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杨忠明对翟任余是不好的。为什么他对翟任余不好我也弄不清。翟任余此时同我感情上倒是比较亲近，因为他本是教导主任协助我抓教学的，“文革”中，两人一起“劳改”过。他解放平反时有阻力，我曾为他仗义直言。这时的翟任余，很得一些红卫兵的赏识，把他调在校外帮助编小报，杨、徐二人想把隋呼、黄永华、翟任余都扫除掉，好使他们自己的势力由校内扩展到校外去。就开始想对翟任余下手！对翟任余下手就也想从我这里先开刀，把翟的“黑后台”也说成是我。我成了“阶级敌人”被清理了，用打我的这块大石头再将隋、黄、翟三人一起打倒！说来说去，我又是替死鬼了！
为了加强势力，杨忠明、徐庆林同匡军民、辛家祥结成同盟，抓住了新来校的教师胡绥之、钱学林等不明真相的新来的野心勃勃的年轻教师做干将，又起用了“红旗”观点的厉音玉，让他将功折罪。厉音玉是个凶狠毒辣能赤膊上阵的打手。重用了他，他一方面要争取表现，一方面出于观点不同对隋呼、黄永华及翟任余有潜在的仇恨。另一方面，他“文革”前因工作上的问题，例如我改动他的对学生极“左”的操行评语等事对我不满，“文革”开始后，他协助工作组及远超整我到十分残酷的地步，他觉得得罪了我。此刻鼓动他又来搞我，正合他的“一不做，二不休”的心愿，自然卖力，恨不得立刻置我于死地。于是，一支“清理阶级队伍”的杀手队伍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核心。
1968年的早春及初春是十分寒冷的。经过“文革”洗礼显得陈旧破烂与冷落萧条的校园里，有一天，忽然墙上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大字报主要是对着我的，全点了我的名：
“揪出漏网右派何旺示众！”
“揪出国民党残渣余孽何旺示众！”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清队要从何旺开始！”
……
在“清队”中又出现了两个类似“牛鬼蛇神”一样含混不清的无界限可区分的帽子，这就是“漏网右派”和“国民党残渣余孽”。这两个帽子给谁戴随便做某种解释都是可以的。我感到坐在火山口上，随时都有无情的岩浆喷发会将我灼死烧伤！
与这大批大字报一同出现的是大批大幅的漫画。画的不外仍是以前画过的那一套，只是又添了些臆造出来的更可怕的画面。
既是“漏网右派”，于是就出现了我持刀要杀人的场面，上写：“何旺要杀共产党！”
既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就出现了我用收发报机给台湾拍发情报的画面……
既有这样的画面，我就觉得他们可以马上逮捕我并执行死刑了！这些大字报和漫画，都溅着火星极尽夸大诬陷挖空心思栽赃置我于死地之能事。可是我却无法申辩。“文革”已将宪法都丢弃了！我却还想着什么诬陷有罪，实在是书生气十足了！
似有迷蒙的烟雾在我面前缭绕，悲哀的浪头扑到我心上。我手冰凉，脸发烫，明白：他们又要反复地搞我了！而且一定十分凶残。但越在这时候，越要镇定。我回到家里，把外边情况告诉了妻，并要她别着急，准备迎接更大的暴风雨。我尽力使自己变得冷峻，使心灵保持沉默，等待着不幸飞来。
这一天，安然无事。但我蹲在家里每一分钟都很难熬。我再次地想：如果真在敌人面前，我可以视死如归。可是如今却是在我所追求革命的我所选择的共产党领导的“文革”中，并非敌人的人，将我视为敌人，而他们又并非代表着共产党，我既不能拼命，又不能辩白，我能怎么办？我能怎么办？？？？？……
我十分痛苦，我意识到，袁先扬也正夹在里边兴致勃勃地搞我。因为我看到有一张大字报上写的是“何旺曾对革命干部袁先扬副主任实施阶级报复！……”我明白，为平反的事我到他家里找他要求平反的那次，我是进一步得罪了他，他现在要报一箭之仇了！我看看面色苍白的妻，又看看两个天真可爱的孩子。孩子们也都不声不响地坐着，她们没有再去上学上幼儿园，似乎也预感到爸爸的厄运又要来临。那种情绪、气氛和秋天的情调是很一致的。我看着孩子，感到我倒没有什么，她们太可怜了！我当然认识到：有人在利用“清队”整我、害我，但主要是上边要搞“清队”，给了他们可乘之机。王效禹的回答未必一定代表“最高”，但至少也代表一种意见，就是要把学校的领导班子全部重换。远超、薛礼尚未解放，他们当然已被划入“清队”范围。袁先扬虽早已过了四十五岁，但已经“结合”，成了新领导班子的成员，不会再被“清”，那要“清”的自然非我莫属。有侥幸之想那是太幼稚了！这样想着以后，我决定横下一条心等待着挨整。
