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说，怪下边是不公平的！这是上边让这样搞的，你不搞也不行！你如果右了当然不行，不极“左”也不行！
他这也许就是向我解释为什么“文革”之初，他要那么搞我的原因吧，能说他的话不对吗？我哑口无言，想得却很多。
我们一边挨批斗，一边劳改，当时的劳动，除了翻地外，主要是制造“颗粒肥料”。学校里师生员工及家属人多，所以厕所中的大粪很多，从十六七个厕所里将粪便挖出来后堆在东南角一大片空地上。我们的任务就是先将粪便堆积起来，挖土盖上封闭，使它内部发酵，然后启封，将粪便与细土拌和搅匀，然后就成为颗粒施到地里。粪便臭，干久了却也不闻其臭了！臭的好处是造反派和红卫兵都少来光顾，我们遂得到了自由。
中学里有一百几十亩地的校园，有大片桃林、梨林、苹果林，还有些菜地，都要上肥料，我们不但被利用来制肥，还要施肥。
书记、校长、教师、职员十几个人，大家干活时，各想各的心思。粪便既臭又脏，有的还是稀的，颜色则红黄绿黑都有。细菌病毒有多少就不堪想象了。鞋底上常常踩满粪便，衣服上常带粪味。红卫兵说：“你们这些家伙过惯了剥削生活，就该这么改造改造！”又特别指指我：“你篡夺校长的领导权，拿高工资，更应当这么改造！”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我过的怎么是剥削生活？好在无可理喻的事太多，何必认真，听了沉默就是。“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是“文革”中的一种表现上的特点。没有谁去多计较的。红卫兵用本地腔的普通话难听地在休息时间带着我们远远离开粪场去学语录。他念一句让我们跟着念一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他总把“反对”念成“反帝”，把“拥护”念成“掩护”。他又常带着念这样一段：“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他总把“物质”念成“无耻”，把“精神”念成“谨慎”。当他念到“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又总是把“情绪”念成“谦虚”。毛主席的语录应当学，但说来有趣，红卫兵用这种乱七八糟的读法领读，越学我就似乎有点明白又更糊涂了！
所谓“六厂二校”经验，好像有那么一点要给知识分子放一条生路的意思，可是在我印象中留下的却是彻底、干净、全面地迫害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它把“文革”中被打倒的各级干部子女名之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知识分子，用施舍乞丐的态度给予一条所谓“发挥一技之长”的“给出路”的政策，但还规定必须要在“批倒、批透、批臭、批深”之后才能给“出路”。是否想到没有知识分子，尤其没有高级知识分子，这个国家、这个中华民族会变得多么落后、多么愚昧？不放心有思想能思考的知识分子，加以迫害、排斥、打击，其实是最最愚蠢的做法！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同“文革”的摧残知识分子比确实是算不了什么的！秦始皇只不过坑了那么一点儒，焚了那么一点书。而“文革”几乎要整遍中国大陆高级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连续性！那魄力确实大得多，危害也大得多的！
1967年1月初传出过一句名言，认为“右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听来百分之一、二、三，人数自然是很少的。实际拿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百分之一、二、三就是几十个阿尔巴尼亚的人口，就是欧洲好多个小国的人口总和，就比整个南北朝鲜三千里江山的全部人口还多！中国人为什么要遭这样的史无前例的浩劫？
