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13日至10月31日，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会议认为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各个时期的一系列指示都是正确的。两年来的“文革”成果就在于“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权、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全会还批准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1968年11月2日，各报头版头条套红刊登了全会公报。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吗？我思想上是接受不了的！按常识来说，我也不信的。但我这么一个小干部不信有什么用？刘少奇同志怎么了？当时无法知道。实际他已生病关押，一年后就独自凄惨地病死在开封市人委大楼的一间底层屋子里了。这次党的全会，认为毛主席在“文革”中各个时期的一系列指示都是正确的。这样的决议也使我产生忧虑。天下事最可怕的是无是非，明明错了却坚持说是对的，这就丧失了改正错误的机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文革”再坚持错下去。将会伊于胡底呢？唯心的德国哲学家施蒂纳（M.Stirner）有句名言：“倘若在我眼中这是正确的，这就是正确的！”我们能这样吗？
大约总算认为我不能算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代理人”吧？有一天，工宣队的赵指导员把我找去谈话，态度很好地说：“我们考虑要解放你，你要好好亮亮相，做触及灵魂的检查！”
但要我把大字报上所谓揭发而胡乱栽在我头上的“罪行”都包揽下来，我实在接受不了。由于一再反复，一再发动贴我的大字报最多，内中夹杂的陷害、污蔑、无中生有、无事生非的种种罪名都有。我由于想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吃的苦头最多。正是由于要解释，不肯胡乱承认，我遭到的殴打侮辱也最多。在“清队”中，有一次，胡绥之组织学生批斗我，他把几个不肯胡乱揭发我的教师划为“保”我的人，说是我的“小爬虫”。他的嗓音总是故意拐个长弯，来增加神秘色彩，挑动学生的偏激情绪。他鼓动学生把英语教师浦茂华揪来，强迫浦茂华绕着我在地上爬了三圈，又要浦茂华立即进行揭发。浦茂华当场表示无可揭发，这本来就是如此。但胡绥之等对他施加了压力，勒令他第二天一定要揭发出“爆炸性材料”来。第二天，又开我的批斗会，果然浦茂华狼狈地站在台上我身边指着我说：“我今天揭发他三个爆炸性材料！第一件，他曾与某某女教师有暧昧关系；第二件，他有个秘密计划，想篡夺校革委的权力；第三件，他家里藏有秘密收发报机！”
强迫人陷害别人，强迫人出卖无辜，这种手法在“文革”中做到最高水平了！我当场自然都摇头不承认，其实在场的人也都知道这全是胡编乱扯的（包括浦茂华本人在内，他也是出于无奈），却仍有人跟着胡绥之发出一片杂乱沉重的“呵呵”声，跟着大叫：“打倒何旺！”我也依然当场遭到一顿殴打与侮辱。
至于厉音玉在《一去不复返的时代》上的纠缠那就更多了！他把这作为致我于死地的利器，坚持以这给我定罪，认为我应当是死罪。但我无论他怎么殴打侮辱又挑动人来武斗，我却一直实事求是不承认，只是如今叫我“亮相”，我怎么办？我能拿出袁先扬的法宝——“琉璃蛋”哲学来吗？
我一夜未睡，忍着寒冷写了一份检讨材料交到工宣队。其实并不实事求是，我说我以前工作做得不好，路线觉悟不高，贯彻了黑线，就是反对了党，反对了社会主义，反对了毛主席。我的目的不外是想通过检讨得到解放。可是材料交去后，赵指导员叫我去办公室。那位戴黄军帽的工宣队任队长跷着二郎腿，声音低沉得像从水底里发出来的，大训了我一顿，说：“你这检讨很不深刻、很不老实，态度很不端正。……”看来，赵指导员与任队长之间在“解放”我的事上有分歧。训了一顿后，任队长把黄军帽往额上一掀，板脸说：“你的检查不是深挖，是搔痒！这样不行，加深认识！重写！你要把你放在三反分子的地位上写，写三反罪行，深刻批判！你现在写的全是放屁！靠放屁别想蒙混过关！”
我肺都气炸了，挨着训，红着脸，心想：你这才是放屁呢！但怎么办呢？
这种放屁的工宣队长当时是相当普遍存在的，任队长可能还不算最坏的。“文革”末期，一个政治笑话说某地有个工宣队长，口头语就是“放屁”，做一次报告，用了几十个“放屁”，结果用得不是地方，有人告他“污蔑了旗手江青同志”，遂被免职回厂劳动。他宣称：“从今我再说放屁就不是人！”但某日有人告诉他：“你知道吗？人背后都叫你‘放屁队长’！”他发火了，大声吼：“放——”说了个“放”字，想起那个“屁”字说不得，马上改口为“放——气”！于是，有人作打油诗讽之曰：“队长开口就放屁，冒犯江青犯大忌，今后不敢说放屁，放屁改口成放气！”
