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反右开始，由于尺度不同，“左”的情绪使一些正确的东西也成为“毒草”。比如一幅《叶公好龙》的漫画，本来是丝毫没有问题的，当时却可加上“鼓动右派向党进攻”的罪名，我真怕出问题。反右运动是从工会系统开始的，当报上发表《工人说话了》的社论后，吕宁从东北回来了。他回来的那晚，我心情沉重地在东总布胡同19号的紫藤架下同他站着谈了片刻。我讲了他走后的工作情况，并检讨说：“我的工作没有做好，看来，刊物上发了一些不好的文章和漫画……”他还是沉默不语，但看得出他心情也非常沉重，临别，他叹着气说了一句：“看运动的发展吧！”话虽简单，但显出了无可奈何，我感到他的态度并不“冷”，他并不想拿我做“替罪羊”，也无心陷我于泥淖之中。
后来，反右斗争狂飙似的展开了，很快就有扩大化的趋势，吕宁始终稳稳的，并不热衷，极少发言，即使开口，态度语气也是平和说理的，不像批判，倒像谈心，使人感到他实事求是。由于他平时并不同人谈心或深交，他不“揭发”任何人也成为可理解的了。有人议论他在运动中不够“积极”，不够“火爆”，其实，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学运，听说是热情奔放、慷慨激昂的，在反动军警面前，他毫不畏惧、退缩，可为什么在运动中会表现出这种不够“积极”的态度呢？当时我并未深思，我只是觉得他从不哗众取宠，从不出自私心表现自己，确乎是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人！我私下里也在学他。
反右以后，我的感觉是沉默的人多了，说话做事谨慎小心的人多了，说真话的人少了，互相来往谈心的人少了。接下来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生，接下来又是庐山会议和“反右倾”，国民经济有了严重困难，加上中苏关系恶化，全国有些地方既有天灾也有人祸，终于，造成了北京城里的饥饿局面。
饥饿其实是在全国许许多多地方发生着的，但我们住在北京，对北京饥饿的这种感受更深，粮食定量削减了，到处都买不到吃的。王府井平时热闹的景象不见了，店铺橱窗里只要属于摆放食品的地方都空空如也。东单菜市凭票证供应少量的肉和鱼，其他副食品偶尔来一点也一抢而空。我们一家整天在饥饿中，《中国工人》的同志们大都面容浮肿，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到办公室去，能来坚持上班的人已经很少，当时有了钱也无法买到吃的。人民大会堂的小卖部和机场的小卖部有少量的猪肉罐头等出售，但组织上通知我们别去购买，我们都有很强的自律意识，当然不会去购买。那种饥肠辘辘的感觉真是非常难受，但刊物还要如期出版，我也仍是每天忍着饥饿编稿、集稿并保证如期发稿。
陈希文同志是在1958年就去贵州了。那时，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病故后受到了批判，说他犯了“工团主义”为工人搞福利的错误，说工会的任务不应该是为工人改善生活谋福利。其实，赖若愚同志生前的威信是很高的，至今他那口山西话仍好像响起在耳边。批判了他以后，全总书记处有些书记也就换掉了，工人出版社也撤销了，人员全部另行分配。《中国工人》独立存在，陈希文同志去贵州大学任党委书记兼校长，临别，我送他，双方似乎都黯然神伤。
吴从云同志不知何故，早在希文去贵州前就调到安徽合肥师范学院做书记兼校长去了，后来，又从安徽合肥调到上海师范学院做书记兼院长。我在老吴领导下工作的时间较长，他走时，我去他家里送他，他情绪不好，只恳切地对我说：“这一别，以后就不容易见面了！以后你要少写东西，工作上也要防止出差错……”他话说得真诚，我险些掉下泪来。
《中国工人》在1961年初突然奉命撤销，是中宣部同志来宣布的，原因是什么已无法求证，因为《中国工人》是工人阶级的刊物，每期均送中央领导同志的，只知道毛泽东在刊物上批了“拆庙搬神”四个字，于是《中国工人》就停办了！事后，有人说是同《刘志丹》事件有关，是康生捣了鬼，事情是这样的：工人出版社在1958年撤销后，牌子挂在《中国工人》杂志社门口，有几本畅销书如《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等均由《中国工人》接手，当时《刘志丹》一书，吕宁曾征求我的意见，拟在何家栋同志和我二人中派一人去协助作者写作定稿。当时我刊物工作太忙，脱不开身，而且我认为老何文才很好，他去合适，故由何家栋去给李建彤做这工作。此时，《刘志丹》稿已完成并送审。送给习仲勋副总理校样审定时，习仲勋同志曾来电话通知《中国工人》社几个编委去听取意见。当天，吕宁、周培林、周道非、杜映四位都去了（杜映是一位将军的夫人，平时患高血压不上班，这天恰好来社，遂去了），我因在社忙于发稿未去，后来竟逃脱了一场大难。当日，习仲勋同志指示：要把这本书写好编好，反映出当时的革命形势，要好好宣传毛泽东思想；并说，这是小说，人物有的未用真名，是杜撰的，可以写。这些意见本来是正确的，可是后来上纲上线，歪曲成习仲勋要用刘志丹思想代替毛泽东思想，说这本书宣扬了“陕北救了中央”，又给高岗树了碑立了传等等，成了大冤案。所以说《中国工人》停刊同《刘志丹》有关倒也不是毫无根据的。
《中国工人》“拆庙搬神”，人员大半下放各省，吕宁被转到《工人日报》任副总编辑，我则在处理完刊物结束工作后，又给《工人日报》编了三个月《工人文艺》，然后决定下放山东。走前，我去向吕宁告别。他刚外出归来，手里抱着小女儿香香，灯下对坐，两杯清茶，知道我要远行，他少有地露出颇为不舍的神情，像做鉴定似的表示对我的工作和为人是满意的。平日相处，从来没听他说过这类动感情的话，这就是推心置腹了，使我感到他确实内含热情。临别互道珍重，他又终于深情地说了一句：“你去山东的事，我不知道，以后《中国工人》如果复刊。我们一定仍会在一起的！”也许，这就是我同他相处中他所说的最富私人感情的一句话了！正因为他平日话少，这句话和他当时的神态却使我每每想起就感到温暖，虽然，我们那个《中国工人》直到今天也未复刊！
