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皂角树

    短暂美好的青少年时期，却是被漫长的饥饿岁月所滋养起来的。那时候，二三十年前的那个年月，我最大的愿望是每天或者每周，再或每月能吃上一个白面馍儿，每年能吃上那么几顿饺子。为了直接实现这样的夙愿，我从读书开始，每年暑假都和我的叔伯哥们，从我家那个偏远小镇，到几十里外更为偏远的小姑家里去住些日子。小姑家住在浩瀚的一片梁塬之上，梁塬之上的一个叫流涧峪的自然小村。因为那儿地处山脉的深皱之间，梁田坡地较为阔宽，“革命”的硝烟也较为疏淡，农民们都还以庄稼为本，家家所屯的粗粮细粮，就是颗粒不收，也能坐吃一二年，加之小姑对我们的亲缘溺爱，在那儿几乎每天都能吃上一碗白面或豆面的蒜汁捞面条；每隔三朝五日，小姑都要给我们蒸一笼白面或黑白相间的花馍。所以，从小学到初中的暑假，我找不到不去小姑家的理由。当然，在那儿的半数白日要同我的表哥、表姐们去割割牛草，到黑豆、绿豆地里捉捉喂鸡的蚂蚱；然几乎每个夜晚，却都要踏着月色，到一户姓贾的人家里去听一些传说或故事。流涧峪这个村落，又分为“上沟”和“下沟”两片住处。小姑家住在下沟，多为王姓，听故事的去处是在上沟，多为贾姓。往贾姓去时，要在上沟的村口经过两棵硕大的皂角老树，那皂角树的年岁，有人说是三百余岁，有人说五百余岁。总之，它有三五几人难以合拢的粗壮，树冠大得仿佛能遮住半个村落；夏天在树下抬头望日，你能看见细碎的日光在它的枝叶间全都是艳红和碧绿的光点；月夜从树下望月，能听见月光落在枝叶上那如水漫沙地的细微声响。这两棵巨大苍老的皂角树，我在我的好几篇小说中都有过或粗或细的如实记述，因为它们不仅春有可食的皂芽，夏有浓烈的叶冠，秋有满挂的黑亮皂角，就是到了冬天，它还结满两树神秘的传说。

    一年四季，它都结满了如葡萄似的传说。传说终归是一种传说，使我没有想到的是，某些时候，那些传说中的神秘，会突然地变为现实，仿佛一道灵光的再现，一切虚幻都成了实在；仿佛明明没有落雨，地上却一片雨滴的水渍，使你面对脚下的水湿，抬头仰望天空时，心有触悟，而又不能不哑口无言。那是我小学将要读满的一年夏天，我同我的一个叫书成的哥哥去小姑家里闲住，白天，割了一天牛草，夜里到贾姓家里听古，不知道那一夜他是向我们讲《三国演义》，还是《七侠五义》，横竖我们边听，边替他家剥了许多吊在房檐下的隔年玉米穗儿，回姑姑家时夜已很深很晚。月亮无影无踪，有几粒星星若隐若现在无际的天空。村落里静极，我们的脚步声沿着村街，传出村落，跌入沟崖那儿，又反弹回来紧跟在我们身后，仿佛我们的后边，总有两个陌生人不远不近地跟着我们。回头去望，又一片空寂，除了婆娑的树影和浓重的房影，其余村里什么都似乎无形无物，或见形无声。我们有些微的恐惧，那恐惧不是来自某个传说，而是来自万籁空寂的自然和自然中的深夜。山脉的峰岭退向了遥远。谁家牛棚下老牛倒嚼的声音清脆而又黏稠。原来我们熟如指缝的身边的沟壑，这时候是一条无底的深渊；而村外玉米苗生长的声响，又呈着青绿在耳边潺潺地流动。只有在这个当儿，这个环境的少年，我才突然意识到了大自然的飘逸、沉雄，无边无际的博大和无边无际的神秘。因为就这个时候，就在这短暂的刹那，我和长我三岁的哥哥走到了不知多少夜晚经过了多少次数的两棵皂角树下，我们感到了树影落在脸上的阴凉和脚尖踢着树影时的浅黑的响声，感到了从巨大树冠的每一片树叶上落逼的寒气打在我们脸上的细绒绒的汗毛上，宛如夜雾从山野的草尖上拂过一样。就这个时候，就这个一瞬之间，我们俩同时听到从皂角树上滑翔下一块“石头”，落在距我们有两三丈远的另一户贾姓门前的柴堆上。我们还听到了“石头”落在柴堆上那起伏弹动的干燥的声音。于是，我和哥哥都不约而同地紧张起来，像竞走一样从第一棵皂角树下快步地到了第二棵树下。然而，第二颗“石头”又从第二棵树上落了下来，砸在又一家贾姓院里厢厦的草房上，不仅使那草结的房坡如棚布样有起伏的弹动，且还从房坡上滚在院内，砸在院落的土地上，明明朗朗响出了坚硬与柔软相撞的声音。

