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理应攻读文化的青少年，整天是这么“干革命”的，不能不引起我这个中学校长的忧虑，岁月蹉跎，时不再来。
这时，在南京的堂兄的第二个儿子钟山由南京来看望我了。多谢他的好意，对我关心。他是戴了红袖章以造反派身份来的。南京比L市消息灵通。他来后告诉我许多外界情况，说：“远超之流的做法是错误的，应当起来同他斗争，造他们的反。”他护卫着我。当时见到外地来的红卫兵，学校里的红卫兵见是同类表示亲善。因我的平反解放已可预见，钟山住了几天就回南京了。在那种环境下，有亲戚看望，使我感到温暖。他临走散布话说：“谁要是敢对我叔叔怎么样，小心我们对他不客气！”有他来壮胆，我心中欣慰，颇有几分阿Q精神。
那个农历年，由于我能回家，又由于有些友好的教师们开始同我们有了一点交往，使我那颗被创伤的心稍微得到了一点康复。我白天在家待着，由于尚未“解放”、“平反”，晚上我仍自己主动到牛棚里住。但对自己的命运究竟会如何仍是个谜。学校已经完全不像个学校了！常常停电，到处黑沉沉，烛光、油灯如鬼火，教室残破，校园寥落，学生散漫地打着“革命”旗号在破坏一切。只有教师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被整得最听话的，都大部分依然守在学校宿舍里。正如我每夜自己主动回牛棚一样，我在等待解放，大部分教师在等待上课。教师里面当然有各种各样的人，有的庆幸自己未曾被揪，有的甘当逍遥派，有的却仍在害怕“文革”之火燃烧到自己身上，也有的则很想利用“文革”的机会，蹿蹿跳跳，捞点稻草。
一百多个战斗队遍布的滨海中学校园里，红卫兵中开始争权夺利。队伍越大人数越多的大红卫兵组织自然权力越大，像“东方红红卫兵”俨然就主宰了学校的大部分党、政、财、文权力。他们派了一个姓朱的头头管理伙房，可是他一去就多吃多占，结果被其他红卫兵斗了一场开除回了农村。红卫兵中打架斗殴、乱谈“恋爱”的都有。学雷锋多年的成果全完了，似乎只有搞阶级斗争这一条还保留着并扩大着、歪曲着。
在红卫兵中间，有些学生对我本来印象好的，认为我一向工作不错，此时就提出要解放我，也有些学生认为“大方向”是应当针对支部书记远超这个“党内走资派”，但我无论如何也属于“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不应解放。这里就发生了一些情况，一是他们中的有些红卫兵，矛头对准远超，常去抄他的家，责问他许多问题，并且开始打击同远超亲近的一批“保皇派”教师。而另一些，则除了搞远超之外，竟又来抄我的家，对我的态度也仍相当恶劣，理由仍是说我“出身不好”，又是“反动权威”。
隋呼、黄永华等很快就被亲近他们的红卫兵解放了，虽然也有反对解放他们的，但他们团结掌握了一大批红卫兵保护自己，人也莫奈他何！红卫兵中经常有不少去揪斗工作组长史亦庆及刘介之等工作组成员，要他们向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谢罪，要他们检讨“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罪行，批斗他们，并要他们交代与远超等一同阴谋执行造反路线的内幕。要他们给误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的隋呼、黄永华等革命师生平反道歉。隋呼、黄永华等很快戴上了红袖章，同红卫兵们一起行动。颇有战斗英雄的气概！
当时，在中学校园里还算平静。在校园外，全地区已被搅得像开了锅。红卫兵正在进攻地委。许云亭等地委领导人一下子成了红卫兵心目中的当然“走资派”，火力极猛，许云亭兼了军分区政委的职务，有部队保护，但仍东躲西藏，吓得要命。而且，很快就陷入了红卫兵进攻的汪洋大海。地委也瘫痪了！
地委如此，何况我们这个中学。远超虽未被揪，实际同被揪并无太大差别，他和薛礼、袁先扬三人整天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吓得要死，据说一个个脸色苍白，整天唉声叹气！
