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一股改名以示革命的风气在校园里掀起。许许多多师生员工都用大字报形式写出“改名启事”贴在四处的墙上，最典型的是一个名叫范学美的管仪器的职员，贴出大字报宣告他已将名字改为“范反帝”。由“学美”改成“反帝”，这事虽引起人们心里的窃笑，却不敢公开来说，一刹那间：“沈小兵”、“王向东”、“李卫东”、“张红卫”、“刘革命”、“林反修”等一类名字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谁改名似乎就是革命行动。一切“封、资、修”的东西，包括名字，似乎这么一“革”就成了“红彤彤的新世界”了！
这时，北京的造反场面已很吓人。只不过当时我不知道，是后来断断续续听说的。这时，在北京，著名作家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及著名演员荀慧生等等，已被挂上“黑帮分子”、“牛鬼蛇神”等牌子批斗。有的被剃成“阴阳头”（一半剃光，一半留发），红卫兵“勒令”他们跪在现场，并用带铜头的皮带殴打。老舍受不住凌辱殴打在8月24日深夜投太平湖自杀。北京也在破坏文物古迹，白塔寺、潭柘寺、圆明园等都受到了破坏。
我和妻不清楚这些情况，并不意味着学生们不知道。他们的消息比我们灵通。红卫兵在城里也开始揪斗“牛鬼蛇神”，京剧团的名女演员臧兰苓是梅兰芳的私塾女弟子，前些年特地重金由上海把她请来参加京剧团挂头牌的。梅兰芳这时虽早已过世，造反派和红卫兵却仍把他咒骂为“大黑旗”，臧兰苓自然难逃劫数，她工资较高，作为“三名三高”这时已被揪斗。在红卫兵广场批斗时，我被喊去参加大会观看批斗，同时，红卫兵们开始破坏文物古迹，当地著名的琅琊王古墓也被红卫兵挖掘。只是墓太大，没有挖出什么东西来。抄家之风，这时又再度兴起。抄过的人家又一次次再去抄！
我进一步预感到这场运动将会玉石不分。
抄家高潮中，红卫兵一批批进入我的房间，将所有带字的书本和纸张一起抄走。目的是从中寻找我“三反”的罪证。我的全部作品（包括出版的书籍）、日记都抄走了，照片都抄走了。官方的红卫兵抄过后，三三两两成群的红卫兵又自动来抄家。起先，箱笼抽屉被翻乱后我和妻事后还整理一下，后来，抄得太多，有几十次，干脆全部东西乱七八糟都倒在地上我们也不整理了！红卫兵有的还顺手牵羊各取所需把自己要的东西拿走。我认为这破坏宪法，妻说我这是一种“书呆子的迂腐”，她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他也在中南海挨斗了！国家主席如此，何在乎我们！”确实，无所谓谁在犯法，因为根本不要什么法，一切以要搞“文革”的人的意愿为准绳，一场浩劫自是必然的了。
我进一步预感到这场运动将会良莠俱焚、是非不分！但却万万未想到这中间还纠缠着一个阴谋。
中学党支部书记远超为人本来并不坏，工作是勤恳的，学习是努力的，但他是富农家庭出身，正因背了这个出身剥削家庭的成分包袱，平时就宁“左”毋右。他说过：“‘左’是认识问题，右就是立场问题了！”那意思是说：无论如何，“左”比右总是好得多的，“左”了就是犯了错误问题也不大。他是个有心眼儿的人。党支部副书记薛礼是中农出身，阴阳怪气，心里是个弯弯绕，没什么工作能力，常强调身体不好需要休息养病，平日悠闲，也从不多做实际工作，却有点野心，遇到问题他不表态，事后如果事情办成了，他就说：“我早就主张这么办了！”万一事情办失败了，他就说：“我早就知道你这么办不行！”副校长袁先扬，年龄最大，中农出身，1927年蒋介石大反共时他参加过国民党，居然到四十年代又参加了共产党，可见他是不简单的。他平日有时飞扬跋扈，有时嘻嘻哈哈大大咧咧装傻，有一套人生哲学，一次喝酒后带醉亲口对我说：“一个人不要太洁身自好，太严格要求自己，总得给点缺点让人去说，不然，毫无缺点人家怎么不搞你，要搞你就一定挖呀挖呀挖个不停，没问题也要挖出点你的严重问题来。一个人要像个琉璃蛋，叫人抓不住也抠不出疮疤来！”他这套“琉璃蛋”哲学再配上出身较好，使得他干起事来有时圆滑有时又蛮横。
