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集

    民族、社会、文化，甚至国家，不是概念，更不是想象。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一个人的集合，才构成那些宏大的概念。要使宏大的概念不至于空洞，不至于被人盗用或篡改，我们还得回到一个一个人的命运，看看他们的经历与遭遇，生活与命运，努力或挣扎。

    《随风远走——茅盾文学奖颁奖礼上的答词》

    今天，当《尘埃落定》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频频出现在报端时，我确乎感到，它是离我远去了。是的，她正在顺风而去。而对我来说，另一个需要从混炖的背景中剥离出来的故事，又在什么地方等待着了。

    又听见了杜鹃的声音：悠长，遥远，宁静。

    1994年5月，我坐在窗前，面对着不远处山坡上一片嫩绿的白桦林，听见了从林子里传来的杜鹃的啼鸣声。那时，身后的音响低低回荡着的是贝多芬《春天》与莫扎特《鳟鱼》优美的旋律。那个时候，音乐是每天的功课。那片白桦林也与我有了十几年的厮守，我早在不同时间与情景中，为她的四季美景而深浅不一地感动过了。杜鹃也是每年杜鹃花开的季节都要叫起来的，不同的只是，在那个5月的某一天，我打开了电脑。而且，多年以来在对地方史的关注中积累起来的点点滴滴，忽然在那一刻呈现出一种隐约而又生机勃勃、含义丰富的面貌。于是，《尘埃落定》的第一行字便落在屏幕上了。小说所以从冬天开始，应当是我想起历史时，心里定有的一种萧疏肃杀之感，但是因为那丰沛的激情与预感中的很多可能性，所以，便先来一场丰润的大雪。我必须承认，这都是我自己面对自己创建的文本所作的揣摩与分析，而不是出于当时刻意的苦思。我必须说，那时的一切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淌。

    《尘埃落定》就这样开始了它生命的诞生过程。

    今天，我已经很难回想起具体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了。眼前却永远浮现着那片白桦林富有意蕴的变化。每天上午，打开电脑，我都会抬眼看一看她。不同的天气里，她呈现出不同的质感与情愫。

    马尔康的春天来得晚。初夏的5月才是春天。7月，盛大的夏天来到，春天清新的翠绿日渐加深，就像一个新生的湖泊被不断注入一样（我有两行诗可以描摹那种情境：“日益就丰盈了/日益就显出忧伤与蔚蓝”）。那种浓重的绿，加上高原明亮阳光的照耀，真是一种特别美丽的蓝。10月，那金黄嘹亮而高亢，有一种颂歌般的庄严。然后，冬天来到了。白桦林一天天掉光了叶子。霜下来了，雪下来了。茂密的树林重新变得稀疏，露出了林子下面的岩石、泥土与斑驳的残雪。这时，小说里的世界像那片白桦林一样，已经历了所有生命的冲动与暄嚣，复归于寂静。世界又变回到什么都未曾发生也未曾经历过的那种样子。但是，那一片树林的荣枯，已经成了这本书本身，这本身的诞生过程，以及创造这个故事的那个人在创造这个故事时情感与思想状态的一个形象而绝妙的况喻。

    直到今天，我都会为了这个况喻里那些潜伏的富于象征性的因子不断感动。

    写完最后一行字，面对那片萧疏的林子，那片在睡了一个漫长冬季后，必然又会开始新一轮荣枯的林子，我差不多被一种巨大的幸福击倒。对我而言，这是一次创造，也是一次隆重的精神洗礼。然而这一切，都在1994年最后几天里结束了。

    故事从我的脑子里走出来，走到了电脑磁盘里，又经过打印机一行行流淌到纸上。从此，这本书便不再属于阿来了。她开始了自己的历程，踏上了自己的命运之旅。我不知道别的作家同行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我却深深感到，我对她将来的际遇已经无能为力了。

    一个人有自己的命运，一本书也是一样。她走向世界，流布于人群中的故事再不是由我来操控把握了，而是很多人，特别是很多的社会因素参与进来，共同地创造着。大家知道，她的出版过程有过三四年的曲折期。后来就有朋友说，那曲折其实是一种等待，等待一个特别适合面世的机会。找到最合适机会出声的角色，总会迎面便撞上剧场里大面积的喝彩。

    之后的一切，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个故事了。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幸运的书的命运也都是相似的。读者的欢迎，批评界的好评，各种奖项与传媒的炒作。这本书的命运进展到这样一个模式里，我与之倒有了一种生分的感觉。我不能说这一切不是我所期望的。我只是要说，这些成功的喜悦与当初创作这本书时的快乐以及刚结束时体会的那种巨大的幸福感确乎是无法比较的。

    我说过了，这本书离开我的打印机，开始其命运旅途之后，她的故事里便加入了很多人的创造。在此，对每一个看重她，善待她的有关机构、领导、师长、朋友表示衷心的谢意，感谢你们在我力所不及的地方，推进了这本书的故事的进展。如果要为施惠于这本书的人开一个名单，那将会非常漫长。同时，每一本书走向公众之后，每一个读者都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参与和创造。在此，我也要向每一位读者表示我的谢意。

    今天，当《尘埃落定》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频频出现在报端时，我确乎感到，它是离我远去了。是的，她正在顺风而去。而对我来说，另一个需要从混沌的背景中剥离出来的故事，又在什么地方等待着了。

    《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

    因为我是一个藏族人，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文化的非主流特性自然而然让我关注世界上那些非主流文化的作家如何作出独特、真实的表达。在这一点上，美国文学中的犹太作家与黑人作家也给了我很多的经验。

    大会主席、与会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十分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以一个已经开始怀念生命与创作的青春时代作家的身份，在这样一个大会上来表达一些关于文学的想法。

    我不是专门的批评家，不是文化学者，而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在这里发言。我想，当一个作家表现良好的时候，他也具有以上这些专家的某些敏锐与深刻的素质；当一个作家表现庸常，那么，他就什么都不是了，连一个作家的称谓也难以担当了。我想，大会所以提供给我这个讲坛，可能是因为在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中，我还当得起作家这样一个称谓，我想更是由于我个人身份与创作上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或许会让一些与会的与我曾经同样的年轻，同样想在文学上有所作为的，也许更野心勃勃的同行，看到一个较有意味的成长个案。

    个案的捜集与探究不能帮助我们建构理念，但我们可以期望，也许这个案会有助于我们固化理念，并使理念的表达更加有力，更加丰满。

    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

    我出生于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圾藏族羌族自治州。从富饶的成都平原，向西向北，到青藏高原，其间是一个渐次升高的群山与峡谷构成的过渡带。这个过渡带在藏语中称为“嘉绒”，一种语义学上的考证认为，这个古藏语词汇的意思是靠近汉人区山的农业耕作区。直到目前为止，还有数十万藏族人在这一地区过着农耕或半农半牧的生活。我本人就出身于这样一个在河谷台地上农耕的家族。今年我42岁。其中有三十六年，都生活在我称其为肉体与精神原乡的这片山水之间。到今天为止，我离开那片土地还不到六年时间。

    从童年时代起，一个藏族人注定就要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

    在就读的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再到更高等的学校，我们学习汉语，使用汉语。回到日常生活中，又依然用藏语交流，表达我们看到的一切，和这一切所引起的全部感受。在我成长的年代，如果一个藏语乡村背景的年轻人，最后一次走出学校大门时，已经能够纯熟地用汉语会话和书写，那就意味着，他有可能脱离艰苦而蒙昧的农人生活。我们这一代的藏族知识分子大多是这样，可以用汉语会话与书写，但母语藏语，却像童年时代一样，依然是一种头语言。汉语是统领着广大乡野的城镇的语言。藏语的乡野就汇集在这些讲着官方语言的城镇的四周。每当我走出狭小的城镇，进入广大的乡野，就会感到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流浪。看到两种语言笼罩下呈现出不同的心灵景观。我想，这肯定是一种奇异的经验。我想，世界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种体验。

    我想，正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

    从地理上看，我生活的地区从来就不是藏族文化的中心地带，更因为自己不懂藏文，不能接触藏语的书面文学。

    我作为一个藏族人更多是从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这些东西中有非常强的民间立场和民间色彩。藏族书面的文化或文学传统中，往往带上了过于强烈的佛教色彩，而佛教并非藏族人生活中原生的宗教。所以，那些在乡野中流传于百姓头的故事反而包含了更多的藏民族原本的思维习惯与审美特征，包含了更多对世界朴素而又深刻的看法。这些看法的表达更多的依赖于感性的丰沛而非理性的清晰。这种方式正是文学所需要的方式。

    通过这些故事与传说，我学会了怎么把握时间，呈现空间，学会了怎样面对命运与激情。然后，用汉语，这非母语却能够娴熟运用的文字表达出来。我发现，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小说中，这种创作过程中就已产生的异质感与疏离感，运用得当，会非常有效地扩大作品的意义与情感空间。

    汉语和汉语文学有着悠久深沉的伟大传统，我使用汉语建立自己的文学世界，自然而然会沿袭并发展这一伟大传统。但对我这一代中国作家来说，不管他属于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哪一个民族，成为一个汉语作家并不意味着只是单一地承袭汉语文学传统。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中国面对世界打开国门后不久走上文学道路的，所以，比起许多前辈的中国作家来，有更多的幸运。

    其中最大的一个幸运，就是从创作之初就与许多当代西方作家的成功作品在汉语中相逢。

    我庆幸自己是这一代作家中的一员。我们这一代作家差不多都可以开列出一个长长的西方当代作家作品的名单。对我而言，最初走上文学道路的时候，很多小说家与诗人都曾让我感到新鲜的启示，感到巨大的冲击。仅就诗人而言，我就阶段性地喜欢过阿莱桑德雷、阿波里奈尔、瓦雷里、叶芝、里尔克、埃利蒂斯、布罗茨基、桑德堡、聂鲁达等诗人。这一时期，当然也生吞活剥了几乎所有西方当代文学大师翻译为中文的作品。

    大量的阅读最终会导致有意识的借鉴与选择。

    对我个人而言，应该说美国当代文学给了我更多的影响。我个人认为，许多当代的文学流派都产生于欧洲，美国小说家并没有谁特别刻意地用某种流派的旗号作为号召与标志，但大多数成功的美国当代作家都能吸收欧洲最新文学思潮并与自己的新大陆生活融合到一起，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文学世界，而且更少规则的拘束，更富于来自大地与生活的创造性与成长性。

    因为我长期生活其中的那个世界的地理特点与文化特性，使我对那些更完整地呈现出地域文化特性的作家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这个方面，福克纳与美国南方文学中波特、韦尔蒂和奥康纳这样一些作家，就给了我很多启示。换句话说，我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描绘独特地理中人文特性的方法。

    因为我是一个藏族人，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文化的非主流特性自然而然让我关注世界上那些非主流文化的作家如何作出独特、真实的表达。在这一点上，美国文学中的犹太作家与黑人作家也给了我很多的经验。比如，辛格与莫瑞森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如何讲述有关鬼魂的故事。比如，从菲利普·罗斯和艾里森那里看到他们如何表达文化与人格的失语症。我想，这个名单还可以一直开列下去，来说明文学如何用交互式影响的方式，在不同文化、不同国度、不同个体身上发生作用。

    我身上没有批评家指称的那种“影响焦虑症”，所以，我乐于承认我从别处得到的文学滋养。

    在我的意识中，文学传统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像一条不断融汇众多支流，从而不断开阔深沉的浩大河流。我们从下游捧起任何一滴，都会包容了上游所有支流中全部因子。我们包容，然后以自己的创造加入这条河流浩大的合唱。我相信，这种众多声音的汇集，最终会相当和谐，相当壮美地带着我们的心中的诗意，我们不愿沉沦的情感直达天庭。

    佛经上有一句话，大意是说，声音去到天上就成了大声音，大声音是为了让更多的众生听见。要让自己的声音变成这样一种大声音，除了有效的借鉴，更重要的始终是，自己通过人生体验获得的历史感与命运感，让滚烫的血液与真实的情感，潜行在字里行间。

    文学本身要带给这个纷乱世界的本是一个美好的祝愿，在这里，我最后要带给各位的是，是对更为年轻的同行们未来的创造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谢谢大家！

    《不同的现实，共同的将来》

    ——《空山·达瑟与达戈》获《芳草》“女评委”大奖答谢词

    异国的情景固然使人陶醉，最终，这些印象会宿命般成为与本国现实的一种比照，激起我思考这种现实、表达这种现实的强烈欲望。而思考与表达，唯一的目的，就是传递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社会成功转型。

    ……时间的消逝不是分分秒秒，而是一段段路、一棵棵树。一个个中央总是竖立着教堂尖顶的村庄。它们扑面而来，很有节奏地滑过眼前，落入后面那消逝时间和记忆所构成的双重的深潭。

    地，收割后翻耕了松弛下来的地，休耕中依然沉睡的地。

    树，橡树，栗子树，杨树，白桦树，杉树，苹果树，柏树，或者稀疏地站立在原野，或者密集地簇拥在浅丘与河岸。能结果的树都果实累累，树叶还很茂密，盛夏里那种浩大蓬勃的声势巳然不在了。没有委顿，但巳经在飘零的边缘，这个时候，树会沉思。沉思的树会有一种庄重的、收敛的美。在一个夏天骄阳下的喧哗后，却在秋风中陷，于了沉寂。

    从春天到夏天，树叶的使命就是尽量地从一个小小的芽苞开始，伸张，伸张，像无数只手举向天空，要空气，要阳光，要风，要雨。现在，一个周期的使命快要结束了。树叶们都慢了下来，停了下来。那些什么都想抓住的叶子的各种形状的边缘开始卷曲，开始露出树表示疲惫的黄色与褐色，或者是像有墨停在里面的绿色。在开始变得浅淡的秋阳下，它们还要停留在枝头一段时间。半个月，一个月，或者就在今天，就在此刻，因为我们乘坐的火车经过时这一阵风，一片树叶就飘离枝头，旋转而下了。

