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山钢铁公司中的一个高炉，原订计划是要到1950年8月修好的。但苏联专家在1949年9月建议鞍山钢铁公司和工业部赶快修，并且估计在1949年内可以修好，他们说：“中国已经大部解放了，伟大的经济建设等着鞍山供给钢铁。”听见这建议的人最初没有信心，有的工程师甚至说：“天气冷会使砌砖工作冻结。冬天修高炉，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但苏联专家说：“在零下三十六度的西伯利亚，苏联工人修建了各种各样的炉子，鞍山最冷时不过零下二十几度，为什么不能修高炉呢？”于是在苏联专家的设计下，开始修建了，果然，离开1950年还有5天，高炉胜利地修好了。
鞍钢的九号炉，一向总是封得紧紧的，烤炉时很费时间，温度也不平均。苏联专家主张把紧封打开。但是我们的工程师、技师、工人们，都不赞成。那些曾经留学过日本的人说：“日本人从没有这样干过。”留学英美的说：“英美也没这样干过。”读过大学的人们也说：“没听过，书上没有。”苏联专家们有着三十多年的建设经验，为了改进我们的生产，就召集大家开会讲道理，专家们说：“你们把我们说服了！就照你们的办。”辩论的结果：专家们的理由实在充足，不过，有些人是真正心服了，有些人却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以后，封口打开了，烤炉的时间缩短了，温度却非常平均。大家才全佩服了。
八号炉过去是20小时或19小时出一炉焦炭，我们保持了19小时，专家们还不满足，他们亲自动手，把温度调剂得很好，又规定了技术上的分工，实行的结果达到了16小时。
七号炉的效率也很低，专家们却主张16小时出一炉钢，但是七号炉根本就有毛病，大家当然觉得很不容易，不过，最后到底也改好了。
改好了七、八两号炉，就是每月增加了几千吨的产量，这实在是一件惊人的事情，大家都感谢苏联专家的帮助，但他们却客气地说：“这是中国工人同志的成绩。”并且表示：“这不算什么，还可以继续提高。”
从这些事以后，每当发生了重大的事故或者技术上的困难时，大家就会想起：“找老大哥去！”老大哥常对他所驻在部门的领导同志说：“精确制订每月每周甚至每日的计划，并且按期检查，是领导同志的重要任务。”他们常常告诉各厂的负责人：要熟悉本厂的计划，知道某天该做和该完成的某件工作。“要把计划放在你的生活中。”他们又常常对工厂中的技术人员说：一个技术人员，要做到“肚子饿脚底暖”。“肚子饿”就是不讲享受，“脚底暖”就是要多跑腿，勤检查。在这两点上，他们是全做到了的。
工友张连文说：“我发现制图时把炉腹的厚度定得太窄，会缩短炉的寿命，我就向苏联老大哥提了意见，他研究以后，认为很对，从此他常常把我找去问长问短，并且常常讲些技术上的问题教我。”
工友王中山说他能在6小时内烧好12个均热炉中的钢锭（平时只能烧6炉），苏联专家就在夜里12点钟到炉旁和他一同研究试验，丝毫不怕疲倦的。所以工友们用“热烘”这个东北口语来形容苏联专家和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每天当苏联专家走到现场，便听见中苏语言的一片“你好！你好！”的招呼声。
对领导同志，苏联专家们是很爱护和尊重的。他们常向各级干部说：公司只有一个厂长，要节省他的时间，爱护他的精力。对各级领导，他们也一样的爱护和尊重，计划处长常常去找专家商量问题，专家说：“有事打电话叫我好了，您不必跑上跑下的。”
1950年鞍山钢铁公司的任务比1949年高出6倍多，但是鞍钢的工作人员们都说：“有去年的经验，加上苏联专家的帮助，我们有信心完成并且超出国家给我们的任务！”
十、苏联专家在沈阳冶炼厂
1949年1月，沈阳冶炼厂恢复生产了，但是，大家都在担心着原料的问题，因为冶炼厂需要的原料是铜矿石，而现在呢？它的几个主要的铜矿山，已经被敌伪破坏得一时无法出产了，少数已经恢复了的矿山，品质又很不好，含铅成分太多，用原来的技术水平不能炼出铜来；所以，厂里积存的原料，一天一天减少，等原料用完后，也就只好停工了。
