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诗人班章生（Ben Johnson）有一篇脍炙人口的短诗《情歌》（Drink to Me Only with Thine Eyes），它是无论那一种的英诗选本都选入的——其实，它不过是班氏自希腊诗中译出的一个歌。还有近世的费兹基洛（Fitzgerald）译波斯诗人莪默迦亚谟的《茹贝雅忒》，在英国诗坛上留下了广大的影响，有许多的英国诗选都将它采录入集。由此可见译诗这种工作是含有多份的创作意味在内的。

    我们对于译诗者的要求，便是他将原诗的意境整体的传达出来，而不顾问枝节上的更动，“只要这种更动是为了增加效力”，我们应当给予他以充分的自由，使他的想象有回旋的余地。我们应当承认：在译诗者的手中，原诗只能算作原料，译者如其觉到有另一种原料更好似原诗的材料能将原诗的意境达出，或是译者觉得原诗的材料好虽是好，然而不合国情，本国却有一种土产，能代替着用入译文将原诗的意境更深刻的嵌入国人的想象中；在这两种情况之下，译诗者是可以应用创作者的自由的。《茹贝雅忒》的原文经人一丝不走的译出后，拿来与费兹基洛的译文比照的时候，简直成了两篇诗，便是一个好例。

    有人以为诗人是不应该译诗的，这话不对。我们只须把英国诗人的集子翻开看看，便可知道最古的如縻尔屯（Milton），最近的如罗则谛（D.G.Rossetti），他们都译了许多的诗，唯有诗人才能了解诗人，唯有诗人才能解释诗人。他不单应该译诗，并且只有他才能译诗。

    我国如今尤其需要译诗。因为自从新文化运动发生以来，只有些对于西方文学一知半解的人凭借着先锋的幌子在那里提倡自由诗，说是用韵犹如裹脚，西方的诗如今都解放成自由诗了，我们也该赶紧效法，殊不知音韵是组成诗之节奏的最重要的分子，不说西方的诗如今并未承认自由体为最高的短诗体裁，就说是承认了，我们也不可一味盲从，不运用自己的独立的判断。我国的诗所以退化到这种地步，并不是为了韵的束缚，而是为了缺乏新的感兴，新的节奏——旧体诗词便是因此木乃伊化，成了一些僵硬的或轻薄的韵文。倘如我们能将西方的真诗介绍过来，使新诗人在感兴上节奏上得到鲜颖的刺激与暗示，并且可以拿来同祖国古代诗学昌明时代的佳作参照研究，因之悟出我国旧诗中那一部分是芜蔓的，可以铲除避去，那一部分是菁华的，可以培植光大；西方的诗中又有些什么为我国的诗所不曾走过的路，值得新诗的开辟？

    从前意大利的裴特拉（Petrarca）介绍希腊的诗到本国，酿成文艺复兴；英国的索雷伯爵（Earl of Surrey）翻译罗马诗人维基尔（Virgil），始创无韵诗体（Blank Verse）。可见译诗在一国的诗学复兴之上是占着多么重要的位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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