    叶落在地上。

    秋收之后的大地也显得懒洋洋的。秋天，大地要休息了。

    这是在自己的国度很难看到的情形，中国的大地因为那过重的负载从来不得休息。我很高兴地看到开始休养自身的大地。我的身心也随之松弛下来。

    这是去年我在法国乡村旅行时，写下的一段笔记。看起来很优雅闲适，藏在背后的，其实是一种很疼痛的感觉，因为总要想起自己国度的大地，大地上的人，总是因为“那过重的负载而不得休息”。

    现实与现实之间巨大的差异，总是一种巨大的剌激。

    此次法兰西之行，是去签署《空山》第一卷的法文与德文版合同。那时，第三卷《达瑟与达戈》刚刚写完。而在2003年5月，在美国中西部乡村旅行时，正是差不同多样的情形吸引了我，也刺激了我。异国的情景固然使人陶醉，最终，这些印象会宿命般成为与本国现实的一种比照，激起我思考这种现实、表达这种现实的强烈欲望。而思考与表达，唯一的目的，就是表达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社会成功转型。虽然历史的进步需要我们承担一些必需的代价，虽然历史的进步必定要让我们经受苦难的洗礼，但我还是强烈认为：不是所有痛苦我们都必须承担，如果我们承担了，那承担的代价至少不应该被忽略不计。当时，我就想到，美国中西部那些看起来安详富足的乡村，它的人民也曾经历了许多的苦难，我就想起斯坦培克表现这种残酷现实的伟大作品《愤怒的葡萄》。就在那次漫长的旅程中，正像《空山》第三卷刚开始所写的那样，我打开电脑书写中国的乡村。眼前是异国的风情，脑海里却翻腾着故乡的情事。穿过印第安纳，后来，又从华盛顿南下弗吉尼亚。翻译谢里跟我经过了一个个村庄，一座座牧场。谢里是研究《抱朴子》的汉学家，我很少满足他探讨中国古代哲学的愿望，我常常沉默，或者常对比中国的乡村与美国的乡村。

    历史车轮已经带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也许这个时间单元的转换，也提醒我们，该对我们刚刚走过来的那个世纪有所反思了。20世纪，我们的国家获得了新生，而叙写新生，往往与新生本身一样，涩重而艰难。

    我想，我的小说的重点不在挽歌的惆怅，而是新生的艰难。多年来，我一直想替一个古老的村庄写一部走向新生的历史，这是旧制度被推翻后，一个藏族人村落的当代史。在川西北高原的岷江上游，大渡河上游那些群山的皱褶里，在藏族大家庭中那个叫嘉绒的部族中，星散着许多这样的村庄。但我迟迟没有动笔。原因是，我一直没有为这样的小说想出一个合适的从头到尾贯穿的写法，肯定会在呈现一些东西的同时，遗落了另外一些东西。我一直在像等待天启一样，等待一种新的写法。后来我终于明白，这样一种既能保持一部小说结构（故事）的完整性，又能最大限度包容这个村落值得一说的人物与事件的小说形式，可能是不存在的。所以，只好退后一步，采用拼贴的方式，小说的重要部分的几个故事相当于几部中篇，写值得一说的人与事，都可以单独去看，看上去都可以独立成篇。但拼贴起来的时候，会构成一幅相对丰富与全面的当代藏区乡村图景。

    《达瑟与达戈》正是《空山》这幅拼贴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它的顺利发表，与发表出来后得到的好评与眼下这个“女评委”大奖，对我后续的创作，正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虽然我始终认为，作家不应该为奖项而写作，但写作之后，得到种种奖掖，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即使在一座空山中，无论怎样竭力地呼喊，巨大的山壁也不会对喑哑的嗓子给予回应。反之，那些山壁会有美妙的回声，能把一个孤独的声音放大，放大，使之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有时，那些互相响应、互相激荡的声音甚至会惊醒沉寂的蓝色群山。

    所以，我要感谢这个奖项，不是为了自得于已经完成的作品，而是为了作品中的现实得到的尊重与理解，是为了更好地走在去往将来的路上。如果我们说全世界话题还过于宏大，那么至少对整个中国来说，无论是某一个人，某个民族，某一阶层，虽然现今所处的现实还有种种的分别与区隔，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却不可能拥有不同的将来，我们所有人，都只有一个共同的将来。如果将来也是不同的，有区别的，那结果就非常糟糕，是非常简单与严酷的字眼：那就是灾难以至于毁灭。

    《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

    ——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获奖词

    在我的理解中，小说家是这样一种人，他要在不同的国度与不同的种族间传递信息，这些信息林林总总，但归根结底，都是关于人的命运与福社。

    谢谢华语传媒大奖直接让作家本人以自己的名字来得到这个奖项。

    过去得奖，我不太觉得跟自己有太大的关系，因为那些奖项总是给予某一部具体的作品，你走上领奖台时，感觉好像是那本书懒得出席，而派出的一个代表。虽然那本书是你自己的作品，出自你的笔下。但在我的感觉中，得奖的不是我，而是某一本书，或者是某一篇小说。我没有因为得奖而特别高兴过，并不是因为什么特别高妙的原因。我在另一次的得奖演说中说过这样的话：故事从我脑子里走出来，到了电脑磁盘里。又经过打印机一行行流淌到纸上。那是十多年前，随着网络的普及，连打印这个过程也省略了。一个“发送”的指令，这本书就如此轻易而神秘地离开了。从此，这本书就不再属于我了。她开始了自己的历程，踏上了自己的命运之旅。我不知道别的作家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感觉，我却深深感到，从此，我对她将来的际遇是无能为力了。作家的责任是写出好作品，但作家不能对书本的命运提供一个万全的保险。在此点上，作家和他的书只能听凭好运气的光临。一个作家所能保证的，就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作最大的努力，这是我有自信的一个方面。自信是因为奉献了全部的心智真诚。同时，却无力也不愿为作品以后的际遇而承担责任，于是，当一本书得了某个奖项，我都归因于这本书的好运气。她遇到了那么多喜欢他的人，而不是我。而我这个写作了她的人，未必就有那么讨人喜欢。或者说，写作者如果要忠于一个作家的职责，也许还会制造出一些对立面，而不是让所有人都与自己站在同一个立场上。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当我代表某一个作品去登上领奖台时，我的确不是显得那么欢欣鼓舞。

    但是，今天登上这个领奖台有些不同。一个作家当然是因为创作的作品而享获奖励，毕竟，这一次，至少在形式上，我的感觉是这个奖项直接给予了作家本人，而让他的作品藏在了这个人的后面，我直接感到我的劳动得到了肯定。于是，这一次，我真切地想要对使我得奖的机构与评委表示深切的谢意！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不只是知识分子，就是一般识文断字的读书人，眼光都越来越向外。外国的思想、外国的生活方式、外国的流行文化，差不多事无巨细无所不知，对巴黎街边一杯咖啡的津津有味，远超过对于中国自身现实的关注。而中国深远内陆的乡村与小镇，边疆丛林与高旷地带的少数族群的生活越来越遗落在今天读书阶层，更准确地说是文化消费阶层的视野之外。所以，我对自己关于深远内陆与少数族群的书写，还能得到这样的关注、这样的肯定、这样的支持而感到宽慰。尤其是，这种肯定来自一个有影响力的媒体，来自一些一直在进行负责的社会文化批评的评委，更使我深感荣幸。我特别想指出的是，有关藏族历史、文化与当下生活的书写，外部世界的期待大多数时候会基于一种想象。想象成遍布宗教上师的国度，想象成传奇故事的摇篮，想象成我们所有生活的反面。而在这个民族内部也有很多人，愿意作种种展示（包括书写）来满足这种想象，让人产生美丽的误读。把青藏高原上这个民族文明长时期停滞不前，描绘成集体沉迷于一种高妙的精神生活的自然结果。特别是去年拉萨“3·14”事件发生后，在国际上，这种“美丽”的误读更加甚嚣尘上。尤其使人感到忧虑的是，那样的不幸事件发生后，在国内，在民间，一些新的误解正在悄然出现——虽然并不普遍，但确实正在出现。这些误解会在民间，在不同民族的人民中间，布下互不信任的种子。在很多年前，我就说过，我的写作不是为了渲染这片高原如何神秘，渲染这个高原上的人们生活得如何超然世外，而是为了祛除魅惑，告诉这个世界，这个族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最最需要的，就是作为人，而不是神的臣仆而生活。他们因为蒙昧，因为弄不清楚尘世生活如此艰难的缘故，而把自己的命运无条件托付给神祇已经上千年了。20世纪以来，地理与思想的禁锢之门被渐渐打开。这里的大多数人才得以知道，在他们生活的狭小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广大，更为多姿多彩，因而也就更复杂，初看起来更让人无所适从的世界。而他们跨入全新生活的过程，必定有更多的犹疑不决，更多的艰难。尘世间的幸福是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目标，全世界的人都有一个共识：不是每一个追求福祉的人都能达到目的，更不要说，对很多人来说，这种福祉也如宗教般的理想一样难以实现。于是，很多追求这些幸福的人也只是饱尝了过程的艰难，而始终与渴求的目标越发遥远。所以，一个刚刚由蒙昧走向开化的族群中的那些普通人的命运理应从这个世界得到更多的理解与同情。我想，我所做的工作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此——呈现这个并不为人所知的世界中，一个一个人的命运故事。

    我所以强调以个人命运为对象的叙事方式，首先当然是因为这是一个小说家必然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我并不认为，一个僧侣，或者别的什么人，有资格合情合理合法地代表这个神秘帷幕背后的世界上所有的人民。只有那些一个一个的个体，众多个体的集合，才可能构成一个族群，一种文化的完整面貌，只有这种集合，才能真正地充实一个概念。可悲的是，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中国那个被叫做西藏的地方，总是少数人天然地成为所有人的代言。而这些代言往往出于一己之私，或者身处其中的利益集团的需要，任意篡改与歪曲族群与文化这些概念的内涵。

    我自己就曾经生活在故事里那些普通的藏族人中间，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把他们的故事讲给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人听。民族、社会、文化，甚至国家，不是概念，更不是想象。在我看来，是一个一个人的集合，才构成那些宏大的概念。要使宏大的概念不至于空洞，不至于被人盗用或窜改，我们还得回到一个一个人的命运，看看他们的经历与遭遇，生活与命运，努力与挣扎。对一个小说家来说，这几乎就是他的使命，是他多少有益于这个社会的唯一的途径，也是他唯一的目的。当然，还有很多因素会吸引一个小说家，我们讲述故事所依凭的那种语言的秘密，自在的也是强大的自然，看似稳定却又流变不居的文化，当然还有前述那些宏大的概念，但人才是根本。依一个小说家的观点看，去掉了人，人的命运与福祉，那些宏大概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对一个小说家来说，人是出发点，人也是目的地。在我的理解中，小说家是这样一种人，他要在不同的国度与不同的种族间传递信息，这些信息林林总总，但归根结底，都是关于沟通与了解，而真实，是沟通与了解最必需的基石。很多时候，看到外界对我脱胎其中的文化的误读仍在继续，而在这个文化内部，一些人努力提供着不全面的材料，来把外界的关注引导到错误方向的时候，我会对自己的工作感到绝望。但绝望不是动摇。这种局面正说明，需要有人来做这种恢复全貌的工作，做描绘普通人在这种文化中真实的生存境况的工作。而今天得到的这个奖项，正是对我所从事的工作的最大的理解与支持。我要在此对这种同情与支持再次表达深切的谢意。

    今天，在得到一个享有美誉的文学奖项的眷顾时，我更要感谢文学。

    对我来说，文学不是一个职业，一种兴趣爱好。文学对我而言，具有更为深广的意义：她是我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途径；是我从自我狭小的经验通往广大世界的，进而融入大千世界的唯一方式。我生长于荒僻的乡村，上过学，但上过的小学、初中和中等师范都是最不正规的那一种。上小学和初中是在“文革”期间。大家知道，那时的学校应该没有给学生提供什么好的世界观，甚至可以说，那种教育一直在教我们用一种扭曲的、非人性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与人生，让我带着这种不正确的世界观走入了生活，而那时我置身其中的生活似乎也不会给一个年轻人好的指引。社会上只有少部分人在自觉排除过去的年代注入体内的毒素，更多人以为因这些毒素而发着低烧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好在这时，我遭逢了文学。不是当时流行的文学。那些尘封在图书馆中的伟大的经典重见天日，而在书店里，隔三差五，会有一两本好书出现。没有人指引，我就独自开始贪婪地阅读。至今我也想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能把那些夹杂在一大堆坏书和平庸的书中的好书挑选出来。大家知道，我自己来自一个宗教压倒一切的文化。但是，在众神与凡人之间，那么多的神职人员却让人对宗教失去了信仰。但在回首往事时，我曾想过，上天真的有一种巨大的意志，在冥冥之中给予人超越凡尘的帮助吗？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想过要当一个作家。我只是贪婪地阅读，觉得这种阅读是一种很好的自我教育。在我周围，至多是有善良的人，但没有伟大的人。但在书的背后，站立着一个一个的巨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就会站出来，站在台灯的暗影里，指引我，教导我。也许是有些矫枉过正了，以后，我拒绝过很多再次走进学校的机会。这当然是来自我过去的经验。但我很放心把自己交给文学，让文学来教育我，提升我。

    在我的经验中，大多数人都在为生存而挣扎，而争斗，但文学让我懂得，人生不只是这些内容，即便最为卑微的人，也有着自己的精神向往。而精神向往，并不是简单地托付给中介机构一样的神职人员，或者另外什么人，就可以平稳地过渡到无忧无虑无始无终的天国，而是在自己的内心生出能让自己温暖、也让旁人感到安全与温馨的念想，让她像一朵花结为蓓蕾悄然开放，然后，把众多的种子撒播在那些荒芜的土地之上。

    文学的教育使我懂得，家世、阶层、文化、种族、国家这些种种分别，只是方便人与人互相辨识，而不应当是竖立在人际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当这些界限不只标注于地图，更是横亘在人心之中时，文学所要做的，是寻求人所以为人的共同特性，是跨越这些界限，消除不同人群之间的误解、歧视与仇恨。文学所使用的武器是关怀、理解、尊重与同情。文学的教育让我不再因为出身而自感卑贱，也不再让我因为身上的文化因子，以热爱的名义陷于褊狭。