第二天，又出了许许多多点我名的大字报。那矛头既是对着我，又是对着隋呼、黄永华和翟任余的了！
大字报上写着：“何旺和隋呼、黄永华是什么关系？”“何旺和翟任余是什么关系？”“何旺是谁的黑后台？”“必须揭开何旺做隋、黄、翟黑后台的画皮！”……胡绥之贴出一张篇幅特大、字也特大的大字报，字下都用红笔加了耸人的杠杠，醒目地写着：“强烈要求把隋呼、黄永华、翟任余揪回学校批斗！”
我在看大字报时，人又都变得离我远远的，好像我身染瘟疫，怕沾我传染。看了这些写得杀气腾腾血淋淋的大字报，像一个吃素的人走进了屠宰场时那样的恶心、恐怖，我知道：徐庆林等有计划有步骤安排的战役开始了！我看到徐庆林得意扬扬地在附近同匡军民、汪兵等窃窃私语，显得高兴、活跃。匡军民是个头脑简单只擅长冲杀的红卫兵，有了徐庆林做军师，他是会言听计从的。我想：这次，不但我要倒大霉，隋呼、黄永华与翟任余等也要倒大霉了，因为这三个人不像徐庆林诡计多端，而且他们没有有意识拉帮结伙，势必力量单薄。其实，他们都是“五大”的，但上行下效，同室操戈，在“文革”中本是家常便饭嘛！
中午，突然来了几个红卫兵，拎着糨糊桶捧着白纸黑字的大对联，在我门口张贴起来，淋得满地糨糊，对联是：“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我明白：事态进一步恶化了！
果然，下午约莫三点来钟，胡绥之带了一伙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到家里来揪我去教室批斗，说是要挖出我这颗“定时炸弹”。他是初一的一个班的班主任。一伙既不明真相又十分无知的刚进校不久的初一红卫兵，被一个大学毕业长胡子的红卫兵操纵指挥得滴溜溜转。将我又扯又推，又拽又拉地拖到教室。胡绥之动手揪我的头，强迫我弯腰站着，他带领学生念了十几条语录，都是阶级斗争方面的语录，诸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啦，“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啦等等，念完，就要我“交代罪行”。交代我是怎样破坏“文革”的？怎么与隋呼、黄永华、翟任余勾结并做他们的黑后台的？怎么为国民党树碑立传写大毒草的？怎么插黑手搞垮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怎么迫害革命干部袁先扬的？……
“文革”中的混账做法始终是先把你放在反革命的地位，然后叫你交代反革命的事实，既不容申辩和否定，也不容你反抗。承认了你不得了，不承认你也不得了。
没有影儿的事怎么交代呢？交代不出，就是殴打。胡绥之阴鸷的脸上透着杀气，凶恶得像要打死我。他的拳头好几次猛砸在我的太阳穴上。头被打得发晕，眼也模糊了。那些小学生用牛皮弹弓也开弓打我，小石块尖利地射向我的脸上、头上和手上，疼得麻木了。我心中积淤着委屈和怨恨。最后，在胡绥之高声吆喝声中，我才踉踉跄跄地转弯抹角沿着墙走回家来。我恨我自己是个孬种！受到这么多污辱竟还忍受而不能拿起一把刀来反抗！
从此，全校二十几个班都轮流抢着“揪”我去开批斗会。这叫作“复课闹革命”要“大批判开路”，使我做“反面教员”来教育学生。所谓批斗会，就是先念一番语录，少则三五条，多则十余条，然后，造反派的教师和红卫兵们都来念批判稿。稿大多抄自报纸上的批判稿拼凑而成，喊的是空洞的革命口号。批判稿的开头千篇一律总是“万里东风扫残云”，“形势大好，越来越好”……“批”过了就开始“斗”，所谓“斗”，就是逼着我交代和承认一些莫须有的问题，我拒绝了，就说：“这家伙死不认账，是花岗岩脑袋！揍他！”于是，殴打一顿助兴。有时，这个班尚未斗完，好几个班就在外边等着“揪”我这个“活靶子”了！为了揪斗，好像我突然成了稀世珍宝，他们互相还争吵拉扯抢夺，恨不得将我分成几片才能满足供应。
