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山倒海似的歌声特别使人受到感染，差不多人人都会唱《义勇军进行曲》，人人都会唱《松花江上》，人人都会唱《大刀进行曲》。上海沦陷了，但很快《八百壮士》的歌声在武汉大街上流行着响亮地唱着：“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听到游行队伍中那许许多多热血的中华儿女泪流满面地唱着这些爱国抗日歌曲，我曾不仅一次地眼里淌着泪水也高声唱起来。当时前方将士有一句流行的壮语：“同鬼子拼命，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当时这种拼命精神是深深感染着我的！
街上更有一道风景线：有时可以看到两三个苏联飞行员走过，他们是空军志愿队的成员来华助战的！他们个儿高大，穿着土黄色的空军皮夹克，衣背上有一面小小的中国旗和一面小小的苏联的红色镰刀斧头旗，旗下有十六个中文字：“国际友人，来华助战，凡我军民，一体保护”，有人在嚷嚷：“苏联的飞机师！苏联人！……”记得有时能看到很大的轰炸机和比较新式的战斗机在天上飞过。我们在武汉逗留居住的阶段，日寇飞机的空袭还不算太多，估计同有苏联战机帮助防守有关。当时苏联支援的战机和轰炸机有好几十架。
武汉抗日气氛那么浓烈有力，肯定同国共合作有关，电影院里正放映着《平型关大捷》的纪录影片。纪录片不可能很长，所以又配上一部别的影片一同售票放映。我随父亲一同看了《平型关大捷》，配演的是美国滑稽片劳莱、哈台主演的《从军乐》。平型关大捷是红军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进入华北前线后对日军作战中取得第一次胜利的战斗。影片反映了八路军先头部队115师，在山西平型关歼灭日军1000余人、取得胜利的情况。片中将八路军在平型关东北之公路右侧山地设伏、日寇部队和辎重部队向平型关前进，车行缓慢，队形拥挤的过程全拍了下来。日寇完全进入伏击区时，我军突然开火，大批干部、战士从高处往下飞快地冲到公路上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人数众多，日寇受到意外打击，在我军火力扫射和白刃肉搏下汽车、马车充塞道路，死尸横陈。日军被消灭1000多人，汽车被击毁许多。缴获的战利品有日寇的太阳旗，有炮，有许多的机枪及步枪，还有许多炮弹和军用品。看到电影里我军冲锋、肉搏和缴获战果的场面时，电影院里掌声兴高采烈地响起，片子不长，但鼓舞人心。看完了《平型关大捷》后，父亲感慨地说：中国人真要团结起来打鬼子同鬼子拼命，鬼子就是一条毒蛇，他也吞不下大象的！……他不想再看后面的滑稽片了，我也就跟着他出了电影院。但从那时到今天，已经七十八年，看《平型关大捷》的印象至今未忘，仍清晰新鲜。当时传说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代表德国提出要调停中日战争，父亲同友人谈起这事时认为日本不可信任，德国也不可信任，中国的出路只有抗战，坚强地打下去，积小胜为大胜！……“积小胜为大胜”是当时很流行的一句话。
在武汉三镇那水波粼粼的宽阔江面上，停舶驶行着许多升帆航行的木帆船和鸣笛的火轮，也有许多来往穿梭的舢板和驳船。汉口江边的标志物是江海关和江海关前长长的仓库、堆栈、高楼，码头上，有许多装运货物的穿短袄的苦力在装卸货物。他们扛着大麻袋包或在货堆边休息。这时，往往听到江海关上的大钟慢悠悠地“当！——当！——”敲响！清晨时分，江面有淡淡的雾气，晨光慢慢地不断扩大，逐渐向长江两边延伸。天穹越来越开阔，可以看到瑰丽的天空下灰蒙蒙的武昌黄鹤楼和蛇山及汉阳的龟山。这一切，都镌烙在我记忆的深井中了！
后来，我们是坐粤汉铁路的火车离开武汉到广州的，但去武昌上火车时就遇到一次日机的空袭，空袭时间不长，有过空战，但只是掠过汉口市区。有太阳徽的日机被保卫武汉的战斗机驱赶得乱了队形，分散地逃窜，然后向武昌和汉阳投弹。听得到炸弹的“轰轰”爆炸声，更多的是看到蛇山和龟山一带高射炮的射击，炮弹在天空的爆炸使蓝色的大幕上出现了一团又一团的黑色云絮，敌机飞蹿逃跑了，黑色的云絮也慢慢淡化消失了！解除警报声响了，街上行人和黄包车、汽车又多了起来，恢复了原来的状态。街头有流浪乞讨的难民，舞厅里有人跳舞，旅馆里有人打麻将，街上又有激奋的游行队伍和口号声，又有了动人的抗日救亡的歌声。……
