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王力我早在1949年时在上海就认识。当时，他是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宣传部部长是舒同、副部长冯定，宣传处还有个副处长名叫林冬白。我当时负责编一个刊物，常要到华东局找王力或林冬白写“宣传员讲话”的稿子。以后，每期清样又都要送给王力审阅批准。王力后调北京中联部工作，1953年我由上海调北京后，两次在天安门庆祝“五一”、“十一”观礼时见到过他并握手寒暄。但始终未去找过他。这时，他是“中央文革”的红人，我虽自己处境不佳，总觉得这些人野心大踩钢丝不会有好下场，也从未想到要去找他。因为我有我自己的操守，所以决不趋炎附势，甚至也未对人说起过我同他认识。这样做当然正确，因为后来王力并未善终。他成了被打倒入狱的“小爬虫”、“变色龙”，在“四人帮”垮台前早就政治上完蛋了！这是题外的话。
武汉的“7·20事件”消息传来以后，形势更加波动，“反军”的浪潮更高。“五大”更将“七大”看作是保守组织，更将自己看作是响当当的造反组织。“七大”自然不肯承认自己是保守组织，也强调自己是造反组织。两派的斗争更加公开、激烈。但部队明摆着除少数人外都是支持“七大”的，“五大”的矛头就更对着部队，要求部队支持，指摘部队“一碗水端不平”，反对“四个通告”。
事态的发展，终于到了“五大”发动成员到野战军部队营房门口去“静坐绝食”的地步。这时，全国搞“静坐绝食”压部队的造反派组织已经不少。实际也有逼迫部队犯错误来制造又一次“7·20事件”的用心。
在部队营房门口静坐绝食，其实也很笑话。当时“五大联司”里有个“小学教师革命造反团”，简称“小教团”，组成者全是小学教师，静坐绝食时，小学教师组织全体小学生（当时叫“红小兵”）到野战军部队营房门口去静坐绝食。那些小学生被大太阳晒得头晕眼花，问他们为什么要静坐绝食，他们也说不清，只说是“老师叫去不准不去”。
我和妻住在校内，对外面这些事都只能一知半解，搞不太清楚。当时，只知学校“东方红”指挥部号召全体师生去野战军部队营房门口静坐绝食。高音大喇叭声音震天响：“快快快！全体革命师生！快排队集合，到部队门口静坐绝食！”我同妻商量：我们不要去！一是这种事我们不感兴趣！不该去向部队示威；二是我是干部，不要自己惹事！这样，我们都藏在屋里，不出外露面。辛家祥跑到我住处门口吆喝，要我去参加静坐。我说：“我身体不好，病了！”婉言拒绝了他，他悻悻而去，眼里凶光毕露，使我心寒。
外边静坐绝食到第三天。我家里没有吃的东西了。我从学校后门出外，拟到集市上悄悄去买点吃食回来。谁知走到集市附近的地方，遇到学校的一群学生抬了一个晕倒的学生回来。太阳大，天气热，那晕倒的学生脸色苍白满面是汗，两目紧闭。我虽已不是校长，但那种习惯性的责任感仍在。我说：“快送医院！”学生中有一个初中的学生名叫曹行剑，是干部子弟，上来告诉我：“何校长！同学中呕吐和晕倒的不少。没人管！不得了啦！”
时近中午，阳光强烈，30℃以上的高温，静坐绝食的人不吃不喝，晒着太阳，如何支持得久？听说晕倒的学生人数多，我不放心了，这是要出人命的！我本可不管，不去，因为我不是校长无此责任，但一种关心学生的心情油然而生，我不敢也无法反对或制止静坐绝食，但不能不去看看晕倒的人，并发动些师生把晕倒的人抬送医院去医治，免得出人命。我遂由曹行剑陪同匆匆向农校方向赶去。部队的营房就在农校对面，离得很近，走去时，遇到学校有些教工队的人也去农校。我告诉他们：晕倒的人必须赶快救治，就与他们一起走到农校门口。农校和部队营房门口坐满了学生，正在七零八落有气无力地同声唱着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遍遍地唱，学生们都戴着红卫兵袖章，哭的、呻吟的都有。我果然看到两个女生昏晕在地，头发汗湿了沾在额前，口眼紧闭，边上围着些女生有的在哭鼻子，我遂急忙招呼一些师生快将昏晕的学生抬到离开阳光曝晒的地方，送到地区医院抢救。但学生正在不断有人昏晕，那种局面无法收拾。我也只好为抢救这两个女生随同去了医院。
