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献县的忧愁忧思

    年底时我去了一趟河北献县，因为这儿有一面商业红旗——张召信。他是有名的商业劳模，不但支援农业“大跃进”有功，而且对农民的生活供应工作做得很好。这时社会上供应已很紧张，所以我要去采访他，给《中国工人》杂志写一篇人物特写。我从北京坐火车经天津到沧州，由沧州坐汽车到河北献县，汽车全是敞篷无座位的卡车。整个70里路程，由于人太多，大家密密挤在一起，全站着颠来颠去。我本来两条腿站着，途中一只脚发麻，刚抬起想活动活动，就无法再踏下去了，于是，一条腿站着到了献县，浑身麻木酸痛，累得要命。献县本是穷地方，盐碱地不少，正是冬季，田野上一片白色，很少见人。这里虽离徐水并不远（徐水在献县西北，相距不到200里路），也大办了人民公社，但并没有热气腾腾的景象。离县城不远，可以看到一些东倒西歪的小土炉子，但已停止炼钢，炉边扔着不少未炼成的土铁。尽管这时报纸上仍然不断宣传“大跃进”，这里看到的却是停滞与荒寂，很不景气。我到了县委，县委空空荡荡，一个留守的干部懒洋洋地安排我住在一个破旧的类似驴马大店的招待所里，睡的是土炕，而且是统炕，一排可睡好几个人的。炕未烧火，冰凉。问起接待我的那个干部这儿“大跃进”及办人民公社的情况，他说：“有材料，待会儿拿点给你，县委领导同志带着人全部下去了，不在机关。”我看了那个干部拿给我的材料，全是旧的过时的，还都是些“放卫星”、“大办人民公社”等等的材料。这些材料，我的直感是吹嘘得很厉害，“吹牛不犯法”，不但不会犯错误，而且会得到上边的好评而获得私利。“下边骗上边，一级骗一级”是当时普遍存在的现象。从表面上看，献县热气腾腾；从实际上看，献县的荒凉使人心冷，我当晚睡在冰凉的炕上，心里不禁忧愁忧思，想得很多。

    张召信在献县东乡的淮镇。第二天一早，我由献县租了一辆“二蹬”（即载客在后座的自行车）去淮镇找张召信。骑“二蹬”的一个中年人骑车的技术特差，每当背后或迎面有汽车过来，他就吓得两手哆嗦，自行车龙头不断摇晃，我真怕他把我送到汽车轮下去。终于，我说：“停车，你下来坐到后边去，我来带你！”他犹豫着不肯，我说：“我车子骑得好，不会闯祸，我带你，钱照样付你，一个不少！”他无奈地笑着坐到我的车后，叹气说：“我车是骑不好，不过不挣点钱不行啊！如今，生活太艰难了！”我问了他献县的情况，他只是摇头叹气，对“大跃进”、对人民公社一概都是摇头，对大炼钢铁否定得更多。最后，他问我能不能给他点粮票，说：“粮票如今最金贵了。”我问起“吃饭不要钱”的情况，他说：“如今，不是不要钱，而是没饭吃了！食堂已经停办了，摆在那儿做样子的！”最终，到了淮镇，除付车钱外，我送给了他一斤全国粮票，因为我自己的粮票也紧张，他却千恩万谢。经过这一次，我才悟到这时下边粮食的紧张与粮票的金贵。

    找到了张召信，他有不少传奇故事。抗战末期，他是武工队的小队长，打鬼子和伪军很勇敢，如今是商业劳模，河北的一面红旗，给农民做了许多实事，是支农的标兵。我采访他时，地委组织部长带了些人正在“蹲点”，由他接待。午饭时，他请我与地委组织部长同吃水饺，看得出这在当时是最高的待客规格了。我吃得心很不安，也吃得很少，也不知那位部长和“蹲点”的那些人付了粮票和钱没有，反正我付了两斤粮票和钱。张召信先是拒收，我说这是我们来采访的纪律，他才收了，并说：如今我们粮票确也困难。我当时有种感觉，上边的干部下去“蹲点”本是好事，但去的人多了，势必会增加下边负担的，尤其是在那种不景气的时候。我不愿多打搅张召信，下午采访完毕，就向他告别，离开淮镇到沧州去坐火车，然后到天津返北京。张召信用枕套装了一袋当地有名的金丝小枣送我，说：过去这东西在我们这儿不值钱，如今也少了，你一定带着尝尝，现在跟灾荒年没什么两样了！我坚决不收他的小枣。从他的嘴里以及我自己看到的农村那一片荒凉，我直感到灾荒开始降临了。我在一种矛盾着的沉重心情下回到北京，将采访张召信写的报告文学作品在《中国工人》杂志上发出以后，心里常浮现出从献县到淮镇见到的那种停滞与荒寂。

