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朋友来看父亲。
一位聂海帆先生也常来。有天，他请父亲和我去吃晚饭，说是该吃吃葡萄牙菜里的葡国鸡。他陪我们坐的士到皇后大道中，下车转进德己立街，路上上下下，有点曲折，最后到了一家葡萄牙人开的餐馆。门面不大，高处挂着彩旗，店招是彩色的，上面写着大字：葡国鸡，画着一只大公鸡，还有葡萄牙文。这当然是一种西餐，汤、冷盘都没什么特别的，小面包、黄油、果酱也没什么特别。精彩的应是一钵蒸得滚热的“葡国鸡”。那是将鸡腿切碎用大量香料和作料外加许多奶酪蒸熟的一种特色乡土菜，确实味道很好。
我闷声吃鸡，但听到父亲同聂海帆谈话。谈的是在上海租界上办大学的事。聂海帆反对用“中国公学”做大学的名字，理由是不要惹麻烦。因为“中国公学”这个名字容易引人注意。他这里说的引人注意的“人”，显然指的是“敌人”，他说：“学校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就叫‘三吴大学’！不引人注意！”他又说：“您做董事长，我任校长！依您的声望地位，在上海租界上是吃得开的！您是前辈，法界名人，工部局、法院、律师界、警察局都有您以前的学生和熟识的关系。校址已经不成问题，这事现在只等您点头了！”
父亲沉吟着，当时并没有点头，好像也没有再说什么。那晚吃完“葡国鸡”后，聂海帆送我们回家，临走时，他好像对父亲说：“请您再好好考虑一下……”
聂海帆走后，我问父亲：“为什么叫三吴大学？”
父亲说：“我也问过他。他说：苏州、常州、湖州自古以来，叫作‘三吴’。在上海办个大学，吸引苏州、常州、湖州这一带的学生用这个名字合适。我却觉得没什么好！”
这个大学的名字后来定了，隔了两年，在上海英租界，那时三吴大学已经办成开学，父亲是董事长，聂海帆是校长。有一天，有两个敌伪杀手带了礼品装作给聂海帆送礼，到了三吴大学的办公室见到聂海帆后立刻开枪，聂海帆顿时倒在血泊中牺牲了。刺客是日寇和汪伪的极士非尔路76号派来的。接着，父亲就收到了恐吓信又遭到绑架。那个阶段，我才从父亲处知道“三吴”并不是苏州、常州、湖州的古称。“三吴”是吴、吴易和吴樾。吴是南宋屡破金兵的名将，吴易是南明起兵抗清的将领，吴樾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反清烈士。显然，父亲后来同意用三吴大学这个校名也是有道理的。
从此以后，日子过得好像极快。父亲仍是有友人——熟的和新认识的不断来往。聂海帆则坐船去上海了，好像他的意见和父亲的取得了一致，他去开拓办三吴大学的局面去了！
父亲后来决定要去“孤岛”上海了！他是一个爱国者，去上海当然不是为了苟安于乱世。临行，有一伙友人为他在香港仔摆宴吃海鲜送行。那对我是至今难忘的一个晚上。
去香港仔，路较远，当时那是一个泊着许多渔船，可以看到好多船桅和大海的渔港，比较荒凉，但碧海靓丽。来吃海鲜的人并不太多，我们赴宴在一只固定于海边的大舫船上。它用红红绿绿的油漆刚打扮一新。舫船停泊的岸上，许多玻璃器皿和木制盆具内都养着各色生猛的海鲜。翠海如镜，远处的沙滩上，有槟榔树、绿色的尤加利树。在舫上摆筵席，使我想起战前随父亲在南京秦淮河和到苏州去太湖吃“船菜”的旧事。那晚，吃了些什么记不清了，主要不外是海鲜，但桌上花雕酒香味至今想起似还存在。朋友们多数都较年轻，敬父亲酒，父亲仍未喝酒，但说了激动的话，大意似是我不去重庆而去“孤岛”会有危险，但我无所畏惧……有人提议：起立唱一个歌为父亲送行，唱的是《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歌声慷慨激昂，使人热血沸腾，那时候是几乎人人都会唱这支歌的。我夹在中间唱歌，不知为什么却流泪了。父亲那晚，为什么那么激动地说那样的话，我当时似乎不懂，以后，我懂得父亲回去是为了应邀用他的声望及社会关系在租界上秘密办三吴大学，掩护进行抗日活动。于是，他回“孤岛”后，的确遭遇危险，后终于因抗日死在敌人手里！于是，那晚的往事，他那晚魁伟地坐在那里讲话的情景，至今与香港仔的靓丽海景从未湮没在我的记忆中！
