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中国共产党历来说话是算话的，并且强调实事求是，这使党的威信大增。但反右中，先是鼓励大家大鸣大放，说“言者无罪”，后来却又言者有罪，而且说这是“阳谋”，是“引蛇出洞”，实际是大大损害了党的威信，使人对党说的话存有戒心，打上问号。由于无限上纲及扩大化，更使人不敢说真话、提意见，实际上损害了“批评”这个武器，党也就听不到群众的真正的声音。以后的浮夸风、冒进风等都同这有关。
在那个大鸣大放的日子里
我那时在北京《中国工人》杂志社做主编助理兼编委。《中国工人》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刊物，半月一期，当时与《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并列齐名。整风第二阶段大鸣大放开始，刊物主编吕宁对我说：“我要去东北走马看花，你在家主持工作！”我说：“现在正在开始鸣放，你还是在家主持工作的好，能否不去东北？”但他非去不可，我只好答应在家主持工作。由于我问他：“你走后我的工作怎么做？”他便抄了一段话留给我：
“报刊应该真正成为领导一切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无产阶级国家力量的事业的党的意志的表现和喉舌。报道事实上应该成为党在组织群众和向群众进行列宁主义思想教育方面的主要的助手。因此，我认为现时尤须强调指出的是：报刊不仅应该和我们的党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应该置于党的完全领导之下，而且应该使自己的全部工作完全地与党的工作和党的思想生活结合起来。”
他亲自把这段话压在我桌上的玻璃台板下。这段话，引自《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中的《苏维埃的和党的报刊的基本任务》一文。当时我们编辑部学习过这本书。我觉得这有点“老生常谈”，但却因为是他特地写给我的“临别留言”，不能不重视，所以在他走后，倒确是时时看一看想一想的。而这，显然在大鸣大放的惊涛骇浪中像警钟似的使我清醒，给了我极大的提醒。
就在此时，3月14日至3月16日，在北京东单麻线胡同北京日报社顶楼礼堂举行了中国新闻工作者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我是列席代表。由于忙，我只抽空去坐了两三个半天。会议的主要议程，就是大鸣大放。与会的代表抢着发言，中宣部的一些负责人坐在第一排聆听，各报记者都来了。鸣放的代表的发言次日都在各报刊出（后来凡发言的基本都打成了右派）。我当时看到参会的有张恨水等，听到发言的有邓季惺、陈铭德夫妇等，邓和陈原是《新民报》的老板，后来夫妻双双都成了右派，许多年不露面。
在那个大鸣大放的日子里，我在《中国工人》主持编辑工作，否定了许多有过于出格言论的文章。但反右开始，由于尺度不同，“左”的情绪使一些正确的东西也成了“毒草”，比如一幅《叶公好龙》的漫画。本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他就讲过这句成语，鼓励大家不要“叶公好龙”。可是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及《工人说话了》等社论，开始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这幅漫画却被加上“鼓动右派向党进攻”的罪名，扩大化就出现了。我真怕出问题，反右是从工会系统首先开始的。一开始就使人感到来势凶猛。这时，吕宁从东北回来了。记得他回来的那天，我心情沉重，晚上在住处的大紫藤架下同他站着谈了片刻。我讲了他走后的工作情况，并检讨说：“我的工作没有做好，看来，刊物上发了一些不好的文章和漫画……”他仍像平时一样的默默不语，但看得出心情也非常沉重。临别他叹着气说了一句：“看运动的发展吧！”话虽简单，却显出了无可奈何。我感到他的态度并不“冷”，似乎他并不想拿我做“替罪羊”，也无心陷我于泥淖之中。事实上，他后来确实是这样做的。
以后，“整风”实际上变成了反右，而且是狂飙般地展开了！从检查刊物上的“毒草”开始，然后，批判到人。不少无限上纲的指摘，不少牵强附会的歪曲，不少无中生有的加深，扩大成一批所谓右派。谁也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谁也无法替别人辩护或解释。在我的感觉上，不少人的鸣放，是受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励，认为这是“响应党的号召”才这样做的。我们那里被错打成右派的同志可以举这么几个例子。拿翻译室主任王青来说，他从东北出差回来，发现工矿区事故太多，因此说：总路线说“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最好将安全列入，变成“多、快、好、省、安全地建设社会主义”。但他后来就被扣上“妄图篡改毛主席制定的总路线”的帽子，成了“极右分子”。又如《中国工人》编辑组长刘谈夫，他根本没有参加鸣放，但出差回来，人事部门将他的档案抛出，上面记载他曾在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门做过督学，就成了“当然的右派”。其实在“排队”时，他早被排入右派行列，自然难逃劫数。再如秘书处的乔务远，她丈夫黄继忠在北京大学做助教，《北京日报》记者采访了她丈夫，她丈夫对教育问题发表了些意见，次日登在报上。她见这篇专访发在报上了，遇到同事就高兴地问：“黄继忠（她丈夫）的那篇采访记你看了没有？”结果，她丈夫在北大被打成了右派，她因“散布右派言论”、“为右派做宣传”，也被打成了右派。再如高翔，是极好的美术编辑组长，为封面用什么图片的问题同党组书记发生争执，事后说了点不平的话，就成了“攻击党的领导”，也成了右派……
那个阶段，报上批判的右派分子中常见到我熟识的名字，诸如我的老师萧乾、储安平、陈子展等固然在劫难逃，我的许多复旦新闻系同学也未能逃脱厄运。他们有的罪名是“组织反党小集团”，有的罪名是“要做纳吉”，有的罪名是“反党”、“妄图篡夺领导权”……而这些同学当年在学校里显然都是思想进步的“左派”，这实在叫人难以理解和接受……
阶级斗争的弦瞎绷紧