    文学的教育使我懂得，自己的写作，首先是巩固自己的内心，不是试图去教育他人。文学是潜移默化的感染，用自己的内心的坚定去感染，而不是用一些漂亮的说辞。

    我不想说，我和自己的同时代人一样，接受的是一种蔑视美、践踏美的教育，至少，那是一种没有审美内容的教育，或者说，是以粗暴，以强力，以仇恨为美的教育。我自己也曾用这样的眼光来打量这个世界。是文学让我走出这个内心的牢狱。让我能够发现并欣赏这个世界上的美。在美还不普遍的时代心怀着对美更高的憧憬。

    我这样说，当然包括感谢文学让我成为一个作家，改变了我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是文学关于人类普遍命运的教育，关于增添人性光辉的教育，关于给这个世界增加更多美好的教育，关于一个人应该有丰沛而健康情感的教育，把我这样一个生长于蒙昧而严酷环境中，因而缺乏对人生与世界正确情怀的人，变成了一个大致正常的人。如果说，我对将来的自己还有更大的信心，也是因为相信，通过文学这个途径，我将吸取到更多的人类的精神成果，相信通过这样的学习与吸收，自己将变得更加正常，更加进取，更加健康。

    《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民族文化》

    ——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演讲

    我所能做的，只是在自已的作品中记录自己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她的运行，她的变化。文化在我首先是一份民族历史与现实的记忆。我通过自己的观察与书写，建立一份个人色彩强烈的记忆。

    这个演讲的题目是别人给我的，这个话题着实使人犯难。

    这是个很多人都谈过的题目，我就在不同的场合听很多人谈过，主要是从理论上论证在这颗叫做地球的行星上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性，而更多的人，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没有全球化的说法时，也没有文化多样性的说法；有了全球化，文化多样性的说法也随之出现了。今天，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谈全球化是政治正确，高明的人在谈，不高明的人更是要谈。因为不高明的人更害怕自己跟不上潮流，怕自己政治不正确。当然，这些人同时也要谈与全球化相矛盾的文化多样性的保持。如此展开话题是一种时尚，表示谈话的人具有普世价值观。时尚前卫和政治正确，在文化领域中总是受到鼓励的。

    教授、艺术家、记者、有学历的官员和商人一方面高度赞同政治与经济的全球化，一方面又一致赞同在这样一种趋势下，要多多保持各个地区与民族的文化特性，即和生物多样性意思大致一样的文化多样性。我也想顺着这个意思来谈，顺着大家的意思依着逻辑上十分圆满自洽的理论，又时尚又正确，赞同主流意见的人如果不能得到特别奖赏，至少非常安全，何乐而不为呢？接下来却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身处现实之中，而不是在与外部世界相隔绝的各种讲坛上。在强大的现实场景之中，生活与历史，包含着文化因素的那一部分生活与历史的实际演进却是另外一个样子。

    今年夏天，我去参加一个中国与韩国作家的对话会。会议的后半段，去附近一个高原湖泊区观光旅行。这个湖位于青藏高原，湖畔的草原上生活着许多藏族人。他们或者在草原上游牧，或者在湖畔一些宜于耕作的土地上种植一些能够在高原的短暂夏天迅速生长的农作物。我们到达的那个时段，湖畔成千上万亩的土地开满油莱——当地一种农作物金黄色的花朵。在这里，几百平方公里的湛蓝湖泊是可以观赏的，包围着湖泊的草原是可以观赏的，藏人的游牧是可以观赏的，他们种植的庄稼形成的花海也是可以观赏的。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这些可观赏的存在被叫做资源——旅游资源。顺理成章，凡是资源都会得到开发。旅游公司，酒店，环湖公路已经建立并在进一步完善。游客从空中，从陆地向此地会聚。游客来自中国的各个地方，来自世界的不同国家。汉语、英语、日语、法语、西班牙语，那么多不同的语言在湖畔响起。酒店里挂着好多个时钟，除了本地时间，还显示着纽约、巴黎、东京等地的时间。这就是全球化。在这表象之下，旅游公司的运作，酒店的管理，旅客们的兴趣所在，机场的建立，铁路的运行更是全球化的。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文化问题了。具体而言，是当地的游牧的、农耕的藏民族的文化。我想大致包含了这样一些内容，他们的宗教，他们的生产方式，他们的饮食起居习惯，再深入一些，他们的自然观与历史感。游客的到来，当然是因为作为多样文化之一种的存在。但这些游客的来到，是对这个整体的文化有足够的兴趣与尊重吗？在实际的情形中，可能情况并不是这样。

    现实的情况是，人人都可以感到经济的力量很强大，游客——外来的观赏者以消费名义具有了一种左右当地文化走向的力量。在游客进入一个异族的生活空间之前，已经有了一个期待。这种期待不是基于对别种文化的真正理解，而是出于一种想象，并且希望那个文化能够符合自己的想象。因为经济的考量，当地政府和能从旅游业中获益的老百姓会因此被驱动，来分解自己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放大甚至改写那些符合同时作为外来者与消费者想象的部分，提供出来，使资源转化为收益，而另外一些部分，就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于是，自在的文化越来越具有表演性。适于表演与展现的部分，不断生长，而不适于表演与展现的部分就被遗忘。年深日久，这个文化就被重新改写与塑造了，而且是在文化保护的名义之下。我想，这种现象不只是藏族文化所面临的窘境，也是其他处于弱势的文化所面临的普遍状况。

    我在很多地方旅行，发现那些经过改编与修饰的民间歌舞，已经从那些表演性的场所重返乡间，覆盖了更民间更朴素的那些真正的民间歌舞。而那些被覆盖的本是那些经过美饰的东西的源头。这是一种文化的消失。在中国，这种消失并不如西方一些人所想象的是出于一个巨大的文化灭绝的阴谋，而是一种因应了经济全球化而自发进行的过程。因为每一次微小变化的驱动力，都来自在全球几乎完全相同的旅游业运行模式中，源于最大限度博取游客的欢心的惯常做法。这些惯常做法的重点就是让游客的欢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金钱。

    有文化的人——不，我看还是说受过些教育的人更为准确——喜欢空洞地侈谈文化，在前面说到的那个会上，中韩两个国家的作家坐在一起就谈了好多文化，而且，谈得都很正确。一方面拥护全球化，一方面呼吁保持文化多样性，然后，坐上旅游公司的大巴士去到异族人的草原。到达湖畔时，许多人以湖泊草原作为背景照相。这时，虽然不是节日，但几个穿着节日盛装的藏族小姑娘出现在游人中间。她们就是附近那些放牧牦牛与绵羊的牧民的孩子，她们来提供一种消费，和游人一起照相。每当有满载游客的大巴士停下，她们就出现了。她们当然不知道新来的这一车是一群作家，但知道这些人和以前的大巴士载来的那些人一样，希望在照片中除了美丽风景，还有异族人的身影相伴。所以，十来岁的孩子用熟练的汉语和不熟练的英语与想跟她们合影的人严肃地讨价还价。然后，再换一副天真烂漫的笑容与达成交易的游客一起合影。我的一些同行就这样留下了与她们在这个湖畔的倩影，因为他们的职业与名气，其中有些照片，将来某个时候还可能发表在报刊或网上。我旁观着这热闹场景时就想，这些小姑娘用很不文化多样性的方式在外来者的照片中“表演”了一次文化多样性。没有人强迫，每一辆旅游车停下，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度的人们走下车来，她们就把这种收费的表演重复一次。我很注意那些照相的同行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反应。我想，好多人已经忘记了我们在城市酒店的会议厅里说过的那些话题，他们不再说文化了，也不再深究这种消费与被消费的循环往复对文化的意味了。只是有人抱怨这些小姑娘要价太高了，抱怨本该淳朴的民族，本该天真的小姑娘怎么变得如此势利了。

    其实，即便深究又有什么有用处呢？

    就在这个场景之外，还有很多事情变化了，这些变化让游客不喜欢，比如，牧人不再天天骑在马上，他们发现骑着摩托车放牧显然更轻松自在。他们用拖拉机犁地，用收割机收割成熟的小麦。只要经济能力允许，他们还推倒那些样式与功能延续了上千年的房屋，新修起功能更齐备，居住起来更舒适的，但与外部世界的房子更相像的房子。当整个民族文化不能孕育出富于建设性的创造力的时候，弱势的民族就总是在通过模仿追赶先进的文化与民族，希望过上和外部世界那些人一样的生活。

    当全球化的进程日益深化时，这个世界就不允许有封闭的经济与文化体存在了。于是，那些曾经在封闭环境中独立的文化体缓慢的自我演进就中止了。从此，外部世界给他们许多的教导与指点。他们真的就拼命加快脚步，竭力要跟上这个世界前进的步伐。正是这种追赶让他们失去自己的方式与文化。

    局面所以如此，难道不正是全球化过程中，那些坐着火车来，坐着飞机来，坐着旅游巴士来的外部世界的人们促成了这样的变化吗？这个游客可能是一个政府的公务员，难道不是其所供职的政府所倡导的政策导致了这种变化？这个游客可能是某个跨国公司的雇员，难道不是跨国公司的运作模式导致了这种局面的出现？这个游客也可能来自某一所大学或研究机构，难道不是这些机构所提供的相互矛盾的思想让人左右为难？

    从强势的外部世界来的人看到这种情形总是感到失望，他们会说，我们只是要你们学习我们的政治文明与经济文明，文化上你们应该保持住自己的东西。但究其根本，这不过是一些把观赏异族文化作为消费行为的消费者的抱怨罢了。

    大部分时候，我们讨论文化都是假定其能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运行，其实，文化从来不能独立于这两个强大存在。我想，上面所举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这样的情形并不只是发生在中国。今天的中国人也去外国旅行。我自己就曾在夏威夷考察当地土著的生活，在南美洲探访印第安人，无论在哪里都可以感受到，文化，或者说文化的一部分如何被强势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形态按照需要重新塑造并加以呈现。

    我这样说，可能要让很多人不高兴了，认为我反对保持文化多样性，认为我反对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我完全认同文化应该多样性的观念，只要基于一个人的基本归属感，不需要什么理论也能深知不同的文化自有不同的历史与价值，如果自然发展，更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不同的可能性。但文化从其产生那一天起，就从来没有独立于经济与政治，甚至是经济与政治活动的一个直接结果。我作为一个写作者，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化。但一个已经在历史进程中处于弱势的民族，其文化已经不可能独自在一个封闭环境中自我演进了。不然，我也不可能讲着这样的语言，站立在这个讲台之上。可以肯定这首先不是因为文化的变化，而首先是拜经济全球化所赐。我来到此地，当然是因为不同族群不同国度间文化交流的需要，但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图书出版作为一个产业运作而提供了这个可能，正因为有书展这个图书交易平台，我才能站到这个讲台上说这么一些话。这么说来，我自己就是全球化的一个结果，不然，以我对知识的兴趣与天资，此刻应该在西藏的某个寺院里研习佛教经典吧。

    作为一个作家，我不会空谈文化多样性，我也不知道如何在宏观的层面上保持弱势民族的文化特性，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文化基因特别丰富的世界。我所能做的，只是在自己的作品中记录自己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她的运行，她的变化。文化在我首先是一份民族历史与现实的记忆。我通过自己的观察与书写，建立一份个人色彩强烈的记忆。我常常感到，文化在似是而非的空谈中被架空，被悬置。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而是每一个人设身处地，都来做一点具体的事情，都来把正被高度发展的商业作为产品的文化，往文化的本体，往文化的整体性方面矫正一点。也许，有一天，当经济全球化的推行者们意识到这种模式强加给了弱势文化怎样的戕害，愿意使全球的文化真正恢复多元而且平等的格局时，我们的文化基因库里还有足够的储存，作为恢复这种格局的有价值的资源。在这方面，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这种局面的出现，需要那些主宰并导引着这个世界前进方向的人们的觉悟。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的觉悟是多么艰难，特别是期待那些处于引导者地位的经济与政治领袖的觉悟就更艰难了。今天，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正是资本的无止境的贪婪所致，资本贪婪时，连普通百姓的生计都抛之于脑后，还遑论什么文化的保护。所以，我对文化多样性的悲观其实是源于对人性的悲观。

    但是，即便是最为悲观的人也会对这个世界怀有一些美好的期望，所以，我也对不同文化间彼此平等，弱势文化真正被尊重，抱着一份美好的期待。尽管我知道，这种期待其实相当渺茫。

    《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

    作家表达一种文化，不是为了向世界展览某种文化元素，不是急于向世界呈现某种人无我有的独特性，而是探究这个文化“与全世界的关系”，以使世界的文化图像更臻完整。

    这次受《当代作家评论》杂志林建法先生的邀请，来渤海大学参加交流活动，他预先布置任务，一个是要与何言宏先生作一个对话，一个是要我准备一个单独的演讲，无论是何先生预先传给我的对话要点，还是林建法主编的意思，都是要我侧重谈谈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或者说是民族性与世界性之关系这样一个话题。这是文学艺术界经常谈及的话题，同时也是一个越谈越歧见百出，难以定论的话题。

    去年10月到11月间，有机会去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作了一次不太长的旅行。我要说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旅行，一方面是与过去只在文字中神会过的地理与人文遭逢，一方面，也是对自己初上文学之路时最初旅程的一次回顾。在这次旅行中，我携带的机上读物，都是20世纪80年代阅读过的拉美作家的作品。同行的人，除了作家，还有导演、演员、造型艺术家。长途飞行中，大家也传看这几本书，并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交换对这些书的看法，至少都认为这样的书，对直接体会拉丁美洲的文化特质与精神气韵，是最便捷、最有力的入门书。我说的是同行者的印象，而对我来说，意义显然远不止于此。我是在胡安·鲁尔弗的高原上行走，我是在若热·亚马多的丛林中行走，我是在博尔赫斯的复杂街巷中行走！穿行在如此广阔的大地之上，我穿越的现实是双重的，一个实际的情形在眼前展开，一个由那些作家的文字所塑造。我没有机会去寻访印加文化的旧址，但在玛雅文化的那些辉煌的废墟之上，我想，会不会在拐过某一座金字塔和仙人掌交织的阴影下与巴勃罗·聂鲁达猝然相逢。其实也就是与自己文学的青春时代猝然相逢。