“清队”一直搞得热火朝天。直到1968年10月党的八届扩大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说话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可是，我的体会是抓紧倒是抓了，政策是不讲的！只是从这以后，批斗减少了一些，改为劳改。
我们的劳改仍由程金声出面安排。他靠着手中的权力可以讨好一些红卫兵甚至工宣队，他又是袁先扬的亲信，始终在校革委后勤组工作，成了一个“不倒翁”。他差遣过我独自到较远的南坛去拉土、拉煤，差遣我佝偻着背拉一辆地排车到遥远的河东苗圃去拉树苗。我是地区的一个有名的大知识分子干部，这时成了“最软的柿子”，可以捏了又捏，任凭岁月无情地流逝。他派我去附近的烈士陵园打扫墓园、锄草，派我到苍苍郁郁杨树成林的大沙河边上去拉河沙。离开学校到野外去干这些活，我倒喜欢那点自由。有时我会对着宇宙沉思默想，有时会对大自然心醉神迷。用这排遣心上的痛苦。但有一次，突然又派我去做泥水匠的活，替实验室外边的自来水管子砌一个砖的保护塔。不给新砖，要我在全校范围内拾旧砖，然后要我独自挑水和泥来砌砖塔。那水管本来就有些歪斜。我又没干过泥水匠活。天冷，寒气无声无息地袭来，冻得手和脸都发青发紫，好不容易砌出的砖塔有一人多高，歪歪扭扭地像座古老的“比萨斜塔”，路过的人看了都笑，我也只好陪着苦笑。确实砌得不太像样。当日暮袭来临收工时，砖塔总算勉强砌好了。可是第二天，那“比萨斜塔”就因地心吸力成了“雷峰塔”全部倒塌了！程金声扬起下巴颏儿，龇着牙，用君临天下睥睨四海的神气大摇其头说：“何旺，你不行的！”从此，再没有放手让我再干泥水匠的活，这倒便宜了我。
“样板戏”开始由“文艺旗手”江青搞“京剧革命”推行，一个、两个一直发展到以后的八个：《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龙江颂》《海港》《奇袭白虎团》《杜鹃山》《沙家浜》《红色娘子军》。这时，每当听到《沙家浜》时，我总会想到：那位英勇机智做地下工作的阿庆嫂，如果确有其人今天还活着，她一定是在挨整受审查。我那好动笔头的坏习惯当时使我手痒。真想写一出《沙家浜》的“续集”，写写阿庆嫂在“文革”中受审查变为“叛徒”、“牛鬼蛇神”的遭遇。这当然仅仅是一种滑稽的空想，并不能兑现的。全中国大陆的文艺似乎就只有“样板戏”了！你不听也得听。打开收音机，听得到，外边的广播大喇叭，也听得到。我竟无聊得将样板戏中的有些唱段背得滚瓜烂熟。因为除了“样板戏”，只有那些“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之类的忆苦思甜与进行阶级斗争以及学习毛主席语录的歌曲。只要听到那种带哭声的“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或老一套的《战士爱读“老三篇”》等歌曲，我就宁可选“样板戏”了！无论如何，李玉和一家三代的故事还是能使我激动的。尽管我的心上早已长满了荒草，人是不能没有文化生活、文艺生活的。
林彪、江青之流的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残暴统治、挥舞大棒屠杀摧残了一切革命文艺作品和革命文艺工作者，造成一场浩劫。林彪肉麻地捧江青捧到极点，江青也肉麻地捧林彪捧到极点。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对林彪的印象挺好，但“文革”中林彪“左”得可怕，出了许多歪点子，讲了许多作用十分坏的话，做了许多罪不容诛的坏事，在当时就给人留下了十分恶劣的印象。
