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遇画展

    不懂画，但画展看过一些。每次走到挂画的下面，便永久地默着，因为从那画面想到的，不是思想的肤浅，就是和别人的见解截然。

    春节回家，到县城去看我的哥嫂和侄女，闲下又找友人却不见，被人引至一个门里候着。进门时，看见有桌有椅，以为是单位的会客室，待左脚一入，便一身惊愕。每一次进中国美术馆时我为那建筑惊愕。每一次在中国美术馆参观画展，我为几幅画惊愕。以至后来，每次乘公共汽车，到中国美术馆前，那惊愕都会浸染上来，不敢多言。而这次候人入室，也亦然。

    我被引入的不是一般客房，而是三间展厅。展厅的房子，已显出它的老相，给人以中年已过、老年将至的感觉。房上是故乡那种青色小瓦，接缝间枯了几枝柴草。从展厅内抬头，能从椽间或檩间望越房子，寻到天空。由此想到中国美术馆的典雅和富丽、雄伟和精致，惊愕便从这展厅剥落的墙壁生了出来。再看那画时，依旧不敢开口，不敢评论。我向来固执己见，以为艺术的品位，当数作画为上。一张画布、三种原色，便容了宇宙和万相；而中国画，则一页宣纸，单着墨色，即纳入了人间与千思。其次为音乐，七个音符，写尽人生各味；再次则是诗、散文、小说、戏剧和电影。所以无论何样的画，只要能展，都使我敬从心始，涌流全身。何况面前那些版画、国画，又大都是刊发过的，并在堂堂画展中得过了奖。且以我之见，选其一二，挂入中国美术馆的展厅，虽不能使人惊愕，但也绝不会让中国美术馆的牌号和建筑跌价。更何况详细去看，那画的署名，都是郭新卯三字。而这叫新卯的人，又是我的一个熟人，这就不仅使我惊从心生，而且敬从心至。

    因为一个展厅，只我一二脚迹，而且引来时，不是让我参观，而是让我坐其等人，不免有种被抬起之感，觉得自己污了素洁，对不住同乡画家，不愿在那画下享受自寻的压抑和对艺术的疚愧，便看了画展，急切着起步出了展厅，走到街上。时候是在农历正月初六，大年刚过，县城还弥留着春节的繁闹。一街两岸，满摆了鞭炮和孩娃们的刀枪玩具。店铺的门窗，虽多数都还掩着，然门窗上过年的红绿，却还依然挂在。新起的鳞次的楼房和姑娘们款式考究的衣服，还有平直的街面、熙来攘往的人们，翠脆流动的谈笑，能使人感受到新的气候，隐约觉出这个县城和故乡的一种精神，感到不随季节而存的温暖。若你站在路的边上，某一商店门口的台阶，居高临下，参观电影院门口的广告，参观姑娘胸上的佩带，参观楼房的阳台，参观青年男女的对话，你会感到你置身于为时势而举办的一次画展，用通俗的眼睛去看，照样能获得一种群众的享受，而忘却刚刚突遍全身的惊愕和孤独。

    我这样做了。

    可我穿行在街上流动的人群中，忽然觉到了这县城的狭小。迎面竟走来了我的熟人，在那三间展厅举办着个人画展的画家。他脱口叫响了我的名字，使刚刚失去的惊愕再次袭上身来。他脸上堆了佛像一样的善笑，冬日把那笑晒得暖暖和和，就像雪天里亮了盆红火。

    我说：“我参观了你的画。”他说：“你回老家过年？”我说：“真的不错，那画。”他说：“晚上到我家吃饭吧？”。我说：“我下午就走……那画真的不错。”他说：“你真的不去我家吃饭？”我说：“真的……那画第一眼都使我吃惊。”他说：“你能到我家吃饭该多好。”

    然后，又和我说了许多别的话。却不谈他的画和他的画展，就和我分手了。他说他要忙着晚上请一次客，出来嘱托客人，务必晚上按时到宴。说他妻子还让他快些买一斤酱油回去。说见到我心里很高兴，就匆匆走着别了的脚步，买酱油去了，汇入了繁闹的县城的人流，留我立在浅淡的怔里。