    之所以提起一段本该自己不断深味的旅行，是因为在那样的旅途上自己确实想了很多。而所思所想，大多与林建法先生给我指定的有关民族与世界的题目有着相当直接的关系。对我来说，在拉美大地上重温拉美文学，就是重温自己的80年代，那时，一直被禁闭的精神之门訇然开启，不是我们走向世界，而是世界向着我们扑面而来。外部世界精神领域中的那些伟大而又新奇的成果像汹涌的浪头，像汹涌的光向着我们迎面扑来，使我们热情激荡，又使我们头晕目眩。

    林建法先生的命题作业正好与上述感触重合纠缠在一起，所以我只好索性就从拉美文学说起，其间想必会有一些关涉到与民族性与世界性这个话题相关的地方。

    所谓民族性与世界性，在我看来，在中国文学界，是一个颇让人感到困扰，却又长谈不已的话题。从我刚刚踏上文坛开始，就有很多人围绕着这个话题发表了很多的看法，直到今天，如果我们愿意平心静气地把这些议论作一个冷静客观的估量，结果可能令人失望。因为，迄今为止，与二十多年前刚开始讨论这些问题时相比，在认知的广度与深度上并未有多大的进展。而且，与那时相比较，今天，我们的很多议论可能是为了议论而议论，是思维与言说的惯性使然，而缺乏当年讨论这些话题时的紧迫与真诚。一些基本原理已经被强调了一遍又一遍，可是具体到小说领域，民族化与世界性这样的决定性因素在每一个作家身上，在每一部成功抑或失败的作品中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尤其是如何起到作用，还是缺少有说服力的探讨。

    这个题目很大，如果正面突破，我思辨能力的缺乏马上就会暴露无遗。那么，作为一个有些写作经验的写作者，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结合自己的作品，来谈一谈自己在创作道路上如何遭逢到这些巨大的命题，它们怎么样在给我启示的同时，也给我更多的困扰，同时，在排除了部分困扰的过程中，又得到怎样的经验。把这个过程贡献出来：也许真会是个值得探求一番的个案。

    谈到这里，我就想起了萨义德的一段话：所有文化都能延伸出关于自己和他人的辩证关系，主语“我”是本土的，真实的，熟悉的，而宾语“它”或“你”则是外来的或许危险的，不同的，陌生的。

    以我的理解，萨义德这段话，正好关涉到了所谓民族与世界这样一个看似寻常，但其中却暗含了许多陷阱的话题。“我”是民族的，内部的，“它”或“你”是外部的，也就是世界的。如果“它”和“你”，不是全部的外部世界，那也是外部世界的一个部分，“我”通过“它”和“你”，瑞度“它”和“你”，最后是要达到整个世界。这是一个作家的野心，也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当今世界的生存、发展，甚至是消亡之道。

    就我自己来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那时正是汉语小说的写作掀起了文化寻根热潮的时期。作为一个初试啼声的文学青年，行步未稳之时，很容易就被裹挟到这样一个潮流中去了。尤其是考虑到我的藏人身份，考虑到我依存着那样一种到目前为止还被大多数人看得相当神秘奇特的西藏文化背景，很容易为自己加入这样的文化大合唱找到合乎情理的依据。首先是正在学习的历史帮助了，我。有些时候，历史的教训往往比文学的告诉更为有力而直接。历史告诉了我什么呢？历史告诉我说，如果我们刚刚走出了意识形态决定论的阴影，又立即相信文化是一种无往不胜的利器，像相信咒语一样相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样的斩钉截铁的话，那我们可能还是没有摆脱把文学看成一种工具的旧思维。历史还告诉我们，文学，从其产生的第一天起，就作用于我们的灵魂与情感，无论古今中外，都自有其独立的价值。它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可以丰富一种文化，但绝对不是用于展示某种文化的一个工具。

    文学所起的功用不是阐释一种文化，而是帮助建设与丰富一种文化。

    正因为如此，我刚开始写作就有些裹足不前，看到了可能不该怎么做，但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刚刚上路，就在岔路徘徊，选不到一个让人感到信心的前行方向。你从理性上有一个基本判断，再到把这些认识融入具体的写作实践中还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具体说来就是，这样的认识只是否定了什么，那么你又相信什么？又如何把你所相信的观念形态的东西融入具体的文体？从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应该说，我就这样左右彷徨徘徊了差不多十年时间。最后，是大量的阅读帮助我解决了问题。

    先说我的困境是什么。我的困境就是用汉语来写汉语尚未获得经验来表达的青藏高原的藏人的生活。汉语写过异域生活，比如唐诗里的边塞诗，“西出阳关无故人”，因为就是离开汉语覆盖的文化区，进入异族地带了。但是，在高适、王昌龄们的笔下，另外那个陌生的文化并没有出现，那个疆域只是供他们抒发带着苍凉意味的英雄情怀，还是征服者的立场，原住民没有出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过：“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我依此指引，读过很多纳兰容若，却感觉并不解决问题，因为所谓“未染汉人风气”，也是从局部的审美而言，大的思想文化背景，纳兰容若还是很彻底地被当时的汉语和汉语背后的文化“化”过来了的。

    差不多相同意味的，我可以举元代萨都拉的一首诗：“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白马如云向西北，紫驼银瓮赐诸王。”

    “沙际风来草亦香”，“白马如云向西北”，与边塞诗相比，这北地荒漠中的歌唱，除了一样的雄浑壮阔，自有非汉文化观察感受同一自然界的洒脱与欢快。这自然是非汉语作家对于丰富汉语审美经验的贡献。但也只是限于一种个人经验的抒发，并未上升到文化的高度。而且，这样的作品在整个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学中并不多见。

    更明确地说，这样零星的经验并不足以让我这样的非汉语作家在汉语写作中建立起足以支持漫长写作生涯的充分自信。

    好在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与纳兰容若和萨都拉们完全不同的时代，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有条件通过汉语沟通整个世界。这其中自然包括了遥远的美洲大陆。讲拉丁语的美洲大陆，也包括讲英语的美洲大陆。

    在这个时期，美洲大陆两个伟大的诗人成为我文学上的导师：西班牙语的聂鲁达和英语的惠特曼。

    不是因为我们握有民族文化的资源就自动地走向了世界，而是我们打开国门，打开心门，让世界向我们走来。

    当世界扑面而来，才发现外面的世界不是一个简单的板块，而是很绚丽复杂的拼盘。我的发现就是在这个文学的版图中，好些不同的世界也曾像我的世界一样喑哑无声。但是，他们终于向着整个世界发出了自己洪亮的声音。聂鲁达们操着西班牙语，而这种语言是几百年前他们的祖先从另一个大陆带过来的。但是，他们在美洲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即便是从血统上讲，他们也不再全部来自欧洲。拉美还有大量的土著印第安人以及来自非洲的黑人。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不同肤色的血统与文化都在彼此交融。从而产生出新的人群与新的文化。但在文学上，他们还模仿着欧洲老家的方式的与腔调。从而造成了文学表达与现实、与心灵的严重脱节。拉丁美洲越来越急切地要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并向世界发言。告诉世界，自己也是这个世界中一个庄严的成员。如今我们所知道的那些造成了拉美文学“爆炸”的作家群中的好些人，比如卡彭铁尔，亲身参与了彼时风靡欧洲大陆的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还能够身在巴黎直接用法语像艾吕雅们一样娴熟地写作。但就是这个卡彭铁尔，在很多年后回顾这个过程时，这样表达为什么他们重新回到拉美，并从此开始重新出发。拉丁美洲作家，“他本人只能在本大陆印第安编年史家这个位置上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为本大陆的现在和过去而工作，同时展示与全世界的关系。”他们大多不是印第安人，但认同拉丁美洲的历史有欧洲文化之外的另一个源头。这句话还有一层意思，我本人也是非常认同的，那就是认为作家表达一种文化，不是为了向世界展览某种文化元素，不是急于向世界呈现某种人无我有的独特性，而是探究这个文化“与全世界的关系”，以使世界的文化图像更臻完整。用聂鲁达的诗句来说，世界失去这样的表达，“就是熄灭大地上的一盖灯。”

    的确，卡彭铁尔不是一个孤证，巴勃罗·聂鲁达在他的伟大的诗歌《亚美利加的爱》中就直接宣称，他要歌唱的是“我的没有名字不叫亚美利加的大地”。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太大的偏差，那么他要说的就是要直接呈现那个没有被欧洲语言完全覆盖的美洲。在这首长诗的一开始，他就直接宣称：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歌唱历史从野牛的宁静，直到大地尽头被冲击的沙滩在南极光下聚集的泡沫里从委内瑞拉阴凉安详的峭壁洞窟，我寻找你，我的父亲混沌的青铜的年轻武士。

    接下来，他干脆直接宣称：“我，泥土的印加的后裔！”而他寻找的那个“混沌的青铜的年轻武士”，不是堂吉诃德那样的骑士，而是一个相貌堂堂的古代印加勇士。

    我很为自己庆幸，刚刚走上文学道路不久，并没有迷茫徘徊多久，就遭逢了这样伟大的诗人，我更庆幸自己没有曲解他们的意思，更没有只从他们的伟大的作品中取来一些炫技性的技法来障人耳目。我找到他们，是知道了自己将从什么样的地方，以什么样的方式重新上路出发，破除了捜罗奇风异俗就是发挥民族性，把独特性直接等同于世界性的沉重迷思。

    从此我知道，一个作家应该尽量用整个世界已经结晶出来的文化思想成果尽量地装备自己。哲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不是把这些二手知识匆忙地塞入作品，而是用由此获得的全新眼光，来观察在自己身边因为失语而日渐沉沦的历史与人生。很多的人生，没有被表现不是没有表现的价值，而是没有找到表现的方法。很多现实没有得到的观察，是因为缺乏思想资源而无从观察。

    也许无论是地理还是文化都丰富多彩的拉丁美洲就具有这样的魅力，连写出了宏传严谨的理论巨著《文化人类学》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当他考察的笔触神向这片大陆的时候，也采用了非常文学化的结构与语言，写下了（忧郁的热带》这样感性而不乏深邃的考察笔记。

    所以，我准备写作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的时候，就从马尔克斯、阿斯图里亚斯们那里学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不是模仿《百年孤独》和《总统先生》那些喧闹奇异的文体，而是研究他们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作品。我自己得出的感受就是一方面不拒绝世界上最新文学思潮的洗礼，另一方面却深深地潸入民间，把藏族民间依然生动、依然流传不已的口传文学的因素融入小说世界的构建与营造中。在我的故乡，人们要传承需要传承的记忆，大多时候不是通过书写，而是通过讲述。在高大坚固的家屋里，在火塘旁，老一代人向这个家族的新一代传递着这些故事。每一个人都在传递，更重要的是，口头传说的一个最重要的特性就是，每一个人在传递这个文本的时候，都会进行一些有意无意的加工。增加一个细节，修改一句对话，特别是其中一些近乎奇迹的东西，被不断地放大。最后，现实的面目一点点地模糊，奇迹的成分一点点地增多，故事本身一天比一天具有了更多的浪漫，更强的美感，更加具有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于是，历史变成了传奇。

    是的，民间传说总是更多诉诸情感而不是理性。有了这些传说作为依托，我来讲述末世土司故事的时候，就不再刻意去区分哪些是曾经真实的历史，哪些地方留下了超越现实的传奇飘逸的影子。在我的小说中，只有不可能的情感，而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于是，我在写作这个故事的时候，便获得了空前的自由。我知道，很多作家同行会因为所谓的“真实”这个文学命题的不断困扰，而在写作过程中感到举步维艰，感到想象力的束缚。我也曾经受到过同样的困扰，是民间传说那种在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之间自由穿越的方式，给了我启发，给了我自由，给了我无限的表达空间。

    这就是拉美文学给我带来的最深刻的启发。不是对某一部作品的简单的模仿，而是通过对他们创作之路的深刻体会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常常背着聂鲁达的诗集，在我故乡四周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四处漫游。走过那些高山大川、村庄、城镇、人群、果园，包括那些已经被丛林吞噬的人类生存过的遗迹。各种感受绵密而结实，更在草原与群山间的村落中，聆听到很多本土的口传文学。那些村庄史、部落史、民族史，也有很多英雄人物的历史。而拉美爆炸文学中的一些代表性的作家，比如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卡彭铁尔等作家的成功最重要的一个实践，就是把风行世界的超现实主义文学的东西与拉丁美洲的印第安土著的传神话传统嫁接到了一起。从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只能属于西班牙语美洲的文学语言系统。卡彭铁尔给这种语言系统的命名是“巴罗克语言”。他说：“这是拉丁美洲人的敏感之所在。”是不是为了标新立异才需要这样一种语言，不是，他说：“为了认识和表现这个新世界，人们需要新的词汇，而一种新的词汇将意味着一种新的观念。”

    这句话有一个重点，首先是认识，然后才是表现，然后才谈得上表现，但我们今天，常常在未有认识之前，就急于表现。为了表现而表现，为了独特而表现。为什么要独特？因为需要另外世界的承认与发现。

    在我看来，一个小说家在写作过程中，感受更多的还是形式的问题：语言、节奏、结构。任何一个环节处理不好，都会让你失掉一部真正的小说。—个好的小说家，就是在碰到可能写出一部好小说的素材的时候，没有错过这样的机会。要想不错过这样的机会，光有写好小说的雄心壮志是不够的，光有某些方面的天赋也是不够的。这时，就有新的问题产生出来了：什么样的形式是好的形式？好的形式除了很好表达内容之外，会不会对内容产生提升的作用？好的形式从哪里来？这些都是小说家应该花大量的时间——在写作中，在阅读中—去尝试，去思考的。

