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967年4月间，突然有一天，金家祥来找我，说河北唐山来了两个红卫兵，要我提供节振国烈士的叛徒材料。我纳闷地去到前边的会议室里，看到两个挂红袖章的唐山铁道学院的大学生。他们恶狠狠地在那里等着，我进去后，他们叫我坐下，操着北方口音，一个有点胡子的说：“你本来是这里的当权派？”我点点头。另一个剃平头的说：“节振国的传记是你写的？”我仍点点头。胡子说：“我们是为抓叛徒来找你的！节振国是叛徒，你为什么美化他？”我答：“我只知道他是抗日游击英雄，抗日牺牲的！”平头说：“不！这文件你看到过没有？”说着，递了一张中央文革发的彭真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给我看，说：“中央已经定了六十一个人的叛徒集团！节振国是彭真他们的小爪牙！……”我先是默然了，但忍不住说：“他不是叛徒！他根本从未被敌人逮捕过，怎么可能是叛徒？”
谁知，那有点胡子的红卫兵歇斯底里了，大声说：“你的情况我们知道！你是黑线人物，虽然平反了，却仍是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你居然还敢为叛徒辩护？你快老老实实交代节振国的叛徒材料！不然——”他把桌子“乒”的一拍，挥拳似要打我。我也火了，站起身说：“你拍桌子干什么？你还要打人？……”想不到，他竟真的“啪”地打了我一个耳光。我豁然站起身来，说：“你打人？”他说：“就打你，怎么？”我气得血涌上了脸，回身就走，到办公室找金家祥。金家祥同几个红卫兵正在打扑克。我说：“唐山来的红卫兵打人，我也不能无中生有，我走了！我不能同他们谈！”想不到金家祥冷冷对着我说：“你别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我听了，十分生气，愤愤不平地回身就走，回到家里去了。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也未再找我。我为节振国白白挨了一个耳光，但觉得自己没做错。只是唐山红卫兵说我“有严重政治问题”和金家祥说我“别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刺激着我要去弄清自己的问题。我究竟有什么问题呢？
一天晚上，我去隋呼房里找他。他这时与许多红卫兵头头交往较多，与金家祥关系也好。我向他谈了自己的苦恼及金家祥的态度。隋呼斟酌又斟酌，最后吞吞吐吐地悄悄告诉我说：“原来，革命师生都想让你代表革命干部参加‘东方红’指挥部的（‘东方红’红卫兵人数最多，此时已接掌学校大权）。但前些日子远超突然找到红卫兵的头头金家祥等，说要向他们透露一个国家机密，说你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属于国家‘内控’的人物。远超说，‘他是怀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透露这机密的’，对你绝对不能丧失革命警惕。金家祥等当时问：‘是什么严重政治问题？’远超答：‘这我也不知道，因为是国家机密！’金家祥问：怎么叫‘内控’‘？’远超答：‘就是内部秘密控制，一有风吹草动，就处理他！我们所以当初把他打成牛鬼蛇神就是这原因，并不错！现在给他平反是形势逼迫造成的！怕你们不知道，结合了他，所以不能不来报告’。……”
隋呼告诉了我这些后，说：“我这是泄露国家机密了！是有罪的！我是见你这人不错，而且我也有点纳闷，你如果真是‘内控’，当初怎么会让你当校长呢？地委为什么对你又很信任呢？远超这人心计多，怕又是他陷害你！金家祥这种小将，头脑简单些，他是坚信远超的，我告诉了你，你千万别张扬。但我也要问问你，你到底有没有什么严重政治问题？”
天下常有蹊跷事，也有蹊跷人，但像这样的蹊跷却真少见。我听了他的话，气愤得想吐血，我为什么总是用直线式的眼光去理解人世间最曲折的事物和人际关系呢？我觉得远超真是毒辣之至、诡计多端。他是怕我解放结合对他不利才这么陷害我的！这种陷害的方式方法多么尖钻巧妙呀！我当场告诉隋呼：我这人，除了出身不好，以及我爱人是从台湾回来的之外，其他均无问题。但我和妻从未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会道门或特务组织，我们的历史清清楚楚，早都由组织下过结论的。这纯粹是远超的恶毒陷害，让我无由分辩也无法弄清。其实，我的出身也并不像自己填的那么坏。参加革命填表时，对出身一栏不知怎么填，我填了“官僚”是填错了！我父亲并非官僚资产阶级，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同地下党在一起！我绝对不想被结合，干部我已做得够了！但远超是怕我被结合杀他的回马枪提供他的“三反”材料，如果将我打倒，我就是提供材料也就不可信了！他的主要目的在这儿！
