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龙去脉（序）

    那年秋天，我去离别了多年的L市旧地重游，住在宽阔的E河边一家相当华丽的宾馆里。经过改革开放，L市面貌大变，十分美丽。一个傍晚，我独自到河西的金雀山和银雀山一带散步。这里前些年曾挖出过许多古墓。在金雀山一个两千多年前的汉墓中发现了失传已一千七百多年的《孙膑兵法》的珍贵竹简四百四十余枚。如今，不远处正大兴土木，盖造一幢巍巍的新厦，挖地基的建筑工人热气腾腾地在劳作，对比之下，显得这里更加荒凉。

    河水滔滔，青山巍巍，面对衰草颓丘，颇有怀古之悠思。

    无意中，突然看见一个挖土方的壮年汉子，左手持着铁锹，右手捧一只锈迹斑驳的马口铁盒走过，后边跟着些嘻嘻哈哈看热闹的孩子。

    一问，才知，挖地时发现了这么一只不知谁窖埋的马口铁盒，大家一哄而上，可是里边并无金银财宝，只有一册厚厚的纸质已经受潮微微发黄了的文稿。于是，大家失望，弃之于不顾。这壮年汉子可能有点文化，他就拾来决定拿回去看看。

    千寻铁锁，折戟沉沙。想起岑参《登古邺城》诗中的“城隅南对望陵台，漳水东流不复回。武帝宫中人去尽，年年春色为谁来”，我对古籍古物，常有偏爱；对如烟往事又每多不胜今昔之感。

    向壮汉借阅盒中文稿，一看稿名，就很有兴趣，尽管这不是什么遥远的古书古物，我已能料定它的价值。虽然壮汉连连摇头，说：“你看看可以，买是不卖的。”我却再三央求，出了他意料之外的高价，掏钱买下了这部文稿。

    不属国家的文物，买下自然无罪。但回来开灯夜读，读完却感到它也是一种“文物”，就惶惑了。

    作者在文末要求：“我已不知这文稿何时会从铁盒子里出土，也不知谁将是它的发现者和主人。假如有一天，读到我这部文稿的人能有出版它的愿望和能力，我的要求是请在出版时更改一下手稿中的单位名称和人名，并署上你自己的名字出书。我在文稿中有意隐去了自己的名字。因为我认为作者应视作是历史自己，我写下这些，目的不是给我自己留下什么痕迹，只是要给人民、给‘文革’留下一些什么。谁能使此书出版，谁就是为此做出了最大的贡献，理应是当仁不让的署名者，请一定尊重我的意愿。”

    尊重原作者的意愿是重要的，固然他本人在何处已杳不可寻，但我在披读文稿时，时刻仿佛看到作者站在面前，而且能感受到他那忧国忧民的爱国激情。这是一本纪录“文革”这场“非常运动”的真实作品，区别于把“文革”仅作为伤痕来写的框套，重在剖析自我；而且是从一个小当权派的角度来写的作品，这角度也是全新的。作者这样一个干部，并未因经历了十年浩劫而放弃信仰和理想，相反却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有志于为振兴中华而继续出力。这种体会不仅独特，而且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今天经历过十年内乱后，中国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严峻情势下，又能在改革开放中劈波斩浪高速前进。我觉得理应将这样一部文稿公诸于世。从认识价值上说，对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是有一点意义的。

    掠人之美，固非我之所愿，但书的出版，没有作者署名也不行。于是，斟酌再三，决定由我来写这个“来龙去脉”，说明情况。此外，除隐去了手稿中的地名、单位名称和人名外，个别地方我加了注，文字也略有修改，但基本均保存原貌。这样署了我的名我才比较心安。

    历史总是要有人写的！我历来反对随意打扮或捏造历史的人，因为那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有害。一段历史的烟消云散，往往要在过去若干年后，才在人们的眼中看得更清晰，想得更明白，因为只有时间的淘洗能荡涤掉蒙蔽掩盖着历史真相的尘垢，也只有时间的消逝，能使人变得冷静、客观起来。这部文稿也许写得还是早了些，只是杜牧有诗云：“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其实，人类有文字，文字写成的书稿就会留传下来。只要书稿著作有利于社会发展，它是会长存不败的。

