头永远留住了乔冠华的笑容，这张照片后来获得了世界新闻摄影大奖。外电对此评论，乔冠华的大笑“震碎了联合国大厦的玻璃”。
那是胜利的笑，是自豪的笑。乔冠华用这豪迈的笑声告诉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了联合国！
“‘人心齐，泰山移’，中国人将帝国主义比做一座大山。这次我们在联合国里也是做一种‘移山’的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但是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却被非法剥夺了22年：1951年，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大会第6届会议通过决议谴责所谓“中国侵略朝鲜”，并决定延期讨论中国的代表权问题。而且这一拖便是10年。
从1961年开始，美国又指使新西兰提出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属于“重要问题”之提案。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重要问题”必须有2/3的多数票赞成才能通过。这样又将新中国回归联合国的脚步拖延了10年。
22年中，美国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尽量拖延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进程。然而，历史洪流不可阻挡：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取得独立并加入联合国。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把外交重点放在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上广交朋友，真诚待人，很快赢得了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尊重与支持。
早在1961年举行的首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25个亚非国家的领导人都表示了对新中国尽快加入联合国的热切盼望。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说：“联合国里没有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这样的机构是残缺不全的。”
印尼总统苏加诺说：“联合国里没有中国，就成了一个演滑稽戏的场所。”
埃及总统纳赛尔说：“将中国排斥在联合国大门之外，是违背联合国宪章与宗旨的。”
时间又悄然过去了10年，联合国中支持新中国的声音在不断加强。1970年的第25届联合国大会，要求联合国接纳新中国的提案得到了51个国家的赞成，仅有49个国家反对，首次出现了赞成多于反对的情况。1971年7月14日，17个亚非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的阿尔巴尼亚使团住地聚会，决定乘胜追击，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再一次发起要求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提案。
坦桑尼亚外交官萨利姆引用了一句中国成语说：“‘人心齐，泰山移’，中国人将帝国主义比做一座大山。这次我们在联合国里也是做一种‘移山’的工作。”而另一个国家的代表还用英语引用了毛泽东的诗句：“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1971年10月25日晚，联合国会议大厅里最后表决的时刻到来了。
26届联大主席印尼人马利克宣布对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的联合国第2758号的提案进行表决。提案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除出去。
电子计票显示屏上，表示赞成的蓝灯频频闪亮，表示反对的红灯间或闪亮，表示弃权的黄灯偶尔闪亮。晚上11时20分，数字终于跳停锁定了：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
马利克主席立刻宣布了表决结果：“中国在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下，受到联合国大会2/3以上的国家的祝福，被赋予挥动巨手进入联合国的权利，使联合国发生根本变化。”
联合国大会会场顿时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有人放声大笑，有人痛快地叫喊，有人高兴得直拍桌子，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从大厅的四面八方响起来，汇合在一起，经久不息。尤其是非洲国家的代表们，快活得在过道上载歌载舞；有的非洲代表干脆把桌面当做鼓面，敲击出欢乐的非洲鼓点。
而美国、日本、“中华民国”的代表席上则是乱成一团。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布什也不得不承认：“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虽然这可能是令人不快的——刚刚投票的结果实际上确实代表了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看法。”
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主席十分高兴，随后一一点评着投了赞成票的国家。他说：“非洲虽然远在天涯，却为我们出了大力，真是天涯若比邻，非洲有很多我们的黑人兄弟哇。”“美国北边的加拿大，南边的墨西哥，都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了，这可是一件大事情啊！”
当天晚上，毛主席在中南海的住处接见了姬鹏飞、乔冠华和韩念龙等外交部负责人。面对着这个出乎意料的胜利，外交部方面感到有些踌躇，希望能够在完全作好准备后再组团参加联合国大会。但毛泽东表示反对，并说：“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毛泽东主席任命乔冠华为中国代表团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熊向晖当代表。他还要求代表团到联合国大会上的第一篇讲话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那一晚，毛主席的心情很好，兴致很高，旁征博引、谈笑风生，一直谈了三个多钟头。
“与红色中国人来到纽约相比，今年放映的所有好莱坞影片都要黯然失色了。”
1971年11月1日上午8时，一面崭新的尼龙绸料的五星红旗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前升起。由于中美两国的长期隔绝，人们在纽约这个产品丰富的大都会里甚至都找不到五星红旗的正确式样，因此这面旗帜上的一颗大星和四颗小星的大小、比例与排列位置都不够标准。但这并不妨碍众多的华人华侨以及与中国友好的国家的代表前来观看这一历史性的仪式。
在那个岁月里，对美国人来说，中国代表团的到来，有如从遥远的太空突然来到的“外星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新闻。当中国代表团乘坐的专机降落在纽约肯尼迪机场时，美国三大广播公司都冒着凛冽的寒风赶到机场抢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了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的历史性镜头。主演过《罗马假日》《麦克阿瑟》等影片的美国著名演员格里高利·派克则说：“我欢迎从北京来的中国人。我所扮演过的麦克阿瑟将军，就是在朝鲜与中国人交手受挫而失掉司令官要职的。与红色中国人来到纽约相比，今年放映的所有好莱坞影片都要黯然失色了。”
联合国内部对于中国代表团的欢迎更是真诚而热烈的。在接过乔冠华团长递交的政府委任书时，信奉佛教、一向个性沉稳平和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也掩饰不住激动和兴奋地说：“好、好，你们来了就好。在我担任秘书长的最后时刻，能够解决中国代表权的问题，了却这桩联合国的大事，我真是很高兴……过去联合国像一个瘸子，现在恢复了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联合国才能说真正开始了工作。”
11月1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正式开始。在中国代表团团长发表讲话之前，共有57个国家的代表上台发表了欢迎新中国代表团的讲话。欢迎新中国代表团的仪式总共举行了六个多钟头，直到晚上将近7点钟，外面已经天黑，仍有不少国家代表踊跃要求发言，这在联合国大会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古巴代表说：“这一事实证明，美帝国主义再也不能把它的意志强加给全世界了，可以在联合国里使正义和公理占上风了。”
巴基斯坦代表说：“我们一直毫不动摇地相信，联合国如果没有中国的积极帮助，寻求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的和平之努力将是徒劳的。”
就连美国代表布什都在发言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的历史时刻来到了！”
匈牙利代表亚诺什登上讲坛，一张口竟然说的是中国话。智利代表温贝托·卡萨努埃瓦还吟诵了一首毛主席诗词：“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会议终于到了最后的高潮，大会主席马利克让大家安静下来，然后庄严宣布：“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先生讲话。”
好像回到了盛唐时代的中国。
乔冠华迈着沉稳的步伐登上了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讲坛，只见他容光焕发，豪迈自信，颇有风度地向大会主席微微点头致意，然后展开讲稿，开始了近40分钟的演讲。
在演讲中，乔冠华或引用中国谚语，或入情入理地分析国际形势，或表示对发展中国家的敬意，或批评霸权主义的行径，把演讲内容发挥得淋漓尽致。
演讲的最后一段，乔冠华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他说：“我们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超级大国就是要超人一等，骑在别人头上称霸。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
乔冠华的话音刚落，会场上立即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许多国家的代表像潮水般涌到中国代表团席位前，要与乔冠华握手。由于席位间的过道太窄了，大家就都转到走廊里去排起长队，向他表示祝贺。事后人们发现，由于握手次数多，乔冠华的手显得有些肿了。
“好像回到了盛唐时代的中国。”回忆起乔冠华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之后的第一次会议发言，著名外交家顾维钧之女顾菊珍这样评价说。
世界各大通讯社也争相报道了乔冠华的这篇讲话。法新社的一篇报道中说：“东方巨人一登上联合国舞台，就高举起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大旗，申明自己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埃及《金字塔》报则评论说：“新中国在联合国‘亮相’的讲话，使第三世界的中小国家感到扬眉吐气。联合国有希望了，超级大国不能再为所欲为了。”
38年过去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联合国的各项事务中去，中国在联合国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了。38年来，中国始终恪守着《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几代国家领导人对联合国的态度一脉相承，积极地发挥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尽职尽责。
（禹墨）
中美建交：跨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
1972年2月21日，中午11时27分，美国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机场。
机舱门打开，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夫人帕特走了出来。他们沿着长长的舷梯拾阶而下，在离地面还有三四级舷梯的时候，尼克松就微笑着伸出了他的手。
舷梯那端，中国总理周恩来也伸出了手。两人把手紧紧地握住，轻轻地摇晃着，足足有一分多钟。周恩来总理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啊。”
这跨越大洋的握手，整整迟到了23年。在这次握手之后七年，中美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周恩来收到了大洋彼岸一位母亲送来的红玫瑰。
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格伦·科恩经历了他生命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在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时，他要从练习馆打车去体育馆，却误上了中国乒乓球队的大客车。