隋呼点头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但却又感到爱莫能助，叹口气说：“可惜金家祥等是很相信远超的话的！……”
那夜，我一宿不能成眠，我觉得刚刚平反，就又在暗中被扣上了一顶千斤重的黑帽子，如何得了？但远超这个做法的凶狠就在于用“国家机密”的大石头压得我不能公开反抗，又不能让年轻的红卫兵来弄清我的问题，他这样一句话，后果将使我在某个时候会突然又遭到厄运，作为“阶级敌人”被糊里糊涂打入牛棚，沦入万劫不复境地，却保护了他自己。好巧妙的毒计呀！
怎么办？感情上的沮丧如曲线在叠加，我感到自己孤独地是在满布泥泞的小道上行走，天地茫茫，不知何处是尽头。犹豫了好几天，我终于决定就是死我也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弄清这问题。
萧瑟的校园中，四面凄寥，落叶有声，一片死寂。我在一个傍晚，跑到了位于学校西北角的远超家，找到了他。他坐在炉边烤火，桌上摊开着《毛泽东选集》，神情惶恐，脸色煞白，墙上贴着毛主席和林彪亲密地笑着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彩照宣传画。
我像尊雕塑那样盯着他说：“远超，你好恶毒！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害了我一次险些叫我丧命，现在又来害我第二次，是不是？”我把他向金家祥等红卫兵说的话和盘托出，盯着他吓得灰黑发青的脸说，“我发誓一定要弄清这个问题，就是死，我也不怕！”
他连忙战战兢兢地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本来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不是我说的。是薛礼对我说的，他告诉了我，要我向红卫兵反映的！”
我想，薛礼真是诡计多端！为平反的事我找薛礼时骂了他一顿，得罪了他！薛礼狭隘而又阴暗，这不马上就想出毒招报复我了！我又想：咦，薛礼？他怎么会知道这事的？难道你远超作为支部书记不知道的事，作为副书记的薛礼反而知道？我问远超：“你不说谎？”
远超目光中有被刺痛的神色，说：“确不说谎，不信你去问薛礼！”他那神态倒像颇为真诚。
“那你为什么要对金家祥他们说？”
“我这是出于对党对人民负责！”远超唱着高调又马上承认，“当然，我也有私心杂念。”
我离开了远超家马上到学校西南区宿舍里找到了薛礼。他正坐在床上靠着被絮打瞌睡。他身体细高，瘦弱，有张表情暗淡而尴尬的长白净脸，平时有一种莫测高深的内向。这时因为作为学校的党内二把手正受冲击，时刻怕红卫兵来整他，他对我的事又心中有鬼，见我上门质问，脸色更阴冷，但客气地要我坐，还叫我：“何校长！”替我搬椅子，和蔼得很。
我火冒三丈地把来找他的事说了，要他回答，说：“你告诉远超的事，是上边通知的还是你胡编的？你必须老实地说，不然我就同你拼命！”
他像根木头似的竖在面前，支吾了一会，表情里始终潜伏着极其可怕的东西，沉默着好像想了许久，又沉吟了半晌，最后才逞遽交集地结结巴巴道：“我……是……听……余希泉说的……”
余希泉是个工农干部，为人朴实诚恳，我1961年刚分配来中学当校长时，卸任支书是余希泉。不久，不知什么原因，被调到他家乡遥远的E县而且降职当区委书记去了。从薛礼的表情来看，我明白：远超说的话有点真，薛礼说的话全是假。他是个会捣鬼的人，一定是自己胡编了我的谣言，现在无法推卸，就假说是听余希泉说的，余不在学校里，好让我无法继续追查。我对他说：“好！既然如此，不管多么远，我一定要找到余希泉，弄个水落石出！”
离开薛礼，回到家里，告诉了妻，我要去E县找余希泉。当时，我已平反，也无人管我，行动自由。妻思索了一下，要我一路小心，我就在第二天清晨，去长途汽车站购票搭车去E县。我觉得要想做一个人真不容易！
那天下雨，灰蒙蒙的天，针般细的雨迷漫着道路。我到E县后，打听到余希泉本是西边一个区的区委书记，现正受造反派冲击在家赋闲。我又搭长途班车到区里，找到了余希泉的家。他在地方上群众反映尚好，虽被罢了官批判过，吃的苦不大。我开门见山将我找他的原因说了。他听了，匆匆用手拢了一下头发，生气地叹息一声说：“薛礼这人阴险歹毒得很！我吃过他的苦。他常常喜欢无中生有。我离开中学就是他向上边反映我文化低、群众关系坏等才造成的。他对远超说的这件事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既然不知怎么又可能告诉他你是什么‘内控’呢？你如果是‘内控’又怎么会让你做校长呢？你来时，地委组织部向我们介绍你时，对你的评价是很好的。这说明全是他造谣！我可以马上给你写证明！”
