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火文集-启示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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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事有一套固定模式。比如上边批“三家村”,下边就要立刻“愤怒声讨”,然后再揪出下边的“三家村”代表人物来。北京、上海等地批判“三家村”后,省里的“工农兵群众”马上“愤怒声讨‘三家村’”,立刻就揪出了省城的一位杂文作家和一位戏剧家来批判,又迅速进一步揪出了副省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萧余进行声势浩大的批判。

    看到省城已经在“揪”,而且萧余也被“揪”了,我就知道炮火离我又近了一步。我是1962年春节前在省城认识萧余同志的。当时,三年自然灾害严重,省委召开过一次全省一百多位高级知识分子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安抚慰问,并予勉励,省委宣传部直接发机密急件到L市邀请我去参加。去后,萧余同志同我谈话,慰勉与党共渡难关之后,说要调我到省城的最高学府,一所大学里去任教。因为那里打算设立新闻专业。但我觉得我缺乏讲课的经验,早年虽是大学新闻系毕业,但怕自己残留着“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影响,讲课要出问题,并不适合去大学任教。且我对办好一个省属重点中学颇有信心,愿意为此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表态不去,这事我回校后谈起过。后来,在1963年夏,萧余同志以副省长身份到学校里来参观,由我陪同,也做了交往。这全校教职工都是看到的。现在,萧余同志被“揪”了,我当然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学校里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始大批特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这两本“黑书”,开始大批特批邓拓、吴晗、廖沫沙,而且联系萧余等来批。当时的情况造成一种怪现象:要出名就得挨批!其实《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在学校图书馆里一共也不过几本(妻真危险,因为凭她去新华书店买了这样的“毒草”回来就可以给她一个“贩毒”的帽子进行批判的。这说明远超还是比较讲政策的),但此时既要批,书就成了热门货。学校党支部派妻到新华书店设法又购买了一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回来,不读的人也都得抢着读、抢着批。学校里轰轰烈烈地发动师生开批判会、贴大字报声讨黑帮,表示“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

    在这同时,报上头号大字标题写出:北京市委改组。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后来著名的所谓“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彭真具体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

    中央发生了什么事?不清楚,显然是极不寻常的事!“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内容?怎么搞?不知道!但来势必然凶猛。江青过去只是偶尔在传说中听到。我早年看过她参与演出的影片《王老五》,也听到过她的一些逸事。此刻,她一跃而上政治舞台而且叱咤风云不同寻常地亮相来到前台了!意味着什么呢?不了解。反正,学校里大家的脸上都严肃冷峻起来,多数人嘴上都像贴上了封条。互相之间的正常交往忽然停止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已成。我本来不该有什么可怕的,因为自问不但无罪而且没有任何错误或不检点之处。但我却害怕“莫须有”!害怕一朝倒霉牵连家人和亲友,害怕有口难辩也无人为我辩护。遗憾的是我虽是一个校长,却只能像笼中的一只鸟儿,等待着人随时伸手进笼将我抓去摆布。我毫无支配自己的命运的权利,黑夜躺在床上,想到这些,浑身血液就结冰了!

    对“文化大革命”要从教育界开刀有所了解,是从报上刊登北京大学事件开始的。

    我关注着教育界的事态发展,大脑神经的弦,始终绷得紧紧的。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这是造党委反的一张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标题发了聂元梓的大字报,配上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把陆平(北大党委书记)等领导的北京大学说成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号召“革命派”要“无条件地接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与“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的黑帮坚决斗争。

    头脑里想过:这指的是谁呢?好像指的人物比彭真更大呢?……但不敢乱想,马上刹车。造党委的反对吗?不对《人民日报》敢这样干?可是经1957年反右以后,头脑里党员不可反,反领导就是反党等等观念根深蒂固,怎么能胡思乱想呢?也马上停止思索使自己“规矩”起来。

    说实话,由于对党内领导层之间的斗争缺乏了解。这《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我虽读了几遍却是并未读懂的。《人民日报》又发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号召抓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中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号召要“做彻底的革命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话,我也似乎懂,却又确实并不真懂。

    当时,学校里组织干部、教师和职员学习。学习的不外是《人民日报》上的社论和消息,以及“五一六”通知。有段话是最脍炙人口的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现在回想,我那时真是太幼稚了。这段话,我竟不止一次自己偷偷拿来照镜子“对号入座”,当然欣慰于自己“不像”,却根本想不到是要搞刘少奇同志。

    北京大学顿时成了全国“文化大革命”中心开花的地方。报纸上连连登载全国工农商学兵支持聂元梓声讨黑帮的文章。从报上看,从广播上听,“文化大革命”掀起了高潮,北京的几十所大专院校和中专及普通中学都掀起了揪斗党委第一、二把手的浪潮。这我似乎有点懂了:原来这次革命的重点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又糊涂了!也不太懂:怎么可能所有大学的党委第一、二把手都是“黑帮”呢?而且这样做法不要天下大乱吗?共产党为什么要这样整自己的党员干部把他们一下子都说成是“黑帮”呢?我看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的回忆苏联30年代肃反情况的《大疯狂》,那是内部发行的。此时,不由地使我想起那本书描述的种种,心中说不出有多忧惶。

