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田野

    说起田野，委实人为地有了过多的诗意。但它的诗性的本身，却是极少有人去发现、去展示、去述说。我们看到的田野的文字，如同山梁上叠起的阳光，一杆杆、一束束，把黄褐色的土地照得很是流光溢彩了，十二分的金银化了，可那真正从土地深处溢入生活、营养了人生的东西，却被写诗的笔忽略去了。也读到田野上生发的苦难，泪咸得很哩，血也红得甚枫，然那土地对泪和血的吸收却是不见了的，至于血泪在和土地融合之后，新的温馨的丰沃，也是很少有人看到。我想，田野之所以成为田野，并不是因为收割前它四处漫流着黄灿灿的麦香，不是秋天的那个很少的天数里，山上山下、漫无边际都是红彤彤的色泽；也不是说，它在被收割之后，如作家的描绘，袒露了母亲一般的胸脯，新犁过去，土地的气息，便无休无止地淹没了村落、河流、车道，还有别的什么。这些都太为诗情，太为次要。我是这样想的。既然你是田野，你不生长庄稼你干什么？作家和诗人都是田野的外姓人家，只有农民们不是。那些人太喜欢面对田野惊惊怍怍。老成的农民们，面对田野是什么也不说的，他们月深年久的沉默和田野深处那没有响声的诗性，其实有着无尽的沟通和暗合。

    如果我没有说错，如果你们觉得我还像个农民，记得我的祖祖辈辈都埋在田野里的话，说我对农民还算知道一丁半点儿的话，或多或少，信我这么一句：真正的田野上是没有诗的。诗是诗人的诗；田野也没有优美的景物，那万里无垠的景观，也被作家境界化了。

    真正理解田野的，世界上只有一种人、农民。农民说田野，也只说一个字：地。田野这个词语，本身就被诗化了的。几分的诗意，就隐含了几分美美妙妙的假。地，才还原了田野的本身哩。地也并不是说有土就是地了，必须有劳作，有风不调、雨不顺，有许许多多的人，不知是从哪一辈开始祖先们都埋在那里，连骨头都腐化成了雾浓浓的土，不小心才会偶见一块布满细小蜂窝的骨核，这才勉勉强强有了地样。还应该说的，地上不仅仅一定得有战马的印痕。牛蹄比战马的印痕更为实在和接近地心。马蹄太历史化了。田野其实被历史压得汗津津的，可真正在地或田野上生存的人，却大多被我们看到的历史挤到了马路边上。这好像也是该的，他们也那么的不以为然。从那历史的田野上和田野的历史上去看，他们白茫茫一片，干净得荡然无存了。而我们翻阅到的历史上，命运、人生、派系斗争和中国与外国人的马蹄，大多与他们在那里的生存无太大干系。

    我以为，地也好，田野也好，诗也好，文也好，真正的田野，不是土的丰厚和贫薄，不是丰收或者歉收，不是马蹄或者牛蹄，该是庄稼和荒草之间，秋天和冬天之间，活着和死去之间，孤孤寂寂地站了一个人；男人也好，女人也罢，但他（她）是必必然然的农民，脸上布满了爷爷的皱纹或是搭了一缕奶奶枯干在额上的灰白的头发，远远地瞧去，宛若一柱被雷击劈了的桩木，近了，你才看见，他或她的怀里，拖了一个死了的孩娃。孩娃的肚子鼓着，嘴角挂了浅红灿灿的笑。他是吃了新的将熟的毛豆胀死了的，所以他死了还笑。或是吃了一肚新麦，胀着笑着死了。老人去找葬埋孩娃的地方，走了千里万里，昼行夜宿，黄昏前赶到了田野的一沃田头，说这儿好哩，旱能浇，涝能排，你就在这儿活吧孩娃，你爷你奶还在家等着生老病死，我回去给他们准备棺材去了。就把孩子埋在那儿走了。一路上没有回头望那小小的新坟，却叮叮当当留下一路歌声：

    一路的庄稼一路的土一路的活人一路的丘今天我从庄稼地里过明天我往土地里边留这歌声是土地真真正正深刻的诗哩。这个时候，土地才真正有了历史，有了诗性，成了田野。我一直以为，历史并不是时间的持续，人生也并不是时间的记忆，只有埋了孩子还一路唱着从地上走过的脚印才是时间、历史和记忆。那痕下的这种脚印的地，是真正的人生、命运和田野的诗性。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这种想念，好多人不予点头。我知道我的褊狭。可我的固执和一成不变的褐土一样。无可奈何的事情，无论别人如何，它都是依然。就随它罢了。

    说村落

    村落在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村落的真正含义很少有人去界定。权威的词典说村落即村庄，又说村庄就是农民居住的地方。这样的逻辑，完全符合了人们惯常对村落的理解，完全可以把村落、村庄、乡村相互等之，笼统解释为农民们聚居的地方。但若仔细辨认，村落、村庄、乡村似乎应该有些什么差别，比如说乡村必然是在偏僻的乡下，而村庄就有可能独立出现在繁闹城市。许多大都市里至今还有村庄的存在，但那村庄里的主人却已不是了农民。这样说来，或是村庄，或是乡村，或是村落，是可以咬文嚼字去分辨它们的。然而，这些好像都不重要，人们都不会去刨根问底，重要的是农民聚居的地方和那个地方的人。

