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公审”、“公判”，主观的因素起作用。逼供信横行无阻，当事人无法为自己辩护，也无人敢为他辩护，派性又大发作，是无法谈到公正的。“反对毛主席”和“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旗手江青”或“为刘少奇翻案”，全可处死刑。何谓“反对”？有人诬告可以扣上“反对”，说一句怀疑的话也可说是“反对”，界限不清，无限上纲，人命不如蝼蚁，并非夸张之辞。“文革”高潮中，中国变成了“无法官、无法律、无检察官、无辩护人”的“四无”国家，因为“公检法”全砸烂了，检察院与法院全部瘫痪，公安机关则被造反派接管。于是，抓人、杀人实际都可以随心所欲，法制本来就很不健全，此时就根本沦丧了！
每次开“镇反”大会，我们这批人就都得押去“受教育”。目的是使我们害怕、受到威慑。我老是想不通：革命干部为什么突然会拿来当反革命对待？如果心脏病严重的人，押去开野蛮的“镇反”大会，很容易被吓死。其中还有“七大”的头头常常“陪绑”。例如谢雪山，就曾绑去与死刑犯一同“陪斩”。事先也不告诉他是“陪斩”，把他与死刑犯放到一起，跪在那里开枪打死了他身边的死刑犯，再把他半死不活地拖起来拉回监牢。谢雪山做地委机关党委书记时，我认识。经历过“五大”的殴打与这种野蛮的“陪斩”迫害后，身体垮了，人的相貌变了，因大量服用激素治病成了一个虚胖黄肿的人。他后来一直是“七大”的头头，“四人帮”垮台后，作为派性头头处理！未得善终，其实也是一本糊涂账，未必十分公允。
开“镇反大会”时，犯人均押在台上站着或跪着。有的“犯人”实际是对立派别不同观点的人。枪毙人纯粹是为了起镇压对立面的作用。有一次，枪毙的是些监狱中关押了多年的国民党时期的县长、汪伪时期的伪军中队长等。这些人本来未判死罪，这时也许因为要开镇反大会，要借他们的性命一用，就即改成死刑犯，立即执行。一次，判死刑的是杀人犯，除有的刑事犯罪分子外，也有“七大”的小头头在武斗中有杀人行为的。这些犯人游街时，身上五花大绑，打的是一种活结，只要用力一拉，就能将犯人捆勒得透不过气来。
犯人游街后，一般都拉到大沙河边附近的沙滩地上枪决。枪毙了的人一般向家属收子弹费但不准家属收尸。派性作祟，加上封建意识愚昧，像鲁迅小说中写的用人血蘸馒头的固然有，像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写的挖出人心吃的也有。竟没有人禁止惩罚。兽性的发展和产生当然不是偶然的！
我无法懂得历史的玄机、生活的深奥，只是觉得十分愁苦。生活是如此的凄凉，如此的窝囊，又如此的寂寞。静下来时，天籁之声令人浮想联翩，却又无法像僧人坐禅入定那样超脱，有的只是对未来的渺茫与对现实的惶惑。于是，总是更加苦闷。
有一天，突然有一只小麻雀飞到我的屋里。它太小了，嘴上带着黄唇，羽毛未丰。被我关上门窗逮住以后，我与妻就喂养了它。是出于怜悯，也是出于无聊。我们也不用绳拴它或用笼子囚它。只是亲切地喂它东西吃，轻轻抚摸它的羽毛，使它感到我们可亲而不会伤害它。麻雀很有灵性，竟家养了，驯顺得很。我们家中没有来客干扰，它也得到了一块宁静的天地。它同我和妻都熟了，一点不怕我们。平时会飞到我的手上，尾巴一翘栖落在掌心上来啄食。只要我“嘘”的一吹口哨，它就展翅一滑飞到我身上或掌上来栖息，毫不害怕。如果开了门放它飞出去。它振翅在外边飞绕了一圈竟又会飞回来。自从有了它，那些日子它就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点点乐趣。我有了个“鸟朋友”！我同麻雀做朋友了！从它身上我竟能体会到一点从人世中得不到的情和味。
可是，不幸得很，有一天，来了几个红卫兵，发现了我的这个“秘密”。其中的一个竟十分有兴趣地硬要将小麻雀讨了去。我最初不肯，但见他们自己要动手，最后只好答应，仅提出了一个条件：一定要好好喂养它。
