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

    （一）从上海调到北京

    上海总工会劳动出版社其实办得是很有成绩的。20世纪90年代我曾经在《上海工运》上写过一篇回忆性质的文章，题目为《新中国出版史上应有的一笔》。文中说：“1950年春天，上海劳动出版社正式成立，社长由文教部部长李家齐同志兼任。副社长兼总编辑为吴从云。我先是编审部副主任，后升为主任、副总编辑……”

    劳动出版社是一个综合性的面向工人的出版社，书籍全部由劳动印刷厂印刷，除大量供应工人课本外，还重视出版向工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读物。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人文化水平低的较多，因此出版物强调通俗，诸如政治、时事、经济、历史、地理的读物均有。劳动出版社又很注意运用文艺形式，出版了“劳动文艺丛书”，其中有柯蓝、赵自的长篇小说《不死的王孝和》、哈华的长篇小说《浅野三郎》、戈壁舟的长诗《把路修上天》、阿章的长篇小说《红旗飘扬在黄浦江上》等，也出了一套在工人中颇有影响的“工人文艺丛书”，共六集，将当时上海涌现出的工人作者中的佼佼者如胡万春、费礼文、唐克新、郑成义、孟凡夏、金云等的作品先后选入。这些作者既受到《劳动报》和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培养和帮助，也受到劳动出版社的培养和帮助，后来不少都成了作家。与此同时，劳动出版社注意出版指导工会工作的书籍，出过一套极有价值的“上海工运史料丛书”。到1951年，劳动出版社创办了一个《工人》半月刊，向工人进行时事政治思想教育，《工人》发行份数最高时达二十几万份，最低时也保持在十几万份，深受工人喜爱，当时在全国也颇有影响。劳动出版社成立不到三年即出书400余种。1953年春，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集中力量办好中央一级的出版社，于是，一批同志调到北京，我也在其中。我在上述那篇文章中说：“如今拿当年该社的出版物来看，不免粗糙或稚嫩，可是正如一位哲人说过的：‘不要小看过去的任何好的东西，我们是用过去创造未来的，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在上海的出版史上，劳动出版社的建立与贡献应当有其不朽的一笔。”

    还记得那时从上海调到北京，有不少同志是舍不得离开上海的，因为南北有区别，生活习惯等也不同，但大家经过动员，被北京挑中的干部全部毅然北上。钱敏等同志则由于上总需要而被留下。

    我当时奉命作为先头部队在1953年3月间就与钱同志先到北京，任务一是向工人出版社社长陈希文同志汇报情况，二是负责安排好大批同志抵达后的接待与住处，三是将读者、作者寄到北京给《工人》半月刊和劳动出版社的信稿全部及时进行处理。希文同志是全总主席团委员，做过全总文教部长，此时专心抓工人出版社的工作（他1958年调贵州任贵州大学书记兼校长。已去世多年）。他是位高水平的领导干部，热情对待我们，在工作生活上都十分关心，我与钱实际做的是联络员的工作。当时工人出版社在北新桥骆驼胡同办公，社里在附近的西仁里置了一个四合院给我们上海来的有家属的人住，我遂做主将房子作了分配，因为秉公办理，而且我自己分的是最差的房子，后来大队人马来北京后，对住房分配都无意见。想不到的是读者、作者寄给《工人》半月刊的信、稿竟有3000余件。因为《工人》半月刊在上海结束时，我写了一篇《告别读者》，说《工人》半月刊将迁到北京继续出版（这是原来决定这样办的），请作者、读者以后继续同我们保持联系，地址就是北京北新桥骆驼胡同工人出版社，结果，作者、读者来的信竟那么多。于是，我同钱只好每天陆续处理，有信必复，不能用的稿一律退走，能用的稿暂时保留并通知作者。这样忙了个把月，上海方面由吴从云带队，数十人连同家属包括编辑、美术、印制、发行全套骨干人马浩浩荡荡坐火车到北京了。希文同志和我一同到火车站迎接，来的编辑骨干有彭学绍（后调全国总工会任宣传部宣传处处长）、王青（1957年“反右”时被错划，改正后任湖南某报副总编辑，已去世）、孔柔（后调回上海，曾任《收获》杂志编辑）、王善本（后曾任陕西《人生报》主编）、陈清泉（“文化大革命”后曾任光明日报出版社社长，著有《陆定一传》）、叶春畅（著名漫画家）等。此外当时劳动出版社的美术组长程之锡、校对科长张采凤、出版科长郁瑞芳等也来了！不久，原劳动出版社经理部经理黄履冰也调来工人出版社任出版处长，这本来是一个办《工人》半月刊的编辑班子，但后来决定不办《工人》半月刊了。要将在延安时代办过的《中国工人》杂志复刊。当时在北京，全国妇联办《中国妇女》，团中央办《中国青年》，全国总工会就办《中国工人》，这个设想自然是好的。我们虽对《工人》半月刊有感情，但也都拥护这个决定，从此便为复刊《中国工人》努力工作了。