“牛棚”大变化了！程金声突然满面含笑点头哈腰来发还大家写的检讨交代材料。退还给我的材料里想不到竟夹着许多秦有才每天写的汇报材料，今天说甲讲了一句什么可疑的话，明天说乙劳动时怎么偷懒。在一份汇报中说我常常脸上有不平之气，并同翟任余悄悄耳语等等。当然，我也谅解他，他有妻子和儿子，想主动赎罪，想用别人来填沟，使自己可以踩在人家身上走过去。这时，隋呼、黄永华等变成革命的戴红卫兵袖章的造反派搬走了！我同翟任余等自认为无罪，也大着胆各自主动回家了。徐大杰、曾文生、秦有才等因在1957年划成右派，虽都摘了帽，此时仍被作为“死老鬼”对待，仍每天由程金声分配劳动。屠春50年代大学毕业后分到学校，曾任生物教研组长。他上初中时参加过三青团任过区队长兼学生会主席，就够了“历史反革命”的杠杠，1957年初打成右派，袁先扬当时就用“二罪俱发”的罪状，使他成了“极右分子”送去劳教。1961年本应甄别，他从劳教地点回校等待甄别，可是袁先扬拖拉着不办，突然政策有变上边又有文件下来“停止甄别”，于是，屠春始终戴着“历史反革命”和“右派”两顶帽子。此时，他成了程金声手中最强的劳动力，一切苦役都由程金声叫他去做。似乎理所当然，也无人同情他为他说上一言半语。
程金声由于只是学校的中层干部，外加是总务主任，管理食堂，此时，同红卫兵中的一些头头关系搞得很好。他利用手中的权与这些红卫兵一同在伙房里炒菜沽酒吃吃喝喝，多数农村红卫兵家中冬天缺煤烧，他就悄悄送煤给他们。他又杀了远超的“回马枪”，表示造远超的反，由保皇派成为革命造反派。揭发了许多远超对他讲的私房话。看来，糖衣炮弹威力不小，他与这些红卫兵很快就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我走的路，似乎布满荆棘。受过伤害的身体和心灵，疲惫而忧伤。我决心要讨个是非，让工作组和远超给我“平反”，宣告于众。我既无辜无罪，就反对强加给我的那些莫须有的“三反”罪行。我对加给我的那种批斗、囚禁、劳改外加私设公堂和监狱，进行殴打凌辱的作践深恶痛绝，对远超等背信弃义也十分痛恨。为此，我坦然地走上门去找远超，向他进行责问和声讨。
远超在家里突然见我上门找他，怕得脸色铁青，他面容消瘦而萎靡，再三道歉，承认自己有私心杂念，抛我保自己，对一切都承认是他的错，并且答应“平反”。
我又去袁先扬住处找到了袁先扬。他喝了酒正睡在床上，见了我，红着脸满面愁惧，不敢正眼看我。我指责了他作为支委和副校长背信弃义协助远超批判囚禁我嫁祸于我的罪恶。话击中了靶心，他也一切都唯唯诺诺。临走，我内心涌起一种卑下的报复心理，故意整他。我大声说：“别以为我不了解你！你是1927年国民党清党屠杀共产党人那年加入国民党的，可是你在40年代又混入了共产党，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应当明白。应该被清查历史的是你！”
我谴责他的是事实。我见过他填的干部登记表，那上面他交代过“1927年曾参加国民党”。我明知他的历史早经过审查并无问题，我只不过是想以牙还牙求得一点痛快而已。哪知他吓得惶恐不堪，几乎要下跪，告诉我：主要是支部副书记薛礼不好。薛礼说我写的小说是反党的、为国民党树碑立传的，他是信了薛礼的话才也主张揪我的。我没有理睬他，带着一种愤怒与快意离他而去。但此时，他凭借“琉璃蛋”哲学，已经用请人喝酒的办法，拉拢了一部分造反派和红卫兵。他又有厉音玉等一些教师中的亲信。他又靠自己出身中农，比远超和我出身好，肚里没有太多文化，平时表现得有些脑筋简单说话随便并不锋芒毕露，被他拉拢的人都说他既不是一二把手，仅仅不过分工管总务行政，他算不上是党内走资派，为他开脱，认为他是可以“结合”的“好干部”。他可以毕恭毕敬地听红卫兵的话，红卫兵、造反派随便干什么事他都可以支持、同意。他们需要这样一个傀儡式的“革命干部”。
我也去找了薛礼，他又装病在床。他也表示同意为我平反。我责问他为何要造谣陷害我揪斗我？想到袁先扬讲的话，我将他骂得狗血喷头。但他有个本事，就是阴阳怪气地不说话，也无任何表情。既然他装孬种，我也说不了太多，只好离开他又去找工作组长、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史亦庆。