那红卫兵是个初中学生，很干脆地一口应诺：“当然！我一定好好养它！”我十分舍不得地看着他把小麻雀带走了。当然是用一根麻线拴着走的，小麻雀被夺走后，我和妻心里都空落落的，像少了样什么重要东西！
几天后，我就得知，那只麻雀已经被它的新主人烧着吃了！
这使我和妻很久心里都难过。无聊而灰暗的岁月哟！对小生灵毫无爱心的那个红卫兵哟！我们在当时又失去了那么一点点偶尔获得的可怜的生活乐趣。掠夺者何其残酷！
有一天，妻从街上买菜回来，带来了一只可爱的母鸡，深黄柔软的羽毛，黑花的尾巴，通红的雌冠。我明白：妻是要用这只母鸡来代替那只麻雀，找回一点失落了的情趣。我们将它喂养在门前的苹果树下。这鸡不但长得美丽，也通人性。每到天黑，就会自己来敲门，要进屋来过夜。啄门声“啄——啄——”、“啄——啄”很有趣。使我感到鸡比那些凶恶横暴的人要高一筹。可惜，一天，鸡也不见了，也许是被红卫兵中的“时迁”偷偷宰了吃了吧？在那种年月，人命低贱，何况一只鸡！但那只美丽的母鸡的形象，迄今仍在我的脑海中清晰存留。
大约是1968年秋末冬初，天已寒冷。急骤尖锐的风呼啸吹过，带着凄厉怒恨。残破的大字报被风刮得七零八落。校园里显得十分冷落，人都猫在屋里不大出来时，远超突然福星高照，被工宣队“解放”了！
工宣队认为他“叛徒”的事不能成立，而且认为他这个老干部确实比袁先扬能力要强，在群众中原来威信也高。再说，工宣队入校以后总不能毫无成绩呀。于是，他们要远超亮相，叫他作一次“触及灵魂”的检查。所谓“触及灵魂”的检查，就是将揭发出来的他的“三反”罪行，全部包下来。这点，早先远超思想是不通的。过去，他对袁先扬居然大包大揽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反革命罪行”等等大惑不解，甚至鄙夷其为人。可是如今，当已经受了“九蒸九晒”，说要解放他了，他怎么能舍得放弃这种机会呢？好在这场“文革”怪就怪在这里，凡不承认是“三反”的干部，都要不断挨斗挨打，凡是勇于承认“三反”的反而每每解放得早。所以，远超的“亮相”，我并不觉得奇怪。
忽然间，“远超同志的解放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由工宣队署名的大字标语贴满校园。远超不但解放，而且一下子就进了校革委，成了名次排列于袁先扬之上的革命老干部了！
解放远超我认为是对的，结合他，名列袁先扬之上，也是对的。但远超解放了，我未解放，我心里一片霜雪，思想很复杂。我认为我并无问题，也早应解放，我找工宣队姓任的队长谈话，说：“我觉得我也该解放了！”他蔑视地朝我看看，说：“你不行！你得好好改造！”我说：“改造到哪一天呢？”他说：“改造是无止境的！你急也无用！”我只好生气地回来。我内心认为这个阶段与远超成了“患难之交”，互相了解也增进了。他现在解放了，看来以后又要上台当学校的书记，他理应很快会解放我。但我也有顾虑：人心可怕，远超解放了，他会不会产生反复，又来报复我？谁知道呢？谁能说呢？卑鄙的心理又出现了！我真希望：我不解放他也别解放！他一解放，我实在太孤立了！
我仍在劳动，也仍在叫我写检查，老说不深刻，老说还有未检查到的地方。回顾往事，我最多的写作时间和精力都是献给了“文革”的。一是毁了一百几十万字的书稿，一是写了不知多少无用的检查、交代和自我批判。加起来出几本厚厚的书是决无问题的。