    与吴从云等大批同志一起从上海来的还有凌起凤，她由台湾回来同我结婚不久，组织上决定将她和我一同调到北京，并为她安排工作。为这，陈希文同志和老吴都同我谈话征求意见，并且决定调她在工人出版社秘书处工作，这对我们是极大的照顾，因为调北京的其他干部家属都未安排工作，只给凌起凤一人安排了正式工作。于是，她穿上了灰色干部服，与我这个供给制干部一同上下班了。

    刚到北京，正逢中国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要调人去编写中国工运史，因为早年邓中夏烈士写过《中国职工简史》后，还没有别的人写过中国工运史，邓中夏烈士的那部《简史》写的主要还是初期的革命工运，他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9月即被杀害。调我们去，是想把中国的工运史从开头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我分到的是白色恐怖时期的那部分。我自知责任重大，努力寻找资料并进行研究和写作，因为我在上海总工会期间曾参与编辑“上海工运史料展览会”有关资料，并出版过《从“五卅”到大革命》等书。通过这次对工运史的编写，深化了对中国工运史的研究。只是初稿完成后，由于对中国工运中的许多人物、事件均要由中央来下结论，为慎重计，我们编写出的中国工运史只能束之高阁，我又回到筹办《中国工人》复刊的岗位上来了。

    上调北京后，中央统战部两次来人找起凤和我谈话，中心内容是：希望能设法使起凤的父亲凌铁庵先生回来。但当时，经过抗美援朝战争，海峡两岸关系紧张，台湾一直限制人出境，起凤回来是由于她父亲出力，她父亲要回来，自然是不可能的。中央统战部的同志通情达理，说了些安慰鼓励的话，以后就没有再来提这件事了。

    我刚到北京，给的职务是编辑组长兼通联组长，仍是供给制，起凤则是工资制，每月工资56元。到1954年12月，所有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并定级别，办公室给我一个书面通知：“你的级别，业经中华全国总工会批准为16级，工资为368分，自本年6月1日起照此标准补发工资。”记得那时刚改工资制时，我能拿到100多元，不久后，我又改为15级，这是全国总工会的处长级，工资每月有126元。有人告诉我，江青和王光美都是15级，意思是说：你的工资很高了。当时，很大的对虾在北京东单菜市上只卖两角钱一斤，吃的人很少。猪肉也仅两角钱一斤，当时我的三妹李淑和她爱人罗经国都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我四妹赵文汶和她爱人杜方炯也在北京中央一机部工作。每到假日，我和起凤总做许多菜同他们欢聚，有时也请上海一起调北京的单身同志来吃饭。那时，生活很宽裕，母亲在上海，我兄弟姐妹共7人都已工作，每月大家汇钱给母亲，邮递员送汇款条时总对母亲说：“您真好福气！这么多子女给您寄钱！”

    西仁里的那个四合院不大，房子也较旧，粉刷修整得不好。由于我自己分的是最差的房子，就像一间传达室，既小也矮，同志们早出晚归，敲门时每每都是我就近去开门。大家都不过意，外加希文同志和老吴见我和起凤住的房太差，有一天突然通知我搬到东单大华电影院对面的一个红楼上去住。那是二楼一间很大的房间，临街，有地板，粉刷得很好，楼下是铁路的售票处，正在装修准备开张。当时，工人出版社正拟从北新桥迁到西总布胡同办公。我们这住房就在西总布胡同对面，上下班也方便，我们就搬去住了。谁知领导上的这番关心，却险些由于一件意外事酿成了悲剧。如果不是很偶然的因素，我和起凤在那一年就呜呼哀哉了！