    我们听出那不仅是“石头”，而且有碗那么大。我和哥哥的手不约地同时拉在了一起，彼此都感到了对方的手汗汪洋一片。而与此同时，我的背脊有一股寒气从下往上沿着脊柱蛇一样蹿动不止，头发轰隆一声全都直竖。我开始惊叫着跑了起来，在我的惊叫中，哥哥说了一句“别怕”，也同我一道迈开了疾奔的双腿。仿佛是为了对我们惊叫狂奔的回应，也仿佛正是因为我们这时的狂奔才躲过去了一场劫难。这当儿，第三颗碗大的“石头”从皂角树的上空落将下来，不偏不倚地砸在我们身后，似乎就砸在我们刚起脚时留下的那个脚印上，而且随着我们半青半紫的惊呼和飞奔的脚步，那块“石头”还在我俩身后滚着追了我们很远。

    就是这样，一件来无影、去无踪的事情，一场无根无据、无因无果的经历，一段逼真而又被人认为是虚幻的记忆。我们以为我们的狂奔惊呼一定会惊动身边的邻舍和正在家等我们回去睡觉的姑姑、姑夫，可他们却谁也没有听见。仓皇忙乱地回到姑姑家里后，姑夫提上马灯到那老皂角树下寻找，却是什么痕迹也没有。第二天一早继续去皂角树下及柴堆上和那一贾姓院里查看，既没有什么“石头”，也没有“石头”落下的痕印；说了我们的奇遇，村里的老人说，他们小时候也遇到过这类似的景况，也听说过这样的景况。二三十年过去了，那两棵老皂角树依然还在，我和我的书成哥哥也都还依然清晰着这段经历，和那时候的饥饿一样刻骨铭心，每当它钻过尘封浮凸在心里时候，我就把它生硬地推断是一种“虚幻”。我也只能把它说成是一种“虚幻”。

    似乎只有“虚幻”，才被认同是一种“情理”，否则，硬要把它说成是一种“实在”，那么，那三颗“石头”是从哪儿来的？又落到了哪儿？和那挂满葡萄似的挂满传说的两棵苍老的皂角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偏偏让我们遇上？为什么会让两个人同时遇上以证真实而又没有别的任何痕迹？这件事和寂静的深夜、空旷的山脉、神秘的自然、苍老的古树、民间的模糊记忆、少年时我们单纯的内心到底有什么对应的关系？这一切我都一无所知。我一生将一无所知。因此，我只能把它视为一种“虚幻中的实在”，或“实在中的虚幻”。虚幻也好，实在也罢，对我来说，倘能把少年的饥饿喻为我成长的滋养，那么，少年时期我所听来的大量光怪陆离的传说和偶有几次不可思议的经历，无论如何都应该成为我写作的一份相对独有的营养。

    老宅的邻居

    今年二月中旬，我因故回老家有事，下了车，走到我家住的胡同口时，迎面走来了我家门前的几个姓张的熟人，大的长我几岁，小的只有八九岁的模样，他们一个个都头戴孝帽，脚穿白鞋，脸上稀薄着活人的气色。当时我心里一沉，驻足问了，才知道是我家十几年前的老宅邻居的主人张桩子死了。说他死前没有一点儿征兆，仅仅和人说过他的胳膊疼痛、酸困，后来就突然病倒，连夜送往三十里外的县医院，未及进行任何详尽的医疗检查，他就离开了这个烦累的人世。

