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五大”这样疯狂殴打“七大”成员，“七大”的许多人都纷纷逃亡上了郯城的马陵山。马陵山是一座山脉，南北走向，南抵江苏宿迁，海拔在80米—180米之间，地形平险相间，沟壑纵横。马陵山之名，始见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清乾隆年间修的地方志载：“齐伐魏，孙子胜庞涓于此。”这里常能挖到古代箭镞等旧兵器。“七大”得到野战军和军分区的部分支持，进入马陵山作根据地，有了枪支弹药及食物等供应，扬言要运用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和游击战的战术来对付“五大”。这样，“五大”虽在地区掌了大权，实际并不巩固，蕴藏着动摇的危机。
由于“七大”突然垮台，“五大”一派掌权，龙世泽等下了台，地革委由“五大”的严世征、汪胜林以及军分区副司令员巩西钧等掌权，野战军部队中持“五大”观点的雷雨、汪名启之流也在师部掌了大权，师政委孙子膑居然成反革命挨了斗。不过，不久以后，由于野战军部队大部分人支持“七大”的观点，这支部队被调走了，接替调来的是另一个师。调走的部队，以后由于王效禹的垮台，雷雨、汪名启二人均作为“反军分子”挨斗受审查，被囚禁折磨。最后，听说二人都死于肝病。
“五大”派性闹得严重，除殴打“七大”之外，领导班子也不行。我回校后，见到黄永华，他曾到“五大联司”保卫部工作。这“保卫部”在“五大”殴打“七大”的人时是个关押审问人的机关。有一天，我忍不住对黄永华说：“我劝你不要干这种事，还是干点正派的事好。”黄永华当时答：“坏事和打人的事我是劝阻而且不干的。”我碰到隋呼，他说他到了地革委文教组当头头了。这文教组相当原来的文教局。他问我是否愿去那里工作。我谢绝了，说：“我只想等‘文革’结束，能去当个售货员什么的，不想再当干部或干教育工作了。”他也没有勉强我去，因为他了解我是不愿介入派性交战的。在学校里，匡军民当上了中学革委会主任。他更加飞扬跋扈，只见他整天背个大黄挎包进进出出。这时，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革委会要搞“三结合”，必须要结合一个“革命干部”当革委会的副主任。远超此时还是“党内走资派”在挨斗，薛礼平日师生们对他印象都坏，结合自然都不考虑。我不是党员，出身不好，也不考虑。袁先扬因为出身尚可，又有“琉璃蛋哲学”，又是党员，更主要的是他能跟着学生由着学生干。学生干任何不讲政策或无原则的事，他都是赞成或不反对的。匡军民等就决定“解放”他，叫他先“亮相”。所谓“亮相”，就是开他一次批斗会，他要把自己的“罪行”老老实实全部包下来，并且作一次深刻的“触及灵魂”的检讨。说来也有趣，远超和我每逢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总要实事求是说清一下，决不胡乱承认的。袁先扬却历来总是大包大揽的。比如红卫兵说“你是三反分子！”他就喃喃地说：“对，我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三反分子！”红卫兵说：“你反党！”他就点头道：“对！我不但反党，我还反对过毛主席！”如此等等，红卫兵听了很开心，说他“认罪态度好”。他就靠这种亮相，在检讨时，把全部罪状都包了下来。于是，袁先扬忽然得到了“解放”，成了学校革委会结合的老干部，革委会副主任，二把手了！于是，我明白，学校里的颠倒黑白与胡乱来的局面还将继续下去。
学校里这时由地革委分配来两个大学刚毕业的新教师。一个叫胡绥之，出身较好，阴鸷的模样，省城师范学校中文系毕业，在大学时干过红卫兵头头，是敢打敢闯的人物；一个叫钱学林，出身也好，教数学，大学时也是到处杀砍的红卫兵，模样比较圆滑。这两个人一来，就同学生中的红卫兵头头打得火热，到处“摸敌情”。
在学校校革委里，语文教师杨忠明和政治教师徐庆林两人都代表教工队参加校革委成了常委。杨对徐言听计从，徐是个有野心想再往高处爬的人物。杨和徐与黄永华、隋呼有矛盾，因为隋呼与黄永华在地区“五大联司”和在学校里都有势力，杨、徐二人想打倒、排斥隋、黄二人好攫取更大的权力。我预感到他们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会激烈起来。我就决定同谁都保持距离，不把关系搞亲密，可以超然一些。
在这同时，我又感到校革委里的红卫兵头头匡军民、汪兵等对我态度都很不好。有教师告诉我，听匡军民和汪兵说：“何旺是过去统治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这使我明白自己的处境是始终居于危险的边缘的。但觉得自己实际并无问题，也就坦然些了。
“五大”在地区各县这时都解放了一批干部出来亮相。“结合”到革委会里去。E县的一个县委副书记被批斗了好几个月，忽然将他解放、结合了。他感激涕零，但第一次主持大规模的批斗会批斗原来县委第一把手时，他太紧张、兴奋了，喊口号：“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竟喊颠倒了，该喊万岁的喊打倒，该喊打倒的喊了万岁！当场立刻又被揪斗，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当时，掌权的造反派良莠不齐，有的只想借此机会当官来谋私利抓权。“五大”掌权后，京剧团一个姓马的，不识字，平时上台至多让他演一个“家丁”或“快马报子”的角色。哪怕给他讲一句话他也总要说错。比如“有请太师爷！”他会一开口变了“有请师太爷！”引得台下观众大声哄笑。由于他不识字，只好让他贴海报，他总是把海报贴倒了。为了这，原来的京剧团团长批评过他，“文革”来了，他造反时就说自己一直“受气受压”，“受走资派迫害”。所以造反就特别凶恶。打起人来往死里揍，说自己造反性最强。他既造反，就一心想当京剧团团长，却当不上，一肚牢骚。有天，京剧团的造反派约定开他玩笑，骗他说中央来了红头文件，出身好、造反性特强的人可以当单位的一把手，并说：“听说地革委决定任命你了！”他本来将信将疑，但骗他的人拿一张红头文件给他看。他不识字，觉得这是真的了，于是感动得流泪，说：“毛主席啊！您老人家万寿无疆！您可真是我们造反派的知心人啊！我老马一定用生命捍卫您的革命路线！”说着，去毛主席像前叩了三个头。骗他的人说：“你这下该请客喝酒吃烧鸡了吧？要不，群众万一不拥护你干呢？”他说：“行！以后我当了团长，大家多担待些！”于是买了好几只烧鸡和几瓶烧酒请客。等到吃完，才告诉他：“是骗你的！”害得他大声骂娘，又哭又跳。这也足见造反派中一种人的心态和表现了！其实，学校里的革委会、红卫兵头头匡军民之流也是类似的角色。