    我想起我在中国美术馆门前一位画家对我说过的话，他说他为画而生，为画而死。说人间没有艺术，就等于世界上没有太阳。他说他誓死要做艺术骄子。我望着眼前将失的背影，在人流中搜寻那去买酱油的一个瘦肩，想：北京如果没有王府井、西单的喧闹杂乱的人流会是怎样？没有中国一流的美术馆、图书馆、体育馆又会怎样？及之这故乡的小城，不举办这一次画展又是怎样？没有这位画家又会怎样？

    牌坊寻旧

    北宋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程颢、程颐兄弟，给洛阳后人慷慨留下了他们的荣誉。明天顺年间，念其二程功德，诏封洛阳以西一百三十里处的程村为“两程故里”，并在程村正东一里处，建立石牌坊一座。有志载说，凡过牌坊者，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百姓婚丧过坊，止吹打，违者罚。

    如今故里盛在，牌坊已无踪迹。依稀记得，儿时那牌坊还留下两个石柱，孤零零擎在路边，仿佛北京圆明园的陈迹。村人不称牌坊为牌坊，而叫牌楼，称那块地方为“牌楼下”，既说是“楼”，又说是“下”，也可遥想出那牌坊当年的高大。单凭牌坊上刻有“圣旨”，那建筑也就不高自高了，只可惜后人永久无缘观看那落轿下马的景况，就连那两根赤裸裸伤残的石柱，今日你再也无法谋上一面了。

    牌楼下是个三岔路口，旧时繁华，今日一样的繁华，只是那繁华的滋味十分的截然。写在记忆里的牌楼下，那时候从洛阳试探着伸来一条土道，过了牌楼，岔开两支，很萎缩地去了两个方向。就在那旧路口的边上，不断有下棋的老人，他们对阵谈说，议论春秋，褒贬风尚，身边搭了草棚，棚下立了锅灶，灶边放了茶碗。铁锅里的水，永远地咕嘟嘟开着。春夏秋三季，你从那里经过，太阳烧焦在你的头上，想喝开水，尽管喝去，不收分文。有时那锅里还煮有败火的竹叶，竹叶水一碗一碗，放凉在一条凳上，倘要你拉了车子，挑了担子，到那儿准有人向你召唤，让你过去歇脚。你去了，便人至凳到，落座水来。

    与这茶水棚相邻的，是几间草房下的饭铺，有卖面条的，也有卖烧饼的，无论哪样，都极其便宜，吃完了，你会以为他几乎无钱可赚，至多收回了本费。有老人领着孩子通过，孩子哭了，老人没钱，那掌柜会用夹子钳一个烫手的烧饼，送到孩子手里。

    有人问路，就有人将你领到路口，指指画画一阵，最后问你清楚没？

    你说清楚了，他就嘱你快去吧，赶早不赶晚。那牌楼下的民风，就是这般淳朴清澈，淳朴到溢漫香味，清澈到洞穿水底，看到真正的人心也就是一圆肉团，红红的、艳艳的，如六七月的熟桃。

    牌楼下东是伊河，邻一村落叫毛庄；西是程村，邻一山脉叫耙耧；正南是一黄土大岭，叫陆浑岭；一直向北，就是我的家乡田湖镇了。冬天的时候，山风河风，从四面卷到牌楼下。河水结出天青色的冰凌，有野鸟在河上寒寒地叫；山上岭上，黄土冻成铁块，刨柴的人，一镢落下，他的手被震裂了口，地上仅有一个白痕。牌楼下的庄稼地，开开阔阔伸到远处，却是一片浩浩漫漫的冷白色。天是哆嗦着冷了，赶路的人还要赶路，正愁时，便赶到了牌楼下。那儿有几间草屋，就有几堆旺火，连你脚下的路上，也似乎冒出了温温暖暖的热气。这时候，你随便走近那堆火边，都会有人忙慌慌地给你让出一块地场，再把干柴架上两支，让你烤得周身的血液都沸沸腾腾地流，且话也问得顺畅暖和，先问你从哪儿来，再问你到哪儿去，最后教导你说，天冷一般不要出门。出门一日好，不如在家千日糟。听得你连连点头，赶快释说本来不该出门的，然不出门确又不行。这当儿若是到了饭时，那饭铺依然开业，主人会来叫你吃饭，饭铺歇业，也会有人领你去到他家，吃一顿家常便饭。吃完饭，你搁下饭碗，客气不出城里人的谢谢二字，只能由衷地说，天下数你们这儿的人厚道。那村人无论男女，都是一样地憨态一笑，说山不转路转，等路过你家门口，能给一碗热汤暖身就行。