    你走在山脉上，阳光斜斜地照着，山梁上除了嘎嘎不止的乌鸦就是徐徐晃动的树，这时候口也渴了，你不断把手放在额门上朝遥远张望，而遥远回答你的是荒凉无垠的黄褐褐干裂的田地。恰就在这时你对什么产生绝望的时候，听到了井上辘轳的叽咕声，水淋淋的，明亮而又清丽，心中一震，转身看到一凹山腰上有几间、几十间草房，掩映在树木间，仿佛卧在树荫下疲累的牛——这个时候，你心里叫出了村落二字，开始对村落有了一些真正的了解。

    再或，你走在南方稻田的埂上，沉浸在一种诗意里，回忆如落果一样带着熟透的香味噼噼啪啪打在心海上，唐人的诗句、宋人的词句如春风一样掠过你的心头，放眼着良田万亩，正为“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的夸张感到贴切时，一阵乌云先自来了，雨声在你身后如风中的沙粒一样追着，心里一慌，诗句如柴棒一样被你丢弃了。于是，你惊了手脚，在田埂上跑得东倒西歪，也就这个当儿，从哪儿划出一条小船，先递你一张荷叶顶在头上，后扶你上了船去，赶着雨水的到来，把你载到了一丛草房的檐下，这个时刻，你心里哐当一声，忽然更加明了了村落的含义。

    实际说，村落的真正意义，并不仅仅就是农民居住的地方这一点。村落应该还有一种精神，一种温馨，一种微微的甘甜。村落是和城市相对应的存在，对于农民，它给予他们居住、生活、生存的必需，而对于都市，它给予另外一部分人以温暖和诗意。它既是一种物质存在，又是一种精神存在。我们可以从村落中找到农民、房舍、树木、街道、耕牛和鸡羊，同时也应该找到农民自身生存的艰辛和对外人所付出的温馨。古文人怕是最能体味村落的含义的，因为他们大都不仅能写出村落的诗境，还能写出村落的愁苦味儿，无论是李、杜、白，还是“八大家”，再或任何一位写过乡村和农人的诗人，他们对村落的理解，都浓含了“愁滋味”。可轮到我们，却偏颇得很，不仅没有了对农民的“愁味儿”，连诗境也剩下不多了。单单地写出愁苦来，那不是村落，而是村落中的人，单单地写出温馨来，那也不是村落，那是村落表面的诗境。到了今天，我们对村落连愁苦和诗境差不多全都没有了，剩下的就是一个符号，就是聚居农民的某个地方。所看到和理解的，有过多的太平昌世，过多的新楼瓦舍，而农民那千古以来一成不变的生存形式和他们在那形式中所表现的给别人的温馨、对自己的麻木和忍耐，却是被人们从村落中删去了。

    连我自己，做小说的时候，对于乡村的描绘，也是不断重复着抄袭别人的说法：“站在山梁上望去，村落、沟壑、林地、河流清晰得如在眼前”，或说“模糊得如它们都沉在雾中”。而实际上，村落的真正是个什么，沟壑的意义又是什么，河流在今天到底是什么样儿，我这个自认为是地道的农民的所谓作家，是果真模糊得如它们都沉在雾中了。

    回到对村落的理喻上来，我不敢说别人什么，而我自己，或多或少，总是感到一种内疚的。我们对村落意义的删节，并不单单是因为社会发展所致，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农民的背叛。今天，我们中的一些人称工人老大哥也许蕴含着对工人的讥讽，而称农民为老爹，又有几分真诚？只有在大都市住腻的当儿，我们才会想到村落，而想到的那个村落，除了田园的诗情，对农民的愁情是决然不会有的。这是当今盛世中村落的悲哀，农民的悲哀，而对于村落以外的人，是什么也谈不上的，或幸或悲。

    说山脉

    山脉就是山脉。

    对于人类来说，就是“三山六水一分田”的笼统划分。而对于某一个国家、群体和某一部分社会，山脉就是资源，就是我们战胜自然的敌人。而对于农民，对于农民中的多数祖祖辈辈都聚居在山脉中就如镶嵌在山崖上无可弹动的石子一样的农民，山脉除了是他们生存的依赖（靠山吃山的说法就体现了这一点），而更为重要的，山脉是他们的语言、性格、习俗和文化的根源与特征。

    我们时常可以碰到和听说这样的事例，山这边的人家听不懂山那边人家说的话，这种景况在苏、浙、闽、赣、湘、粤、桂等南方山区尤为突出，一个乡有几种方言是很不足为奇的事。一岭一林，隔开了两个村落，形成了两种方言，这与其说是语言不同，不如说是山脉不同。因为山脉是形成这种不同语言的最根本因素。由不同语言所带来的集体性格特征的异样，也自然使习俗和文化有所差别。比如某个民族的人刚毅豪放，某个民族的人能歌善舞，这种差异全都因之于语言与文化的根本区别。而语言、文化等的不同并且千百年来互不发生因果变化，又都是因山脉（河流、沙漠）等的阻隔。因此，大到民族之间，小至村邻之间，山脉（还有河、湖等自然物）是阻隔文化串异的屏障，是形成文化多样性的根源之一。