我同他们平日相处得还是可以的，但自从那次误参加了党员干部会，会上地委副书记魏晓锵向远超发出了关于警惕我篡权的警告后，远超就对我有了戒心和看法。薛礼平日可能对我的工作能力有些妒嫉，事后知道他当时曾怂恿远超搞我，说我写的小说是“大毒草”（其实他并未看过）。袁先扬是分工管总务行政的。他领导下的食堂办得很糟，卫生尤其差。因为袁先扬为了炫耀自己是“老革命”，处处表现自己的“革命化”，认为讲卫生是资产阶级的作风。他把虱子仍叫作“卫生虫”，常常向人谈当年战争年代中身上长“卫生虫”又被叫作“光荣虫”的光荣史。我1961年夏天负责学校工作以后，主张安装自来水。当时，是第四季度，学校有笔经费不用就得上缴。我主张安装自来水便利师生、改善卫生条件。他说这是“浪费”，说：“当年我们打蒋匪军时何等艰苦，今天生活好得很了，哪要什么自来水！？”我说：“学生用水不便，有的都长虱子了！”他说：“有点卫生虫有什么关系！”争论一番，我让了步，自来水未装成，更重要的是夏季苍蝇多，伙房里不灭蝇，苍蝇成团飞舞，那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极差，用“瓜菜”代替粮食，主要煮南瓜当饭。食堂熬煮的南瓜中，跌进锅里的苍蝇难以数计。一次，我到伙房买饭，物理教师胡铨等正在伙房吃饭，用筷子把南瓜里的死苍蝇捡出放在桌上，他买的两勺熬南瓜里竟有二十多只死蝇。他见我去了，大声说：“真便宜！两毛钱买二十几只苍蝇！”后来，开办公会议时，我就把这件事做例提出应当改进伙房卫生。谁知竟冒犯了袁先扬。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时，那时我还未来，是他主持运动的。这责任自然不应由他一个人负，但实际他应当负主要责任。他在我们学校里竟一下子打了十几个右派，几乎十个教师里打一个右派。为这，新上任的地区教育局长沈衷文（也是从北京下放来的）说：“右派看来打多了！一个中学哪能打那么多右派！”沈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据实说：“数字是太大了！”于是，袁先扬怀恨在心了。但事实后来证明的确他打的“右派”个个冤枉，但人人都蒙尘含垢二十多年。甚至像许大杰，并未定为右派，但是袁先扬说了一句：“许大杰这种人是起义军官，是当然的右派！”于是，许大杰成了人人心目中的右派。二十多年后，中央下令改正时，一查档案，1957年并未划定许大杰为右派，袁先扬却马而虎之扼杀了许大杰二十多年的岁月。装自来水和苍蝇太多这两件事加在一起，袁先扬就同我结下了仇，我只是不知道罢了。现在，对我这样一个出身不好的党外知识分子干部，又是写了些文学作品的人，“文革”来了，他当然有了报复我的大好机会。多了这样一个危险可怕的“同志”，自然不是我的福气！
我虽已年过不惑，也懂得《因果经》上说的“欲知过去因，观其现在果。欲知未来果，看其现在因”的道理，却还是太幼稚天真，对阶级斗争缺乏警惕。只以为工作组来校之前，远超找我和袁先扬一同开会，说的话是算数的。那天他说：“……‘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们各人的事应该各人负责，不能推诿！”我也表了态的。我当然不会诿过于人，可是我确以为远超、袁先扬是会与我共患难的，他们是不会嫁祸于我的。没想到我太天真，事情的发展完全与我设想的相反。
这时教导处副主任翟任余已被多次批斗。开全校大会批斗时，他被残酷折磨得很苦，什么大弯腰、别烧鸡之类的手段全用了，还让他下跪。别看有的知识分子，平时似乎文质彬彬，一旦造反搞运动，立刻如凶神恶煞。语文教师卢家虚，就是典型人物。他本来是要请翟任余做他的入党介绍人的，“文革”前整天跟在翟任余的身后转，拍马讨好，可是这次在批斗大会上，为了表示立场坚定、积极无私，竟第一个动手当着全校师生狠狠打了翟任余一个响亮沉重的耳光——“啪！”，开创了学校里武斗的新纪元。与翟任余同时上台遭批斗的还有外语教师浦茂华。原因是说浦茂华一次在伙房吃肉包子时，说：“今天这肉包子不好吃！”批斗他时，数学教师童龙廷慷慨激昂地在台上指着浦的鼻子说：“我们是贫下中农，你是富农出身，阶级不同，看法也不同！你说肉包子不好吃，我们说肉包子最好吃！”这也算“批判”！当然，隋呼、黄永华、秦有才（因是摘帽右派，抄家时查抄出一些他写的似通非通的诗，就说他“写黑诗反党反社会主义”）、黎琦等也都被批斗。