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火文集-启示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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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校园。全国的大字报用掉的白纸和打糨糊的面粉有多少?那真是惊人的数字。中国这样一个八亿人口的大国,“文革”一来,贴大字报用掉的面粉该不会比吃掉的少多少;贴大字报用掉的白纸也比学生的课本及作业本用纸量多得多。反正,拿我们这学校说,食堂里储存的上百袋面粉当时一袋袋全拿出来打成糨糊,很快用得精光,谁也不敢说这是“浪费”,说“浪费”那是破坏运动,“反革命的行为”谁肯干呢!?于是,面粉用完后改用地瓜(当时将红薯叫作“地瓜”)面打“糊涂”(稀汤叫“糊涂”)贴大字报。大字报真是提供造谣陷害的神奇武器,揭发人的隐私或说某人曾说过怎样“反动”的话成了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无需有任何人证物证事实根据,没有法律的保障或制约,你想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挖空心思陷害他人的人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被陷害的人不能抗拒,即使抗拒也无机会解释无人来为你辩护。大字报越写得耸人听闻,越虚假越是“质量高”。外语教师乔廷瑞教俄文,儿子取名“乔沙沙”,高中几个学生联名写的一张大字报说:“沙沙”就是“杀杀”,是要杀共产党云云。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工作组入校后,就经过挑选根据大字报上揭发出的“罪状”逐条按人进行整理,然后打算在适当火候时就根据大字报上的“材料”把“牛鬼蛇神”揪出来。

    我的情况是十分凄凉的,大字报上已经公开有人攻击我“贯彻教育黑线和文艺黑线”了!愿意理睬我的人已经不多。有些人当面不理,只是在背后无人时会向我点头说一句话:“吃饭了吗?”“今天天气不错!”如此等等。

    天常蓝得明净,像洗过的玻璃似的发亮。校园里的树也葱茏得可爱,但我极少外出露面,连到食堂打饭也由妻、余妈妈或者大女儿晓林去干。整天躲在家里,像一个等待判决的囚犯。我觉得真不可思议,我——一个被自己和多数师生一贯认为很好的干部,怎么竟一下子会变成这样子了呢?我有什么罪恶或过错呢?那时,《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震天播放,响彻云霄。这支歌的前四句歌词后来林彪曾亲手写了赞颂毛主席发在报告上:“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后边的词是:“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歌是劫夫作的曲。劫夫是沈阳名作曲家,“文革”中写的歌曲不少,后来上了林彪贼船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同劫夫做了儿女亲家,当然也在林彪爆炸后倒了一下霉。他的歌在“文革”开始那些年出足风头。像《大海航行靠舵手》,是一遍遍每日必听每日必唱的。直到现在,只要回想一下这歌声,就能使人想起当年“文革”中那种红色疯狂泛滥的岁月。

    有的人特别势利;但更多的人是由于胆怯害怕要用划清界限来保护自己;自然更有的人则是由于极“左”的教育,产生着极“左”的行动。当“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和何旺是一家”的歌谣传出以后,当我在学校的处境开始变得艰难,晓林上的师范附小里的情况也起了变化。他们的校长姓佟,是师范校长于寿民的爱人。这位佟校长其实参加革命时间很早,因为出身不好(地主家庭),虽早已背叛家庭参加革命,却突然又被污蔑为“地主婆”,开始受到大字报围攻。晓林的班主任姓刘,平日在街上同我见面或他来家访时总口口声声叫我“校长”,这时说晓林出身不好,也对我和晓林变了态度。晓林个性强,不甘受到有些同学的欺侮,曾被打骂,有次被人用一瓶蓝墨水泼得一身,有次还遭一批同学绑架,是中学里一些好心的教师出外寻找把她从一伙顽劣的男生中追救回来的。晓亮在幼儿园,本来人人喜欢,这时也渐渐受到冷遇,使我更增懊丧。忍耐与沉默遂成了我的盾牌。