    山脉形成和发展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山脉自然也阻挠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北方农村少有一脉相阻，语言便不相通的事例，但一脉相阻，人的灵慧程度不同却是异常的普遍。我家乡的栾川县境内，你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景观：山这边人家，在当今社会中，买买卖卖，头脑十分灵活，甚至你问他路从哪儿走，他都想回答后获得一些报偿。在山这边的人家中，男女穿戴入时，起居赋新，房舍多为楼屋，家具多尚城式；而山那边人家，房子多系草舍，穿着多显老样，甚至姑娘出嫁还有穿绣花鞋的习俗。倘若你有机会到那儿走走，在山这边借住一宿，是一定要交住店费的，可到山那边借住十天半月，不仅食宿不消交费，你走时他们还要把你送出村头，再强硬地白送你一兜珍贵的山鲜果实让你带着。

    “死活你都带上，这是我们山里人的一点心意。”山这边人时常骂山那边人傻痴，山那边人又不断骂山这边人尖刻绝情。

    山这边人很愿娶山那边姑娘为妻，说她们勤劳能干，又耐得吃苦，脾气上来打几下也不是不可。可山那边小伙就不愿娶这边姑娘，说她们好吃懒做，不孝敬公婆，急起来敢拿着菜刀和男人对打。种种的不同，都是因为一山相隔。你以为这种人、习俗、文化的差别，是因为当今的商品经济的潮汛先自半月到了山这边所致，也许后半月就会潮到那边去，可你翻开他们的县志，又能找到这样一段记载：

    有史以来，南（山人）慧北（山人）朴，皆是缘了汉时山南有一古庙，南山人靠卖香造箔赢利日月，北山人靠种地买香敬神日月。

    这段记载不失趣味，也不失道理。一山之隔，翻过山去，也就顿饭工夫，可山这边古时就知道卖香箔赚钱，山那边人只知道买香箔敬神，这种差异，怕是山脉阻隔所导致的最早的差异了。由此可以推而广之，山脉对农民，实质上是一堵精神之围，生活在山皱之间的农民，一方面依赖山脉，种地要去山腰上垦荒，木材要去林地砍伐，野菜要去崖头采摘，就是本该人均等之的阳光，也要靠山缝中漏落。生存在这样环境中的农民，房屋在山皱间如同荒草坡上的一卧草堆，几丛农人如同林地中动物的一族，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习俗，他们个性的集体特征，又如何能不受山脉的抑制和约束？山脉滋养了他们的生命，也滋养了他们的文化，滋养的程度同山高山低山深山浅成为正比，同他们对现代文明的接壤成为反比。仍然以我家乡的栾川县为例，山南人慧于山北人，临近集镇的村落又慧于山南人，城里人又慧于村镇人，这是无可更改的一种自然，一种山脉（大自然）所形成农民人群的自然文化表现。反之，村镇人朴于城里人，南山人朴于村镇人，北山人又朴于南山人，道理亦是如此。由此可见，农民之于山脉，山脉之于农民，他们是决然的不可分割。甚至可以说，山脉中的农民，他们的血液不是叮当流动的红色液体，而是凝在脉管里而又起起伏伏的山脉。

    是否可以这样说：山脉中的农民，山脉就是了他们呢？他们的文化、风俗、个性、语言及他们的一切，山脉的不同，才有了这些的不同。

    如何让山脉中的农民从山脉中解脱出来，尽早、尽快地和现代文明更直接、更广阔地接壤是另外的话题。如何让今天社会的潮汛翻山越岭地荡到山脉的农民中去，让信息、观念如他们门前、院落的果木一样，出门可见，熟之可摘，实质上政府部门已经付出了车船可载的努力，且这样的文章，也正被社会写得沸沸扬扬，大有流芳千古的样儿。这儿要说的，是山脉的本身。

    山脉是人类的故乡。

    而今穿绣花鞋出嫁的山里农民毕竟极为少数。无论农民还多么贫穷、落后、原始，有目共睹的是毕竟都已知道“外面世界”的繁华和发展了，或多或少，都已被商品的潮汛所浸染。“北山人”的古朴令我们叹赏，而“南山人”的聪慧就不令我们多思吗？说到底，就是自汉时南山人已经明白卖香火赢利，可十几年前，他们到底和北山上差异不大，或说共同处甚多，毕竟都还是“山里人”。然而，现在的事实是，山里人的古朴已经开始从“南山人”身上逐渐地消失。

    “从这儿往何家屯怎么走？”“我给你领去你给我多少钱？”“不用领，你给我指指路。”“指指路你给一根烟。”

    一个十岁或是十二岁的男孩，童稚浓得如雾，问你要钱还是要烟时，睁大的双眼明亮如星，他们索要的能力却远远超过了都市人的精明，面对这样的山里儿童，你会不假思索地断然说，我们这个社会一定有了病。

    什么病？

    ——“山脉变异症。”我想了许久，称之为山脉变异症。虽不十分贴切，却能说明问题。这种变异，不来之于山的那边这边，与山脉本身无甚干系，它来之于都市的现代文明。我们一方面盼望现代文明能一日千里地在一夜之间改变农民的命运；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担忧，现代文明向我们最后古朴的堡垒的袭逼。