这种武斗式的批斗反复多次后，我也积累了经验，为求少受皮肉之苦，重要事我一定实事求是，打死也不承认。大帽子空空洞洞，我却学袁先扬的样子，可以接受。比如：“你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我就慨然回答：“我想篡党篡国，使中国变色！”……但这方法后来也不灵了。胡绥之说：“这家伙，大帽子下边开小差！狡猾！”于是，又是一顿急风暴雨式的殴打。我只能保护着头部、心脏等要害部位，将臂膀、屁股做出牺牲。
这中间，居然也碰到了浑水摸鱼的人。红卫兵头头、校革委副主任汪兵是高一的学生。一天，将我揪到高一去批斗。我被打得很厉害，汪兵忽然出来阻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回来后，心里正感激他讲政策，他却跑到我家来看我了，问：“打伤没有？”我说：“还好！”他忽然轻声问：“我家在乡下，没有煤烧。我要搞些煤运回去！你可以给我多少？”煤是定量供应，我是城市户口，当然每月有煤供应。汪兵是农业户，无煤供应。给他还是不给？给他，我怕要担“腐蚀红卫兵小将”的罪名，而且对他这种伪装讲政策实际却是有所勒索的行为我反感。同时，煤给了他妻将无煤可烧，我们怎么吃饭？因此，我犹豫了！见我犹豫，他骂了一声“他妈的”，转身就走了！我知道要遭殃，果然，第二天一早，他就亲自指挥高一学生将我揪去批斗，开“主题批斗会”，批斗我的“成名成家思想毒害师生的滔天罪行”。从早上一直批斗殴打到中午，身上、手上全打伤了，并且宣布要再同我“血战到底”。从此，要“不断拿我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各种罪行来批斗”，借以“教育师生，肃清流毒”。
我真想对他大声高喊：“你快把煤拿去吧！别这么报复我了！”但我知道如果这么做，势必打得更凶，只好忍住不说，吃着闷亏，咬牙承受殴打。
大字报的确是了不起的“武器”！我一面挨批斗，一面挨大字报袭击。家里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连过了夏天尚未卸下的蚊帐上也贴上了大字报。窗户全被大字报封死，不能开了！因为撕坏了大字报，就是破坏“文革”的“滔天罪行”。我住房的门也被一些红卫兵踢坏了。于是，只好“夜不闭户”了！我们全家只好都和衣而卧。
我就这样又被揪斗成为“阶级敌人”了！一个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的“阶级敌人”！一个50年代就被委任为中央处级干部的“阶级敌人”，一个做了多年校级干部的“阶级敌人”！
这次不同的是未集中去住牛棚关押，但批斗之频繁残忍，遭殴打之凶狠，是超越以前的。厉音玉也带学生来揪我。这些学生也都是初中的，同原先“文革”开始时的红卫兵不同，那些学生多少对我还有些感情，其中对我同情的不少。现在这些初中生是新进校的，在小学时经过红小兵的“训练”，已会殴打人、批斗人，恶作剧更是拿手，有带胡子的红卫兵老师教唆，叫他们动刀杀人他们也高兴。厉音玉把我揪到一间教室，也同胡绥之一样，拼命握拳打我的头。我明白：他是暗中使坏，想使我成为傻子，将我打成痴呆，我也怕被打成痴呆。我忍受着一下又一下的拳击，无法躲避或还手。厉音玉旧调重弹，说我的“要害”是“利用小说反党”，仍围绕着《一去不复返的时代》，说我是一颗“定时炸弹”，要“挖出”我的“黑心”，要我“坦白交代”为什么“要为国民党树碑立传”？他那张脸有点像张春桥，只是比张春桥宽些黑些，我当时想：他如果做拳击手肯定比做教师称职得多！
天已渐冷，我被封锁在家中，批斗时随叫随到，有时一天连斗六七场，心力交瘁到几乎不能支撑的地步。但我觉得无论是为妻和孩子还是为我自己都不能倒下，更不能死去。我忍受了一切批斗中的虐待与殴打及凌辱，有些情况回家并不告诉妻，带着浑身的伤痛支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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