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睡觉前，总陪妈妈谈谈。一次，妈讲了一个故事给我听：传说妈的家乡川沙海边有两口井，一口甜水井，一口苦水井，井水都不多，有条规定：只许一天喝甜水井的水，一天喝苦水井的水。反正，不是先甜后苦，就是先苦后甜。我似乎懂得妈的意思。我感慨地想：这也许就是人生！妈讲的许多话我都记不清了，这个传说却仍记得清。唉，妈妈，可怜的妈妈！
八月下旬，我与五妹及五妹夫正立一起回了一趟妈妈的家乡，上海宝山县北川沙。外祖母与小舅父及我表弟在那里居住。我们是专程看望他们去的。
我们从上海坐公共汽车到罗店。有馨姨母在罗店居住。她原在上海一所中学教体育。“文革”中遭到过冲击，就退休回家不干了。现在倒反而逍遥，过着养老的退休生活。谈起“文革”，她也是怨尤很多，不明白为什么好好的非要把天下搞得如此大乱。罗店镇上也是两派在闹。有时也有小的武斗。馨姨母住房后面有一块小竹林地。我当时再也想不到，后来，到妈妈患肺癌病故后，竟就将骨灰盒埋在这片小竹林里。馨姨母的母亲，我们叫她“罗店好婆”，也年近九十了，是外祖母的亲妹妹，一个十分善良而且生活一直很艰难的老太太。她对妈妈最有感情，因为妈妈也一直关心她的生活。见到我们去了她十分高兴。做了好多菜给我们吃。两年以后，妈妈去世了，又过了几年，罗店好婆逝世。她的骨灰盒就葬在妈妈骨灰盒的旁边。
小舅父派他的子女骑自行车来载我们到北川沙去。小舅舅是大队的会计，子女也都务农。我们到北川沙后，外祖母亲自到门口接我们，九旬老人依然康健。耳不聋、眼不花。见到我们十分高兴。北川沙也有造反派分成了两派，互相指责。但尚未大乱，农民也依然种田，不误农时。我当时不禁想：中国要不是幅员广大，要不是有那么多春种秋收按时播种收割的农民，这场“文革”早把一个国家的命断送了。我们去的那天，骄阳如火，田里农民都头顶烈日在锄草保墒。只是一些农业中学的老师都造反忙着“革命”去了，学生都不上课也去“革命”了。总的来看，北川沙这样的农村尚算平静，许多农民仍在耕种田地。我们去到小舅父和表弟鼎洪家，也未引起什么注意。带了些吃食给外祖母和小舅父等，吃了他们备下的丰盛菜肴，当晚我们就又赶返了上海。
我很想念在上海的一些熟识的朋友，但走了一圈，了解到一些熟人的情况后，既不能去看望，也不能去帮助，也就打消了访亲问友的意愿。比如，作家协会的一些熟人，有的已作为“反革命”逮捕，有的正在批斗或蹲“牛棚”。比如，上海总工会过去的一些熟人，有的正挨批斗，有的个别的因为沾了新贵们的光，也成了新贵，我也不愿去看望。因此，在上海这样一个人口逾数百万而熙来攘往的城市里，我感到非常寂寞孤独，虽在暑热天气，却有秋风萧瑟之感。
一天，听说原先在上海总工会领导过我工作的吴从云同志死得极惨。老吴与我1949—1953年春在一起工作，办过一家出版社，他是副社长、总编辑，我曾任副总编辑。1953年同调北京，他也领导过我。1957年他调合肥师院任党委书记，后又调到上海师范学院任党委书记。“文革”开始，红卫兵冲击了他。有一天开会时，他坐在沙发上突然死了。是自杀抑或他杀？弄不清。“文革”中独多这种不明不白的死。我在L市时，有人来外调过他的材料。他是个精明强干的人，我随他工作的时间较长，对他的死，我自然感到十分难过。我到他在淮海中路附近的旧居去，想打听他的妻子与儿女的情况，好看望一下，却无从打听得到，只好怅然回来。
全国都在乱，乱得厉害。当时，流传过这样一件事：青岛某单位一采购员冬天出省采购货物，途中在安徽遇窃，大衣被小偷偷走。大衣内有语录本等。语录本上有采购员的单位及名字。小偷穿此大衣不慎在蚌埠火车站穿越铁轨时被火车辗死，血肉模糊，面貌无从辨认。人们从大衣语录本中得知死者系某单位某人，遂电告青岛该单位，该单位通知家属同时到蚌埠认尸。但尸体血肉模糊无法确认面目，看到大衣及语录本等遂肯定是某人无误。火化遗体后带回骨灰在单位开了追悼会。其实，此时，该采购员正在皖、浙、赣等省办理业务，交通不便常常堵塞停运，武斗频仍电讯也不通。好不容易经过一个多月办定业务赶回家来，到单位时正是深夜。单位内因二派武斗，一派走了，一派留下掌权，人很少，已不办公。正有几个人打扑克玩，见他来了，以为是鬼，皆吓跑了。他奇怪地回家叫门，妻带女儿已睡。听到他喊叫开门，以为是鬼，妻吓得大叫：“你别吓唬我们娘俩了！”此时，那几个打扑克的人已叫来一伙人手执棍棒要打鬼。经过解释，才知是一场误会。这流传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的乱，真假无人考证，传说是很广的。