    无法去请教谁,也无法同人讨论研究。在学习会上大家发言也不热烈,多数均是按照报上的话似懂非懂地说上三句五句应付敷衍。但人人都像沐浴在萧瑟的秋风中,感到风浪很大。强台风袭来了,许多事都超出常规不可思议,弄不清伟大领袖的头脑里在想些什么、要干些什么。

    大约是6月10日,有一天,通知大家晚上到操场上去听录音广播,是地委来播放的。中学的大操场是可以开万人大会的。许多外单位的学校师生也列队来参加大会,各自带了小板凳或席地而坐听广播。那是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录音很不清晰,声音忽高忽低,夹着嗤嗤唧唧的杂音。讲话的大意是如何应付北京学校出现的纷乱局面。原来学校党委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可以代表党的领导。北大已经派去了工作组,这可以作为样板推广,好好控制运动,好好维护好局面。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派消防队救火一样快。……

    广播里的话声遥远而不清,刘少奇说自己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听的人,我看真正懂得情况的恐怕没有。但我发现远超听了心情似乎较好。我猜:他对内情肯定是比较清楚的。有些党内重要的文件他能看得到。这时,听说高中学生跃跃欲试,正想学北京的学生采取行动。至于什么行动,我简直无法想象。我们这个领导班子,平时在学生中威信不错,学生会翻脸吗?谁知道呢?再说,一般情况下,党的书记,学生是不敢碰的。像我这种党外的校长,却是“软柿子”可以捏的。那么,我会怎么样呢?我的心像一条被钩紧紧钩住的鱼了!

    妻举止安详,但总常有似有若无的忧愁,她不大说话,在图书室工作之余就是忙着家务,照顾两个可爱的孩子。

    心情忐忑的日子过到6月16日。那天中午,突然学校那幢办公楼的北墙和西墙上出现了大字报。大字报是高三一个学生写他的班主任鲍圭远的。鲍圭远是数学老师,上海人,省城师范学院50年代的毕业生,为人朴实厚道。那个学生指摘他平时做班主任压迫学生(其实他平时对学生是不错的)。大字报的语气还不算凶。但接着,就出现了一批造党支部反的大字报,其中有的就很凶了,矛头是针对党支部和远超的,把远超比作北大的党委书记陆平,说党支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说远超是黑帮头子!有人开了头,大字报就越来越多。看样子,学校里的“文化大革命”这就开始了!而这也立刻惊动了地委。因为地委一直担心地区会燃起“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这所省属重点中学的学生发轫了,意味着全地区的“文革”也开始了!午后,我见远超匆匆地让通讯员小李用自行车带着他去向地委汇报,面如土灰。傍晚时,他回来了,从自行车的后座上下来时,那种失魂落魄狼狈的样子是少有的。面色发灰,两眼发直。

    我在教务处里坐着,三个教务副主任一个叫卜绍甫,福建人,数学教师提拔的,共产党员;一个叫翟任余,苏北邳县人,语文教师提拔的,也是党员;一个叫程一平,山东枣庄人,语文教师提拔的,党外群众。他们同我相处都还好。卜绍甫是党支部成员(支部其他两个成员就是远超、袁先扬),无形中地位高些,平时主要管学生的政治审查和思想、纪律方面的事。这时,天已黄昏,远超忽然来叫我,说:“我们到袁校长房里开个会。”

    我就随他一同到了教务处斜对面袁先扬办公兼住宿的那间小房里。袁先扬家属在莱芜老家,他在办公室里搭一张铺兼带住宿。这时,他坐在床上,似也心情沉重。我进去后,还未坐下,远超就说话了。他脸色不好,目光冷峻,精神疲惫,说:“大字报想必大家都看到了!‘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们各人的事应该各人自己负责。不能推诿给别人!明天,地委工作组要来了!”

    袁先扬慷慨激昂,说了六个字:“只能揽,不能推!”

    见他们这样说,我倒很感动,觉得对我很信任,我马上也发自内心地说:“那当然,自己的事自然应当自己承担,这是品质问题!”因为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负责主管教学业务,这方面的问题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又写过些作品,我自己写的东西自然应该自己负责。

    这个“会”实际只开到这里,远超又去叫卜绍甫来,说是党支部要研究问题。那就是暗示我可以退席了。我就离开那儿回家了。天擦黑了,远处的一切都似乎朦朦胧胧。回去时,沿途只见学生和教师东一团、西一堆,叽叽喳喳,颇有临战前夕的味道。我这校长平时走过,总不乏打招呼的师生,这时却对我视若无睹,无人理睬了。真是风云色变、冷暖不同啊!

    当时,我住在学校靠东北的一排平房宿舍里。这中学校园有120亩地以上,很大。从办公室走到住处要五六分钟。到家时,见到了妻,她正同保姆余妈妈在做饭。五岁的二女儿晓亮正与上小学四年级的大女儿晓林在玩耍。我把远超找我“开会”的经过告诉了妻,推测道:“这次运动怎么搞心中无数。不过,我自认为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也不怕什么。现在看来,远超他们对我是信任的。不然不会开这个会。他们是不会搞我的。而且,明天,地委工作组就要来了!学校我看也乱不起来。”说这番话时,我完全是为了安慰妻。这番话基本是真的,只是说我“不怕”,是掺了水的。我心里很怕!怕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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