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京剧院门前，“七大”处理“五大”投降的战俘，用的方法是让缴械投降的人不分男女逐一列队举着双手走出来，每人都先挨一棍子或两棍子接受教训，规定能打痛打伤，但不可打得致残或打死。然后，把“俘虏”中老弱的和一般的人释放，强壮的或顽固的再或头头们，由进城的农民押回乡下，去管制劳改。至于当权派，凡在农校里抓到查出来的，次日就用卡车押了挂着牌子揪着头发，一面殴打一面游街，像农校的张校长，就是如此，他被指摘为“五大”的走资派黑后台。说“武斗”是“走资派”挑起的，并已抓到了人证云云，其实那位张校长住在农校，他也并非“五大”的人。
学校里“东方红”教工队的成员去农校挨了打陆续有被放回来的，都很颓丧，有的还带着伤。“五大”就这样被“消灭”了，并正在到处搜抓“五大”的一些在逃的头头。“七大”已经统一天下。据说农校和京剧院那儿由于武斗一片凄凉，但并无一人死亡。说明“七大”对这场战役组织得是很成功的。“五大”曾将农校化学实验室的硫酸等瓶罐全部拿出要用来投掷武斗，结果并未使用就被缴械了。传说“五大”躲进农校是上了野战军师政委孙子膑的当。孙子膑是支持“七大”的，在“五大”听说“七大”要调农民进城武斗时，向孙子膑求援。孙子膑建议“五大”集中到农校，说农校在部队营房对面，可以在必要时派部队保护。但实际是使“五大”乖乖地成了瓮中之鳖被一网打尽。确否无法查证，形势的发展确是如此。
学校里冷冷清清，城里武斗后也冷冷清清，上街的人不多。听说四乡通公路的地方“七大”都设了岗在查找“五大”的头头。
住在学校里很不安心，真是度日如年。“文革”搞了一年，工农业都已开始凋敝，学校开课无望，恢复不了正常，我心里烦躁而不安。妻建议说：“带着晓亮去一次上海吧！妈和妹妹们也想念你。而且主要是这里不安全，谁知还会发生什么事！”我犹豫着说：“你和晓林怎么办呢？”她说：“不要紧的！我们在这，自己注意就行，你放心走就是！”我仍决定不了，但她已开始为我整理衣物了，说：“问问鲍老师吧？他也许也想回上海家里同妻女团聚呢！你同他一路走最好，互相好有个照顾。”说着，她停下整理衣物，去找鲍圭远了。
鲍老师大学毕业后由省城分配来学校教数学。他家在上海，妻女也在上海，他父亲是开火车的司机。他决定同我一起去上海。也不去管这是不是犯“自由主义”或“无组织无纪律”了。因为此时根本也无人管我们，我们也找不到组织或上级领导了。从“文革”开始，在上海的妈妈一直为我在担惊受怕。这时，我决定回上海看看妈妈和大妹、二妹。妻又担当了带着大女儿晓林在学校里看家的任务。有她在校，可以随时给我写信。如果学校里恢复正常开始上课，我可以及时回来。我们又商量决定：五岁的晓亮由我带往上海住一段时间。
我化装了一番，戴了副平光眼镜，戴顶草帽，带着晓亮，与鲍老师步行到城西汽车站上长途公共汽车去江苏新沂。去汽车站途经农校，校墙上武斗伤痕刺眼，地上砖瓦碎片狼藉。路上行人极少。我们到了车站买了票，上了汽车打算到新沂后转陇海路到徐州再转往上海。途中，果然遇到过两次查抄，都是些戴旧军帽、穿旧军衣却又不是军人的壮汉，但我们不是他们要抓的人，也侥幸没有遇到熟人，平安无事。我会怎样？查书本是查不到答案的！观察事物本身是做不出分析的！一路上，坐在公共汽车上我老是在想一句西洋格言：“我看见的使我盲目，我听见的使我耳聋。”我耽于沉思，并不笨，却想不出一个答案来。
七、上海咏叹调
怀着逃亡的心情，我带着可爱的晓亮坐公共汽车到江苏新沂，又由新沂坐火车到徐州。新沂和徐州仍是那种贫穷与混乱的局面。
车站乞丐特别多。许多蜡黄苍白的人脸，都漠然没有表情。火车上肮脏、拥挤，这是慢车，逢小站都停。车上既无水喝，也无吃食卖，厕所也挤得停止开放。我和五岁的晓亮跟着鲍老师饿着到了徐州。
徐州的“好派”和“踢派”正在大打派仗。“踢派”的游行队伍与“好派”的游行队伍都疯狂地在街上唱语录歌、呼口号做宣传，互相攻击。
我们从徐州转火车到南京。火车“乞卡乞卡”误点驶行。入夜后，天黑沉沉的，像一口阴暗的大铁锅扣罩了一切。劣质香烟熏人，硬座坐得人很累，晓亮疲倦了，倚在我怀中就睡着了。我们是天亮时分到达南京的。