我本想去地委宿舍找史亦庆，但又怕我未平反就上街会招惹是非。听说外边由于红卫兵的冲杀，很乱，正在犹豫，却见史亦庆被红卫兵揪到学校来批判了。找个机会，史亦庆被批判过释放回去时，我追上去在学校后门附近拦住他，责问他为何要把我打成反革命？
他承认那是错了，也承认有拿我做替罪羊之意，但可笑地说那时他认为我写的《果子》等寓言诗确有可疑之处。不过他同意写平反书为我宣布平反。既然如此，我认为已基本解决问题，遂要他抓紧为我正式平反。
史亦庆没有失信，很快写来了由远超和他一同签字的“平反书”，说明我不是“三反”分子，不是“反革命”和“黑帮”，也不属“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说明他们错了，表示道歉。但平反书上仍留了个尾巴，说：“有的作品如《果子》等确有缺点”云云。这我也不再计较。当时也很可笑，我对“平反”看得很重，将平反书油印了几十份，到处张贴并寄到上海给母亲，表示已经平反。平反后，大部分教师同我关系恢复正常，不但打招呼交谈，而且表现得很亲近。但小部分教师如厉音玉等仍心怀鬼胎，虽同我点头却对别的教师说：“看来我得罪他了！不过，他的事恐怕不会这样就算完了吧！？”言下，大有“秋后算账”想伺机而再动的意思。学生中许多红卫兵见面都表现得比较尊敬，但不叫“校长”，改叫“老何”了！也有些红卫兵如掌权的军干子弟金家祥等由于受反动血统论的影响，也不友好。
晓林从上海回来了。她的回来，仍是鲍老师从上海探亲后带她回来的。我的平反和晓林的归来团聚，使家中增添了欢喜的气氛。平反后，我的工资又恢复了。我对妻说：“这以后，校长我是不做了！最好不做知识分子，能去做个售货员什么的最好。”一种临时观点支配着我。我只以为厄运大约到此为止了。殊不知还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呢！
平反表现在我身上的是我胸前挂上了一只很大的“毛主席纪念章”。当时，谁挂了谁似乎就是革命的、无问题的。当时，国家领导人包括周恩来总理都挂，造反派和红卫兵当然个个都挂。最大的像章后来发展到有碗口大，小的则只有纽扣和拇指大小。所有这种“纪念章”上都有一个毛泽东的头像，用料大部分是金属的，后来因金属短缺，也有用塑料制作的。“文革”中单这一项耗资就惊人，可惜还无人统计过。挂纪念章的风，到“文革”结束后逐渐平息，后来很快就消失。1979年，我途经津浦路兖州站，在公路汽车站上见到一个疯子乞丐，胸前满挂十几枚纪念章，当时正常人早已不戴了。那疯子手里仍拿着红彤彤的语录本，估计是“文革”中就发了疯的人才会时过境迁仍依然故我。令人看了有不胜今昔之感。
我自己平反了，自然不能弃翟任余于不顾。他是个出身贫农、新社会培养成长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是有感情的。可是，他的平反竟处于十分困难的地步。
说来像笑话。翟任余得不到平反，是由于他是个党员教导副主任。此时有人说他是党内走资派远超重用提拔之人，因此也是党内走资派。有的则说他招供了不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可以拿这些言论定罪了！其实那些招供都是逼供信弄出来的，更有一个死硬的语文教师华岐，绰号“黑蛋”，他“文革”初曾吓得用剪刀戳头自杀过，此时却成了兴风作浪的小爬虫，他平日因教学质量太差，翟任余是教导主任，同他自然不无矛盾。此时，华岐以造反派自居，坚持：“翟任余有许多问题未查清不能平反。”这是没有理由的理由。翟任余的平反被拖了很长时间。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打别人的人！我为他仗义直言，他自己也取得了一些比较正直的教师的支持及一些红卫兵的谅解，最后才终于得到了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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