这件事当时就这么做了，但绝未想到，后来竟成了我参加“静坐绝食”的罪状，变成“反军”的罪行，霉倒得不轻，苦吃得很大。
“五大”的静坐绝食，使野战军部队很尴尬。但这静坐绝食显然得到了王效禹的支持。于是，部队忍下一口气，勉强做了些应诺式的表态，静坐绝食终于在“五大”宣扬胜利的情况下结束。
部队与“七大”当然是不服气的。更大的斗争风浪正在激荡和酝酿。形势的火辣与炎热的气温成正比。一环扣一环的不幸继续降临。
回溯“文革”，武斗的激烈，罪魁祸首江青是难辞其咎的。1967年7月22日凌晨，江青在北京接见河南代表团时，说：“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她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毛主席所讲的“要文斗，不要武斗”被否定、抛弃了！“文攻武卫”实际就是“武卫”和“武斗”的行动口号！江青这次谈话，印成传单散发全国，报纸也纷纷登载“文攻武卫”的口号，她的讲话为武斗提供了理论根据和“文革”的指示性命令。她挑动群众斗群众，于是全国的武斗风大刮特刮，不可遏制，而且愈来愈烈。
在本地，当然也不例外。由部队支持的“七大”，领导力量本来就较强，谢雪山之流本是地委的老干部，有斗争经验。军分区又直接领导全区的民兵。“七大”的人数本来比“五大”多。“五大”实际上不过六七千人，“七大”要多出若干倍。在农村的基干民兵都被“七大”掌握。此时，一个用武力消灭“五大”的计划遂在形成并实现。
“七大”调动农民进城消灭被他们叫作“五小乌合”的“五大”，进城农民达数万人。每人手执棍棒一根，以武装民兵的姿态列队出动，由东南西北四面包围L市全城。要用武斗来消灭“五大”。
我正蹲在家中，忽然听到大喇叭广播：“快快快，全体革命师生，快排队集合，到农校会合！”大喇叭连续广播多次，声调气急慌忙，一听就像大祸临头的呼喊。
—会儿，“七大”观点的鲍圭远老师匆匆来告诉我和妻：“‘五大’都到农校集中了，听说要武斗！”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听说‘七大’从农村调了大批人马来要消灭‘五大’，‘五大’集中兵力去守农校！”我说：“你怎么办？”他说：“我不去农校！武斗是干不得的！我也不赞成‘五大’反军！听说农校里连做实验的硫酸都打算拿来武斗用了！”我说：“对！我也不去！”正谈着，与我们住在同一排宿舍房子里的隋呼匆匆跑来告诉我：“‘五大’全部要到农校集中，‘七大’进城武斗了！农校里筑了防御工事，为了安全，你们还是跟着到农校去吧！”
他是好意，但我考虑了一下，我是干部，决不能去农校参加武斗。我说：“不！我不去农校！武斗的事我不愿涉及！我就在家里蹲着算了！”
隋呼也不勉强，匆匆走了。这时，辛家祥出现了！他是逐排宿舍巡视动员人去农校的，见到我同鲍圭远在谈话，他知道鲍圭远虽是逍遥派却是“七大”观点，脸色严肃地说：“快集合去农校！”他那张胖胖的长脸很凶，话是命令式的。
我敷衍地“嗯”了一声，他转身走了，我就同鲍圭远一起进了房。我和妻同鲍圭远老师说：“我们住得近，随时有消息大家就通通气！”鲍老师说：“好！”他回身去住处躲起来了。
中学由于“东方红”红卫兵和教工队掌握大权，绝大多数是“五大”的，无论是否具有“观点”，形式上都是“五大”统治下的臣民。听说“七大”要打来，人心惶惶，觉得在校不安全，去农校人多势众安全，故而随大流听命令去的人占绝大多数。其实，真正想搞武斗的是很少的。
我同妻带了两个孩子在家，心里焦灼不安，但想到我们并不涉及什么，不卷入武斗是对的，也就定心了。我认识到，“文革”中有条怪逻辑，任何坏事都要抓“黑后台”，“黑后台”总是放到当权派身上。如果我也为了安全跟着去农校，那即使居心不参加武斗也说你参加了，有口是难辩的，后果必然严重。所以我就拿定了主意。