    对于他的死，人们猜测是脑溢血、心脏病、脑血栓等急性恶症。有限的医学知识，只能让村人们这样进行假定性的科学论断。除此之外，说得最多的，就是他留下的不足四十岁的妻子和一个十几岁正读初中的孩子及八九岁的女儿日后的生存；还有，就是有人说，在桩子死前，有人看见谁谁家的狗在他家门前有过哭泣，且把那狗哭泣的时间、地点及当时狗哭的模样，说得异常逼真，仿佛生怕人们不信。其实，人们也许不信，但似乎不该不信。就是社会发展到了今天，登上月球旅游，到宇宙里进行探秘，走入海底破疑，已都十二分的被人们耳熟能详，谈论起来都如自己的经历一样。可人们在高科技、数字化异常发达的同时，也还能不断地从电脑、电视和报纸上看到另外一类新闻和报道：某某农村一个一生喂牛的老人死前，他喂的牛滴水不进、寸草不食，待那老人死后，那牛挣脱缰绳，撞死在了石墙上。还可以看到，某某省的湖边上，突然间有了青蛙大转移，蛙叫声铺天盖地整整三日不散；某某乡村的田野上，发生了蛇们大迁徙，公路上的大蛇、小蛇、长蛇、短蛇、青蛇、红蛇，密密麻麻，致使交通堵塞数小时；某某农村的某一天，发生了老鼠、田鼠大搬家，使村头、田头的所有官道、小路上的鼠屎都如黑豆样铺了一层。而随着这些大转移、大迁徙、大搬家之后不期而至的，是人类的灾难：地震、暴雨、龙卷风。这些动物对自然灾害的预报，已经被科学界和生物学家掌握或正在掌握着其中的奥妙和联系。而动物对人的生命终结的预知和作出的某种征兆反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某一种生命和另一种生命在我们肉眼看来，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可有的时候，尤其在死亡降临时，会莫名地、突然地发生了联系，这又是啥儿因缘呢？

    还是来说我家老宅的邻居吧。

    也许是一九六六年或者一九六七年的夏天，那时我刚刚读书，刚刚开始以我自己的目光和经历来认识和判断这个世界。记得酷暑的夜晚，人们都还习惯扛上苇席，拿着蒲扇到村口的寨墙上乘凉过夜，我也常随父亲或哥哥在吃过夜饭之后，到那寨墙上或寨墙口（我家正住在寨墙的西口上）纳凉消闲，时常和邻居张二伯（张桩子的父亲）坐在一起或躺在他的席上——他总是扛去一张又大又白又光滑的苇席。可惜，因为我小，没有胆量，又怕天寒感冒，却总是不能同大人们在那路口、风口过上一个通宵。我实在不知道那是几月几日了，就有那么一夜，上半夜我还和张二伯在一张席上睡着，下半夜我回家睡了，来日一早，村人们都说张二伯遇了异事，不知啥儿动物在他头上“抓”了三下，不疼不痒，早上睡醒时，头上的头发掉了三处，露出了三个和动物爪子一模一样的光痕来，像小孩儿的拳头那么大。那三个爪痕我见了。村人也大都见过呢，像狼爪、熊爪、虎爪、狗爪、豹爪或是别的动物爪。问题是像啥儿动物的爪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夜在张二伯周围睡有十几个人，没有谁听见、看见或发现有啥儿动物走到人群里；重要的是，张二伯那一夜熟睡未醒，连梦都没做，来日一早那爪痕出现了，他一点儿不晓，毫无知觉。更为重要的是，来日人们发现那脱发的爪痕时，在张二伯的席上、席缝连一根头发、一根发茬都没有找到呢。

    而最最重要的是，此后不久，张二伯过世了，和我，和村人，和那苇席、寨墙、夏夜永远地告别了。

    如果说张二伯的死和那莫名的爪痕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纯粹是槐树结苹果，既偶然又不可能有什么联系的话，那么，又过了几年，我已经十几岁了，完全可以自己判断是非时，我家老宅邻居家又发生了另外一件更为奇特的事。那天，下着中雨，村里和田野上都一片水渍，目光从雨帘中望出去，能看到十米、二十米外走动的人或者晃动的物。这样的雨天没有啥儿可大惊小怪，没有啥儿奇事异情，日常得很，平淡得很，可就在这淡而无味的天气里，我家邻居的灶房因为低矮，灌了许多雨水，他们家在用盆子往院里淘着雨水时，忽然就在灶房几指深的浅薄的雨水中，发现了一只如盆子大的河龟来。那龟在越来越少的积水里，正一步一步往灶房门口爬过去。

    自然，那只大龟被捉住了。因为那时，人们都还不太食龟，视龟为一种丑物，也就拿到街头以极低的价格卖了，换了几斤盐吃。剩下的疑问是，那只如小盆儿、大盘儿似的河龟是从哪儿来的呢？怎么会爬到灶房里灌的雨水中？没有任何人可以作出解释，成为一种无可破解之谜，在我家的左邻右舍和生产队的各家各户中传了许久，议论了许久。后来，我在《十万个为什么》的科普读物中找到了令人较为信服的解答：在倾盆暴雨的天气里，河里、海里的鱼、龟等有能力顶着密集的雨柱——如逆流而上般游向天空，等雨柱稀疏以后，会从空中落下。我没有把这种解释给我的邻居和村人们释说半句，因为比释说更为重要而又急迫、实在的问题在我的邻居家里产生了。张二娘——桩子的母亲病了，一病不起。从此，自那河龟落到她家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过往日那样健康的身体了。似乎自那时，张二娘也就没有离开过中药、西药，直到病病恹恹的几年之后，她终于在不该的年龄，以早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为尾声。