    十岁左右，在一个冬天，曾经路过那儿，烤完火转身出屋，大雪已经飘飘扬扬，严实实封了世界。踏着积雪出门要走，从后边追出一个老人，将一顶雨帽扣在我的头上，说戴走吧，下次路过这儿捎回来。我便戴着走了，到家里满身干衣，头上冒汗。至今记得，那雨帽是竹条和苇叶织成，直径一米，四季散发着一种独特的草香。今天若不到偏僻的乡下，是已见不到那样东西了。取代它的，先是大杆的油布伞，后是现今时光的镀光铁杆的折叠伞。然二十来年过去，那草香却有退不掉的浓厚，时时地弥漫在人的心上。而今你再到那牌楼下去，热闹依然，草香和火暖却是没了。从洛阳伸来的公路，早已铺了柏油，宽展平直，强硬地穿过那早无踪迹的牌楼，分岔两支蛮横地插入两个方向，依原样形成三岔路口。不消说，那下棋的老人已经作古，茶水棚和饭铺的房子，都已成了瓦房和小楼，饭店和商品小铺林立接踵，货卡车、大客车、小汽车不息地川流。牌楼下这地名，也从人们口中相随着牌坊的失去而丢失，取而代之是一个站名，叫毛庄站。那儿上车、下车的人多，总是吵嚷一片。无论春夏秋冬，那热闹少有淡旺的季分线。然无论何人，想不付钱讨喝一杯茶水，或借一张凳子歇坐，却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更不要说无缘由地让人请你一顿饭吃。

    今天，去置身于那三岔路口的热闹里，回想当年牌楼下人情的温暖，唐时崔护那首“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诗，由不得你便油然生在脑里，因为那诗不再是写在城郊小村的柴门上，而是写满了这个世界，北京、南京、广州、上海，以至天南海北，城乡小镇和这牌楼下。再往别处思想，你还会想到李清照怀念亡夫的“今看花月浑相似，安得情怀似昔时”的句子和她的感伤。好在诗都是过去的，感伤也是李清照的。那牌坊不知塌于何时，路边的两柱石头，也都不明去向了，人们也都似乎记不得这儿曾有过一座牌坊。

    “两程故里”还在，《二程全书》却很少有人研读。这是时势所使，也属必然。牌楼下的事情，也只能归属过去。

    太山寺

    寺庙，作为一种建筑已经属于过去，时间对它的侵蚀令人感叹而又无奈，然作为一种文化，时间却是它价值公正的衡标，尤其是东方，尤其是中国，尤其是中原。岁月的风雨，可以使其在世间荡然无存，可寺庙所包含的耐人寻味的文化，却是愈久愈新、愈久愈健，其文化的生命力，超出人之所料。

    凤岭太山寺位于我故乡田湖镇北的太山庙坡。所谓太山庙坡，也就源于太山寺；所谓凤岭太山寺，则源于那道古老的《凤凰吸牡丹》的优美传说。我家的一角责任田，恰在那传说中间。六年前，同妻小回家看望母亲，带着他们到那儿收割豆子，曾向妻子、儿子讲述那道故事。说一只巨大的凤凰，如何在此吸了牡丹，遭了断头。从而在这儿血染山岭，至今那山岭就叫凤凰头山。凤凰头山至今还血染般红艳，有隐隐的令人惋惜的血气。妻听了一笑，三岁的儿子则捡起凤凰头上的一块干裂的红石，坐在那儿面日凝望。如果说对儿子的传统文化教育，我想这是最早的一次了。继而，我告诉他们，脚下曾经有过富丽堂皇的寺院，有过雄伟的大殿，有过林立的塔群，有过苍翠的松柏。说这寺院曾经是故乡人的信仰中心和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且其古老，大约远始于唐朝。距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说在清朝末年，这儿还曾相当鼎盛，显示了它最后的辉煌。每年四次的古刹物交大会，均为此寺而起，人山人海，招八方来客，前后左右，有洛宁、宜阳、汝阳、临汝、伊川、栾川等十余县的农人、商人光临此地。

