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中学做领导工作后，见学校教师中当年被袁先扬打成右派的或在大学被划成右派的教师，个个都是出身不好的，竟有十几人之多，占当时全校教师10%。又看到一张统计表，贴在副校长袁先扬房里的墙上，上面对学生的成分有个比较，地富子女竟占到40%。我不禁惊愕，怎么时至今日，老区地富子女还这么多？仔细研究，原来是查三代，不管你父母是否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只要你祖父母是地富或非贫下中农、中农的，你这第三代均属地富子女。我对这持不同意见，袁先扬说：“历来是这样办的！”我说：“这是上级规定的？”他点头：“！”我就无言可说了。其实所谓“地富子女”，基本都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职员、教师的子女。袁先扬本人是中农成分，这种出身在工农中不算好，在知识分子中就是好的了。于是，他就有点自以为是旁若无人了。他1927年参加过国民党，解放战争时期又入了共产党，“左”得很。远超出身富农，因出身不好，就宁“左”毋右，对袁先扬也要让三分。薛礼是中农出身，平时很少干工作，但执行阶级路线很“坚决”。学校里的教师，成分好的如厉音玉，虽然教学不行也犯过男女关系的错误，但仍受重用。成分不好的教师，有能力的，工作有份表扬提拔无份；能力不强的，就调走，调到下边农村中学去。
上行下效，班主任对学生出身好的，让做班干部，操行评语总是写上“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出身不好的，则让他们背上出身包袱，操行评语总是写得很坏或不那么好。如出身不好又调皮一点或敢于说真话提意见的，就总是写上“对党不一条心”、“对党不交心”、“反对三面红旗”、“对三面红旗缺乏认识”……之类的话，使得学生离校后带着这样的入档材料背终生的包袱压抑地过一辈子。“唯成分论”的极“左”，看似革命，实际是在给革命造成非常巨大的损失。将无数人从革命队伍中推出去！
我到校后，对初三、高三毕业班学生的评语曾亲自过目，见厉音玉写的评语太伤害许多学生，总是亲自动笔做些修改。厉音玉报告了袁先扬，袁先扬有一次对我提意见说：“对出身不好的学生，应当严格要求。要有阶级观点嘛，不能乱同情！班主任的评语更不能乱改！”
我说：“我没有乱改，该改的地方我才改！”
他面上虽笑，心里的不满我是看得出来的。到“文革”开始，他与厉音玉就说我是“出身不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走资派”，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说我“一贯偏爱地富子女”、“阶级立场不清”等等，“与地富子女同坐一条板凳”等等，应该“打倒！”尽管他本人平时说话毫无原则，喝醉了酒常常胡说八道，错话连篇，人家说他“就是那样的一个人”。他主管食堂伙食，平时自己常在食堂里割肉炒菜，沾油沾水，也无问题。
整个“文革”中，因“反动血统论”影响，造成“出身不好”的人的浩劫及悲剧无数，最严重的是从1966年8月开始掀起高潮的按照反动血统论对出身不好的人的大残害。我就是在那高潮中被“揪”的！
1966年8月，当时的中央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一次会议上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他的讲话印成传单，流毒全国。拿北京来说，以中学红卫兵为主体，在北京开始了以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为名的打人、抄家残害浪潮。总之，是疯狂的乱打乱杀，出身不好的人首当其冲。
与此同时，到处残害“五类分子”、“四类分子”、“非红五类子女”，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红旗红卫兵纠察队”，在8月26日，一次就殴打所谓“非红五类”师生一百数十人。那真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剃阴阳头”、“遣返原籍”、抄家、鞭打，在许多单位都关人、打人，甚至打死人。在几个月内，造成了大疯狂的红色恐怖，L市也不例外。
毛泽东在1926年3月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1927年3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时此地在“文革”中被机械地拿来活学活用，照章办事。那真是“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那真是对红卫兵“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那真是“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那真是“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那真是“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当时，最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每每这话一念，红卫兵就发疯似的动手了！
其实毛主席并未叫红卫兵胡来，可能也想不到红卫兵会怎样胡来，但红卫兵找到了书本根据，自然干得无拘无束、肆无忌惮。
为了显示“革命”是暴力行动，为了贯彻唯成分的反动血统论，当时最有名的是北京西城区纠察队。那时，林彪左臂佩戴着“西纠”的红卫兵袖章参加了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显然给人以大支持的印象。“西纠”三百多人，大部分是高干子弟，他们在北京市六中私设劳改所，又私设刑堂，打杀无辜。被他们认定的出身不好的人，一律定为“黑七类”、“狗崽子”、“混蛋”，用种种酷刑逼供审讯。用人血在墙上写了“红色恐怖万岁”加以歌颂。人性完全沦丧，法制全被践踏。北京这些无法无天的“革命”行动被加以否定和纠正是在1966年11月至12月间。但在全国，类似的暴行则并未缓和。那种反动血统论的影响由来已久，发展到高峰以后，是不可能也不容易一下子完全退潮、消失或纠正的。