那时候美国与中国已经有整整22年没有交往。曾经，美国反共的麦卡锡主义者将中国人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妖魔鬼怪”。而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几乎所有的城镇都张贴着“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标语。在军队或民兵的靶场，打靶的目标往往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漫画像。
19岁的科恩是个嬉皮士，留着长发，样子叛逆不羁。满车的中国人都吃惊地望着这个误闯上来的客人。这是两个长期隔绝的民族之间的对望，带着陌生，也带着期待。这时候，中国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站起身来，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我们车上，我们都很高兴。”气氛一下子缓和了，庄则栋还送给科恩一件漂亮的中国山水织锦，而科恩则回赠给庄则栋一件带有和平标志的短袖衫，两个人又合了影。科恩后来很高兴地告诉记者：“如果他们邀请我去中国，我也很愿意去。”
两国年轻运动员之间的私人交往是很愉快的。然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此时两国的最高层领导人之间也在酝酿着关系的破冰：1969年12月，美国驻波兰大使在华沙的一次时装展览会上，一路追赶上中国使馆的两位官员，告诉他们美国总统尼克松想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1970年9月，尼克松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说：“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而当年12月，一封来自中国的既没有抬头也没有署名的信由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向美国国家安全事物助理基辛格口述，信中说：中国“一直愿意，并且一直在努力通过和平方式进行磋商……为了讨论从中国的领土台湾撤军的问题，非常欢迎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到北京来。”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面对着世乒赛上这个美妙的“突发事件”，毛泽东主席作出了一个轰动世界的决定，这是1949年以来两国之间的第一次民间交往。
在中国，美国乒乓球队受到了热情周到的款待，旅游、比赛、参观、看戏，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让他们流连忘返。4月14日，他们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总理先生，我想知道您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尽管代表团团长焦急地打手势阻止，年轻而活跃的科恩还是突然发问了。
周恩来微笑着打量了科恩一眼，说：“看样子，你也是个嬉皮士喽。”
他继而把目光转向大家：“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形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允许的。”科恩本以为会听到“资产阶级的”“颓废的”“堕落的生活方式”之类的训词，没有想到周恩来总理是如此理解青年人的思想，从而被折服了。周恩来又将目光转向科恩说：“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之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是吗？”
科恩耸耸肩，友好而诚恳地笑了。
第二天，周恩来的这番话几乎被世界所有的大报和通讯社报道。4月16日，科恩的母亲从美国加州托人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送给周恩来总理，感谢他对她的儿子语重心长的教导。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中国领导人巧妙地表明了自身的国际战略意图的转变，打破中美之间关系的僵局，揭开了两国改善关系的序幕。这一事件中包含着真诚温暖的情谊和灵巧微妙的外交技巧，被世人誉为“小球转动了大球”的“乒乓外交”。
“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1972年2月17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出发前往中国之前的告别讲话中，引用了乘坐“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登上月球的宇航员在月球的纪念碑上留下的话：“我们是为了谋求全人类的和平而来的。”
在尼克松访华之前，美国乒乓球队作为美国人民的友好大使受到了中国各界的热情款待，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物助理基辛格博士也圆满地完成了“二十世纪最神秘的外交飞行”——秘密访华的“波罗行动”。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会面，即将改变整个世界。
2月21日中午，“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机场。尼克松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当时拍下的纪录片确实表明，尼克松在离地面还有三四级舷梯的时候就向周恩来总理伸出了手。他不但要弥补当年傲慢无礼的国务卿杜勒斯犯下的错误，更要向全世界表明他要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决心。
尼克松下榻不久，就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双方并没有谈很多具体的事情，而是务虚地谈了一些“哲学”问题。美方人员感叹于毛泽东高度集中的意志力、压倒一切的威严和非同寻常的幽默感。在毛泽东的引导下，这次历史性的会晤在一种漫不经心、谈笑谐谑的气氛中完成了。而半个多月后，基辛格博士才发现中美最终签订的《联合公报》其实早已在这次看似俏皮诙谐的谈话中勾勒出来了，他不禁大感惊讶和佩服。
与毛泽东主席不同，周恩来总理是一个缜密精细、柔中带刚的对手。不仅尼克松和他的夫人，就连大洋彼岸通过电视屏幕观看尼克松访华的所有美国人，也都被他的魅力征服了。在欢迎尼克松的国宴上，周恩来突然提出将送给美国两只大熊猫，结果第二天，全美的街头、咖啡馆、办公室里人们都在议论着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而在周恩来去钓鱼台拜会尼克松的时候，在楼厅门口迎接的尼克松更是主动为刚下车的周恩来脱掉了呢子大衣。这一镜头在电视转播中连续播放，使得尼克松在本国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陡然升高。
2月28日，经过六天的反复磋商，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了一份《联合公报》（简称《公报》）。《公报》坦诚地列出了中美双方对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不同看法，承认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双方同意，“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并决心扩大两国民间交流与往来，为双边贸易提供便利。
《公报》对于中美双方关系的最重大意义，在于美国对一个中国的立场首次正式表明了不持异议的态度。其中提到：“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联合公报》的签署与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间中断了二十多年的交往得到了恢复，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它对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大作用，并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临回国之前的欢送晚宴上，尼克松在演讲中兴奋地说：“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毛泽东主席听说之后，诙谐地回应道：“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
“太平洋再也不应该是隔开我们的障碍，而应该是联系我们的纽带。”
尼克松在访问北京期间还向周恩来许诺，将在自己的第二个任期内实现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他虽然获得了连任，却栽倒在“水门事件”之中，再也站不起来。接任的福特则对中国领导人说，如果他连任，要为尼克松、首先是为自己实现承诺——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结果，福特也没有走出“水门事件”的阴影，在总统选举中败在卡特手下，铩羽而归。
1977年2月8日，美国新一届总统卡特就任还不到20天，就在白宫会见了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关系正常化”，还承诺：“《联合公报》的原则过去是，今后也将是两国关系的基石。”卡特此时面对的朋友和对手，是“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邓小平。
邓小平对于实现中美建交的条件非常明确而坚定，即美国废除与台湾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出在台湾岛内的美国军队和设施，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对于美方提出要中国承诺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要求，邓小平则坚决反对，并说：“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其他国家无权干涉。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那是中国自己的事。你们表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你们可以说你们的话，但作为条件不行。”
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事物助理布热津斯基事后回忆说：“邓个子小，气魄大，立即使我折服。他富有才智，机警，精明，理解很快，相当幽默，强硬而直率。和他谈话以后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经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干劲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能和谁打交道的政治领袖。”
1978年12月，中美建交谈判已经进行到了第六轮，双方已基本同意了建交公报的草案。但是，美方却突然横生枝节，提出希望中方同意美国在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终止前一年内“暂停”向台湾出售武器，并非“永久”停止。
双方冷场了，建交谈判成与不成，就取决于这个夜晚了。
邓小平会见了美方谈判代表伍德科克，语调非常严厉地批驳了美方的观点，说：“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设置障碍。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
这时候，伍德科克心里已经作了中美谈判破裂的最坏打算。但是邓小平却以战略家的宏伟气魄，果断地决定，“先把这个问题挂起来，我们建交以后再继续谈。最关键的是，从长远来讲，美国坚持售台武器为以后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设置了障碍，会最终导致武力解决。”
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国总理华国锋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在电视镜头前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在美方接受中方“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的条件下实现的。双方协议包括：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只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未来的四个月内撤离剩余的700名军事顾问和后勤人员，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