    我从2005年开始写作六卷本的长篇小说《空山》，直到今年春节前，才终于完成了第六卷的写作。这是一次非常费力的远征。这是一次自我设置了相当难度的写作。我所要写的这个机村的故事，是有一定独特性的，那就是它描述了一种文化在半个世纪中的衰落，同时，我也希望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这个村庄首先是一个中国的农耕的村庄，然后才是一个藏族人的村庄，和中国很多很多的农耕的村庄一模一样。这些本来自给自足的村庄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经受了各种政治运动的激荡，一种生产组织方式，一种社会刚刚建立，人们甚至还来不及适应这种方式，一种新的方式又在强行推行了。经过这些不间断的运动，旧有秩序、伦理、生产组织方式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维系社会的旧道德被摧毁，而新的道德并未像新制度的推行者想象的那样建立起来。我正在写作《空山》第三卷的时候，曾得到一个机会去美国作一个较长时期的考察，我和翻译开着车在美国中西部的农业区走过了好些地方。那里的乡村的确安详而又富足，就是在那样的地方，我常常想起斯坦培克的巨著《愤怒的葡萄》。那些美国乡镇给人的感觉绝不只是物质的富足，那些乡镇上的人们看上去，比在纽约和芝加哥街头那些匆匆奔忙的人更显得自尊与安闲。但在斯坦培克描述的那个时期，这些地区确实也曾被人祸与天灾所摧残，但无论世事如何艰难，命运如何悲惨，他们最后的道德防线没有失守，当制度的错误得到纠正，当上天不再降下频仍的灾难，大地很快就恢复了生机，才以这样一种平和富足的面貌呈现在一个旅人眼前。

    但这不是我的国度，我的家园。

    80年代，我们的乡村似乎恢复了一些生气，生产秩序短暂回复到过去的状态，但人心却回不去了。而且，因为制度安排的缺陷，刚刚恢复生机的乡村又被由城市主导的现代经济冲击得七零八落。乡村已经不可能回到自给自足的时代了，但在参与更大的经济循环中去的时候，乡村的利益却完全被忘记了。于是，乡村在整整半个世纪中失去了机会。而这五十年恰恰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五十年，也是经济发展给数以亿计的人们物质与文化生活都得到最快提升的五十年。所以，我写的是一个村庄，但不止是一个村庄。我写的是一个藏族的村庄，但绝不只是为了某种独特性，为了可以挖掘也可以生造的文化符号使小说显得光怪陆离而来写这个异族的村庄。再说一次，我所写的是一个中国的村庄。在故事里，这个村庄最终已然消亡。它会有机会再生吗？也许。我不忍心抹杀了最后希望的亮光。

    那么，这个故事是民族的还是世界的？这本书的内容，是独特的还是普遍的？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最大的努力就是不让这样的问题来困扰我。

    那时，我就想起年轻时就给我和聂鲁达一样巨大影响的惠特曼。他用旧大陆的英语，首先全面地表现了新大陆生机勃勃的气象。在某些时候，他比聂鲁达更舒展，更宽广。那时我时常温习他的诗句：“大地和人的粗趟所包含的意义和大地和人的精微所包含的一样多/除了个人品质什么都不能持久！”

    他还常常发出欢呼形象出现了！/任何使用斧头的形象，使用者的形象，和一切邻近于他们的人的形象。/形象出现了！/出入频繁的门户的形象。/好消息与坏消息进进出出的门户的形象！

    这也是我对文艺之神的最多的企求：让我脑海中出现形象，人的形象，命运事先就在他们脸庞与腰身上打下了烙印的乡村同胞的形象。生命刚刚展开就显得异常艰难的形象。曾经抗争过命运，最后却不得不逆来顺受者的形象。与惠特曼不同的是，我无从发出那样的欢呼，我只是为了不要轻易遗忘而默默书写，也是为了对未来抱有不灭的希望。

    正是从惠特曼开始，我开始进入英语北美的文学世界，相比南方的拉美作家，应该说，更大群、更多样化的美国作家的作品，特别是美国犹太作家和黑人作家给了我更持久的影响与启发。

    写作《尘埃落定》的时候，我吃惊小说怎么这么快速地完成了。而在写作《空山》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却一直盼望着它早一点结束。现在，它终于完成了，我终于把过于沉重的担子从肩上卸下来，心中却不免有些茫然。很久，我都不让这部小说出现在我的脑海中。直到要来参加这次活动，觉得该谈一谈。才让它重新进入我的意识中。如果需要回应一下开始时的话题，也就是说，这部小说是民族的还是世界的？或者因为它是民族的，因此自动就是世界的。我想，有些小说非常适合作这样的文本分析。但我会更高兴地看到，《空山》不会那么容易地被人装入这样的理论筐子里边。不是被捡入装山药的筐子，就是被捡到装西红柿的筐子。我想有些骄傲地说，可能不大容易。直到现在，我还是只感到人物命运的起伏——那也是小说叙事的内在节律，我感到人物的形象逐一呈现——这也关乎小说的结构，然后，是那个村庄的形象最初的显现与最后的消失。民族、世界这些概念，我在写作时已经全然忘记，现在也不想用这些彼此相斥又相吸，像把玩着一对电磁体正负极不同接触方式一样把玩着这样的概念，我只想让自己被命运之感所充满。

    需要申明一点，小说名叫《空山》与王维那两句闲适的著名诗句没有任何关联。如果说，这本书与拉美文学还有什么联系，那就是写作过程中，我常常想起一本拉美人写的政论性著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因为我们的报章上还开始披露，这本书所写的那个五十年，中国的乡村如何向城市，中国的农业如何向工业——输血。是的，就是这个医学名词，同样由外国人拥有发明权。

    最后，我想照应一下演讲的题目，那是半句话。整句话是：我只是打开了心门，我没有走向世界，而是整个世界向我扑面而来！

    《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

    民间传说总是更多诉诸情感而不是理性。是民间传说那种在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之间自由穿越的方式，给了我启发，给了我自由，给了我无限的表达空间。

    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必须不断地谈《尘埃落定》，这个来自越来越遥远的时间的一个部族集体记忆深处的故事。谈主题，谈文本谈语言，谈作为背景的社会与政治，谈有些哗众取宠的趣闻逸事。这是我被引导着进入自己作品的规定角度，也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试图进入一部作品时最方便的门径。但这种方便法门，并不总能让我们顺利地登堂入室。与此同时，一些特别的门径完全被忽略了。对某些作家来讲，这种忽略可能致使其不能完全地进入真正的文学状态。这种错误的另一个结果可能是，一部作品找到了很多读者，却找不到一个能作出恰当诠释的批评家。

    在我看来，好些非常有名的，被很多人诠释过的作品，都面临着这样的尴尬。最著名的两本书，是两个得诺贝尔奖的作家的代表作。一本当然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一本是莫瑞森的《宝贝》。我不知道这两本书在西班牙语和英语的语境中是怎样被批评的。但我知道，这两本译为中文已经很长时间的书，在中文的语境中是被怎样批评与言说的。这些批评与言说，如果只是批评圈子里的自说自话倒也罢了，但这些批评的结论与得出结论的方式，往往影响到很多读者的阅读方式，也影响到许多写作者的路径取向。

    比如莫瑞森小说中的差不多无处不在的鬼魂，它是怎么在这部小说中出现的？它为什么会出现？仅仅是作家有意设置的烘托气氛的手段，或是赋予了特别意义的象征性符号？它最初的来源是否就是作家灵感突至的结果？至少在我看到的批评中，这些可能真正让人感兴趣的问题却在有意无意之中被忽略了。一些批评忙于揭示其中可能包含的美国社会矛盾和美国民主政治的虚伪，这其实和很多美国人诠释中国文学的方式如出一辙。也有一些批评则断章取义，把—部完整的作品为我所用，支持我论点的东西，便加以呈现，否则便让其永远沉陷在那束理论之光永远光照不到的黑暗之中。我们看到过在黑夜的世界里，一束光如何照亮很小的一片地方，而舍弃了真正广大存在的景象。当今的批评中，这种景象实在是十分普遍。

    莫瑞森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作家，但在中国批评界与创作界中，她的名声远比马尔克斯要小。《宝贝》这部杰作也常常被忽略。而人人都能够谈的是《百年孤独》。从小说开头的那一句话，到书中那些光怪陆离的场景，再到纯政治性的对殖民主义的揭露与抗议等。而且，大家也都因此知道了一个词：魔幻现实主义。这个主义代表了一个喧闹的，多彩的，差不多随心所欲的，无所不能的文体。魔幻在这里的意思差不多与魔术相当。魔术可以引领我们逃避真实。

    自《百年孤独》登陆并风靡了中国以后，所有富于想象的作品，都面临被贴上一个魔幻标签的危险。我特别担心，那个遥远的，曾经十分喧闹的，匪夷所思的，已经重新陷落于记忆与雨林深处日渐朽腐的马孔多镇，会被中国文学当成所有超凡想象的唯一源头。

    在当年的魔幻热潮中，我便开始琢磨马尔克斯和马尔克斯们是怎么开始魔幻起来的。于是读鲁尔弗、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富恩斯特等一系列的拉美作家。看这群人的想象为什么会发生集体性的爆发。在此之前，拉美大陆的作家只是用西班牙语写着一些西班牙式的小说。终于，这些急于摆脱旧大陆影响的人们，建立了自己独立的诗歌帝国。这个帝国的核心是聂鲁达，聂鲁达的诗歌王国的制高点《巴克楚比克楚》，便是美洲大陆本土的印第安文化最辉煌高峻的圣殿。

    这首诗也为我们解读整个拉美的文学爆炸提供了两条重要的线索：一条，来自欧陆的超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一条，拉美本土印第安文化传统在西班牙语的拉美文学中的复活。

    在拉美，这样两条在时空上相距遥远的意识之流奇妙地汇集到一起，产生出一条新的河流。这条河流在一个新大陆上，激情四溢地四处流淌，随时随地开辟出新的河床。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种文学大潮的出现，既与来自外部世界的最新的艺术观念与技术试验有很大关系，更与复活本土文化意识的努力密切相关。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把马尔克斯们当成一个孤立的事件来看待的。至少，从众多的评介文字中，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印象。拉美的文学爆炸就像关于宇宙起源的大爆炸假说一样，没有任何先决的条件。魔幻现实主义所受的超现实主义的影响被忽略了，而作家们发掘印第安神话与传说，复活其中一些审美与认知方式的努力则更是被这种或那种方法论圈定了界限的批评排除在视野之外。

    从此，魔幻现实主义这样一个未必明了的概念便常常用来指称所有具有超现实因素的作品。这种简单化的方式，把整个拉美的爆炸文学等同于魔幻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又等同于马尔克斯一个作家，马尔克斯一个作家又等同于《百年孤独》这一部作品。就其从把复杂纷纭的事物变得简单与绝对这一点来说，我们的很多批评家应该改行去做“数学家”了。

    当然，如果这仅仅是用以评介那些作品，我们也无话可说，但这种批评方式很快又蔓延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介之中。新时期的中国文学从技术到观念，受了很多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思想作家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以重叠而交叉的方式发生的，这样复杂的影响方式在成功的作家的成功作品中体现得特别明显。这句话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就是，一个只会模仿的作家绝对不会是一个好的作家。当今的批评往往用剖析模仿性作品的方式来对待那些富有创造性的作品。

    即便我们要把中国作家所有的创新努力都算到模仿外国作家的账上，那么，一些具有异质感，有些超常想象与超现实场景的作品，也绝非对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一个马尔克斯的反复模仿那么简单。前面我已经提到了一张与马尔克斯同道的拉美作家的名单。虽然我见识不多，也还读过许多富于幻想性的作品。比如法国人埃梅，比如意大利人卡尔维诺，还有前面提到的莫瑞森（就读读《所罗门之歌》那富于超现实意味的开头吧）。如果说到一些单篇的作品，我们至少可以提到卡夫卡的《变形记》，尤瑟纳尔的《王佛的保命之道》。所以，我不知道是中国批评家偷懒只读了马尔克斯，还是如此一致地崇拜着马尔。

    也许，我们认为文学的想象到马尔克斯为止。所以，任何作家的作品出现超现实的场景都是在马尔克斯的香蕉园里“跳舞”。也许，我们认为超现实的现象、诗意的想象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专利，所以，中国作家在这方面的任何建树，都侵犯了人家的专利权。

    文学源流的梳理，自从有文学批评，有文学史以来，就开始进行了。而且积累了很多各有所长的方法。但是，中国当代文学得到的对待往往过于简单了。在这样一个境况下，如果有谁还盼望对另一个源头，即本族文化的源头与基因进行一些梳理与考量，那也会成为一个超现实的想象。刚才说过，马尔克斯们那种多彩多姿、喧闹不已的文体，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他们对印第安神话与传说的研究，其中包含了他们复活已经日渐湮灭的印第安文化意识的共同努力。在我看来，当下的一些中国作家也在作着同样的努力。

    这里，我想谈谈自已的书《尘埃落定》。关于这本书的真正批评不多，但就我看到的而言，多是作了一些源流上的大致梳理。所以，我就想避开这个路数，来谈谈这本书的民间文化来源。

    这本书取材于藏民族中的嘉绒部族的历史，与藏民族民间的集体记忆与表述方式之间有着必然的渊源。当然我只能作一些感性的陈述，而不是理性的归纳。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个人缺乏作理性归纳的系统的学术训练，同吋，我也担心，过于理性阐释会损伤感性表述的能力。

    我也常常问自己一个别人常来问我的问题。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这个故事中的人物是怎么来的，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恰好借近段时间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文集的机会，检点旧作，重新梳理一遍自己近二十年的文学创作道路，也就从其中发现了一些端悅。

