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那个二十年前冬天的清晨,我独自立在豫东的一个军营的寂静里,默默地注视着最先走进我视野亦走入我人生的一景一物,究竟想了一些什么,委实已说不清楚。但那个时候,我的脑子里决然不是空白。因为在那酷冬之中,在那一片萎白的操场上干厚的野草中,我发现了草下有了稀稀落落的青绿,我还拔下了一棵草芽放在嘴里嚼出了浓烈的腥气,至今那腥气都还从我嘴里朝着我四十岁的心脾扩散,就像我在家种地时,时常摘一片树叶含在嘴里久久地品味一样,这些都根深叶茂地生长在我的记忆之中。我不知道我到底在那操场边上站了多久,只记得初去时太阳从豫东平原黏黏拽拽地缓升上来,和大地粘连,仿佛一片椭圆的富有弹性的发光橡胶,到后来“砰”的一声,就脱离了大地的干系,跃在空中成了坚硬独立的火球。这时候又有新兵站在了我的身旁,和我一样,望着操场,也望着太阳。渐渐地,人就多了起来,似乎一个新兵连的人都从新兵的陌生中站在了操场边上。也就这个当儿,我对大家说了一句话,我说这操场多大哟,这么平整,要种庄稼每年能打多少粮食呀。不消说,我这样的语言,赢得了许多人的不屑。我的一个同乡,他是我的好友,这时候他和善地朝我冷笑一下,说你别总想着种地,天安门广场比这儿还大,比这儿还平,要种地比这儿还丰收,你能去种吗?说完了,他又盯着我追问,天安门广场你能去种地吗?许多年之后,我的这位一心要做职业军人,在部队军事素质最好,是团里唯一的提干苗子,可几次提干,却因与他无关的种种原因,都没能提将起来的同乡,在家乡承包了大片山脉和土地,因为连年不收,过着非常艰辛的日子。这使我想到他那时问我的话里,有着多么深刻的一些暗含。原来所谓的人生,就是让你一生去干你不想干,不能干的事情,若每个人都干他想干而又能干的事,那也就不再是人生了。而另一位那时同我并肩而立在操场边上的一位在县城是电影放映员的战友,在新兵时期,他队列、打靶从来都是不及格的,班长为了帮他跳过木马,曾经在他屁股上踢过几脚,问踢你亏吗?他说班长,一点儿不亏。那当儿,谁都认为他是新兵连最没出息的人,可在他用十六年的军旅就完成了一段士兵至师政治部主任的奋斗后,从而成为一个军区最年轻,最有前途的上校时,他不无得意地笑着告诉我说,他立在操场边上时,脑子里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那操场放电影是个好地方,是敲鼓、唱戏的好地方。而我新兵连的另一战友在那操场边上站了站,则干了一件惊天动地、光彩照人的事:他写了一篇足有五百字的散文,名为《练兵场上的草》,让编辑稍为涂改,被当作散文诗,发表在原武汉军区《战斗报》的副刊上,这一下子轰动全团,分兵时所有单位都哄抢着要他。于是他很快就成了团里的新闻骨干。然而没想到的是,他在提干的前一天,踏着风雨采访时滑进一条深不过一尺的河里,却再也没能从那河水里走出来。
今天,我从结果出发,对原初去回忆和寻找,不消说,任何事情都可见其原因和结果,也不消说任何事情最为重要的部分都是其过程本身,无论这过程是奋斗、沉沦、平庸,还是坠落。因为这些,我们就总是以为原初和结果肯定有某种暗合,原初总为过程开启某一扇方向的门窗,为过程搭下最初的桥梁。就是我们常说的,不定之中一定有着它隐暗的节律,同一定之中存在着无常一样,看我们如何去寻觅与把握罢了,尽管无常和不定常常淹没一切,但存在的却总是存在着,如军营操场上总有堂而皇之的野草生长,农民的庄稼地里一年四季也都有谷棵粮禾对野草的掩盖一样,无非这些野草在不同人的眼里有着不同的色彩、气味和形状,而野草本身,却自有其不可改变的完全本性的形状、气味和色彩。它在不变之中而变更,在变更之中而固守。这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做人的信条,把握命运的契机,送给比我们更年轻的人奋斗的阶梯和力量,可是我们却从来没有告诉他们一个人明明是向东走着,为什么却到了落日的地方,为什么一个士兵倾尽心血要做职业军人,结果却回家种地,而另一个士兵,并不热爱军营,却又成了注定要一生穿军装的军人;而一个富有才华、充满朝气的生命,脚下一滑,却死在了不足一尺深的水里。这一切又都是因为什么?是什么力量在支撑、左右着这一切?我们知道的那些人生定律无论如何是不能回答的,可我们又从来都是用万能的人生定律来解释一切。我们忘了无常的力量,它庞大、繁杂,忘了从根本上说,无常是一种存在,有常是无常中呈现的一种自然的组合,这种组合又会因为任何一个环节的损坏或改变而重新回到无常。相信有常也许会使人活得努力,富有进取,可知道无常却能使人活得明白、深刻、平静,不至于出现人生中无常的跌落。
让人家相信有常,也该让人家知道无常,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善良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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