    那年夏天异常炎热。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自己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上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它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这里写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指的是北京大学聂元梓反党委书记陆平等的那张大字报。毛泽东同志写这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起先我看来看去看不懂,简直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明白矛头是针对刘少奇的,遂有点看懂了!刘少奇被这张大字报一贴,从此开始由孤立走向被打倒。8月8日,八届十一中会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林彪地位上升。《十六条》通过的第二天,全国各地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以套红大标题全文刊登,吹呼的人群,报喜的人流,游行的队伍,锣鼓声与口号声,“毛主席万岁”的呼声,汇成了“文革”中坚持一贯的狂热气氛和狂热场面。一些年后,回忆起这些事有位朋友曾对我说:“中国人总是敲锣打鼓迎接灾难!”可真不假!8月10日晚,毛泽东在北京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接见群众。当时摄制的新闻我是不久后在电影院看到的。毛主席带着发自内心的微笑接见来庆贺狂呼万岁口号的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文革”之火越点越旺,群众被发动得痛快淋漓,这个国家进入了红色大疯狂的白热阶段。

    我被袁先扬通知去参加学习《十六条》,参加每天的读报。我并未被免职,却已突然无形中丧失了校长的地位。我只能闷声不响地“学习”就去,不“学习”就回家。我有一种难忍的恼怒,脸上热辣辣的,像是被人猛掴了一掌,人很敏感,平时对我点头哈腰的人大多都避开我了。我在无人理睬的情况下忍受煎熬。我见远超、袁先扬与工作组的人常在一起。学校原党支部副书记薛礼本来派去乡间四清工作队工作,也回校了。他们依然同从前似乎没有什么差别,但看到我却变得冷冰冰的不多搭理,我不禁常想起工作组入校前远超找我去同袁先扬所开的那个秘密短会。我用好心去揣摩,以为他们对我冷淡是有难言之隐,他们是会与我同进退的,是会“保”我的,应当不至于会陷我于死地。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日子再苦也要忍受下去。我把这种心情和想法同妻讲了。她似乎信心不足,说:“但愿如此!”她这时受我牵累也已很少有人理睬,好的是每天在图书馆里工作,忙忙碌碌,较为容易打发时日罢了。

    此时,北京城里,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早在五月底就秘密组织了“红卫兵”,到六月里,北京许多学校都有了秘密组织的“红卫兵”。他们的誓言是:“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誓言杀气腾腾,情况有这么严重吗?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在危险中需要洒尽最后一滴血来保卫吗?我思想上是糊涂的。但毛泽东支持了红卫兵,支持红卫兵来掀动狂热崇拜的浪潮。8月17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来自各地的红卫兵代表,毛泽东不但成了“红司令”,而且默默接受了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即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时,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毛主席像章”大批出现,差不多人人佩戴在胸前,以示拥护,以示革命。个人神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后来有一天,学校里组织全体师生集体去电影院看新闻电影,为了知道些外界情况,我硬着头皮也去了。放映的就是这次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在银幕上,我看到刘少奇同志在天安门上已经不站在中央而是萎缩在一边,无人理睬,表情忧郁而顾虑重重,一副手足无措不知站到哪里才好的可怜模样。我心中不禁暗暗叹息:唉!他的处境怎么与我何其相似!?而此时,在影片与报纸上的照片中,已经开始较多出现江青那种古怪冷酷张牙舞爪不男不女的形象了!江青猛的成了中央的“大人物”了,她举足轻重,似乎仅是一人之下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心里既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

    从8月19日开始,北京首先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四旧”指的是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种提法,笼统、含糊,而又可以扩大到无边无界限。在“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中,“破四旧”运动扩展到全国,当然也到了L市和我们学校。这时,林彪编选的1964年从部队开始发行的《毛主席语录》开始出售,这本“小红书”,成了人人必备的“红宝书”,集体活动时,由一人带头选诵,集体跟着朗读语录的做法开始流行并普及。背诵毛主席语录也风行全国。有人以能从头到尾背诵全部毛主席语录为荣并受到重用。

    红卫兵运动开始后,为了利用红卫兵,“破四旧”之时,工作组和远超、袁先扬等效法北京有些大中学校组织了官办的“红卫兵”。

    什么叫官办的“红卫兵”?