大约在1966年冬天，打扫厕所时，我见到过一张翻印的油印传单扔在便池里，是篇文章，题名为《出身论》，文章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西城区纠察队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错在认为家庭出身的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作用。指出如果依照这副对联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就混蛋一代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因此，一切革命青年，不管出身如何，都应受同等待遇。……”文章的观点是正确的，但语气属于哀鸣，而在当时的红色恐怖中，靠哀鸣是不起作用的。有这种理智的人，反而面对着一把双刃的、危险的剑。
事实上，当时引起了一场争论。坚持反动血统论的混蛋们当然反对《出身论》的论点。这大约是在1967年的春天。但当时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发表讲话，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后来，直到“文革”结束，我才知道《出身论》的作者名叫遇罗克，他在“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的莫须有罪名下被逮捕，并在1970年3月5日被处决，连一声哀鸣都容不得出身不好的人抒发，用死刑来对待。反动血统论的可怕由此可知！遇罗克的文章我起先以为属于“哀鸣”，但他死了，我才知道这是黄钟大吕之音。他的冤案到“文革”结束后，1980年平反昭雪。
反动血统论是在血与泪的浇灌下滋长、壮大的，但也是在血与泪的付出与冲击下坍塌的。十分不合理的东西，总不可能长久存在。反动血统论危害的时间够长的了！它的垮台是必然的！
那些血与泪，当时可以泛成江河，人们不会健忘！不忘的原因不是别的，而在于从今以后，再也不能让这种使人流血流泪的反动谬论假借革命的名义通行无阻了！我写记下点滴这种事例和感受的目的也在于此。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采取一种平稳的手段锄掉反动血统论这棵毒草，是一种伟大的成功！是不可小看的智慧的措施！是调动广大人民参加到使国家富强的事业中来的聪明而正确的政策！
六、两派武斗
“文革”中常在报刊、标语、大字报上看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动群众斗群众！”
但，真正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哪是什么下边的走资派呢？要是有，那也是极个别的。下边的走资派绝大多数都在“打倒一切”的“左”风中被打得爬不起来了！如果说这“走资派”指的是刘少奇同志，他也早被夺去权力打倒在地了！真正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是上边领导“文革”的人！
196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在庆祝大会上，林彪代表毛主席、党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文革”作了个弥天大谎的可笑总结，说：“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说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其实，中国大地上这一场大混战，损失是难以计算的，为害和副作用将连绵下代，使中国元气大伤。林彪睁着眼说瞎话，可谁又敢指出他说的不对呢？我是为革命十分担忧的。却胆怯、消极得只敢可耻地把担忧藏在心中，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站在街边看着皇帝光着屁股在走却不敢说一句实话！
“文革”使得人十分“革命”又十分自私，培养人性向兽性大发展。“文革”中林彪说的“谣言千遍成真理”遗害无穷。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瑞卿等都是被谣言、谗言打倒的！诚如陆龟蒙的诗说的：“《天问》复《招魂》，无因彻帝阍。岂知千丽句，不敌一谗言！”谗言、谣言之可恨可畏，古今有同感焉。
“文革”中鼓动大批红卫兵“打砸抢”，培养他们“台上握手，台下踢脚”，培养他们懂得不择手段制造舆论。利用了红卫兵，又把他们一脚踢开。凡是50年代里好不容易培养提倡出来的好一点的精神和心灵成果，在“文革”中都被毁灭无遗。“读书无用论”发展到顶点，对祖国文化的全盘否定也发展到顶点。
由于文字而遭难的知识分子太多了！学校里原有一个名叫邢广孟的数学教师，因出身不好，教学成绩中等，被袁先扬力主调走，去邻县一个中学执教。“文革”中因出身不好，他未参加任何造反组织，但有一天红卫兵命令他代抄大字报。他不敢不抄。抄写到“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万死”一句时，抄到“谁反对”时一行已完，于是抬头另行抄写下去。这下，“伟大……万死”这十一个字就在另一行上了。大字报张贴出去后，有人发现了马上将这行字拍成照片，作为写“反标”（反动标语）罪报告专政部门。他遂被逮捕判刑七年。有位画家古小黄，利用废旧刊物练毛笔字。据说在一本《中国青年》的封面上练毛笔字时，他将自己的名字“古小黄”三字写在毛主席的脸上了（当时无数刊物都用毛主席像做封面，那本《中国青年》上的封面也是毛主席的相片），被揭发，遂开批斗大会被捕入狱判刑。揭发他的是同校教师辛安纲。在千余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揭发古小黄这件事时，辛安纲还说有一次当人们欢呼“毛主席万岁”时，古小黄嘴里轻轻偷偷地说：“一岁！”这种事本来不可信！听来也像假的，但古小黄竟也被判七年徒刑，在可怕的监狱中关了一段，幸运地放出来到农村养猪。为什么能放出来？因为公检法机关办案的人不错，说查无实据，既无别的人证也无物证。后来，有一年我遇到古小黄，谈起这件事。他苦笑摇头说：“根本就没有那么一回事，全是胡编的！”其实，就是有那么一回事，罪又该有多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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