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成了有“血债”的“反革命”了？我的大脑里茫茫一片空白，我的天！我怎么成了“五大”的黑后台又要向我讨还血债了呢？真是随心所欲，信口雌黄了！我全身三万六千个毛孔都紧张地张开了！简直糊涂得发晕！
上台来痛哭流涕哀伤愤怒控诉的都是“七大”的群众，主要是外单位的。都在麦克风前控诉他们被“加温”殴打的经历。有的伤了，有的残了！嘶哑的哭诉，刺耳揪心，熠熠的目光，仇恨未消！每个控诉都像响雷，像闪电，对着我而来。我心里一片迷茫，却又像灌满了铅，无比沉重，听着听着，才有点明白了！原来控诉的都是“五大”胜利掌权初期把中学作为“加温厂”时，将外单位的人绑来校中关押殴打的事。这些事我都是以前略有所闻而不知其详的。只听妻说过：那时“七大”的人被“五大”加温，校园里经常响起撕裂人心的惨叫，具体情况毫无所知。可是现在这个“讨还血债”的控诉会却把矛头对着我，岂非荒唐，从何说起呢！？那个阶段，我根本不在学校。自从农校大武斗后，我去了上海，在上海住了很久，现在却想把这些罪行全胡乱栽到我头上，太滑稽太不讲理了！只听到口号声愤怒得像沸水开了锅。台上台下有些人的表情都像要杀死我！我不禁想：此时如果不让我辩护，如果听任台上台下那些人殴打我，打死砸死也是不稀奇的。我心里为这种毫无民主与法制及毫无人权保障的野蛮“文革”悲哀！按捺着心头的气恼与愤怒站在那里。什么控诉和口号我都听不进去了！我觉得面对的是疯子！我自己也要气疯了！
想不到，控诉完毕，陈维光突然对着我吼叫：“快坦白交代你指挥打人的滔天罪行！把瞒天过海的事招出来！”他将我用力推到麦克风前，要我马上交代！
这时的口号声又响彻云霄，要我坦白交代，要向我讨还血债。……
我产生了一种惶悚感，但镇定下来走到麦克风前，高昂着头，掩饰不住内心深处的气愤与愤慨，高声说：“这些事我都不知道！也没参与！那时候，我在上海，不在这儿！我是过了夏天到秋天才回来的。回来时，学校里已经不是加温厂了！”
这事，有人是的确不明真相的，有人却是故意胡搅！我的回答一出来，反响也是各式各样的。有人愤怒地高叫：“揍死他！”有人则感到滑稽，张口笑了，大约在想：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呀！……有一块鸡蛋大的石头从人群中扔到台上来了，但没砸到我！
陈维光制止下面扔石子，他被动了！他也许的确不太了解情况。因为他本来算是远超的“保皇狗”被整得不轻，“五大”又因为他是“七大”观点，也未让他参加教工队。他可能听了厉音玉之流的胡说八道。厉音玉既下死力整了我，总想把我整死最好，不然怕我又被“解放”来报复他。“五大”掌权时，他是如此，现在“七大”掌权，他又想如此，他在陷害人上确是有天才的。这当然挑动得不明真相的陈维光真的把我当作什么有“血债”的黑后台了！这时，陈维光十分被动，却也十分聪明，忽然大声说：“你是后台指挥！手法隐蔽！你别以为你在上海就逃得脱干系！你那是遥控！你在上海遥控指挥！你是加温厂的真正老板！加温厂的黑后台！”
总算这么被他用“遥控”的罪名将我“打倒”了！口号声震天，比土改时斗恶霸地主场面更热烈，我被押下台后，迈着沉甸甸的步伐被放回家去，心里五味俱全，控诉大会到此结束。
实在没法同这种云谲波诡的命运抗争了！
他们究竟是无知呢，还是昧着良心说瞎话？究竟是“演戏”呢，还是拿人死活开玩笑？我一点也弄不清。好的是以后竟没有再提向我讨还血债的事！看来，陈维光等终于明白，他们是拿我开了一场大玩笑，我确与“加温厂”完全无涉。他们自己也是开了场自己的大玩笑。
但我无法克制心里的悲哀。春夜漫长难熬，我常醒来叹息。树在风中摇曳，我听来都似乎在发出轻微的呻吟。我为自己悲哀，也为国家民族悲哀，为这些在“文革”中发疯的闹派性的人悲哀！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悲哀！
门前道路两旁的合欢树又是开花时节了。那些红花的怪味总是又随风吹进屋来，使我闻了难受。我整日闷在家里，很后悔又把两个可爱的孩子从上海接回来。但又想想，妈妈已经去世，孩子势必也不可能留在上海。但现在我处境又更恶劣了，孩子又要受我拖累，遭人歧视、侮辱，我怎么能不深深负疚？