    可是，寺院终于是随时间去了，就如一只失手风走的大雁，留在手上的是雁飞时的用力一蹬，留在心里的是无可挽回的时淡时浓的苍凉和遗憾。站在寺庙的旧址上讲述这些，我就像在向妻小和故乡唱一首优美的民间歌谣，面前是黄褐褐的土地，背后是黄褐褐的山脉，左侧是枯多于水的河道，右侧是我家居住的村落。讲述时我并没有想到什么，只是讲讲而已。几年后再回到故乡，再次同儿子去到那儿，儿子已经八岁。八岁的儿子忽然拿起一块瓦片，问我这是不是那庙上的瓦时，我感到了一种震惊，一种力量，一种不可名状的兴奋。他何以还记得那个寺庙？何以还记得那个传说？何以会捡起一块普通的瓦片而联想到太山寺院？

    我想到了我自己。再也记不起是谁向我讲述过寺院，描绘过传说，是爷爷、奶奶？还是父亲、母亲？再或是我众多的哥哥、姐姐和乡亲？记不起了。但那寺院，那传说，却是永远地隐伏在我的内心。尽管我不曾亲眼目历过那儿的桑园青瓦，不曾到那儿燃香求祈，唯一做过的，就是割草回来，坐在凤凰头山上，捡一块被凤凰血染红的干裂石，含在唇边，望着西下日色，稍作喘息之后，那块石头就粘在唇上，任你如何也拿它不下。及至石头最终离开唇后，嘴唇上的一层薄皮，已经粘在了石上。

    再也没有了别的什么。可是太山寺院，却是在我心里永久活着。是否会永久地活在儿子心里？

    曾听乡亲们说过，有意要修复太山寺院，钱似乎都筹集了部分，民意很有几分强烈。我想，修与不修，这本身就是乡间文化，证明了寺院不仅仅隐伏在一人心中，作为一种文化的原始和象征，同样还活在众多的百姓心里。不可以对寺院作任何褒贬，因为作为寺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建筑，而是一种永久的民族民间文化。时代给了这种文化复生的契机，也许我的儿子和故乡的许多人，将会把寺庙与传说一代代地口传下去，但却决不会如北京的故宫一样，给那么多代人造成影响。毕竟它小，毕竟它已成为无形。然而，它修复了呢？那它就会同故宫一样，成为故乡的故宫，成为故乡文化的象征，永远地影响着一代人，又一代人，使人思之有物，念之有形。我已远离故乡，置身于北京茫茫的人海之中，为什么偏偏会想念故乡的凤岭太山寺呢？并不知道为了什么，只能哑然一笑后而黯然伤神罢了。只能怨道自己的狭隘罢了。想起一首歌中写道：“涛声依旧，是否能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是否能登上你的客船。”之所以歌能广为传唱，那种伤感怀旧的情绪，在今天的时景下，怕是道出了许多人内心的所思。

    但愿有形和无形的凤岭太山寺能在故乡修复起来，传将下去。

    故乡原有春

    嵩县原是一隅穷地，土少有暄虚，山少有峻秀，水也少见清丽，然民风却始终夹裹着极厚的诚朴。所以，我为自己生长于那方天下而自慰。从军十余载，哪怕身在千里之外，心上也总敷着一层故乡的圣土。

    有朋友来部队，邀我到县里各处走走，多做一些嵩县人的文字。今年回家过年，初一刚过，朋友又邀到了门上，我便随他上了车。携着风尘，一路颠荡，问说去哪儿，答说车村。车村我熟，是一个乡，三县交界之地，可称穷乡僻壤。

    车到无路处，朋友引我下来。天很暖，太阳悬在正中，山梁一道一道横在眼前，呈出赤黄；再远处的山，高低逶迤，曲折连绵，也不见青黛，全是褐褐一片。我知道这不单是季节所致，这是家乡的原本颜色。朋友带我从坡上穿过。旱了一冬，麦苗软在黄土上，从那田里，能看见父老乡亲一张张焦虑的面影。我说这儿又要吃返销粮吧？朋友说，难不在粮上，而在路上、电上、水上。他说，几年前，全县有二十六个行政村、近一百个自然村不通车，十余万人吃水难、用电难，很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从没去过县城。一九八九年胡县长到这车村，见几个人抬头肥猪从山上艰难而下，问为啥要抬猪，答是去卖，县长这才知道这儿的山民抱小猪回家养大，就再也无法把猪赶下山了。胡县长爬上一架山，入了村落，群众听说面前站的是县长，顿时呆得无言。县长问有啥困难，村民说县长能来看我们，就没有困难了。县长说有啥要求尽管讲，几位七十余岁的老人拉着县长说，县长见过了，能再让我们死前看看咱嵩县城到底有多大，见见电灯到底有多亮，就算没白来这世上活一趟了。县长听了这话，当时便哭了……坡上一座小村，叫三道沟。十余户人家，日光照在各家门上，对联鲜艳，字虽不工，联句都十分吉庆。可各家大门皆是掩着，大都落上铁锁。正纳闷，听见牛叫，循着声音，见有一老人在村后喂牛，老人告说，三道沟男女老少，过完初一就上山修路去了。

