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以后，“上柴联司”一直处于反对地位。1967年1月24日，王洪文策动“工总司”等组织的一万余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去砸掉“上柴联司”，但未成功。到3月，王洪文单方面宣布“联司”的“大方向错了”，想在上海搞一统天下，又未成功。6月中旬，王洪文派心腹打入“支联总部”，为摧毁“上柴联司”积极活动，宣传“‘联司’要搞‘三停’——停水、停电、停产”、“‘联司’要在上海制造第二次大乱”、“联司是反动组织”。“上柴联司”也不让步，拼命“揭露”王洪文一伙聚众破坏生产、阻断交通、挑动武斗。结果，出乎张春桥、王洪文等预料，参加“支联站”的群众竟越来越多。这是逆反心理造成的吗？弄不清了！
王洪文与张春桥等容不得在上海有反对力量存在，恨得眼红。恰在这时，上海柴油机厂7月18日工具车间的两派群众因为贴大字报发生分歧导致武斗。车间工段党支部书记解福喜武斗中被打死。王洪文等抓住这事在7月21日以上海市革委政治指挥部名义发了通令，说：“上柴联司”总部私设公堂，严刑拷打解福喜惨死，命令“上柴联司”负责人立即交代打人致死过程，交出杀人犯名单听候审讯。并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有数十万群众参加的解福喜追悼会，想借机发动武斗，消灭对手！
就在这时，江青在7月22日凌晨发表了她那著名的起极大恶劣影响的“文攻武卫”的讲话。张春桥、王洪文等就决定借这“东风”砸烂“上柴联司”，形势对他们是很有利的。
我到上海正是张春桥与王洪文要大规模用武斗手段解决“上柴联司”问题的当口。当时，上海人心浮躁，人民广场附近天天日以继夜人群齐集，展开辩论，标语、传单满天飞。野心家都像唐朝诗人刘知几诗中说的“奋飞出草泽，啸咤驭群雄。淮阴既附凤，黥彭亦攀龙。一朝逢运会，南面皆王公”。[1]我目睹这种情景，想到的却是“英雄气短莫须有，明哲保身归去来”[2]。从L市大规模武斗后逃到上海，想不到在上海又见到了规模非常巨大的武斗。8月4日凌晨，在张春桥支持下，由王洪文等担任现场指挥，发动了代号为“888”的血洗“上柴联司”的“革命行动”。王洪文带领十万不明真相的工人，打着“工总司”旗号，由水陆两路进攻“上柴”（上海柴油机厂）。无数辆汽车满载武斗人员。许多汽轮船也满载武斗人员，都打着“文攻武卫”旗帜，包围了“上柴”。“上柴联司”也用武斗回击。双方的高音大喇叭齐声广播。早八点多，王洪文下令进攻。厂门口发生激战，厂里的“联司”成员用弹弓、砖头、螺帽出击。王洪文派大吊车撞开工厂铁门，“敢死队员”用大木头和大铲车撞开厂墙。武斗惨烈，打到晚上快六点半钟，才基本结束，双方伤亡都很惨重。“联司”群众全部被俘，并遭到“头上开花”、“面部挂彩”的毒打。男的上衣剥光，女的上衣撕破，做举手投降的姿势拍照。接着，“支联站”也都遭到清洗和解散。参加的人轻的受到审查、批判，重的受到游街、毒打、批斗，甚至送到公安局关押。“集体灭绝”基本成功。
“联司”被消灭后，上海的报纸上发表了张春桥说“联司”“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反革命组织”的讲话。上海的“文革”小报上登了不少武斗的照片。我看到“联司”的头头“全向东”等都光着脊梁被棍棒打得眼青鼻肿的照片。
8月4日消灭“上柴联司”的这场战斗，造成“上柴”全厂停工停产两个月，减少产值五百万元，利润降低了一百七十几万元，物资损失三百几十万元。房屋设备损坏的费用还未计在内。
更严重的是：上海的武斗在全国的影响比我们鲁南的武斗影响要大。武斗这时遍布全国，许多省份发生了造反派抢夺部队枪支、抢战备仓库，甚至拦截援助越南军车的事，大规模真枪实弹武斗的事也层出不穷了。