    山脉，那些居住了农民的山脉，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后的古朴桥头堡。一旦这个桥头堡被文明所击破，我们民族的旧居将荡然无存，每一位想寻找民族故乡的中国人，都将看到的是新旧建筑相错而立的“现代庙宇”。川端康成在战后的日本看到美国的文化在他面前无孔不入时，对日本传统美的倍加疼爱、抚摸和守护，使他的作品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部分。他的自杀，事实上是对日本传统美的最后的坚守，至于诺贝尔文学奖，事实上是对这种传统美的壮大。可惜，中国没有这种为民族的故居——山脉守护的殉道者，没有为古朴而献身的现代人。甚至，在今天西方文明铺天盖地卷来的今天，人们一边叫着返璞归真的口号，一边忘了山脉才是民族的故居，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地之一，是我们民族传统的最后的桥头堡。

    如同人类的发展必然毁灭人类自己一样，我们所有对山脉和山脉中农民的政策、舆论、扶植、奖励，都是以消灭山脉给山脉中农民所形成的农民与农民之间，山脉与山脉之间的文化、个性、习俗、语言及道德观念的差异为目的。有朝一日，这些差异不再存在了，山脉如都市一样，农人与城里人一样，我们民族最后的古朴和传统就不再存在了，这个桥头堡就最后消失了，这也许是山脉和山脉中农民的幸运，但毫无疑问，是我们民族的不幸。

    因为那时，我们民族没有了故居；人类，没有了故乡。事实上，“山脉文化”正在消失途中，我们已经到了需要如川端康成坚守日本传统美一样坚守“山脉”的时候，可是，又有谁来拦路一喝？也许，就这个时候，哪个中国的川端正在孕育之中也亦未可知。

    说河流

    “河流是地球的项链”。十岁时候，从一篇小说上读到这话，很为作家的比喻惊讶。借机会爬上我家房后的山梁，穿过一片桃花盛开的园林，红粉粉的气息蛛丝马迹地被我带到山顶上去，我便嗅着那红的气味，把手棚在额上，童年的奇幻感觉就无限的膨胀起来，爆炸起来。我左手搭在一棵嫩槐枝上，看到山梁下的伊河白银银地沿着伏牛山的脚跟，弯弯曲曲，随物赋形地向下流去，哗哗啦啦的声音，是我清晰无比地看在眼里后才似乎响在了耳里，还看见那青色的声音里有轻微的链摆和雪白色的音响。从此，我记住了我家乡的美丽，把农民和我父母的艰辛一概地不看在眼里，认为课本上的“江南水乡”决然不会比我故乡的河流好到哪里。从此，我不断到那宽有半里齐腰深的河流里去游泳。有次差一点儿淹死进去，母亲的巴掌为此在我的屁股上留下久远的印痕。然而，尽管差一点儿死了，我还是对河流情有独钟，依然偷偷地去游泳、捉鱼、摸蟹。

    再往前边说去，在我还不懂得“河流是地球的项链”的含义的时候，最早关于河流的意识，是我家门前的渠，一年四季清水哗哗，媳妇和姑娘们的棒槌声经常敲打在我的牙上，使我的牙齿听到那种声音就莫名地酥痒起来。这渠的水源，来自村落南侧的一条河滩。河滩里的水清清粼粼，凉得使人笑着哎哟哎哟。记得，那个年龄似乎走到哪儿都要过河，不是去寻找河面上的枯桥，就是寻找河面上水缓处的跳水石头，实在没有奈何，才会脱了鞋子，卷起裤腿，抱着衣物蹚过河去。我常常认为，世界就是河流的世界，包括北方的山脉、沟壑间，也是山高水高，梁长水长。我不知道哪儿没有河流，不知道没有河流的世界该是多么的荒谬和不可思议。

    然而，到了我的儿子该学写作文的时候，我在他的一篇题为《故乡的景色》的作文中，读到了这样一句话：“河流像上吊的绳子一样弯在那儿。”

    这事情发生在两年前的暑假里。这句话比“河流是地球的项链”更让我吃惊。这时候我的年龄已经到了对什么都不该惊讶的田地。这一刻我也才在忽然之间发现我家门前的那条渠儿河已经荡然无存，一线浅痕时断时续在村落的房前屋后，才想起村南的河滩早已干枯成了破衣烂衫，连一窝湿润的沙地都已没有。有意地去注意那宽敞的伊河，也才发现伊河成了干裂的滩地，白色的鹅卵石上都蒙了一层厚极的灰土，问起缘由，说是上游建了一个电站，又说因为时常没水，电站一年间得有半年不能发电。

    游泳差一点儿淹死的惊险倒是没了。捉鱼摸蟹也不消了。北方山区本来就少的稻田不存在了。经常在天空凝成一个白点的鱼鹰不知去了哪儿。

    有一次笔会，和天南海北的作家聚到一块儿，把男人女人说得乏味了，就都纯真起来，不知为何扯到了河流。有位南方的女作家，惊慌地说，她乘火车从黄河桥上跨过时，忽然发现黄河干了。一位北方的男作家听了这话不以为然，说他小时候第一次见到长江，长江水清得吓人，说现在见到长江，长江水浑得吓人。

