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安慰她，我说：“也不一定。再说，我跟着党已经走了这么多年了，来运动也不该有什么！”但稍停，我又不禁叹息说：“唉，人们知道自己的昨天和前天，又有谁真能预测明天和后天呢？没有别的办法了，还是沉默少说话吧！”其实，我内心与她一样厌恶与恐惧。1957年以后，在政治运动中，我总感到人的尊严、人的生命、人的安全、人的权利、人的一切都无保障。今天是“同志”，明天莫须有的就突然会变成“敌人”；今天是革命的，明天就突然会变成“反革命”。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是否能一辈子革命，倒不是自己不要革命，而是革命会不会要你。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是否能平安活一辈子，有个善终。这种不安全感在知识分子中恐怕绝大多数人都有。只是谁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谁也不敢真实表达这种想法，反倒只能用一种谨慎的、平静的、麻木的、粉饰的态度来对待。
6月初的一天，地委统战部王部长带了赵秘书来学校开知识分子座谈会。王部长是地委一位副书记的夫人，一个胖胖的略带花白头发、戴眼镜的中年女同志。原先在省城师范学院中文系做过党总支书记，外表和善。赵秘书是本地人，早年做过区委书记，他做统战工作能同知识分子和统战对象和谐相处，也讲政策。这次来，由我开列了参加座谈的教师名单，一共十几个人。统战部是想了解知识分子思想情况来摸底的。在会上，我才知道学校里的教师们都很敏感，对《人民日报》刊登郭沫若的谈话都注意到了。但大家都不多谈思想，发言都属于空洞的研讨，强调自己“需要改造”，表示“拥护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最后，王部长要我发言，我只好既表示拥护改造，结尾又说：“像郭沫若都说他写的东西全部应当烧掉，我写过的那些东西自然也应当全部烧掉。……”
我一向有个爱博览报刊的习惯，订了不少报刊，并且也有留存资料和剪报的习惯。妻在图书馆负责，也便于我阅读未订的报刊。凡所有批判性的文章当时都在我留存资料之列。我常将自订的报刊上的文章剪下来贴在旧杂志本上。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上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就开始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这篇长文，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等全国和各省级报纸上差不多都转载了。姚文中杀气腾腾的语句颇有一种“檄文”的姿态。指摘《海瑞罢官》是“毒草”，从文章中看，又似乎另有更复杂的意图。当然，由于对中央领导层的斗争缺乏了解，又由于我所在地区的闭塞，当时我思想上只认为姚文的矛头指向不过局限在学术或文艺领域的批判，绝未想到这针对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批判会扩而开来，成为对准彭真同志和刘少奇主席的一把利刃，并且拉开了毁灭文化、残害文人学士的帷幕。
对姚文元，我不生疏。他是姚蓬子的儿子，这个在反右时因为凶狠批判别人开始露头角的文人，在上海早被文艺界有些人视为是一条“棍子”。对吴晗，我在1953年—1961年时，因为在北京一家全国性杂志社任职，曾几次到他家去向他组稿并做客。早年抗战时期上大学时，我读过他在西南联大写的《明代特务政治》；此时，也读过他写的《朱元璋》。他给我的印象是黑黑矮矮戴副眼镜像个印度人，但却是博学和蔼的，他主编的《历史小丛书》，我觉得对普及中外历史知识是很好的。尤其是当时中学曾取消过历史课，这套书应运而生就更切合需要。具体编辑这套丛书的一位编委，每出一本《历史小丛书》就给我寄一本，并且约我为《历史小丛书》写稿。《历史小丛书》寄给我后，学校历史教研组的教师常来向我借阅，都说这套书编得不错。但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后，又加上现在郭沫若谈了这样一番反常的话，我就觉得把《历史小丛书》借给历史教师看可能是一种错误了！当时的事情就是这样：吴晗既是主编，他出了问题，他主编的书必然也有问题。他全盘都得否定，他主编的书也得全盘否定。这种“全盘否定论”的盛行，违背马列主义，却又长期在历次运动中在马列主义的幌子下一直进行。