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党的“九大”在北京召开。这次会上在报纸上发表的照片是这样的：毛主席左边坐的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右边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营垒分明，似乎告诉人们：左边的是“左”派，右边的是右派。但显然左边的是假“左”派，而右边的却是功勋彪炳的在人们心目中一直富有威信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为什么做出如此安排？我百思不得其解。这次会上，毛主席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但又说：“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我的思想是完全跟不上的。读报后，简直不知该喜还是忧。确有“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之感。
革命真难啊！我想：难道这就是革命？我在黯淡的心情下消磨时日。从春到夏，又到初秋，每天打钟。这中间，薛礼得到了解放，但未结合，整天蹲在家里说是身体不好不出来。他的“解放”算是沾了他是党员的光。工宣队说：“无论如何，他是党员！他总该在非党员的何旺之前解放！”他解放后，忽又停止我再去打钟。赵指导员来告诉我：“以后你不要再打钟了！我们要解放你！”
这时已是1969年的深秋了！金风萧瑟，落叶纷纷。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从上一年已经执行。学校里已送走了两批毕业生去到农村的“广阔天地”里。中学里的学生大都送到贫穷的山区县里去。在那里，吃苦固不必说，年轻男女混杂出事的不少，父母都不放心，有的女青年受到农村坏干部侮辱的自然也有。实际上，去的学生多数都是家长再努力设法开后门使之重新回城。“走后门”之风最初泛滥，应说是从这开始的吧？
有部分能去参军的学生兴致比下农村的高，有的甚至做好了争取入党提干的打算。同我熟识的学生这时早不把我当校长看了，所以还坦率地同我交朋友。一个学生真实地告诉我：“到部队后，我打算天天记日记，写学毛著的心得，然后，假装把日记丢失，让连长捡到，准会把我当作好苗子提拔。……”红卫兵经过“文革”的冲杀起伏，从被捧受宠到被贬下放，明白了人情冷暖，知道了红与黑、香与臭，有的竟悟出了这么一种向上爬的窍门了！
那真是苍凉无比的岁月。我不出外打钟了，白天呆呆地坐着看那屋角沾着尘垢的蛛网飘动，通过窗户看日出和日落，看那飘浮在天空上不断变幻的云彩……拿到每一张报纸就连每一个字都要读到……随着悲伤和怅惘的感情反复冲击，我一心等待着“解放”，每当夜晚，看着皎洁的月光幽幽动人，我常常彻夜难眠。但我发现“五大”观点的人很不稳定，也发现工宣队很不稳定，惶惶然，似在要有剧变。
妻与大女儿从外边听到一些传闻，说“七大”要从马陵山杀回来。又说：王效禹这个王二麻子是错了！所以“五大”也是错了！说本地的形势又要像烤烙饼似的翻一个个儿了！这些与我们相干吗？好像并不相干！但却又密切有关！
有一天，公鸡打鸣以后，我在果园那儿遇到工宣队的赵指导员。我不打钟了，但我找了把铁锨自己找点事在干，我在给果树松土。他走过来，我见他面色阴沉气色很坏，心事重重的模样。他问我：“累吗？”我说：“不累！我是自己找点事在干！”他说：“你是干部，觉悟是该高些！”接着忽然对我说：“本来，就要解放你的。可是，现在不可能了！解放你也没有用了！也不能算的！因为‘老七’要从马陵山回来了！你就索性再耐心等等，再接受接受考验吧！你是干部！现在根据我们的了解，你是应当属于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的。我想，你是经得住考验的！”真是谢谢他的表扬，我简直受不了！