1979年1月28日，中国农历正月初一，正是家家户户欢度春节的时候，邓小平起程访美的日子也到来了。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最高层官员首次访问美国。在美国，邓小平与卡特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再次进行了深入磋商，签订了《中美科技合作和文化协定》，并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参观了许多“新东西”。
在临行前的盛大午餐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访美期间的最后一次讲话。他说：“我们行程的最后一站就是你们这个被称为‘通向东方的大门’。太平洋再也不应该是隔开我们的障碍，而应该是联系我们的纽带。”
（禹墨）
杂交水稻首次大面积种植成功：为人类带来福音
1975年，我国农业科技界的一项重大发明——第一代杂交水稻首次大面积种植获得成功。它掀开了水稻生产史上崭新的一页，并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培育杂交水稻并大面积应用于生产的国家。
主持杂交水稻研究的，正是后来被人们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他下定决心，要从农作物品种改良入手，为老乡们培育出高产量的好种子。
1953年夏天，像每一个毕业生一样，23岁的袁隆平即将离开学习生活了四年的西南农学院。在面临着毕业分配的选择时，学校向毕业生们发出了号召：服从统一分配，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在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年轻的袁隆平向学校递交了服从统一分配的决心书。在学校的统一分配下，袁隆平拿着分配通知到湖南省农业厅报到了。他被派遣到偏僻的湖南省安江农校教书，在这湘西雪峰山麓的校园里开始了长达18个春秋的教学生涯。
袁隆平一方面参加教学工作，讲授俄语、植物、作物栽培、遗传育种等课程，一方面也从事生产实践，选择课题进行科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初，罕见的自然灾害降临中国，造成了全国性的大饥荒。袁隆平常常带领学生下农村生产实习，也亲眼目睹了农村粮食短缺、群众生活困难的惨状。
一天中午，他一走出校门，就远远地看到马路边围了一堆人。走近一看，路边横躺着两具骨瘦如柴的尸体，围观的人都默不作声，脸上堆满了忧伤。这个悲惨的场景对他触动非常大，让他深切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民以食为天”。
目睹了严酷的现实，袁隆平为这沉痛的现实而感到深深的不安！作为一个农学教员，他很想在教课之外做点儿什么，能够帮助老乡们摆脱饥饿的威胁。
有一次，他带着四十多名农校学生，到黔阳县硖州公社秀建大队参加生产劳动。一天，房东老向冒雨挑着一担稻谷回来。他告诉袁隆平，这是自己从另一个村子换来的稻种。
“为什么要换稻种呢？”袁隆平奇怪地问。
“那里是高坡敞阳田，谷粒饱满，产量高。施肥不如勤换种啊。”老向说，“去年我们用了从那里换来的稻种，田里的产量提高了，今年就不用吃国家的返销粮了。”
面对饥荒，老乡们不是坐等国家救济，而是主动想办法提高产量，这令袁隆平很受感动。
他从这件事上，得到很大启发：改良品种，提高产量，对于战胜饥荒有重大意义。他想，自己除了教好课，还要在农业科研上作出些成绩来。于是他下定决心，要从农作物品种改良入手，为老乡们培育出高产量的好种子。
只要我们能探索其中的规律与奥秘，就一定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培育出人工杂交稻来。
1960年7月的一天，袁隆平像往常一样，到农校的实习农场早稻常规品种试验田中去选种。突然，一株“鹤立鸡群”的特异稻株吸引了他的目光。跟一般稻株相比，它显得穗大粒多，更加结实饱满，这立刻引起了袁隆平的兴趣。
他满怀希望地把这株特异的早稻作为种子收集起来，在第二年的播种季节种下去，精心培育，希望有个好收获。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长出的稻子高的高，矮的矮，穗子大小不一，参差不齐。这让袁隆平感到十分心灰意冷。
一天，他坐在田埂上仔细回忆所学过的科学知识，反复寻思失败的原因。后来经过分析推断，他意识到，第一年选出的是一株“天然杂交稻”，不是纯种，因此第二年遗传性状才会出现分离。但如果按照那株“天然杂交稻”来折算，粮食亩产可以达到一千多斤——这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可是了不起的奇迹啊！
想到这里，袁隆平灵感突发地大胆假设：既然自然界客观存在着“天然杂交稻”，只要我们能探索其中的规律与奥秘，就一定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培育出人工杂交稻来。既然水稻具有杂交优势，那么就可以利用这一优势来提高水稻的产量。
但当时的权威学者和权威学说却认定：搞杂交水稻研究不可能有前途，这是对遗传学的无知。来自传统遗传理论的巨大阻力让袁隆平的这一大胆假设实现起来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国际上的许多专家经过多年探索，也都在杂交水稻试验面前碰了壁。他们甚至得出结论：自花授粉作物杂交无优势。像水稻这样一朵花只结一粒种子的“单颖果植物”，就算利用杂交优势，也必然会产生制种困难，无法应用于大规模生产。大部分研究人员对此丧失了信心，他们先后放弃或中断了对杂交水稻的研究。
在种种“权威”的压力面前，袁隆平却坚信：真正的权威永远来自实践。他一旦认定了培育人工杂交水稻这条道路，就毫不犹豫地把所有精力都放到这上面来，开始了艰辛而又漫长的探索与研究。
他们把这种与季节赛跑，追着季节走的育种方式，称为“南繁北育”。
杂交水稻是世界难题。因为水稻是雌雄同花作物，自花授粉，难以一朵一朵地去掉雄花搞杂交，这就需要培育出一个雄花不育的稻株，即雄性不育系，才能与其他品种杂交。
1964年夏，在水稻开花季节里，袁隆平和助手们每天头顶烈日，脚踩烂泥，拿着放大镜在农校的实习农场里一垄垄地观察稻株，寻找这天然的水稻雄性不育株。
7月5日这一天，袁隆平来到一块“洞庭早籼”稻田，集中全部注意力观察正在开花和刚开过花的稻穗花药。突然，他的目光在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上停住了：“啊，这不是退化了的雄蕊吗？”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雄蕊植株。
他马上将这一植株用布条加以标记，两三天内反复观察，并采集花药进行镜检。检验的结果让他惊喜不已，自己苦苦找寻三年的“雄性天然不育植株”终于出现了。
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备受鼓舞，一起继续在茫茫稻海中寻找。在1964年和1965年两年的水稻开花季节里，他们在农校附近的稻田里检查了上万株稻穗，一共找到六株雄性天然不育植株，包括洞庭早籼、南特号、早粳4号、胜利籼等多个品种。又经过连续两年的春播与翻秋，共有四株植株繁殖了1～2代。
袁隆平把它们视作珍宝，仔细观察它们在生长过程中的细微变化。通过对两年多的科学数据的分析整理，1966年2月28日，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报》第17卷第4期上，袁隆平发表了一篇题为《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学术论文。这是国内外第一篇论述水稻不育性的论文，响当当地叩开了当时世界上水稻不能杂交的理论禁区的大门。
而后，袁隆平又开始了艰辛的南繁北育工作。他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认为要加快育种步伐，不能只局限于安江与长沙，而要到气候炎热的云南和海南岛去，把一年当成两年用。
于是每年夏天，袁隆平和他的科研团队继续像往常一样，在安江农校的稻田里辛勤工作；而到了冬季，他们就像候鸟一样，飞向温暖的南方，在南国的水田里繁殖育种，加速实验，争取早日成功。他们把这种与季节赛跑，追着季节走的育种方式，称为“南繁北育”。由此，他们的足迹踏遍了云南的西双版纳、海南岛的黎寨和苗寨。
整个过程中，袁隆平和他的科研团队经历了试验三千多次仍不成功的失落。“文化大革命”期间，袁隆平被多次批斗，还遭遇了用心险恶的毁苗事件。但不管遇到多少困难，仍然没有动摇他誓把杂交水稻搞成功的决心。
“给我点儿时间，我让你的地里多长座米山！”
家住湖南安江的林云阶老汉清楚地记得，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他家的稻子亩产只有三百多公斤，全家人都吃不饱饭。“那时候，我们一年的粮食一般到9月、10月就没了，全吃光了。”林老汉回忆当年的情况这样说。
正是那个年代，林老汉认识了袁隆平：这人几乎天天泡在老汉家的稻田里琢磨稻子。科学的事林老汉弄不懂，但有一点他知道，那就是他家的稻子祖祖辈辈就打那么多。
袁隆平不服：“给我点儿时间，我让你的地里多长座米山！”
1972年，林老汉在自家地里种了点儿袁隆平提供的杂交稻，秧插下去没多久，就比别的高出半个头，大家兴奋地到处宣传。收获的时候好多人都来看，这一看，却出笑话了！
原来，稻谷不但没有增产，反而减产了百分之二三，倒是稻草增加了70%。晚上开会，有些专家就讲风凉话了，“可惜人不吃草，人要吃草，你这个杂交稻就大有发展前途了。”
实验失败了，在大家都非常失望的时候，袁隆平却从这次失败中看到了希望。他没有放弃，问题也很快找到了，那就是他没把稻子的优势遗传到穗上，而是遗传到了秆上，但这也正好证明了水稻具有强大的杂种优势。袁隆平认为这种颠倒是由于自己的研究团队经验不足、配组不当造成的，但这个技术问题可以想办法改进，使这个优势颠倒过来，发挥在稻谷上，这样不就行了吗？
但是，要想颠倒过来却并不容易，这一颠倒就整整花去了三个年头。
1972年，袁隆平选育成功了中国第一个应用于生产的不育系“二九南1号”。
1973年，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正式宣告配套。
1974年，袁隆平育成了中国第一个强优势杂交组合“南优2号”。粮食亩产量从三百多公斤提高到五百多公斤。
1975年，袁隆平带领的研究团队终于攻克了制种技术关，首次大面积种植获得成功。世界上第一代杂交稻正式诞生了。
1976年，国家开始大面积推广杂交稻，推广到哪里，哪里就摆脱了饥饿。
袁隆平研究的三系法杂交水稻成为世界上首例成功的杂交水稻品种。据统计从1976年到1987年这10年间，中国的杂交水稻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这对于当时还在为温饱努力的中国农民来说，简直就是“救命粮”。
在袁隆平的带领下，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科学工作者投入了这项对全人类都有着重大意义的事业中来。1981年，袁隆平和他的研究小组获得中国第一个国家特等发明奖。
直到今天，杂交水稻的研究还在不断创新——1998年，超级杂交稻研究被列为国家“863计划”重点项目；2000年，超级杂交稻实现百亩示范片亩产700公斤的第一期目标；2004年，实现百亩示范片亩产800公斤的第二期目标；2009年已实现百亩示范片亩产850公斤，现正朝着百亩示范片亩产900公斤的第三期目标努力，计划到2010年实现……
据有关部门统计，近25年来，世界主要农产品增长份额的20%以上来自中国，中国的粮食年产量从3亿吨增长到5亿吨。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援助捐赠国，仅次于美国和欧盟。
杂交水稻的研制成功不仅帮助中国人实现了自己养活自己的梦想，而且随着这一技术逐渐开始在其他几个主要水稻生产国的推广，它也将帮助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摆脱饥饿的威胁，为世界带来福音！
（杨文瑜）
新中国考古：大发现的时代
20世纪的中国，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出土、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发掘……都为中华文明寻找到了“活”的源头；同时，也极大地拓展了学术研究领域。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进一步走向成熟，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如秦始皇兵马俑、三星堆、郭店竹简、长沙马王堆、法门寺等。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世界上曾有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可以说是‘第八大奇迹’了。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秦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
1978年9月，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参观了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之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世界上曾有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可以说是‘第八大奇迹’了。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秦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
从此，“第八大奇迹”便成为秦兵马俑的代名词。
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在秦始皇陵墓东侧1.5公里处，曾是一片乱石滩，在荒草乱冢间生长着上百棵柿子树。这里不宜长庄稼，附近的农民把这块荒滩称之为“狼滩”。1974年3月，村民在荒地上打井，意外地发现了一些人体躯干似的空腔陶器。经考古工作者连续多年大规模钻探及研究考证，这里是中国第一个封建皇帝秦始皇之陵园中一处大型从葬坑！也就是秦始皇陵兵马俑坑。