批斗终于因为实在无味而停止了！而且红卫兵从1969年1月，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中学毕业生在统一安排下正在开始“上山下乡”、“到农村广阔天地中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无暇顾及什么“斗批改”了！红卫兵是“天兵天将”，被尊称为“小将”，一度娇纵得他们什么事都敢干，但在使用“小将”打倒那些要打倒的人后，终于他们也要到“广阔天地”里去了！当时最流行的最高指示，也是有些小将们最怕听的最高指示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中学生里，除了掌权的如匡军民等极少数人留了下来，毕业了的学生都带着悲壮色彩，在一种被强制遣送的沉重心情下去“天高任鸟飞”了！年轻人看生活就像彩虹那样，总以为绚丽的就是真实的。其实，错了！不少红卫兵当时逐渐已对“文革”中的种种骇人听闻现象反感，对派性斗争厌倦。他们未必不想早点恢复正常学习生活，可是去哪里呢？他们没有学到多少科学文化知识，他们离开家、离开学校被敲锣打鼓送去上山下乡了！见到大批红卫兵有的斗志昂扬戴着红花，有的黯然神伤悲悲戚戚，一同走向艰苦的农村，我却似乎也能体会到他们的欢乐与痛苦了！
我的劳动情况有所改善。程金声忽然先叫我参加看守果园，后来又叫我打钟，这都属于“高等劳动”，同打扫厕所、去远处拉煤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既不累又不脏，实际并非劳动，也可不出汗。
看守果园比较清闲悠然。我带一杯水一只藤椅坐在果园里。苹果和梨熟后，夜里也要看守。没有外人来偷，来偷的只是学生，果园里夜间常有群狗跑来撕咬聚会。我很怕狗咬人，只好带根棍棒防身。每每守夜到天明，才带着倦意回家睡觉。
果子收摘后就改为打钟，打钟本是由六十岁的老传达郑仲三干的。一天打二十四遍钟，包括早上的起床钟与晚上的熄灯钟。每节课是四十分钟，打上课钟与下课钟。上午上课前与下午上课前各有一遍预备钟。此外，就是早、中、晚三遍吃饭钟。钟声是有区分的。起床、熄灯及吃饭连打四下；上课三下，下课两下。我历来做事总是认真负责成了习惯的。起早睡晚打钟时，为了准确，用一只钟和一只表，又对着无线电上的时辰校正时间，这当然十分准确。中学钟架上的那只大钟，是解放战争时期留下的废炮弹壳。“当当”一敲，远处也听得清。我做了打油诗说：“我为革命来打钟，起早睡晚也轻松……”其实，心里沉重并不轻松，这是阿Q精神而已。从那开始，我打了约两三年的钟，一直在对我进行劳动惩罚。附近的部队医院、烈士陵园、木材加工厂、师范附小、干扰台、地区医院、运输公司等等，都知道中学里我打的钟最准。有的干脆用我的钟声来对表。于是后来出现了一句歇后语——“何校长打钟——准！”
自从打钟以后，使我同别的牛鬼蛇神又有了些“区别”，他们仍在劳动。屠春是有专门技术的，会果树栽培、剪枝及接种等，就干他的技术活，徐大杰等仍在继续由程金声支派着劳动，干所有的杂活。我同他们不放在一起劳动，虽然是故意做出的“区别”。我的卑鄙心理又来了，能不同他们一起劳动，我感到高兴，感到一种卑微的自豪。其实，他们在“文革”中又有什么罪呢？他们自从我到这学校做校长后，从未干过坏事，只做出过贡献，这我是心里明白的！但我却宁愿同他们有“区别”。“区别”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我是体会得很深的。党内党外有区别，党内同志间也有区别，党外群众间也有区别。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有区别，知识高的和知识低的有区别（这倒不是知识分子高的占便宜，不，恰巧相反），有问题同无问题的有区别。总之，我是处在比屠春等高的区别地位上了！这使我暗自有点高兴。那种卑微的感情如同沉船时抢着离开沉船抱上一块木板，不甘心做最后离开沉船的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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