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里当时辛家祥等倒向“红旗”成了“红旗”的头头。“东方红”红卫兵指挥部的头头名叫匡军民，是个高三学生。匡军民狂妄自大，整天背个帆布大挎包，里边装的全是语录本、毛选、笔记本一类东西，他常召集教职工站着听他训话。教职员组织的“教工队”里，不乏拍马能手，常当面阿谀匡军民，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你这红卫兵小将了不起！你往哪里奔，我们就往哪里跑！”教职员成立的“教工队”，也戴红卫兵袖章，但都是带胡子的红卫兵。说实话，我也羡慕能戴上个红袖章，因为那样至少可以算是“革命”的，可以保护我的妻和孩子，这当然是卑微可怜的愿望！由隋呼、黄永华、章若水（历史教师）、郁伯诚（数学教师）等任“教工队”的“服务员”。但教职员中，也分两种观点：一种“七大”，一种“五大”。当初“保皇”的一些教师，多数均是“七大”观点。其实，所谓“观点”，是七天七夜也扯不清的羊肠子。只是，当时省里出了个王效禹。此人原是青岛的一个副市长，一下子得到赏识（先是毛主席在一次批示里提到他进行表扬，然后是王的老婆姓刘，同江青挂上了钩。王又得到康生的赏识），造反到济南一下子成了省革委的第一主任，又成了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外加山东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的第一组长，于是号称“四个第一”，威势赫赫的灼手可热了！此人完全秉承江青、康生等的意旨办事，连军区司令员都得受他的气，据说司令员杨得志一次要去见他竟在传达室等了一个多小时。“五大”是同王效禹挂上钩的，“七大”则反对王的一些做法与言论，给王效禹起了个“王二麻子”的绰号。他们得到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的支持，胆也就壮了。参加“五大”的或“七大”的人，其实有的并无什么明确的观点。比如“五大”，有些人只是因为信任了王效禹的“四个第一”，认为他是“中央”支持的，信任他没错。又如我们学校里，“东方红”红卫兵占的人数多，权也由他们在掌。你既隶属这个单位，当然必须听从“东方红”的指挥。所以像我和妻，其实对什么“观点”既不明确，也无兴趣，却不能不在“东方红”的威势下听从命令，他让开会就开会，他命令游行就游行，可悲也就在此。匡军民背着个大挎包，训话时，常爱救世主般地向我们说：“你们这些人，过去专搞封、资、修，你们要好好改造！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要紧跟毛主席干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至于我，我觉得我不错，我是贫农出身，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现在领导你们，我觉得我比你们强！谁如果认为他比我强，我可以把位置让给他！你们说，谁比我强？比我强的站出来！”这种话，他常说，仿佛他就是“老子天下第一”，“最最革命”的人了！当然，教职员们时刻怕被揪，当面只好承认他比谁都“强”，其他一句也不敢吭。
当时，就是这种情况，刚游行庆祝了“红色新政权”成立不久，形势就起了大变化。
最先出现的是一张“五大”观点的由“东方红”红卫兵中的头头沈小兵贴出的引人注目的大字报，题为《提着脑袋呐喊》。沈小兵这时已离开中学被结合到地革委里做常委了！这张大字报中心是地区必须大乱！还乱得很不够！并指出：地区有“拿枪的刘邓路线”，“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怕流血掉脑袋”！这张轰动吓人的大字报，矛头针对解放军的大字报，贴出后马上在L市及周围各县引起大轰动，并被迅速传抄、张贴，十三个县都立刻波及。中学里的大墙上自然也贴出了沈小兵的大字报——《提着脑袋呐喊》，并且迅即形成了大辩论。一派的观点是热烈拥护，拍手叫好，一派的观点是主张不能再大乱，不能反军，批判沈小兵的错误。实际上，在前面一派的人中也有持后面一种观点的。我和妻认为乱不得，更不能反军，只是被人统治着无法表达也不敢表达而已。
