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刊物《新建设》上发表了关于人口论的文章，又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著名的《新人口论》发言，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和计划生育提出意见和建议，但遭到严厉批判，他的北大校长职位固然掉了，他还被扣上右派帽子（20世纪80年代他被通知平反时，已是百岁老人），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者”。我的三妹和三妹夫均在北大做教师，谈了马寅初对批判不服的情况，并说他毫无畏惧，批判他时，他说：我每天洗冷水澡，不管天多冷都不怕，现在天并不冷，给我洗热水澡，我更不在乎了！中国贫穷而人口确又太多，这是我深切感到的。但我不愿也不敢在这问题上到太岁头上动土，只有不去想也不去管。只是在《中国工人》发表的稿件上掌握一个分寸：按《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上批判马寅初的文章的精神处理我们的稿件。
在“大跃进”的热潮中
当时，“大跃进”的热潮到处掀起，到处可以看到红布横幅和大字报上的大标语“以钢为纲”、“让钢铁元帅升帐”，大炼钢铁的阵势在全国各地排开。在农业战线上，大修水利、平整土地也使农村许多地方出现了挑灯夜战的场面。大修水利，主要是大修水库，北京十三陵水库动工后，5月28日，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去参加了劳动。毛泽东和刘少奇是当天回去的。周恩来则曾带了中央各部的部长等人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劳动了一周，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十三陵水库工地的劳动强度是吓人的。当时北京的中直机关的干部都得去水库工地参加劳动，我因工作忙走不开，算是极少数未去的人中的一个。妻子则去了。她劳动了一周回来时，有的同志来对我说：快去看看凌起凤吧！我马上去她那里，她脸全部浮肿变形，简直认不出是她了。他们住在老百姓家。许多女同志同睡土炕，吃的是含沙土的高粱面窝头，劳动时都是超负荷无休息地加班加点干，男女一样，一切军事化。
我未去十三陵，但也挤时间到全国总工会的干校参加了一次深翻地的夜战。当时可笑地要深翻、密植，深翻一丈五尺，每亩地播下去好几担种子。但实际上是将下边的生土全部翻了上来，又密播了那么多的种子，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丰收。那一夜，劳动强度极大，夜间天冷，却浑身汗湿。全总干校的房屋园地，新中国成立前原是国民党某官僚的公馆，由于是深翻地一丈五尺，我们竟挖出了满满一脸盆金条，还掘出了一个古墓，算是劳动够了本。
在“大跃进”的热潮中，什么事都要大跃进，除“四害”当然不能落后。在1955年毛泽东同十四位省委书记商写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原来规定：“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时消灭麻雀也就必须“只争朝夕”了！北京市内，有一天全市“统一行动”大轰麻雀，让它无立足之处栖息之地，成为惊弓之鸟，飞不动后予以捕杀。在这场消灭麻雀的“人民战争”中，有一天，我们都各自回家参战。从一早开始，全市的人，分布在各处，敲锣、打鼓、敲脸盆，用长竹竿绑上布条挥舞，轰得那些可怜的麻雀漫天乱飞，飞得无力再振翅了，只好张着嘴喘着气栽下地来被捕捉。这是毛主席指示这么做的，我那天也在宿舍——东总布胡同19号与大家一同摇旗呐喊参加了围歼麻雀的大战。我们这19号的院子不大，没有麻雀掉下来，麻雀一轰走都掉到别处院子和街道上去了。当天上街，看到不少人手里都提着麻雀。后来听说全市共围剿了几十万只麻雀，有不少人还上房掏了不少麻雀蛋。以后相当长的一个阶段，确实看不到屋檐上有麻雀停着，也听不到麻雀吱啾的叫声了。麻雀既是吃庄稼的害鸟，也是可以吃虫的益鸟，把麻雀消灭掉并不正确。到1960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上说：“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回想围歼麻雀的那场大战，它与“大跃进”中的许许多多狂热而未必科学的做法与行动，都是配套的。
七八月间，报纸上遍登各地捷报，粮食亩产是一亩打夏粮几千斤，还有上万斤的。7月，《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说是陈伯达依照毛主席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写的。毛泽东看到一份材料，说河北省喳岈山附近27个农业社在4月间合并成一个大社，叫“喳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毛泽东认为这是个新生事物，组成大社，政社合一便于领导，而且“人民公社”名称好，所以授意陈伯达在《红旗》上发社论提倡。8月间，毛主席外出视察，先到河北徐水，又到河南新乡，再到山东，一路上不乏见到吹嘘的并非实在的成绩，一些头脑发热并且浮夸的人跟着就大放“卫星”。拿徐水来说，小麦亩产说是要达到12万斤，山药亩产要达到120万斤等等，《人民日报》也报道了这个消息。毛主席回到北京后，立即找人谈话，确定钢铁生产指标由1957年的500多万吨翻番为1958年的1070万吨，并决定在全国大建人民公社。由于毛主席说过“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此时及以后，“人民公社好”的口号及大标语随着全国各地大办人民公社到处出现了。