    又一个说：“那水里都是屎尿、垃圾。”再一个说：“你到上海，喝一口水苦你三天。”还一个说：“世界末日到了。”这些议论未免夸张，可我儿子说的“河流像上吊的绳子弯在那儿”却是十分贴切。我曾在前年的暑假上过我家房后的山梁，那桃园已不在了，立在山顶上，看伏牛山下干枯的伊河，果然是灰灰白白一带，搁在山脚下，宛如陈旧的麻绳。再看村南的河滩，除了白茫茫一片沙灰，水是一滴也没了的，逆着枯河往上张望，河滩仍在，流水已去，不似绳子又像什么？

    那篇儿子的作文，老师的批语是：“比喻不贴切。”我看了那批语，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是想让刚明事理的孩子心里有一派祖国的大好河山图。然而，这也委实让做儿子的为难，他没有看到如网的河流，他只看到了如网的绳索。

    有一则深入浅出的寓言，说一个牧场的主人，除了每天牧放羊群，还不断打草编织，打草取暖，打草苫房。日渐地草场枯了，羊群散了，他也没了取暖的干草，没了可食的羊肉，又冷又饿的时候，他就拿着割草的镰刀，在牧场中心的地上乱砍乱挥，把地上砍出许多伤痕，骂着说：“你不养我，你反而害我！你不养我，你反而害我！”最后，力气尽了，就死在了荒冷的牧场。这则寓言是对我们今天河流的最好的解答。无论如何解释河流遍地枯干的原因，罪魁祸首毫无疑问是我们人类自己。分析性的警示性的文章已经发表许多，道理也十分明了。人类是最明白人类如何毁了人类自己的，可我们又总是要像牧场主一样挥舞镰刀去乱砍乱骂，以掩盖我们的过错。

    过去，作家在小说中说，“河流是地球的项链。”现在，孩子在作文中说：“河流像上吊的绳子弯在那儿。”这种对比的警示，说明不了太多的什么，因为枯干的是我故乡的小河小流与小支，而黄河和长江，毕竟都还日夜滔滔。说“人类到了末日”，实在太过骇人，但孩子说的“河流像上吊的绳子弯在那儿”怎么就不是人类的预示呢？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判断自己的命运时，让小孩不假思索地说出个一二与是非。迷失方向了，问小孩说：“往哪儿走？”怀孕了，问小孩说：“是男是女？”

    也许，不明世事的孩童才是最大的预言家。女作家说：“黄河干了。”男作家说：“长江浑了。”孩子说：“河流像上吊的绳子。”

    关于河流，其实人类并不知道该说什么为好，该如何是好。

    说森林

    关于森林——我们绝大部分人不需要依靠森林生活。所有依赖森林和林地生活的人，也几乎不是猎户。猎户从我国的人群分类中几将消失了。这是我们这个社会进展的必然结果。

    森林对于我们，就是原始的林木，奇珍鸟兽，山鲜果实和比都市矿泉水更为清丽的山泉，至于那里的农民，种地亦仰仗林木生存的一部分农民，也从我们的视线风景中消失了。其实，是被我们的富足忘却了，被繁华和文明丢却了。

    那些仰仗土地也仰仗森林生活的农民，应该走进我们森林的风景中来。

    去年春节回家过年，亲历了这样一件事情：在早已都市化的县城里，腊月三十这天，终于飘落了酝酿了半个月的鹅毛雪片，大街上皑皑白着，行人寂寥下来，除了在门口用刷子蘸着白粉糨糊贴对子的人们，已经很少再有人在街面上走动。我的哥哥在邮电局工作，邮电局正在县城的繁华地段，和县政府并肩比邻。我从哥哥家里出来，站在门楼下望着各个单位、机关、住户门前的红色对联的亮光，闻到对联的喜庆气息如桃红李白的春气一样。孩子们站在阳台上用手接着雪花，呼唤和笑声如划船时在湖面荡动的桨和水的撞击。断断续续响起的鞭炮，催逼着年三十的走去，大年初一的降临。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十余个农民，老的约年过六旬，少的二十有余，他们一行站在县政府门前的墙下，缩着身子，在袄里袖了双手，不停地跺着双脚。在他们面前，各摆有两捆木炭，又用编织袋儿套了，从编织袋中挣出来的炭屑，被落雪染成了白色。捆儿袋儿，均匀地放在路边，如冻死的黑猪白羊。

    我有些惊愕，缓缓地朝他们走了过去。“大年三十了，还不回家过年？”“咋的啦？一个城里人没有一家买炭。”“各家都办完了年货，不会再有人来买了。”“我们二十八就来了城里，两三天换了几个地场卖，哪儿人多摆哪儿，可除了小二卖了几斤炭，别的谁也没有卖出去。”

    那叫小二的年轻人抬头朝我笑笑，又把头缩进了那和炭一样黑的袄领里。我不知道该对这些卖炭的人说些什么，默默地站了片刻，摸了摸一捆炭中露出的一支，听到了木炭焦脆的响音，又回头看看空寂的县大街，希望有人同我结伙买走一捆两捆，然而，街上除了放鞭炮的孩娃就是白皑皑的雪了。其中几位卖炭的人看出了我要买炭的意思，脸上带着寒冰解冻的喜悦朝我围了过来。