远处传来正在掉头的火车头如泣如诉的汽笛声。墨染的沉沉夜色褪去了。坐了一夜火车，空气坏，人异常困倦疲劳。天炎热，下车后，见有卖西瓜的摊子，红瓤的西瓜切开成一牙一牙的卖。从前我嫌这样卖的西瓜不干净，现在无所谓了，我给晓亮买了一牙西瓜解渴。正在这时，忽见好几辆卡车满载戴藤柳安全帽手执长梭标的武斗人员飞也似的向车站驶来。一会儿，防守车站的和进攻车站的两派武斗起来。进攻的一派人多势大，只听见乒乓哐啷玻璃全部砸碎，武斗人员已冲进车站二楼。怕遭误伤，我和鲍圭远带着晓亮连忙随人流奔跑闪开，等到武斗告一段落，才又进火车站上车。
由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里人挤得像沙丁鱼罐头。话声嘈杂，烟味呛人，也没有乘务员供水。火车开开停停，已早就不按行车时刻表运行了。到苏州时，正近傍晚，火车刚靠定，就听见武斗的枪声噼啪作响。车中乘客都十分惊恐。因为想不到苏州的武斗是用的枪支，流弹乱飞，比徐州的铁矛棍棒厉害多了！苏州人习惯被人视为文雅软弱，动口不动手，一向连打架都少见，想不到一场“文革”竟使两派真刀真枪武斗了！火车停在车站半个多小时，枪声停后许久，才继续开往上海，所幸我们坐的车厢流弹未曾伤人。只有一扇窗上的玻璃被子弹打了个窟窿有了裂缝。
在上海火车站同鲍老师告别，我感谢了他对我的关心与友谊。他回浦东家里去，我同他互留地址，约定：有信息互相告知。然后，我带了晓亮走出车站。晓亮脚上一双塑料绿凉鞋已破得不能再穿，L市连塑料凉鞋都买不到。为了到妈妈那里不致太寒酸，我带晓亮在车站的一家百货店里买了一双新的绿色塑料凉鞋换上。我对孩子因我的厄运而受到的不幸心中愧疚。然后，我们搭有轨电车到淮海中路。
熟悉的淮海中路上，布满店面的街道从绿溶溶的法国梧桐树下透出来。电车拖着两条长长的铁臂倏然远去。店家高声播放着语录歌，一遍遍唱的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看到贴着的大字报和传单，原来是为武斗中被杀死的两个“烈士”开追悼会。这算什么烈士呢？除了死者家属外，街上的人似乎不会为这哀伤！而“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觉得倒是确实存在的！语录歌一遍遍地播放，哀乐一遍遍放，使人十分压抑。街上到处可见戴着“工总司”红袖章的造反派，气氛紧张而不安宁，似孕育着什么爆炸性的局势。天下似无安静土了！
妈妈带了大妹和二妹住在淮海中路成都南路的一个弄堂里。到了淮海电影院附近，天热，晓亮口渴了，我带她到冷饮店里买了一杯冰镇酸梅汤给她喝。她喝得很高兴，我也休息了一会，给她拭净了脸上的汗。我不想带着孩子十分狼狈地回到家里。
妈妈带着妹妹是在抗战时期大约1942年搬到这弄堂里住的。向二房东陈家租了三楼全部及楼下的厢房。二房东陈家的男主人是同济大学的教授，夫妇之外有好几个儿女。我那做中学教师的大妹已经结婚，大妹夫是位锅炉工程师，此时他们已有一个女儿。二妹在上海一家钢铁厂做会计，二妹夫是南京一所军事院校的教师，他们也有了一个女儿。此时，哥哥船生正受冲击。他原在北京通县炮校做教师。“文革”开始，军事院校卷入后因他出身不好就整了他。他忍受不了，同嫂嫂逃跑出来，带着二女儿和三女儿在北京我三妹和四妹家躲藏。两个女儿住在三妹家，哥哥和嫂嫂则由四妹将他们藏在四妹夫的一位做木工的弟弟家。哥哥的小儿子此时不过十岁左右，就在上海寄养于妈妈处。哥哥的大女儿，从小随我母亲长大，但初中毕业后被动员到新疆插队已经多年，此时在新疆农一师文工团里随许多一起工作的红卫兵串联回到上海，但不常在家里住。
“文革”开始后，我们这一家，有些人遭到冲击，大哥的情况已如上述。大妹在上海一所中学教英语，“文革”开始，就不断受到歧视、侮辱与打击。二妹平安无事，但二妹夫因不愿参加军事院校的武斗，由南京回到上海家中居住。三妹在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西语系执教，她爱人是西语系党总支书记，这时正受冲击。四妹和四妹夫在北京中央某部工作，四妹夫属于当权派也受到冲击。五妹在长春做医生，她爱人在兽医大学任教。这时，长春武斗，五妹夫妇也回到了上海。于是，我们这一大家人就有不少此时都在上海团聚了！