于是，我们在武昌上了粤汉路的火车。告别了难忘的大武汉。
三、抗战初期香港残忆
广州遭日寇飞机轰炸很频繁，坐广九路的火车由广州到九龙过海坐渡船就抵达香港了。那时去香港方便，无须办什么手续和证件，可以自由出入。
香港和九龙隔海相望。维多利亚海港是著名的深水港，巨大的几万吨级的大轮船也能驶入，各式各样的船只在行驶或停泊。有干净的轮渡从香港随时可以渡海到九龙，从九龙也随时可以驶回来，不但方便而且便宜。
1937年冬时的香港，缺少今天那么多巍峨林立的摩天大楼和高层建筑。那里，毕打街僻静，町乍街狭小拥挤，铜锣湾乱糟糟，浅水湾荒凉。最繁华热闹的是皇后大道，其次是德辅道。当然，赛马日在跑马地一带也是人头攒动的。由于香港历来免税，是“购物天堂”，外国人和外地来香港的人很多。抗战爆发以后，香港可以避开战火和轰炸，也接纳了不少从中国内地来的人。这就使香港更加热闹。
皇后大道沿街都是银行、大公司、大商店、大饭店、咖啡馆，也有电影院……装璜华丽。夜间，霓虹灯闪烁，高大的广告牌到处是“白马威士忌”、“三星斧头白兰地”、“三五牌香烟”、“大炮台香烟”、“黄金龙香烟”、“阿华田麦乳精”……的五彩缤纷的广告在挤眉弄眼。各种服饰的黄种人、白人、黑人充满街头。间或也有天主教的修女穿着黑色白边的教衣长袍在大街边匆匆行走，仿佛是有意躲开尘嚣。维多利亚时代哥特式建筑物，加上趾高气扬的英国差官（警官）、用布缠头的印度巡捕的巡逻，构成殖民地气氛和香港的特别风情。香港友人好意告诉我们：香港人讲究做生意，进商店购物不还价就会吃亏。皇后大道上有永安公司和先施公司，不过规模没有上海的永安公司和先施公司大。在上海，到永安和先施购物，倘若你还价，是被人笑话的，香港却可以还价。
香港同广州的生活习惯相仿，吃蒸饭，到处可以吃到腊味饭、鱼生粥、肉粥、皮蛋粥、叉烧肉、烤乳猪肉、脆皮鸡……也讲究“饮茶”。早上“饮茶”，上午到中午“饮茶”。下午“饮茶”，晚上也“饮茶”。“饮茶”实际是边饮茶边吃广式点心。从虾饺、叉烧包、云吞（粤语的馄饨）、烧卖、肠粉、芋角、蛋挞、马蹄糕到鸡包、荷叶糯米鸡……不下数十种。当然，饮茶的地点也有高低贵贱之分。当时，著名的金龙酒家饮茶、宴会时，在豪华的包间里公开摆放鸦片烟枪和烟灯让客人躺在那里，有女侍者烧烟供客人吸食。开宴和饮茶时也可召妓坐在客人旁边陪同进食和饮茶。陆羽茶室、吉祥茶楼，从早到晚楼上楼下常年客满。吃西点、喝咖啡和可可的地方到处都有，以高罗士打行最著名，那里有高雅富丽的欧式布置，很安静，很舒适。
海上轮船和渡船喧嚣地鸣着汽笛……夜晚，山上、海上，灯光灿烂像撒在黑丝绒上的钻石似的。大小街道上的舞厅、酒吧，电影院的灯光、乐声和酒楼、旅店里的麻将声、喧哗声，使香港的灯红酒绿和歌舞升平给从大轰炸中的武汉和广州来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毕竟是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香港也有了浓烈的抗战气氛。不少进步文化人士和爱国人士，有外来的也有本地的，在香港为抗战出力。我们到香港后，每天一早，我就按父亲的要求到六国饭店门口和附近的报摊上或从叫卖“新闻纸”（报纸）的报童手上去买《大公报》《南华日报》及其他一些报纸，看看战况和国际新闻及评论。记得12月间日寇在南京大屠杀，火烧南京及杀人比赛、强奸妇女的报道就是当时在香港报上看到并留下深刻印象的，后来的台儿庄大捷等也是从报上看到的。那里，有的文化单位举办抗日的摄影图片展和漫画展，在香港圣约翰大礼堂有过“保卫中国大同盟”主办的抗日战争展览及支援抗战的募捐活动。那些地方，父亲大都带我去过，他还同熟人握手谈话，在本子上题字、看展览，也捐款。当时，街上和大饭店里常有打着小旗义卖纸花支援抗战或募捐支援抗战的男男女女或学生队伍活动。我清楚记得，就在六国饭店门口，一群义卖纸花的爱国男女青年热血沸腾地用粤语讲演后唱起了抗日歌曲：“动员！动员！要全国总动员！反对暴力侵占，挣脱压迫锁链！要建成铁阵线！民族出路只一条，生存唯有抗战！大家奋斗到底，枪口齐向前！……”这支歌，抗战初我在武汉就学会唱了！到广州，也听到游行群众在唱。到香港，再一次听到同样的歌声，格外感到温暖和激动。当时，唱歌的人和听歌的人，不少都是热泪盈眶的！我当时不禁想：哦！香港虽被英国人占为殖民地了！但我们同香港有血缘关系，香港的中国人都是同胞，还是这样爱国的哟！