（注）1940年2月12日重庆《新华日报》刊有父亲殉难新闻。1940年重庆《新华日报》合订本目录索引上“追悼抗日殉难烈士”栏内有父亲事迹。
四、夜过日寇封锁线
我认识了夏家连，这位家连哥在甘肃省教育厅工作，他到上海是为了设法带两架显微镜回兰州。这是1942年的夏天，浙赣路正在激战，无法通行。为了去四川重庆大后方，离开沦陷了的上海，我得随家连哥去他家乡安徽合肥，在合肥过日寇的封锁线，再从那里经过皖、豫、陕三省入川到重庆。这一路是遥远艰险的，主要靠步行，有车就坐车，有船就坐船，曲曲弯弯避开战火。估计总有八千里路。但最主要的是过鬼子的封锁线，日寇所占的地区都强拉中国百姓挖封锁沟。封锁沟一般有一丈多深一丈多宽，鬼子在要害处造了碉堡和吊桥，用封锁沟起阻隔保护作用，安装了探照灯，甚至配备了装甲车在那里巡视，时不时的打枪开炮，见中国人就杀。家连哥是合肥东乡大兴集夏家村人，我们就是要在他家乡那里过日寇的封锁线。
七月初，我们从上海坐火车到南京，又从冷冷清清的南京过江到芜湖经淮南铁路到合肥附近，一路看到的是日寇刺刀统治下的凄凉萧条，经历过战火地区的可怕情景和凶恶的日军和宪兵，不断受到检查和盘问，我总说自己是在上海做工因患肺病回家乡合肥养病的……日本宪兵听宪佐翻译说我是肺病都挥手叫我“开路开路”。我们坐火车在距合肥不远的大兴集下车步行去夏家村。家连是本地人，虽然好几年未回家乡，依然熟悉。大兴集有一条开着些小店铺的正街，两边都是些低矮、苍黑，墙根长着青苔的小瓦房。这正是傍晚，只见田地里、路边菜园、空地里种的全是罂粟，正是夏季花开未败的季节，红色的罂粟花鲜艳招展，更闻到不知谁家在熬鸦片，鸦片味很浓烈，我明白：是敌伪推广种植鸦片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是想使中国人亡国灭种啊！家连看了也说：“从前，我们这里是产米区，到处水稻，如今却让鬼子用毒品代替了！真狠毒啊！”
夏家村实际没几户人家，周围还有些分散的农户，到夏家连家里时，他父母都在农舍门前场上干活，家连嫂带着一个七岁的女儿也在纳鞋底，抗战爆发后，家连这是第一次回家乡，同亲人见面自然大家都高兴。他家是中农，父母与妻子都能劳动，有条瘦水牛，也养一些鸡鹅。由于家连在外边工作，家里就很受村里人重视。村里人都姓夏，均是族人，处处也受到照顾。家连和我一到，正在用水洗抹，就有族人来看望，从他们与家连的谈话中，我了解到：鬼子兵到过大兴集一带抢牲口捉鸡鸭，也在一个村庄烧杀过，但未到夏家村来，夏家村有个家连的远房哥哥名叫夏寨，人都叫他“寨子”，他头两年弄到点枪支，拉起了几十个人，要打天下，声言不做汉奸，不跟共产党，也不跟老蒋，要自己干！因为他在合肥城南打过鬼子杀过两个汉奸，虽有些扰民人们也不仇恨他。他自封为大队长，夏家村也在他保护下。他反对种鸦片，谁如果种，他就将烟苗铲掉，正因为他在这一带活动，日伪军数量少，不敢到东乡来，而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游击队也顾不上来这里活动。
家连同亲友们谈起过封锁线的事，知道要去六安，从这里先到上派河，必须过封锁沟，要绕个圈兜过去，还要经过三不管地区（指日寇管不着，国民党、共产党也未来管的地区），有点危险，但找个熟门熟路的人带路，趁夜里上路，还是办得到的！当夜，我就睡在家连家茅草顶土墙房的堂屋里，在地上铺了稻草在蚊子的嗡嗡声和屋外水田及草丛中的蛙鸣声里悠悠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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