    这几年，县委、县政府组织修了用水工程五百一十九项，解决人畜用水困难户七千九百一十四个；架设电线二百来公里，发展了三十个用电村；公路修了一百五十三公里，又有二十二个行政村通了汽车。问解决这些困难，钱从何来？说县财政紧裤腰带勒出点儿，群众从油盐罐里抠出点儿。还说三道沟村民组长张三设，从县长手里接过三千元修路款批示时，跪下磕了头……上了山，见新修的道路几米宽，平平展展在山腰，路不是从村头向村外修，而是从六公里外的大路向村子修来。这样倒修，怕的是工程半途而废，道路一日不和村口连通，村民就一日不肯放弃修路。除了农忙，余时无论夏冬，三道沟人已经集中修了三年。我们到时，已是正午，他们老少六十余口都在路边起灶做饭。说灶，就是三块石头架一个铁锅，边上扔了修路工具，卧了跟来的狗，还有顺便放牧的羊。炊烟股股，绕在天空，被日光映出很好的色景。

    告别三道沟时，村民又给我们指了一条近道，刻在崖上，得用手拉住崖壁的藤石根枝，才能擦身过去，一侧的沟涧极深极深。想三道沟人，去年腊月二十六，村里通电，满村明亮，有三个老太太激动得在村头又哭又笑，差些疯了过去。若这路一朝通了，宽敞敞的，还不知他们又要如何……车停在陆浑岭上，太阳很近，仿佛伸手可摘。开门下车，眼前豁然一亮，顿时把我吓了！万难想到，身前身后，身左身右，那一脉脉岭梁，相互接连，全是梯田。梯田埂儿一级一级，上上下下，落落起起。田间麦苗虽干旱一冬，但有机井浇灌，也同往年一样葱绿。望着这五千亩土地连为一体的坡改梯田工程，我心似浮在浩荡的黄河水上。说前几年，嵩县紧随时势，大抓乡镇企业，却建厂赔厂，开矿倒矿，后来调整思路，改弦更张，根据嵩县“九山半岭半分川”的特点，大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两年多时间，完成坡改梯田、旱涝保收田、水浇田十万余亩，见沟有坝，是壑有堰，治理小流域数百平方公里，一千多个小库小坝散布于山间，硬化渠道缠结于漫山遍野。去年，又突出抓了万亩红薯地膜覆盖开发，平均每亩增产百分之六十三点三。说小小嵩县，现在是全国水利先进县、全国造林先进县，得了省红旗渠精神杯、市农田建设一等奖……还说县、乡两级领导与百姓同吃同住同劳作。阎庄乡党委书记石动军，在这陆浑岭上修梯田，终因疲劳过度，突发脑溢血，活活累死了。最后问我，那修路、引水、架线，因有作家写过《老井》，不便再写，这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能写吗？

    我不能说不写。我不为那些数字和奖项所动，但我被数万山民聚集一起露宿风餐，为生存、命运而战的精神所震慑。想嵩县，公元前624年，楚国国王兵伐此地；南宋绍兴十年，名将岳飞率兵收复此地；闯王李自成退兵此地……这近三千平方公里山地上的四十八万父老乡亲，离开他们，我的笔向何处去饱蘸一派激情！

    朋友又告诉我一件奇事。说嵩县财政，连年是巨额赤字，县车队源源不断将邻近地区的粮食运回返销，而国家的农业发展计划，是在“八五”期间重点建设好一批商品粮基地县，国家每年往基地县投资一元钱，要收回三斤粮食。县长胡敬忠在一九八九年年底进了北京，走进了国家农业部的办公大楼。

    “找谁？”

    “找部长。”“有什么事？”

    “申请加入国家商品粮基地县。”“从哪儿来的？”“河南省嵩县。”“没听说过中国有这个县。”

    “有。部长知道，是穷县，特贫县。”“特贫县还想加入基地县？是部长让你来的？”“不是。是嵩县那些还没吃饱肚子的群众。”“你是嵩县的什么人？”