处在大混乱时期，我在上海寂寞无聊地住着，常使我想起过去从书刊上看到、知道的许多中外革命者度过的流亡生活、流浪岁月。整天没事可干，也无书可看。能看的只是马路上随处可以买到的造谣生事的“文革”小报。越住越加苦闷，但又不能回去。因为L市那里依然乱糟糟的。妻来信说，学校里教师外出归来的不多。她整天不外出，只是晚上找住得近的未走的女老师赵冰、汪兴玉、吴曼琳等聊聊。“五大”仍在报复，天天殴打“七大”的人。她认为总要等打风平歇一些而且离校的老师等都陆续回来了，我回去才合适。她并让我告诉鲍圭远，由于他是“七大”观点，听说有“五大”的红卫兵扬言等他回来也要给他“加温”。她信上说：“他们‘加温’都加红了眼！转告鲍老师千万勿贸然回来！”
我给鲍圭远写了一封信约他到我家里见面，把学校的情况告诉了他。鲍圭远有点紧张。我提出：将来我能回去时，我就先回去。回去后，我了解一下情况，并尽量找些“五大”的教师做做工作，请他们务必讲政策。如果行，再写信通知他回去。在我思想上，什么“五大”、“七大”，我都不感兴趣。我头脑里有的仍旧是中学那个整体。教师之间无论如何不应自相火并残害。鲍老师同意我的想法。他虽是“七大”观点，但并未有过什么行动来针对“五大”。只是因为他的学生中有“红旗”红卫兵的，同他比较亲善友好，因此“五大”中的极“左”分子就要对他下手了！派性之危害由此可见。
我在上海的阶段，八月里，《红旗》杂志发表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外交部发表讲话，支持姚登山夺了外交部陈毅部长的权。王力在讲话中恶语攻击陈老总，而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听说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他懂得，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未获全胜的形势下，如不抵制“揪军内一小撮”和阻止反对周恩来活动的蔓延，势必要出大问题，所以决定制止。王力和关锋遂都栽跟头下了台。
王力疯狂跟随江青，尤其在武汉事件后，简直得意忘形。他自己以为跟随江青不会错，可是一下子成为“小爬虫”、“变色龙”，垮了台入了狱。有人说他这样的人是在“混战中自己太混账”！
九月下旬，收到妻由鲁南又一次来信，说：“离校教师大半回校，局势比较平静了，校园里也未再听见打人的惨叫声了。有些人已在问我：你为什么不回校？在上海干什么？……”为此，她希望我离沪返校。
我在上海实在也住够了。于是，就写信向鲍圭远打个招呼告别，离别妈妈和妹妹等，我带着晓亮踏上回L市的归途。
未来如何，对我是一个猜不透的谜，是一个求不尽的未知数。我是在一种惶惑、孤独而又不知所措的心态下回去的。
注释：
[1]唐刘知几诗《读〈汉书〉作》。
[2]明清之际诗人尤侗《题韩蕲王庙》七律。
八、跳“忠字舞”
那是流金溢彩的秋天。我带着可爱的晓亮，又回到中学的校园里来了！
盼望已久的团聚实现，见到了妻和晓林。晓林似乎又长高了一些，妻变得更加恬静而憔悴，但仍然美丽。重逢自然高兴，但此外，也使我感到处境的严酷与人性的残暴。
我走时是暑天，此时已是秋季。人们有不少也因派性而横了心、红了眼。
“五大”打人“加温”之风比起前一阵已好得多了，但并未完全停止。在外边，常听说有人被打伤送往医院治疗。在学校里，“东方红”已“勒令”“红旗”的成员回来“复课闹革命”，所谓要他们回来“复课闹革命”，实际是要他们来“人人过关”，每人挨一次批斗和殴打。用好听的借口来干卑鄙的事在“文革”中是一种“流行病”。
