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难以做到吕宁那样决不动笔写作、决不改人家的稿子，我的工作岗位决定了我必须写作，也必须改稿，我唯一能要求自己的是：下笔小心，从四面八方来考虑如何不出问题。
我从在上海总工会时期就开始写作的长篇《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后改名为《战争和人》）仍继续在抽空进行，除了给《中国工人》写必须写的特写、杂文、评论、诗歌外，我还抽空修改了在上海时到上钢三厂深入生活时的一个长篇《后方的战线》，寄到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去，他们回信说决定出版单行本。偏巧不久公布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信件，展开批判，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偏巧又是所谓“胡风分子把持的阵地”，我的书偏偏在那里出版，岂不可疑！审查之势形成，我的书稿被从上海索回，幸好内容没有问题，更幸运的是，此书责编翟永瑚同志是位党员作家，不是胡风分子，由他出面写了材料，证明我与该社的其他人均无瓜葛。书虽未及时出版，然而重要的是我幸运地未被打成“胡风分子”。
论理，我真该洗手不干，再也不写作了，但偏偏全国总工会的张修竹书记要《中国工人》发表一个小说连载，他说：“工人喜欢看故事性强的连载，要写工人的题材，用工人喜闻乐见的小说形式，配上好的插图，每期登些章节，吸引工人这期看了还想看下期，用这向工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于是，吕宁召集编委会，将这任务交给了我。我并不想写，但又不能不写，我实在无法摆脱写作，只好努力。
写什么题材呢？
我想起20世纪50年代初在上海总工会工作时，听说北京话剧界的同志，以冀东矿工游击队长节振国的事迹为题材写过一出话剧，但未成功，没有上演。到1953年春，我由上海调到北京工作，又一次偶然听人说起丁玲曾想写节振国的故事。告诉我的人还说：“节振国的性格很像苏联的夏伯阳（后译恰巴耶夫）。”当时我听后并未引起多大注意，更没有想到以他的事迹为题材来进行创作。
以后，有一年我从北京去唐山收集开滦工运史料，在开滦的唐山矿、赵各庄矿及林西矿活动期间，听到许多矿上的干部和职工说起节振国烈士。人们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冀东最怕节振国，把他叫作‘白脸狼’、‘节寨主’，到处悬赏捉拿他。在他牺牲的消息传出后，鬼子不敢相信，怀疑这是节振国故意布下的疑阵，曾出动大批兵力到处搜寻他的下落。”“节振国大义凛然，他有个结拜兄弟名叫夏连凤，与节振国情同手足，但夏连凤被捕叛变投敌后，来游说节振国投敌，节振国立即将夏连凤枪毙示众。”“榛子镇有个武装土匪汉奸头子李奎胡，为非作歹，残害百姓。节振国用计杀了李奎胡，将李奎胡的人头高挂在榛子镇城楼上，日本鬼子看了都胆战心惊。”……以后，我又接触了一些唐山市委、市工会的干部，他们也都能讲一些节振国参加1938年开滦五矿大罢工和冀东十万工农大暴动的故事，更能讲一些节振国来无影去无踪抗日锄奸的故事。这些生动感人的故事吸引了我，使我对节振国这一位传奇英雄产生了浓烈的兴趣。
接着，我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中国工人》1940年第10期上读到了慰冰写的《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白脸狼”》一文，并且听有的同志谈起：毛泽东1940年在延安听到从冀东去延安汇报工作的吴德谈起节振国英勇抗日的事迹，了解到冀东敌人扫荡的残酷情况后，曾说：对这样一位工人出身的游击队长，要好好保护他，培养他，不要让他牺牲，牺牲了是很可惜的！可是。实际上，毛泽东说这话时，节振国在冀东已经不幸作战牺牲了，这当然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后来，周恩来在重庆时，曾向文艺界的人介绍过节振国的抗日事迹，并且建议能将他的事迹写成文艺作品。
我追问为什么写节振国事迹的文艺作品迟迟没有出现。有人说，一是因为需要进行艰苦深入的采访，花费的时间精力太多；二是这个人物不好写，有点个人英雄主义和冒险主义，性格上像夏伯阳，又是作战时不该牺牲而牺牲了的，北京话剧界的同志写了节振国事迹的剧本，但通不过，白白浪费了劳动。
我将信将疑，但却有了创作的意图。我在唐山赵各庄及冀东八县开始采访并收集节振国事迹的材料，以后又在北京等地继续采访，终于，有了创作冲动，并对节振国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节振国，1910年10月9日出生在山东省武城县刘堂村（20世纪60年代初，刘堂村划归河北省故城县）。他10岁那年。因家乡闹灾，随全家逃荒到开滦赵各庄煤矿，14岁就下井做了童工。开滦矿工有习武之风，节振国为了不受欺压，习武强身，武艺高强。他为人正直，深受工人拥戴，“九一八”事变后，他激于民族义愤，带领工人抵制日货，砸日本商行，成为工人领袖。
1938年春，英国资本家在开滦赵各庄矿实行“井下计工制”，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工人大罢工时，节振国任工人纠察大队长，此时他已接受党的领导。在罢工中，他表现十分英勇，曾率领纠察队在罢工委员会组织下打垮了唐家庄矿由资方组织的“护矿队”。由于工人生活困难，节振国领导纠察队保护数千工人及家属分掉东煤场的存煤，用煤去换取粮食，为坚持罢工斗争提供了物质保证，取得了大罢工的成功。这次罢工沉重打击了开滦煤矿的英国资本家，而且粉碎了日寇插手工运想夺取矿权的阴谋。5月的一天清晨，日寇队长高野带了十多名宪兵和伪军到赵各庄逮捕节振国，节振国用菜刀砍倒高野和另一个宪兵翻墙逃脱，但节振国也身负枪伤，避到丰润县南关好友张志发家养伤。伤愈后，正逢中共冀热边区特委发动人民举行武装抗日大暴动，节振国遂与一伙矿工兄弟在滦县韩家哨聚义树起抗日旗帜，曾收缴了榛子镇伪警察的枪支。当时，他为寻找党，先去投奔抗日联军副司令洪麟阁，但未被重视，后来找到了我党直接领导冀东抗日的联军副司令李运昌部，李司令员将节部编为抗联第二路司令部直辖工人特务大队，节振国为大队长。