据说，沈小兵写这张耸人听闻的大字报并非他自己想出来的。他是到省城去了一趟回来写的，内容基本是抄人家的大字报的。当时，省里也是分成两种观点。沈小兵同王效禹这条线上的人接触后，回来就写了这张大字报。
此时，全国各地也都有类似情况发生。例如江苏、南京的红卫兵和造反组织分成两派。一是“好派”，一是“屁派”。“好派”者，主张“新生的革委会好得很”，“屁派”则说：“好个屁！”徐州的红卫兵和造反组织也分成两派，一派是“好派”，一派是“踢派”。“好派”认为“新的红色政权好得很”，“踢派”主张“将新的红色政权踢掉”闹革命。实际，“屁派”与“踢派”与我们这儿的“五大联司”是同观点；“好派”与“七大联司”同观点。后来他们之间互相也形成联系与呼应。
形势急转直下这样发展，引起我极大的忧虑。当时，为什么建了“红色新政权”又要使“天下大乱、特乱，乱深、乱透”，将它“踢烂”、“砸烂”？我实在弄不明白。千思万想，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认为敌对的势力远未清除干净，还未彻底打倒。江青之流既要进一步置刘少奇、彭德怀等于死地，要把许许多多想打倒的人打倒，也要进一步使他们暗中指挥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得到开展，好达到清洗军队干部的目的。
沈小兵《提着脑袋呐喊》的大字报确实引起了大乱。在人心惶惶时，可以使人预测到“文革”还遥遥无期。中学这时布满杀气。“东方红”与“红旗”公开对垒，在校园中常常一伙一伙面对面地展开吵架似的大辩论，几乎到要挥拳猛击、剑拔弩张的地步。据说外面街上连夜间也常常人群拥集，两派的人吵架似的到处疯狂辩论，吵得不可开交。我和妻互相告诫：都别上街！免得惹事。形势如此，军区和省军区一连发了四个通告，反对再乱。于是拥护和反对“四个通告”，成了辩论的中心。“五大”反“通告”，“七大”拥护“通告”。
我在学校军宣队领导下的报道组工作，一心不问外边的事，正奉命埋头写篇报道，报道军宣队入校后抓复课闹革命的新气象。谁知，一天中午，军宣队忽然紧急撤退了！并不是自愿撤退的，而是被“东方红”红卫兵驱逐走的。这一驱逐，“东方红”红卫兵与教工队联合成了学校的主宰。军宣队与“红旗”红卫兵全部被赶出学校，学校大权由匡军民、汪兵、诸怀等红卫兵头头及教工队的杨忠明（语文教师）、许辛成（政治教师）、徐庆林（政治教师）及隋呼、黄永华等人掌握。
军宣队是很不错的。吕营长临走叹着气摇头对我说：“没办法！这些红卫兵也不好好学习！你是干部，我们走了！你一切保重！”我是个毫不足轻重的人了！能怎么保重呢？我处在一个身不由己的地位！脸上对他苦笑笑，心里是酸酸的。
看来天下还要大乱，“文革”还要继续进行。以后会怎么？谁知道！我深自警惕，谨小慎微，唯恐惹祸，心怀压抑。
教工队在军宣队撤走后，召集教职员工开会突然宣布，要翟任余和我一同参加教工队的“锷未残”小组。并吸收我参加教工队，可戴红袖章。“锷未残”小组，名字来自毛泽东同志的一首词中的“刺破青天锷未残”一句，此时已有徐庆林、隋呼、黄永华等成员。当时已出大字报拥护沈小兵的《提着脑袋呐喊》，并写了十分尖锐的造反性极强的把矛头针对部队的大字报在校内外张贴，影响很大，他们可能是看中我会动笔，但我接受了参加教工队，却当场站起来坚决拒绝了参加“锷未残”小组。我不敢说他们不对，但我自忖是个干部，我内心反对把矛头针对解放军，更反对大乱，我又不愿惹事给自己招麻烦。我说：“我觉悟低、身体不好，请求让我到图书馆帮助妻整理那些全部被乱堆乱放胡乱丢弃的图书。”在图书堆里，红卫兵屙了屎撒了尿。又脏又乱，妻给图书重新编号上架，工作量很大。他们总算答应了我的要求，但让我参加编贴宣传栏的工作。宣传栏就是大批判栏。内容是贴满“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将一些传单和报上的批判文章（当然是批判刘少奇同志等的）摘录编成一版，抄好后张贴出去。一般一个月换一次。
