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串联回来的红卫兵已经在唱着从北京传来的一支语录歌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但是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那“造反有理”的歌声似乎正酝酿着一场大风暴。事情的不可思议就在这一点：共产党居然对共产党造反，而且这种造反叫作“革命”。我的脑子实在跟不上潮流了！这使我非常惶惑与痛苦。远超等为保自己把我打成“反革命”，现在红卫兵再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反革命”何其多也！“革命”与“反革命”又何以区分？
远超等肯定是敏感而且认识到处境的。据说他和袁先扬等常召集一些“保皇”的心腹开秘密会研讨对策。他预感到外出串联的红卫兵回来后会造反。因为荒谬的是这时在北京和许多大城市，每个单位的一、二把手，党内的领导干部都已成为必然的“黑帮”和“三反分子”了。他预测到大事不好，可是还死死抓住一条：让程金声一定要牢牢管住所有的“牛鬼蛇神”！他明白这些人仇恨他的陷害，他怕这些人得知外界情况后会起来同学生一起造他的反。
程金声秉承旨意，加强了对我们的管制，除劳动外，整天让我们一遍遍地学“老三篇”，但实际比原先红卫兵用棍棒押着时也稀松得多。只不过有一天他突然又组织了几个年岁小的出身不好未外出串联过的“红卫兵小将”来我们房里贴大字报，警告我们不准乱说乱动。大字报上少不了写的都是：“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痴心妄想，白日做梦”、“一千个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这些都是“文革”中写大字报和批判稿时用惯的“套话”，开头看到时会心惊肉跳，看多了就无动于衷了。这些年幼无知的“小将”浑浑噩噩被利用，他们也许知道些外界的情况，但干起“看守”的任务来也不愿出力了，有的不能坚持的就不来了，有的还来站岗，却也睁只眼闭只眼不太严格了。甚至有的在我门口掏蚂蚁窝，无聊地观看蚂蚁性急慌忙地搬家，显得厌倦无味。
隋呼、黄永华成了远超的心腹之患，因为这两个年轻教师血气方刚，而且历史清白并没有什么该打成反革命的问题。外加，他们有不少学生拥护和喜欢。而其中有不少学生已出去串联或串联归来，同他们有了接触，可以估计到他们可能会从学生中得知外界信息然后与学生一起造反，所以他俩是重点看管对象。但程金声并没有把握能看住他俩，他俩已经声明：“从即日即时起不再参加任何劳动”，“因为这是惩罚性的劳动”，他们要“自己解放自己”。程金声也只好马马虎虎应付，有时还笑着脸对他们大献殷勤。
我与翟任余是远超等又一心腹之患，因为我们属于“知情人”，他们怕反戈一击，所以也责成程金声严加看管，我们仍要被迫打扫厕所，我们为了想从厕所“图书馆”中的报纸、传单上得到信息，也宁愿打扫厕所，而且打扫厕所走动时无人看管，我俩可以不断地交换信息和看法，商量些问题。我俩原来都属“干部”、“领导”，被揪的教师们同我们保持一定距离，不愿挨边，因为好像感到政策上对“当权派”要从严打倒，他们不愿沾腥。我同翟任余又有区别，他是教导主任，我是校级干部，我的罪好像又比他重。因此，两人谈话后，互相都“撇清”，有时我会说：“刚才我们好像什么也没谈，是吧？”他就点头：“是呀，你说的什么我都没听见！”……这么一说，用意很明显，就是订了攻守同盟，谁也不怕谁来坦白交代或揭发了。这样，每天我俩仍旧走在校园里两边有挺拔高耸的大白杨树的路径上，在校园里十六个厕所之间转来转去，似乎十分老实。人变成两面派，常是环境逼迫养成的。“文化大革命”是制造两面派最好的温床。拥护人常是两面派，反对人更得两面派，不然就无法生存。我一直虔诚地希望而且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可以使中国富强，使中国人民幸福。