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迷信”是老极的话题，白发苍苍到没有一点儿新的汁水。每每提到“迷信”，科学就要朝农民身上连踢三脚，那些有文化的都市人，就要朝农民脸上吐三口恶痰，仿佛农民的“迷信”已经愚顽到不可更改的田地，不可救药的境遇。“迷信”是农民愚昧、麻木集中的显现，是农民没有文化青枝绿叶的例证，加之报纸上不断出现的情况属实的因“迷信”致使人命的案例，所以说谈到农民“迷信”，许多人摇摇头就不愿再说了，这景况宛如谈到一个屡教不改的罪人。甚至还说：

    “狗改不了吃屎。”

    说起来也委实让人沮丧几分，从奴隶社会至几十年前，农民“迷信”似情可原之。然自一九四九年以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迷信”活动死灰复燃，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简直到了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步。说农民没有文化方才“迷信”，可现在农村初、高中毕业的年轻人信神信鬼的却大有人在，说农民贫穷愚昧方才“迷信”，可你到乡村走马观花一番，粗心一看，就发现“迷信”的人中有许多住楼房、装电话、看彩电的个体户。说农村医疗条件差，靠神靠鬼治病求安吧，你又能发现绝大部分“迷信”者或其亲属生病了都是脚踏两只船，一方面宁可借钱也要把病人送到医院，让病人躺在素白洁净的病床上；另一方面，既便是上房揭瓦卖了，也要买回香火金箔，虔诚地跪在神像前焚香许愿，求神给亲人以平安，求阎王、小鬼不要急于唤拉亲人，让亲人在世上多活些岁月。当然，病愈了，是医生和神鬼各有一半功劳的。

    “那东西你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这是从中国的南方农村到北方山脉村落都能听到的一句话。在我国的两广沿海地带，下海了用的是绝对现代化的机动船，甚至有的家庭以渔为业，已经用上了重要部件进口的小型舰艇；而从海上归来，回到北京正部级也不一定住上的洋楼小院里，躺在水床或竹椅上，那些有大学文凭的小姐给他端水捶背，陪他睡觉，出门时带着女秘书和保镖，坐着“豪轿”，实在不是一个一夜之间暴发起来的富户的做派，你观其在商场修炼的素养，而是很有几分西方或港商、台商的有管理经营才华的资本家的模样了，威风凛凛，精神抖擞，可你决然不会想到，就这么一个人，如果撸起他的衣服来，很有可能他腰上会系了一根红腰带。或者，他的内裤是红色。再或，经济发展了，见识提高了，他的轿车上会特意装上一个求佛（神）保佑的吉祥物。

    一次，我有幸在广州一个上星级的宾馆吃饭，请客的刚二十八岁的大专生、大款爷把他的大哥大借我使用，从那个真皮黑兜中取出来时，带出一块红绸布，上边有三个烫金的字——“保佑我”。红绸落在地上，就像一道霞光从我眼前一闪而过。看看那红绸，我笑了，他也笑了。

    问：“有用吧？”说：“为求神爷写这几个字，赐这一方红帕，我开着车跑了几百里，花了八百块。”

    这是南方。

    而到了北方，井台上的“水神”，公路急弯处的“路神”，大树上的“树神”，这些年都风调雨顺，丰收得很。

    在我的家乡，善男信女满山遍野。信神信鬼才是正常人，不信了才是怪人。每次探亲回家，都有一大批人拥进我家院落，男男女女，老老幼幼，黑压压一片在我家里坐着站着，求我到县上找县领导给个批文，同意他们在山坡上盖个庙院，免得每次敬神都跑几十里路。为了这个庙院，一个镇子上有近千口人，往乡里、县里跑几年数十趟，每家每户集资盖庙的钱都凑齐了几十个月。据说，为了盖这寺庙集资，好几家过年都舍不得吃肉的农民把猪都卖了。有一家上房的地基里，盖房时用了哪座旧庙的一块断碑，现在听说要修缮寺庙，连夜把那房角扒了，从地基角中挖出了那块青石碑（如果修公路到这房下，不消说，他决不会为公路献出房子的一角来）。人山人海都把我当成人物，以为我一出面，政府就会同意他们盖庙敬神时，我母亲站了出来。