    现在，刚刚过去的二月下旬，桩子又突然死去了。他只比我年长一岁两岁，儿时我们曾经每天都在一块儿。一块儿上学时拐到村外的菜地去偷人家的萝卜吃，一块儿放学时在路上下石子儿四步棋，拖延着时间不回家。我们一块儿过完了童年，一块儿进入了少年和青年，然后，我在二十周岁时当兵走了，又几年我家划了新的宅地，便和他家分开居住了。在我家新宅地上新房砖瓦的硫黄味儿还未彻底飘散时，他却在年仅四十几岁、刚入中年的时候追着他的父母走去了。当然，我不能说是因为他家门前有了狗的哭泣他才死去的；不能说是因为在那场平淡的雨水中他家有了一只无来由的大龟他的母亲才一病多年的；不能说是他父亲冷不丁儿夜里脱发、头上出现了三个爪痕才谢世的。毫无疑问，他们的死因都是疾病，都是因为医疗条件过差、不能及早发现那些可怕的病源和治疗才导致死亡的。但是，是否可以说，他们死前，都与某一种动物的奇异出现、表现有着神奇的联系呢？或者说，某一种动物早就“感应”到了他们家的灾难呢？不能说每个人死前都有动物的某种感应存在于世界上、生活中，但除此之外，乡村中还有许多李姓人死前鸡连续几夜赶不进窝，猪连续几夜赶不进圈，牛要挣断缰绳的事；赵姓人死前家燕不回家，蛇会突然连续几日出现在他家房梁上、院落里、大门口；所养的老猫会突然烦躁不安、彻夜呜叫等，这样一些动物的奇异你可以充耳不闻，置若罔闻，但并不说明它们的消失和压根儿不存在。然而，相信了这些，又如何回答这样几个问题呢？动物是以什么方式感应到人之将去的某种信息呢？它们为什么能够捕捉住这些似乎是不存在的信息呢？它们又多以什么形式来表现它们对人（人类）的某种悲哀呢（如狗多以哭泣、牛多以挣缰一样）？为什么这些奇异多都出现在乡村而不是繁闹、发达的都市里？这种奇异和大自然是什么关系呢？

    记下这些事情时，我才知道，原来我在科学领域如生物、医学、自然等许许多多方面（甚至包括文学在内），我都是一个地地道道、实实在在的白痴哩。

    筷子直立与宫廷出行

    如果说《古老的皂角树》是写了植物给我留下的不解之谜，《老宅的邻居》是写了动物给我留下的关于死亡的疑问，那么，还有人本身的行为也同样给我留下了一个个近似荒诞的疑团。

    每一个乡村少年，在他那个年纪都必然要经过一些神怪之事，而一般人经过最多的不解，也就是“鬼附体”了：一个人死了，如有冤含屈，或在“阴间”缺衣少食、没有钱花，没有房住等等，都要从阴间来到阳间，附到哪位弱体女子或别的多疾多病者的身上去，又唤又叫，哭哭闹闹，诉说苦衷。这时候巫婆就要让鬼附体的人站到一边，自己跪在正屋中央的神像下，面前摆一个盘儿，手拿三支筷子扶在盘里说：“某某某，是你从阴间回来了，你就站起来。”这时巫婆手离筷子，那筷子便轰然地倒下来。于是，巫婆又扶直了筷子，换一个死者的名字说着同样的话。待那筷子再次倒下了，她就再次扶起来，再次换一个死者（尤其是那些刚死过的人最为优先），再次说着那样的话。如此三番五次，惊天动地、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了——那三根红筷子竟莫名其妙地直立在了盘底上。

    接下来，那些围观者和对迷信不屑一顾者都屏住呼吸了，任由那巫婆说三道四，说某某某，你刚走没多久？你回来干啥呢？是有啥冤屈还是缺啥短啥呢？这当儿那被“鬼附体”的便不再哭闹，说话时变得既冷静，又有条理，不断地替死者诉说他（她）的不白之冤，或者替死者诉说他（她）在阴间天冷了没有衣服穿，赶集时没有钱花，如此等等一阵之后，烧下一堆冥钱，许下一些愿望，便打发那鬼走了，那筷子也就无力地倒了下来。这时，被鬼附体的人明明白白成了正常人，问他或她（多半是她）刚才发生过什么，他或她竟浑然不知，连刚刚说过的话都忘得一干二净。