    三十多年后，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四十周年时，199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蒋辅义、王冠卿、张同乐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一书，书中谈到“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说：“农业生产方面的跃进，表现为不断放出高产‘卫星’，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农业部发布1958年夏粮生产公报，宣布1958年中国小麦总产量已超过‘小麦王国’的美国……在实际生产中，则是大轰大嗡，盲目蛮干。基层干部说假话，搞浮夸，大搞形式主义，虚报产量……而实际的人民生活却急剧下降。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在狂热的折腾中濒临崩溃。”

    在谈到工业方面的“大跃进”时，说：“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认为，中国的农业问题已经解决，工作重点应转到工业上来。根据‘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号召‘全党、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即比1957年的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同时规定1959年钢产量指标为2700万-3000万吨，即用两年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钢产量。至此，急于求成思想达到顶峰……钢铁生产指标作为任务层层分配下达；各地采用大搞群众运动，大兵团作战，各行各业支援，土洋结合，小土炉、小高炉遍地开花的办法，大炼钢铁……9月底增至五六千万人，年底达到一亿人左右……12月21日，中共中央宣布1070万吨钢的大战已经告捷，名义上全年钢产量有1073万吨，而实际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其余全是土钢。”

    在谈到人民公社化运动时说：“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是一种盲目变革生产关系的穷过渡方式，其特点是：一大二公。‘大’就是公社规模大，人多地多，一个公社一般说是万人社或千户社，一社等于一个乡。‘公’就是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集体化，其公有制程度更高，在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中，还普遍实行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并且实行政社合一，分级管理，公社所有，统一核算，分配实行供给制，建立公共食堂，实行包吃、包住、包生产、包教育、包婚丧、包治病等的‘八包’、‘十包’制度，把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都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此外，农村还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队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偿上调……结果，损伤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农产品很快被消耗一空。不久以后，社员连基本生活也难以维持。”

    （三）难忘的连续三年的大饥饿

    从1958年下半年起，灾荒似的饥馑就已经开始露出端倪。到1959年，天灾人祸开始席卷大地，“大跃进”名存实亡，最终是不了了之。饥饿的局面维持了三年。那三年，即1959年-1961年，吃的东西严重短缺，粮食少而珍贵，而肉类、禽、蛋、鱼类、白糖、水果、点心、菜蔬……全部由稀罕变成没有，那种令人饿得胃疼、消瘦、浮肿甚至死亡的日子，至今想起都会不寒而栗。

    带着饼干去大连和鞍钢

    1959年初，我出差去大连、鞍钢等地。临行，《中国工人》主编吕宁对我说：“老王，去时你得带一箱饼干去。”我说：“为什么？”他说：“那边吃饭困难，提防饿肚子。”我心里明白了。我们家在北京的人，这时还未能完全了解到下边“吃饭困难”的情况。

    北京还能买到饼干（虽然已经紧张）。我真的排队买了十几斤饼干，放在一只箱子里提着去了东北。

    我先到大连，在大连造船厂采访并组稿，发现大连吃饭确实困难。大连本来出产海味，海鱼虾蛤之类是丰富的。以前到大连，傍晚时分，见到街两边卖海蛤、虾婆之类的摊子极多，不少人买了边走边吃。新鲜的鱼、蟹、虾之类也多，一些海鲜馆子更是供应丰富。但这次到大连，情况变了，馆子里顾客极多，需要排队，原因是家里吃的东西困难，尽量都到馆子里来吃了，因此显得拥挤。我到一家大馆子里想吃点面条，但这里不卖面条，只卖油炸的海鱼，而且每人限购一条，轮到大的就拿大的，轮到小的就拿小的。卖鱼却又不卖饭，只好以鱼当饭。我排到时，正逢一条一尺左右的大鲅鱼，我觉得太大没法吃，刚一犹豫，身后排队的一个老人马上说：“同志，把你这条大鱼让给我吧，我家里人多！”因为他将轮到的是一条筷子长的小鱼，我就同意了，将大鱼让给了他，拿了小鱼。但鱼没法当饭呀，我又去找另外的饭店吃饭，只是非常困难，有的关门不营业了，有的门前排着长队，而且不让人再排队了。幸亏我带着饼干，回到招待所喝开水吃鱼吃饼干。