我一直虔诚地认为伟大领袖是“大救星”。但从50年代反右后，到“三面红旗”、“大炼钢铁”、“大跃进”，又到“拔白旗”、“四清”，不断搞“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直到“文革”，我觉得许多事都不太正常，由于个人迷信发展到一切都是一个人说了算，用一个脑袋要替代全国许多亿人民的脑袋，似太违背马列主义。混淆敌我，无端将我这样的人全搞成“三反分子”，我更觉得荒唐。我是怎么也不能承认自己是“三反”的。对党、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从未动摇过信念，对“大救星”的真正纳闷，是从现在产生的，此前则还没有。甚至在我身上也有可笑的个人崇拜与迷信。而此时，伟大领袖发动的“文革”，无端对他的一些亲密战友和功臣贬黜打击，也不能不使我想起在封建时代那些开国帝王在大业既成之后就要杀戮功臣的做法了。知识分子的头脑复杂就是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打击、贬压知识分子的原因吧？
我当然是可怜得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大时代中的一个小人物，此时正处在阶下囚的卑贱地位。只能听凭宰割。只是形势造成的一种恐慌，已使远超、程金声之流很少照面，也较少过问“牛棚”的情况了。
我们这一溜十间“牛棚”里的人，互相逐渐有了交往。尤其是隋呼、黄永华的房里忽然间“门庭若市”了！出外串联的红卫兵陆续归来，有些大摇大摆的都钻到他俩合住的房里去高谈阔论抽香烟喝茶水了。于是，翟任余也到我房里来，把隋呼、黄永华他们房里的新闻告诉我。他的身份同我比起来接近群众要容易些、近些。于是，北京“文革”的情况，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都知道了不少！显然，远超和工作组抓我们作为“黑帮”是错误的。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当抓的“黑帮”该是远超、袁先扬他们自己。看来，“解放”之日在望，远超等反倒要倒霉了。这道理其实当时我并未想得通，但却从切身利益出发宁可这样办，我内心并不认为远超、袁先扬之流是黑帮，但他们的背信弃义陷我于死地的卑鄙，使我当时简直想立即拔剑跟他们决斗。
红卫兵怀揣红宝书，手捧彩色的《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背着背包，陆续从外地串联回来。开了眼界，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回校造反的日子降临了！草绿色军装居然成了最时兴的服装，真有“全民皆兵”的气势，也增加了红卫兵的威风和杀气。官办红卫兵早就完蛋了，一些教师和学生中被远超之流指挥、同他们亲近的人，此刻如厉音玉、陈维光等都被叫作“保皇狗”。他们与一些保皇红卫兵同在操场上被斗、被骂，被戴上纸帽，都躲在屋里不敢多出来露面。从北京等外地回来的红卫兵都会唱一支歌：“保皇狗，滚你妈的×！……”程金声因为工作关系，这时投靠了串联归来的红卫兵，有时不能不到牛棚来，但来了也开始含笑点头，布置劳动时他拣软的柿子捏。对隋呼、黄永华等已不敢差遣，对徐大杰、曾文生等“摘帽右派”的教师，则用和缓口气指派任务。对屠春这样尚未摘帽的右派则是纯粹命令式的布置劳动。对于我和翟任余，他觉得我俩是当权派，还属“打倒”之列，所以严肃地仍让我们干活。不过，我们此时从隋呼、黄永华处已可得到信息，无需再去厕所粪便中看报纸和传单了，认为打扫厕所太污辱人，坚决不干，将臭烘烘的铁锨和铁桶提到程金声门口“哐”地甩下给他，洒得他门口满地全是粪水。程金声倒是能屈能伸，就布置些扫雪之类的活儿让我们干，如果真不干，他也不敢来斥责。