到了秋天，厂里的存料快要用完了，但是在过去许多年被大家当作废料的，含铅在6%以上的“贫矿石”，却因为历年的遗弃，早已堆得像山一样高了。这时候，有的工人就提议试炼“贫矿石”，从贫矿石里提炼出铜来做原料，但是工程师说：“贫矿石含铅太多，冶炼时铅质不能氧化，炼不出铜来。”大多数的工人和管理人员就减低了信心，只有少数的工人一定要试一下，他们努力地研究，提高了鼓风炉的送风压力，终于从含铅在7%左右的“贫矿石”中提炼出铜质来，打破了十几年来冶炼技术上的保守方法。不过，对于大部分含铅在8%以上的矿石还是没有办法处理，所以原料不够，停工的威胁还是存在。
这时候，东北人民政府知道了沈阳冶炼厂的困难，一位苏联专家就被分配来做改进生产技术的工作了。
他来到厂里，了解情况后，觉得提高送风压力的方法是对的，于是他提出了调整设备、配料、放置焦炭的改进办法，并且一步也不离开地在现场教工人们怎样做法，这样以后，凡是含铅8%到14%的“贫矿石”全能提出铜来了，沈阳冶炼厂的原料问题也就解决了。
冶炼厂的生产过程中，真吹炉是很重要的部分。过去真吹炉都是用黄土筑成的，过一天或两天就要修一次，修一次要花十几个钟头，所以生产要停止，质量也不能提高。技术员赵启明、工人陈连高主张改用好的耐火材料镁砖筑炉时，也同样受到有些技术人员的反对。后来因为行政上支持他们，所以就照他们的意见制成了镁砖炉，果然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但是，却也发现了不少缺点。
苏联专家来了以后，他说镁砖炉的缺点是太小，所以他设计了一个较大的样子，使粗铜产量每次可以增加80%。在造镁砖炉的时候，他看见工人们为了制造十几种不同形状的圆形砖所花的时间很多，觉得是一种浪费，主张把圆形炉改成方形炉，结果又使人工节省了三分之二。
照过去的老法子，在粗铜汁流出真吹炉入模型时，为了在凝结以后容易取出来，总要把黄土加进去。但要粗铜电解的时候，所带的黄土沉在电解溶液里，大大减弱了电流的效率，苏联专家看到了这种方法不好，设计了一种特别的工具，使得粗铜不带黄土，就纠正了过去浪费电流的不合理现象。
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职工们的生产积极性也提高了，从前常常不能完成生产任务的沈阳冶炼厂，在1950年1月份，铜的产量超出计划23%，铅的产量超出计划54%，所以工人们常对旁人说：“自从来了苏联同志，我们就增加了很大的勇气和力量。”
十一、苏联专家在沈阳某橡胶厂
苏联同志柯罗沙可夫和尼佐洛夫，曾经两次到沈阳的一个橡胶厂参观，他们一面详细地察看了厂房和每个机械设备，一面仔细认真而又诚挚地提供了好些管理工厂的宝贵建议。
他们来到工厂以后，不是首先走进办公室，而是立刻入厂房，按次地从原材到成品，从直接生产到间接生产，从厂房到饭堂，以致俱乐部，图书馆……他们是那样深入而又细致地观察和了解。在检视原料仓库的时候，询问着每一种原料的来源、供应状况。当厂长解答得不很顺当时，柯罗沙可夫或尼佐洛夫同志随即提醒他：“同志，厂长首先要明白这些。”他们听说现有原料仅可供应3个月的时候，他们说：“橡胶是英国统治的东西，英国帝国主义不会和我们一条心，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曾吃过帝国主义的亏，克服的办法是自力更生。苏联人造橡胶就是自力更生的办法。东北是有制造人造橡胶的条件的。”
走到电气室，接连指出好几处毛病：“第一，电闸板前面应有防电的胶皮板。第二，电工应用皮手套。第三，在每一个开闭器上，要有用途及使用状况标志，第四，在特别危险的地方，要加上安全隔离设备。”
尼佐洛夫同志一走进纺织部，马上指出：“每个锭子左右摇摆得厉害，是成品质量不好的原因之一。”有不少线锭子缺少螺丝，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偏左，有的偏右。在我们看起来还不觉得，而他们说：“这是工厂管理上不可忽视的严重缺点。”有些碎棉乱线散布在机器四周，尼佐洛夫同志指出：“在苏联这是不允许的很大浪费。”看到传动皮带飞速地转动着，没有保全板，他们指出：“这样容易打坏工友的脸皮，同时发出声音太大，对童工们神经很有影响。”