    “新任县长。”部长出来了。以往列定的基地县，皆是中华大地上的地广土肥、物丰粮足的骨干县啊！

    部长惊异了，请县长坐下。县长简明而富有逻辑地阐述了他对国家农业政策和基地县规划标准的看法，以及治理山区特贫县的思路……总之，将特贫县归入基地县投资，使他们农业发展，经济振兴，从大批吃国家返销粮，到少吃、不吃，无异于向国家上交了粮食。至尾，部长吸了县长递上的一支烟。

    问：“你来北京住哪儿？”答：“一家旅馆地下室。”问：“地下室吃饭不便吧？”答：“我爱吃羊肉烩面，那门口就是烩面馆。”

    部长起身，紧紧握了他的手，说中国的县长都像你，那就好了，什么都好了……县长北京三日之行，食宿三十多元钱，竟使农业部破例将嵩县的薄土归入国家商品粮基地县投资。如今，嵩县人流血流汗，不是已经有了那一望无际的坡改梯田，有了那初见成效的山区流域治理了吗？

    世间万事，最怕你以诚去做。我想应该见见这位至诚的县长，五十万人民的公仆。

    正月初五为小年。我家住在镇上，那热闹和繁华如对联一样贴在街面和胡同，极是醒目。初一与初五之间，是人们请来送往的时候，想必县长这几日回家过年，也是忙不完、熬不过种种生拉硬扯的邀请吧！但初四下午，我与朋友还是乘车去了县长的家。相距十五公里，这山岭下的小村，与我家相比，寂寞许多。然就是这个小村，曾经震动了整个伊川县，胡敬忠他们弟兄四人，靠脱泥坯卖钱读书，竟读出了四个大学生。我踏着胡同往里走时，想县长的宅院兴许与众不同，可抬头一望，面前却是几间在这一带乡村已不多见的旧土瓦房和草房，院墙破了几个豁口，门口挖着一个粪坑。看那院里鸡猫齐全，坐着两位老人，一是年近九旬的县长的三奶，一是七十岁的他的老父，老人在艰难迟缓地包着饺子，却不见县长一家人。问起才知，胡县长的妻子颈骨增生，一冬卧床，大年三十放假回来，县长一日一趟，用自行车推着妻子去看病，黄昏方能回来。我问老人，县长家孩子呢？朋友忙拉我衣襟。出来，才告诉我县长家小儿最受宠爱，偏是弱智傻呆，每每提起，老人和县长总要落泪伤心。

    如此，我就更该一见县长了。初六，县里工作人员上班，我独自一早搭公共汽车进城找县长。车再至陆浑岭上，突然抛锚，一车人下来坐在路边，等那师傅修车，竟等去两个时辰。无聊时去听同乡闲谈，说的竟也是县长，说为修脚下公路，胡县长寻钱找技术，往洛阳共跑了十七趟……想接了话题去问，来了一人唤：“喂，谁急着进城，我的车上还能捎三个。”回身望去，看那司机穿了肥胖军裤。料他是当过兵的，又想到嵩县民风淳朴，便硬着头皮随他去了。路边停了一辆小车，是上海产的“桑塔纳”。

    司机说，你们上吧。四个人挤挤坐到后排，一看我的身后还跟着两人，便都挤进去了。我在门边，这时才见从路边坡改梯田里走来一人，中年、矮个、短发，着普通旧服，手上提一撮带根的麦苗。司机问他，咋样？他眉头蹙结，说减产是肯定了的。司机说走吧，他便开了前门，可偏就在这一刻，颠来一个老太婆，提着串亲戚的礼篮，说让我坐坐吧，我得赶到嵩县城，去搭那开往栾川县的车。那人迟疑一下，让老太婆坐在了前座。司机扭转头来说，你们后边的下去一个。于是，我心就提了上来。车外那人却向司机摆手，说走吧走吧，我再寻车。司机不动，摇开车窗，那人转至司机面前，又说你走吧，今儿初六，去县城的车多。司机犹豫一下，脸上染着愧色，将车发动了。

    车走得很快。路上我问司机当过兵吗？他说当过，在济南。又问退伍给哪单位开车，他说，给县政府，给胡县长。

    被挤下车的竟是我要找的胡县长！确信了天下有奇有巧。觉得此当一记，便记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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