我带了中组部的介绍信带队到山东，未经山东省委，一竿子到底去了临沂地区支援老区建设，到一个省属重点中学做行政领导工作，以后一直未同吕宁通信。大约一年后，听说《刘志丹》一书出了问题，成立了专案组进行审查。他究竟如何，也弄不清。大约1968年，“文革”中，忽有两个汉子从北京到临沂，通过造反派找到我，横眉怒目诘问《刘志丹》的事。当时我的回答是“一概不知”，来人拍桌子敲板凳询问我为什么未参加习仲勋召开的“黑会”等事，我说这纯属偶然。这时，我才知道那次习仲勋同志找《中国工人》编委去谈意见被诬为“黑会”，从来人的凶恶态度，我已能察觉吕宁等同志的遭遇如何了，自己虽已身陷阢陧的境地，仍不免要为他们捏一把冷汗。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才知吕宁他们这些同志因《刘志丹》一书的牵连，都吃了大苦头。1977年我到北京，在朝内大街遇到前《中国工人》的编委周培林同志。他是个延安时代的老干部，头歪着不断颤动，身体状况很糟，谈起是由于《刘志丹》的事被抓去在审问中吃了苦头，说到我当年未参加那个所谓“黑会”因而未受株连，老周笑着用拳头在我肩上打了一拳，说：“可便宜你小子了！”我从老周处得知，吕宁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折磨，暂时分在故宫工作，遂到六铺炕他住处看望。久别相见，十分高兴，王淑吉同志和他的小儿子二雁都在，二雁已是个高大的青年了，懂事而又亲热，还清楚记得当年比邻而居的情景。我同吕宁互叙别后种种，这次他谈的话很多了，使我感到他身上起了一种变化，是什么变化也说不真切，只感到他原来的“冷”变得“热”一些了。也许是形势和久别促成的这种变化？
以后这十年，大家都忙，竟未再见面，也未曾通信，只知他后来到中宣部工作，先任研究室副主任，后调到办公厅做代主任，又去《中国日报》任秘书长。最后，在1987年从报上知道了他病逝的噩耗。
而我的一家从离开北京到山东临沂后，竟在那里一直生活、工作了22年！时光如同流水，怪不得孔夫子会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密云骤风期印象
——1957年夏—1961年夏
（一）1957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1957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后来有人说这一年是“悲剧性的一年”，这一年是由于反右派运动才有其悲剧性的。至今想起这一年，印象中它确已成为影响中国人政治生活的不祥的一年。这一年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难忘的。
在这一年到来之前的两三个月，1956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就使我们大吃一惊。布达佩斯的枪声刚刚平息，局势尚未完全恢复平静，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就到达了。据说当时匈牙利的工农政府是用坦克车接送代表团的，可见形势多么严峻。事后听说周恩来同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等讨论了匈牙利的教训，认为匈牙利事件是从人民群众和青年对过去领导者拉科西的严重错误“产生的正当的不满”而发展成恶性后果的。但我由于对国外真正的形势了解得并不太多，也无从做出评断。只知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造成了负面影响；也觉得中苏交恶已初露端倪，隐约中觉得有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尤其是匈牙利事件后，内部放映了一部纪录片，给党团员和部分干部看，纪录的是匈牙利事件的实况。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布达佩斯的屠杀，那些暴徒们对共产党员实施的大屠杀！将共产党人吊死，倒挂在路灯的灯柱上，并且还闯入共产党人的家中去血淋淋地杀戮其家人。那看了可真是惊心动魄。恶心地看了那些片断，愤怒之外，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触。
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录音
大约是3月里，我在文联大楼听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录音。这是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我对这做了全文的记录。这次讲话同后来6月19日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时有较大的不同，精神相似，但在内容和文字上，发表时做了较大的修改与补充。这个讲话和文章是十分重要的。它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方针政策，指出不同性质的矛盾需要有不同的方法解决，特别提出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主题，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可惜的是后来在实际中却常常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反右派运动中的扩大化就是一例，而且是后果十分严重的一例。
可不可以认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在匈牙利事件的启发下及时提出的呢？我认为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匈牙利事件发生在1956年10月-11月，毛泽东就“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重要讲话是在1957年2月27日。而在3月6日到13日的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了党要进行整风的决定。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既要对缺点和错误进行严肃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又要提倡实事求是，具体分析，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标，要在党内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因此，这次整风运动显然是同当时感到人民内部矛盾大量突出的情势密切有关而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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