没有人敢说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从那次地委统战部召开了座谈会以后，传来了毛泽东主席的一次讲话内容。大意是说：毛主席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作了讲话，说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权。社会主义越深入，他们就越暴露出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之流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是国民党。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刊和出版社等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批判资产阶级权威。他说：要搞“文化大革命”！
对这番话的突如其来，我的认识当时是肤浅的，只感到话说得很凶很重，似乎就要有风暴来临，还不理解什么叫“文化大革命”，但随着就发生了一件事，使我感觉到不寒而栗。
一天，地委宣传部来电话通知去开会。这实际是一次小范围的党员干部会，却错通知了我也去开会，地点是地委小礼堂。
我是1961年夏由北京直接拿了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带队下放L市支农的。到L市后，地委组织部见来了一个十五级做过一家中央级刊物三把手的高级知识分子，就决定安排在当地这所省属重点中学做行政领导工作。党支部书记远超，十四级，原是地委文教部副部长，一个面目清癯虽然跛脚但衣着整洁、颇有气派、面上常带微笑的人。另有一个管总务行政的副校长，十七级，五十多岁，名叫袁先扬，爱喝酒，面上笑呵呵，大大咧咧，可实际胸有城府绝不糊涂。我到校后他就发牢骚说：“怎么把他放在我前面！”我以诚相待同他们处得好像还算可以。但从这次会后，情况却起了变化。
这天，通知我去地委小礼堂开会，同远超坐在一起。这地方和北京不同，北京听报告分级别来定，比如十三级以上是一档，十七级以上又是一档。这里听报告则视情况小范围开会。
主持会议的是文教副专员徐伯衡。讲话的是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魏晓锵。这地区因为是老根据地，老干部特多。魏晓锵书记其实同我私人之间并无恩怨。我到本地分配工作就是他慎重研究批准的。这天，他没看见我，因为一则他不知我参加了会；二则我坐的位置前排的人挡住了我的脸。开会他讲话时，那精神就是毛泽东主席那番话。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开始讲起，讲到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突然，他十分严厉地问：“中学的远超同志来了没有？”
远超举举手，说：“在这里！”
魏晓锵突然高声说：“你们那里的实权在谁手里？你知道不知道？实权不在共产党手里，领导权被篡夺了！有威信的不是你这个书记，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正说到这里，我大吃一惊，却被坐在魏晓锵身边的徐伯衡看到了！徐的妻子宜汇英在学校里任人事干事，所以徐认识我。他连忙阻止魏晓锵讲下去，附耳不知同魏轻轻说了些什么，估计是说我在场。魏朝我坐的这面看看，有些与会者的目光也向我压来，魏就转了话题继续谈要各文教单位注意实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并且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
我敏感地意会到事情不好，坐在那里，双脚仿佛被铁螺丝拧住了，这个会的后半部分怎么开完的我也记不清了。对这就是“文革”的发端，我也认识不到。我只敏感地意识到：我的处境恐怕危险了！很难说会有怎样的不幸降临！
我也很能理解、体谅魏晓锵，上边有指示，他是这地区的党员领导干部、文教书记，自然得坚决照办。他说那样的话，不过是像留声机放唱片，那怨不得他。