    母亲说：“你去县上求求，这是好事。”然而，我的母亲并不信神，可她说这是好事，说村里有个下神的庙，村里人就可以少跑许多路，少掏许多钱包车带干粮到外县去下神。

    二

    我曾和我母亲有过一次对话。那次对话开启了我不解农民“迷信”之谜。夏天的夜，蚊虫嗡嗡地飞着，蛐蛐那脆白的叫声一丝丝流水样从房下和树下叮当过来。房后水渠里银亮亮的潺响，如同跳动的珠子，从这条村街一跃一跃地欢笑到那条村街。湿闷的夜里，偶尔掠过去一阵青绸薄纱似的风，在湿湿漉漉的月光里，留下了它的雾色的凉爽和惬意。我们坐在院落里，从桐树叶间漏下的大小不均却都一概呈出圆形的月光，银元一样讨着乡人的喜欢。面前放了切开的西瓜，蒲扇在母亲手里摆动，风都急速地朝我吹来。

    我说母亲：“其实你不妨也去下神烧香。”母亲说：“我压根儿不信。你爹病时，我求神磕下了成千上万的头，可你爹还是死了。”我说：“跟着信的人跑跑，至少你不孤独，身体也好些。权当是城里人的锻炼。”

    母亲说：“天天种地，还用啥儿锻炼。”

    就到了夜深，月色显得清凉而又寂寥。在村里抬起头来，安静中能听到星星消失走去那清晰又微弱的步音。山坡下渠岸上的蛙鼓，在一阵歇息之后，白色的鸽群起飞一样扑扑打打传来，月光便在那蛙鼓声中晃来晃去。就这个当儿，有一群脚步声踏着麦熟前的夜香，叽喳相议着事儿，从村外由远至近到了我家门前，又由近至远，消散分失在各条胡同。那渐渐捕捉不到了的脚步声，如同乡村婆娘和汉子一天劳累后用过挂在树枝上的汗巾，带着强烈的乡村生活气味，在我和母亲的面前荡来荡去。

    母亲说：“烧香的人回来了。”我问：“这么多吗？”母亲说：“快割麦了，还不算多哩。”我说：“这么信神！”

    母亲从凳上站了起来，淡淡地站了一下，瞟我一眼，像是问我，又如同自言自语。

    “不信神信啥？”说毕，母亲回屋铺床去了。

    一早到几十里外下神的村人都已归了，可见夜已经深了。

    三

    那一夜我想了许多。说想而不说思索，是因为对于农民“迷信”每一位曾经嘲讽和不屑一顾的都市人、文人和一切无神论者，其实都不用把问题复杂成一团乱麻，不用拿那种深邃、冷静和哲学的目光盯着至今农民的“迷信”，仿佛盯着一幅从神农架终于拍来的野人足迹的照片。不用过于地把“迷信”同愚昧和麻木纠缠起来。这种纠缠，有利于我们思考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民，也有利于我们透视三十年代的农民，然而，到了最近几十年，农民的“迷信”已经和愚昧、麻木在缓慢却是实在的脱钩。

    “不叫信神信啥儿？”这是开解近十几年来农民“迷信”的一把钥匙。

    可以回顾一下，不是一九四九年以后，而是从毛泽东的土地革命开始，破除“迷信”就已大规模地在中国农村车轮滚滚起来。而破除“迷信”运动，从来就是双足并进：强硬地破除“四旧”和尽可能地提高农村的科学文化水平。毫无疑问，要彻底破除乡村的“迷信”，最有效的是提高农民的文化。在四十岁左右以下的农民中，不能说他们有多高的文化水平，但读书念报者还是有很大的比例。可从“迷信”的农民中抽查，虽然老人居多，然识字通理者也居多。这使我们想到政府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开展扫除“迷信”运动，而几乎禁绝的只有十年左右——“文化大革命”期间。而其余时间，都是抓抓紧紧，放放松松，如同政府抓赌禁赌一样，你抓了我就从明处移往暗处，你松了我又从暗处移往窗前、门下的光亮里边。唯“文革”十年，乡村“迷信”之风，就是在偏远的山区也秋风落叶，荡然无存。为了什么？说出来浅显得不值一提，一缘因为政治；二缘，因为毛泽东取代了神的地位。家家正堂上，都挂毛泽东的巨像，出门进屋，抬头转身，就都看见了神在眼前。一旦毛泽东从正堂桌前消失了，谁来取代那个位置？