所以，任队长训话后，我明白：我的“解放问题”又搁浅了！
“解放”虽不能实现，但处境确有改善。从那以后，批斗既已停止。我就像一个敲钟的校工了！我倒宁愿如此：“做校工，来打钟，不用脑，不怕揪！”我同妻商量，做校工比做校长安全得多，决定让晓林和晓亮从上海回来团聚。我们太想两个可怜的孩子，两个孩子也太想我们了！
我的心常悬在遥远的地方，我的心也老是像浸泡在冰水里一样发颤。两个孩子在上海的处境是十分可怜的。当时，在上海一所女中教外语的大妹受冲击，哥哥和三妹夫也受冲击，我又如此倒霉，妈妈心情极坏。她本是极其爱护子女懂得做人之道的老人，此时身体不好，精神痛苦，对晓林、晓亮也就不那么喜欢。晓林在上海，等于给大妹做带孩子的小保姆了，整日抱着大妹的胖女孩，而吃穿并未受到同等待遇。我们每月几乎把全部工资汇寄上海，那钱其实足够两个孩子用而绰绰有余的，却并未花在孩子头上。晓林个性强，不懂事的大妹还常在妈面前挑弄妈妈生气，有时少不了会打一顿晓林。虽然二妹对晓林姐妹较好，但也无济于事。这使我们深深感到孩子如果没有自己的亲身父母，实在可怜。所以，这时我就去信上海，减轻妈妈的劳累，让晓林带晓亮回来。
那是1968年12月5日，可爱的俩姐妹一同回到亲爱的父母身边。见到两个孩子，我和妻又喜又悲。喜的是一家人终于在苦难中又团聚了。回首前尘，如同一场噩梦。悲的是，我的心似乎已经化为灰烬，我始终仍未解放。两个孩子看到爸妈都苍老了，而我们看到的两个孩子呢？活泼的晓林因为年岁小，给大妹抱一个胖得异常的女儿，长期下来，背也驼了，胸也凹了，而娴静的晓亮瘦得可怜，脸色也不好。
晓亮能说一口纯粹的上海话了！从孩子们口中，知道妈妈脾气很大，而且身体不适，对妈妈的脾气大，我们能体谅。她的心情不好还是由于我和哥哥及大妹等受到冲击，而且，她挑的担子也太重。要管一家人的伙食，要带大妹和我们的孩子。她太劳累，体力和精神都支撑不住过度的负荷。妈妈在新中国成立前掩护过、搭救过党的地下工作者，为党保存过文件、房契等物件，但“文革”中，掩护过的地下党员忽然变成了“叛徒”遭揪，外调的人因妈妈坚持实事求是常找妈妈的麻烦。妈妈却一概顶撞，里弄中有些人极“左”而又无知，闲言碎语加上歧视和欺侮，妈妈个性强受不了人家的气，自然常常发火。对妈妈身体不适，我未曾太多留意。其实，妈妈此时已经患了肝癌，只是未曾大爆发而已。
妈妈后来在上海家中病倒了！病倒后她的好友邱家珍阿姨，本是医生，出于好心替她注射进口的B12针剂。其实此时妈妈既是肝癌，不能注射这种针药的。结果竟在1969年2月1日病逝。
妈妈病逝时，大妹和二妹均在机关，不在家中。家中仅有保姆阿朱阿姨在侧。在大学中任教、对德国文学深有研究的三妹闻知妈妈病危，从北京坐火车赶回上海家中探视，其他子女均因“文革”无法回去。三妹坐的火车因大雪误点，到家里妈妈已经去世。她见妈妈头发已全部变得雪白。妈妈心中燥热，自己用剪刀剪短了头发。房里阳台的立地玻璃窗门大开着，那是妈妈死前要求开门让她呼吸点冷空气的。她一定憋得太凶了！房里桌上放着用大玻璃瓶装着的白雪，是妈妈叫舀了放在那里给她看的。她心里一定火烧火辣。妈妈因肝癌太疼，死前服用了麻醉性止疼药物，故死时宛如入梦，一句遗言也未留下，默默而去。
三妹寄到中学给我的报丧信，是由工宣队拆阅后交给妻的。当时我心情恶劣，处境不好，妻怕我得知噩耗后受不了，将信藏着，是在妈妈逝世后第七十六天才告诉我的。那还是因为我的在新疆工作的大侄女来信，信上提到了她祖母的死，信件到了我手中，妻才苍白着脸心酸地告知真相并将三妹的报丧信给我看了。母亲像一盏残破的灯，终于耗尽灯油般地熄灭了，我当时热血狂卷，五脏六腑似被人掏走，只剩下一副空空骨架，那天下雨，雨哗哗地泻下屋檐，我呻吟着痛哭，泪水无法抑止。
妈妈是个爱国者，新中国成立前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思想进步。她是抱着怨恨、抱着对子女的爱、抱着对“文革”的憎恶与不理解去世的。死前未留遗言，死后未留遗书。她是无话可说了吗？啊！啊！想起她的死，我如万箭穿身、百忧攻心，我能不归罪于这场万恶的“文革”吗？
曾经爱过，才知道失去了妈妈是多么痛苦；曾经被爱，才知道妈妈给我的养育多么值得珍惜。
1969年的春天，我是在无限悲伤中度过的。虽又一家团圆，仍无一点高兴。这日子，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虚飘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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