我看到，学校的各个教室里，都成了批斗场。“红旗”的成员站在台上，大弯腰或脖子上挂着破稻草席（象征他们是“捞稻草”的人，这种破稻草席是从学生宿舍里取来的。学生床上都垫着草席）在挨斗挨打骂。吆喝声配合着语录声，打人声配合着语录歌声汇成了交响乐。
“红旗”的一些头头，被叫作“坏头头”。那种凶猛殴打十分可怕。例如，对靳玉德就是这样。回家的第三天下午，我从屋里出来，见一伙“东方红”的学生包括辛家祥在内正拼命殴打一个人。被打的人满脸被涂着黑墨汁，浑身尘土与墨汁，已被打得歪歪倒倒不能支持了，打人的人仍在猛追猛赶、劈头盖脸地用木棍追着打。挨打的人腿瘸了，一跳一跳地逃像一只兔子似的飞奔，打人的人仍不放过。我仔细看着，认出被打的是靳玉德。虽明知我上去劝阻会引起“东方红”不满，但我觉得我本是校长，看到学生要被打死不能无动于衷，不能不管。我忍不住奔跑上去拦阻，我高叫：“不能打！再打要打死他了！”好不容易自己臂膀上挨了两下才保护了靳玉德免再挨打。但他的伤势已极严重。他一瘸一拐地慢慢地走了回去。后来听说他在回去的路上又继续遭到殴打，被打得死去活来，内脏也受了伤。
靳玉德本来的模样挺清秀的。隔了两三年，我又见到他时，他的模样、性格都变了。他脸上满是疙瘩。据他告诉我：这是打伤了内脏造成的。他说：“当人是兽时，比兽还坏！”
对学生是这样，对“七大”观点的教师更凶残。
体育教师曹守学是“七大”观点参加“红旗”红卫兵的，“七大”垮台，他逃回家乡躲了几天，被通知“勒令”回校。他一回校立刻被“东方红”红卫兵和教工队抓到一间空屋里，用一只破篮球套在头上，这就什么也看不到了！然后，几个人站在屋的四角，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像打球似的“加温”。拳打脚踢不够，又用棍棒打。几乎打死，打得全是内伤。曹守学本是个年轻强壮的体育教师。从那次挨打后，人就变得苍老了！脸色难看，皱纹很多，头发秃顶。打他的人多数是学生红卫兵，但也有教工队的人，如语文教师华岐。当时，女教师汪兴玉从空房窗户缝里看到后，怕出人命，急急火火跑来找我说：“何校长，学生和华岐在打曹守学，我怕要打死了！你是不是去劝劝？”她这是一种习惯造成的反应，因为我本是校长，也许我说话学生和华岐能够听得进，而且她知道我阻挡学生打靳玉德的事，认为这事我也会管的。我感到人命关天，斟酌了一下，觉得我去是无用的。例如华岐这人，“文革”初曾吓得自杀，但后来一直极“左”，要给翟任余平反时，他是最最极力反对的。这时被派性已烧得毫无人性了，我去劝必然会受到他的反击甚至侮辱，我觉得只有找教工队的隋呼有用。隋呼身强力壮有魄力，就住在我这排宿舍的西头，他比较正直，学生中喜欢他的人不少。他是反对武斗的。有一次，学生在城里有发生大规模武斗的可能，形势危险。他得到消息后，未为自己的安全考虑，马上跑步赶去制止，把一批去武斗的“东方红”红卫兵说服回校。我找到了隋呼，请他务必救救曹守学。他马上跑到井边殴打曹守学的那间空房，冲进去劝阻，把曹守学保护出来。不然，那天曹守学被打死也是可能的。
曹守学不但遭到殴打，更可怜的是红卫兵竟把他的全部衣物砸烂抢光，连箱子都砸散丢在室外，还赶他搬到校门口一间阴暗潮湿的空草棚里去住。曹守学连被褥和替换的衣服都没有，却不敢说一个“不”字。当时，妻恰巧路过曹守学原先住的宿舍门口，看到曹守学的一只空箱子被扔在那儿。妻是个好心人，趁四下无人时替他把箱子拾了放在图书馆里保存，后来送还了他，成了他劫后剩余的唯一“财产”。
厉音玉乖巧，听说“五大”打人厉害，就不知躲到乡下什么亲戚处去了。他出头露面较晚，“加温”已受遏止。他同“红旗”的一些晚来的学生一起在有的班级上低头挨斗，较容易地过了关，未受到曹守学那样大的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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