走到饭堂里，他们提示说：“苏联的厂长和党的书记是很关心工人们伙食好坏的。工人们吃得不好，就不能很好干活。”图书室里放着一些书报，他们立即称赞着“哈佬少，哈佬少”（好的意思），可是当他们一伸手摸着积着很厚一层灰土的橱柜时，又说：“保持工厂环境的清洁卫生，是这个工厂好坏的重要标志之一。”
防火设备是他们很重视的问题，他们说：“苏联工厂用在防火安全上的开支是很大的，看起来好似很浪费，但比起万一发生火灾把工厂烧毁，又不知要节省多少倍。”由这一问题谈起，他启示我们要懂得精确的经济核算统计，要从大的方面打算盘。柯罗沙可夫同志举自己过去工作的例子说：“我过去在一个3000多人的工厂里专门管经济核算统计。在我下面工作的人员有96个。看起来这很浪费，而根据苏联的经验，这是工厂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苏联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制，所以在苏联一分一秒钟都不能马虎的。”他郑重地提醒厂长说：“计件工资不浪费一分一秒，工人多干多拿钱，少干少拿钱，是提高生产的最好办法。”
“当然提高生产，决不是光图数量，不要质量。相反，在苏联看这个工厂成绩好坏的标准，主要就是成品质量好坏。成品好，厂长首先受奖，如果坏，按苏联办法厂长要被判八年徒刑。”这时他告诉厂长道：“不要为此害怕，保持质量好并不难，常常检查和督促，是做好质量的关健！”
但当他知道这个厂的厂长是个不懂技术的厂长时，他笑了，对他说：“没有关系，只要好好学习就行。厂长不一定要像工人一样地去干，主要地能懂得和熟悉全部生产过程就行了。厂长的责任很重大，在苏联，厂长是全厂最忙的人，而厂长的负责与否又是这个工厂搞得好坏的标志。苏联的厂长，工作上严格认真，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使群众不害怕。这样，厂长的话群众就乐意听。当然不仅厂长，一切干部人员都该如此。”
最后尼佐洛夫同志半开玩笑地对厂长说：“同志，厂长的责任是重大的，要当心，在苏联做坏了就要受处罚，少拿钱，而回家去，太太就会不高兴。”
当厂长把他们送到大门的时候，柯罗沙可夫和尼佐洛夫同志还像哥哥安慰着弟弟似的说：“不要为我们提出一些缺点而不高兴啊！”
十二、苏联的林业专家在东北
1950年的2月初，东北黑龙江省正是冰天雪地的时候。每一条道路上都结着厚厚的冰冻。有两匹马拖着一辆木车上坡，车上装了六棵粗壮的圆木，这是从大森林中伐木场里刚刚砍下来的木材，用马车拖出去的，可是因为路上结着厚冰，车子一重，拖车的两匹马，蹄子在冰上滑来滑去，车子却丝毫也没法拉动，赶车的人拿了鞭子拼命打马，还是没有用。这时，后面来了一辆汽车，车上跳下了一位身材高大的苏联同志，他看见了这情形，从自己的车上拿了一把斧头，蹲在冰地上就砍起一道一道的横沟来，冰雪碎片不停地向他脸上和嘴里喷射，他一点也不管，一直砍出五六道横沟，才站起来向马夫做手势，叫他再赶马试一次。马蹄踏到横沟里有了力量，很快地就拉过了这个上坡地。接着这位苏联同志就对管理冰道的工友说：“要把难走的地方都砍出这样的横沟，才不会影响车子的行走。”这位苏联同志，就是我们政府请来的林业专家达依诺夫同志。
达依诺夫同志有25年的丰富经验，他已是快50岁的人了，在人迹稀少的大森林里，他和我们中国的林务工作人员们一样地吃苦，穿的是一件半旧的皮大衣，吃的是随身带的干粮，到森林里去的时候，就坐在厂棚卡车里，下雪时，脸上都会结起冰来，有时工作忙了，一连许多天，连剃胡子的工夫都没有，但是他把这些问题放在脑后，时时刻刻注意的只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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