    最近的一个例证，是一篇发表于1987年《西藏文学》上的短篇小说《阿古顿巴》（长江文艺出版社“跨世纪文丛”《月光下的银匠》收录）。阿古顿巴，是的，就是那个差不多每个藏族人都能讲几个有关他的故事的那个阿古顿巴。我不知道是哪个伟大的无名的民间艺术家最先创造了这个人物，但我知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藏语方言中，有无数的老百姓不断地添加着，丰富着这个人物的故事。使之成为了一个代表了大多数人心愿与理想的人物，一个平凡的英雄，一个与占统治地位的强势群体相对抗的平民英雄。更有意思的是，在所有这些故事中，都没有关于阿古顿巴形象的正面描写。这一切促使我开始想象他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出身，什么样的经历，什么样的性格，更主要的是，他因为什么获得了那种觉悟。于是，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写出了那个短篇小说。从最浅的层面上来说，是想为这样一个伟大的民间英雄造像，给他制作一份情感与思想档案，一份生活履历。在那篇小说中，阿古顿巴是较之居住于宏伟辉煌的寺院中许多职业僧侣具有更多的佛性的人，—个更加敏感的人，一个经常思考的人，也是一个常常不得不随波逐流的人。在我的想象中，他有点像佛教的创始人，也是自己所出身的贵族阶级的叛徒。他背弃了握有巨大世俗权力与话语权力的贵族阶级，背弃了巨大的财富，走向了贫困的民间，失语的民间，走到了自感卑贱的黑头藏民中间，用质朴的方式思想，用民间的智慧反抗。

    或者，在写作《阿古顿巴》这个故事的时候，傻子的形象就呼之欲出了：“阿古顿巴—生下来，就不大受当领主的父亲的宠爱……阿古顿巴从小就在富裕的庄园里过着孤独的生活。冬天，在高大的寨楼前面，坐在光滑的石阶上享受太阳的温暖；夏日，在院子里一株株苹果树、核桃树的树荫下陷入沉思。他的脑袋很大，宽广的额头下是一双忧郁的眼睛，正是这双沉静的、早慧的眼睛真正看到了四季的开始与结束，以及人们早以为熟知的生活。“他就那样坐在自己脑袋下面，悄无声息。”

    在故事中，阿古顿巴四处漫游，他每到一个地区，“他的故事已经先期抵达”，“部落里已经有人梦见阿古顿巴要来拯救他们”。

    他告诉人们，自己是阿古顿巴。

    “人们看着这个状貌滑稽，形容枯槁的人说：‘你不是阿古顿巴。’”

    故事里的阿古顿巴甚至有可能成为先知式的人物，但他这个百姓的代言人最终却受困于百姓无止境的要求，也受困于绝望的爱情，最终还是成为了一个孤独的，有些异禀的俗人。

    这个故事是把民间流传的许多阿古顿巴的故事串联了几个而写成的。

    《尘埃落定》出版以后，许多专业人士从西方文学传统中，从汉语言文学传统中，追溯傻子少爷这个形象的缘起。是的，不管我们属于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的哪一个民族，只要你用汉语进行创作，你就必须遵从汉语言的深厚绵远的传统，自然而然地，就要从这个传统中寻求启示和滋养。而从20世纪开始，又有许许多多的西方文学经典被翻译为汉语，于是，通过汉语这种伟大的语言，我们的文学视野扩展到了整个世界。我们说这是个资源共享的时代，我想绝不仅仅是指物质资源的共享，更为重要的是文化资源的共享。所以，我非常乐于承认自己通过汉语受到的汉语文学的滋养，也非常乐于承认自己受到的世界文学的影响。

    一个令人遗憾的情况是，一方面西藏的自然界和藏文化被视为世界性的话题，但在具体的研究中，真正的民族民间文化却很难进入批评界的视野。所以，阿古顿巴这个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与《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之间，那种若有若无的联系之不被人注意，好像就成了一个命定的事情。

    我曾经坚定地认为，作为一个写作者，不应该出来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诠释与说明。但是，面临目前的情况，我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原则，出来对这个故事，对故事里的人物的民间文化来源作一些说明。因为这不仅关涉着我的某一部作品的诠释，而且中国很多少数民族文学的作家作品都可能遭逢到这样一个情形，至少，在我所接触到的有关藏族的作家作品的评说中，对民间文化影响的忽略应该说是一种广泛的存在。好像我们的知识之树越壮大，学科的分支越来越多，民间文化资源的开掘、整理与严格的文学批评之间的鸿沟就越发巨大。两个学科的研究人员可能就工作生活在同一个机构，但在学问上完全可能老死不相往来。而创作实践中的我们，或者是我自己，却不能依据学科的分野来规划自己所创造的那个世界的疆界。我们可能就在这些学科之间的边疆地带获得很好的成长。

    回到《尘埃落定》这部小说，在塑造傻子少爷这个形象时，我并没有很理性地告诉自己，为了一个生动的故事，为了一个能够超越一般历史真实与生活真实层面的故事，我需要一个既能置身一切进程之中，同时又能随时随地超然物外的这样一个人物。但当写作开始，小说的意义空间与情感空间逐渐敞开，我意识到了这样一种需要。这时，我想到了多年以前在短篇小说中描绘过的那个民间的智者阿古顿巴，慈厚而又聪明的阿古顿巴，面目庸常而身上时时有灵光闪现的阿古顿巴。在他一系列的故事中，他从来没有复杂的计谋和深奧的盘算，他用聪明人最始料不及的简单破解一切复杂的机关。

    于是，我大致找到了塑造傻子少爷的方法，那就是与老百姓塑造阿古顿巴这个民间智者一样的大致方法。

    我说大致，是我自信自己完全不必照搬这个模式，而应该有所创造与发展。

    我的傻子少爷大部分时候随波逐流，生活在习俗与历史的巨大惯性中间，他只是偶尔灵光闪现，从最简单的地方提出最本质最致命的问题。因为人们习惯于复杂的思考，而在那些最简单的地方，却从未有人发言，所以，他的那些话便几乎成为了真理。是的，情形就是这样。所以，我知道民间文化的精华是怎样被忽视，被遗忘的。而我生于民间，长于民间，知道在藏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强大的官方话语、宗教话语并没有淹没一切。在这里，我必须说，不是我开掘了这个宝库，而是命运给了我这个无比丰厚的馈赠。

    至于说，从一个古老民间传说的人物到一个现代小说中的人物，在这个奇妙的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流变，怎样幻化，又怎样重新定型，这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我相信在文学史上也应该存在着与之类似的现象，也有很多批评家进行过多方专门的探讨，并且希望这种有益的探讨能够继续下去。

    《尘埃落定》引人注目，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是因为傻子这个特别的形象，除此之外，这本小说的文体，准确地说，它讲述故事的方式也引起了较多的关注。我在文体上的成功，许多眼界开阔的批评家都正确而敏锐地指出了写作者从世界各国的书面文学中所受到的影响，也指出了我有此前的诗歌写作中所受到的比较纯粹的语言训练。但是，这种文体创造中所受到的民间文化的影响同样被忽略了。

    这种忽略不是一种公正的现象。这不是对我的不公正，我从这本书中得到的好评与奖励与市场回报，早已超出了我的预期。这种不公正是对民间文化的不公正。所以，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来说明这种渊源。这种说明，既是对一种文体的来源作一个补充说明，也是对哺育我成长的母族文化表达深切的谢意。

    在藏族普通百姓的生活中，书面文学的影响是极其微弱的，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书面文学深藏于寺院红墙之中，作为宗教传播的一种手段，被人为地神秘化了，远远地脱离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于是，一切需要传承的集体记忆，比如部族的历史，村落的历史，家族的历史，只是永不休止地在口头传递。一个少年，坐在冬曰温暖的火塘旁出神地龄听。

    我在一首叫做《庞大家庭》的诗歌中对此情景有过描绘：

    祖父的额头日渐光滑明亮和祖母的手臂一样，和紫檀木雕成的一样，回声犹如黄铜家人团聚的日子，在中央多皱纹的父母承上启下传递奶罐、茶、辣椒、盐：盐闪烁像奉在门楣的白色石英我的同辈，兄弟姊妹这个说，饼，那个说，奶每一张脸都彼此相似，都像树上被晒出紫红的果实悬在空中是很长的时间很宽的空间现在，听哪，茶在大家庭的血脉中声音细软，酒在大家庭的血脉中声音粗放，血脉贯通，同一种血抵达一张张坚定固执的脸，声如铜缶。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个少年终于老去。

    于是，在自己高大坚固的家屋里，在火塘旁，他又向这个家族新一代的少年人传递这些故事。每一个人都在传递，更重要的是，头传说一个最重要的特性就是，每一个人在传递这个文本的时候，都会进行一些有意无意的加工。增加一个细节，修改一句对话，特别是其中一些近乎奇迹的东西，被不断地放大。最后，现实的面目一点点地模糊，因为众多的奇迹，传说一天比一天具有更多浪漫的美感，更加具有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于是，历史变成了传奇。

    是的，民间传说总是更多诉诸情感而不是理性。有了这些传说作为依托，我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不必刻意区分哪些是曾经真实的存在，哪些地方留下了超越现实的传奇飘逸的影子。在我的小说中，只有不可能的情感，而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于是，我在写作这个故事的时候，便获得了空前的自由。我知道，很多作家同行会因为所谓的“真实”这个文学命题的不断困扰，而在写作过程中感到举步维艰，感到想象力的束缚。我也曾经受到过同样的困扰，是民间传说那种在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之间自由穿越的方式，给了我启发，给了我自由，给了我无限的表达空间。

    今天，我所以在这里从人物形象与文体两个方面指出《尘埃落定》所受到的民间文化的影响，是因为这种影响被长久地忽略了。但是，我又特别担心，会有人觉得有了民间文化便有了一切，然后，又把我这一番话当成对书面文学影响的变相否认。所以，我必须说，这部小说的成功，还有很多方面的因素。比如我在地方史、宗教史方面积累的知识，比如能通过汉语言从各国优秀文学中吸取的丰厚的营养，比如，我把我的故乡放在世界文化这个大格局和整个人类历史规律中进行的考量与思想。一本书的完成，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片面地夸大某个方面，将其视为决定性的因素，都不是一个科学的考量方法。

    最后我想说的是，汉语言文学自有其深厚的幻想传统，但是，自从有了源自苏联的文学观念以后，我们好像忘记了自己产生过《搜神记》、《西游记》和《聊斋志异》这样一个优美自由的文学传统。当中国的汉语作家开始有意无意地接续上这个传统时，我们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只从外国去寻找其遗传来源。

    《民间传统帮主我们复活想象》

    在我看来，这些口传文学的方式可以给从事书面文学创作的人一些更直接更有力的启示。这种启示是方法的启示，而不是仅仅将其作为一个庞大的素材库，一个巨大的故事与题材资源。

    当我们立足在汉语言文学中来讨论作家的想象力和这种想象力在构建文学世界时的积极作用时，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危险的话题。在中国文学中，至少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文学批评中关于想象和想象力源泉的分析便消失了。在接下来的差不多整整半个世纪里，批评界的视野里没有想象的位置，更为奇怪的是，真正的自由想象也随即从诗歌、从小说、从戏剧，甚至别的艺术形式中消失了。

    直到80年代后期，想象力才在汉语言文学创作中日渐复苏。

    我之所以特别关注中国80年代后期的汉语言文学创作，是因为那是我在尝试过一段时间的写作后，开始有能力思考一些文学问题的时期。其中，如何在文学中重建想象，也是我思考较多的一个问题。那时，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写作者，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怀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关注着中国汉语言文学中一些特别新鲜的、富有更多创造性的因素的出现。

    我想，我可以算是一个敏锐的旁观者，我觉察到了正在复苏的想象对将来创作的意义。在那样一个时期里，我除了关注着中国作家的表现，也特别有兴趣观察汉语文学批评界的表现。毋庸置疑，当时的批评界也从那些新锐作家崭新的作品中看到了中国文学中想象力在积蓄许久之后的爆发。可惜的是，批评界把这种想象力爆发的意义过分低估了。这种低估的具体表现就是，所有一切具有超现实意味的想象，都被很轻巧地梳理成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或另外的什么主义与流派的流风所致的结果。在这样一种估价中，外国作家被无原则抬高，与此同时，中国作家的创造性也无原则地被贬低了许多。而在此前，在我们这一代作家未曾经历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文学理论模式成了评价中国一切创作活动与实绩的标准。如果说那时的文学批评界是迫于政治意识的环境险恶而只能发出这样整齐划一的声音的话，在我们成长的这一阶段，各种思想禁锢正在被打破，不同的人在不同方向对各种陈规陋习、各种僵死的教条发起有力冲击。就是在这样一种情景下，中国文学恢复文学本身应有的面目的努力，却都被批评界看成了西方文学各种流派在中国的种种遥远回响。

    我不想在此拉出一个在创作中以不同形式爆发出超凡想象力而其意义被低估的作者的名单。因为这些作家中的大多数，至今还以一种较为理想的状态活跃在中国文坛上。但我不得不说，中国作家中的相当一部分对批评有太强的认同感，这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独创性，也就是作家个性的健康发展，甚至把可能使这个作家别具一格的想象力轻易便杀死在萌芽状态之中了。我也不想在这里说，一些作家本身在认识自己的时候，也落入了批评的窠臼，在一些稍带理论性的总结中，大谈自己与一些外国作家或者是流派的渊源。于是，作家本人的创造被淹没了，作家背后那个浩大文化的潜在影响被不负责任地忽略了。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种识见的笼罩之下，更多的通过想象的尽情挥洒来对庸常现状进行超越的可能性也被抹杀了。

    因为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所以，我们十分骄傲自己与西方的某些文化现象有了某种深浅不一的联系。而且，我们特别急切地愿意把这种联系的意义无限放大，最后放大到这种联系成为了唯一的意义，并用这种放大的意义遮蔽了—些更有意义的，至少是更有潜在价值的创造。