1974年5月，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由陕西的文物考古工作者组成了“秦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开始了发掘工作。经过初步发掘，很快就推算出全坑里和真人真马一样大的陶俑共有六千多件。这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俑坑。
紧接着，考古工作者又于1976年夏天在一号俑坑的北侧20米～25米处探出了二号和三号兵马俑坑，并先后进行了试掘。通过勘探和试掘，基本上了解了坑的形制和内涵。俑坑的规模宏伟，三个坑加起来约有两万多平方米，埋藏的文物丰富，坑内共计有陶俑马近8000件，木制战车百余乘和青铜兵器四万余件。其中一号坑规模最大，面积12000平方米，有俑马六千余件；二号坑次之，面积是前者的一半，有俑马千余件；三号坑只有五百余平方米，内有武士俑68个。根据考古专家判断，这几座从葬坑象征秦始皇生前的宿卫军守卫着陵园，而三座坑是按兵法布阵的，其中三号坑是总指挥部统帅三军。整个军阵布局严密，气势磅礴，一下子就能让人联想到当年秦始皇横扫六国所向披靡的声威。
兵马俑的塑造，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创作的，艺术手法细腻、明快、洗练。陶俑装束、体态、神情不一，似乎能令人感受到他们不同的遭遇和经历；那些陶马双耳竖立，有的喷鼻嘶鸣，有的闭嘴静立……真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陶俑、陶马都经过烧制、安装，并且原来都是有着漂亮的彩绘的。但由于后来的火烧和浸泡，大多已剥落变色。兵马俑开创了中国雕塑活泼、开朗、写实的现实主义先河。它的发现，令人们对中国雕塑艺术有了新的看法：彩塑的开始不是在唐而是在秦。
兵马俑坑的青铜剑出土时都非常锋利，基本上光亮如新，有的甚至没有生锈，制作得也非常规整。经过检测，它们表面上都经过了铬盐氧化处理。根据以往的记录，这种技术德国在1937年发明，美国在1950年发明，但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就掌握了这门技术，真是冶金史上的奇迹。
此外，秦始皇陵出土的铜兵马是我国时代最早，驾具最全，级别最高，制作最精的青铜器珍品，也是世界考古发现的最大青铜器。它的出土，为考证秦代冶金技术、车辆结构、工艺造型等都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1979年，有关部门在秦始皇陵陪葬坑遗址上修建了中国最大的遗址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同年10月，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开馆。它的开放很快就轰动了全世界，国内外游人纷纷慕名而来，来中国访问的外国政要，也大多将参观兵马俑列为必访行程。兵马俑架起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1987年12月，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长沙马王堆一号墓——这位雍容华贵的丞相夫人出土时，其外形完整无缺，全身皮肤细腻，皮下脂肪丰满，软组织尚有弹性。
1972年的一天，我军某部队在湖南长沙市东郊五里外的马王堆挖防空洞时，突然一块块白膏泥被挖了出来，顷刻间一个小洞里冒出呛人的气体。当有人划着火柴想点烟时，突然一声响动，一团火球在洞中爆响并燃烧起来。
当时一位老军人就推断，那里可能是古墓。但他可能没有想到，一个惊动世界的重大考古就此开始了。
马王堆之所以震惊世界，其主要原因是两千多年前的西汉长沙国丞相夫人辛追的再次面世。1972年4月28日，这位雍容华贵的丞相夫人出土时，其外形完整无缺，全身皮肤细腻，皮下脂肪丰满，软组织尚有弹性。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往其体内注射防腐剂时，其血管还能鼓起来，就连手指和足趾上的纹路也都非常清楚。她装殓的华美更让人称奇。出土时，她的前额及两髻的木花饰品共有29件之多，并涂彩贴金。其头发则编有盘髻式假发，脸上盖一件酱色织锦和一块素绢，两手握绣花绢面香囊，双足穿着青丝履，贴身穿“信期绣”罗绮丝棉袍，外套细麻布单衣，然后包裹各式衣着、衿被及丝麻织物多至18层，从头到脚层层包裹，再横扎丝带9道，并在上面覆盖印花敷彩黄丝棉袍和“长寿绣”绢棉袍各一件，一共20层包裹，其繁复华贵程度非常人可以想象。
一号墓的随葬品非常丰富，达三千余件。其中覆盖在内棺上的一幅彩绘帛画，花纹鲜艳，色彩绚丽，画面内容想象丰富，是中国现存的两千多年前的丝织珍品。
而在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12万字帛书，是继汉代发现的孔府壁中书、晋代发现的汲冢竹书、清末发现的敦煌经卷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古文献发现，对中国文献学和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具有极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其内容涵括了中国古代传统图书分类中除诗赋类之外的所有门类，而且大部分是汉初乃至战国时期的珍贵历史文献。马王堆挖掘出的文物在历史、艺术、医学、文献学等许多学术领域都有非凡的意义和影响。
三星堆商代大型祭祀坑——三星堆的发现震惊了国内外，它代表了长江流域商代文明的最高成就，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
1986年7月18日上午，四川广汉砖瓦厂工人杨远洪、刘光才挖取砖泥时，一锄头下去，一声脆响，挖出一看，一根40厘米长的玉璋被挖断了。
四川省考古队队长陈德安等闻讯赶到现场，立即组织人力开挖。经过7天7夜的挖掘，一个长4.4米、宽3.4米、深2.2米的宝库大门终于被敲开了：金灿灿的黄金手杖、黄金面罩，姿态各异的铜面具、铜龙头、铜虎饰、铜人坐像和铜人头像，以及玉璋、玉戈、象牙等四百多件珍贵文物杂乱地堆放在一起，真令人目不暇接，惊叹不已。
不到一个月，奇迹再次发生。砖瓦厂工人在离上一个坑20米远的地方取土时，又发现几个青铜人头像和铜面具。考古队顺藤摸瓜，又挖出了一个长5.3米、宽2.2米、离地面约2米的大坑。这里埋藏有一尊2.62米高的青铜人像，还有大批青铜器、青铜人头像、六七十根象牙，以及高大的青铜神树。这个坑里的文物，大大超过第一个坑。
三星堆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上千件稀世之宝赫然现世，轰动了全世界，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目前，从三星堆已经出土了四千多件高品位文物。两个祭祀坑中出土的文物，包括金器、玉器、铜器、石器、陶器、骨器等多种。三星堆出土文物，冶炼水平之高、造型之精妙，令世人惊叹。
三星堆的发现震惊了国内外，它代表了长江流域商代文明的最高成就，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过去，一般认为蜀文化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如今三星堆文物的出土，有力地证明古蜀文化光辉灿烂，并可将其历史上推近2000年。传统上认为，古代巴蜀地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与中原文明没有关联或很少有交往。而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证明，它应是我国商周时期前后一个重要的诸侯国，它的文化虽然具有独特性，但与中原文化仍有着一定的渊源。三星堆的发现能够改变人们对古代历史或文化的认识，是我们了解四川地区，甚至是我国西南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法门寺唐代地宫——目前世界上发现时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佛塔地宫。
法门寺在西安西面110公里的扶风县内。史籍中记载着法门寺塔下有地宫，里面埋有释迦牟尼的一节指骨舍利和无数珍宝。但后人一直无法断定这是真实的存在还是虚幻的传说。1981年，法门寺塔在暴雨的冲刷下倒塌了。但塔的倒塌却给了考古学家一个揭示秘密的机会。
1987年春天，考古学专家开始对法门寺塔进行考古发掘。2月27日，先是对塔基进行发掘。到4月2日，挖掘铲打到石板上了。清理了埋土以后，露出一米见方的大理石盖，西北角有三块碎石。人们把碎石刨开，一个地洞露了出来。
考古人员迅速掩埋好洞口，然后按科学的程序，在塔基的正南面找到了进入地宫的通道。在挖掘出19级青石台阶后，一道石门显露出来。考古人员又巧妙地打开了石门上一把锈蚀的铁锁，这把锁已默默锁住佛塔之下1113年的光阴。
第一道石门后面是长长的甬道，甬道的地面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钱币，总数大约有两万枚，其中13枚用玳瑁制成的纪念币，是中国钱币考古的首次发现。甬道尽头又是一道石门，石门前立着两块刻满汉字的石碑。石门后的石室中摆满了珍宝，其中金银器就有121件，各种珠宝玉石四百多件。在金银器中，最奇妙的是两个鎏金银质圆球，叫“香囊”。它的内部装了两个平衡环，圆球滚动时，内外平衡环也随之滚动，但“香囊”的重心不动。这种平衡装置，与现代运用于航海、航空的陀螺仪原理完全相同。此外，还出土了一根长1.96米的双环12轮鎏金银锡杖，在全世界的佛教法器中都是独一无二的，被称为“世界锡杖之王”。
在地宫后室的密龛中有个不大的包裹，里面是一个锈迹斑斑的铁函。铁函的最里面是洁白的小玉棺：一枚佛指静静地躺在玉棺里！这枚骨质的舍利，就是至高无上的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指骨。
法门寺唐代地宫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时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佛塔地宫。地宫所保存的大批文物，不仅等级高、品种多，有的甚至完好如初。这次发现是我国历次唐代文物发掘中最稀有的。它为我们研究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种学科提供了实物证据，对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郭店楚简——“中国的死海遗书”。
1993年10月，湖北荆门市南部的四方铺镇一带发掘出一个小型墓，一棺一椁。但谁也不曾料到，就是这样一座看似不起眼儿的墓葬，后来竟催生出了一门显学——郭店楚简研究。椁室内除了有棺室，还有边箱、头箱，随葬品主要集中在边箱、头箱里。在头箱里发现了散乱无序的竹简，大部分完好，少量残断。这批竹简共804枚、1.3万字。此后，荆州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将竹简一一复原，黄黄的底色黑黑的字，一如其原来的样貌。这批楚简包含多种古籍，其中两种是道家学派的著作，其余多为儒家学派的著作，有《老子》《太一生水》《缁衣》《五行》等著名篇章。
这批竹简连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简一千余枚，比之西方1947年在埃及死海所发现的有关基督教早期资料或许更为重要，因此被海内外学者们惊为“中国的死海遗书”。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有多项重大考古大发现，在地域上遍及中华大地，在年代上涵盖从史前文明到公元17世纪初明代万历皇帝的定陵。这些考古发现都具有重大的科学研究价值，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李艳丽）
唐山大地震：从惨烈的灾难中重生
“在一片废墟上，30年就建造出一个崭新的城市，只有中国人民才能创造这种奇迹。它是社会主义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具体体现。”
这句话，是经历了历史上最惨烈的大地震后的唐山的真实写照。
当时，西方媒体预言，唐山将从地球上消失。
北纬40度线，被人们称为“不祥的恐怖线”。这里，发生了诸如美国旧金山、葡萄牙里斯本、日本十胜近海等无数次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位于北纬39.6度的唐山遭到地震这个恶魔的突袭。中国北京时间3时42分，唐山上空出现几次强烈的蓝色闪光之后，地上狂风呼啸，惊雷轰响，大地疯狂地摇撼。几秒钟后，唐山破碎了。一片死寂，灰色的尘雾浓浓地笼罩着唐山，整个唐山没有一点儿声息。
中国新华社于7月28日向全世界发布了这一消息。几天以后再次公布了经过核定的地震震级：里氏7.8级。就在地震的短短5秒钟里，二十四万多人死亡，十六万多人重伤，七千多个家庭全家震亡，4204人成为孤儿，数百万人无家可归……
地震吞噬24万个生命的同时，所有的“生命线”工程几乎在瞬间毁于一旦：公路被毁，桥梁截断，铁路路基变形，机场航空导航系统全线停滞，通讯、电路、水路全部卡断。所剩下的只有一片废墟！
唐山大地震是世界“20世纪十大灾难之一”。在这十大灾难中，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破坏最为严重，也最具毁灭性。对于中国来说，也是这一世纪最惨烈的自然灾难。
当时，西方媒体预言，唐山将从地球上消失。
“受灾不能等支援，要为国家作贡献！”
但中国人却选择了清理废墟，重建唐山。
“登上凤凰山，俯首看唐山，遍地简易房，砖头压油毡。”这是那时震后唐山的写照。人们就是居住在简易房里，开始了对唐山的重建。
地震的灾难使得无数的人懂得了生命的珍贵，更坚韧不拔地忍受着劫后苦难，执著顽强地继续生活。大灾之后，唐山人喊出了“受灾不能等支援，要为国家作贡献”的口号，仅震后10天便产出第一车煤、14天发电厂并网发电、28天炼出第一炉钢水。被国外认为至少需要20年才能复产的开滦煤矿，一年后就全面恢复了生产。