有了这些事干，我每日在高音喇叭的广播声中，缩在图书馆里同妻及另外几个逍遥派的教职员一同整理图书，间或奉命帮助编录摘抄报纸上的大批判文章张贴宣传栏。对刘少奇同志我是尊重的，对批判他，我从来不认为那些批判如何有理。我就不信他是个“坏人”。但我却也随大流编稿批判他。“文革”大乱，我在“乱”中实际也起了乱的小作用。在否定“文革”中，我总觉得也该否定我自己，我参与搞大批判，是追求能过着一种在动荡中自以为比较稳妥而平静的生活，这是可怜的！可怜在我是在特殊情况下，用一种两面派的心态在生活。
每次，“东方红”指挥部下令游行庆祝毛泽东“最新指示”下达时，我和妻都得排在集体队伍里上街去游行。妻对这一切毫无兴趣。除了在图书馆工作，就是干家务，她因所谓出身不好，又去过台湾，教工队不吸收她。只是当时学校里组织了公社，算是仿效“巴黎公社”的组织，她就成了公社社员。她为人善良和蔼，不与人争长短，又从不多言多语，群众关系好，倒是没有人欺侮她，她也只求得安宁就心满意足了。
当时，隋呼、黄永华、翟任余等一些当初受远超“资反路线”迫害的教师，无形中对我有些感情。我是干部，觉得不应介入他们的事，就坚持超然并保持距离，但在两件事上，我找他们帮助，他们都是尽了力的。
首先，是一些所谓“保皇”的教师，如赵冰、汪家坤、宜汇英等，这时处境很苦，红卫兵与教工队均拿他们当“敌人”待。赵冰是位很好也很有能力的教政治的女教师，为人正义。汪家坤出身好，人善良正派，宜汇英是地区副专员徐伯衡之妻，学校的人事干事。平日我们也常交往。此时因既是徐伯衡之妻又曾“保皇”，被孤立。我找了隋呼等，建议他们应该讲政策。以后，就没有人再去欺侮她们或辱骂她们了。而且，他们还吸收赵冰、宜汇英为公社社员，吸收汪家坤参加了教工队。
第二，当时副专员徐伯衡被作为“大叛徒”正在天天挨批斗。徐伯衡分工管文教，实际是位教育家，并非什么大叛徒。但当时对他的批斗是超出常规的凶残。有时将他用绳拴了像牵狗似的牵了走，有时将他押送到其他各县去巡回批斗。每到批斗，戴高帽子、挂大牌子（牌子上写了“大叛徒徐伯衡”字样），那沉重的大木牌是用铅丝拴上挂在颈上的，铅丝深深勒入肉内，晚上不许他回家，关在农业学校的一间“牛棚”中，不给盖被和用蚊帐，也不给枕头，只给两块砖垫在头下。批斗时，燕飞、大弯腰、别烧鸡、喷气式、砸烂狗头（将徐的脑袋往地上砸得咚咚响），什么花样都用，殴打更是难免。他脸上总带着严肃和伤感，似乎老在抑郁地沉思。那条老命能保存下来颇不容易。为这，宜汇英哭着托我向隋呼等说情，说：“何校长，你本来是校长，你讲话，他们也许能听。你无论如何要救救徐伯衡的命，给他想想办法。……”我当时是落难的“校长”，但不能没有同情心和正义感。这些事同隋呼、黄永华等完全无关。但他们认识的一些学生红卫兵可以托人说情，经我请托，他们去做了工作，徐伯衡虽仍遭批斗，但处境得到了些改善。
那一度，接待外调的人不少。只要来外调，就可卜知被调查的人都已出了问题。外调人员满天飞，有些是用公款周游东西南北的。我过去在上海、北京工作过，交游比较广阔，外调的事就接二连三。由于我已解放，不是牛鬼蛇神而是教工队员，外调的人态度都还算比较好。通过与外调人员的谈话，我知道了不少熟人的情况。陕西一个保密厂来的外调人员要我提供大学时的一个同学汪山本的情况和问题，我问起他的情况，外调的人员说：“进监牢了！反正你这辈子见不到他了！”我纳闷，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罪呢？他有什么问题呢？直到“文革”后才知道，他并未进监牢，完全是冤枉被审查。上海来的两个外调人员向我了解一位姓陈的地下党同志的情况。他是上海的一个局级干部，这时成了“大叛徒”。因为他做地下工作时被捕过。我实事求是写了材料，证明他不是叛徒，相反被捕后在狱中表现很好。来调查的人十分不满，但只能把我写的材料带走。从北京来的外调人员来调查我当年的同事们的情况，我也坚持实事求是。类此种种，我写的材料很多，但积蓄了经验，起先是详细地写，后来则简单地写，有时只用短短的二三百字应付，既实事求是，又不使被调查者因多余的一句话或两句话遭受不应有的麻烦。
那年7月，天气炎热，是极不平静的一个月。温度高，造反派互斗的激情也特别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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