    原来，我们搬进去住后，楼下铁路营业厅的装修已经基本完成，但粉刷的墙壁还很潮湿，工人们就用砖砌了一个有床铺那么大的灶台，装上大块的煤炭点燃后用封闭的办法加热拟将墙壁烤干。炉火熊熊，释放出大量一氧化碳，由于楼下门窗紧闭，煤气上升，就从地板缝里侵入我们的住房里来了！

    那天夜晚，我和起凤睡时，就感到房里空气不好。似有煤味，但由于房间临街，汽车吵闹，房间比较大，我们怕吵总关着窗睡，所以煤味越来越浓。起凤熟睡着，我一觉醒来，感到心里十分难受，想呕吐，人也疲软无力，但闻到空气里有煤气非常难闻，我遂挣扎着爬起来打开了窗子。幸亏这一来才救了我们的命，新鲜空气进来，冲淡了煤气，但我们两人终于还是中了毒，头疼欲裂，连连作呕，眼睁不开，瘫在床上起不来。其实这时二楼已有几家住户中了煤气，被发现后，遂来打开我们的门，见我们也中毒严重。希文同志和老吴等都赶来看望，先到医院，然后用汽车将我俩送到北海公园，放在僻静处的长椅上，让我们呼吸新鲜空气，还送来牛奶、水果等慰问品。我俩像傻子似的呆呆在公园里坐到天黑才又被接回，足足三四天后才恢复健康。由于在红楼上中过煤气，楼下铁路营业厅又很喧闹，我们对那房子丧失了好感，当工人出版社搬到西总布胡同30号后，出版社在东总布胡同买了一幢西式建筑。这房子外观很漂亮，早年袁世凯时代是德国大使馆，后来又被评剧皇后小白玉霜购置居住。社里买下来后，修饰一新，决定让我们也搬去住。我们就又搬了一次家，居住条件又有改善。

    筹备《中国工人》的工作是很忙的。首先是通过下厂下矿了解读者要求，确定办刊的方针、宗旨，确定读者对象，然后又要组织作者队伍，保证稿源，建立一个好的作者网。接着是确定分工，筹建一个理想的编辑班子，除分工编辑外，装帧、插图、编排、摄影以及校对、编务、文秘都落实到专人且有规章制度保证。《中国工人》被确定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刊物，全总书记处指定张修竹书记领导《中国工人》。修竹比我大8岁，是山东文登人，一口胶东话。他在山东很出名，因为他在抗日战争前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就在山东从事革命活动，为开辟和发展胶东抗日根据地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曾在延安和晋东南工作，全国解放后，他在全国总工会任宣传部部长，对报刊宣传工作比较内行。他对《中国工人》抓得很具体，常找编委开会研究工作，并提出意见和要求。当时，《中国工人》复刊前，他主张先办一期试刊看看，于是，我们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办试刊号的工作。这时由于工作需要，吴从云以工人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的身份来主持我们办《中国工人》的试刊号。他对工作抓得很细，很认真，布置了工作总是及时检查，有时一次能给我布置十件八件工作，但我早已习惯他这种领导方法了，同他合作仍感到愉快。

    那时的北京，干部除上班以外，十分重视学习。学习时间不放在工作时间之内，所以每天工作之外，还要加上两三个小时的学习。每天清早先学习一小时再吃早饭，然后上班，晚饭后又要学习两个小时才能回家。我们总是天不亮就起来，然后赶到机关单位里去学习，晚上则很晚才能回家。天热还好一些，天冷回家还要生炉子取暖就更嫌时间不够，这比我们在上海时要紧张得多。有一天，希文同志在会上宣布：“学习时间要改一改了！”原来有干部写了信向周恩来总理反映情况和要求，说干部们每天“披星戴月上班去，万家灯火回家来”，实在吃不消，有老人和孩子的更加困难。结果，中央体恤下情，决定学习时间纳入工作时间之内，固定将每周的某一天下午作为专用学习时间，大家知道这样改后，都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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