灾难也令人们更紧紧相依。无数的人表现了高贵的怜悯之心和友爱之情，力尽所能地伸出援手，持之以恒地给予帮助，使得受伤的唐山人从绝望中升起希望。唐山大地震后，解放军战士赶赴唐山搜救；无数名医护人员和干部群众参与到救灾工作中；全国各界伸出援助之手，一双布鞋、一床棉被、一口水、一餐饭，传递着人间真情；重伤员被送到全国11个区市医院接受救助，得到当地医护人员如亲人般细心的照料……
唐山地震造成15886户家庭解体，3817人成为截瘫患者，25061人肢体残疾，遗留下孤寡老人3675位，孤儿4204人。尤其这些孩子年龄最大的才16岁，最小的出生不过百天。面对四千多个孤儿，河北省在石家庄市筹建创办育红学校，一批批唐山孤儿被接送到了育红学校。紧接着，全国许多地方也都建立了育红学校，让唐山孤儿在学校里学习生活。到育红学校的孩子，从6个月到16岁年龄不等。
1978年9月，邓小平亲临唐山，为重建工作指明方向。
1996年，纪念唐山抗震20周年前夕，江泽民为唐山题词“弘扬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把新唐山建设得更繁荣更美好”，并亲临唐山视察。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也曾多次视察唐山，作出重要指示，给唐山人民巨大鼓舞。
上天破坏了一个旧城市，而我们擅长建造新世界。
地震前的唐山是华北最大的重工业城市。它素有煤都之称，煤产量占全国的8%，支持着中国的主要钢铁厂。唐山的电力举足轻重，陡河发电站是华北电网的主力电站之一，也是我国最大的火力发电站。唐山还是著名的“华北瓷都”，可与景德镇的陶瓷一比高下。唐山还有冶金业、纺织业、水泥、汽车、机械制造……许许多多极其重要的企业！同时，也具备所有重工业城市的弊病：污染重，工厂住宅交错混杂，城市基础设施落后。而这场毁灭性的灾难却让它率先尝试了现代城市规划的成果。它的改变，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北京和上海。比如，当时北京、上海都还没有污水处理厂。重建后，唐山就有了自己的污水处理厂，可以不像以前那样直接将污水排入河里了。唐山的改变还是全面的，从城市功能分区、完善配套的生活区域，到市政公用设施城市绿化系统，都力求改变传统重工业城市的混乱局面。
地震，也使得这座城市发生了现代化的变革。
在全国人民的帮助下，唐山人努力自救，在一片瓦砾堆上，仅用1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重建家园的任务。到1985年年底，全市经济总量恢复到近58亿元，财政收入九亿多元。1986年6月，重建竣工面积1800万平方米，而当时的唐山只有61万人，人均完工近30平方米，23万户居民迁新居，占总户数的98.5%。
1986年，唐山在恢复建设的任务基本完成后，便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唐山正视经济建设起步晚于全国的事实，将困难视为机遇。“七五”期间经济发展速度就赶上了全国平均水平。“八五”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到18.5%，超过了全国平均发展水平。1988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第一个翻番。1989年进入全国25个国民生产总值超百亿元城市行列。1994年提前6年实现了翻两番。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90亿元，是地震前的7.4倍，跨入全国经济发展较快城市行列。1995年，唐山各类房屋建筑3358.41万平方米，人均居住、供水、供热、供气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
2005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完成2027亿元，财政收入完成226亿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582元，提前两年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基本达到河北全省的最前列，一跃成为河北经济发展第一强市。
2005年年底，唐山市的各项功能指标为：城市自来水普及率100%、城市垃圾及粪便无害化处理率100%、新建建筑节能标准执行率100%、燃气普及率98%、供热普及率84%、污水集中处理率80%、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6%等，均居全国同等城市领先水平。
截至2006年，唐山市区面积达200平方公里，比震前扩大了两倍多，各项事业成就瞩目，人均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均居河北第一。
此外，新唐山又发展了一系列新型工业企业，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南堡盐场，亚洲最大海盐生产企业。曹妃甸工业区，河北“一号工程”，中国未来的“鹿特丹”。唐山陶瓷，中国陶瓷工业发祥地创新升级，成为北方瓷都。唐山港京唐港区，渤海湾迅速崛起的一颗璀璨的港口新星……
上天破坏了一个旧城市，而我们擅长建造新世界。如今，唐山这座新城赢得了很高的荣誉：
1990年，成为国内第一个荣获联合国“人居环境奖”的城市。
2003年，荣获“国家园林城市”称号。
2004年，唐山南部采沉区绿化项目荣获联合国“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
2005年，第三次荣获创“建全国文明生态城市先进市”称号，第五次被评为全国双拥模范城。
三十多年后，唐山不但早已威武雄壮地站了起来，成为一座有巨大发展潜力和成长性的工业化城市，而且还将成为全国第一个“科学发展示范区”。西方媒体“唐山将从地球上消失”的预言不攻自破。
如今，唐山街头绿树成荫，高楼林立，一派繁荣祥和的景象。很难想象，这里曾是满目疮痍的一片废墟。
世界地震史上，大地震后要建一座功能齐全的城市，一般要用上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1906年美国旧金山地震恢复建设用了30年，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复建用了20年。而唐山仅用10年时间就完成了恢复建设，并经过随后的十年振兴和十年快速发展，实现了从毁灭到新生再到崛起的全过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中国式的“世界奇迹”！
（李艳丽）
1977年恢复高考：知识中国的转折
1977年，注定要被铭记和感激——那是一个时代和国家的拐点。
这一年，锁闭十余年的高考终于恢复，全国570万有志青年怀揣欣喜冲向考场；次年春季，27万青年终圆大学梦，成为标志性的77级。那年的高考，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整个国家也从此开始有了新的活力。
小平同志当即拍板：“会议开过了重新再开，今年就要恢复高考！”
看过电影《决裂》的观众都忘不了里面的这样一个情节：龙校长举起小伙子江大年的手，慷慨激昂地说：“上大学要什么资格，什么是资格？这双长满老茧的手就是资格！”
196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高考制度遭到废除。1972年虽然部分大学恢复招生，但招生的条件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具有二至三年实践经验”的工农兵。招生办法则是废除考试，实行推荐。
1977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当年夏天就在北京召开了科教座谈会。会上讨论最多的还是教育的出路问题。
在座谈会的第三天，来自武汉大学的查全性副教授作了一番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颇为勇敢的发言。他说：“现行的大学招生制度实行‘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审核’的16字方针，其实说到底关键还在四个字——领导批准！也就是要走后门。这样做败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还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甚至连个小学生都知道‘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查全性发言刚一结束，邓小平立即询问：“今年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
有代表说，当年的招生工作会已经结束。小平同志当即拍板：“会议开过了重新再开，今年就要恢复高考！”
邓小平连声说：“繁琐，繁琐，繁琐！”随后大笔一挥，将“审查考生的家庭成分”改成了“重在现实表现，不要看出身”。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高校招生会重新召开。
当时的参会人员中，大部分人都支持恢复高考。但因为“推荐上大学”这种招生办法是经过当年毛主席圈阅“同意”，并以中央文件下发全国的，所以还是有一部分因循守旧的与会者坚持旧的那一套。于是，会议成了一场激烈的辩论。由于双方迟迟争执不下，这场从夏天开始的会议一直开到了初秋，一些外地的与会者还不得不让家里寄来衣服。
会议起草了一份改革招生制度的初步意见递交给邓小平。邓小平对文件中列出的那些详细到鸡毛蒜皮的政审条件非常不满，连说了几声“繁琐，繁琐，繁琐！”随后大笔一挥，把政审条件全部抹掉，然后亲自起草了一段，将“审查考生的家庭成分”改成了“重在现实表现，不要看出身”。
这样英明果断的大笔一挥，让无数“黑五类”家庭的子女获得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也为他们开启了一扇希望之窗。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恢复高考的文件。10月22日，新华社发布文稿，全国媒体争相报道了这条新闻。恢复高考的消息，为那些在人生的跑道上消磨了青春又看不到前行目标的知识青年们点燃了希望之火。
这一年，570万青年扔下锄头和扳手奔赴考场。由于报名人数太多，一时间令试卷的印刷都成了问题。邓小平下令：暂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印刷，将纸张紧急用于印刷考卷！
1977年，宣布恢复高考的消息已是10月，于是正式高考便被推迟到了这一年的冬天。当时全国还没有统一的大纲和教材，所以没有条件实行全国统考，而是各省分别命题考试，因此各省考试的时间也不尽相同。这一年的全国高考从11月25日开始，直至12月25日结束，报名考试者共有570万之众。
虽然最后仅有27.297万人冲过独木桥，幸运地圆了大学梦，但高考制度的重新确立不知让多少在迷茫中蹉跎岁月的年轻人重新拾起了书本。
熟睡中手臂被玻璃灯罩烫起了鸡蛋大的血泡，居然都没被痛醒，“当时绝对是拼了命了。”
1977年之前，高考已经被耽误了11个年头。当高考终于恢复之日，那些被“文化大革命”运动所耽误、高中毕业时被剥夺了高考权利的“老三届”们，自然尤其珍惜这失而复得的宝贵机会。于是77级的大学新生中，出现了一部分已经三十而立、成家生子的六六届、六七届“老学生”的身影。
河北师范大学数学系77级的徐玲就是个老三届，她走上高考考场的时候还在“坐月子”。1977年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徐玲非常兴奋；可是掐指一算，预产期就在高考的前半个月！这可把一心想圆大学梦的徐玲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如果孩子按时出生，月子里也需要休息恢复身体；如果孩子晚出生正好赶上考试，那来之不易的机会岂不是就得白白错过？
为了把握住这难得的机会，徐玲不仅挺着大肚子坚持看书复习，而且还在隆冬季节里坚持每天早晚跑步千米，为的就是让孩子配合妈妈，千万不能在考试的时候出生！
终于，徐玲的孩子没有拖妈妈的后腿，准时来到了人世。生产半个月后，还在月子里的徐玲带着梦想走进了高考考场。她还记得高考前下了一场大雪，从家通往考场的道路变得格外难走。她裹着厚厚的大衣抵挡风寒，是爱人一大早用自行车驮着她赶往考场的……
《羊城晚报》首席记者、广西大学77级毕业生樊克宁当年就是那样一位知识青年。1977年恢复高考时，她在同越南只有一江之隔、荒凉而又遥远的广西东兴县插队已经有七个年头了。虽然之前也招过工农兵学员，但是名额少，那些掌握了权势的人又在为自己和亲朋的子弟争抢，普通知青上大学基本无望。绝望之下，樊克宁身边的同学为了能够争取病退回城，有喝墨水想把肺染黑的，有故意吃药弄坏肾的，甚至还有女知青自残制造受伤害的假象……在几近绝望的情况下，突然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无异于漂来一根救命稻草，知青们都兴奋地想抓住机会搏上一搏。
白天还要参加连队里正常的劳动，和其他报名参加高考的知青一样，樊克宁只有晚上才能复习备考。她还记得，有一天夜里，她点着煤油灯坐在床前复习，学到了半夜实在太困，就伏在床板上睡着了。熟睡中煤油灯被碰倒，玻璃灯罩把她的手臂烫起了一个鸡蛋大的血泡，居然都没把她痛醒。樊克宁后来回忆说：“当时绝对是拼了命了。”
“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78级的学生，和几个同学上黄山来了。他们都是老三届的学生，能够上大学特别感谢您，所以特别想见见您，能不能和您一起照个相？”
1977年，希望集团创始人陈育新27岁，正日复一日在农村挑粪。几个月后，28岁的他赶上了高考这趟车。大学生活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多年后他最终成为富甲天下的学者型商人。
1977年，还在陕棉八厂织袜车间当工人的摄影发烧友张艺谋尚与名气无缘。陈凯歌那时也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当一名洗印工人，前途茫茫。
同样是1977年，如今已是中国人民大学知名教授的张鸣还在为成为一名“合格兽医”而奋斗；而著名文学家叶兆言，那时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八级钳工”……