在香港，我们住在六国饭店。四面八方到香港的人多了，和香港的爱国人士合流，香港有了渐趋浓厚的抗战气氛。这里，见不到战火和日寇，但报纸上整篇的战讯却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尤其是从战火战区中来的人们，最关心的是抗战的信息，香港当时拍粤语影片很红的艺人、明星梁翠薇，歌曲和粤剧唱得动听，常在一些有关抗战的会议和交际场上表演，唱《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八百壮士》……有时全场的人也会一同高声唱起来，唱得热泪盈眶。
在香港期间，父亲有过不少活动，例如他与老友杨天骥（杨千里）等去看望过在香港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看望过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她们都在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一天，听父亲说，孙夫人不顾日寇滥炸广州，曾从香港坐船到广州慰问伤兵和被敌机炸伤的难民。说有一个从敌机炸死的孕妇腹中取出的婴儿，居然还活着。孙夫人在医院亲手抚抱婴儿，叮嘱一定要小心看护抚养好……使人感动。
冬天，有一天下午，父亲曾带我与友人监察委员杨天骥同去看望病中的蔡元培先生。我们是一起坐香港巨商李尚铭的私人轿车去的。住址在哪里，已全忘却，有印象的只是蔡先生的住处会客的房里书特别多，橱架上、长条桌上、书桌上全放满了书。蔡先生穿长袍、戴眼镜、上唇蓄短须，说一口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声音不大，腹部突出，人显得苍老。父亲和杨天骥很尊重他，让我叫他“蔡老伯”。他对我笑笑点点头。父亲和杨天骥都称呼他：“孑民先生。”他当时身体很不好，脸上有病容。他们谈些什么，印象已经淡忘，只好像谈了上海，他是从上海来香港居住养病的，也谈了抗战的事。还记得杨天骥老伯笑着问过我：“你上学时是不是男女同校？”我点头，他就笑着说：“这就是你这蔡老伯提倡的！他那时做教育总长……”我后来听父亲说过：“一·二八”那年，我随父亲离南京到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当时蔡先生是北大校长。父亲在北京时曾同蔡先生见过面。父亲这次与杨天骥先生看过蔡先生后，在香港圣约翰大礼堂参加保卫中国大同盟等举办的支援抗战的展览会及募捐活动，同蔡先生也见过面，只是我未在场。蔡先生与父亲在1940年同一年去世。父亲是二月出事，蔡先生迟个把月病故。出殡那天，参加的人极多，全港学校和商店都下半旗致哀。蔡先生葬在香港的华人永久坟场。后来，听说已很少有人知道或去扫墓瞻仰了！
关于杨天骥先生，他长得瘦小但面色红润，戴眼镜，秃顶，穿中式长衫，两眼有神。他一般爱用“杨千里”这个名字，江苏吴江人，诗词书法均佳，人称“才子”。他早年在上海某学堂教过国文，胡适是他学生。在1906年，胡适15岁时，杨天骥汇辑《西一斋课文》以备日后察看学生进步之迅速。其中收入胡适根据杨先生的命题所作的议论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当时杨先生对此文作了赞赏的批语，人都夸他“识才”。1937年冬，胡适声名正盛，秋天时经香港去了美国。杨天骥同父亲不时谈到胡适，只可惜许多具体的事我都记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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