妈妈对“文革”简直不能理解，对她的儿女辈受冲击更不能理解和忍受，她心情十分恶劣。我带晓亮回到她身边，把经历讲给她听。她忽惊忽忧，忽悲忽喜，最后说：“唉，你总算平安回来了！但愿今后不要再出什么事了！”
她第一次看到晓亮，夸晓亮生得秀气。家中雇的保姆，我们叫她“阿朱阿姨”，替晓亮洗澡时，见晓亮黑瘦，问：“你怎么又瘦又黑？”晓亮天真地回答：“因为我爸爸是牛鬼蛇神……”阿朱阿姨把晓亮的回答讲给大家听时，大家都笑了。孩子说的是实话，我听了，虽苦笑却心酸。
酷暑天，家中人多拥挤，有的就铺席子在地板上打地铺睡。妈妈每天操劳忙着做饭，我住着感到心很不安。那时，外祖母还健在，已是九十以上高龄。她本来是跟妈妈住，这时回去跟舅舅在乡下住。她在家乡川沙，年龄大了，不外出。舅舅等都是大队干部，外祖母在“文革”初期，听大家闲谈，知道外边很乱，她老是摇头叹气。尤其听说红卫兵在上海把公墓全都挖了，使死人的骸骨都暴露地上，她更想不通。她要回乡住，是觉得上海太乱，她不理解，我其实也不理解，我常想，这场反常的“文革”，隔上几十年，我们的后代恐怕都很难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因为现在连我们身临其境的人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前无古人的乱搞呀！
经过“文革”初期的大灾大难，我这样一个对革命有过狂热，对理想有过向往，对信仰做出坚定抉择的人，尽管鲜血依然常常沸腾，也不时产生一种看破红尘、心如止水，想学苏曼殊、李叔同出家远离喧嚣人间的异想。但现实不可能使人有逃避之处。据悉，名山大刹或偏僻小庙，所有和尚、尼姑都被赶去还俗，菩萨塑像大都被毁。我怎么可以对世事紧闭双眼？我怎么能够找得到可以安全栖息的去处？
到上海后的第二天，为了想了解上海的情况，我带晓亮在外边逛了一天。
似乎常常感到匆匆踽行在街边的行人脸上独多惆怅，也有不少人发出沉重无声的叹息。未曾发疯的人究竟是看不惯疯狂行为的！
我曾在外滩江边海关总署旁的上海总工会里工作过。那幢青灰色的大楼我是亲切而熟悉的。我带晓亮来到了大楼门口，谁知当时上总的一些领导干部正在集体挨斗，像张祺、沈涵等同志，我1949年在上总工作时，曾为他们起草过讲话稿，都是熟悉的。他们都是很好的干部，我不忍看他们那种被虐待和侮辱的场面，连忙拉了晓亮的手匆匆离开。我带晓亮又到了西藏东路工人文化宫，谁知也在开批斗大会，而且原来设在文化宫内的“上海工运史料展览会”已全部被砸。看墙上的大字报，造反派说：“工运史料展览会是为刘少奇的白区工作树碑立传”、“李立三一贯反对毛主席现已畏罪自杀了”、“王孝和不是烈士是叛徒”。是非混淆，许多事都颠倒过来了！我尝过混淆黑白的滋味，对这些都感到倒胃口！
我走到人民广场，只见人头济济，到处有一群群一伙伙的人在唇枪舌剑地激烈辩论，每每辩论得面红耳赤要打架。“上柴联司”（上海柴油机厂工人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和“支联站”的造反派人数很多。“支联站”是许多单位组织了支持“上柴联司”的。王洪文领导下的“工总司”同“上柴联司”对峙，分庭抗礼。双方在辩论时，都说自己忠于毛主席，都说对方反毛泽东思想。我听那些人辩论并无兴趣，只觉得火药味很浓，似要发生什么祸事，就匆匆带了晓亮离开。
上海是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的大本营。此时，张春桥已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姚文元、徐景贤（“文革”前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为副主任。王洪文也以“工总司”头目的身份爬上了上海市革委副主任的高位。
“上柴联司”一直是以王洪文等的对立面姿态出现的。尤其是在上海的“一月风暴”中公开地反对了王洪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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