“七大”开始了“冤冤相报”，“高明”地用打“反革命”的方法来对付“五大”。凡“五大”的头头与骨干，都看作是“反军乱军的反革命”，都是“王二麻子”的爪牙。凡“五大”结合的干部，大部都算是“五大”的人，不但不重用，还要整一整。
恰好，上面指示“办学习班”。于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了整人的一种最好最巧妙的形式。那种编织谎言、制造痛苦的大字报、大批判又畅行无阻，成了家常便饭。毛主席要办学习班的本意是要两派“斗私批修”、“大团结”。但我深深体会到：利用上边的话各取所需的手法在此时向顶峰大发展。这对以后许多年都有影响。上边的话可以被下边用来办私货！“令行禁止”是不起作用的了！
“文革”中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究竟逼死整死多少人？无人统计过也无法统计。但那数字从全国来说肯定很大。论理，既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必定是贯彻实事求是精神的地方。其实不是！那是变相的私设公堂，搞逼供信的地方，取伪证的地方。要你承认什么你就得承认什么，不然就不能“毕业”，无限期地整下去。名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被他们挂了羊头卖狗肉，败坏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名声。
“七大”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整“五大”，那是非常策略的，既冠冕堂皇，又整得“五大”彻底垮台。当然，“五大”的派性头头，干的坏事不少，谁也无须为他们辩护。问题是像我这种人，夹在中间倒霉受罪，确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最初，“七大”来了一个工作组到中学，负责人名叫聂英华，原是县里的一个干部，这时是来中学抓“五大”的反革命的。威风凛凛，脸上寒霜厚厚的没有笑容，魄力惊人。来后，找我谈话，也找妻谈话。总而言之，听了不知谁的挑唆，误认为我是“五大”的黑后台，罪恶严重。他对我说：“你反军！曾参加过部队的静坐绝食！你又是加温厂的老板！我们必须打倒你！你要坦白交代！”
聂英华也许粗鲁一些，偏听了有的人提供的错误情况，但他不阴险，还比较实事求是。我对他坦率讲了自己的全部情况，他同我谈了一通，就没兴趣了。因为我没有真正的“罪状”，油水不多。他就转移目标了！
翟任余和黄永华因为是“五大”观点去校外参加工作的，被整得很凶。整他们的大字报上，居然说我是“黑司令”，他俩是我的一文一武两个大将。于是画了一幅大漫画张贴在校园里，中间是我，一边一个站着门神似的文臣翟任余和武将黄永华。他俩天天在学习班里“学习”，老是毕不了业。
匡军民、汪兵是“红卫兵小将”，又都是“脓包”，让他们回家乡“修地球”（种地）去了！学校里不再看到匡军民背个黄色军用大挎包的身影了！也听不到他训话时说“谁比我强的，就站出来，我让他干”了！
教工队的头头们：杨忠明、徐庆林、张若水（历史老师）、郁伯诚（数学老师）、童仑迁（数学教师）、田兆本（物理教师）等，都在学习班里挨整。互相揭发，自我交代。那些好“战友”们，互相为了自己都反目为仇。童仑迁揭发：有一次杨忠明看报时，见到毛主席的一张照片，竟然说：“毛主席怎么挺着肚子格愣着眼呀！”于是，杨忠明顿时有了“反革命罪行”。但杨忠明始终不肯承认有这事，就只好拖在学习班里每天“接受同志们的帮助”，永远毕不了业。
袁先扬本来似乎是“七大”不可信任的干部了，偏偏依赖他的“琉璃蛋”哲学和“不倒翁”的本领。小小检查一下就过了关。“七大”的人说他：“他没啥水平！路线觉悟不高，犯错改了就好！……”他仍嘻嘻哈哈同“七大”的人上上下下打成一片，晚上喝酒把脸喝得红红的睡觉。
远超名义上维持了一把手的地位，只是实际有多大权力，还叫人摸不透。我有时远远看到他一跛一瘸在走路，似乎老在低头想问题，沉默而沉闷，他尽量不在外边露脸。