    只好“迷信”。

    中国人是离不开神的，因为中国没有宗教，人们多数没有信仰。信仰是精神的生命。人作为物质生存时，精神也必然有所依托而存在。精神生命不在时，中国人为什么骂其如“行尸走肉”？可见其对精神生命的理解，远远不比外国人浅薄，但这种道理遇到农民，人们就不这样说了，仿佛农民不需要精神生活，不需要精神依托，不需要精神生命。就时下这个社会，人人都说人人没了信仰，物欲横流，金钱至上，事实有一点出了偏差。关于金钱，它已经决然不再是物质的范畴，而更多地进入了精神领域。钱，在缺少信仰和神的人群里，已经取代了信仰和神的地位。它已经从物质，跨越障栏，成为了精神。一个人为存十万而奋斗，到了十万为了百万以至千万而奋斗，这样的一生，我们能说金钱不是他心灵的神吗？只要他的奋斗不伤害他人的利益，而又给国家或集体带来了什么，谁能指责他的生活不够充实或说三道四指出多少不是？商人把钱作为信仰，因为钱如神一样莫测而无止境和足尽。文人把留名和流芳作为信仰，因为留名和流芳莫测而无尽境的。城市居民把富足和康乐作为信仰，因为富裕和长寿是莫测和没有尽境。可是农民把什么作为信仰呢？土地在不断减少，产量是有限的一个可知的数字，莫测的是风雨旱涝，是个人又必须有信仰方可存世，他不“迷信”他信仰什么呢？把权力作为信仰，农民又是被所有权力管束的对象；把知识和流芳作为信仰，未免有些八百竹竿不过山的遥远；把金钱作为信仰，本来就穷，八百汗珠换不来一分钱，有了钱又被封闭在狭小的天地，目光短浅，知足常乐，钱存到一定时候，便不知道钱多有什么用处了，到此打住了。因此，你把农民的精神往哪儿安放呢？

    说愚昧由你说去。说麻木由你说去。

    农民也是有精神生命的，精神生命也是需要依托的。说到应该把精神依托在哪棵大树上，不要说是对农民，就是对大学的教授，谁能讲清最该依托的大树生长在哪里呢？

    四

    我无意间碰到过我邻县的采金大王，家有存款百万，给村里盖了学校，也修了庙堂，花几千元雕了一尊大理石神像敬在庙堂，让村人们前去烧香，也让自己家人前去焚箔，隔三差五，也去跪下磕头。问：你也“迷信”？答：这是信神，不是“迷信”。问：真的信吗？

    答：真信。问：神是什么样儿？

    答：话不能这样问。上帝有谁见过？问：信与不信同你生活有什么差别？答：信神心里踏实，有个慰藉，可神不是医生，这得弄清楚。问：神不能治病，信神还有啥意思？答：我说过了，信了心里踏实。上帝不是也不能给人治病，可基督教徒都信。

    那一天，我在这位采金大王家吃了肉，也喝了酒。我们成了朋友。

    五

    重要的不是农民“迷信”，是让他们“迷信”什么。钱、名、权、科学。前者我们从不提倡，后者又过分遥远，隔山相望。我们该有自己百姓的宗教。宗教也是人创立的。气功可以风靡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为什么不可以创立一种百姓宗教呢？共产主义的“世界大同、按需分配”曾经成为我们百姓的信仰，这是一个成功的典例哩。

    都是杞人梦话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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