林彪讲话有一种特殊的腔调，很怪，他的用词也有一种特殊的方式，很怪。那个时候，从广播大喇叭里听到他的讲话，许多人最初都被他吓一跳！他讲话时，忽快忽慢，拖起长调来拖得很长，声音忽低又忽高，抑扬顿挫毫无规则。学校食堂有个姓陆的厨师，会烧一手好菜，调到市里第三招待所掌勺。一天，听到大喇叭里播林彪的讲话，他说：“呀！这是什么家伙，讲话这么难听！”结果，差点因“恶攻”（恶毒地攻击）副统帅罪逮捕判刑。尽管如此，当时仍悄悄流传着一个政治笑话，表现了人们对林彪的鄙视和蔑视：朱德和陈毅等老帅参加开会时听到林彪正在用他的怪腔怪调大声讲话。陈毅闭眼打瞌睡，忽被林彪的声音惊醒，闭着眼问坐在身旁的朱老总：“是谁在叽哩哇啦乱吼？”朱老总轻蔑地答：“还有谁呗！是一连长！”
这是说，井冈山时林彪仅仅只是一连长，老帅们对他在“文革”中的飞扬跋扈是瞧不起的。
秋风萧瑟，日子过得很快。“文化大革命”像一本深奥的书，我总是读不懂。其他的书我什么也没有！我只好什么书也不看，什么正经事也不干。就是劳动，实际也常常是没事找点事干，为让我们劳动而劳动。有一次，实在没事干了，程金声抽着烟道：“把那片翻过的地再翻一遍吧！”于是，就再翻一遍。人不值钱，何况劳动！
时光像水一样流逝，日子既过得快，又很难打发。说日子难打发，那自然是批斗和阢陧的迫害处境所造成。怀着一颗带伤的心，过的是不正常的非人生活，要想过正常人生活的我，怎么能够忍受？我当时就讽刺幽默地想起了那个“两个海员的故事”。一个老是盼望出发，一个老是盼望到达。而我呢？我是既不能出发，又不能到达！就像那个“卡”字，不上不下。
那段时日，白昼因我思虑太多而变得可怕，梦乡反倒能给我带来慰藉。我总是借着繁重劳动和残酷批斗后的沉沉睡眠摆脱痛苦和辛酸。失眠是常有的，但睡熟的时候就是一种享受。我常在梦魂之中向往着许多美好的景物。只有在梦中，我才有了人的起码的尊严和权利。这就是我尚有生命活力之由来。我想呼吸自由新鲜的空气，想听，想看，想寻觅真的美的善的东西。想甩掉精神和心灵上遭受奸污的痛苦！我在梦里，常常仿佛自己回到了童年时生活过的江南水乡，见到淡蓝色的湖面上，轻舟荡漾，芳草如茵的绿坪，柳丝垂拂；泛着紫金色的青山，野花盛开；湿润的空气里弥漫着松针的香气。……
我常奇怪地想：所幸还不能对梦境实行“全面专政”，还不能取缔人们脑细胞活动的自由，受凌辱的革命者在自己的心田里还可以保持初衷，还可以埋存着他们掠夺不去的信息、理想和希望。要不，所有被这样折磨的人恐怕都会被现实生活的苦难送往九泉去了！
“七大”与“五大”的派性斗争，那种动刀动枪似乎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狂热斗争，始终在激烈进行。有了马陵山游击队，就意味着要有流血的惨剧发生。著名的郯城血案就发生在那个阶段。有十几个马陵山游击队“七大”的战士被“五大”打死。打死后据说暴尸多日，拿尸体打靶，并有挖眼等惨事。仇恨如此之深，真不知仇从何来。
有一夜，城内突起枪声，次日听说城内中心地带邮电局附近来了马陵山的人，结果被打死了一个，其余的跑了。这是“夜袭”，“夜袭”失败，“五大”很高兴。并听说农校有个教师，是“七大”的“坐探”，被逮住打得半死。
冬季开始后，有一天，调防了的那支野战军部队突然徒步拉练回来，来到L市了！这支野战军部队原是因支持“七大”才调走的，如今又来，显然有示威作用，引起了“五大”的恐慌，但也不敢得罪。他们要住在中学的校园里，程金声来给我打招呼：“部队要来了！不许外出！不许接触！”
谁知，当晚就有部队的战士笑脸相向地来敲门，要借鸡蛋和素油。原因是有个部队的首长是回族，要炒鸡蛋给他吃。不借吧！鸡蛋偏偏有几个就放在看得见的地方，油瓶也竖在那里，借吧，禁令怎么办？而且会不会栽赃说你用“糖衣炮弹”拉拢部队？结果，当然借给他们了！第二天一早，部队走了，临走，再三来道谢，用铅桶还了满满一桶酱油来抵偿鸡蛋和素油。不肯收，却硬丢下就走了。所幸这一切未被人看见，没出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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