无数人的命运，因为1977年的高考而得到改变。同时，无数人也对作出改变他们命运决策的伟人邓小平心存感念。
1978年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女生王晓望，在1979年的暑假和几个同学游览黄山的时候，看到一列车队从不远处开了过去。其中一个男生叫了起来：“车里面坐着邓小平！”同学们立刻兴奋了起来，心里都想有这么一个机会，一定要想办法见到邓小平；因为正是他的复出才恢复了高考，也因为正是他改变了在场每位同学的命运！
这时候同学们已经完全无心看景了，一路上都在计划怎样才能再见到邓小平。他们在路上商量好，见到小平一定要争取照张相，还要想办法请他签个名。当时谁也没带本子，于是就把学生证找了出来。
当王晓望看到前方聚集着一堆休息的人，心里认定了那里一定有邓小平，便兴奋地提着行李、背着水壶丁零当啷一路狂奔。跑在队伍最前面的她看到邓小平时，一个箭步冲上去就说：“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78级的学生，和几个同学上黄山来了。他们都是老三届的学生，能够上大学特别感谢您，所以特别想见见您，能不能和您一起照个相？”
邓小平看着这几个新时代的大学生，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他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还在几个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的学生证上，留下了宝贵的签名。
从1977年到现在的三十多年间，我国共有3600余万人通过高考圆了大学梦，成为国家发展和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恢复高考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恢复了一个考试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它教给了年轻人公正公平的社会理念，建立起了公平竞争的制度。恢复高考重新激起了众多青年对学习知识的渴望。从很大程度上说，恢复高考，也就恢复了知识的价值，恢复了一个民族对知识的信仰。
（何小泉）
“三北”防护林：绿色万里长城
“三北”防护林工程（简称“三北”工程）是指在中国三北地区（西北、华北和东北）建设的大型人工林业生态工程。中国政府为改善生态环境，于1978年决定把这项工程列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项目。
如今，要是驱车从北京向西，从张家口、大同、榆林一直到河西走廊，一路上总会满目青绿。这些人工种植的树木，为“三北”地区荒凉的田野带来了绿色的生命希望。
“三北”工程不仅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规划时间最长的林业生态建设工程，也是持续建设时间最长的林业生态建设工程。
“三北”工程来自一个“合理化建议”。1977年，工程师官重尧上书痛陈北方地区的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情况，并提议在“三北”地区进行防护林建设。
一年后，这个“人微言轻”的建议引发了一个国家级大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
“三北”工程于1978年11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启动。“三北”工程的建设范围东起黑龙江的宾县，西到新疆乌孜别里山口，东西长4480公里，南北宽560公里～1460公里，包括西北、华北和东北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51个县（旗、市、区），总面积达406.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42.4%。
“三北”地区分布着全国98%的沙漠、戈壁和沙漠化土地，总面积达149万平方公里。每年由于沙尘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四十多亿元，沙区60%以上的县经济贫困、生态脆弱。“三北”地区水土流失总面积达55.4万平方公里，大量的泥沙流入黄河。“三北”地区由于受大气环流的作用和缺少森林的调节，旱涝灾害越来越频繁，危害越来越重，严重制约着“三北”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建设“三北”防护林工程就是要通过增加林草植被，合理开发利用土地和生物资源，遏制住沙漠化土地扩大，控制水土流失，全面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农业生产，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三北”防护林工程，从1978年开始到2050年结束，分三个阶段八期工程进行，总工程规划造林5.34亿亩，其中人工林3.96亿亩，封山育林1.14亿亩，飞播造林1600万亩，静态投资576.8亿元。工程完工后，将使森林覆盖率由1977年的5.05%提高到14.95%，林木蓄积量由1977年的7.2亿立方米增加到42.1亿立方米，从根本上改善“三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
“三北”工程不仅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规划时间最长的林业生态建设工程，也是持续建设时间最长的林业生态建设工程。其建设规模之大超过美国的“罗斯福生态工程”、苏联的“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和北非五国的“绿色坝工程”，在国际上被誉为“中国的绿色长城”；而工程建设按照总体规划将延续72年。这些个“最”目前已得到世界公认：2003年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有限公司向国家林业局及其下属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局官员颁发了“纪录证书”，证明“三北”防护林工程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植树造林工程。
从“沙进人退”向“人进沙退”的历史转变。
“三北”地区历史上曾是森林茂密、草原肥美的富庶之地，但是由于种种人为和自然力的作用，这里的植被遭到破坏，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区域内分布着八大沙漠、四大沙地，沙漠、戈壁和沙漠化土地总面积达149万平方公里，从新疆一直延伸到黑龙江，形成了一条万里风沙线。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面积占这一地区总面积的90%。在黄河下游的有些地段，河床高出堤外地面3米～5米，成为地上“悬河”。大部分地区年均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形成了“十年九旱，不旱则涝”的气候特点。
自“三北”工程启动后，从新疆到黑龙江的风沙危害区共营造防风固沙林一亿多亩，使20%的沙漠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沙漠化土地扩展速度更由20世纪80年代的2100平方公里下降到1700平方公里。辽宁、吉林、黑龙江、北京、天津、山西、宁夏等七省（自治区、直辖市）结束了“沙进人退”的历史，完成了“人进沙退”的重大转变，沙漠化土地每年递减481平方公里，拓宽了沙区广大人民的生存空间。重点治理的科尔沁、毛乌素两大沙地森林覆盖率分别达到20.4%和29.1%，不仅实现了土地沙漠化逆转，而且进入了综合治理、综合开发的新阶段。赤峰市治理开发沙地2100万亩，占沙化土地的58%；榆林沙区森林覆盖率已由1977年的18.1%上升到38.9%，沙化土地治理度达68.4%。
从“泥沙俱下”到“碧水长流”的生态改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形象地描绘了历史上水土流失严重、黄河堤岸长年被夹杂大量泥沙的河水冲刷，造成河堤来回移动并经常吞没农田的严酷事实。
“三北”工程建设以来，在以黄土高原为主的水土流失区，通过按山系、分流域综合治理，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水土流失面积和侵蚀强度均呈“双减”趋势。
据测算，30年来，水土流失区共营造水土保持林和水源涵养林817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由工程建设前的5.4万平方千米增加到现在的38.6万平方千米。重点治理的黄土高原约有50%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治理，水土流失面积减少两万多平方千米，年入海泥沙减少三亿多吨。山西省昕水河流域土壤侵蚀也已由7175吨下降到3226吨。京津周围地区绿化工程是“三北”防护林体系的一项重点工程，实施12年来，河北省项目区森林覆盖率达到25.22%，已充分显示出“泽被当地，护卫京津”的效果，令风沙紧逼北京城的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张家口市土壤侵蚀也已由过去的5900吨下降到1540吨，官厅水库泥沙入库量由899吨减少到235吨，潘家口和密云两大水库泥沙入库量分别减少20%和60%。辽宁省在辽西低山丘陵区营造水土保持林四百五十多万亩，土壤侵蚀也已由4500吨～5000吨下降到1500吨～2191吨，朝阳市水土流失控制面积更是达到70%以上。
2005年全国产粮“十强县”均为“三北”工程农田防护林体系建设的达标县。
通过建设防护林，田间小气候明显好转，区域内风速可减弱50%，盛夏日均气温降低，水分蒸发减少，空气湿度提高，抵御各类自然灾害能力明显提高，一般年份可使粮食增产约20%。
“三北”工程建设以来，在东北、华北、黄河河套等平原农区，坚持以保障粮食生产安全为目标，营造带片网相结合的区域性农田防护林253万公顷，有效庇护农田1923万公顷，为粮食亩产由1985年的125公斤提高到2005年的309公斤提供了有力保障。据了解，2005年全国产粮“十强县”均为“三北”工程农田防护林体系建设的达标县。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使“三北”地区的森林资源快速增长，木材及林产品产量不断增加，改变了过去缺林少木的状况。目前，“三北”地区活立木蓄积量达10.4亿立方米，年产木材655.6万立方米，不仅使民用材自给有余，而且由于木材产量的增加也带动了木材加工业和乡镇企业、多种经济的发展。“四料”（木料、燃料、肥料、饲料）俱缺的状况已有很大改变，特别是已建成了1870万亩薪炭林，加上林木抚育修枝，解决了600万户农民的燃料问题。营造的牧防林保护了大面积草场，营造的7500万亩灌木林和上亿亩杨、柳、榆、槐树的枝叶为畜牧业提供了丰富的饲料资源，“三北”地区牲畜存栏数和畜牧业产值成倍增长。
据第六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三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较1977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立木总蓄积增加了六亿多立方米，共发展特色林果业基地369万公顷，年产值达三百多亿元，成为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区）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国家林业局的新闻报道为25年来的“三北”工程作出了以下统计数字：共完成造林2350万公顷，新增森林覆盖率5个百分点；20%的沙漠化土地得到了有效的治理，我国最大的沙地——科尔沁沙地实现了沙漠化逆转；40%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了有效控制，65%的农田得到了有效保护，为改善“三北”地区的生态状况和提高“三北”人民的生活质量作出了积极贡献。
国务院在批准“三北”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工程时的批文中这样写道：“我国西北、华北及东北西部，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木料、燃料、肥料、饲料俱缺，农业生产低而不稳。大力种树种草，特别是有计划地营造带、片、网相结合的防护林体系，是改变这一地区农牧生产条件的一项战略措施。”
如今，“三北”工程正在逐渐地将这历史一页翻过去。
“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在国际上被誉为“中国的绿色长城”“生态工程世界之最”，1987年还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为“全球环境保护先进单位”。
对“三北”防护林的建设者来说，再多的荣誉，都比不上那一片“绿色长城”守护着祖国半壁山河时那份从心底涌出的自豪感。
（燕娟）
上海宝钢诞生：“沙漠”上的奇迹
这里曾被看成钢铁工业发展的沙漠：既没有丰富的能源储备，也不是钢铁原料的产地。但这里有独特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文化。
30年来，宝钢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跟跑”到“领跑”的光辉历程。如今，宝钢已经成为中国最大、世界第五的钢铁联合企业。可以说，宝钢在曾经的沙漠上创造了世界钢铁工业的神话。
“决心已下，万不可再变，要对人民负责。宝山钢铁厂的建设，已经在人民中间传开了，人民要求我们把这个厂建设好！”
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宝钢的诞生是因为受到日本钢铁行业的“刺激”。