我从武斗过的L市跑到上海，万万想不到又看到腥风血雨惊心动魄的武斗。同时，看到上海的批斗会规模大、火力猛。当时原上海市委、市府领导人，原华东局领导人与许多文艺界著名人士如巴金、赵丹等等，都在挨批斗。一些小报上大登特登《巴金的反共真面目》《巴金和彭德怀的反革命勾搭》《大文霸巴金是反动的文化资本家》等满纸谣言秽语的文章。批斗时，每个人都挂牌、弯腰，电视不断转播。我对这种人身污辱与摧残十分痛恨。为什么要这样迫害干部与知识分子？他们都是有过贡献的人，为什么要一笔抹杀无中生有地来迫害？对“文革”的反感，常常涌塞心胸。因为寂寞，在家里看着母亲整日操劳心里不安，我常带着晓亮在外面逛，她没有见过轮船，一天傍晚，我特地带她到黄浦江边看轮船、看江水，她感到新鲜，兴致很高。我看着滔滔东逝的江水，却不禁有晚唐诗人薛莹诗中的感慨：“落日五湖游，烟波处处愁。浮沉千古事，谁与问东流。”
有一天，哥哥那在新疆插队参加了农一师文工团的大女儿给我们几张票，让到原天蟾舞台看他们“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因为大侄女也参加演出，我就陪妈妈去了。
从“文革”开始以后，由于对“文艺黑线”的批判和对所有文艺界名人的批斗迫害，“革命”已经革得文艺园地一片荒芜。去世了的梅兰芳虽死也在受鞭挞，把他说成是“刘少奇司令部树起的大黑旗”，是“漏网右派”，是“反动文化的狂热吹鼓手”。说他的《穆桂英挂帅》是为彭德怀招魂与《海瑞罢官》异曲同工。著名的京剧演员周信芳、言慧珠和著名的越剧演员竺水招都是在残酷批斗迫害中自杀身亡的。剩下在舞台上活动的，是许多所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的节目不外是唱语录歌，唱毛泽东诗词谱的歌曲，跳高喊“造反”和“杀杀杀”的舞蹈。这次，看这批经新疆来的“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谈不到有什么启示，当然更没有美感和娱乐性。其中压轴的一个大型节目，是反映新疆红卫兵因为造反遭到镇压的情况。演的不外是红卫兵“心向党、心向毛主席”，许许多多化装成负了伤的红卫兵，用红墨水染成鲜血淋漓的绷带裹着头部和手臂或大腿，男男女女手捧“红宝书”出现在舞台上，满目血淋淋，武斗伤残的惨景给人强烈的刺激。看着这种节目，我不能不想：中国的文艺事业今后怎么办？文艺是否只表现为几个“样板戏”和这样一些“革命”节目？
记得一天早上，打开收音机，听到一阵叮叮咚咚的钢琴声。二妹的小女儿用上海话告诉我：“这是江青伴唱《红灯记》！”我听了半晌，才明白是钢琴伴奏《红灯记》。上海话的“江青”与“钢琴”声音相似。说实话，用钢琴伴奏《红灯记》不伦不类，似是创造实在不妙。事实上，它是短命的，推广保留不久也就夭折了！江青的“创新”也就是这种水平！
我闲得发慌。中年壮年的好岁月就在迷茫、寂寞、渴望、期盼中水也似的流淌走了吗？多难过的岁月哟！我经常只能在街上无聊地逛着看看那一个个大批判宣传栏。街上的高音喇叭里一遍遍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和语录歌，无尽无休。生活实在是太贫乏了！我要了解“文革”的情况，想做出一些估计和判断，却摸不着东西南北，无从找到结论性的脉络。淮海中路上人山人海，四面八方口音的都有。我估计许多人恐怕类似我的状况，也是逃来上海当避风港的。大批判宣传栏很大很高，都用大红字写着“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等骈句，上面常刊登一些“文革”最新的消息，包括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林彪、江青之流的“最新讲话”，外地“文革”动态和武斗情况。记得当时在大批判宣传栏上看到过彭德怀遭批斗、张闻天遭揪斗的消息。说彭德怀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说他“几十年来一贯反对毛主席”等等。我也在大批判宣传栏上看到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在中南海西门扎营要揪刘少奇出中南海的报道以及8月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张贴一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三百万人誓师大会并在中南海里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情况报道。报道中说：刘少奇、王光美被押到会场一角，刘少奇被打伤，鞋被踩掉。……我实在无法相信这许许多多往日印象中极好的革命者忽然个个都成了“大坏蛋”，自然也无法相信全国上下怎么只有那么一些男女才是“大好蛋”！究竟要做到哪一步才住手？这答案当时自然是得不到的！