    “鬼附体”的事情是决然不可信的，但那红筷子在盘儿上的直立我却不止一次的亲眼目睹。小时候因为那筷子的站立，便相信了鬼附体的确切，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再信了鬼附体的事情，却始终没有明白那三根筷子如何会站直在光滑的盘上。疑心那是一种魔术，千方百计设法破解，却始终没有解开。我家三婶太善于此道，也从来相信于我，几次询问她都否认了那是魔术的说法。我明白被鬼附体者疾病痊愈是一种心理暗示，但筷子的直立却不知是因了何故。

    因为筷子的直立，似乎证明了灵魂的确实存在；如果筷子直立是一种魔术，那么，灵魂存在就是一种无稽之谈。最近看了一本译作，是介绍西方发达国家如何研究、证明灵魂存在的书，其中还谈到日本如何用电脑从刚刚死去的人身上捕捉到了“灵魂”的信息，看完之后也就真正明了“天方夜谭”的含义了。换句话说，那是一本高科技时代西方新版的《天方夜谭》。但是，几年前，我的故乡也有类似于“天方夜谭”的故事在发生（或者说在流传）。那年夏天我回老家探亲，碰到一个同村的乡人，男，将近四十岁，长得异常瘦弱矮小，特别偏信神怪之事。他告诉我他在我回家的前些天落日时分，因为在山梁上干活，视野辽阔，偶然抬头，看见天空中有一队宫廷人马由东北方向朝着西南方向浩浩荡荡开拔而去，说队伍中有辚辚华贵的马车，有萧萧行走的马队，有宫女五彩的服饰，有丫鬟高举的扇巾。说那队伍有半里长短，走了很长时间还隐隐能见队伍行影。他的这种说法，使我想起古装电影和古装电视剧中皇上或太后出行的豪华场面。因为我知道他没啥儿文化，是一个常被迷信所惑的人，是一个坚信自己能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又为别人看不见那个世界而对他从不相信所苦恼的人。因此，他姑妄说之，我姑妄听之，一丝一毫都不往心上去放。然一周之后，返回时到洛阳转车，碰到我的《洛阳日报》社的一个朋友，同样说起此事，说几天前（和我的那个同乡说的时间一致）洛阳邙山那儿许多在田里干活的群众，突然看见从邙山的上空升起一队宫廷人马，车辚辚、马萧萧，无限浩瀚地朝西南方向缓缓去了，队伍长有二百米左右，行走十几分钟还能看见其五彩的尾影。说当天，邙山一带的群众就不断有人来报社反映他们看见的这一奇观，希望报纸上能给予“记载”，就如同记载“飞碟”的第一次出现一样，如同记载“海市蜃楼”第一次降临人间一样。而且，他们还推断出了“宫廷出行”的理由同“飞碟”出现的理由一样有据可信：之所以有“飞碟”的存在，是因为有“外星人”的存在。之所以可以在邙山岭上看见“宫廷出行”的景观，是因为邙山那儿，是历朝历代帝王将相死后的风水宝地，地下埋有无数的皇宫贵人和珍奇异物。

    当然，报社是决然不会去登这些的。

    当然，报社的同志首先否认了这种现象的存在，尽管你说有上百人都见到了这一奇观，可没有照片和录像为依据，你说得如何逼真，也就只能作为“民间传说”，就像直到今天我们还不能彻底信服“飞碟”和“外星人”的存在一样。可与此同时，也有一些颇有文化的人依据“海市蜃楼”产生的“海光”理论，推断说“宫廷出行”也许真的存在，因为邙山脚下就是滔滔黄河，海水如果真的同日光在一定时候能映出“海市蜃楼”，那么“黄河”在邙山岭下，也许处于特定的时间、地理、光线之下，会真的有“宫廷出行”的一道奇景，只是百年难遇罢了。

    当然，我相信那竖直的筷子与魂魄无关，筷子之所以直立是因为魔术，只是魔术没有被我们破解而已。当然，我相信“宫廷出行”与邙山四处堆积的宫廷坟墓无关，如若这一奇观果真存在，那一定是“河光”理论的结晶。可惜，要证明这些，我们得费些时日，费些精力，尤其“宫廷出行”如“海市蜃楼”和“外星人”一样，是那样的百年不遇。

    在这些没有证实、证明之前，我们就权且让它为“谜”存在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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