1977年10月22日，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叶志强等到中南海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访日见闻和感受：“有一天，日本人请客，服务员送来易拉罐罐头和饮料。我们没见过，不会用。后来才知道日本人竟能把钢铁轧制得像纸一样薄，还印上了彩色图案。那个罐头，日本人用手指一拉就开了，所以叫易拉罐。而我们生产的铁皮罐头是焊制的，要用特制的工具才能撬开它。”
除了易拉罐，还有让叶志强觉得尴尬的事情。一次，日方安排他们到八幡厂去参观，中国驻日机构人员奉命随行。驻日机构人员代表国家形象，按照外交部规定必须乘坐中国轿车，并且车前要悬挂国旗。那天，由于安排的行程较紧，车队在高速公路上开得比较快。日本车在前面开，中国的车怎么也跟不上去，日本车只得走走停停。后来，中国司机不得不冒险加速，这样一来，中国车却受不了了，车子抛了锚，怎么也发动不起来了。最后，中方人员只得坐到日本车里，看着中国车让人家的清障车给拖走了。
提起这事，叶志强又说：“我们的心里真不是滋味啊！大使馆用车是我们最好的轿车了，面板用的是热轧钢板，既厚又重还生锈，涂漆后光洁度也不好；而日本用的是冷轧板，酸洗、镀锌、电烤漆，轻盈、透亮……”
中央领导被震动了：日本是个岛国，没有铁矿、煤矿，就连石灰石也要靠进口。15年前，中国与日本的钢铁产量相差无几；短短15年，日本的钢产量竟猛增到了1.19亿吨，是中国钢产量的5倍！
宝钢的建设，开始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根据预算，建设宝钢这个钢铁工业基地，最少要花人民币300亿元。可中国当年的财政收入才800亿元。也就是说，10亿人口，每人出30元。这是全国人民建钢厂。既然是全国人民建钢厂，那么，就不应该盯着上海选厂址。
为了慎重起见，中央决定由国家计委、建委和冶金、外贸、交通、铁路等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重新选址。
调查组重新起程，走访了连云港、天津、镇海、大连等十多个地方，但那些地方突出的问题是工业基础和综合能力薄弱，难以支撑庞大的现代化钢铁基地。上海也有缺憾：一是长江口水深不够，进口矿要建港转驳；二是地基软弱，需打桩加固。其结果是成本加大。但是，上海是最大的工业城市，工业基础和综合能力足以支撑这一现代化的钢铁基地，得天独厚。
钢铁基地的选址工作兜了一圈儿，又回到上海。
没多久，又有专家提出把中国的这座特大型的钢铁企业建在金山卫，提名金山钢铁，与金山石化相呼应。而且金山卫航道水深，滩涂闲置，可以少征农田。于是，按照这一设想专家组制定了第一套方案上报给了上海市委常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
最后的结果却是戏剧性的，专家组自己否定了自己的方案。原因是金山卫濒临杭州湾，处亚热带季风登陆的风口，海面风急浪高，海潮、流速大起大落，矿石船停泊不易停靠码头，而且远离上海钢厂，铁水运送难以解决。专家组只得忍痛割爱，眼光回到长江口。
日本专家组和上海市领导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陈锦华随即到现场踏勘，最后确定了石洞口以东可以利用废弃的丁家桥机场，这里可以少征3150亩土地和少迁1145户村民。陈锦华还这样说，上海南有金山，北有宝山，遥相呼应，为国家积累金银财宝。
就这样，宝钢以宝山而得名。
但是，就在3月24日中日双方签署谈判协议的当天，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收到一封令他震惊的来信：“宝山厂址有很多弱点和缺陷，地质不好……会产生塌方，美国大湖地区钢铁厂已有先例……”在此前，有著名的科学家也曾多次提醒他：打几十万吨钢管桩投资大不说，日后仍然有可能要滑到长江里去。谷牧不敢怠慢，立即批示：“报先念、登奎、秋里、世恩同志，这些问题不一定完全正确，冷风不可吹，但问题不能不反映……”
李先念收阅后批示：“我也收到了类似的信件。我想上海新建钢厂的厂址问题是否再作慎重考虑，或者至少要重新审查一下，然后再作决定……”
一个月后，国家建委组织56名著名专家来到了宝钢现场。经18个昼夜的连续实地试验，一份详尽的试验报告直送国务院。
宝钢地基可以处理，建设钢厂绝无问题，专家报告一锤定音。
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接到报告后向李先念作了详细汇报。李先念听完后，长长出了一口气，果断地在康世恩的书面报告上批示：“决心已下，万不可再变，要对人民负责。宝山钢铁厂的建设，已经在人民中间传开了，人民要求我们把这个厂建设好！”
经过3次阵痛后，1978年5月14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冶金工业部联合向国家计委报送《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计划任务书》。1978年8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计划任务书》。
从仰人鼻息到自己做主：白手起家的宝钢人在技术的发展中传承历史。
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经济百废待兴，钢铁工业发展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此时应运而生的宝钢，自诞生那一刻起就肩负着使中国尽快跻身世界钢铁大国行列的历史使命。
建设初期，国内冶金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还存在着巨大差距。一期工程的设计全部由日本的新日铁公司承包，设备基本上为全套引进，国产设备仅占12%。现在常谈的“动态控制”等术语对当时的宝钢人也显得是那么的神秘而陌生。技术上仰人鼻息，创新又谈何容易？
但宝钢人并没有让这样的窘境持续下去。二期工程建设，宝钢采取了“合作设计、合作制造”的模式，工厂设计由国内承担，设备国产化率上升至61%；而到了三期工程，冶炼系统由国内设计、制作引进、国内技术总成，设备国产化率进一步提高到80%以上，采用的162项新技术中的52项是通过创新、共同开发及从一二期工程发展而来的；在“十五”规划期间，宝钢更不再满足于单体装备和局部技术的开发创新，而是大胆地自主建设大规模的先进生产线，其中3号热镀锌生产线和彩涂板生产线就是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建成的。
2006年年初，宝钢将“走自主创新之路，将产品结构优化的驱动力由设备引进、项目新建转移到技术创新上来”正式提上日程；2007年，借着被定为我国首批创新型企业试点单位之一的东风，宝钢在新一轮六年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将“成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强大综合竞争力、备受社会尊重的世界一流跨国公司”，作为公司新一轮发展的基本战略目标。宝钢在技术创新和综合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宝钢历史上，有关技术创新的突出成绩不胜枚举：
仅用98天时间就完成的宝钢分公司二高炉快速大修工程，依靠自主集成创新，填补了国内大型高炉快速大修的技术空白；
宝钢有史以来规模最大、难度最大的技改项目二炼钢挖潜改造工程彻底扔掉“洋拐杖”，完全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不仅有效缓解了分公司铁钢物流的瓶颈，更使宝钢具备了生产超纯净钢的能力；
电工钢领域成功研制自黏结涂层电工钢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水溶性自黏结涂层，不锈钢领域顺利冶炼、轧制高端产品2205双相不锈钢，特殊钢领域试制完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气阀钢等高技术含量产品……
一个个新产品的名称背后，是一代又一代宝钢人“追求世界一流”的决心和梦想。
用我的名字，为创新工作室命名，这不仅仅是荣誉，更是责任，是把宝钢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精神理念往下承传的责任。
正如宝钢人认识到的那样，如果没有创新，那么一个欣欣向荣、充满朝气和活力，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宝钢就不复存在。宝钢人的全员创新、敢为人先，使宝钢从国际钢铁业中不起眼儿的新成员成长为今天不容小觑的中坚力量。
而在此过程中，宝钢的不锈钢分公司更是别出心裁，以工人的名字命名了一批创新工作室。从而实现了培养创新型领军人物，带动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加快员工队伍知识化、技能化的发展目标。用工人们的话说，这是“小人物”有了大舞台！
为此，宝钢不锈钢分公司专门出台了《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活动工作制度》，规定在技术创新、发明创造上有独创性见解，在合理化建议、技改活动中实施建议数量多，拥有专利、技术秘密、先进操作法等数量名列前茅的员工，均可通过报批程序，以创新者个人名字命名创新工作室和创新工作小组。首批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和创新工作小组共六个，领衔者均来自一线：宝钢炼铁厂的储滨是高级技师，拥有发明专利、技术秘密、先进操作法15项，曾获上海市职工技术创新能手和上海市杰出技术能手称号；宝钢冷轧厂的设备高级点检员张洪利拥有发明专利11项，曾获第五届全国专利发明展两项金奖、一项铜奖。
宝钢创新工作室和创新工作小组定位于“人才培养，成果孵化，效益助推”，以现场为土壤，以市场为导向，以用户为目标开展创新活动。除了安排专门的活动场所、配备电脑等硬件设备外，宝钢不锈钢分公司还聘用孔利明、韩明明、王军等宝钢基层创新能手为创新工作室和创新工作小组的专家导师，每年进行两次以上的现场指导，结合项目推进和重点工作不定期开展咨询与培训。宝钢不锈钢分公司还和首批创新工作室和创新工作小组签订了年度目标任务书，重点落在“出人才，出成果，出效益”和为现场解决实际问题上。
正如工人们所说：用我的名字，为创新工作室命名，这不仅仅是荣誉，更是责任，是把宝钢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精神理念往下承传的责任。
目前，上海宝钢产钢能力近3000万吨，赢利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宝钢不仅成为全国竞争性行业和制造业首批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之一，还是全球仅有的两家获得极高信用等级的钢铁企业之一，连续三年进入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全球最受尊敬的公司”榜单。
（燕娟）
小岗村分田到户：中国改革第一村
1978年11月的一个深夜，在一间破草房里，严宏昌带着十几个农民，神情紧张地在一张字据上按下手印，把村里的田地分给各农户。就是他的这一举动，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如果干部坐牢被杀头也甘心，社员们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至18岁。
在严家人的集体记忆里，饿肚子的情景占去了30年前故事的大部分篇幅。1969年，上高一的严宏昌像往常一样回家取粮食，结果发现父母和弟妹们已经不在家中。“邻居说，父亲已经带着孩子到滁县那边要饭去了，家里实在没吃的了。最后，我就坐在门前的石头埂上哭了。”第二天严宏昌也不得不跟着村里人外出要饭，从此告别了校园。
严宏昌在村子里读书最多，于是开始思考，是什么造成了全村人穷困潦倒？他认识到，“大锅饭”是饿肚子的根源。当时农村实行的还是二十多年一成不变的人民公社制度，一个村的农民一起出工，一起收工，一起吃饭。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农民们生产积极性低，劳动效率低下。这种现象在小岗村尤其突出，部分村干部利用职权搭便车，社员则普遍消极怠工。村里年年收不上粮食，只得去讨饭。
1973年，严宏昌开始外出闯荡，从修铁路抬土方开始，拉起了一支建筑队伍，沿着铁路建设住房、桥梁等等，成为凤阳小有名气的“包工头”。1978年，严宏昌又被当做能人“请回”了小岗村。
就在严宏昌当上村长的1978年，凤阳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田地几乎颗粒无收，农民们更大规模地外出讨饭。严宏昌于是盘算着赶快把地给分了，“生产队没有牛，因此要尽早开始搞冬耕。过了年再分，怕来不及。”
1978年11月24日晚，一次重大土地会议在小岗村最西头的严立华家举行。18户村民的当家人来到严立华家。当严宏昌宣布想把土地全部分到各家各户的时候，大家积极性很高。严宏昌当场拿出随身带的钢笔，写下字据，条件是每户必须完成每年上缴的公粮。因为分田到户在当时是很冒险的行为，大家甚至连后事都想好了。大家七嘴八舌，最后还加了一句：如果干部坐牢被杀头也甘心，社员们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至18岁。
就这样，在一种近乎悲壮的气氛中，耕地和牲畜、农具按人头分到各户，小岗村的“大锅饭”被彻底打破。第二年秋天，小岗村获得了十几年来的首次大丰收，一举解决了温饱问题；粮食自己吃不完，还第一次交了公粮。
在当时的省政府领导的支持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很快在安徽全省推广开来。此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农村改革迅速铺开，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瞩目的变化。