    我有幸具有自己对“文革”的亲身了解与亲身体验。虽迄今仍不想回首那一个噩梦，因为那总给我带来辛酸与愤怒的回味。批判谴责“林副统帅”，逮捕公审“四人帮”，在举国上下普天同庆得到欢腾雀跃的效果。记录下“文革”的真实情况作为殷鉴，颇有历史价值。记得“文革”后，曾有一句话说：“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我认为这也应包括忠实地记下“文革”这段历史在内。忠实地记下，也是正确对待。所以我很欣赏这位作者早在一些年前就用心血忠实记下的史实。我相信它有“文物”的价值。据悉“文革”文物身价已很高，“语录歌”唱片，“红宝书”，“文革”中的“纪念章”，“文革”邮票……价格都日益上涨。那么，“文革”史实的稿件，它何尝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增价。我没有理由不将它公之于世、推荐给读者。

    研究历史是政治智慧的开端。思考会使人显得伟大。经验和教训会使人变得聪明。

    为了使那场给国家、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的历史悲剧化为“肥料”，不少知名人士曾呼吁，要让子孙后代从各方面了解“文革”，研究“文革”。虽然也有人认为不必，但写这本作品的人，可能是有此用意的吧？

    邓小平同志在“文革”后，曾多次同人谈过，“文化大革命”那件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什么大家意见比较一致？这一点要归‘功’于10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同上书第265页）“20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同上书第266页）这些话显然是大家都拥护的。1981年我们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批评“两个凡是”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基本完成。按小平同志的概括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4页）作为一个曾在“文革”中遭受过大风大浪大苦大难的党的国家领导干部，以亲身的经历和理智的思考回首昨天，以切身的感受和清醒的头脑看待今日并展望未来，我从小平同志洪亮的话语及实践中，看到了中国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坚信中国以后再也不会出现“文革”那样的蠢事和灾难！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件“出土文物”，也许是纪实作品，也许仅是小说。那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觉得绝非胡编乱造。愿它出版后起它应起的作用，不会成为廉价处理的折扣书或被送去化为纸浆。

    1997年5月于楠斋

    历史已经无法把撕下的那些页还给我了！“文革”已像一个逝去的充满眼泪、恐怖、冤案的悲惨故事，有拂之不去的悲凉！

    写完这部文稿时，正是冬季一个暴风雪的夜晚。我静听着暴风雪的呼啸……

    引子

    有这样一则佛门故事，虽非佛门弟子也有启发：

    一日，文殊菩萨命善财童子到郊外去采药草。善财走到门外又折返说：“我看山河大地每样东西都是药材，不知菩萨要我采什么药草？”

    文殊笑道：“既然每样东西都是药材，你就随便带点回来吧！”

    于是，善财去到郊外顺手摘了一株野草回来献给文殊。文殊看了看这株野草，向旁边的众人说：“各位！这株草既可杀人，又可活人。”

    这也是一个香花与毒草的区别的来历吧？在佛门当中，有的是对善恶的辩证理解。所以善财才会说：天地间每样事物都是药材。

    文殊的高明，在于说出：智者善用丑恶，丑恶可成良药；非智者却为丑恶所缚，丑恶只能成为毒品！

    一、狂飙飞来

    时间像块橡皮，能擦去一切痕迹、一切记忆。如果我再不来写这段“文革”回忆，可能将因岁月流逝而遗忘，使我无法再写出当时真实的全部经历了。那多可惜！

    “文革”的经历不该被遗忘，如果我们的后代对中国大地曾经发生过的这场被称为“非常运动”的十年“浩劫”不了解，将会是愚昧和遗憾。我写这段经历的目的不想从“伤痕”着眼，更不想借此来暴露和攻击什么。我是以一个有理想和信仰的知识分子的身份来写这段经历的。我力求真实记录经历，着重袒露心态，并说点我对“文革”的认识。