但重点是斗翟任余。因为远超、薛礼、袁先扬等都想用翟任余这个党员教导副主任冒充为符合《十六条》上所写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好保护自己。实际是把翟任余当作替罪羊。但此时，看看全校师生那股劲头和气势，看看北京和其他外地的形势和做法，感到仅仅用翟任余这样一个教导副主任已挡不住群众的气焰也满足不了大家的胃口了。因此，他们决定对我下手！将我抛出来当替罪羊！我是党外人士，他们就想用“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帽子“偷天换日”。
当时，不少人在大字报上和口头上纷纷质问：“翟任余的根子是谁？”目的当然是要指向远超。因为学校里真正掌实权的是远超，翟任余是远超提名提拔的，远超本来也重用他。翟任余为人聪明，工作努力，我平时也很欣赏他，所以同他的关系不错。为了这，远超见他与我接近对他不满，批评过他，并要他汇报关于我的全部情况。他当然不敢不照办。平时，我与翟任余配合工作领导教学时，我的一言一行翟任余差不多都如实向远超报告。我说得无心，远超听得有意，比如我说：“做领导干部要精通业务。”远超就认为我是骂他不精通业务看不起他。如此等等，“罪状”在平时也就积累了不少。
现在，他们决定拿我作为翟任余的“业务根子”的面目出现，抛出我来救他们自己。至于远超和袁先扬在那次小会上所许的诺言，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可悲却也可怜！
自然，就算他们不玩阴谋，不耍小动作，不违背诺言，只要“文革”在进行，我迟早也逃脱不了倒霉的命运。但他们存心抛我，存心散布我是“翟任余的根子”，存心散布我是“黑线人物”、“黑帮分子”、“牛鬼蛇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这就更促使我早日堕入深渊。
经北京传来消息：北京西城区纠察队红卫兵私设刑堂、残杀无辜、大肆宣扬反动血统论。他们对出身不好的所谓“黑五类”都可以关起来刑讯，也可以“格杀毋论”。我在校园里也看到了墙上有红卫兵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的“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而就在我住房的后排，一溜十间房已经成了临时监狱，关押着由执棍棒的红卫兵站岗看守的翟任余、隋呼、黄永华、浦茂华、秦有才、陈茂流等“牛鬼蛇神”。到了夜里，二百瓦的大电灯泡一个个照得雪亮，映着官办红卫兵的红袖章，色彩刺目。夜晚，常听到押送“牛鬼蛇神”去提审。公堂设在我住处东南角的图书馆里。图书馆和阅览室早已停止开放，妻也不上班了。官办红卫兵让袁先扬陪了来找到妻。袁先扬说：“你马上交出图书馆的钥匙和图章，由他们管理。”这些官办红卫兵将图书馆和阅览室破坏得一塌糊涂，在里边大小便，随意取书拿走或毁掉，房子改成了审讯“牛鬼蛇神”的公堂。
9月中旬的一天，好像是9月16日，午后，我同妻正在家里坐着，我看报，她做家务，忽然门“砰”的被一脚踢开了，进来了一伙官办红卫兵手执棍棒，凶恶地对我说：“走，带上你的漱洗用具和被子跟我们去！”
我预料到的厄运来临了，问：“去哪里？”
“就在后排第一间房！隔离审查！快走！”
妻上来拦阻：“慢，你们不能这样！……”
但我劝阻了她，说：“随他们吧！不要紧的！”
这实际同逮捕关押毫无区别，我懂得在运动中是无可讨价还价的，对妻又说：“我走了！你放心，不要着急！”
妻开始镇静地站在我面前，仿佛无视现实中的一切苦难了。她去为我拿东西。接过妻递给我的网兜，里面装着脸盆、毛巾、漱口用具及内衣裤，我就走了。两个孩子，大的在小学上课，小的在幼儿园，都不在家。我走到房外，见到了保姆余妈妈，她满面忧惶，我说：“余妈妈，不要担心！”但我自己心中却明白这一下我是要身陷十八层地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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