    “买一捆吧，不能让我们白来一场。”我说：“啥儿价格？”他们说：“啥价格都行，你爱给多少是多少。”我说：“现在没人过年烤炭了。”

    他们说：“是呀。哪知道呀。七八年前来卖炭还都哄抢哩。”

    我说：“那是七八年前。现在都住楼房，没有暖气的烤电炉，烤炭嫌脏了。”

    他们怀疑地望着我。

    “烤炭不脏呀，又没烟，又透热。”我说：“家家户户都没有烤炭的火盆了。”他们又相互望望，说应该再有几个人挑些火盆来，不定火盆也卖了，炭也出了手。这样说时，每人脸上都厚了遗憾，都把目光盯在一位老人脸上，仿佛那老人计划不周或阻拦了他们卖火盆的打算，直看得老人装着咳嗽把头低了下去。

    我看见那低下头的老人，头顶上还生着两个疥疮。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九六年二月十八日，农历腊月三十上午将近午饭时。事情的结果是我以每斤三毛钱的价格买了一捆木炭，扛回去丢放在那栋暖气正热的六层楼的一角窗户下。许多人见了，用“我是不是神经有病”的目光盯着我看，然问明情况后，连他们中间也又有几人出去买了扛回来随意地扔在那儿。至尾，终于惊动了县政府，便电话通知各局、委，无论烤炭不烤炭，都必须出门把那些农民的炭全部买回去。

    午饭前，那些卖炭的农民，拿着炭钱和扁担，发自内心地说了许多共产党的恩德好话返回他们的林地过年了。

    这是一个关于森林和农民与现代文明的我亲历所见的故事。这些吃饭靠种地，零用靠林木的农民距县城有近一百二十里之遥，他们每家每户都住在林地之中，森林是他们世界中的一切。往年春节前，他们都运些檩条、椽子到城里卖掉，换回过节的喜悦挑着，驮着回去，近年因现代文明让人们盖房多用预制的水泥品，木材滞销了，所以他们又想起烧炭卖炭了。

    这是一群新的“卖炭翁”，我们在同情他们的同时，可以斥责许多东西，但是，森林把他们和现代文明的阻隔，却不是我们激越的斥责和感人的同情可以消除了的。

    他们在很长时间内，将被森林拒之我们的文明之外。而我们究竟是该斥责森林还是斥责现代文明呢？

    宅说

    宅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某些时候，在农民父母心里，和儿女同等地位。并不是说仅仅有了婚姻，就算有了家，而是说还必须有宅——几分土地，几间房子才算有了家。家庭一词，家前庭后，是为了强调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而庭的根本意思，则是房舍和院落。由此可见，有了婚姻和血统关系的一个小小团体，仅仅是有了一半家庭，而有了房舍，即宅，才是有了完全的家庭。

    宅的表面，也不过就是村落某处的一块地皮和地皮上的三几间房屋，完整的宅，则还要有方方正正的一堵院落的墙。宅从黄泥小屋发展成为青堂瓦屋，从“开门见山”发展为有一方院落。直到今天突富之后的楼房和楼房下的红砖院墙，一个过程耗尽了一代代农民的毕生劳作和心血。而农民之所以这样，绝不是单单为了儿女和自己的挡风遮雨。仅仅是为了夜有宿处，盖几间泥墙草房也就是了，用不着如此地耗人心力。

    首先，宅是财产，是财产的最大象征。一家穷富，被人所视，第一眼看的就是房舍。旧时房上的草厚草薄，用山草苫房还是用上好的稻草苫房，是北方农村普通家庭穷富的显著标志。姑娘寻找婆家，她父亲到男方村里，本意是去相看一下家庭，却装出一副行人路过的模样，到那宅前宅后走了一圈儿，抬头望的第一眼是房上用了什么苫草，第二眼是院墙是否周正，第三眼是院子内外有没有几棵大树。如果房草新新，有一股扑鼻的甜味，院墙虽是坯的，却整齐得没有一个豁口，院内又有三几棵椿树或老桐树等家常树木，这就标志了宅的上乘，表明了家庭的殷实，如此，这婚事就是男女双方未曾谋面，也就已成了八九。也正因为这样，那些做了父母的庄稼人，到了孩子该找对象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也要千方百计地盖上几间房屋，收拾一个院落的。十五年前，谁家有三间土墙瓦房竖在宅上，就是家境内里贫寒，孩子的媳妇也易于说撮而成。而今，青砖瓦屋，三层洋楼，依旧并不是真正为了实用，而是为了穷富的标志，为了表明穷富。这是其一。