“文革”中判断一个人是革命抑反革命，一切仰赖于对毛主席的态度如何而定。少奇同志等的被打倒，是由于说他们“反对毛主席”，于是就万劫不复。林彪走红，是由于他能用特殊的语言和方式搞个人崇拜，那时无数冤假错案都同这分不开。上海一个中学教师无意中说：“我的领口袖口太脏了”，被说成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扣上了“污蔑领袖的现行反革命”罪。一个女演员见家里桌子上的毛主席石膏像脸上有个小洞，用大头针挑了石膏修补，一个追求她未能成功的男人诬告她“用大头针刺毛主席的脸”。女演员出身不好，竟成了“现行反革命”。南京一个工人在一个石灰窑旁边劳动，那天刮东风，石灰吹得一身。他说：“鬼天气！怎么不刮西风！”被诬告反对毛泽东思想，因为毛主席说：“东风压倒西风。”真是“个人迷信”的危害已被有些人运用到了无可理喻的地步了！
在上海家中住着，心情无聊，也急躁不安，总感到自己像无根浮萍漂浮在汪洋大海中。偶尔在堆着杂物的书架上发现一本自己青年时代在家中阅读过丢下的残本宋词，封面早没有了。这实际也是“文革”中母亲焚书毁书后劫后侥幸存在的一本破书。在“文革”中这本“四旧”，此时对我就是最佳的精神食粮了。宋人的词，过去读熟了的词此刻给我带来不少精神上的慰藉和愉悦。我格外喜欢的是李清照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篷舟吹取三山去。”
如今读来，路长日暮是我的切身感慨。李清照这词作于南渡之次年，亲人去世，有弥天哀痛，国事日非，不知身将何依，甚至有想死的思想。当时我除亲人未去世与她不同之外，其他痛心疾首的感情，是与她相通的。
辛弃疾的词在那时更令我陶醉。我喜欢他词意的豪放、含蓄与无限坦荡的胸怀。他的爱国心使我共鸣不已。记得一天夜雨淅沥，打得窗上玻璃萧瑟作响。我住在三楼上凭高眺望，听着雨声愁思郁积，想起辛弃疾《水龙吟》中的：“……过危楼，欲飞还敛。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悲愤沉痛，心上呜咽，忧国之感，无以复加。
八月里，收到妻从L市来信，信上说：地区的局势又产生了极大变化。由于“七大”发动几万农民进城，“五大”说临沂发生的是“小武汉事件”，野战军部队政委孙子膑是“陈再道式的人物”。“五大”的许多头头及“五大”的造反派都一批批到省城和北京告状。王效禹表了态，形势一下子就翻了过来。“五大”忽然由失败者变成了胜利者；“七大”一下子由胜利者变成了失败者。“五大”又掌权了！最后，妻在信上说：你不要急于回来，目前这里仍很乱。“五大”为了报复，正在找“七大”出气。“七大”的人常被殴打。学校里也很恐怖，人们把我们的校园叫作“加温厂”。“加温”就是“殴打”的代名词。抓到“七大”的人，就揪到校园里来放在实验室里关起门来“加温”，惨叫声常彻夜不绝，什么政策等等都不讲。……
妻信上还说：你走后，有一段此地极混乱。附近地区来了一支与“五大”同观点的“飞虎队”来支援“五大”同“七大”作对。“飞虎队”的人都精通武术，高墙一跃而上，电线杆能飞快爬上顶端。小的武斗发生过多次，家里门口附近常有用大弹弓发射的铁弹飞来，玻璃也被砸碎过。……
妻最后叮嘱：你带着晓亮在上海安心多住些日子，等此地平静了你可以回来时我再给你写信。我和晓林都好，你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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