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识的一位大学教授，专爱在过年大家举杯相聚时，独自躲将起来，抱那么一摞书，从初一读到初五。初六上班时，同事交流过年经验，颇多感慨，而他总是微笑不语。《追忆似水年华》在中国哗哗地流淌那年，他见我是在年初七，彼此站在路边说了一阵话。使我难以忘记的是，他说其实普鲁斯特是世上最耐不得寂寞的人，而耐不得寂寞又不得不寂寞，他就不能不写《追忆似水年华》。他说作家唯一与人不同的就是，他能在寂寞中创造一种不寂寞的生活，说普鲁斯特在写作期间孤苦到无可忍受时，就乘着马车到街上走走，透过窗隙感受一下世界，其实他哪儿是感受世界呀，他只是为了证明他还活在世上，活在人间。又一年，我们是在初六见的面，当时夕阳落在他家门口，一棵越冬的花树在寒冷里散发着浅淡的薄香，如青草的气息。从门口小心地走进屋里，他说中国最寂寞的作家莫过于萧红，萧红人不寂寞，可心里寂寞，《呼兰河传》和《生死场》那样的小说，没有寂寞的内心，无论如何是写不出来的，而不在最欢快、热闹时候的僻静处，也读不出萧红童年的孤苦来。当时我想，原来读书，是有可能在时间上作出选择的，不是时间对书和作家的选择，而是作家与书对时间的选择。同一本书，在不同的时间去读，一定有不同的心理结果。对这位教授来说，过年期间，读普鲁斯特和萧红，也许是最好的时间了。

    我有一个识字的乡叔，因其身体残疾，倒成了他的福分，记忆中，生产队总是把最轻的活路放在他肩上，比如守庄稼和牲畜之类。看守庄稼时候，他就坐在田头树下，倚着树身，反复地看《聊斋》，他可以把聊斋中的故事背下来，流畅得如三好学生背书。而需要看守的庄稼，自然是地理位置偏僻、最易遭人偷盗的地方。在那儿他每看一个故事，就把书盖在脸上，仰躺在地上，谁也不知道他想些什么。一年秋天，生产队长的妻子从他守的玉蜀黍地里掰了嫩熟的蜀黍，到他面前，掀开他脸上的《聊斋》，说我把庄稼偷完你都不知道。他坐起来莫名其妙地说，我三十岁了还没有成家，活着真没意思。放牛放羊的时候，我这位乡叔不是读《三国演义》，就是读《水浒传》。因为牛羊总是在草地上边啃边走，从不在某一处滞留许久，于是他就跟在牛群或羊群的后边漫步。一次，牛群抵架，有头牛的角都抵断了，他仍然抱着书本。为此，生产队扣过他的工分，罚过他的粮食，可他依然如故。终于，生产队不让他守庄稼和牧牲畜了。又因残疾不能干活，于是他就歇在家里。歇在家里他既不看《聊斋》，也不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那一年社会上重新评估《红楼梦》，书店里有卖“仅供参考”的“内部”《红楼梦》，他卖了粮食买了一套，回家读了一遍就上吊死了。死在夜深人静之时。死前他把《聊斋》《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码好摆在他的床头。埋他时人们又把那些书放在棺材里他的枕边。事实上，在读书人当中，有一种人是用时间读书的；另一种人是用心情读书的；还有一种，是用知识读书的人。用时间读书，是会读书的人；用心情读书，是会生活的人；用知识读书，是那种富有智慧的人。而我的这位乡叔，他是用人生读书的人。用人生读书的人，是最不会读书的人，是最能把书读懂的人。

    冯敏是我的一个朋友。早几年他还是一个酷爱读书的普通冯敏，只是《小说选刊》复刊之后，他到选刊社做了编辑，忽然间就在文学圈和编辑队伍中有了亮丽的名声。做了《选刊》的编辑，阅读大量的文学期刊成了他分内的工作。而他阅读文学期刊，多不从头条读起，而是从二条读起，有的时候，还会从末条起始，到头条时终。这样读期刊的方法，在生活中肯定还有别人，也肯定为数不多。据他自己的经验，说因为办刊人的某种原因，好的小说往往都在二条，都在头条的掩护之下。说有的作家是专写二条小说的人，有的作家，是专写掩护二条或埋葬二条小说的人。而有的时候，末条小说也才是一篇不错的小说。今年《小说选刊》的第六期，从某家刊物上选载了一篇名为《今天是愚人节》的短篇，作者是富有才华而还未广为人知的张人捷，冯敏在小说评点中说，他是在那家刊物的短篇末条中发现的，并给予《今天是愚人节》很好的评价。小说展示的那种一代人新的情感生活方式，和文字中滴漏出来的时代气息，使人思考和怅惘。而一个编辑爱从二条读起，甚至从末条读起，却又确从末条中发现了不错的小说（没读到原刊，也许原刊中的头条、二条更为不错也未可知），这件事本身也许比小说更有意味，它既是对有些文学期刊的一个讽刺，也是对一些文学期刊的一次很好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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