    这时的大连蔬菜奇缺，有供应的只是海青菜，已晒成了干儿，用水发后可以代替蔬菜吃，只是味道极腥。自从食品缺乏后，各种门类的票券出现了，在北京诸如粮票、油票、肉票、蛋票、豆制品票、糖票、布票都先后一一出现。粮票是按每个人的定量供应的，定量是自报公议。我们干部全凭自觉，我只报了24斤的定量，油票、肉票、糖票均是每人每月二两，蛋票是一户每月半斤，布票是每人十尺（有时八尺），豆制品时有时无。刚开始时，很不习惯。出差时，将自己的粮票换成全国粮票才能出发，不然就无法吃饭。糖票起先是给白糖，后来则可以用来购买糖果。这时，从伊拉克运来的伊拉克枣开始大量在市场上供应，并不好吃，且不干净，但却能解决饥饿问题，也可满足儿童的要求。我到大连时，见已有伊拉克枣在商店供应，购者排队。

    在大连只偶尔吃到一次面条，是在一家海鲜馆里，面条里有一点臭鱼烂虾，很难吃。当时淡水供应也紧张，提倡“一水多用”，即将水洗脸后用来洗衣，洗衣后用来洗脚，洗脚后用来洗马桶，或者先用水洗菜，洗菜后用来擦桌子和窗户，然后用来拖地板，拖地板后用来冲洗厕所……大连本来是很美的海滨城市，这次给我印象迥然不同，我啃了几天饼干，就慌忙去了鞍钢。

    我住进了鞍山市总工会的招待所，出乎意料，这里食堂停办，不供给饭吃，吃饭要到街上找馆子吃，因为粮食及油、菜等供应也十分紧张。最令我不能忍受的是招待所的床上从被褥到枕头全部都是用黑布做的，由于睡的人多了，枕头和被褥均未洗过，都油光光地发亮，远远就能闻到臭味，看了叫人浑身发痒，还想呕吐。这实在是伟大的创举，用黑布来做枕头和被褥，可以避免洗涤。我问招待所的同志：“这被褥和枕头太脏了，怎么不洗一洗？”回答是：“大跃进嘛！大家都忙着大炼钢铁，谁有空洗被窝枕头？！再说，现在肥皂也缺！”我实在看了那床上的枕头和被褥浑身发痒，就谢了他，办了手续离开了鞍山市总工会招待所，提着包转到市委招待所去住，那里不是黑布被褥和枕头，才算勉强解决了住的问题。

    可是吃呢？饭馆早早都关门了，有开着的也挤满了人，我这才感到吕宁要我带一箱饼干真是十分正确。我何必再去分鞍钢人的一杯羹呢！我当晚又是开水就饼干。第二天，我去炼钢厂找了鞍钢的老劳模老孟泰，他和我是老朋友了，每次到北京开人代会，他都要找我见面，托我代他写一些信，并要我代他将建议写成提案。他们夫妻恩爱，为人善良。他告诉我鞍山供应不好，留我在他家吃饭，我当然不肯，老孟泰满面愁容地问我：形势怎么会变得这样的？我也不愿多说。我又找了劳动模范王崇伦约稿，同他也是老熟人了，他问我北京供应怎么样，我说：“还好！”他说：这儿可不行！并告诉我：鞍钢的苏联专家听说要回国了。后来，隔了一段时间，果然听说苏联背信弃义，撤回了全部苏联专家，还逼我们还债，使我们遭受天灾人祸，更加困难。

    北京试点大办城市人民公社

    我从东北回到了北京，对见到听到的真实情况，除了妻之外，对谁也没有说，主要是怕祸从口出。这时，北京开始试点大办城市人民公社了。城市人民公社怎么办，会办成什么样，真是一点也弄不清，反正我就担心办得跟徐水一样。我们《中国工人》杂志当然要宣传城市人民公社，但怎么宣传呢？谁也没见过什么城市人民公社，自然心中无数。于是，组织了些文章，宣传要正确对待并支持新生事物；又组织些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普遍性——一大二公；再组织些文章宣传妇女参加劳动，宣传大办食堂和敬老院、幼儿园……那宣传是很无力的，而在实际生活中，城市人民公社居然办起来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