什么时候我又被了解为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了呢？我瞠目相对，心思沉沉。说实话，这种“考验”我早经不住啦！但我不知该问些什么，也不知道说些什么。看着他懊丧地走了，我也只能懊丧地扛着铁锨走回家去。西风瑟瑟，心情寥落而凄凉。我像漂泅在海上，又像被悬挂在空中。
果然，“七大”的人旋风似的从马陵山回来了！他们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回来的，队伍浩浩荡荡。学校里原先“七大”观点的人也活跃起来了。像厉音玉，始终像“三代元老”一样。“文革”开始时，很红，“五大”掌权时，他也投靠得很积极。此时，“七大”来了，他打出自己原先本是“七大”战士的招牌，就又红了！胡绥之这时也公开宣称，他是赞同“七大”观点的！厉音玉和胡绥之等抱在一起，活动频繁，走路也趾高气扬了。此外，数学教师陈维光、传达吉隆章及体育教师曹守学等，都像惊蛰过后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虫豸，马上扛出“七大”的旗号，用藏龙卧虎下海出山的姿态占据了几间办公室，俨然要主宰学校的命运了！
此时，在校外城里，“七大”早已夺取权力，接管了各个部门。谢雪山被作为革命英雄似的放着鞭炮从监牢里迎出来了！“五大”的人都变得灰溜溜惶惶不可终日，不知会面临怎样的厄运，据说有的已去北京、省城上访告状。但从“王二麻子”垮台的形势来看（他的老婆刘某本与江青等关系密切，此时已经被捕下狱。王效禹本人后来免去一切职务被囚禁，又被安排到河北，据说在一个养鸡场里养鸡了），通过“打倒王二麻子”，“五大”的被打倒也是肯定无疑的了！
学校里原来属于“红旗”红卫兵的成员又组织起来开始活动。不少人都陆续回到学校来亮相了！厉音玉同他们在一起，他那张紫黑色的老是阴沉着的戴眼镜的脸上露出骄矜和得意。有一天，“红旗”红卫兵接手了广播室。播音员声调昂扬地宣告：“‘五小乌合’已经彻底完蛋！王二麻子罪恶滔天必须清算！我们已经接管广播室！……”但，就在这次广播以后，校园里又看不到“红旗”红卫兵的人了！原来，谢雪山等及时将“红旗”红卫兵等全部集中去地委大楼学习，向他们进行政策教育，不许他们打人报复。这使我深深感到他不愧是老干部，确有政策水平。“五大”凶恶打人是不得人心的，“七大”不如此做，是太对了！我对妻说：“这下好了！我的解放看来不会有问题了！他们讲政策！一定会很快解放我的！”
绝未想到，当派性发作时，政策都是为我所用各取所需而不是真正按政策办事的。“七大”虽禁止打人，却决心要把“五大”的人“打”成“反革命”！这种“打”比那种“打”更加厉害。这是我后来才懂得的！哈哈，用心打人比用拳头打人高明呀！
注释：
[1]“六厂二校”是指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针织总厂、北京化工三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郊木材厂、北京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他们的“清队”经验是上边做了肯定推广的。
十、荒谬故事
1970年的春天，常有惊雷暴雨。每每一个霹雳将天裂成两半，倾盆大雨直落下来。天时和“文革”中人的处境倒似乎十分合拍。但我屋门口的美人蕉却以顽强的生命力经过一冬的严寒，如今又冒出许多新芽来了！这些美人蕉，是我从教师宿舍区移种过来的。从来不去浇水灌溉，听任它自生自长。但每个春天，它却总是强壮地返青发芽，给人一种春天充满蓬勃朝气的遐想和希望。然后，从春到夏，就会开美丽的花，黄的、红的，给人美感，它越长越大，一丛丛的，每过一个冬天就似乎又大了一些密了一些，它似乎给了我一种鼓励和慰藉。花犹如此，人该如何！