1967年9月，江青一再提出说：“还有一部分人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这可能指的是北京有个“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的组织。江青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组织。”这传单我看到了并未引起注意。
到9月8日，《人民日报》三个版发表了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文章不但诬陷陶铸，而且说：“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陶铸的反革命两面派的办法。”“他的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与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看了文章，我觉得嗅到了强烈的火药味。
“运动”中的事历来总是：上边有什么号召，下边就按上边号召来办，上边抓得到什么，下边也就抓得到什么。上边既说有“五一六”反革命组织，下边就必然要抓出许多“五一六”来！从这，一切所谓反对“毛主席司令部”，对林彪一伙、江青一伙，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稍有怀疑或持有反对情绪的人都被称作“五一六”分子，打入万劫不复之地。这不能不使我想起看过的《斯特凡大公》一书中的一件事：一个苦行僧谒见教皇，反映所见的种种不平之事。教皇听后说：我对你的痛苦也深感痛心。你说得对！你不应当看见人世间这种卑鄙龌龊的事情。根据教皇命令，执事将苦行僧带到圣彼得教堂黑牢最底层暗屋里，从此再无人见到过他。……清查“五一六”分子反反复复进行着，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不知多少冤案。1970年，1971年……严格地说，一直持续到1976年“四人帮”完蛋才不了了之。
一面清查“五一六”分子，在1968年春开始，又展开了残暴的“清理阶级队伍”。这是一次十分广泛的血淋淋的受反动血统论指导的迫害干部和群众的运动。自从提出“要清理阶级队伍”，江青1967年11月27日在一次讲话中说：“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
刚提出这，我是不懂的。后来才懂得，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搞“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把他们认为的一切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来一次大清查、大清洗，并无明确界限，可以无限扩大化。凡要清洗的要排斥的人都可扣上一些这方面的笼统而含糊不清的帽子。诬陷和迫害猖狂进行，打击和摧残连同逼供信一并使用，昏天黑地。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文革”中已受过冲击的人都又被重新“清理”一遍，未受冲击的人也扩大卷入“清洗”，火力之猛与蔑视法制、民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从上海回到学校后，一直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百事不涉的逍遥派，也极力避免与人多接触，因为我意识到校内校外人事关系复杂。我无论与教职员还是红卫兵接触，都不合适。搞得不好，会惹出是非。有时实在苦闷，想唱唱歌，可是有什么可唱的呢？再说，大声唱歌会引起注意，怕有人会说：“他为什么这么高兴？”那种时日既不能不高兴又不能高兴的。既然无事可做又无书可看、无歌可唱，我每天把主要精力用来做饭。我做萝卜干吃。从集上买了青萝卜来，用刀切成一条条的晒起来。晒到有五六成干时收下来，用盐加上香料炒热拌合，将萝卜干腌起来。然后用大口玻璃瓶一瓶瓶装起来，一下子能做十瓶八瓶。全家都很爱吃。……我也到妻工作的图书馆里，帮她把书造册贴上标签分类整整齐齐理上书架……
谁知，就这样也逃脱不了厄运。
1968年春季的一天，我听一个去参加红卫兵广场开大会的教师说：“要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了！……”我总觉得花样翻新不知要出什么鬼！
接着，校园里张贴的一张省城出版的《红卫兵》报上，有一篇在显著地位刊登的特稿，是“王效禹同志答本报记者问”。文章中有这样一则回答：记者问：“在学校中清理阶级队伍，哪些人属于清理的范围？”
这位“王二麻子”居然回答说：“在学校中，除地、富、反、坏、右外，要清理领导班子中刘少奇教育黑线的黑班底。学校原来领导班子中的人，四十五岁以上的一律要清！”
也不知这算什么清理标准！？我看报后，头里一“轰”。这时，刚进入1968年，我正是四十五岁！真巧，也真倒霉！我为什么刚巧四十五岁呢！？小一岁不好吗？
其实，这时还有一则插曲，我当时并不知道，而是隔了两年才知道的，那就是地革委开了一次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会，巩西钧这个军分区副司令如今是地革委副主任，在会上以权威的口吻对匡军民等说：“你们学校那个校长何旺，听说跟台湾有点什么关系，这种人就应当清！”他连起码事实也未弄清，起码政策也不讲，就胡乱指示了，对待人命如草芥，如儿戏。这位巩西钧后来在王效禹垮台后，被囚禁到省城审查了好几年，自己差点把命送掉。这是后话。但当“清队”时他对我发表的这点“指示”，对我影响是很大的。匡军民之流回校后马上就照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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