我抗战后期就同地下党员有联系，自从参加革命后，最初因为被认为“年轻有为”，就受到了提拔，后来，因为不是党员，就停止了“进步”。从40年代末、50年代初直到60年代，我一直在争取入党。信仰共产主义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希望国家不受帝国主义欺凌变得富强；我希望贫富不均能够变成贫者都不虞匮乏；我希望工农大众都能翻身有文化当家做主；我希望重视科技教育，全民素质能够提高；我希望吸毒，娼妓，流氓黑社会都被扫除……这些都使我愿意成为一个共产党人。但由于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入党很难，好不容易到了1957年快要入党时，偏偏来了反右，停止吸收知识分子党员，到1961年入党又有希望了，我又离开北京下放L市。我带了组织的介绍信，上面也说明我有入党要求，属入党培养对象，但来后党支部书记对我说：“你来不久，需要接受一段时间的考验。”于是，一晃又是几年。
因是“非党同志”，我长期担任的都是副职。从1950年至1953年在上海一家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时，因为总编辑殷从武喜欢我努力干工作，我毫无“自外于党”的心理，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在北京那家全国性杂志工作时，做三把手，实际也是主编的副职，虽仍努力工作，但懂得了工作太出色会惹起个别同志妒嫉，就不免在放手工作时心有顾忌，尽量使自己愚钝。来L市后，发现在本地区县团级单位中做负责人的党外人士简直除我之外绝无仅有，而且同北京相比，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似乎有所不同，就力诫自己别锋芒太露。但要我不工作，优哉游哉，又觉得于心不安，所以仍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为教育工作尽自己的力，想不到千辛万苦都会惹下“篡夺”了领导权的祸事。
我能体会到魏晓锵书记的话分量有多重！这预示着大祸将要临头。我和妻都是外乡人，带着晓林、晓亮两个孩子在这里，人地生疏，万一我出了问题，怎么办？我猜测，魏晓锵所以点我名，可能是听他儿子谈起了我一些什么。我到中学任职后，不摆校长架子，对师生都主动接近，比较关心。每天与学生同做早操，有时与学生一同参加劳动。大风雨时，住在河东岸的学生结队过水势滔滔的大沙河，我不放心，总要亲自陪到江边看他们由班主任率领安全过了大河才放心地回来。开大会时向学生讲话，因为事先有所准备而且了解学生思想情况，学生每每比较欢迎，掌声热烈。正因如此，看来是犯了忌。我开始明白：做党外人士最好是不做事，表现得绝对庸碌无能，唯唯诺诺，少开口说话，对任何事都不提意见，这才可以避祸，可是我做不到也没做到，遂造成了这种处境。心里懊丧可知。
果然，从那次会后，远超与袁先扬对我的态度都变了。有时他们开党员会后接着开行政会不再叫我参加，有些我应看的文件应知道的事不给看也不告诉我。最有趣的是学校组织基干民兵建一个营，远超让袁先扬任营长，自兼教导员，我连基干民兵也不是。基干民兵营成立大会举行阅兵式时，我站在主席台中央，民兵经过主席台正步走时，穿便服的袁先扬起立举手用军礼还礼，我却举了手又放下不知道怎么办才合适。我心中已经有数，“劫数”恐怕已经快要降临，我是在劫难逃了！
5月1日，国际劳动节，在北京，原来早就传说可能成为接班人的彭真同志没有公开露面。他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中央政治局委员。每年“五一”和“十一”，都看到他很精神地在天安门城楼上极活跃。为什么不露面了呢？果然，不到一周，就从报上读到了批判“三家村”的文章。那是署名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署名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别真伪》。接着，又有姚文元炮制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接着，报刊上批判“三家村”的炮火越来越猛烈，火药味也越来越浓了！
说来滑稽，吴晗同我的那一点点关系前面讲了，那纯粹是工作上的来往。邓拓是北京市委书记，他在《人民日报》做负责人时，我曾不止一次到王府井《人民日报》顶楼礼堂听过他作的报告。廖沫沙则同我毫无一点瓜葛。这时，却听有的教师告诉我，说一个教历史的名叫厉音玉的教师在宣扬我同“三家村”有交往，很可疑云云，证据就是吴晗常把“历史小丛书”寄给我，然后由我把“历史小丛书”拿到教师中去“放毒”。我听了当然只能一笑置之，不予理睬，实际是小看了他的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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