    我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始进行文学创作的：想象在我脑海里生长，但是想象的出现被当成一个作家进行技术性学习的结果，而不是被看成作家某种意识与心灵的苏醒，更不被看成文学从被动的对现实的摹写进展到了渴望着要自动建立一个自足的完整世界。想象的天空一旦被单调的理论遮蔽，本来可以进入阳光地带的想象构建，又成了黑暗中的摸索。在中国更重要的一个现实还是，一个创作中的人，首先遭逢的不是批评家——在中国文坛，一上来便能遭逢到批评家文字的作家，如果不是最最成功的作家，那也是非常幸运的作家——更多的摸索于黑暗而蒙昧的文字世界当中的人，要遭逢的是另一群人，各种各样的文学编辑。这群人对文学更加没有主张，更加语焉不详。有时，这样一个盲目的人群可以让人对文学感到深深的绝望。但我所以能够坚持下来，不是日夜向往进入不断增加着名人牌位的文化庙堂，而是因为背后还有一个伟大而且宽广的民间。在民间那正在失去活力的文化传统中，有着非常优秀也非常顽强的表现方式与记忆方式。在我看来，这些传文学的方式可以给从事书面文学创作的人一些更直接更有力的启示。这种启示是方法的启示，而不是仅仅将其作为一个庞大的素材库，一个巨大的故事与题材资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文学界说到民间的时候，其真实的意义往往指向后者。

    当然，在我们讨论民间的口头文化怎样成为书面文学的资源时，它作为一个庞大的故事来源、一个素材库存的意义肯定是存在的，但同时，我更想强调其在方法上给我们的启示，也就是民间文学处理题材或讲述故事的方式。在这方面，也许，汉语言文学中的西藏文学或者西藏题材的文学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知道，真正当代意义上的西藏文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马原、扎西达娃等作家通过他们的创作实绩所建立起来的。他们的成功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整个中国文学的格局中，这些人前所未有地放纵了自己的想象，而且通过大胆而有些恣意纵情的叙述，获得了一种表达的自由。这种现象很快便引人瞩目，也很快被批评界与作家们自己同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联系起来，而且，外来的文化影响被当成了这一文学现象的唯—精神来源，造成了其内在价值未被全面开掘与认知的局面。在拉萨、在西藏那样一个特别的环境中，其他因素对作家或明或暗的影响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局面。

    那也正是我从诗歌习作转向小说创作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里，我相信，民间的，或者说藏语文学传统应该有很多东西会提供给我们一些非常新鲜切实的经验。所以有这样一种认识，并不仅仅基于一种理性的思考，而是因为少年时代十多年乡村生活的浸染。我出生于一个藏人聚居的偏僻山村。在那样—个山村里，除了一所教授着汉文的乡村小学，不存在任何书面形式的文化。但在那个时期，口头的文学却四处流传。现在想来，那种情形是多么的激动人心啊！每一个能够讲述的人都在传递故事，而每一个传递故事的人都在对头流传的不固定的文本进行加工与修改。这些故事有关于家族的历史，村落的历史，部族的历史，但每一个讲述者，都依据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好恶，自己的想象，随时随地改造着这些故事。文本变动不拘，想象蓬勃生长。

    在创造欲望的鼓涌下，在想象之翼的扇动下，在这些口头文学文本中，现实与梦想，事实与虚构，时间与空间，人界与神界之间的界限被轻易突破了。在那些具有浓郁的超现实色彩的故事中，历史本身成了一种遥远的回声，在那幅被自由的想象涂抹得艳丽无比的图画中，现实本身，只剩下一点隐约的背影。大家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从历史事实中生长起来的，但如果谁想借此在这些故事中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最终会发现自己的努力是多么的徒劳无益。

    而这些伟大传说故事中的一个就是《格萨尔王传》。世界著名的法国藏学家石泰安（Stein）先生在二次大战硝烟刚刚散尽的时候，来到中国，来到中国的西部藏族地区，便被这部史诗深深吸引，并从此开展了系统捜集与研究这部浩大史诗的工作。他说：“一个多世纪前，大家就已经知道高地亚洲有一部史诗或传说性的长诗，其主角英雄叫做格萨尔，他于其中始终是一个叫做岭的地区的王。无论现在所知的多种文本如何千差万别，这个故事的基本轮廓到处都是一样的。”

    这个故事在整个藏区到处都有人讲述，大致是这样的：

    故事开始的时候，在岭王国和大地上一切地方，一切都开始堕落与恶化，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这种局面。一位老者从天神处得到了派其三个儿子中的一个入主人间的许诺。天神的儿子降生人间时形貌丑陋，并从出生那天便成为其伯父迫害的对象，因为这个想独霸王国统治权的人感到了危险。但这孩子因为有神力的庇护，而成功逃脱了其伯父的种种阴谋伎俩。结果，这个孩子与其母亲一道被流放。就是在这种处境中，他镇伏四处为害人民的各种妖魔，因而在流放地区被拥戴为王。同时，他还爱上了他的伯父也在一直追求的一个叫珠牡的美丽姑娘。最后，他和伯父约定，以赛马来决定谁该成为岭国真正的王，胜者获得王位、美人珠牡还有先祖积聚的财富。赛马的结果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那丑陋的孩子在神灵的庇护与神马的帮助下，大获全胜，登上了王位，娶珠牡为妻。不仅如此，他还容貌大变，有了光辉照人的男子汉的仪表。

    从此以后，格萨尔作为一个扩张中的帝国的王，其一生扩展疆土与征服敌人的事业，在说唱艺人们吟唱的漫长诗章中，都被表述为对形形色色的妖魔的征服。一般而言，这样一个基本的故事是由六到八部史诗构成的。但在西藏的不同地区，不同的演唱艺人那里，这个故事主千上又衍生出了繁多的枝蔓，这些枝蔓构成了生动的单独的文本。据权威的专业研究机构的广泛捜集与统计，在整个西藏及邻近地区，由不同的艺人演唱、在不同地区流传、由整个故事衍生出的这些单独文本已经达到了120余部。总的叙事诗行达到200余万行之巨。据我的经验，这还不是一个最终的数字。法国藏学家石泰安先生在他的《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一书中正确地指出：“没有任何成文文本，也没有任何传文本能包括完整的全部故事。就我们现在得到的该故事的情况而言，它仍是以一种充满生命的和变化不定的形式出现的。”

    当然，今天，这个世界已经在短短几十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口传文学因为文字强劲的普及而开始湮灭与固化。今后的人们将不再能接触到曾经生气蓬勃与流动不拘的头文本了。但是，口头文学中那种对想象的恣意的放纵是不应该被忘记的。特别在是当今，文学让肤浅的现实感紧紧束缚住了想象，也束缚住了思想的时候，民间文学中那种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在当下情景与想象世界之间随意跨越的自由精神应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可惜的是，中国文学批评界与创作者的确有意无意漠视了这个传统。这固然与构成汉语文学的创作主体的汉族作家的背景文化中，民间传文学传统不够强大有关，但在今天，汉语言文学已经有了更多不同语言与文化的中国人的加入。在当下的语境中，这样一批有着不同语言与文化背景的中国人，亦即所谓“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往往被看成一种政策体现，一种文化装饰与点缀，直到今天，恐怕还没有人真正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看这些所谓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除了为汉语言文学提供了一些新的题材样本之外，还增加了什么新鲜的东西。比如，这样一些异族人写成的汉语言文学作品，是怎样从自己的文化出发开辟了汉语言文学新的语感，新的想象空间，并找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表达这些想象的更自如，更诗意，当然也是更为文学化的方法。

    一个人所以要成为一个作家，绝非仅仅要对现实作一种简单的模仿，而是要依据恢弘的想象，在心灵空间中用文字建构起另外一个世界。而建构这个具有超现实意味的世界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便是能通过这种建构来探索生活与命运的另外的可能性。因为任何一个人在内心深处，绝不会甘于生活安排给我们当下的这个唯一的现实。也许，生活越庸常，人通过诗意表达，通过自由想象来超越生活的愿望会越强烈。

    早在具有清醒的文学意识，并写出《尘埃落定》之前，我就像很多同胞一样，清楚地知道那些人人都参与创造与传递的神话、史诗以及有着淡淡历史影子的充满神迹的当地传说，知道对在艰难而庸常的生活中的人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当我在文学道路上循着习见，直到在由别人规定的道路上跋涉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这样对现实进行简单摹写，却又希望在这种摹写中体现出深刻思想的写作方法与我所熟悉的并为之迷醉的方式越来越远了。我所希望的文学那激动人心的宗教般的力量正在消失。

    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的支配下，在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的时候，我重新游历故土数万平方公里的大地，重温少年时代的记忆，重新把眼光转向了民间。其实，这时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化之一便是那个创造了众多动人传说与神话的富于诗意的民间正在消失，以文字作为固定表现形式的另—种规范正在建立。尽管如此，擅长诗意表达的民间余韵犹存，使我可以带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去重温那个诗意，惜别那个时时有灵光闪耀的民间。那时的我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至少我已经通过强大周密的汉语接触到很多汉语言传统之内的与之外的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文学各种流派中都可以看到的超现实的表达方式，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并且提醒我将其与西藏民间的口传文学中的许多因子相互映照，而且十分理性地发现了它们的价值。直到今天，我都不十分明白，因而特别想就教于中国批评界的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构成中国各族文化的丰富民间文化正在对汉语言文学发生怎样的影响，如果限于教育，限于批评界习惯的狭窄视野，还算是情有可原的话，但那么多人对西方文学与理论趋之若鹜，为何讨论起中国作家富于想象力的创造时，总是那么简单地拿一部《百年孤独》作为万能的独门兵器，用其概括一切，从而差不多是无知而又粗暴地遮蔽了真正具有创造力的灵光闪耀！即便只在西方的书面文学中进行梳理，还有多少超现实技法在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中的成功运用并成就了多少作家。而一些富有创造力的作家，他们的才情是如此的千差万别，怎么会全部不约而同涌向美洲全部拜倒在马尔克斯并不宽大的门廊之下。马尔克斯伟大吗？伟大。但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伟大的作家，很多想象力像他—样汪洋恣肆的作家，如果在我心中的名人堂里排一个座次，有好些作家的位置会排在他的前面。

    即便是马尔克斯本人，其实也没有认同过加诸他身上的魔幻现实主义这样一个标签。针对这种说法，他认为，所谓现实，对每一个人来说是不一样的，这个抽象的字面上的“现实”，当你用感性的方式去把握和用理性的方式去框定时，会是完全不同的面貌。

    他给自己所在的那个大陆的作家们取了一个名字：西班牙美洲的小说象。他说，这些作家的任务就是把在欧洲西班牙文学中被遗忘的古代西班牙文学传统恢复起来。他写道：“在西班牙，长期以来，人们就在写那种缺少想象力和表现力、几乎为社会见证服务的小说。”他还说，“在中世纪富有想象力的神志错乱中产生的骑士小说作者成功创造了一个什么都可能办到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故事的价值。”（以上引语出自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百年的孤独——马尔克斯谈创作》）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那便是故事的价值。这在中国同样是为批评界与创作界都很少进行正面讨论的重大问题。不讨论故事，不讨论故事在小说中怎样自洽与圆满，想象对文学建构的特别重大的意义自然就很难显现出来。其实，我们的汉语言文学也有深厚的传奇与幻想的传统，但在近代，这种传统却很奇怪地一下子萎缩了，萎缩到今天我们的想象力开始复活的时候，要劳我们的批评家去遥远的拉美去寻找遗传密码。

    我在写作《尘埃落定》的时候，就曾认真思考过，如果要表达一段历史，将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方式讲述故事，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知道我将逃脱那时中国文坛上关于历史题材小说，家族小说，或者说是所谓“史诗”小说的规范。我将在这僵死的规范之外拓展一片全新的世界，去追寻我自己的叙事与抒发上的成功。就事实而言，《尘埃落定》确实取得了成功。也许，这样的成功放在别一种语言的环境里是不足为奇的，但这部写作于1984年，面世于1987年的小说，出现在当时的汉语的文学语境中，的确是—个异数，一个奇迹。

    好在奇迹至少不会使我自己感到吃惊，因为滋养我成长的就是一种曾经非常相信奇迹的文化，这种文化从小就向我传达了很多创造奇迹，并讲述这些奇迹，使这些奇迹经过讲述之后仍然是奇迹的自由方法。这个方法不是什么独门秘籍，而是不为当下的生活现实所约束的丰沛情感与自由心灵，有了这两者，我们的想象便可以轻易跨越很多被习见规定了不能跨越的界限。只要我们不人为地在心灵世界中自建壁垒，这种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的界限，在想象世界中是不应该存在的。如果自己心中没有这样的魔障，那又何来跨越的困难。现实就是现实，想象就是想象，非现实或超现实的想象是我们内心愿望的一种挣脱束缚后的自由表达。从古到今，无论是那些湮灭于民间的众多才华出众的诗人，还是今天我们这样在任何一件作品中都要郑重写上自己名字的作家，想象都是上天赐予的一种特别的才华，我们都会为这种才华的充分施展而心醉神迷，而不需要别人来贴上种种标签，特别是用“魔幻”来修饰“现实”这样一个别扭的偏正词组来作一切想象力超常的作品的标签。

    《汉语：多元文化共建的公共语言》

    是的，我们巳经加入了汉语这个大家庭，同时，我们又有着一个日渐退隐的母语的故土，在不同的语言间穿行的奇异经验，正是全球化与被全球化过程中，一种特别的经验。这种经验使我们有幸为汉语这个公共语言的大厦添砖加瓦。

    这个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华文化，我愿意从汉语言这样一个角度来尝试着接近一下这个主题。我不是语言学家，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角度，当然是因为我作为作家与出版人的身份，更因为我作为一个母语并不是汉语，却主要靠汉语交流，并完全靠汉语谋生与发展的中国通称为“少数民族”这个复杂构成中—个简单的分子，一个以汉语写作的藏族人。以这样一个身份来谈汉语，可能是一件有点意思的事情。