这时，外边城里城外造反成风，连远处的麻疯病院也造反了。造反派不愿待在郊区远远的乡下，杀到城里来占了一处房屋挂上了“造反司令部”的牌子。麻疯院的病人无人管理，都回了家，也在街上随意行走。有人在集市上看到无眉毛、手脚佝偻的麻疯病人在卖菜，吓得丢下买的菜没命地逃跑。
由于学校里的红卫兵回校造反，我们这些被揪押的人无人管了。我和翟任余都开始离开牛棚偷着回家看望。“寄沉痛于幽闭”是当时的心情。
没有的东西，人们才向往。自由，是这么可贵；家，是这么温暖。我在一个晚上，突然悄悄出现在前排屋里家中时，妻和可爱的孩子都高兴极了！别看从后排牛棚到前边我的家不过五十米，这五十米要逾越却要费多少斟酌、冒多少风险才这么做的哟！妻见我归来，笑了，笑得甜里带着凄怆。晓亮跑上来叫“爸爸”，让我亲她的脸，并且牢牢抱住我不放。那真是又喜又悲，我的心跳得飞快，血在血管里沙沙流动。妻瘦得皮包骨头已经脱形，晓亮却长高了，满足地让我紧紧抱着她，天真地说：“爸爸，我好久好久没有看见你了！”说得我眼眶都红了。晓亮小，妻怕她看到我在劳动给孩子留下创伤，不让她外出，所以她说“好久好久”没见到我了。妻自己也是非必要不外出，所以我也久未见到她了。因为不见晓林，我一问，才知她已由数学教师鲍圭远带往上海到母亲处去了。因为她在学校太受欺侮。鲍老师是上海人，平日与我们比较亲近。他为人忠厚和蔼，“文革”开始后，做了逍遥派，学校停课后，他决定回上海家中看望妻女，妻就决定请他将晓林带到上海母亲处，由祖母抚养照顾。
我们悲从中来地在这种处境下团聚。我还记得晚饭吃的是用胡萝卜、冻豆腐、大白菜等合煮的一大锅杂合菜。可爱的晓亮吃饱后，就问我：“爸爸，你还走吗？”我笑着回答她：“不走了！”房里很挤，因为红卫兵只让住一间房，其余的他们占用了！所以，家具和物件全乱糟糟地垛起堆放着。晓亮坐的椅子嵌在两只橱中间，她就坐在那里倚着墙心满意足地睡着了。
她睡熟后，我告别了妻，又悄悄回到后边“牛棚”。“牛棚”已无人看守，但当时我还没有“造反”自我解放的勇气。政策界限不清，我是可以划入当权派，也可划入“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中去的，动辄得咎就不好了！虽然我盼望自由，而且常常希望能有一片恬静、温馨的芳草地供我憩息，但我的心和精神状态早被扭曲。我只希望等着人代表组织来解放我，自己不希望越轨而连累妻女，谨小慎微已成习性，难以一朝就改变了。
红卫兵们雨后春笋般在学校里成立了一百多个“战斗队”。每个战斗队大的数十上百人，小的仅三五人甚至一二人。他们在学校里各占了一间房“闹革命”造反，起了各种各样红卫兵的名称，诸如：“八一八红卫兵”、“反倒底红卫兵”、“造反红卫兵”、“东方红红卫兵”、“卫东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风雷激红卫兵”……都扯上了旗子或在门口挂上了牌子。有个名叫“铁扫帚”战斗队的只有一个初一的学生，因为他出身不好，人家不肯带他入伙，他就独自一人“造反”，占了一间破房，用张白纸歪歪扭扭写了“铁扫帚战斗队”六个大字贴在墙上，也照样去向远超索取经费。外国人讲笑话讽刺法国人，说法国人最喜欢成立政党，两个法国人在一起可以组织三个党，一人一个，两人再合组一个。“文革”时中国的红卫兵在这方面大大超过法国人了！远超等这时已如惊弓之鸟，红卫兵索取经费，有求就必应，实际也有收买的意思在内。这个“铁扫帚战斗队”唱独角戏的小红卫兵，姓孙，也许是年幼，也许是根本糊涂，不懂什么叫“大方向”，矛头仍对着我。一天，恰好我从牛棚回到家里，他竟“砰”的一脚踢开了门大摇大摆进来了。我一看，他戴顶有猪耳朵式的棉帽子，还拖着鼻涕，个儿矮小，我问“干什么？”他大声吼：“抄你的家！”说着，动手就拉抽屉要抄，我十分生气，跺脚高嚷：“你他妈的滚蛋！”他竟吓跑了！看来，是我的校长余威犹在！这也是我当校长第一次用粗话骂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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