学习班的逼供信，弄出的全是假材料！真话一句不要，越假越轰动越好。甚至有的人为了争取表现互相勾结捏造出假材料来，或者干脆沿着“七大”主事者的意思顺着竿往上爬。编造出来的假材料漫天飞舞。
比如，有一天我突然又被关押起来。这次关在校园北面后门旁的一排教室中的一间里，离家较远，处于校园偏僻的角落里了。忽又将我押到前边在仪器室里开办的学习班里去了。在那里，面对面地听原来“五大”教工队的头头郁伯诚和田兆本揭发。他们揭发了我在“五大”掌权时期的所谓“反动言行”，居然有时间、有地点，而且两人串通起来互相交叉做证。
我听了，气愤摇头，说：“完全是捏造！”
郁伯诚和田兆本竟一口咬定不放。
当天，我囚禁处门口就有学生来贴对联了，贴的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横批是“揪出黑后台”，我又成了“鳖”了！
于是，我算是关押着隔离审查，不准回家，每天写“交代”。写不出，就只好僵持。常被胡乱提审，人来大声吆喝，“出来！走！”使我每次提审都会想起《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词：“狱警传，似狼嗥，我迈步出监……”好的是这时学校外边到处在办“学习班”，所有“交代材料”各单位之间都在互相串联通气核对。“外调”的人员也在满天飞，我竟没有被外边任何单位任何人或事牵涉，时日久了，事情不弄清也弄清了，只不过就算弄清了他们也不想轻易放你！因为他们要演戏总少不了找个有点名气的大演员呀！
远超被推到前台当了革委会负责人，他好像管事也好像不管事。聂英华在时听任聂英华做主。聂英华走了他仍让“七大”的陈维光等一伙人跳跳蹦蹦。这是因为又上台的老干部，一方面办事顾虑大，心态仍未正常；另一方面因为那些派性的头头陈维光等也不会把全部权力都交给远超。他只能采取这种态度。总的来说，陈维光、燕丘、宿林等人比起“五大”时为非作歹的那伙人要讲点政策。厉音玉、胡绥之、徐庆林等人所实施的殴打和残酷侮辱，在审问我时未再使用。使用是要受到干涉的！
对我的“提审”是三天两头进行的，使我觉得威胁和压迫老在身边轻步潜行。起初，是成立了个专案组，由陈维光负责，加上语文教师张世美、曲荣帆，“提审”我时，突然又要我交代“历史政治问题”，他们可笑地拍着桌上一卷卷宗说：“现在已经查出你把严重历史政治问题隐瞒了，必须立刻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然，我们抛出材料你后悔就晚了！”
怪就怪在我实在不明白他们究竟要搞我什么问题。我坦然回答：“我没有历史政治问题，更没有隐瞒！你们如果掌握了材料，抛出来就是！”
这当然使他们的讹诈失败！
专案组三天就撤销了！
我被关押着，妻被他们弄去住集体女教师宿舍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我揭发妻，又要妻“斗私批修”揭发我。然后把两方面的材料对照起来，看是否一致。妻丢下了晓林和晓亮去学习班，每天由十多岁的晓林给她送饭。她和孩子的情况我当然都是事后知道的。那时，天常下雨。孩子小，姐妹俩住在家里，晓亮总是害怕。妻在学习班里实际是受着监视，看着天像号啕大哭似的下着倾盆大雨，想着我和孩子，心情可想而知。
常有大会在雨后校园潮湿的大操场上举行。广播喇叭一遍遍放着流行的歌曲：“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或者“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向阳花。……”大会都是“七大”愤怒声讨控诉王效禹和“五大”的。倒没有押我去参加，说明他们已认为这同我无关。我关在校园后门旁的教室里，每天由伙房的“七大”观点的工人看守。倒有点优待，每天让屠春给我挑水灌满水瓮，并让他每天给我到伙房打饭送来。开头天天逼我写材料，后来见我写的都不合要求，知道逼也无用，骂我：“你写得又臭又长！可是一点事实也没有！……”干脆什么材料也不要我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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