    其实，对汉语言来说，全球化，准确地说是被全球化的过程，至少在20世纪初叶白话文运动起就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汉语在全球化或者说被全球化的过程中，面临发展的空前机遇与巨大压力已经差不多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在这个漫长过程缓缓展开的大部分时间里，全球化这个概念还没有提出，理论界也没有人敏锐地注意到这个过程实际上的展开，因而用相类于全球化这样的概念对这一问题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前些天我在书柜中，翻出一本专门探讨用汉语翻译各种外国语的翻译论文集。书的扉页上还写着这本书的购书日期——1985年。我很奇怪，那时，自己在偏僻的藏区工作，通过不断自学，水平刚刚能够比较自如地完成本职工作，尚有余力时开始尝试用汉语写作小说。而一个习作者为什么就会关注不同语言的翻译问题呢？答案只有一个：在那时的语环境中，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经历着今天社会比较高层的人们在纽约、在巴黎、在北京和上海一样在不同语言中随意穿行的生活。如果说，在纽约，在巴黎这样的生活，是中国一代精英分子努力追求的结果，而当年，非常强势的汉语降临到偏僻之地讲藏语的蒙昧人群头上的时候，却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还在川西北一个偏僻的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里生活成长的时候，汉语对我的“全球化”就已经开始了。

    我们讲汉语的时候，是聆听，是学习，汉语所代表的是文件，是报纸，是课本，是电视，是城镇，是官方，是科学，是一切新奇而强大的东西；而藏语里头的那些东西，都是与生倶来的，是宗教，是游牧，是农耕，是老百姓，是家长里短，是民间传说，是回忆，是情感。就是这种语言景观本身，在客观上形成了现代与原始、官方与民间、科学与迷信、进步与停滞的鲜明对照。在这样两种不同的语言间不间断地穿越，我对不同语言的感觉，就绝对不是发音不同与句式不同那么简单，而是发现，可能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基本立场——对世界与人生认知或者拒绝认知，带着对传统的批判探寻的理性或者是怀着自足的情感沉湎在旧知识体系的怀抱——都是由所操的语言所决定的。

    但在今天在这里，我谈到这个问题，却是想讨论有着这样语言经验的人，注意到一个很多人都感受到但并未得到充分讨论的语言现实。这个现实就是，汉语这个伟大的语言，在全球化和被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其表现能力一直处于迅速的扩展当中。

    在这里，我还要先对本文中使用的“全球化”这个概念进行一下界定。

    全球化在这里是指汉语向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内，在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的扩张（也包括汉语普通话在汉语方言区的扩张），在这种不断的扩张中，不断有像我这样的过去操别种语言的人加入，这种加入也带来了各不相同的少数民族文化对世界的感受，在汉语中找到了合适的表达方式，而这些方式与感受在过去的汉语中是不存在的，所以，这种扩张带来了扩大汉语感性丰富的可能。

    被全球化，则是指大量的外国语作品被翻译成汉语。大量外国语典籍被翻译成汉语这个过程，并不仅仅如一般人认为的那样，传播了新的知识与观念，就是这些译文本身，也帮助汉语这个古老语种获得新的表达能力，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现代汉语呈现在今天的这种面貌。这种语言移植，本是一个曾经辉煌的帝国衰落到不堪一击的时候，痛定思痛，被迫以一个后发国家的姿态，引入“德先生”和“赛先生”所代表的先进思想意识，以文化上的主动被殖民，来摆脱政治经济军事上惨遭殖民的处境的尝试，这种尝试引起的结果非常复杂，但就汉语言本身来说，却导致了一个积极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一个古老语种完成了一个民族进入现代社会所必需的现代化重建。

    在我的感觉中，这种语言现实常常是被忽视的。而且，在有关现代汉语的批评中，“欧化”、“翻译腔”经常被垢病。作为一个用语言谋生的人，我自然也认为过度的“欧化”，过度的“翻译腔”是没有必要的。但我不能设想，如果没有这些通过翻译建立起来的白话文的表达方式与系统，我们只以传统文言与当代老百姓口语的表达为资源进行整合，能不能充分地表达这个社会所需要表达的一切东西。即便是缩小范围，只讨论我的本行文学，在我看来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我们对语言有着强烈依赖与需求的领域远远不像文学这么不直接关乎于国计民生的痛痒，无论是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表达，都难以想象。用乡下人的朴素语言加上几个新名词，肯定不能表达量子力学与生物学，仅仅靠儒家经典的概念与推演方式也不能表达需要更多理性指引的哲学与科学，甚至一份应用性很强的商业合作或计划书都无法完成。再说今天的民间口语中，也不能说没有受到来自书面与媒体轰炸中的那种更有逻辑层次，更具思辨风格，更能揭示事物本质，因此也更为理性准确的翻译体语言的影响。翻译语言对现代汉语的影响绝非是输入了“坦克”和“沙发”、“秀”与“酷”这些新词那么简单。这种语言，少一点长处，就是诗性与玄学意义上美感，同时，翻译体语言可能有时候还有滞涩之感，比之于街头巷尾的语，可能少一点铿镞顺溜的音韵之美。但过于顺溜的汉语，不管是在书面还是在口头，不免给人一种不着边际、不关注意义的油滑之感。

    过去，我们从政治出发来讨论语言，今天，很多人以爱国爱民族的名义来讨论语言，这样的方法，看上去很正义，却有着用民族文化情绪遮蔽客观现实的巨大危险。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汉语在被迫全球化过程中，翻译体的语言对汉语重建所作出的贡献就这样非常轻易地被遮蔽了。更准确地说，汉语被全球化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只重视引进的思想观念与新知，但使引进和传播得以实现的语言本身却被忘记了。更不要说，引进与传播过程所致的汉语功能的扩张与表达能力的提高这样一个事实也在有意无意之间被忽略了。在语言领域中，所谓的中国化被无条件推崇，所谓的欧化又被无理性地贬斥，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事实。

    没有人会否认，中国百余年的现代化史，新思想、新知识、新制度引进的尝试一直没有停止过。但语言这个载入媒介在这样一个伟大进程中的作用被大大忽略，在这个进程中，语言这个载入工具本身也不断被新表达方式所丰富，载入工具本身的功能因此日益周密强大的事实也就被奇怪地忽略了。

    既然给整个中国、整个中国文化带来如此巨大变化的语言现代化过程都可以被轻易地忽略，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强势的汉语在中国边疆地带少数民族地区的推广普及，即汉语在国家版图上向内对少数民族各语种的“全球化”进程中所呈现的语言事实，好像完全发生在学界的视野之外，就是一个不值得奇怪的事实了。

    也许，这是我们国家数十年如一曰所推行的少数民族政策使然。这个政策实施的事实依据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国的少数民族程度不同地处于一种落后的弱势地位上，一个以相对先进与绝对强大的汉民族为主体的国家，要建成一个团结统一的多民族集合体，就要对这些弱势与落后的民族，进行各种支持与帮助。而这种政策，的确带来了中国边疆地带少数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个方面的巨大进步。仅就藏族地区而言，藏传佛教各教派以政教合一的方式统治青藏高原的时间竟长达一千多年！我在国外的不同的论坛上多次讲过，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除了青藏高原之外，历史老人从来就没有耐心给任何一个权力集团如此漫长的时间去治理一个地区，去统御一个民族，而且还容忍其如此无所作为。所以，在19世纪和20世纪，无数次变革的机遇与挑战出现时，整个青藏高原还沉浸在中世纪死气沉沉的梦魇中间。

    而整个西藏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如何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这一事实过于宏大也过于复杂，显然不在今天的题旨之内。前面说过，作为一个写作者与出版人，我的关注点始终是语言，是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在这种相互影响下，一些语言获得生机，表达出新的思想与新的感受，而一些语言对日常生活的覆盖面日渐缩小，更有甚者，则走向衰微或消亡。那些衰微中的语言，消亡中的语言，在自己的命运夕阳衔山般走向尽头的时候，却可能把这种语言中所包含的丰富的也是别样的文化感受转移出一部分，被新扩张过来的强势语言所吸收。我想这样的事实，在像英语这样强势语言的扩张过程中，已经普遍发生过了。

    我要着重指出的是，这样的事实也同样呈现在中国的语言现实之中。但这样一个事实，因为一些中国人特殊的微妙心理，也被有意无意忽略，似乎永远也不会作为一个课题被提出，并进入学理层面的讨论。

    这种微妙心理的养成，跟我们一切问题都可以泛政治化的习惯思维有关。特别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好像政策的界之外才是学理的疆域。而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又往往构成国家政策中最为敏感的部分，因此这个领域中很多可以用学理澄清与解释的问题都缺少清晰的学术梳理与言说，这样反而不必要地增加了一些问题的敏感性。有些时候，有些境况中，学术可能是最好的脱敏剂。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统一的国家政体当然是导致官方语言、主体民族语言强势扩张的主要原因，这样的事实，我想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概莫能外，但这仅仅是唯一的原因吗？在西方语境中，中国的语言问题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被解读的。如果是这元与清，以及其他一些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政权最终都放弃本族语文而不约而同以汉语作为官方语言的事实，就不能得到合理解释。而在今天，如果没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重新焕发生机的汉语文，恢复了对新事物、新知识、新的思想方法的表达能力，并把这种能力与口头语言进行最大限度的对接，单靠政策性的支持，要在四面八方如此迅速地扩张也是难以想象的。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中国的很多少数民族有语言没有文字，另一些民族虽然有文字，但这些文字本身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革，这样就日益与现实生活脱节。典雅，同时封闭；丰厚，同时失语。很不幸，我自己的本族文字就面临这样一种状况。她那么专注于宗教神秘奥义的发掘与思辨，那么华丽繁复庄严地高高在上，却缺少对人生与鲜活世态的关注与表现，在日渐退守的过程中，她又变得十分敏感，而使人遗憾的是，这种敏感，不是对变化，而是对自尊。这样，汉语这样一种在表达上几乎无所不能的语言的长驱直入，完全就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了。

    我自己只是对这样的事实有一个普通人的基本感受，而没有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系统的完备的教育，更没有语言学方面最基本的训练，因而也没有能力来讨论这样一个学术问题。所以，我选择的是一个公认为最不需要学术训练的行当：写作。是写作使我看到了这样一些语言领域中发生过的或正在发生的事情。前面说过的一大堆话，好像也在趋炎附势为汉语张目。那么，接下来，我也想提请大家注意到这样一个正在发生，而在将来必然会表现得更加充分的事实，就是汉语在扩张过程中，吸收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异族人，加入汉语表达者的群体中来。这些少数民族的加入者，与汉族相比，永远是一个少数，但从绝对数字上讲，也是千万级以上的数字，放在全球来看，这是好多个国家的人口数。当这些人群加入汉语表达者的行列中来的时候，汉语与汉民族就不再是一个等同的概念了。这些异族人，通过接受以汉语为主的教育，接受汉语，使用汉语，会与汉民族本族人作为汉语使用者与表达者有微炒的区别。汉族人使用汉语时，与其文化感受是完全同步的。而一个异族人，无论在语言技术层面上有多么成熟，在文化感受上是有一些差异存在的。

    语言是经过教育与交际后天习得，而不同族别的文化感受却要依靠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与丰富。这样，在这些操汉语的异族者，特别是一些像我这样几乎靠语言谋生与发展的人那里，就会出现所用语言与文化感受并不完全同步的状况。汉族人写下月亮两个字，就受到很多的文化暗示，嫦娥啊，李白啊，苏东坡啊，而我写下月亮两个字，就没有这种暗示，只有来自自然界的这个事物本身的印象，而且只与青藏高原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天文景观相联系，我在天安门上看到月亮升起来了，心里却还是那轮升起于某座以本族神话中男神或女神命名的皎洁雪峰旁升起的那轮从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看上去都大、都亮、都安详而空虚的月亮。如果汉语的月亮是思念与寂寞，藏语里的月亮则是圆满与安详。我如果能把这种感受很好地用汉语表达出来，然后，这东西在懂汉语的人群中传播，一部分人因此接受我这种描绘，那么，我可以说，作为一个写作者已经成功地把一种非汉语的感受融入了汉语。这种异质文化的东西，日积月累，也就成为汉语的一种审美经验，被复制，被传播。这样，在悄无声息之中，汉语的感受功能，汉语经验性的表达就得到了扩展。

    我之所以说这样的过程才刚刚开始，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大面积出现能熟练把握自如操汉语的人群的时间并不太久，这个群体虽然都有较强的民族自尊心，但真正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人还不太多，但这样的人的确已经开始群体性地出现。在我比较熟悉的少数民族作家群体中，好多人在汉语能力方面越来越娴熟的同时，也越来越具有本民族的文化自觉，就是这些人，将对汉语感受能力与审美经验的扩张，作出他们越来越多的贡献。相信有朝一曰，为汉语这个强大语言作出建设性贡献的名单中，将越来越多出现非汉族人的名字。那时的汉语，将成为一种更具有公共性的语言。

    我曾受邀到一个国际性的比较文学会议上发表演讲，那时，我就谈到了这种经验，从童年时代起，一个藏族人注定就要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

    在就读的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再到更高等的学校，我们学习汉语，使用汉语。回到日常生活中，又依然用藏语交流，表达我们看到的一切和这一切所引起的全部感受。在我成长的年代，如果一个藏语乡村背景的年轻人，最后一次走出学校大门时，已经能够纯熟地用汉语会话和书写，那就意味着，他有可能脱离艰苦而蒙味的农人生活。我们这一代的藏族知识分子大多是这样，可以用汉语会话与书写，但母语藏语，却像童年时代一样，依然是一种头语言。汉语是统领着广大乡野的城镇的语言，藏语的乡野就汇集在这些讲着官方语言的城镇的四周。每当我走出狭小的城镇，进入广大的乡野，就会感到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流浪，看到两种语言笼罩下呈现出不同的心灵景观。我想，这肯定是一种奇异的经验。我想，世界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经历这种体验。

    是的，我们已经加入了汉语这个大家庭，同时，我们又有着一个日渐退隐的母语的故土，在不同的语言间穿行的奇异经验，正是全球化与被全球化过程中一种特别的经验。这种经验使我们有幸为汉语这个公共语言的大厦添砖加瓦。上古的时候，人类受到神的诅咒，而使用不能互通的各种语言，因此没能建造起想象中的通天之塔，而今天，全球化也使语言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我们在化别人同时也被别人所化。这个过程提供的可能性中有一种是十分美好的，那就是用不同的文化来共建一种美好的公共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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