    其二，标志和表明中，较少地含了享受的意味，较多地含了炫耀的光辉。解放前许多人物，外出做官之后，荣归故里，骑着高头大马，然在回来之前，都要差人送回一批巨额银两，首先在他的生养之地盖上几所出众不凡的庭院瓦舍，然后在房子落成之日，他前呼后拥、威风凛凛地回到了故乡。房宅是他人生的第一光辉，有高大瓦屋，有前后几进的宅院，就是没有姨太，没有了官爵，他落魄之后，站在自己的房前端端地欣赏一阵，也会感到内心的充实，也会为自己半生流离或半生戎马再或半生商贾感到内心的欣慰。有一个姓宋的国民时期的少将师长，家是河南嵩县，与我同乡，他跟着蒋介石走南闯北，风里雨里，几次都差一点儿命入枪林，最辉煌时期，曾任两省省长，然世事多变，政坛风云不定，忽然间蒋介石对他心存有疑，一夜间使他从两省省长的位置上跌入百姓的行列。所幸宋少将在初荣时候，就不断在家扩大宅院，增砖添瓦，回故里之后，宅院已有庞大的三进和左右耳院，十几亩土地上的瓦房连成一片，形同一个乡里故宫。官虽没了，不再统领千军万马，耀武扬威，而平民回故，他却丝毫没有失意，每天站在自己宅院的房前看看，房后看看，同儿时的穷苦小友们坐在宅里，浅饮几杯，回忆回忆当年的寒酸苦相，脸上总是挂有实实在在的美满笑意。直至蒋介石对他疑云消散，差人请他回军队出任军长，他才收起笑容，对差人说，你回去转告蒋委员，军长、司令我都不干了，我就在我这房宅中养老了。这时候，我们已经看出，房宅不仅是宿处，不仅是财富的炫耀的光辉，而成了心灵。

    宅成为心灵，就已到了宅的极高境界。说得玄奥一点儿，房宅到一定时候，已经不再在一块土地之上，而在一个人的心中。在房主的心中。当宅成为心灵，房子好些当然为好，但房坏漏雨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宅可宿灵。魂归何处？魂归故里。故里最为具体、最为实在、最牵动人心的就是他的宅了。军长、司令、两省省长都无法和他的故里，他故里的宅相并而论，这宅不是他的心灵又是什么？

    贵人视宅是心灵宿处，普通百姓一样视宅是心灵宿处。对富贵之人，宅在人心中，而不在土地上；对贫寒人家，人心在宅中，不在一层肚皮之内。新时期有篇小说叫《李顺大造屋》，轰动于都市的大街小巷，轰鸣于乡村的任何认字的有些微墨水的农民心里，给作家高晓声带来极大声誉，正是因为他写了心灵中的房宅和房宅中的心灵。他拂去风俗、文化、经济乃至政治的尘埃，窥到了房宅与农民心灵的关系，使他成为当时文坛乃至今日文坛极受人们敬重的作家。所幸的是，他的这种窥视，终于停了下来，否则他不知要成为一个何样的人物，是否会有一日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也未可知。农民之与宅第，揭开一层尘沙，委实你已看不清哪是心灵，哪是房宅。为官之人为官爵而活，商贾之人为金钱而活，军旅之人为杀戮而活，农民为什么而活？为土地和房宅。土地是难有大的变化，一亩就是一亩，旱地难以成为涝地，而宅第，以房舍为主的宅第，却有可能从泥墙变为坯墙，从草屋变为瓦屋，再从瓦屋变为浑砖到顶的楼房。当土地有可能从一亩变为两亩的时候，他继之想到的就是房舍的变更。当他有变更扩大土地的能力，而社会限制了他扩大土地的条件，他就想方设法变化他的宅第。宅第是农民的希望，宅第是农民的未来，宅第是农民之所以津津有味地生活在穷苦中的前方唯一的明灯，一个农民，终生都想把他的草房盖成瓦房，苦苦节俭、苦苦劳作、苦苦挣扎、苦苦奋斗，等他死时，瓦房盖了，他躺在房里的床上，会死得安详而意足；倘若还是草房，他会死不瞑目。宅第的主人，做生意被人坑了成千上万，他一忍说算了也就算了，至多说一句赚了那钱他能肥死不成？甚至他的女儿遭了践踏，他都有可能一忍了之。但，他房宅和邻居的一堵共用的活墙，如果被邻人讹认为是人家独用的死墙；或，邻人盖房时把根基朝他这边滚动了一尺几寸，他会为此争吵、打闹，甚至打得头破血流、丧去生命也在所不惜。有一农民告状，从一九六七年开始，直告到一九九三年，前后达二十六年之久。一九九三年冬天，大雪纷飞，他最终死在通往省城的告状途中，其时六十二岁。一个人从三十六岁开始告状，告到寿终六十二岁，从生产队、大队（后来是村委会）告起，直告到省委书记办公的省委大院门前，终于倒了下来，离开了这个鲜活的人世。人死了，成了大事，省委书记亲自过问此案，派了一个调查组审理他的冤情。他告什么？原来他三十六岁时，父亲病故。父亲在临终前，把他叫到床边，拉住他的手说，东邻居家的上房后墙占了他家一墙之地，因邻居家人多势众，争了，吵了，也打了，人家还是占了，他无能要回那一墙地皮，希望儿子能讨回这一墙宅地。儿子为此，状告二十六年，终于殒命途中。调查组落实之后，情况属实，又值邻居要扒旧房，盖新房，便勒令其上房退后一墙宅地。