    原来,看到北京的红卫兵那种狂热的破坏性,使地委和中学里的领导十分恐惧,但又不能不让学生组织红卫兵,因为这是伟大领袖支持的。所以,移花接木,由学校官方来组织一支受自己控制驾驭的红卫兵。中学里有一千数百学生,这支队伍杀向社会其破坏性可以估计。组织官方御用红卫兵,打的是“红卫兵”招牌,实际只选那些出身贫下中农、听话、服从指挥的学生参加,将一些所谓出身不好的及可能要造反的学生排斥在外。选择的时机在“破四旧”,那就是用这个破坏性行动代替去进攻地委专署和各级党政机关,来证明这支红卫兵也是能造反的,是能破坏四旧砸烂旧世界的。“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

    当然是一阵红色疯狂和惊心恐怖。中学的红卫兵不但在学校里采取“革命行动”破四旧,而且杀向社会破四旧。这种完全违反、破坏宪法的非法行动,骇人听闻。但却是得到上边中央文革支持的。《人民日报》居然发表了社论支持、歌颂。这种违宪行为其害无穷。从此,宪法毁弃,法制本来并不完善,这就完全沦丧不在话下了!中国共产党历来说话算数,可是如今连宪法也可这样马虎随便地违背,对党的威信之损害可以想见。

    当时,红卫兵杀向社会首先在城里随心所欲地抄了一些天主教徒的家,毁掉了宗教自由的政策。据说抄到了“大量罪证”。原来连一点金银手饰、银圆甚至教徒藏着的《圣经》、耶稣像等都属罪证。城里满街贴满“革命”标语,路名、街名都改成“革命”的了,出现了“红卫兵广场”、“反帝路”、“反修路”等等,到处都写上“毛主席语录”,在校园里,红卫兵用“革命行动”抄了几乎大部分教职员的家,也抄了我的家。抄家是用这种方式进行的:那天,红卫兵突然召集全体教职员到操场集合。我们正在操场站队,那里红卫兵已分成几十路去抄家了。等我同妻回家时,门大开着,家里已被抄得一塌糊涂。连花瓶等美术艺术品也作为“四旧”全被砸碎在门前。我的日记全部被抄走,想从上边寻找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证。这使我在以后几年的漫长岁月中,再也不敢记日记惹杀身之祸了!而事实上,经历了“文革”初期,由于抄家抄到日记无限上纲而遭到噩运成为“反革命”的人何止成千成万,从“文革”初期到“文革”结束后的年代里,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放弃了写日记的习惯和权利!在“破四旧”中,我的藏书也大都作为“四旧”被红卫兵抄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文学作品都作为“四旧”抄走,说要拿去烧掉,其实有些是被红卫兵抄去归自己私有了。我50年代在北京参加外事活动穿的西装,打的领带,妻的旗袍等也均作为资产阶级的“四旧”被抄走。甚至照片本也遭到大劫,照片上凡有穿西装的、穿旗袍的、穿长袍的、烫发的……都作为“四旧”罪证,作为“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被抄走或当场撕毁。好的是这时到底因为我尚未免职,还算客气,抄查得并不彻底,我早年是集邮的,收集过许多珍贵邮票,从年少时开始,在集邮上耗资不少,集邮本抄家时就未抄去。一点少得可怜的存款条也未抄走。于是,夜里摸着黑我和妻将集邮本上的邮票全部拿来用剪刀剪碎用水泡烂了合入煤炉的煤灰里倒掉。有两瓶妻子的香水,这属于“资产阶级用品”,赶快让大女儿晓林次日悄悄带到河边扔在沙滩上。邮票毁掉,是因为其中有清朝和外国的邮票,也有新中国成立前的邮票,倘若抄出,冠上“想复辟”、“里通外国”的帽子就吃不消了。这样,一批十分珍贵的邮票就全部毁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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