但，一会儿又有红卫兵来下命令了，叫我快去农校，我见他态度蛮横，点头佯作答应，他走后，我觉得无处可以躲藏。妻去找赵冰老师，赵冰老师慨然答应我到她家里躲藏一下。赵冰老师因被扣上“保皇”帽子，做了“公社社员”仍受孤立，“东方红”红卫兵也不管她的安全与否，并不催她去农校。而且她对“五大”的观点是不同意的。故在她那里比较安全，“东方红”红卫兵不会去搜寻我的。她是位女老师，允许我到她房里躲藏，这种信任和慷慨，我是很感激的。
“东方红”红卫兵和教工队匆匆列队去农校后，学校里空荡荡的，留下未去的只是少数坚决反对武斗的人，一些被扣过“保皇”帽子的人，一些逍遥派和持“七大”观点的人，人数不多，都“猫”在屋里不出来。校园里已风声鹤唳一片凄凉了。
在赵冰老师房里，她反锁上门自己躲到别的女教师房里去了。我看看天渐渐地晚了，草草吃了一点妻让大女儿晓林送来的馒头。已经听得到蝉声渐渐因天擦黑而停歇下来。我想学校是“东方红”红卫兵的大本营，住在校里是不安全的，我让晓林把妻找来，商量后，我决定邀鲍圭远老师同到学校东面大沙河边上树林里去躲避。这是夏天，去大沙河边上既凉快又可洗澡濯脚。大沙河岸边有大片郁郁苍苍的白杨树林，浓荫密集，可以隐藏。我同鲍老师翻过东墙向大沙河边的沙滩地带走去。妻则带了两个女儿在家闭门不出。她历来遇到大事都能平静，又总是先为我考虑，只要我安全走开她就放心。她说：“我在家带着两个孩子不要紧的！你快走！一切当心！”
急火火跑到大沙河边的沙滩地带和白杨树林时，我才发现学校里的男教职员在此的不少，计有汪家山（原语文教师，后调做政治工作）、卢家虚、汪家坤，翟任余也在。形势严峻，我们互相都沉默着不谈什么。天已漆黑，没有月亮，大沙河水浅，但流动的水光烁烁，淌过哗哗喧响的苇滩。蹲在水里凉快舒适。看着黑影幢幢的L古城，我心头涌来古老的忧伤和苍灰色的诗意。我同鲍老师一直在一起。洗了澡，就在河中央的沙滩上休息。黑暗包裹着我，一切都在静谧中。也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一句从小说中看来的句子：“我遗失的许许多多和得来的许许多多，都在我生与死的无边的夜里。”当时为什么这样想，也说不清楚，也许只是一种心情所造成的吧！这时，忽然看见从河东独树头镇方向来了大批“七大”调来的进城武斗的农民队伍。都高举火把，高呼口号，高诵语录，步伐整齐，声震天地，唱的语录歌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真有意思，早些日子，在部队营房门口绝食的“五大”群众唱的是这支歌，现在来武斗的“七大”也唱这支歌。一样的语录，各有各的活学活用了！
我放眼越过黑暗望去，火光照耀下，“七大”调来的武斗大军，浩浩荡荡，井然有序，威武极了！那人数真多！我知道这场武斗一定十分激烈，“五大”是无从抵挡“七大”这场进攻的。农校很有可能被踩平！
仰天眺望，天幕为火把的光焰辉映，带有透明的微红的光泽。古老的L城完全笼罩在紧张的杀气中。疯狂的武斗叫喊声使我心里发颤。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何曾想到会有这种自相武斗的局面出现。对“文革”我本来反感，对武斗更加反感。我看不出这场武斗有什么必要，会有什么样的惨状和损失，我的心情忐忑不安。看着黑暗中打着火把列队行进的农民进城队伍络绎不绝，我估计到“五大”就是用硫酸防御，也毫无用处，被消灭的命运是无可挽回的了！
真是难忘的一夜。口号声、脚步声、人声……一直不断，近天亮时，声音安静了！鲍老师先跑回学校“侦察”，回来告诉我说校园里一切平静，妻和孩子都好，我决定回去。夜间在河边沙滩和树林里等待和躲藏的其他教师也同我一起回校。我们仍翻墙入校，校园里寂静无人，我悄悄溜进家里躲着，同妻和两个孩子在一起虽感到一种乱世特有的温暖，却又无法预料以后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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