反右斗争结束，送走了一批同志去劳动教养或劳动改造，还说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虽平安无事。但看到那些主人离开了的空桌椅，又看看玻璃板下吕宁当初抄给我的留言，心情十分复杂。我见大家都已“噤若寒蝉”，心里感受很深：党历来是说到做到的，但这次鼓励号召鸣放却又说是“阳谋”，打击面这么大……只怕今后要想听真话就会困难了。
那实在是给党造成损失的一次失去理智的运动，阶级斗争的弦瞎绷紧，过于夸大了“敌情”，伤害了太多太多自己的儿女，而且是无数知识分子儿女，使人痛心。这种精神来自上面，体制和迷信混淆了不该混淆的是非，阶级斗争损伤和分裂了团结蓬勃的革命队伍，那是付出了血和泪的高昂代价的。反右造成的副作用应该说绵延到以后历次运动，包括“文革”，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大部分得到纠正。这并非危言耸听。
而且，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混淆，从此以后一直严重地存在。我曾见过当时《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在划右派上范围之广、界限之不清、措辞之不严谨不慎重应该说是少见的。以这个标准的第一条为例，原文如下：
（一）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
①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②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③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及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④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⑤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⑥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这确是“包罗万象”、“滴水不漏”，规定得十分周密，许多措辞却可延伸，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我在“反右派”中是很幸运的。一是我写了节振国烈士，那是无可批判的作品；二是有好几个会，例如全国总工会等均请我去鸣放而我未发言，在工人出版社的发言也简单而平和。例如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主任王中来北京时，宴请在京工作的复旦新闻系毕业的校友在北京饭店吃饭，我因刊物要发稿未去，而那次聚会如果去了就很糟糕——王中同志后来在上海成了“大右派”，他在北京的那次宴请就成了“黑会”。我如果去吃了那顿饭，就说也说不清了！我当时由于主持《中国工人》，发了不少可能被认为是“毒草”的稿件，思想上有一种等着挨整的想法，而且我历来不愿整人及落井下石，因此总是保持沉默。而确实也有人贴我的大字报，说这说那。在批判右派时，有一位文艺编辑室主任H，说他崇拜肖洛霍夫，夸《静静的顿河》好，却又批不服他，因此指定一位姓钱的同志与我共同来批肖洛霍夫和他。其实我还是喜欢《静静的顿河》的，却违心地写了批判稿加以批判，由姓钱的同志用他与我合写的名义在会上批判了H。事后我深感这是一种两面作风，但当时我怕做犯错误的干部。H没有什么错，我却夹在里边奉命批他，求得自己的平安，这使我憎恶自己！
1957年反右前后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这些，但这些印象是刻骨铭心的！我头脑里有“实事求是”四个字，可是实际生活中却很难做到。我看风向，摸气候，有了风吹草动就怕树叶掉下来也打破头，正确的也不敢坚持。我发现许许多多的人也这样。我不禁想：这该怪谁呢？
（二）敲锣打鼓充满幻想的1958年
1958年是狂热的一年。
这一年的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乘风破浪》。这篇社论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指出，我们要在十五年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准备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不久，在2月2日和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两篇社论，提出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打破一切保守思想，“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那时，《人民日报》的权威性之高是无与伦比的，它代表党中央最高的声音，它的社论代表一种最大的指挥力量。
我觉得到处都是新事物
其实，1957年底，《人民日报》上已提出过“大跃进”的口号，只不过不像这次元旦社论中提出的引人注意罢了。而且，早在1957年11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过我们中国要在十五年里赶上英国。而现在，《人民日报》的社论里又在“超英”后加上了“赶美”的任务。
贫弱的中国，在新中国成立仅仅八年的时候，就能提出“超英赶美”这样的口号，确实使人感到欢欣鼓舞，人们自然容易变得狂热。但细细一想又不对了。拿钢产量说，就是超过了英国，用人口平均又怎能比呢……但当时有反右派和反右倾这种阶级斗争形成的压力推动，因此，对热火朝天、敲锣打鼓的工业战线和农业战线的“大好形势”，我置身其中，有不解，有疑问，却又觉得到处都是新事物，对怀疑的不敢真怀疑，对不解的不敢提出来取得答案，却只能随大流，采取一种拥护而不致受到打击的态度，态度和心情都是极卑微可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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