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讲话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有些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2年元旦这一天，中国的几亿农民听到了一个好消息：中央签发的1982年第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地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
三年多前，在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酝酿分田单干的前后一段时间里，四川、河南、贵州、青海，以及安徽的其他一些地方，农民们都以大致相似的方式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分田单干。中国农民以自己朴素的求生勇气实现了划时代的突破，在争议和困惑中，他们满怀悲壮地寻找着自己的生存之路。
在1978年最后一个月里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农村改革提供了思想前提，创造了政治环境，给了中国农民的大胆探索以全面推开的可能性。中国农民以其特有的首创精神，开始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奏响了农村改革的序曲。
然而，这条路并不平坦，观念和体制的约束需要突破，伴随的风险也必须去面对。尽管当时积极推行包产到户的安徽、四川、山东等省很快便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对于包产到户，自上而下依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署名读者来信的文章：《“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明确反对农村一些地方包产到组的做法，认为这没有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包产到组搞的是三级半所有，将破坏“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应该坚决予以纠正。
的确，当时一些农村已经搞起来的包产到组实际上既不合宪法，也不合党的决议。对于基层党政干部的一些忧虑，中央领导万里同志表示：“报纸是不管饭的。到秋后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我不找报社，我要找你县委书记，要找你县长……大忙季节到了，就是应该坚持包产到组不动摇，到秋后再说。不管什么办法，只要能多打粮食，对国家能多作贡献，对集体能多提留，老百姓的生活能得到改善，就是好办法。”
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讲话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有些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简称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纪要》指出：目前，全国农村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反映了亿万农民要求按照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强烈愿望。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一号文件的出台，终于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了认定，这颗“定心丸”使那些冒着风险寻找生存之路的农民们终于可以放开胆子干了。
这一年的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再次对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给予充分肯定。会上，邓小平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与此同时，四川省广汉县向阳乡正式挂出了乡人民政府的牌子，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的地方。
在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的支持和推动下，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联产承包责任制被逐步深化确认，并在全国推广。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得到了划时代的合理解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后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全国除个别地区外，绝大多数农村都实行了不同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机制的改革大大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农业总产值和农民人均拥有粮食量都在成倍增加。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广大农村焕发出巨大的活力，充满了生机。田野里到处是绿油油的菜园子和果林子，从春夏到秋冬，一年四季蔬果飘香、菜不缺档。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促使农产品供应一举突破了长期短缺的历史局面。
由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大幅度提高，广大农民的收入迅速增加，农村消费模式也从生存型转向了温饱型。同时，贫困人口也在迅速减少。而农业的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又对整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燕娟）
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向中华大地
1978年12月22号，这一天，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这一年的冬天仿佛没有那么寒冷，它所释放的暖意不仅温暖了一个平凡的冬天，更给中华大地带来了春的绿意。
1979年春天，何训祥回到河南周口扶沟乡的老家，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中国带来的变化——父老乡亲们开始包产到户，屋里有粮食，经常买肉吃。他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1976年10月，动乱的岁月基本结束。
但是，10年“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存在，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是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澄清，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扭转这10年造成的严重局面。
1978年12月18日，对于中国历史有着极其重大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12月22日，北京迎来冬至。这一天，北京距离太阳最远。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却让每一个中国人心头都暖洋洋的。
当天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从根本上冲破了“左”倾的观念，明确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政治上，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否定了中共十一大沿袭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观点。
经济上，在关系着国计民生的最核心的问题上，中央作出的指导方针是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当时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
这次全会给所有人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何训祥，当年担任某警卫连连长，带领全连官兵参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警卫执勤任务。在为期五天的会议中，何训祥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会议休息期间，与会代表三三两两走出宾馆，结伴在院子里散步；有的边走边讨论，有的边说边用手比画着……“每个人的脸上都是精神焕发，笑容里透着兴奋。”当时他并不知道他所守卫的是新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转折大会。1979年春天，何训祥回到河南周口扶沟乡的老家，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中国带来的变化——父老乡亲们开始包产到户，屋里有粮食，经常买肉吃。他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中国以政治大国、经济大国、文化大国、体育大国、科技大国真正崛起于世界东方。
由这次会议确立的改革方针可以简称为改革开放政策（改革经济政策、对外开放的政策）。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试办经济特区，这些地方因为政策的特惠而成为较早富裕起来的先行者。
1984年4月，国家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等14个港口城市。逐步兴办起经济技术开发区。从1985年起，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1988年增辟了海南经济特区，使之成为我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
2008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周年。
这30年，是中国经济迅速蓬勃发展的30年。据统计，从1978年到2006年间，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亿元增长至210871亿元，增长了近60倍。中国的经济成就不仅写在了中国历史之上，也在世界历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过去25年全球脱贫所得成就中，近70%的成就归功于中国。
这30年，也是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30年。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1998年面对南方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2003年面对让人闻风丧胆的“非典”疫情，2008年面对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手挽手将一个个磨难阻击在脚下。
这30年，是中国教育事业稳步发展的30年。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高考制度恢复之初，全国有570万人参加高考，却仅录取27万人；而到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达到1010万，录取新生达567万人。
这30年，也是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创新的30年。从1979年远程火箭发射试验成功，到2003年“神五”升天，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再到2008年“神舟七号”中国宇航员太空漫步，中国航天人在摸索中让祖国一跃成为航天科技强国。2008年，我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发射升空，更加显现了我们祖国强大的综合国力。
这30年，更是我国体育事业蒸蒸日上的30年！1984年许海峰摘得中国奥运会首枚金牌；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收获28枚金牌，取得了金牌榜和奖牌榜均名列第三的佳绩；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军团将金牌总数扩增到32枚，位列金牌榜第二位；而在2008年，中国首次举办了奥运盛会，并以51枚金牌登上金牌榜首位！
……
中国以政治大国、经济大国、文化大国、体育大国、科技大国真正崛起于世界东方。
时光已经悄悄流走了，蓦然回首，那个伟大的时刻已经过去了30个年头。当时光跨越新千年，当中国的经济保持着高增长的水平，当我们的思想是自由飞翔的时候，我们不该忘记的就是1978年的冬天。
正是从那个冬天开始，中国真正走进了春天。
（赵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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