    雪莱早说过：“我懂得以往，因此我准备为未来撷取一个警告，使人可以从他的错误中得益，由愚行中提取经验。”

    从1966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这十年的“文革”所造成的损失，至今还未见有人用精确的数字量化加以表述。事实上，工农业等生产的损失，国家物质元气的损伤，武斗及践踏民主与法制所造成的人员伤亡，数字或许尚能体现，那种精神心灵上的恶伤，文化上的倒退，人的思想意识与素质的恶化，使中国人民蒙受的失落，不但无法用数字表述，而且使中国在相当长的年代里处处会感受到“文革”所造成的震撼，说不出该用多大的努力才能挽回。

    那么，诚恳而真实地写下我在“文革”中的全部经历、心态和反思，即使只绘出了整个“文革”的一鳞一瓣，恐怕也是有一定意义的吧！？我这部书的生命在于真实。当然，我不否认我写的是我主观上认为的真实！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二十八年的英勇斗争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在国际上就得到了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帝国主义妄想再任意侵略欺凌中国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这样一个大国像一头醒了的睡狮，在各方面都有不应低估的成就。这是中国人民拥护共产党的主要原因。我真心感到做一个中国人值得自豪就是从新中国成立的那天开始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切身感受。仅此一点，我就要倾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做她的好干部！

    可是，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发生了“文革”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我们这些跟党走的干部在这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吃尽苦头。

    我还记得在“文革”开始之前，我就有一种预感强烈涌塞心头，说不清也摸不准这是一种什么预感。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诗句来形容倒是合适的，总觉得国家要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了，又要搞运动了！

    首先引起警觉的信号是：1966年春，有一天《人民日报》上发了一条消息，郭沫若作了自我批评式的发言，在一个座谈会上。大意是说：他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都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等等。

    当时，引起我警觉和不快的感觉当然不仅仅是《人民日报》上这么一条新闻，主要是自从1957年“反右”后，继之以1958年的“大炼钢铁”和“三面红旗”，又继之以从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人们都看到与自然灾害偕同的人祸了）。在“三年自然灾害”严重得人人都挨饿的状况稍有改变后，又来了“四清”运动（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知识分子早已被搞得人人自危，从60年代开始，文艺界、文化界又开展过一系列的批判，批了秦兆阳的“现实主义道路广阔论”，批了邵荃麟和赵树理的“中间人物论”，批了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经济学界批了孙冶方的“利润挂帅论”，哲学界又批了杨献珍的“合而为一论”，史学界批了罗尔纲和翦伯赞等人。这么多权威都挨了批判，早使人察觉到那种极“左”压力的可怕。运动和批判，压迫得人喘不过气来，也使人感到无所适从。每次批判，每次运动，都有一批人倒下。虽然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一直在宣扬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可是实际生活中，几乎根本没有什么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张眼看到的全是被作为敌我矛盾处理或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了，民主和法制也不存在，怎不叫人胆战心惊，感到窒息！我那种警觉到不祥的预感，正是从多年运动和批判的见闻中汇聚来的一种第六感觉产生的可靠判断。每每只要上边说一句话，下边就山呼海啸，惊涛万丈。上边的行动是不受普通老百姓影响的；而普通老百姓，包括下边的干部、知识分子，只要上边一句话是可以定生死与悲乐的。

    我像迷茫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沙漠中，无论往哪个方向想似乎都迷迷茫茫。我把自己的判断和想法告诉了妻。那是在夜晚睡觉的时候，因为白天我们都忙。我这主管教学的省属重点中学校长要听课、检查作业、开会、同教师谈话、同学生谈话、接见家长……妻负责图书馆工作，我休息的时候，她还忙着在借书给学生。只有到夜晚，大家政治学习完毕精疲力尽回到家里才都有点空闲。而且，只有夜晚，睡在床上，四顾无人，听万籁无声，我同可以信任的唯一的人——妻两人轻轻的谈话才无所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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