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省城已经在“揪”，而且萧余也被“揪”了，我就知道炮火离我又近了一步。我是1962年春节前在省城认识萧余同志的。当时，三年自然灾害严重，省委召开过一次全省一百多位高级知识分子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安抚慰问，并予勉励，省委宣传部直接发机密急件到L市邀请我去参加。去后，萧余同志同我谈话，慰勉与党共渡难关之后，说要调我到省城的最高学府，一所大学里去任教。因为那里打算设立新闻专业。但我觉得我缺乏讲课的经验，早年虽是大学新闻系毕业，但怕自己残留着“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影响，讲课要出问题，并不适合去大学任教。且我对办好一个省属重点中学颇有信心，愿意为此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表态不去，这事我回校后谈起过。后来，在1963年夏，萧余同志以副省长身份到学校里来参观，由我陪同，也做了交往。这全校教职工都是看到的。现在，萧余同志被“揪”了，我当然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学校里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始大批特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这两本“黑书”，开始大批特批邓拓、吴晗、廖沫沙，而且联系萧余等来批。当时的情况造成一种怪现象：要出名就得挨批！其实《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在学校图书馆里一共也不过几本（妻真危险，因为凭她去新华书店买了这样的“毒草”回来就可以给她一个“贩毒”的帽子进行批判的。这说明远超还是比较讲政策的），但此时既要批，书就成了热门货。学校党支部派妻到新华书店设法又购买了一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回来，不读的人也都得抢着读、抢着批。学校里轰轰烈烈地发动师生开批判会、贴大字报声讨黑帮，表示“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
在这同时，报上头号大字标题写出：北京市委改组。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后来著名的所谓“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彭真具体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
中央发生了什么事？不清楚，显然是极不寻常的事！“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内容？怎么搞？不知道！但来势必然凶猛。江青过去只是偶尔在传说中听到。我早年看过她参与演出的影片《王老五》，也听到过她的一些逸事。此刻，她一跃而上政治舞台而且叱咤风云不同寻常地亮相来到前台了！意味着什么呢？不了解。反正，学校里大家的脸上都严肃冷峻起来，多数人嘴上都像贴上了封条。互相之间的正常交往忽然停止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已成。我本来不该有什么可怕的，因为自问不但无罪而且没有任何错误或不检点之处。但我却害怕“莫须有”！害怕一朝倒霉牵连家人和亲友，害怕有口难辩也无人为我辩护。遗憾的是我虽是一个校长，却只能像笼中的一只鸟儿，等待着人随时伸手进笼将我抓去摆布。我毫无支配自己的命运的权利，黑夜躺在床上，想到这些，浑身血液就结冰了！
对“文化大革命”要从教育界开刀有所了解，是从报上刊登北京大学事件开始的。
我关注着教育界的事态发展，大脑神经的弦，始终绷得紧紧的。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这是造党委反的一张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标题发了聂元梓的大字报，配上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把陆平（北大党委书记）等领导的北京大学说成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号召“革命派”要“无条件地接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与“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的黑帮坚决斗争。
头脑里想过：这指的是谁呢？好像指的人物比彭真更大呢？……但不敢乱想，马上刹车。造党委的反对吗？不对《人民日报》敢这样干？可是经1957年反右以后，头脑里党员不可反，反领导就是反党等等观念根深蒂固，怎么能胡思乱想呢？也马上停止思索使自己“规矩”起来。
说实话，由于对党内领导层之间的斗争缺乏了解。这《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我虽读了几遍却是并未读懂的。《人民日报》又发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号召抓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中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号召要“做彻底的革命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话，我也似乎懂，却又确实并不真懂。
当时，学校里组织干部、教师和职员学习。学习的不外是《人民日报》上的社论和消息，以及“五一六”通知。有段话是最脍炙人口的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现在回想，我那时真是太幼稚了。这段话，我竟不止一次自己偷偷拿来照镜子“对号入座”，当然欣慰于自己“不像”，却根本想不到是要搞刘少奇同志。