    退宅地那天，这家农民三代十二口人，共同跪在院里痛哭，向政府人员三磕响头。

    宅，最终成了农民的生命，这是宅之其三。

    任何一个做过农民的人，走过农村的人，都会看到一个风俗的景观：人死了，让死人躺在门板上，那门板上铺了谷草或者稻草，死人身穿七层寿衣、九层寿衣、十二层寿衣，安详地躺着不动，被放置在一个宅院的上房正屋最中。一般人家放置三日，稍阔一些的加之天气隆冬，也许放五日七日，最不济的穷困潦倒人家，也要放置一夜一天，为了什么？宅以房为主，房以堂为上，堂以正为中，上房正中正是一个可以坐视全宅之处。“举目望庭院，回身视堂室。”人死了，在这躺上三个昼夜，对活人是最后尽尽孝心，对死人让他最后享受享受他所创宅第给他生命的安慰和焦灼，同时让他（她）记住，这儿是你的家，回阴间时不可错走了道路。人死是无可挡的，但建宅是可以无限的。唯建宅第，能够最普遍地延续人的生命。《论语》使孔子长生不老，《道德经》使老子长生不老，“床前明月”使李白死而有辉，一声“长恨”使白居易人死而泪水永不干涸。然世人有谁能如李、杜？能近白翁？更不要说孔子老子了。为了实实在在地使后人从中受了启发，不能诗文生命，那就修建宅第。最大的宅第建筑是秦始皇的长城。长城是巨宅之围，而秦始皇则因这围墙永生。其次是当今的故宫，故宫的辉煌，实则就是历代皇家生命的日月。就是山西著名的乔家大院，也同样不是乔家大院，不是中国建筑艺术的集成，而是乔家有头无尾的生命。这些贵人富人如此，百姓也自然把宅第同生命融为一体。每一个农乡父母，能为儿女留几间房屋，他感到死而后已，儿女们会因房屋而记住他的音容，从而使他的生命获得延续，而儿女们走进父辈留下的房屋，就想起了父辈的“业”，就抓住了那逝去的生命。当儿女做了父母，儿女的儿女大了起来，父业已经破旧，他就翻新重盖，为自己的儿女留下自己的宅业，让自己的生命在那宅业中延续，让自己的儿女在那遗宅中感受自己延续的生命。乔家大院不能和长城相论，民宅不能和故宫相论，生命所延续的光辉有明有暗，但以宅诞生的动机却一模一样。一个农民把一间苫房的山草换成稻草，把稻草换成瓦片，在儿女们心中，丝毫不比府第深宅所闪耀的生命的光明有所暗淡。差别仅在于身为百姓的农民没有能力建成深宅府第，没有能力留下乔院和故宫。

    我的父亲五十八岁去世，死前他为我兄弟姐妹四人在二分半的宅第里，盖了七间土瓦房，分别为三间漏雨的上房和四间狭小的厢房，我故乡人叫厦子。七间瓦房，今日去卖，难有一千五百元的价值，加上一个平顶门楼，一院从数十里外运回的铺地的红色平板石头，还有几棵树木，一个烧坏的焦窑碎砖垒成的猪圈，至多也就值两千块钱。但是，因为这些房子，却使我永远记住了我的父亲和我父亲一生的辛劳。一九八五年至今，我父亲已故去十年，然直到今天我所做的梦里，几乎都是那七间土房、一庭小院和我的父亲。我想这七间房子和我的父亲，只要我和我的哥哥、姐姐有一人还活在世上，我的父亲和旧宅都会和我们一样地活在世上。关于我的父亲和他一生与别的农民一样所期冀奋斗的泥房、瓦房，我仅仅为了让父亲未曾谋面的孙子——我的儿子知道这些，我也会努力去写些父亲和宅第的文字，使我的儿子或多或少地了解一些他的爷爷的生命。

    当然，也有把房宅看得很淡的例子，视房宅如身外之物，如身上的旧衣旧帽，是随手可扔的物件，唐末的朝官杨玢，在故乡盖告老休闲的房宅，邻居侵占了他的宅地，家人要起诉上告，杨玢看了诉书，在背面写了四句话：“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秋草正离离。”家人看了这四句话，也就不再告状了。还有清代的张廷玉，在故乡盖相府，邻人与他争三尺出路，家人写信让他出面打官司，他寄回家书一封：“千里求书为道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谁见当年秦始皇。”于是，家人让出了三尺出路。邻居看人家主动让地三尺，他也随后让出三尺地来。六尺空地，成为一条巷道，四邻人有了许多方便，也因此有了“六尺巷”的美传。杨玢、张廷玉是都把房宅看得很淡的人，他们不是农民，压根儿不会把房宅视为生命，并不计划把房宅作为他们生命延续的桥梁，而仔细品味“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秋草正离离”和“长城万里今犹在，谁见当年秦始皇”，我们会觉得内心的凄凉如从心灵上拂起的秋风落叶，他们把生命都看透了，哪还能看不透房宅？长城犹在，始皇何去？秋风秋草正离离，哪还值得一顾一堵墙和三尺地皮。可有意味的是，杨玢和张廷玉，作为读书人，均没留下好的文章，作为官臣，政途也无大的建树，人们记住他们，又恰恰是因为房宅。最终的结果，他们以为生命也没多少意义，别说了那小小房宅，而在后人，又偏偏因为房宅把他们的生命延续了下来，还要再延续下去。实际上，也许他们才是最明白房宅与生命的关系哩，哪是农民呵。唐朝名将郭子仪不也是因房宅而悟透了生命，才更显其通达，更见其生命寿长，光辉不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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