这时，离年底仅4个月了，钢产量却只有400多万吨，1070万吨的任务怎么完成？于是，出现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力足足有几千万人。农田里，水利工地上，街道上，山野间……无处不在炼钢。为了炼钢，把那些铁门、铁窗、铁条……甚至连刮胡子用的刀片都捐了出来，作为炼钢的原料。可是，实际上那些土高炉、土鸡窝炉怎么可能炼出钢来呢？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砣罢了。最糟糕的是许多山林间的大炼钢铁，将无数树木森林都砍伐殆尽，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害。
在这全民大炼钢铁的日子里，福建前线炮兵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从8月23日起，开始以强大火力炮击金门，以粉碎台湾国民党当局妄图以金门、马祖为前哨阵地袭击大陆的图谋，也表示抗议美军进驻台湾海峡，制造“两个中国”。这情势其实是很紧张的，炮击一直延续，但当时由于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卷入热气腾腾的群众海洋中，我对福建前线的事，只给予了第二位的关注。
我出差到了甘肃
其后不久，我出差到了甘肃，甘肃的干旱与荒凉使我吃惊，皋兰山上连草也少。我先在兰州采访了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仲良同志在一天晚上，与我长谈了三个多小时。我将他的谈话整理后给他看过，然后发寄北京，文章的题目是《紧张是东风——记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同志一席谈》，用的是“本刊记者”名义。《中国工人》当“帽子文章”发了头条，文章大意是：有人说大跃进太紧张了！大炼钢铁太紧张了！这不对！紧张是东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出自《红楼梦》中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句话自从毛主席引用过后，成了当时流行的口头语，无论国际问题还是国内问题都常引用。我记录的张仲良的这篇文章，当时颇得好评，但平心而论，那时看到群众为大炼钢铁和深翻地、大建水利工程日夜奋战，“老黄忠”、“佘太君”都上了阵，许多人连续十几个昼夜不睡觉，连每家每户的吃饭铁锅也都砸碎了用来炼钢，我心中也确实不是滋味。但“明哲保身”的思想使我只敢说假话不敢说真话，何况那是张仲良同志的谈话。他是一个省的第一书记，我认为他水平总比我高，情况总比我熟，政策掌握上总比我好，文章又是他本人过了目的，我只是忠实记录，并不感到有什么内疚。直到后来——1959年冬天，北京城里供应已经十分紧张，人都吃不饱饭而且患浮肿病的极多。有次我和吕宁同到西山中直机关造林站去劳动一星期，任务是植树造林。有一天看到一处过去的炼钢工地，到处丢弃着一堆堆废铁时，吕宁叹息着对我说：“老王，我们头脑都发热过！你在甘肃写的那篇《紧张是东风》，当时认为好，现在看来是坏！办刊物做编辑工作责任太大了！传播的东西正确，有利人民；传播的理论错误，危害人民！岂能不小心谨慎啊！……”他没敢多说，我也没想多谈，但他当时的这些话确实使我震动而且引起思索。当时那种抑制人交流思想和意见的寒流，使我同他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不远不近、融洽而又有距离的工作关系，一直维持到《中国工人》杂志1960年底奉命停刊，我们后来分手。吕宁1987年7月在北京去世，时年62岁。
我是在“大跃进”高潮的1958年秋季到甘肃的。先到兰州，采访了张仲良同志。当时甘肃省政府的秘书长沈求我同志负责接待我，他和省委宣传部的阮迪民部长陪我参观了大炼钢铁，并参观了西固工业区。我在兰州化工厂工地住下，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三天，目的是了解工人的思想情况。工人中有些人很有干劲，但有不少人颇有厌战情绪，而且当时食品供应已经不足，食堂伙食办得不好，工人也颇多怨言。三天后，省委派一辆吉普送我到临夏荒凉的洮河工地上去。那时，好几万民工全部在“引洮上山”的水利工地上日夜奋战。水本来是由高处往低处流的，但“大跃进”后，独有那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和唯心主义思想支配的胡言大话。后来载入《大跃进民歌选》中的许多民歌，如：“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就是典型的例子。作为文学想象和夸张是可以的，应用到生活中则是会碰壁的。甘肃省当时搞的“引洮上山”，要将洮河水往高山上引，意图固然好，也实际测量了水位的高低，最终水却仍然由高往低流。工程量浩大，耗费人力和财力巨大，最终还是无法使洮河的水上山灌溉广大农田，劳民伤财，空盼一场也空干一场。我在洮河工地上原来只想看一看、住一夜就回兰州，但司机没听清我的话，隔了三天才来接我。我在工地上与民工白天同吃同劳动，夜晚同睡在工地的土石堆上。甘肃的气候，中午时分可穿单衣劳动，夜晚却很冷，我衣服少，又累又冷，冻得患了急性咽喉炎，发了高烧。回兰州后我急着要回北京，当夜就上了火车。但高烧严重，中途在西安下车到西安医学院挂急诊住院，直到烧退后才出院返北京。从此落下了慢性的咽喉炎症，一直未能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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