我谢了他，拿了他写的一张证明，那证明上说：“我从未见过上级文件也未收到上级通知说何旺同志有严重政治问题属于内控。薛礼说我告诉过他此事，纯属造谣。特此证明。”下面，余希泉签了名并盖了章。
我深深感到他那种淳朴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的可贵。在E县一家被褥很脏的小旅店里住了一宿，次日匆匆搭长途班车回到学校。见到了妻，把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她，让她放心，然后我就决定了步骤。
我首先找到隋呼，把事情经过全告诉了他，他很为我高兴，说：“远超、薛礼之流太坏了！”又说，“你知道不？你是知情人，他们怕你揭发他们，所以才这样害你的呀！叹为观止！叹为观止！”我接着又找到红卫兵指挥部的金家祥，把证明给他看了。他态度变得好了一些，说：“我陪你去找薛礼！”到了薛礼家，薛礼想不到余希泉竟写来了证明，支支吾吾说：“可能是我记错了，我身体不好，记忆力差……”这事总算告一段落。薛礼的态度使我恶心，他真是一肚子坏水。
后来，我明白，我很傻。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当时，每一个人有没有问题，每每不是决定于他是不是真有问题，而是决定于需要。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事太多了！我当时只想自己弄清问题，实际呢？仅仅毫无问题也不能逃脱厄运，那本来就是一场混战，岂有不乱伤人的！难以探测的事什么时候都可能发生的。
在这种情势下，一支军宣队进入学校。
军宣队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成者主要是当地野战军驻军部队的军官。这支部队是野战军的一个师。来的有团、营级军官，总的来说，态度比较接近群众，纪律比较严明。在中学的红卫兵中，军干子弟不少，多数是这支部队和军分区的军干子弟。此时，军干子弟组成的一支红卫兵组织，队伍人数仅次于“东方红”红卫兵，名叫“红旗”红卫兵。在关系和感情上，军宣队自然与“红旗”更加亲近。何况，“东方红”指挥部在掌权期间，所作所为，并不尽如人意，军宣队入校后，对军宣队也不尊重，造成不少隔阂。
被视为“保皇狗”的厉音玉在受过红卫兵一些批判、谩骂后，这时积极投靠到“红旗”红卫兵里来了。他依靠出身好，又会巴结“小将”，与另一些教师黄守学等就总是参加“红旗”红卫兵的活动。“红旗”中的许多红卫兵说厉音玉过去有侮辱女学生的事，群众有反映，而且这人品质不好，拒绝接纳，他为表示自己的坚决，每天在“红旗”红卫兵列队外出时，就作为最末一名成员像个尾巴跟在屁股最后边。当时人们看了都觉得可笑，却未体会到他的心计。人虽说他是“富贵能淫，威武能屈”的坏蛋，但他像写入党报告似的一次又一次写决心书，献给“红旗”红卫兵，“红旗”终于无形中接纳了他。
军宣队入校后，到处贴上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大标语。他们首先是批判了中学前一阶级的资反路线。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原来一百多个，这时“大联合”了，有的也消失了，基本上只剩下“东方红”与“红旗”了！军宣队入校，我盼望校园里从此安定下来，学生也可复课。我已不想再做干部，心想，“文革”结束后，我就离校哪怕做个售货员也可以。因此，对军宣队寄予很大希望。军宣队来后，广泛征求师生意见，了解情况，对我很好，将我结合进报道组，报道组一共五人：干部一人是我，“红旗”红卫兵一人，“东方红”红卫兵一人，教师一人，是语文教师欧忠明，组长由军宣队的一位团级军官兼任。报道组任务是报道军宣队入校后的新气象及斗批改情况。
军宣队入校后，确有了些新气象。首先是重新恢复开学上课了，上课的大部分时间是读“毛主席语录”，还要搞斗批改，校园里开始打扫卫生，变得干干净净，教室里也开始修理上课的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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