北京大学顿时成了全国“文化大革命”中心开花的地方。报纸上连连登载全国工农商学兵支持聂元梓声讨黑帮的文章。从报上看，从广播上听，“文化大革命”掀起了高潮，北京的几十所大专院校和中专及普通中学都掀起了揪斗党委第一、二把手的浪潮。这我似乎有点懂了：原来这次革命的重点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又糊涂了！也不太懂：怎么可能所有大学的党委第一、二把手都是“黑帮”呢？而且这样做法不要天下大乱吗？共产党为什么要这样整自己的党员干部把他们一下子都说成是“黑帮”呢？我看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的回忆苏联30年代肃反情况的《大疯狂》，那是内部发行的。此时，不由地使我想起那本书描述的种种，心中说不出有多忧惶。
无法去请教谁，也无法同人讨论研究。在学习会上大家发言也不热烈，多数均是按照报上的话似懂非懂地说上三句五句应付敷衍。但人人都像沐浴在萧瑟的秋风中，感到风浪很大。强台风袭来了，许多事都超出常规不可思议，弄不清伟大领袖的头脑里在想些什么、要干些什么。
大约是6月10日，有一天，通知大家晚上到操场上去听录音广播，是地委来播放的。中学的大操场是可以开万人大会的。许多外单位的学校师生也列队来参加大会，各自带了小板凳或席地而坐听广播。那是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录音很不清晰，声音忽高忽低，夹着嗤嗤唧唧的杂音。讲话的大意是如何应付北京学校出现的纷乱局面。原来学校党委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可以代表党的领导。北大已经派去了工作组，这可以作为样板推广，好好控制运动，好好维护好局面。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派消防队救火一样快。……
广播里的话声遥远而不清，刘少奇说自己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听的人，我看真正懂得情况的恐怕没有。但我发现远超听了心情似乎较好。我猜：他对内情肯定是比较清楚的。有些党内重要的文件他能看得到。这时，听说高中学生跃跃欲试，正想学北京的学生采取行动。至于什么行动，我简直无法想象。我们这个领导班子，平时在学生中威信不错，学生会翻脸吗？谁知道呢？再说，一般情况下，党的书记，学生是不敢碰的。像我这种党外的校长，却是“软柿子”可以捏的。那么，我会怎么样呢？我的心像一条被钩紧紧钩住的鱼了！
妻举止安详，但总常有似有若无的忧愁，她不大说话，在图书室工作之余就是忙着家务，照顾两个可爱的孩子。
心情忐忑的日子过到6月16日。那天中午，突然学校那幢办公楼的北墙和西墙上出现了大字报。大字报是高三一个学生写他的班主任鲍圭远的。鲍圭远是数学老师，上海人，省城师范学院50年代的毕业生，为人朴实厚道。那个学生指摘他平时做班主任压迫学生（其实他平时对学生是不错的）。大字报的语气还不算凶。但接着，就出现了一批造党支部反的大字报，其中有的就很凶了，矛头是针对党支部和远超的，把远超比作北大的党委书记陆平，说党支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说远超是黑帮头子！有人开了头，大字报就越来越多。看样子，学校里的“文化大革命”这就开始了！而这也立刻惊动了地委。因为地委一直担心地区会燃起“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这所省属重点中学的学生发轫了，意味着全地区的“文革”也开始了！午后，我见远超匆匆地让通讯员小李用自行车带着他去向地委汇报，面如土灰。傍晚时，他回来了，从自行车的后座上下来时，那种失魂落魄狼狈的样子是少有的。面色发灰，两眼发直。
我在教务处里坐着，三个教务副主任一个叫卜绍甫，福建人，数学教师提拔的，共产党员；一个叫翟任余，苏北邳县人，语文教师提拔的，也是党员；一个叫程一平，山东枣庄人，语文教师提拔的，党外群众。他们同我相处都还好。卜绍甫是党支部成员（支部其他两个成员就是远超、袁先扬），无形中地位高些，平时主要管学生的政治审查和思想、纪律方面的事。这时，天已黄昏，远超忽然来叫我，说：“我们到袁校长房里开个会。”
我就随他一同到了教务处斜对面袁先扬办公兼住宿的那间小房里。袁先扬家属在莱芜老家，他在办公室里搭一张铺兼带住宿。这时，他坐在床上，似也心情沉重。我进去后，还未坐下，远超就说话了。他脸色不好，目光冷峻，精神疲惫，说：“大字报想必大家都看到了！‘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们各人的事应该各人自己负责。不能推诿给别人！明天，地委工作组要来了！”
袁先扬慷慨激昂，说了六个字：“只能揽，不能推！”
见他们这样说，我倒很感动，觉得对我很信任，我马上也发自内心地说：“那当然，自己的事自然应当自己承担，这是品质问题！”因为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负责主管教学业务，这方面的问题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又写过些作品，我自己写的东西自然应该自己负责。
这个“会”实际只开到这里，远超又去叫卜绍甫来，说是党支部要研究问题。那就是暗示我可以退席了。我就离开那儿回家了。天擦黑了，远处的一切都似乎朦朦胧胧。回去时，沿途只见学生和教师东一团、西一堆，叽叽喳喳，颇有临战前夕的味道。我这校长平时走过，总不乏打招呼的师生，这时却对我视若无睹，无人理睬了。真是风云色变、冷暖不同啊！
当时，我住在学校靠东北的一排平房宿舍里。这中学校园有120亩地以上，很大。从办公室走到住处要五六分钟。到家时，见到了妻，她正同保姆余妈妈在做饭。五岁的二女儿晓亮正与上小学四年级的大女儿晓林在玩耍。我把远超找我“开会”的经过告诉了妻，推测道：“这次运动怎么搞心中无数。不过，我自认为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也不怕什么。现在看来，远超他们对我是信任的。不然不会开这个会。他们是不会搞我的。而且，明天，地委工作组就要来了！学校我看也乱不起来。”说这番话时，我完全是为了安慰妻。这番话基本是真的，只是说我“不怕”，是掺了水的。我心里很怕！怕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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