每天清晨，广播喇叭总是高放《东方红》唱片，然后是女播音员用本地口音的普通话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再后，总是播放语录，一天就开始了！这样的开头，每天不变，但每天的内容，却常常是变化莫测的。
“文革”的特点之一，就是任何人都无法料定自己什么时候会有大祸临头。而且，好像快要平安无事了却又突然降下更大的奇祸。这种周而复始，常常会重复不断。
对我来说，就是典型的这样。
“五大”掌权时，从未把我看作是他们的臣民。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整我整得要命。“七大”来了，我只以为我会处境有所改善，谁知“七大”来后，却又把我当作“黑手”、“黑后台”，当作“走资派还在走”的“走资派”，整我整得决不亚于“五大”。
当然孙膑在马陵山怎么打败庞涓的，弄不清。但“七大”在马陵山以农村包围城市确是打败了“五大”。学校里“五大”的队伍冰化雪消，没人敢再出头组织人同“七大”抗衡。“七大”的人虽在学校是少数，却树起了大旗，成员有陈维光（数学教师）、燕丘（语文教师）、厉音玉、曹守学、吉龙章、宿林（语文教师）、阮仲华（会计）等。鲍圭远是“七大”观点，但他对“文革”没兴趣，宁可做逍遥派，并不去参加活动。胡绥之和钱学林之流则马上宣布投靠“七大”，参与了活动。原来“五大”掌权的匡军民、杨忠明、徐庆林等像霜打过似的蔫了情绪。在外边工作的黄永华和翟任余等，黯然无声地回到了学校，似在等待“七大”的处置。至于远超、薛礼和袁先扬，这时都躲在家里不出来。在“七大”眼中，袁先扬是“五大”第一个结合的，应属于“五大”的干部，就甩在一边。薛礼是“五大”解放的，但无所作用，“五大”也未结合他，“七大”也不想要。远超虽是“五大”解放结合的，但“七大”中的陈维光等一直是远超的心腹，“七大”的战士们认为远超是老干部、老党员、级别高、有能力，也有威信，就决定把他再抬出来。
中学的形势当然反映了外边的形势。外边“七大”掌权的形势也影响了中学“七大”的行动。做法都是一样的。
那是1970年初春的一个夜晚。我在家里坐着，突然被吉龙章叫到一间大办公室里。“七大”的一伙人都在。燕丘、宿林等态度较好，陈维光、厉音玉则眼睛吐出猫头鹰般的磷光，很凶恶。吉龙章、阮仲华和曹守学采取沉默。陈维光和厉音玉逼我站着“交代罪行”。
我表示无罪行可以交代。
他们则说：“你是‘五大’的黑后台！不然为什么‘五大’的工宣队打算要解放你？”陈维光说：“要把你作为‘五大’的黑手来搞！要把所有‘五大’的教工队员以及红卫兵的所作所为都同你挂起钩来清查！”厉音玉更凶狠地说：“你为国民党树碑立传的事一定要定罪！‘五大’包庇了你！我们一定要打倒你！”他开口成了“智者”，我沉默成了愚者，我真搞不懂！
我心里冒火，眼里烧着火焰，但自己努力克制。我觉得这其实也不能全怪他们。当时由上到下，许许多多单位都是这样搞的。这种搞法成了一种固定的公式，这种公式是从“中央文革”的做法套用来的。
只是对我来说，颇有《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在遭到海难后在无人小岛上孤单生活盼望了二十三年的那个冬天里的情感了！这是那本书里我认为最动人心弦的一章。鲁滨逊天天盼着有人来到岛上救他，这天在沙滩上真的发现了人的脚印！他好高兴啊！但，这不是来救他的人，却是一伙来到岛上的吃人生番！他们在岛上烹煮人肉来吃，离去时留下满地的鲜血、骨头和人肉……
我是如此的失望！我的无边苦难要熬受到哪一天才是尽头呢？……
那夜，他们没有达到目的。我被放回去后，忧心忡忡，知道事情会有发展。我把情况同妻说了。她摇头叹息，说：“真是无端又来大风大浪，真是莫名其妙！真是想不到！……”一连说了三个“真是”！是呀！真是要我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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