7月18日，节振国奉命率队攻打了赵各庄伪警察所。他扩充了兵员，开滦赵各庄矿、林西矿和唐家庄矿有3000多工人参加了抗日队伍。与日寇激战两次后，退入农村汇入暴动队伍的洪流，但秋天时，日寇调集兵力扫荡，冀东抗日大暴动受到严重挫折，工人特务大队也仅剩下28人。节振国威武不屈，在北部山区又找到了党领导的抗联部队，重新扩大队伍战斗在冀东。这期间，他用流水疾风般的战术在矿区打击日寇，铲除汉奸。有一次，他晚上进入赵各庄燕春楼戏院抓了几个汉奸特务，并且当场跳上戏台向观众发表了抗日讲演，然后安全撤走。
冀东的抗战环境十分艰苦，节振国工人特务大队的游击战十分出色，为开辟抗日新局面做出了极大贡献。1939年秋，他在丰润县乡下入党，1939年9月，冀东抗联部队改编为八路军，节振国被调到阜平晋察冀分局党校第三期学习。1940年5月结束了学习，组织上派他回冀东军分区工作，节振国所在的干部队同十二团陈群团长的部队在返回冀东途中，在盘山地区和冀东中部与敌人激战。节振国强烈要求与十二团一起作战，在滦县下尤各庄战斗中，由于勇敢杀敌过于冒失，被敌人枪弹击中牺牲，时年30岁。噩耗传来，抗日军民都十分悲痛，上、下尤各庄的老乡们为他吃素三天，以祭奠他。我们的部队继续打着“节振国工人特务大队”的旗帜用游击战袭击敌人，日寇和汉奸则到处寻找节振国的坟墓，以证实他确实已经牺牲，但老乡们守口如瓶，一直秘密保护着节振国的坟墓。直到日寇败亡，烈士的遗骸才移往唐山烈士陵园。
为写节振国烈士的传记小说，我先后采访了许多当年开滦的老工人、节振国的战友及老领导，并采访了那时的交通部部长李运昌、吉林省委书记吴德、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颉伯等，并在开滦煤矿下井，在冀东的八个县里实地考察，亲身体验游击战士当年的生活。
节振国传奇式的经历十分悲壮动人，也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我觉得这位英雄应该写，为节振国的传记花费再多的时间精力也值得。至于说他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等等，说明我们那时创作中的条条框框、清规戒律多么严重，说明我们那时用“左”的态度来对待创作，进行过多的不必要的干预是多么严重。我暗下决心，要冒风险来写节振国，即使失败我也不后悔。
在这种情况下，我花了二十多个夜晚，一气写成了《赤胆忠心——红色游击队长节振国的故事》，由画家江荧配了精美的插图，先在《中国工人》连载，接着又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小说刊出，反响强烈。电台连播，著名评书艺人袁阔成广为说讲（后来还出版了书），上海的评弹演员也加以采用，外文出版社在1961年将它译成外文向国外介绍，赵各庄业余话剧团将它改编为话剧。唐山京剧团还根据开滦矿史和《赤胆忠心》改编出京剧《节振国》，参加了全国京剧会演，后来又拍成了电影。这本小说在那些年影响非常大，但我心中常感遗憾，觉得写得还不够好。二十多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我重新去烈士故乡及有关地点补充生活，重新创作，写出了《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共40万字，1982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了全国作协和全国煤矿基金会评出的首届“乌金奖”，还被唐山电视台改编为电视连续剧《节振国》。
（五）饥饿年代离开北京下放山东
在北京比较平静地生活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日子就变得十分阢陧不安了。反右派是先排队后开始的，凡排队排上右派的，都跑不了。20年后，错划的右派全部改正，《中国工人》的右派全部属于错划。
我在反右派运动中，其实是十分危险也十分幸运的。当时，全国总工会发通知要我去鸣放，我因工作忙未去；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主任王中来到北京，在北京饭店宴请在京复旦新闻系毕业的校友，我也因发稿忙未去（如果去，就算参加王中的“黑会”了）；工人出版社要我参加座谈鸣放，我发了个简短的言，但没有犯忌的话；我去参加全国新闻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为列席代表，也未发言。最危险的是反右开始阶段，全国大鸣大放，吕宁突然对我说他要到东北出差，去“走马看花”做做调研工作，并给刊物组织些稿件，让我在家代他主持工作。我说：“全国正在大鸣大放，我不同意你在这种时候离开！”他却一定要走，我只好在家主持工作，但我心里隐隐有一种不安，就说：“你看你走后我的工作怎么做？”他当时未回答，事后直截了当将《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中一篇文章的一段话亲自抄了替我压在我办公桌的玻璃板下，这段话是：“报刊应该真正成为领导一切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无产阶级国家力量的事业和党的意志的表现和喉舌，报道事实上应该成为党在组织群众和向群众进行列宁主义思想教育方面的主要的助手。因此，我认为现时尤须强调指出的是：报刊不仅应该和我们的党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应该置于党的完全领导之下，而且应该使自己的全部工作完全地与党的工作和党的思想生活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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